一、李远哲谈中国文化与教育（论文文献综述）
朱芬[1]（2021）在《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造就人类社会发展与福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背离问题。面对科技发展的双重效应,科技哲学领域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溯源和追问。对科学活动主体的人文精神反思亦成为其中重要一环。以萨顿、斯诺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就深刻意识到,科学危机的本质在于陷入工具理性的陷阱,消除其社会根源的现实出路在于给科学一种“向善”的导引和约束。而这一点不可能由科学自身来完成,需要充分发挥科学家人文精神的作用和功能。研究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有助于揭示科学的人文蕴含和人性意义,增强研究者对人文学科的价值认同,加深和促进包括科研人员在内的普通大众对科学“增进人类福祉”这一崇高使命的理解。另一方面,尽管我国已发展成为科技大国,但国家和人民对于有家国情怀、有温度、顶天立地的科学家的需求没有变化。特别是在当下,随着科技向善、人是目的等主流价值观在各种组织的兴起,科学家人文精神研究更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与使命。研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语义网络分析、扎根理论、对比分析等质性和量化手段,以420位杰出科学家传记和127位中国当代青年科技精英的访谈为分析素材,基于科学家内部视角窥探和提炼了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对于科研创新活动的积极作用,力图揭示科学家科学活动的丰盈影响因素,打破公众对科学家单一的刻板印象,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多元路径参考。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简要分析了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呈现和描述当前中国科学家整体的精神面貌及国内大力倡导和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时代背景,指出研究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既是一种时代需求,也有其现实必要性。其次,对与研究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辨析,并基于国际上代表性学术观点,将科学家人文精神界定为认识层面的人文学科素养、态度层面的科学道德良知和价值层面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第三,对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深厚的人文艺术修养、纯粹的求知和探索动机以及促进人类福祉的普世情怀。同时研究还分析了人文精神在拓宽认知边界、启迪灵性思维、净化创造心境以及唤醒道德良知等方面的积极影响。第四,在文化和时代语境的双重考量下,进一步挖掘当代中国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的内涵和意义。研究发现,当代中国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为报国为民的家国情怀、信实不欺的诚信态度、执着不懈的求索精神、团结合作的协同精神以及兼济天下的奉献意识;并进一步从动力推进、道德约束、境界提升和价值导引四个方面探析了其内在机制。第五,重新思考了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内涵和价值。基于两次实证分析结果,研究从科学活动主体的人性、科学社会功能中的人性、科学文化传统中的人性三个方面论证了“科学家人文精神本质是一种人性关切”的基本观点,并深入分析了其在丰富科学家文化精神追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无用”之用。同时,基于科学家人文精神作用受到客观条件制约以及人文与科学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分析了科学家人文精神促进科技创新的有限性。并探讨了大科学时代的科学家应当如何在追求科学进步和促进人类福祉之间保持平衡和张力。最后,通过辩证分析涵养中国科学家人文精神的现实环境,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和建议。研究的创新在于通过综合实证分析和理论思辨方法,从具体微观的科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并剖析了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内涵及价值。研究的核心结论是:科学家人文精神本质是一种人性关切,在丰盈科学家文化精神追求的同时,帮助科学家跳出旧有范式制约、辩证把握科学的本质规定,从而引导和启发科学家从负责任角度为人类活动提出睿智而中肯的建议。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深远的影响,它使科学家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上位思考也直接关系着科学发现与创造的能力。同时研究也指出应恰如其分地认识科学家人文精神影响的有限性。只有充分认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在促进人类福祉上的相通性和一致性,真正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才能促进科技与社会的实质进步与发展。
郑若玲,庞颖[2]（2019）在《恪守与突破:70年高校考试招生发展的中国道路》文中认为70年来,中国高考以厚重的历史与文化为逻辑起点,以为国为民的责任担当为价值取向,以恪守公平的形式变革为基本底线,以追求科学的内容变革为不懈突破,在演进历程中,有恪守亦有突破,最终形成了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中国模式。中国高考必须要平衡相关主体的权益问题、辨析高考的属性问题、关注教育评价体系及其导向作用、直面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问题。中国高考改革,也要立足中国国情、聚焦中国问题、完善中国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从困境中突围、在改革中发展。
胡逸斌[3]（2019）在《台湾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的影响因素与因应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过去的高等教育政策或是招生政策之相关研究,针对台湾高等教育招生政策之演进与变迁有详尽的探讨与分析,不过其研究的缺口在于偏重理论探讨,或是仅偏向针对单一政策议题或单一时期进行探讨,同时,这些研究已经离现今十年以上,已不符合现况。而且过去研究仅针对某些特定的招生政策或特定的因素进行分析,事实上招生政策和社会的经济发展、就业环境,以及文化背景等多项外在环境因素具有关联性。本研究将针对台湾高等教育与招生相关的政策做一统整的分析与研究,配合台湾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座谈会的进行,透过发放问卷的方式广泛收集专家学者意见,探讨影响台湾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的重要关键因素,检讨尚存在的问题,并且藉由专家学者的意见整合出未来发展的创新模式。本研究透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影响台湾现今的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的关键因素,此研究的创新点与贡献,首先在问卷发放的对象,过去的研究可能仅针对知名的教育家或政策家,即过去的研究对象可能仅针对少数的样本,其样本的代表性可能不足,研究结果可能会出现偏颇。不同于过去的研究,本研究透过教育座谈会的机会,针对到场的所有专家学者进行问卷的发放,除了透过现场纸本的问卷发放之外,同时也将问卷透过网络的方式让更多关心教育的专家学者可以提供其专业的意见,故本研究所收集的意见更广泛,也更贴近现实。本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不同于过去的研究仅透过问卷的量化分析,或是透过访谈的质性分析,本研究在问卷设计方面,除了量化的设计之外,也包含开放式的题项,即在设定特定的题目之下,由受访者回答,故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其内容将会包含量化和质性的分析结果。最后,问卷发放的对象,即座谈会的与会人员,以及参与人员皆是大学招生政策最相关的政策制定者、推动者和参与者,故本研究所提出的观点比起过去的相关研究将更具有创新性。本研究结果指出,台湾的高等教育在招生政策的规划当中,存在许多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解决的问题,使得学校在规划招生政策时无法规避这些问题,包含少子化和高龄化、大专校院数量过剩、大学质量不足学生出走、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脱节、招考制度转型偏离多元入学的精神、法令限制对招生形成障碍等都是目前台湾地区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尚未解决的问题。解决问题的三大部分,包含「配合产业发展及区域发展趋势」,「推动校际个性化分流招生政策、强化质量内容」,「松绑法令制度,推动国内外菁英招生计划」及「回归国教的适性精神,改进招考制度,精进多元入学的招生方式」。经由问卷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影响台湾目前高等教育招生政策,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全球化,其中培养学生的国际观、国际间的教育交流,以及教育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为最主要前三大影响因素;因此,如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为拟定招生政策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由专家学者的回馈意见可以分成三个部份探讨,首先是高等教育扩大海外招生;其次是培养学生国际间的移动能力;最后是配合产业界的国际化趋势。而关键因素的实践经由专题研究,结合专家学者意见,综合集成为三个重要的实践方向,包含「提升国际学生的学习环境」、「营销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的特色」,以及「透过产学合作媒合产业所需要的国际化专业人才」。
徐雪云[4]（2019）在《王尔敏的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文中研究说明王尔敏（1927-）,河南周口市人,当代着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南港学派的代表人之一。研究领域甚广,成果颇丰。王尔敏先生的史学研究中充溢着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从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切入探讨王尔敏先生的史学研究,先生对于郭廷以、沙学浚、刘广京等师长辈们的传统治史方法的继承,对传统史学的高度认可而衍生了民族自信;先生宗仰传统、以单一概念为中心的研究路径、重视非主流、语言表达富有特色,表现了其史学研究的一家风格,突显出在西学冲击下,传统史学日衰、近代史学日盛而产生的史学自觉;先生史料观的理性定位和对史学学科的认识,彰显了其史学旨趣,且号召史学界应该有所担当,形成本国之史学话语体系,从而树立史学自信。通过王尔敏先生史学研究的探讨,进而增进大陆学界对于台湾学界的了解,这也将有益于两岸学术进一步发展。
黄心顶[5]（2019）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破格接待研究》文中提出对等和无差别原则一直是外交外事活动的重要原则。但在近现代外交史中,一国政府官员对另一国来访的人员进行突破行政级别的接见,或者给予高于来访人员行政级别的礼遇也并不罕见。这一破格接待的外交行为是接待方释放重要信号的举措,其背后往往有非常重要或者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因此,依据当时的背景,解读和分析破格接待行为的含义,就显得尤其重要。可以说,破格接待是对外交外事活动中对等和无差别原则的补充。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领导人破格接待外宾的情况也比较多,例如1959年毛主席会见巴西桑巴约州长、1979年邓小平会见美国华盛顿州州长再到2017年习近平会见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州长等等。本文通过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最高领导人破格接待外宾的情况。发现每一个时期领导人对外宾的破格接待均有不同的特点,与这一时期我国的外交任务和领导人人格特点高度相关。本文也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去看到我国领导人破格接待外宾的目的。对于破格接待的产生,本文认为来源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双方在交往领域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二是外宾有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和潜力,三是领导人个人重视。最后,本文再以毛泽东1970年两次破格接待美国记者斯诺为例,分析了破格接待无法发挥作用的可能原因。
朱安远[6]（2019）在《有关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和状元问题的若干史实澄清——兼与陈福季先生商榷（下）》文中研究指明颇具中国特色的科举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中国科举制始于隋唐而止于清末,历经约1300年,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主要是官吏）的一种方法。科举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且影响深远,科举制培育了中国人浓郁的考试文化。状元是科名中的最高荣誉,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状元情结就极为浓厚,致使国人对状元形成了崇拜心理,状元也就成为人们时常谈论的热门话题。梳理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沿革,搜集整理了历代状元情况统计概况并澄清了有关状元方面的若干史实。
冯蒸[7]（2018）在《汉语历史音韵研究近百年的100项新发现（下）》文中指出20世纪的汉语历史音韵研究,在国内外学者的不断努力之下,有了很多新发现与新进展。本文兹将其类分成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音变、方法、资料、音韵学史七类共计100项,以文献论着为基础加以介绍并做简明评述。
陈若萱[8]（2018）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台湾地区的无线电视事业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戒严”时期形成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足鼎立的无线电视格局。“解严”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第四家无线电视公司民视成立,公共电视独立建台并开播。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台湾无线电视的格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党政军”退出三台、媒体改革等成为无线电视媒介在“绿色执政”之后的关键词。本文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主体和中心,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史”的维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采用案例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把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台湾历史现实的产物,并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宏观历史脉络,分析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论”的维度,力求与史结合,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作批判性考察,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历史发展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等因素,研究这三个变量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综合影响;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其变迁轨迹及变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借助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等方法,访谈多名台湾电视媒体业界人士、学界人士和政界人士,并对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五家无线电视台及部分有线电视台进行观察,使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台湾无线电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首先,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创新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其次,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对未来两岸电视媒介发展乃至政策制定有所帮助。本研究力求能为促进“一国两制”的中国新闻事业提供参考,在促进未来两岸电视媒体的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上,增进两岸电视媒体的理解与互信,促进华文电视媒体共同发展。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梳理理论及综述文献,讨论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等。第二章为“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介绍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建立概况,本章梳理了在国民党严格的威权统治之下,以商业运营制度建立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先后成立的过程,分析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三章为“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本章梳理了“戒严”令解除之后,媒体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时,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情况;分析“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四章为“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本章梳理了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民众对所谓民主的需求愈加强烈,台湾无线电视媒介随之发生的变化;分析了“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媒介批判,笔者对每一阶段的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进行总结,得出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类型、各因素的影响模式和变迁全程的路径依赖作用等四条结论,并对政治力量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负面作用进行批判反思。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台湾无线电视的诞生源于政治制度的推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的制度变迁模式表现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行。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发挥交互作用,政治、经济与技术因素是外生性因素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行动者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非正式约束对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产生强大作用,政治、经济等因素常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对实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在选题、研究内容和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首先,本文填补了台湾电视相关研究的空白,采用最新的数据和资料,记录了台湾无线电视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次,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使研究具有较强逻辑性,运用制度制度变迁理论,对史料进行创新性的逻辑思考,是台湾电视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最后,本文通过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化研究方法,获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大陆的台湾研究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的缺陷。
罗发龙[9]（2018）在《参与与影响：1978年以来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今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需要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创新驱动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原始创新的能力和拥有具有创新能力人才的数量。高校在其中起着非常关键作用。中国高等教育虽然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存在较大的差距。在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有大批在学术科技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华人学者。如何利用美国华人学者推动中国高校的体制机制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是本论文探讨的主题。本文基于详实的资料、准确的数据,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纵向与横向相结合,重点分析了四方面的内容:首先梳理了美国华人专业技术人才的历史发展、美国华人学者的现状以及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的互动情况;接着分析了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以及美国华人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影响;再次从美国、中国、个人三个层面总结了影响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互动的原因及回国华人学者发挥作用的原因;最后在前几章的基础上梳理论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我国利用海外华人智力资源的政策建议,建构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互动的理论框架。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美国聚集了数量众多的华人学者,高端人才的数量甚至超过大陆本土,是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智力资源。（2）美国华人学者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高等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理念革新和制度变革上充当破局者,在科学研究上担任急先锋。有些华人学者回国直接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实践,有些华人学者则在美国通过科研合作、短期授课、参加学术会议、作为项目评审专家等方式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3）美国华人学者的回国受到美国、中国以及个人等多方因素的影响。是否回国的核心问题在于华人学者的个人价值是否能实现。虽然中国的科教和生活环境在改进。但相比之下,美国依然是大多数华人学者实现科研理想和满足家庭需求的地方。华人的爱国主义也并非只有通过回国来体现。（4）随着中国科教环境的改善以及科技实力、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吸引了不少华人学者回国,但是回归中国的华人学者数量仍然较少,顶尖华人学者回国人数更加少,回归的华人学者也以兼职为主并保留了在海外机构的职位。（5）归国华人学者要发挥作用,文化上的逆向适应至为关键,建立符合现代学术和科研规律的行政支持和激励机制以及所在机构高层的大力支持有利于他们更好开展工作。美国华人学者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程度取决于美国、中国和个人三方面的因素。其中美国华人学者对个人价值的界定起决定性作用,美国和中国方面的因素只是为美国华人学者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条件。但是美国华人学者的个人价值在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所以他们在不同时期对外在环境的需求也不一样。近年来中国科教学术环境的持续改善对美国华人学者参与中国高等教育始终是一种引力。这种参与不一定要以全职回国为最终目的。因为多种影响因素的叠加决定了美国华人学者参与中国高等教育方式途径的多样性。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引进美国华人学者的方式也可以多样。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由于中美之间在科技领域的竞争,美国政府加大了华人学者与中国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监控力度,甚至对有关华人学者进行指控。如果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的话,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将受到严重的影响,中国政府和高校要对这种情况予以重视。同时,要充分发挥所引进的美国华人学者的作用,必须在微观和实践层面营造符合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规律的环境,并且正确处理好引进人才和本土人才的关系。
王亚军[10]（2018）在《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文中提出本文以台湾地区大学招生制度改革为背景,聚焦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产生、维系和演化的制度变革问题,建构以主流观念为中轴变量,交汇“结构-历史-行为”三维的制度变革模型,透析“推荐甄选”的制度变革事实,厘清其背后的多重逻辑及多重逻辑作用下的制度变革机制,挖掘大学招生制度改革中需要遵守的价值与规律,探索契合大陆地区高考现实的制度改革策略和方法。本文以新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制度结构的深层约束、历史脉络的时序影响、行为者的有限理性选择为核心变量,建构了以历史脉络为中轴,向上关注宏观的制度结构分析,向下观照微观行动者的心理和行为分析,“结构-历史-行为”三维交互的综合分析框架。循此框架展开研究,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二章）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演变的历史系谱呈显。通过对台湾地区大学“联考”制度危机、“推荐甄选”制度新生和“繁星推荐”持续演变的制度发展史实的脉络勾勒,呈现各阶段的制度演进基本内容及制度实施效果评价。第二部分（第三、四、五章）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演变的过程机制探析。运用“结构-历史-行为”三维交互的综合分析框架进行研究,从外部考察正式制度（法律法规）的限制与授权,非正式制度（文化认知）的约束与创造,从内部关注行为者观念学习和利益偏好的选择与影响,同时观照历史事件和时机序列对制度变革的冲击和突破。研究发现（1）从结构视角观之,推荐甄选制度变革非纯然教育理念的逻辑推衍,而是受到社会脉络的左右。教育法规的限制、科举文化的影响、公平观念的引导,三者在教育场域中的相互牵引推动制度变革。（2）从历史视角观之,推荐甄选制度变革是制度环境、历史进程和行动者三者间以一种不完整路径复制和路径选择的适应性演化。传统联招制度的路径依赖、世界潮流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文化变迁、历史偶然事件的外部冲击,三者形成变革路径选择的拉扯张力推动制度变革。（3）从行为视角观之,推荐甄选制度变革不是行动者完全理性设计的产物,也不是纯然自然演进的产品,而是经过权力博弈胜出的知识精英在有限理性指引下的积极行动。多元主体的权力争斗、生理条件的理性限制、制度环境对行动空间和行为模式的结构约束、新兴思想的理念引领,四者合力决定着行动的主体和行动路径推动制度变革。第三部分（第六章）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演变的实现机制透析。建构以主流观念为中轴变量,贯穿制度变革四大阶段,整合历史、结构、行动三维要素,融汇触发-生成-扩散-制度化和反馈四项运行机制的制度变革综合模型。研究发现,在制度变革关系序列中,历史、结构和行动的社会性交合聚焦于“主流观念”的形成。“主流观念”是推动和促成制度变革的关键。主流观念的形成受限于历史的影响、结构的约束和文化的塑造,制度变革路径不是行动者在白纸上天马行空的随意绘制,也不是被历史、制度卷尺规约的笔直线路,而是三者在结构关系中的行动张力。主流观念不直接与制度发生关系,而是依附于行动者,通过行动者将其带入制度空间,与物质要素、权力要素联合,共同推动制度变革。第四部分（第七章）反思和启示。通过回归研究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挖掘“推荐甄选”制度变革事实中潜隐的招生制度改革规律,探索契合大陆地区高考制度改革现况的改革策略和方法。研究发现,大陆地区高考制度改革需要基于“求美”的价值追求,寻找公平选才与科学选才间的多元价值平衡;基于“国家意志主导、专家智库支持、基层民意尊重”的权力协调,建构顶层把控、合理分权、多主体共构的制度变革空间和规则;基于“积极行动、渐进试点、以改促改”的改革方法,采取在积极稳妥的改革行动中纠正制度理性设计与制度实施偏移的行动策略;基于“综合改革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配套实施,突破制度改革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的困难,推动系统全面的制度改革。
二、李远哲谈中国文化与教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远哲谈中国文化与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1）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 |
| 1.1.2 人文精神关乎科学家科学活动的价值向度 |
| 1.1.3 当代中国急需塑造科学人才的人文精神 |
| 1.2 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的研究 |
| 1.2.2人文浸润与科学成就的相关性分析 |
| 1.2.3 人文精神助力科学活动的机理探索 |
| 1.2.4 缺乏结合科学实践的微观实证研究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丰富对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学理性认识 |
| 1.3.2 更深层次理解和推进科技与社会发展 |
| 1.4 研究方法、技术路径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径 |
| 1.4.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科学家人文精神的概念厘清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辨析 |
| 2.1.1 科学家与杰出科学家 |
| 2.1.2 人文与人文精神 |
| 2.1.3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 |
| 2.2 代表性观点 |
| 2.2.1 科学家的人文学养 |
| 2.2.2 科学家的道德良知 |
| 2.2.3 科学家的人类关怀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 人论 |
| 2.3.2 萨顿: 科学人文主义 |
| 2.3.3 劳斯: 科学是一种文化 |
| 第3章 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实证分析 |
| 3.1 基于传记内容的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探索 |
| 3.1.1 杰出科学家的选定 |
| 3.1.2 以学术评传和自传为研究素材 |
| 3.1.3 研究范式的考量 |
| 3.1.4 内容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 |
| 3.1.5 数据处理 |
| 3.2 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主要表现的研究结果 |
| 3.2.1 深厚的人文艺术素养 |
| 3.2.2 纯粹的求知探索动机 |
| 3.2.3 增进人类福祉的宇宙情怀 |
| 3.3 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影响的研究结果 |
| 3.3.1 拓宽认知疆域 |
| 3.3.2 启迪灵性思维 |
| 3.3.3 激发创造动能 |
| 3.3.4 引领价值追求 |
| 3.4 讨论: 人文艺术熏陶让科学家更优秀? |
| 第4章 当代中国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的实证分析 |
| 4.1 基于访谈文本的当代中国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探析 |
| 4.1.1 青年科技精英的选取 |
| 4.1.2 以Wiley人物专访为分析文本 |
| 4.1.3 扎根理论为研究方法 |
| 4.1.4 数据处理 |
| 4.2 中国当代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内涵的研究结果 |
| 4.2.1 报国为民的家国情怀 |
| 4.2.2 信实不欺的诚信态度 |
| 4.2.3 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 |
| 4.2.4 跨界互动的协作精神 |
| 4.2.5 兼济天下的奉献意识 |
| 4.3 中国当代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影响的研究结果 |
| 4.3.1 动力推进 |
| 4.3.2 道德约束 |
| 4.3.3 境界提升 |
| 4.3.4 价值引导 |
| 4.4 讨论 |
| 4.4.1 中国人文的“为道”与西方人文的“为学” |
| 4.4.2 科学家镜像评价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反差 |
| 第5章 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审思 |
| 5.1 科学家人文精神本质是一种人性关切 |
| 5.1.1 科学活动主体的人性 |
| 5.1.2 科学社会职能中的人性 |
| 5.1.3 科学文化传统中的人性 |
| 5.1.4 出发点与落脚点:人 |
| 5.2 科学家人文精神的价值分析 |
| 5.2.1 让科学家“高出”自己 |
| 5.2.2 增进科学活动的上位思考和德性考量 |
| 5.2.3 为科技创新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 |
| 5.2.4 推动人类持续发展和文明进步 |
| 5.3 科学家人文精神积极作用的有限性 |
| 5.3.1 科学家人文精神价值的发挥受到历史与境的影响 |
| 5.3.2 认识论差异决定了人文精神对科学创造作用的有限性 |
| 5.3.3 方法论差异决定了人文精神对科学创造作用的有限性 |
| 5.4 为学还是为道?当代科学家应当具备怎样的人文精神? |
| 5.4.1 当代科学发展的新特征——步入大科学时代 |
| 5.4.2 大科学时代凸显科学家社会责任与伦理道德 |
| 5.4.3 大科学时代科学家还需要“为科学而科学”吗? |
| 5.4.4 追求科学卓越和促进人类福祉在大科学时代不可偏废 |
| 第6章 科学家人文精神培育提升的现实环境及对策建议 |
| 6.1 有利环境 |
| 6.1.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 |
| 6.1.2 科学家精神得到大力弘扬 |
| 6.2 制约因素 |
| 6.2.1 工具理性的蔓延张扬 |
| 6.2.2 重理轻文的教育格局 |
| 6.2.3 科技体制的内在缺陷 |
| 6.2.4 科学家人性形象传播不足 |
| 6.3 培育途径 |
| 6.3.1 注重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早期引导和激发 |
| 6.3.2 重视科学后备人才伦理道德的贯通式培育 |
| 6.3.3 变革教育模式中科学与人文的过度对立 |
| 6.3.4 塑造科学家形象时坚持以人为本 |
| 6.4 提升对策 |
| 6.4.1 鼓励科学家的人文艺术浸润 |
| 6.4.2 增强科学家科研的内在探索动机 |
| 6.4.3 重视良好学术生态的营造与建设 |
| 6.4.4 加大国家层面的呼吁与弘扬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2）恪守与突破:70年高校考试招生发展的中国道路（论文提纲范文）
| 一、70年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中国模式 |
| (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是“早发内生型”高考制度的逻辑起点 |
| (二)为国为民的责任担当是“为国选才”的高考制度的价值取向 |
| (三)恪守公平的形式变革是“受制于人情社会”的高考制度的基本底线 |
| (四)追求科学的内容变革是“甄别拔尖创新型人才”的高考制度的不懈突破 |
| 二、亦守亦破的根本原因 |
| (一)国家的权威性持久不变,高校的主体地位螺旋式上升,民众的监督作用有所增加,核心要义在于百姓对高考公平的无限期待 |
| (二)高考对普通教育的引导作用不变,对高等教育的基础作用逐渐增加,本质原因在于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教育属性 |
| (三)唯“分”是从的招考标准基本不变,考试次数与录取方式发生改变,根本问题在于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 |
| (四)招生规模不断改变,高考的竞争性与高利害性不变,基本矛盾在于优质高等教育的稀缺以及社会对高校分类发展的不认同 |
| 三、中国国情下的高考改革 |
（3）台湾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的影响因素与因应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动机与目的 |
| 1.3 选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
| 1.4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5 研究思路、方法、步骤及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与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名词释义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3 现今台湾高等教育招生制度概述 |
| 3 台湾高等教育招生发展历程与现况 |
| 3.1 台湾高等教育招生发展历程 |
| 3.2 台湾过去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对招生政策之重要影响 |
| 3.3 台湾高等教育招生发展之现况 |
| 4 台湾高等教育招生政策演变及影响因素 |
| 4.1 台湾高等教育招生政策之演变 |
| 4.2 台湾高等教育招生政策之政治影响因素 |
| 4.3 台湾高等教育招生政策之经济影响因素 |
| 4.4 台湾高等教育招生政策之社会人口影响因素 |
| 4.5 台湾高等教育招生政策之教育影响因素 |
| 4.6 台湾高等教育招生政策之全球化影响因素 |
| 5 当前台湾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存在的问题根源分析 |
| 5.1 台湾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关键影响因素调查与分析 |
| 5.2 台湾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关键影响因素的甄别 |
| 5.3 当前台湾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存在问题根源分析结果 |
| 6 国内外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的经验与启示 |
| 6.1 部分国家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概况 |
| 6.2 部分国家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比较 |
| 6.3 部分国家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变迁概况 |
| 6.4 对台湾地区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的启示 |
| 7 台湾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对台湾当局招生政策建议 |
| 7.2 对台湾各大专院校招生政策建议 |
| 7.3 台湾高等教育招生政策之实践方向及创新改革建议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不足之处 |
| 8.3 后续研究计划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附录2 |
| 附录2-1 1991-2017学年度台湾大专校院校数 |
| 附录2-2 1991-2017学年度大专校院学生数 |
| 附录2-3 1991-2017学年度大专校院毕业学生数 |
| 附录2-4 1991-2017年台湾出生人数及入学学年度对照 |
| 附录2-5 台湾大专校院新生注册概况 |
| 附录2-6 台湾大专校院新生注册概况-按学校体系别分类 |
| 附录2-7 台湾大专校院新生注册概况-按公私立别分类 |
| 附录2-8 1991-2017学年度大学院校联招(指考)录取率 |
| 附录2-9 2017学年度大专校院注册率 |
| 附录2-10 历年退场大专校院 |
| 附录2-11 近年来大专校院境外学生在台留学/研习人数 |
| 附录2-12 调查研究问卷 |
（4）王尔敏的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自知而自信：王尔敏传统治史方法的承继 |
| 第一节 王尔敏的史学人生 |
| 第二节 郭廷以专通并重、纵横交关传统研究门径的启迪 |
| 第三节 沙学浚地缘政治学、传统地理学思维的影响 |
| 一、地缘政治学 |
| 二、位置理论 |
| 三、线界价值 |
| 第四节 刘广京传统论题视野的启牖 |
| 一、刘广京学术缘起 |
| 二、刘广京传统论题视野 |
| 第二章 自省而自觉：王尔敏史学研究的一家风格 |
| 第一节 宗仰传统 |
| 一、旁征博引的传统 |
| 二、探究源流的传统 |
| 三、专通并举的传统 |
| 四、严肃治史的传统 |
| 第二节 以概念为中心的研究特点 |
| 一、外交概念 |
| 二、南省自保 |
| 三、“现代化”概念解析 |
| 第三节 独特的史学流派划分方式 |
| 一、传统的史学流派划分 |
| 二、王尔敏的史学流派划分 |
| 第四节 语言表达的特色 |
| 一、自信 |
| 二、飞动 |
| 三、率真 |
| 四、隐晦 |
| 第三章 自觉而自信：建立中国自有的史学方法 |
| 第一节 史学学科的理性认识 |
| 一、史学是推理之科学 |
| 二、史学推理性的原因 |
| 第二节 史料的认识 |
| 一、史料是一种无意的存在 |
| 二、史料学从属于史学 |
| 三、史家是史料的主人 |
| 第三节 知己·知人·知世的史学追求 |
| 一、知己：学者与师者双重角色的自我定位 |
| 二、知人：儒生学者的客观评价 |
| 三、知世：时局的敏感觉知 |
| 余论 |
| 一、继承与创新的辩证性 |
| 二、主流与非主流的相对性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中国最高领导人破格接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已有研究成果 |
| 三、研究方法及路径 |
| 四、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破格接待与对等原则 |
| 第一节 破格接待 |
| 一、什么是破格 |
| 二、破格接待与对等和互惠原则 |
| 三、关于外宾的官方性与非官方性 |
| 第二节 对等而非破格 |
| 第三节 破格接待是否可能转变为惯例？ |
| 一、成为先例的背景—行政级别难以确定 |
| 二、成为先例的经过—争取特首与总统的会面 |
| 三、成为惯例的标志—被他国沿用 |
| 第三章 我国领导人的破格接待及其特点 |
| 第一节 我国领导人破格接待概况 |
| 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 年底 |
| 三、从1990年至2002年末 |
| 四、2002年末至今 |
| 第二节 我国主要最高领导人破格接待外宾的总体特点 |
| 一、分领域统计：领导人侧重不同领域 |
| 二、分年代统计：80年代至2000年高峰 |
| 三、总体特征 |
| 第三章 我国领导人破格接待外宾的目的 |
| 第一节 国内视角 |
| 一、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
| 二、维护国内政治稳定 |
| 三、促进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 |
| 第二节 国际视角 |
| 一、对外表明中国的认知、态度和立场 |
| 二、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 |
| 第四章 促成破格接待的条件 |
| 第一节 双方在交往领域依赖的不对称性 |
| 一、政治领域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 |
| 二、经济领域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 |
| 第二节 外宾有作出贡献的基础或潜力 |
| 一、会见在政治领域有重要贡献和潜力的外宾 |
| 二、会见在经济领域有重要贡献和潜力的外宾 |
| 三、会见在其他领域有重要贡献和潜力的外宾 |
| 第三节 领导人个人的重视 |
| 第五章 破格接待为何失效 |
| 第一节 毛泽东破格接待斯诺的背景及原因 |
| 第二节 两次破格接待概述 |
| 一、首次破格接待 |
| 二、再次破格接待 |
| 三、破格接待无效的原因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致谢 |
| 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6）有关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和状元问题的若干史实澄清——兼与陈福季先生商榷（下）（论文提纲范文）
| 6 历代状元宰相探微 |
| 7 状元使者问题探源 |
| 8 关于安徽休宁籍状元人数的澄清 |
| 9 有关状元和诺学方面的其他史实澄清 |
| 1 0 科举制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
| 1 1 结束语 |
（8）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1.1.3 基本概念界定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 |
| 1.2.2 搜集资料的方法 |
| 1.2.3 研究意义 |
| 1.2.4 研究框架 |
| 1.3 理论梳理与文献综述 |
| 1.3.1 理论梳理 |
| 1.3.2 文献综述——台湾电视研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 |
| 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2.1.1 试水电视业:教育电视台的成立 |
| 2.1.2 第一家商业电视台:台视 |
| 2.1.3 中视:率先播出彩色节目 |
| 2.1.4 华视:突出教育节目特色 |
| 2.1.5 公共电视节目的草创 |
| 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2.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2.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2.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 |
| 3.1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3.1.1 台视、中视和华视:进入激烈竞争时期 |
| 3.1.2 民视的成立:反对党“发声”,打破无线三台“三足鼎立”格局 |
| 3.1.3 公视:漫长的筹建之路 |
| 3.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3.2.1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3.2.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3.2.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3.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 |
| 4.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4.1.1 商业无线电视台的重组 |
| 4.1.2 公广集团版图的扩充 |
| 4.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4.2.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4.2.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4.2.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4.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5. 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批判 |
| 5.1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2 “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3 2000年“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4 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反思与批判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访谈人物列表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其他作品发表情况 |
| 后记 |
（9）参与与影响：1978年以来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 |
| 六、创新之处 |
| 七、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美国华人学者的现状分析 |
| 1.1 美国华人专业技术人才的状况 |
| 1.2 美国华人学者的现状 |
| 1.3 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 |
| 2.1 归国留学人员对中国高等教育和科研的推动作用 |
| 2.2 美国华人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参与 |
| 2.3 从美国回来的华人学者的特征分析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华人学者对高等教育和科研体制的影响 |
| 3.1 美国华人学者影响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机制的可能性 |
| 3.2 美国华人学者推动学院或研究机构的改革 |
| 3.3 推进大学的整体改革 |
| 3.4 影响国家科教制度的出台和科研环境的改善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华人学者对中国科学研究的影响 |
| 4.1 中国的科学研究在世界的影响力显着增强 |
| 4.2 从美国回来的华人学者在科学研究上的成就 |
| 4.3 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的科研合作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影响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互动的因素分析 |
| 5.1 影响美国华人学者返迁、环流的因素分析 |
| 5.2 影响回国美国华人学者发挥作用的因素分析 |
| 5.3 小结 |
|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互动的理论分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时代背景：大陆地区高考制度改革进入深水区,规模大,涉及面广 |
| 1.1.2 现实困境：新高考制度改革复杂艰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
| 1.1.3 案例考察：台湾地区多元入学制度改革的多元尝试与积极探索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推荐甄选”的相关研究 |
| 1.2.2 关于“大学招生制度”的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问题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问题 |
| 1.4.2 研究视角 |
| 1.4.3 研究思路 |
| 1.4.4 研究方法 |
| 1.4.5 研究意义 |
| 2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视框建立 |
| 2.1 制度理论的发展 |
| 2.1.1 传统制度主义 |
| 2.1.2 新制度主义 |
| 2.2 新制度主义与教育研究的结合 |
| 2.2.1 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 |
| 2.2.2 新制度主义分析与教育研究的结合 |
| 2.2.3 新制度主义分析与比较教育研究的结合 |
| 2.3 本研究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建立 |
| 2.3.1 对“推荐甄选”制度已有研究的反思 |
| 2.3.2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研究适恰性 |
| 2.3.3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研究分析框架 |
| 3 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的历史脉络 |
| 3.1 旧制度的危机：大学“联招”制度的危机(1928-1994年) |
| 3.1.1 分分合合的变迁：高校独招走向大学联招 |
| 3.1.2 稳健守常的改进：旧制联招的技术革新 |
| 3.1.3 改良新制的出台：旧制走向新制的开端 |
| 3.2 新制度的创生：“适性适才”推荐甄选的新生(1994—2007年) |
| 3.2.1 推荐甄选的试行和简化 |
| 3.2.2 “推荐甄选”的成效评估 |
| 3.2.3 推荐甄选的反思与改进 |
| 3.3 新制度的演化：“均质均衡”繁星推荐的发展(2007年—迄今) |
| 3.3.1 繁星推荐的试行与新生 |
| 3.3.2 繁星推荐的成效评估 |
| 3.3.3 繁星推荐的制度反思 |
| 本章小结 |
| 4 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的结构逻辑分析 |
| 4.1 法律规则的限制：教育法规的限制与修订 |
| 4.1.1 就学申请权与入学平等权对大学招生的权限 |
| 4.1.2 大学自治授予大学自行选拔学生的权力 |
| 4.1.3 法律规则的修订与大学招生制度的演进 |
| 4.2 传统文化的影响：科举制度的偏好与延续 |
| 4.2.1 科举制度的现实基础：人性分类观与阶级社会观 |
| 4.2.2 科举制度的统治意义：阶级复制与社会流动 |
| 4.2.3 科举制度的伪善包装：升学主义与适性扬才 |
| 4.3 价值观念的引导：教育公平的重视与重识 |
| 4.3.1 教育公平的层次推进：从入学机会平等向适性适才发展 |
| 4.3.2 教育公平的理念转译：从技术公平向理念公平的转向 |
| 4.3.3 教育公平的正义考量：从追求卓越向弱势补偿的调整 |
| 4.4 制度变革的结构逻辑：思想观念获取文化认同 |
| 本章小结 |
| 5 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的历史逻辑分析 |
| 5.1 历史路径的自我强化：联招制度的内部完善 |
| 5.1.1 联招制度的技术方案修订和完善 |
| 5.1.2 新机构设立协助联招进行制度调整 |
| 5.2 历史进程的强力钻孔：“自我意识”的觉醒 |
| 5.2.1 从“单一主体从属”到“多元主体性”的文化变迁 |
| 5.2.2 教育志士的意识觉醒和民间教育社团的成立 |
| 5.2.3 大学招生制度世界潮流的影响 |
| 5.3 历史事件的意外冲击：四一O教改大游行 |
| 5.3.1 四一O教改大游行前的改革酝酿 |
| 5.3.2 教育改革的导火索：四一O教改大游行的爆发 |
| 5.3.3 意外事件的直接后果：教改组织的成立 |
| 5.4 制度变革的历史逻辑：路径依赖与阀限突破 |
| 5.4.1 路径依赖的制度回锁定 |
| 5.4.2 意外事件的阀限突破 |
| 本章小结 |
| 6 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的行动逻辑分析 |
| 6.1 政府在制度变革中的决策行动 |
| 6.1.1 政府在制度变革中的功能和角色 |
| 6.1.2 政府在制度变革中的权力和行动 |
| 6.1.3 政府代理人在制度变革中的推动和践行 |
| 6.2 高校在制度变革中的接受适应 |
| 6.2.1 大学联合招生组织的积极配合 |
| 6.2.2 高校在制度推行中的积极回应 |
| 6.2.3 高校教师对新制的认可支持 |
| 6.3 社团在制度变革中的谏言呐喊 |
| 6.3.1 官方社团在制度变革中献计献策 |
| 6.3.2 民间团体在制度变革中推波助澜 |
| 6.4 精英在制度变革中的知识引导 |
| 6.4.1 教育部门领导在制度变革中的引领和推动 |
| 6.4.2 着名专家学者在制度变革中的知识引导 |
| 6.5 “推荐甄选”制度变革的行动逻辑：有限理性的能动与权力场域的博弈 |
| 6.5.1 行动者有限理性的能动 |
| 6.5.2 行动者权力场域的博弈 |
| 本章小结 |
| 7 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的实现机制 |
| 7.1 制度变革的发展阶段及其运行机制 |
| 7.1.1 启动阶段——触发机制的运行 |
| 7.1.2 输入阶段——生成机制的运行 |
| 7.1.3 发展阶段——扩散机制的运行 |
| 7.1.4 成熟阶段——制度化和反馈调整机制的运行 |
| 7.2 机制中的核心要素及相互关系决定变革路径 |
| 7.2.1 内生动力与外生压力的多重动力配置触发变革启动 |
| 7.2.2 知识复杂性与利益者嵌入性的匹配决定变革的决策主体 |
| 7.2.3 思想观念与文化认知的结盟决定变革方案的价值内核 |
| 7.2.4 制度化行动与制度结构调整决定变革的可实现性 |
| 7.3 “以主流观念为核心”的三位一体制度变革实现机制 |
| 7.3.1 理念回归对于制度变革的理论意义 |
| 7.3.2 “以主流观念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实现机制 |
| 本章小结 |
| 8 反思与启示 |
| 8.1 对台湾推荐甄选制度变革的反思 |
| 8.1.1 利益多元与利益统整的窘迫 |
| 8.1.2 主体多元与变革权力的博弈 |
| 8.1.3 理性设计与制度实施的偏移 |
| 8.1.4 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的困难 |
| 8.2 对大陆地区高考制度变革的启示 |
| 8.2.1 多元价值目标如何协调与统整 |
| 8.2.2 多元变革主体如何分权和联合 |
| 8.2.3 制度规划方案如何设计和实施 |
| 8.2.4 制度深度变革如何实现和突破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李远哲谈中国文化与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 [1]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研究[D]. 朱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9)
- [2]恪守与突破:70年高校考试招生发展的中国道路[J]. 郑若玲,庞颖.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05)
- [3]台湾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的影响因素与因应创新研究[D]. 胡逸斌.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6)
- [4]王尔敏的史学自觉与史学自信[D]. 徐雪云.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5]中国最高领导人破格接待研究[D]. 黄心顶. 外交学院, 2019(01)
- [6]有关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和状元问题的若干史实澄清——兼与陈福季先生商榷（下）[J]. 朱安远. 科技风, 2019(07)
- [7]汉语历史音韵研究近百年的100项新发现（下）[J]. 冯蒸. 语言历史论丛, 2018(01)
- [8]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陈若萱. 厦门大学, 2018(06)
- [9]参与与影响：1978年以来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研究[D]. 罗发龙. 暨南大学, 2018(06)
- [10]台湾地区大学“推荐甄选”招生制度变革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D]. 王亚军. 四川师范大学, 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