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涛[1]2015年在《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嬗变研究（1984-2014）》文中认为“西部”无论是对于西方还是东方都包孕了一种值得玩味的“想像”与“重构”,西部的荒蛮与神秘、质朴与瑰丽、亲和力和冲击力同时构成了西部民族文化影像记忆的一道复沓而重迭的风景。审美文化视野中的西部电影嬗变研究以其电影标本和电影文化发展史的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为切入点,力图展现中国西部电影历经叁十余年时代风云诡谲,不同历史阶段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从而还原到历史文化现场,考量基于时间链条中西部电影理论空间话语建构的特征和要素,凸显电影文本跨文化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文化学意义,从而开掘出富有活力的学术领地,并提出未来中国西部电影发展的诸多前瞻性问题。本课题的研究侧重于对文化形态“微观层次”的考察,着重对花样纷呈、支离破碎的具体文化表象的体验,从而在对文化具像的“深描”(thick discription)中揭示出研究题材本身的宏大性。换言之,本课题不是单纯对于中国西部电影史的梳理和建构,而是对西部电影叁十余年作品的文本进行细致的读解,并勾连起纷繁而芜杂的文化表象,以及一切由电影艺术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现象,如电影插曲、主题歌、配乐、歌谣、流行音乐、服装、人物、空间造型、道具等都将被纳入研究的宏阔视野之中。本研究广泛借用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美学、语义学、史学等研究手段,寻怿叁十余年来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的嬗变轨迹,概括其审美文化流向,建立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演变的宏观理论框架,考察叁阶段的分期依据、创作规律、嬗变动因及特征等。第一阶段：中国西部电影审美嬗变的经典阶段(1984—1989)。该时期经历了理论上的命名、创作上的实践、美学本体的探索、类型化的尝试,形成了中国西部电影为世人瞩目的艺术品牌和美学风格,极大地影响了90年代后中国西部电影的类型建构和话语体系。在审美文化发展上总体表现为：农耕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趣味、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原则、新影像叙事的美学追求。经典时期的西部电影在美术造型、音乐和音响、摄影美学等方面突出地表现出了电影本体意识的自觉,催生出了一系列深具艺术魅力和美学深度的电影作品。这一时期的电影导演、摄影师、美术师、编剧、造型师身处一个激情火热的年代,喷薄而出的艺术才情在时代的巨浪中逶迤而去,并创造出了无愧于那个时代的电影和艺术,在电影艺术本体的探索中摸索前行,奠定了中国电影艺术与美学的整体格局与走向。第二阶段：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嬗变的转折时期(1990—1999)。该时期的中国西部电影导演纷纷北上,寻找电影革新的出路。90年代的中国西部电影受到市场经济和政治话语的挤压,伴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解和启蒙理性的坍塌,创作者们开始自觉追随时代的步伐,或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或急流勇退、走向世俗,社会文化的裂变促使电影人开始重新思索电影的出路。这一时期的西部电影创作开始逐步向类型化方向拓展：出现了西部主旋律、西部人文电影、西部武侠片、西部魔幻片、西部少数民族电影等类型。中国电影也出现症候性的电影创作倾向：主旋律和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热潮,娱乐电影作为一种电影意识而被自觉的重视,电影的类型意识开始深化。整个90年代的中国西部电影创作经历了启蒙精神的离散、现实主义精神的放逐、多元价值的混乱与骚动等思想的震颤,在审美文化发展上主要体现为：文化之困境和突围之挣扎,审美形态的不断探索,类型化电影的初步尝试。第叁阶段：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嬗变的发展时期(2000—2014)。随着技术理性的膨胀,反启蒙的宗教价值开始复兴,同时伴生着消费的拜物教,工具理性一跃成为消费社会中的新宠。在商品为主宰的社会中,艺术生产面临着全面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趋势,文化的商品属性日益凸显,影视产品作为传统的大众媒介走在文化消费的最前端并引领着社会消费和时尚风潮,推动了消费主义在全社会的兴盛与蔓延。在消费浪潮的席卷下,中国电影面临着艺术与商业的共生与分离、本土与外来的共赢与博弈,中国西部电影也面临着一次更为深刻的转型和分化。这一时期的西部电影创作从审美文化发展上主要表现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审美叙事风格的多样化、类型探索的各种可能性、泛喜剧和商业元素的放大、多元语境下影像语言的嬗变等。面对复杂多变的电影创作生态环境,中国西部电影如何才能创造出与我们这个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中国电影如何与我们所遭遇的这个时代相称,讲述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故事,以及在世界之中的中国故事?除了需要对西部影视文化进行全面资源整合,进一步健全西部电影的产业链,拓宽市场渠道和发行渠道,充分利用新媒体等方式占领文化高地,更重要的是要重估中国经典西部电影的价值,传承和坚守其一以贯之的“西部精神”根只和“现实主义”关怀,在全球化与西部大开发的语境之下,在当前“一路一带”的时代大潮中,重新开启一种中国西部电影与文化的叙事动力,以及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对话的能力与可能。
史丽玲[2]2015年在《空间叙事与国族认同：格温朵林·布鲁克斯诗歌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从空间叙事与国族认同的动态关系,探讨非裔美国女诗人格温朵林·布鲁克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思潮语境中的诗歌创作及其作品特点。纵观布鲁克斯长达五十多年的文学生涯,对黑人生存状况的关注以及对黑人族裔身份的寻求贯穿于她的诗歌创作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布鲁克斯对黑人生存现实的思索,及其在诗歌中对黑人经历的文本重构,都与特定的空间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布鲁克斯的诗歌作品中蕴含着诗人对“黑人空间”的感知、思考和认知,诗人以一种空间化的思维和视角探寻美国社会中的种族问题与国家身份问题。因而,布鲁克斯的诗歌作品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描绘的“黑人空间”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与此同时,作为边缘族裔,黑人族群长期遭致美国主流文化的排挤和压制。美国黑人内心黑人性与美国性的双重意识困境在现代社会语境中可表述为民族身份认同与国家身份认同之间的冲突,布鲁克斯寻求的美国非裔身份正是在两者互动、协商的基础上对国族身份认同达成共识。她在不同阶段的空间叙事都相应地指向了国族认同中不同层面的心理诉求与理性建构。有鉴于此,本文将布鲁克斯的诗歌创作历时地划分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期,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90年代四个阶段。本文共六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了布鲁克斯的文学生涯和主要的诗歌作品,突出了布鲁克斯在美国非裔诗歌史中文学地位和文学遗产；梳理了国内外布鲁克斯的研究现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内容。第一章是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布鲁克斯的诗歌主要描绘了芝加哥南岸的“黑人大都市”。一方面,黑人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使黑人群体逐步转变为具有公共文化身份和政治权利诉求的黑人公民社会。但是,另一方面,白人种族主义意志与政治国家的公共权力糅合,通过一系列种族隔离的公共政策维持了黑人低人一等的种族关系模式。布鲁克斯的诗歌揭示了种族隔离的空间政治致使黑人区陷入了日常生活困境,批判了公民身份的排他性和等级性是美国城市分裂的根源。与此同时,布鲁克斯也积极地探寻“黑人公民社会”自律基础的重建,以期在黑人个体与政治国家之间建立一个保障黑人公民权益的商谈机制。黑人公民社会实质上是主流公共领域的从属性团体,它以主流公共领域为参照并渴望融入其中,但作为边缘团体,它同时又蕴含着对主流公共领域的挑战和颠覆。这也正是布鲁克斯在这一时期的诗学特征。布鲁克斯采取了既吸收欧洲传统形式和白人现代主义技巧,同时又继承黑人民间传统的双重遗产写作策略,对主流文化的遵从与挑衅并存。第二章是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时期,布鲁克斯的诗歌主要描绘了内城区的“黑人贫民窟”。美国自由主义模式公共领域的分裂导致了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信仰和认同的危机,黑人区也经历了从都市化到贫民窟化的转变。黑人民族主义逐渐成为主导意识形态,黑人不再以放弃族裔性为代价以此获得美国的公民身份,而是力图带着鲜明的种族身份在公共领域中争取平等的公民权益。布鲁克斯的关注点从日常生活的空间政治实践转向了政治领域的异质空间建构,即民族主义倡导的“黑人国度”。为了培植黑人阅读公众的批判性主体,在黑人内部生成一个民族团结一致的公共交往网络,用以抵抗支配性公共领域的排挤和压制,布鲁克斯将首要目标读者从白人自由主义者转向黑人大众,并且结束了与主流出版的合作,转向黑人出版机构。因而,在黑人民族主义思想时期,布鲁克斯的诗歌艺术集中体现为一种言说的诗学策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黑人民族主义是以对美国自由传统最激烈的批判形式存在,黑人民族国度也不是独立的社会或者自治的国度,而是边缘群体向政治精英集团施加舆论和道德压力,要求美国政府兑现黑人在体制内平等的公民身份和宪法地位为目标。当然,民族主义激发下的黑人意识有利于打破“盎格鲁一致性”的美国身份建构模式。第叁章是70年代黑人权力运动与艺术运动的后期,布鲁克斯的诗歌主要描绘了黑人文化与传统建构的“黑人内部”。与黑人民权运动不同,黑人权力运动把黑人问题的根源归结于美国的社会制度,不再重视种族融合原则,而是强调黑人意识、种族团结、黑人社群的力量、以及黑人文化与传统的价值意义,主张重新分配政治和经济权力,由黑人控制自己社区的事务。布鲁克斯投身于黑人权力运动针对黑人内部的思想文化变革,她的诗歌致力于呼吁黑人群体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自豪感,巩固黑人社群的团结一致和凝聚力,试图在黑人内部构建一个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的“黑人社群”,从而确立族群群体共同遵守的行为与价值规范。在诗学观念上,布鲁克斯不仅以黑人大众为目标读者,而且强调这些黑人读者是在酒吧、在街头巷道、在排水沟旁、在矿井工厂、在农庄,可见,布鲁克斯的诗歌创作脱离了书写文本的束缚,突出了诗歌艺术的表演性特征,将诗歌由精英阶层的读物转变为社会大众的文化资源。虽然从表面上看,战后美国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国家认同与种族认同分离的模式推进了公民身份对多样化族群的包容性和吸纳力,但实际上,弱势群体因社会和历史原因根本无法真正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因此,布鲁克斯70年代的创作正是力图以表演性和群体性的诗歌作品推动黑人社群的整合,使弱势群体独特的声音和意见得以表达。第四章是80、9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时期,布鲁克斯的诗歌主要从流散族裔的视角建构了“黑人家园”。布鲁克斯倡导以非洲根源为代表的民族文化认同,有利于美国黑人在多元文化现代社会中坚定自己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以具有凝聚力的族裔身份维护族群共同的权利与诉求。同时,流散思维使布鲁克斯获得了一种游离于国界和民族之间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黑人的解放事业。她从美国黑人的视角展现了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从南非民族运动领袖的视角指出了美国黑人的民权意识低迷,流散视角的跨国界思维有利于在西方帝国主义思想与世界殖民体系的国际化背景中深化美国黑人的反压迫、反歧视斗争所具有的人权意义。美国作为一个多源移民结构和多族裔构成的国家,要稳固国家的统一和凝聚力,那么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上建立共识就尤为突出和重要。“美国非裔”的身份建构方式挑战了以美国经历为界线、以同化为单一民族为目的的国家身份意识。因而,流散族裔的混杂身份有利于不同的族裔在文化平等和相互影响中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和解,有利于实现不同群体分享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方面的平等权利。由此可见,美国国家身份的跨民族、跨文化特性在经历了漫长的解构和重构的历史演变后,至少从理论方向上回归到美国建国初期,带着自己的宗教与文化差异的移民先辈们来到这片土地建立民主、自由、平等的“山巅之城”的美国精神的源头。结语部分简要回顾了各章的主要内容,总结了布鲁克斯诗歌中的空间叙事与国族认同是在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分法结构中进行互动与协商,在不同的阶段中,布鲁克斯对被边缘化的黑人大众阶层的人文关怀,对表征种族的诗歌艺术的探索,以及在民族身份认同与国家身份认同之间的冲突与协商,共同构成了诗人一生创作的内在的延续性。
张卫军[3]2016年在《“去政治化”时代中国电影批评中的政治—对90年代以来电影批评思潮的一次考察》文中提出当代中国电影批评思潮中的政治性根源于詹姆逊所谓中国电影作为“第叁世界”文本的政治性,也与电影批评家所具有的“第叁世界”知识分子身份相关。同时,这种政治性又必须要被纳入90年代以来的“去政治化”语境中来考量。作为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重要倾向,“去政治化”和“政治”并不是一种相互取消的关系,相反,“去政治化”本身是一种新的政治在当代思想文化中的表现。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去政治化”可分为“去社会主义政治”和“去传统政治”两个层次,前者可细分为“去阶级论”、“去革命化”、“去民族主义”等不同方向,后者则可分为“去民族传统”、“去道德化”等不同方向。这些不同方面既体现出“去政治化”的倾向,也透露出“政治化”的诉求。90年代以来盛行的多种中国电影批评思潮都体现出这种双重面向。这种双重面向体现出了“去政治化”的辩证法,它要求我们放弃对这一概念的单向度理解。“现代性”批评思潮关注现代性主体的建构,并参与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中现代性空间建构的讨论;通过对谢晋电影、“第五代”、“第六代”影片的批评,将关注的重心引向文化传统的批判以及国民性批判;这一批评思潮对民族主义的反思也成为新世纪电影批评讨论的热点;随着新世纪一批人道主义电影杰作的出现,“现代性”批评通过阐发这些电影中的人道主义理念,展开对之前过于政治化的“阶级论”、“英雄主义”价值观以及和人道主义相抵触的传统价值观的反思。从“现代性”电影批评思潮关注的这些话题中,可以看出“去政治化”和“政治性”双重面向的辩证统一。后殖民电影批评重点以“第五代”电影为批评对象,这一批评有效揭开了“第五代”电影的跨文化运作模式与策略,指认出这些电影遵循的“自我东方化”书写套路,迫使“第五代”不得不放弃他们谙熟的模式而选择改弦更张,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电影发展的方向,对8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思潮中盛行的西方中心观念也起到消解作用。但这一批评思潮在今天流露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即极度的去国族中心,在一些批评家那里成为批评“中国中心论”,拆解中国主流文化和少数族裔、边缘群体之间“压迫性”关系的方式。后革命电影批评以其“去革命”倾向顺应了90年代以来的“去政治化”潮流,这一批评思潮在当代电影批评中的实践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对早期革命电影的重新解读,对左翼电影的解读,倾向于消解其中的革命性,将其还原为大众文化性质的文本;或者运用精神分析方法,呈现革命叙事背后隐藏的欲望向度;对“17年”革命电影的解读则致力于挖掘革命叙事中的反人性特质,或者揭露其意识形态构造的秘密。二是分析后革命时代对革命叙事的戏仿重构及逆革命叙事的书写方式。第叁则体现为对新的革命叙事或类革命叙事的寻找,在此过程中不惜对许多文本做泛政治化的解读。作为补充,本章最后部分则关注新世纪出现的革命叙事影片所引发的批评界的分化以及对这些影片的对立性阐释。对意识形态批评思潮的分析集中于叁个重点,一是它对主旋律电影的批评,二是对身体和欲望的关注,以揭示当代电影对欲望的钳制和对身体的意识形态规训,叁是对伦理与政治关系的关注,以汪晖对谢晋电影伦理和政治的置换的考察为典型。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批评思潮本身的批评,包括对意识形态批评包含的“去国族化”倾向和反体制追求的呈现,以及对“泛意识形态化”后果的分析。意识形态批评倾向于将道德解读为意识形态询唤的结果,其后果势必要走向“去道德化”。9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对如下几个选题都有密集的关注:对“17年”电影的再解读,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关注这些电影中的女性表现,从而对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女性解放成果进行重新评价;对女性导演及其作品的关注,女性主义批评以是否具有“女性意识”为标准,对这些作品中“女性的不可见”,女性意识的缺席进行揭示;对新时期男性导演的女性题材的批评,指出这些作品隐藏于其女性主义表象下的男权幽灵。最后,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去政治化”倾向表现在,由于认为一切占主导地位的话语都是男性话语,女性主义倾向于将这些强势话语都屏蔽掉,导致它与国族话语、革命话语的激烈冲突;同时,由于认为伦理话语也是被男性主导的话语,女性主义电影批评也体现出一种“去伦理化”倾向。
周徐[4]2011年在《论新时期以来军旅小说的英雄嬗变》文中研究指明艺术的力量来自形象的力量。英雄形象既是军旅小说创作的基本出发点,又是军旅小说欣赏的重要兴奋点,更是军旅小说这一文学品类得以存在与繁衍的根本价值所在。本文从英雄形象塑造这一理论视角介入军旅小说研究,力求通过对于新时期以来30年军旅小说英雄塑造的历时性梳理和共时性解析,揭示其在祛魅、消解、重构的叁个阶段所呈现的样态类型、嬗变轨迹、人物特征,探讨价值与意义,反思局限与缺失。论文力求既以军人视角“同情之理解”,又以学人立场理性之分析,使研究“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情理交融,富有生命。以期为当代军旅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与参照,为当下人们所普遍存在的精神疲软与信仰缺失,提供值得参照的人物典范与正面价值,乃至一定意义上的生命启示与精神支撑。论文共分五部分。导论主要论述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综述、论文思路,并对军旅文学、军事文学、军旅小说等概念做了历史梳理与理论界定。上篇论述新时期军旅小说的英雄祛魅。新时期军旅小说在人性精神的大旗下,诉说着“英雄是人”、“军人是人”这一共同主题。以南线战争爆发为触媒,一股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热潮以惊涛拍岸之势席卷文坛。这其中,南线战争小说首先登场,无论是充满人性美与人情味的女性形象,还是带着痕伤与缺点的男性英雄,都传达出英雄形象由从神性回归人性的重要转变；国民党军队题材小说,超越了意识形态隔阂和阶段英雄窠臼,在还原曾经被妖魔化、概念化的国民党军人形象中,完成了由政治英雄理念向民族英雄理念的升华；以莫言的《红高粱》为代表的历史战争小说,独辟蹊径地将目光转向了民间战场,塑造出民间文化熏染下的,不受意识形态规训的民间英雄形象。在南线战争的炮声廖落之后,和平军旅小说异军突起,攻占了军旅文学的大片领地。这些小说以军人职业的为他性与人性的为已性之间的矛盾作为英雄祛魅的基本理念,塑造了极左政治下诞生的荒诞英雄、在“英雄性”与“人性”中取舍的硬汉英雄,在理想与现实中抗争中的宿命英雄形象,将和平时期的军人形象描绘得深沉而厚重。军中的硬汉形象、复合的圆整人物、逆反的心理定势、萌芽的情爱意识、崇高的命运悲剧,成为新时期军旅小说英雄形象的基本特征。然而,由于强烈的“主题意向”造成了新时期军旅小说祛魅与赋魅的内在矛盾,最终新时期军旅小说的英雄祛魅只能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并且表现出“共性”对于“个性”的遮蔽、“英雄性”对于“人性”的挤压、“人性”对于“军人性”的消解的局限。中篇对80年代晚期至90年代初期军旅小说的英雄消解展开论述。由于时代文化语境的巨大变化,这一时期的军旅小说创作面临着祛魅后的英雄危机。多数作品由对于军人牺牲奉献精神形而上的审美提升,转向对于军人在时代转型中的生存艰难与精神疲软的形而下的描摹。“农家军歌”小说与大院小说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二者分别在开掘农民军人的“劣根性”与描绘大院军人“醉太平”的图景中,消解了已化为军旅作家心理定势的“英雄情结”。“农家军歌”秉持“出身决定论”,在消解“农民性”之于农民军人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主义烘托的同时,记录下根深蒂固的“农民劣根性”对于农民军人无远弗界的腐蚀作用。大院小说则信奉“环境决定论”,塑造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熏染下不堪一击的大院军人形象。英雄消解的独特意义在于：以多维度的形象建构跳出了只照军人“正面像”的窠臼,以丰富的心理描写改变了重行为的人物塑造范式,以对情爱的欲望化言说还原了真实的人性。然而由于“农家军歌”与大院小说所表现出的批判理性的缺失、题材选择的失衡、文化场阈的错位与军人特性的忽视等局限,使得这一矫枉过正的小说潮流在昙花一现后逐渐式微。下篇论述90年代中晚期以来军旅小说的英雄重构。自90年代中晚期开始,战争题材——这一军旅文学的独有资源,重新得到重视和开掘。无论是南线战争小说、历史战争小说,还是瞄准未来之战的军队改革小说,都成为军旅小说突出重围的重要突破口。一大批沉甸甸的长篇军旅小说新鲜出炉,形成了继80年代以后军旅小说创作的新浪潮。现实题材军旅小说将重构英雄的视点转向对于军旅英雄边际价值的开掘,塑造了在战火中重生的时代哀兵、瞄准未来之战的新型军人、重塑军人精神的新酷兵王等一批时代军人形象；新革命历史小说以对于英雄成长史的展现替代革命历史的书写,塑造了独具魅力的父辈英雄、“无语”的紫色英雄和粗野的血性英雄形象。这些颇具新质的英雄人物以独具个性的形象塑造、细腻深邃的心路历程、放纵不羁的世俗情欲、霸道强悍的男权意识和荒诞悲怆的命运轨迹成为军旅英雄画廊中的独特存在。但是军旅小说在英雄重构中表现出的世俗化、模式化、理念化的局限,也在提醒着人们英雄重构的艰难。结语对于未来军旅小说的英雄重构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指出回归军旅与走向大众将会成为两条主要路向。
乔喜参[5]2010年在《多元语境下民族英雄叙事的困境》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叁十年,中国面临着社会的全面转型,在精神层面上人的解放同时,伴随着是传统的价值观的分崩离析,甚至有人说是社会传统价值的全面解体。在全球后现代多元语境下,转型期的价值观也向着多远化发展。面对着社会多元的价值取向,国家尝试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全民性的价值观,于是出现了“和谐社会”等的提法,试图以新的爱国主义价值观来进行社会的整合。然而,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统一”与“多元”格局并存,在后现代怀疑权威、消解中心的审视目光中,在社会产生的新的社会矛盾的激发下,“统一”与“多元”并不是完全和谐的相处,偶尔“多元”也会跑出来挑战“统一”的格局。因此,本文试图以社会转型一个典型的文化事件,围绕《施琅大将军》激烈的争议为切入点,分析它折射出来的社会矛盾冲突、展示的族群间沟通、对话的重要性,以期引起更多人对少数族群文学、文化的关注,理性引导族群对话,共同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认同的完善而努力。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引言,阐述本文选题的背景与意义,为下文论述做好必要的铺垫；第二章对《施琅大将军》争议事件进行扫描,一是从时间角度进行历时性描述,勾勒这一事件的发展流变过程,二是挖掘、归纳出争论中的核心问题,做出简单的解读；第叁章对争议事件进行分析,挖掘争论背后折射的问题,并分析原因。第四章进行展望,考察一些民族多元一体的研究,努力为巩固中华民族一体认同提供一种参照。
章涛[6]2016年在《制度·主体·文本》文中提出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建制运动,知识分子改造对当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有其特殊的研究意义。第一,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毛泽东现实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构想中关键的一环,与当代中国前叁十年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建构紧密相关,也与八十年代中国二度现代性转型有直接联系。因此,改造虽然以政治运动的面目出现,但其承担的历史和思想内涵要远远大于革命的暴力规训,涉及的关于知识、意识形态的曲折想象,也远非"反智主义"可以概括;第二,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来看,改造可以被视作某种"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一一它上承了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启蒙、自我忏悔的内在要求,下启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精英的群体性失语。换句话说,改造运动的发生是知识分子主体与意识形态客体双重作用的结果,而它对当代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后的主体重建具有延续性的影响。最后,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来说,极端化的改造运动毫无疑问是应该被否定的,但如何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对"知识分子改造"进行知识性的梳理,而不是无视了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制度建设的基本需要与无可避免的矛盾,将对制度、革命和政治权力的反思简而化之地推向对整个社会体制乃至于意识形态的否定,则不但关系到我们今天是否能还原历史语境,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内部逻辑给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结论的问题,也关系到我们能否准确把握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灵史。基于此,本论文将从制度的建构,主体身份的认同,文本阐释叁个角度,考察知识分子改造这一政治事件在"历史现场"与"文学想象"两个话语场中呈现的各异面貌。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叁大部分。绪论从马恩原典和党关于知识分子管理、培养和批判的史料的互读中,对当代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资源及其历史误读做了耙梳。同时,也对这种误读所造成的种种悖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的阐释。最后,结合新时期的文艺政策,探讨了知识分子改造在"文革"后的"承继"与"变体"。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宏观角度,以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和当代"前叁十年"为界,梳理知识分子在时代语境变迁下的不同文化人格状态与生存处境。同时,对运动的发生、发展和主要采取的方法、模式作出必要的交代。第二章从制度的建构入手,探讨组织化的单位结构和意识形态化的批判体制对知识分子改造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前者以提供物质生活保障和社会地位等方式,为改造的顺利进行提供外部条件,而后者则通过与政治权力结合的方式,推行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范式与文化逻辑。但制度又是以人为根本的,或者说思想改造的悖谬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怀揣着不同目的进入"制度"的知识分子。因此,本章还以专节讨论了掌握话语权的"中心作家"在运动中的不同表现,以呈现历史本身的复杂面。第叁章承接第二章的体制研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出发讨论作家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叙事立场的迁移。在"前叁十年",知识分子大多全盘接受了意识形态的改造要求,自觉成为革命宣传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但是,这种身份认同的原因又是极其多样的,当个人的因素参杂进来时,就需要我们分别分析。八十年代以后,集权政治指挥下的破坏性改造被指认为"历史错误"而得到逐步纠正,归来者们随之通过叙述悲惨的改造经验,来重新建构启蒙者的言说身份,但在这一过程中,创作主体和主流话语又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同构关系。直到后现代主义兴起,知识分子越来越走向个体立场,他们所表现出了身份认同才真正趋于多元化。第四章和第五章转入对文本的具体考察,分别从知识分子形象建构与审美范型流变两个角度,讨论当代文学中改造题材的叙事流变。在这部分中,笔者没有从狭义的"形象分析"和"审美范式"角度阐释作品,而是力图在形象学、叙事学与思想史、文化史的中间建立起一套动态平衡的阐释机制,不只告诉读者有哪些形象和叙事手法,更要从这些表征性的符码背后找到不同时代话语留下的文化印记。结语一定程度上跳脱出"前叁十年"意义上的"改造"概念,思考后现代语境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和重归精神高地的可能性,并从专业化和道德化两方面提出了新的"自我提升"和"自我改造"要求。
龙念[7]2014年在《革命历史的影像记忆（2000-2013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世纪以来,革命历史剧的生产空前活跃,持续引发关注。革命历史剧的流行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传播活动,更是一种文化现象。首先,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革命历史剧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产生,与当下具有强烈的关联性,具有指向现实的社会意涵；其二,革命历史剧的生产与消费是一种大众传播活动,影响了人们对革命历史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形塑公民的政治人格和集体记忆。其叁,革命历史剧热播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的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本文重点探讨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是如何影响人们对革命历史的认知、思想情感以及社会共识的。在社会层面上考察革命历史剧对于大众产生的整体性影响。事实上,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而言,记忆是一种“外在的唤起”,特定的个体记忆能否被唤起,以什么样的方式被唤起并讲述出来,取决于个体所在的群体、社会以及时代精神能否鼓励他(她)进行某种形式的回忆,提供给他(她)记忆的框架。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面对着一个超越了个体记忆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理论的核心在于：其一,“现在中心观”,集体记忆是立足现在对过去的一种建构。当人们把目光投向“过去”的时候,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诸多限制,任何人心中的“过去”都是当下社会性的建构,回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现在的需要、利益和期待。其二,不同时期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可能是不同的,这不是由于“过去”发生了变化,而是人们看待过去的态度和方式改变了,是社会提供叙述、整合的框架发生了改变。其叁,集体记忆存在着多种社会框架,它们之间彼此交错,部分重迭,其中某个框架会在某一特定时期占据支配地位。集体记忆也因此成为当下各种社会力量斗争的场域,各种力量都试图书写有利于自己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的达成是各方力量争夺、协商共谋、相互借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关于“过去”的记忆发生着变化。本文藉由“集体记忆”理论来审视革命历史剧。首先,从纵向的历时层面梳理了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社会语境的变迁,从政治、经济、文化叁个方面对革命历史剧生产的现实语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这为新世纪影像革命历史记忆的研究确立了基本的框架。在政治方面,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到了一个“后革命时代”,在“去政治化”的过程中,对于“革命”意义的阐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经济方面,影视文化产业已由转型期的混乱无序开始走向规范有序,这是革命历史剧生产与传播的基点；在文化方面,主导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相互渗透、融合,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局面。革命历史影像记忆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人们心灵世界的一种反映,必然会受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实的深刻影响,其价值意义与思想内核随着整个社会文化场域的转变而发生位移。接下来,在横向的共时层面,本文全面分析了革命历史记忆的媒介文本呈现(文本内容分析)。本文从战争记忆、英雄记忆、情爱记忆叁个视角切入,对革命历史影像记忆进行了符号与文本的解析。在对每一主题进行论述时,遵循内在的逻辑关系,沿着“表现了什么、如何表现、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与既往的区别是什么”这样的思维走向,重点分析承载集体记忆的革命历史剧,在新世纪呈现出怎样的“新质”。这一分析始终是在集体记忆的理论视野下进行的,并从传播学、文化研究、影视艺术等相关领域获取了理论资源。通过分析,论文揭示出当下革命历史剧虽然仍带有上世纪革命历史创作的依稀回声,但由于历史语境、社会背景的变化以及艺术创新的努力,新世纪革命历史剧已经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在历史观念、影像风格、叙事技巧上都呈现出新的变化,重构了民众的历史记忆。通过文本分析可以看出革命历史记忆具有强烈的“建构”意涵,于是,对记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做出解释显然是必要的。循此向度,本文在生产、传播与消费、认同的系统视野中,从政治权力、商业权力、创作者权力、受众权力四个维度阐释了新世纪革命历史记忆之所以形成的结构性因素。探讨媒介与其他社会系统间各种权力关系的运作策略,内中的合力与共谋、施控与受控、操纵与依附、压力与张力,可见与不可见的种种因素制约着革命历史记忆的生产与传播。笔者意在从整体性的高度探究革命历史剧背后深层次的文化意涵和权力本质。经过分析,可以看到各种力量运用不同的策略和技巧形塑人们的历史记忆,或以变通的方式对其进行扬弃,或对其进行补写续写,或进行彻底的颠覆抑或是消费把玩,他们共同编织、撕扯着“革命历史”这张大网。在这种情形下,革命历史记忆出现尴尬与错位也在所难免。最后,本文探讨了当下革命历史剧建构集体记忆时的价值失范问题,对革命历史剧中存在的消费主义、虚无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滥用革命记忆,不仅会削弱对革命历史的民族认同,还会伤害民众的情感,因此,对当下革命历史影像进行修正,从而重建作为共识与情感纽带的革命历史记忆,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文化命题。
王路晨[8]2017年在《写在羊皮纸上的历史》文中指出“写在羊皮纸上的历史”是各种文化遗产的经书,生产出无穷无尽的注释和评论。但在后独立时期的爱尔兰,历史与历史叙事变成了同质话语,小说被具有神话性质的历史所抢占。当代爱尔兰小说以异质、多元、宽容的创伤书写擦除了羊皮纸上“真经”的字迹。作家们着力寻找创伤记忆中失落的遗迹及历史根源。国内外研究现状表明,目前对当代爱尔兰小说进行整体的创伤研究较为鲜见,且单个文本的研究多聚焦于单一主题或特定历史时期“创伤小说”的研究,忽略了创伤书写的本质内涵及跨文类与跨时空性。鉴于此,本文基于民族、家庭、个人叁个层面的创伤,以不同文学形式的作品通过多视角的创伤书写,力求揭示出创伤历史的真貌。论文主体部分共四章,第一章阐释了创伤理论的发展和转向,及小说创作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后续叁章分别以历史元小说、哥特书写和证词文学分析了当代爱尔兰小说中的创伤展演、代际传递与安度的整体线索。首先,历史元小说以复调与对话、戏仿与反讽的策略审视了饥荒神话与英雄神话;其次,当代哥特书写中的恐惑与幽灵徘徊是历史创伤延宕于家庭的体现,代际传递的家庭秘密是边缘群体的“心灵墓穴”;再次,证词赋予了受创个体重新获取被剥夺的书写权力,在集体哀悼的过程中,通过见证共同体,走向创伤的安度。当代小说中多维的创伤书写,反映了文学创作的时代性。
王治国[9]2011年在《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文中提出当今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显着增强，要求中华文化地位的配套发展和相应提升。将中国几千年多民族、多源头灿烂文化翻译出来，推向世界，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重要途径之一。因此，中国典籍翻译（当前主要是英译）就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重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典籍翻译尤其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格萨（斯）尔》是我国藏族和蒙古族共同创造的一部长篇英雄史诗，藏族称为《格萨尔》，蒙古族称为《格斯尔》，本文统称《格萨尔》。《格萨尔》是在藏族古老的神话传说、历史记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其中不仅渗透了当地的风俗习惯、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而且受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信仰（藏传佛教、喇嘛教）等意识形态的影响，体现出口头传承和文本书写多渠道民间创作和多元文化共同模塑的特点。其基本的诞生和传播路线是从藏族到蒙古族地区，经过长期的民间创作和流传，形成多语种史诗版本的复杂格局。《格萨尔》经千年传唱至今仍为说唱艺人所传诵，堪称“口头文学典范”和“活形态”史诗之王。《格萨尔》与其他一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发现，有力地推翻了黑格尔“中国无史诗”的论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中国不仅拥有史诗，而且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这样一部宏大史诗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19世纪以来，《格萨尔》在世界上流传日趋广泛，早已引起西方汉学界关注和重视，并先后出现了俄、法、德、英等语译介本。由于《格萨尔》自身所具的学术价值和独特魅力，以及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和国内外藏学界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国内外学者分别从史诗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等视角开展了研究工作，形成了专门的“格萨尔学”，成为国际藏学研究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从翻译学视角去审视这一“活形态”口头说唱文学译介和传播研究至今很少。我们初步研究发现，《格萨尔》史诗有“民译”（藏、蒙、土民族语言内部互译）、“汉译”（藏、蒙、土译为汉语）、“外译”（藏、蒙、汉译为英（外）语）、“往复翻译”（多语种之间往复翻译）和“回译（各外语本译回汉语）”多种复杂翻译现象和译本形态存在。其翻译途径和过程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口译和笔译或者文学翻译，也不仅仅是转译和重译，它还有更为复杂的多向、交叉、往复翻译等特点，这些都包含着崭新而经典的翻译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描述和研究，对民族史诗翻译和口头文学的翻译研究有着重大的价值，对当前重写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和书写中国翻译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格萨尔》的搜集、整理、翻译是一个综合性的重要研究课题，又是《格萨尔》走向世界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民译和汉译构成了《格萨尔》域内翻译的广阔天地，类似的文本翻译在蒙古族、维吾尔族、满族等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典籍翻译中比较常见。本文从局部性的介绍进入整体性的研究，由微观研究进入宏观研究，也就是从《格萨尔》民译转移到史诗的外译，最终目的是通过史诗翻译研究，探循史诗通向世界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为此，文章从史诗发生、发展与传播入手，进入到域内翻译和域外译介传播的广阔领域，涉及民译与汉译，外译与英译等多种文本和多种翻译途径，绘制《格萨尔》翻译传播的认知地图以及译本之间的关系谱系图，并就译本所透视的复杂翻译现象和翻译类型作出分类和进一步研究。重点是通过《格萨尔》叁大英译本之间、《格萨尔》翻译与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翻译之间的多维比较研究，就口传活态文学翻译作出一定的理论阐释和思考。同时，也立足于史诗的文本性（textuality）与口承性（orality）之间相互对立、相互转换的复杂关系，尝试分析史诗翻译的两个维度：文本翻译与口头翻译之间的相互关联，进而衍生出口头文学本体论以及口头文学翻译的相关理论问题。依据以上研究目标和研究重点，本文首先进入《格萨尔》史诗本文研究。就《格萨尔》的形成渊源、内容结构、艺术成就、传承情况、流传方式、说唱艺人、文本形成、版本以及异文本展开研究。运用当前国际史诗学的最新成果，从口头诗学“程式”理论入手，对《格萨尔》程式化结构以及说唱艺人的记忆特征进行阐述。借鉴“本事迁移理论”和互文性理论分析众多《格萨尔》版本和异文本形成机制，对史诗的版本流传作一较为清晰的划分，为进入史诗翻译研究做好学理铺垫。其次，对史诗近二百多年译介传播史展开研究，包括国外翻译研究和国内翻译研究的综合考察，阐明史诗翻译的叁大路线（途径），从民译、汉译、外译（英译）叁个层面对众多译本进行扫描和分类。这部分是《格萨尔》翻译研究的本体部分。将《格萨尔》英译置于跨文化语境下进行对比研究，重点选取叁个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英译本，分别是欧陆汉学大卫·尼尔英译本、北美大地道格拉斯·潘尼克英译本和中华本土王国振等英译本，进行全方位比较研究，以期发现不同历史语境下史诗翻译的原本面貌，以及由新的翻译现象而触发的理论思考和阐释。《格萨尔》史诗翻译离不开与世界其他主要史诗翻译的比照研究。因此，文章最后将《格萨尔》置身于世界叁大史诗翻译视野下进行考察，通过对比世界叁大史诗翻译“文本”与“口承”两个纬度，借助民族志诗学理论对史诗和口头文学翻译进行方法上的探讨。通过对史诗翻译的理论阐释，文章提出了口头文学本体论、口头文学翻译本体论两个概念，并对民族史诗翻译的途径以及中国多民族文学翻译史的书写作了展望。民族文学、口头文学的翻译研究，是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也是书写中国翻译史的一个重要篇章。《格萨尔》史诗属于口头说唱文学，其英译则属于一类非常复杂的新的翻译领域，因此，英译研究就具有实证研究和文学翻译批评的双重性质。“民译”、“汉译”和“外译”等概念的提出将为解决民族典籍翻译的途径提供借鉴。通过这一极具典型代表性口头文学史诗英译的研究，本文一方面借鉴民族志诗学的方法，归纳、总结史诗翻译的特点及规律，探索当前史诗翻译的可行性原则、策略和方法，为其他民族史诗翻译提供重大参考价值；另一方面站在现代译论的高度，对这部民族典籍翻译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理论解释和阐发，对中华民族史诗翻译及其研究给予一定的理论升华和学科建构，而这二者对于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完整的民族典籍翻译，对于书写中华多民族文学翻译史具有重要意义。
刘丹霓[10]2014年在《达尔豪斯音乐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文中研究指明德国音乐学家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1928-1989)是公认的20世纪下半叶西方音乐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也是现当代西方音乐史学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在音乐史学学术范型转变过程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本论文旨在对其音乐史学研究进行综合性考察,立足史学元理论思考与研究写作实践两个层面,以达尔豪斯的最主要研究领域之一——19世纪音乐史为焦点,力求在理论与实践的比照与互动中,展开对其音乐史学方法论的探索,以实现对其史学研究较为全面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历史地位进行相对公允的评价,获得对于当下音乐史学研究的启示。达尔豪斯音乐史学的核心要旨是审美与历史的关系,其音乐历史哲学以此为根本问题,其音乐史学研究写作实践以此为中心目标,其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则是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本文认为,达尔豪斯并未真正提出一套立场鲜明、体系完整的音乐史学理论,而是在普通历史哲学的基本框架下,对音乐史学各个维度(涉及历史事实、历史主体、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历史叙事、价值判断等)的基本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既有理论进行反思和论证,意在凸显音乐历史自身的特殊性,这在学理反思相当贫乏的音乐史学界不啻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然而,对于达尔豪斯这样一位笔耕不辍的着述者而言,具体音乐史课题的研究和历史写作或许比理论反思有着更为关键和切实的意义,其理论思考更多不是支配实践的决定性原则,而是为实践探索可行之路,提供有效的指引和建议。其视野宽广、视角多元、态度开放、卷帙浩繁的研究着述最大程度地展现出其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格和敏锐深邃的音乐洞见。达尔豪斯独特的史学方法论是其整体音乐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本文总结了其方法论中最为突出、最具个性的叁个方面：“结构性思维”、多元方法的折衷主义、作品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其中又以“结构性思维”占据主导,它普遍贯穿于达尔豪斯史学探索的各个层面,直接影响到其学术风格的成型。根据达尔豪斯的史学成就,基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境,并放眼当下的音乐学术生态,本文认为,达尔豪斯以其深刻的音乐史学原理反思、独特的音乐史学方法论、对诸多音乐历史问题的敏锐洞见以及规模庞大的着述成果,从传统音乐史学内部发动了意义深远的革新,成为引领音乐史学学术转向的主要先驱之一,在近四十年中先后对德语学界、英美学界和中国学界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学术思想总体而言具有相当程度的包容性、开放性、批判性和务实性,同时也不乏矛盾性,在个别问题上由于特定的文化情境和意识形态制约而略显保守。其结构性思维、多元方法论以及个性化的历史诠释和写作方式对于当下中国的西方音乐史乃至中国音乐史研究具有启示意义。本文主体内容由七章构成,分为上、中、下叁篇。上篇“理论篇”包括第一章,主要围绕达尔豪斯对音乐历史哲学的反思,结合普通史学和艺术史学中的相关理论和倾向,分别审视其对各个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同时呈现了新旧史学思潮在其中的碰撞,力图表明达尔豪斯史学思想的折衷姿态、批判意识和务实态度。中篇“实践篇”包括第二章至第五章,从思想观念、艺术问题、社会建制叁个方面来审视达尔豪斯对19世纪音乐史的研究。第二章涉及达尔豪斯对19世纪音乐史的总体看法。第叁章论述了他对影响19世纪音乐的叁种主要思想观念的深入研究,即绝对音乐观念、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第四章审视了其关于19世纪音乐中各种艺术问题的考察,主要触及这一时期音乐语言的普遍问题以及交响曲和歌剧两个领域中的创作问题。第五章聚焦于达尔豪斯对19世纪音乐的社会性研究,包括资产阶级的音乐文化以及相关的主要音乐建制。经过以上两篇对“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考察,下篇“审思篇”致力于探索达尔豪斯的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并对其学术成就做一评价。此篇包含两章。第六章集中提炼和讨论了达尔豪斯史学方法论最具特点和借鉴意义的叁个方面。第七章在对达尔豪斯既有接受状况加以概括和分析的基础上,从历史定位与当代启示两个视角对其史学成就予以评价。结论部分梳理和总结了本论文所解决的五个主要问题以及所得出的最终答案,并对作为“学者研究”的本论文的原创性做一说明。
参考文献：
[1]. 中国西部电影审美文化嬗变研究（1984-2014）[D]. 赵涛. 西北大学. 2015
[2]. 空间叙事与国族认同：格温朵林·布鲁克斯诗歌研究[D]. 史丽玲.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3]. “去政治化”时代中国电影批评中的政治—对90年代以来电影批评思潮的一次考察[D]. 张卫军. 上海大学. 2016
[4]. 论新时期以来军旅小说的英雄嬗变[D]. 周徐. 山东大学. 2011
[5]. 多元语境下民族英雄叙事的困境[D]. 乔喜参. 暨南大学. 2010
[6]. 制度·主体·文本[D]. 章涛. 浙江大学. 2016
[7]. 革命历史的影像记忆（2000-2013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研究）[D]. 龙念. 武汉大学. 2014
[8]. 写在羊皮纸上的历史[D]. 王路晨. 福建师范大学. 2017
[9]. 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D]. 王治国. 南开大学. 2011
[10]. 达尔豪斯音乐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D]. 刘丹霓. 上海音乐学院.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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