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军[1]2003年在《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存在论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是一个大变动的世纪,也是哲学发生转向的世纪。其间,时代的灾难及人们的反思促使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开始生成,而当代哲学的转向就发生于这一精神生活的氛围之中。但是,对传统哲学的反思与批判并不是在二十世纪才开始的,而马克思无疑是真正开启这一批判的先驱。因而,在当代哲学的研究中,马克思的思想是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资源。呈现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前沿问题范围之中的核心论题,而对马克思思想之根本性质的揭示,则是全面探讨与展示马克思思想之当代意义的根本基础。本论文即以对马克思思想之根本性质的阐释这一在哲学领域中具有根基性质的论题为主要努力的目标。马克思思想的根本性质突出表现在它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彻底批判中,而其根本的标志是对生活世界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的揭示。从而本论文在对马克思思想之根本意义的阐释中,围绕着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线索探讨马克思的生存论存在论革命的起源与发生过程,并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即现实个人的生存论存在论分析作为这一革命的最终结果。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以对形而上学之世俗基础的揭示为出发点的。从而,展示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之本质是绽露马克思思想的根本意义的基础。因此,本论文首先结合着当代哲学转向的本质含义,较为深入地分析了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存在论基础。近代哲学是在西方古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基础上,通过有所变化的形式而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完成。这一完成的本质表现就是形而上学的自我意识存在论的确立。而以对西方传统哲学之存在论基础的深入探讨为背景,则引导人们更为深入地去理解马克思在哲学存在论方面所取得的革命性成果的根本性意义。任何一种理论自身的阐明及其当代意义的彰显,都以该理论的历史叙说为前提。本论文即试图在以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存在论本质的揭示这一基础上,通过对“博士论文”时期的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对国民经济学之本质的批判等方面的较为细致地分析,逐步展示马克思思想的根本原则——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的提出过程,并以感性对象性活动原则为核心,比较深入地论述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之理论基础的现实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生存论存在论含义,从而在存在论基础上展示了它与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差别。
孔德臣[2]2015年在《马克思哲学“现实观”的存在论变革》文中指出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改变世界”,这种改变首先意味着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但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不仅局限于实证的经验主义,而且受制于抽象的理性主义。在这种情形下,便为机械唯物主义和理智形而上学在马克思哲学存在论上留下了地盘。这两种对立的态度从根本上都源于没有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有原则高度的估价,而这种估价必须要首先深入到其存在论的根基中去。马克思所发动的存在论变革,不仅终结了一般哲学的命运,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而且终结了整个哲学形而上学的传统。由于近代哲学形而上学的巨大遮蔽,所谓的“现实”的一度始终难以与我们照面,而正是马克思以其强有力的手开辟了一条重新理解“现实”的道路。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变革是针对西方近代哲学形而上学的传统,消解主体性哲学以及由此泛滥开来的主观主义,以“感性活动”作为理解人的活动新原则,以“实践”为纲领提出了新的世界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真正的科学方法论来理解历史和社会现实,从而开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观。这场变革挽救了形而上学在经历德国古典哲学的繁荣后对现实的巨大遮蔽,这种遮蔽不仅是哲学意义上的,而且是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它的成果是我们重新理解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钥匙。马克思以“感性—对象性活动”为原则,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发动了一场以批判性脱离近代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变革,这场变革的直接成果乃是历史唯物主义,其重要意义在于瓦解意识的“内在性”,从而真正的理解“现实”。马克思的这场哲学变革,既是以深入到存在论根基处去为前提;同时又与“现实”概念须臾不离的。不消说,对形而上学存在论根基的清洗和真正“现实”概念的把握是衡量马克思哲学变革尺度。
石峰[3]2016年在《论马克思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超验本质的现实超越》文中提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是指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以“实体”概念为核心范畴的形而上学,其本质在于超越现实的“感性世界”,构建一个超感性的概念世界。马克思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变革与超越,不仅仅体现为哲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或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更重要的体现在马克思哲学依据其特有的“现实”立足点,突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内在逻辑,解构了其“超验世界”的构建逻辑,从而将传统形而上学的立论基础进行了全盘的现实翻转进而回到真实的历史前提。本文正是试图在这一新的哲学理论的向度内来分析马克思哲学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现实超越。西方形而上学从构建之初就致力于将超感性世界的“概念”、“实体”、“存在”、“精神”作为研究对象,否定和超越“现实世界”,去寻找一个更“本真”的世界,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两个世界”等问题的出现:本质世界与现象世界、真相世界与假象世界、理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灵魂世界与肉体世界……,等等,并且认为理念的“实在界”才是真实的存在,而“现实世界”则是非本质、虚假地存在着。存在与非存在、现实和潜能、实是与应是、真相与显相等的对立与斗争也由此而生。形而上学由于其构建了一个与现实感性世界相对立隔离的世界,并以此超验世界为本真世界,而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指导意义与现实把握而成为哲学界批判的对象。马克思哲学则从对“超验世界”的解构的批判的消解的角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超验的“在”)和研究方法(纯粹理性思辨)进行变革和批判。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实质性的变革与颠覆。马克思哲学对“超验世界”的批判是多维度的,马克思哲学从理性批判的维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性”和“意识内在性”进行了批判,打通了主体与客体的沟通的桥梁;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解释了彼岸世界的虚假性;马克思又从社会历史批判的维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前提进行了批判,“抽象”的精神与现实的感性相背离,成为了超验的存在。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指向是面对“现实的世界”,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哲学是关注“现实世界”的现实性哲学,马克思哲学注重对“现实世界的”实践的、历史的把握,强调对现实世界的“改变”和“批判”。马克思哲学以“从事活动的现实的人”为哲学的逻辑起点,坚持构建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经验与超验的融合。马克思哲学从实质上看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颠倒”,这表明马克思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理论范式,超越了以往形而上学的展开路径,超越了以往形而上学“解释世界”的封闭特征,马克思哲学通过以对人的感性活动为基础的“感性世界”优先性的确立为哲学提供一条“改造世界”的现实道路。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从理论样式看是终结了在学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从实践上看是创立了直接面对感性现实的思考方式。在他看来,“哲学”必须从现实中实现,不能在现实中实现的“哲学”只能加以终结。而以往的形而上学根本不能在现实众实现,因为它是对现实世界的“颠倒”,是以“颠倒”的方式看现实世界,无法再现实中加以实现。马克思哲学在对世界的现实把握中,内在地蕴涵着理想性的形而上维度。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革命不仅仅在于对传统形而上学否定和解构,同时也是一种面向哲学未来的探询和求索。当代形而上学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可能,对于形而上学形上维度的理解,只能在于现实世界的真实合体中予以把握。
吴纪龙[4]2014年在《历史存在论》文中提出本文在后形而上学的背景下,提出并论证了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视域,即历史存在论视域。本文认为,后形而上学缘起于众多现代西方思想家关于哲学之终结的探讨,而海德格尔从其存在历史观出发对形而上学之终结、经受和克服的分析尤为深刻。后形而上学的提法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指示着哲学在全球化的技术工业社会文明中的完成形态,另一面则指引着人类思想和历史的转向。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不能再从纯粹理论和学说的角度来研究和阐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而历史存在论则构成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当代视域。历史存在论并不是外在于马克思思想的现成研究视域,它一方面缘起于海德格尔的思想转向,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在马克思思想的存在论研究模式的推进过程中生成和呈现出来的。因此,历史存在论在本质上是马克思思想由自身构成并在自身中绽出的历史性视域。历史存在论超越了形而上学的“存在与思想”以及生存论的“存在与时间”的问题框架,将历史性确立为解答存在问题的基本引线。从历史存在论出发,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一般阐释,能够清晰呈现形而上学总体机制的演进以及马克思从整体上对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性批判,同时还能更好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整体结构:“社会——历史——革命”。从历史存在论出发,对马克思思想进行具体阐释,能够澄明历史的存在论规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实践和无产阶级的存在论意义,同时还能够将马克思的思想旨归合理地把握为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存在论思想具有深厚的科学人文内涵,其当代意义在于构成世界历史境域中多元文化交往实践的执中视域,它能够为世界文化之各方创建自由位置并有助于世界文化类型的生成。
史兰[5]2007年在《马克思实现的哲学革命》文中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在哲学史上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本文从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分析入手,论述了马克思面临的哲学困境和他所要开辟的崭新哲学路径。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理论特点“知识论路向”,“思辩性方法”,“对终极存在的寻求”,“意识哲学”都蕴涵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哲学开辟了生存论的路向,这表现在它把人的感性活动作为马克思哲学理解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关注生活世界;关注外部世界对人的意义而不是存在论的知识;以“现实的人”为立足点,而不是抽象的人;关注吃喝穿住等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马克思的生存论哲学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社会决定性原则”和“历史决定性原则”。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实质是蕴涵着生存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历史生存论。
方锡良[6]2011年在《马克思自然观研究》文中提出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角度(形而上学批判和资本批判)来分析马克思的自然观及其当代意义,乃是本文之主旨。通过对经典文本与思想史的交互分析,论文较为系统深入地梳理了西方自然观的历史流变和本质特征,对迄于近代的西方自然观(尤其是近代德国自然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剖析,揭示出自古希腊即已奠定的自然之为内在性原则和领域的初始定向,以及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的突显及其当代意义,并着重展开对黑格尔自然观的批判性分析,作为马克思自然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资源。对马克思自然观的深入研究,需要在探究其存在论基础(感性/对象性活动)上,深入探讨其研究路径:现代性批判的双重维度——形而上学批判和资本批判。形而上学批判通过对黑格尔“逻辑概念化”自然观和费尔巴哈“抽象直观化”自然观的批判,揭示出马克思自然观的存在论变革和历史唯物主义路向,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那种富于“感性实践性和社会历史性”的自然观。资本批判则通过对资本原则的揭示,奠定深入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过程中的“自然”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重点剖析“自然的资本化”和“物质变换及其断裂”这两个重要课题。进一步我们还要在上述分析过程中深入分析自然问题上形而上学与资本的共谋机制:对自然的形而上学构想和对自然的资本操控,二者相互呼应,从思想观念和社会建制两个维度共同实现对感性现实的自然和人(社会)的统治和剥夺,并最终服务于资本的自我增殖和扩张。二者共同构建起一个作为“社会权力”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架构之网,这种控制性的社会权力才是当今资本世界中人剥夺和控制自然,并在控制自然之同时来控制人(社会)的基本根据。最后以“控制自然和机械论自然观”这个课题为例,来展现研究在当代是如何被推进和深化的?尤其是揭示出现代形而上学与资本的共谋所形成的“社会权力”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的宰制,将“控制自然”概念扩展为“剥夺-控制自然”概念,并揭示出控制自然和机械论自然观的双重根源:资本-技术。上述剖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时代生态环境危机加剧及与其它危机相互交织的内在根源,进而有助于理解社会现实、当代人类整体生存处境及其历史决断,从而也就从自然观的角度展示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在情由及其当代意义。
杨波[7]2016年在《现代美学视域中的形而上学价值》文中指出康德以来,随着美学追问方式由美是什么转变为审美如何,现代美学登上历史舞台。追问方式变化的背后是对美的理解的根本性转变,美由传统的作为实体的属性,翻转为作为主体的某种能力,把美的根基落实在人身上,突出主体在审美中的作用是现代美学最根本性的特质。形而上学是建立在主体基础上的理论样式。随着现代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其实体论、二元论、理性至上等构成质素纷纷成为口诛笔伐的标的,而同样建基在人身上的现代美学恰恰在理论品质上能够克服上述形而上学的种种弊端,并在现代美学的展开过程中彰显出存在论和价值论维度的形而上学,现代美学以自己的方式承担起形而上学追求超越的任务。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美学的蓬勃发展,美学逐渐渗透进各门学科,俨然成为诸学科的共同质素,再现形而上学曾经的“第一哲学”风采,甚至有人说,美学成为了形而上学的“避难所”,成为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其实,形而上学与美学具有根本上的关联性。一则两者共同建基在人的基础上二则两者都具有超越性追求,只不过形而上学借助理性概念在逻辑空间中超越,而美学借助非理性在现实中超越。美学在追求超越性方面拥有优于形而上学之处,一是美学天然与感性接壤,易于注入现实的活性,体现为现代美学主体的不断跃迁,而形而上学相对呈现惰性,固化的理论体系阻碍了形而上学对历史的现实关怀。因此,美学比形而上学更易与现实和解,这对于当今时代精神向现实、感性的走向更具亲和性;二是美学天然具有超越形而上学实体论、二元论的理论优势,所以现代美学可以在抛弃传统形而上学的负资产后,轻松展现现代形而上学的新面貌,尤其继承了形而上学存在论和价值论的艺术哲学的理论样式可以作为形而上学现代反思的重要参考。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和现代美学视域下的形而上学都追求人的自由,两者在旨趣上殊为一致。现代美学视域下的形而上学价值丰富了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提示和强化了在美学和艺术领域中的形而上学对于人类解放的意义。基于以上构思,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从美学的现代转向引出形而上学问题,重点梳理国内外学术界在形而上学与美学关联问题上的研究现状,进而提出本文的工作目标;第二章通过对传统美学的反思,勾勒出现代美学视域的内涵,论述现代美学视域下的形而上学表现和形而上学美学主体的生成;第叁章分析现代美学与形而上学的一体化前提,指出两者建基的人性基础,重点分析形而上学对美学的构型;第四章进行现代美学视域下的形而上学反思,通过对现代美学趋势的分析,反思形而上学的现代重构,重点论述作为形而上学未来的艺术哲学;第五章主要论述现代美学视域下形而上学价值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的启发意义。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核心已经内化到西方思想的根脉之中,它以概念、语言和认识等方式层层堆积,构成一个无法躲避的传统。作为西方哲学精髓的形而上学不会退出历史舞台,柏拉图两千年前就曾断言“形而上学乃是人的本性”,康德认为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一种自然倾向”,形而上学与人的本性具有一体性,在现时代,作为有限者的人需要倾听时代风潮,不断开显出形而上学新的表达方式和发展路径。
赵周宽[8]2011年在《后形而上学与美学》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试图立足形而上学存在本体论,探讨美学的可能性。“可能性”问题框架决定了,美学既不是一个僵化体系的残骸,也不是彻底的“无”。在形而上学存在本体论基础上自我生长着的美学,介于这两者之间。形而上学给美学提供了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往复并激活这一“中间地带”思想张力的潜能。但如果对形而上学做“形而上”(抽象、僵化)的理解,以上的构想就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后形而上学”破除了对形而上学所做的“形而上”的理解,将形而上学视为西方思想无限自反、一再回归自身根基之批判性的标示;而“后形而上学”恰恰是对这一标示之“标示性”的自觉。这样,以“后形而上学”对西方思想所做的自我认识、自我反思和自我教育,为美学可能性问题提供了本体论保障。在本体论基础之上伸展开来的美学学科,并不能彻底将形而上学的思想“债务”一笔勾销。美学在对这笔债务的承认和担当中进行着自我建构。这门学科的自我建构过程,也是承继了形而上学传统的现代性所进行的自我辩白。美学的自我生长,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性事件,在这种“建构”和“辩白”中,将形而上学的债务以“后形而上学”的方式予以重述。这些债务包括,第一,对整全世界的追求和这一追求的辩证表达。形而上学所预设的非中介的整体世界,美学以对“感性”、“美”、“自由”等所做的辩证表达,赋予其现代性的血肉。第二,近代认识论所提供的理论言说框架,仍然是美学自我表达的基本语法。任何试图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仅从存在层面、而且从表述层面轻率抛弃的理论,都忽视了美学自我建构的复杂性。第叁,形而上学的超越性设定(理式、存在、上帝、主体、语言等等),从“形式化”的外在先天设定,转换为内在精神之“魂”。在“形而上学”已经不具有社会机体凝聚力和意义构型力的现代性中,辩证地表达这种精神性追求,具有为现代性“招魂”的意义。以上“债务”并非仅仅具有消极意义,在建构现代世界方面,它们同样会转化为积极因素。要想实现这种转化,就需要深入形而上学自我批判的内在史中,完整而本质地经历形而上学自啮其心的艰难历程,经受这一历程中重重辩证法的折磨。本研究在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形而上学批判程序中经受了这一过程。尼采对形而上学毒害史作出系统诊断,并以“生命”为号召,呼吁对西方思想进行根本性疗救。在疗救的极端处境中,尼采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疗救本身的“形而上学性”。疗救的强烈愿望和疗救自身的毒害性,两厢对照,使尼采自陷绝境。尼采被逼到思想的边缘,也将形而上学带到边缘。这一边缘站位,正是“形而上学”自反性的极端呈露。“生命”成为尼采用以警惕任何一种形而上学迷误的醒目灯塔。尼采以“凡有生命之处,就有美”作为生命美学的总纲。由于“生命”时刻提醒对形而上学的迷误的警惕,生命美学就成为形而上学极端可能性的标示,生命美学也成为对于形而上学极端可能性的“经受”。海德格尔以“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激活了形而上学中内蕴的自反性。在有可能掉入“无”的“存在”,与定形化的“存在者”之间,用“真理”和“艺术”作诱饵,诱使我们进入美学得以萌生的本体论领域之中。在形而上学自我批判的历史中,海德格尔确认了古希腊意义上的本质性的“美”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美学”的弹性对峙,即,正是在本质性的“美”不再可能的现代性中,“美学”科学诞生了;“美学”既是对本真“美”的回应和保存,又是对它的“遮蔽”和“遗忘”。海德格尔将这一遗忘过程与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遗忘”作了互文性阐发,提示了回归本真美的可能性,要求我们至少对这一“遗忘”本身不再遗忘。这样,海德格尔的美学就是形而上学自反性即“后形而上学”的映照。“存在论差异”既是对形而上学自反本质的揭发和呈现,也是对美学自我生长之可能性的本质确认。海德格尔以形而上学自我嬗递的历史为背景进行的美学发生学探源,天然具有现代性批判的意义。通过对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形而上学极端可能性的“经受”,在形而上学存在本体论基础上阐发的“美学发生学”,与以鲍姆伽登为标志和开山者的“美学发生学”,形成呼应。参照后一种美学发生学,前一种发生学可以看作是美学的“内史”和“前史”。作为“前史”的“美学发生学”,自觉地与任何一种僵化的美学体系保持距离。把美学保持在“前史”状态中,是一项本质而艰辛的思想任务。
何江新[9]2011年在《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文中研究表明如俞宣孟的《本体论研究》所示,传统是论是传统西方哲学的核心。由于这个严密、紧凑的范畴体系遗忘了“是”,所以海德格尔重提了“是”的问题,且以基础是论取代了传统是论;随着解构传统是论的历史任务的逐步深入,《是与时》之后,海德格尔展开了对传统形而上学更彻底的批判。然而问题是:(一)传统是论、传统形而上学是什么;(二)为何、如何将之解构?在把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细化为叁个阶段的基础上,论文将围绕着如何解构形而上学展开探讨。首先,海德格尔所理解的传统是论、传统形而上学以及传统哲学分别指什么?第一,是论就是把“系词的‘是’以及分有‘是’的种种‘所是’作为范畴,通过逻辑的方法构造出来的先验原理体系”(俞宣孟:《本体论研究》)。这门被亚里士多德称为“第一哲学”的学问研究“所是之为所是,以及出于其本性的秉性”(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它就是传统哲学中的“纯粹哲学”。柏拉图的“通种”和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依据理念之间的结合而建构起来的超时空的最普遍知识;第二,形而上学是指追求原因和原理体系的那种学问。随着古代形而上学的展开,近代如鲍姆嘉登的“形而上学是包含人类知识的第一原理的科学”(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也与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是基本一致的。而随着形而上学学科中其它叁支被逐步实证化,形而上学也进入它的现代时期:一方面,是论成为形而上学或哲学的代称,另一方面,主体性形而上学(如意识或意志哲学)取代了知性形而上学,如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形而上学的顶峰,而尼采的形而上学就是形而上学的最后阶段;第叁,哲学是指“关于第一原理和原因的抽象认识(知识)”(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哲学家们就得去捉模本体(ouσia)的原理与原因”(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围绕最普遍的概念“是”而建构起来的是论,是海德格尔对传统哲学的代称,因为它是柏拉图主义的典型形态;随着对柏拉图主义批判的深入与扩大,即便是对追求相对普遍知识的形而上学,包括过渡时期的双关思想,也于后期被解构。其次,海德格尔为何要解构传统哲学?基于上述对比分析,自柏拉图以降,传统西方哲学追求的是“第一原理”,而遗忘了比它更深的是人自身的问题以及“是”的问题,思的出现使得形而上学失去了继续第一原理的地位。这样,解构自古代是论而来的西方哲学就既必要而且也是可能的了,原因归纳如下:第一,传统西方哲学是一门忘“是”的学问。传统是论中的“是”是“最普遍”的概念,它导致“无”,黑格尔的逻辑学以之为最大的前提而开始了范畴之间的推演。但是,作为概念的“是”与“无”,仍然处于所是层面。从生存现象上看,人又确实能进入“无”的境界且先行领会了它,这个“无”就是传统形而上学这个“所是之整体”所不能包容的;第二,西方传统哲学没有提出“本是”(Dasein)的视野。康德为形而上学寻找根基而走上了人类学的道路,他以“人的什么?”作为哲学最深的追问。一切传统是论只有立足于基础是论才是可能的,唯有本是是着,才“有”真理。本是在是论和所是层面上有优先性,它也是以往的是论在所是-是论层面得以可能的条件,它的优先性也使得形而上学只不过是本是的生存论上的一种可能性而已。传统形而上学认为有绝对真理,它是人必须遵循的原理体系,这就是颠覆并割裂世界的错误观念;第叁,近现代西方哲学忘记了它的起源,它们对哲学的希腊性和近代性没做出区分。前苏格拉底的思、诗、无蔽真理之间的本源统一性,就是希腊思的基本经验,这就是哲学的希腊性。知性形而上学和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注重“我思”而忽视了“我是”的“是”的方式,结果以自我意识为最高原理,哲学的近代性其实就是对“是”的遗忘的深度卷入。其中,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思想的两义性(Zweideutigkeit)的不理解就是明证;第四,传统哲学追寻的是确定性或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实际上,“是”本身有“显隐”二重性(Zwiefach),其“隐”的一面与“测不准定理”不分轩轾;“本质”观与“确定性”的观念相伴而生,而不知“现象背后一无所有”。超时空的范畴在康德看来只在整理经验材料时有意义,脱离经验材料的范畴演绎会产生先验幻相。而这些概念之间的结合、推论之所以可能,则来自于“无时间的”或“超时间的”时间观念。本源时间就比这种客观时间更在先而本真。科学的发展有赖于人修正其基本概念,所以科学有其固有的局限性,科学不思(即,不思无)。以往只把人当成一所是而把人引向异化的道路,这样,转向对人自身的重视和在世界之四重整体中追寻“天道”,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即人的最终归宿;第五,传统形而上学对自身的主导问题和前导问题不清楚,它局限于二元对立的柏拉图主义之中无法突破。形而上学的展开就是立于其上的欧洲技术文明的到来,而这同时也正是人类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之时。技术以“集置”的方式统治着人类而将窒息“天道”。再次,海德格尔是如何重提“是”的问题的?依照时间顺序和思想的间接性,他对传统形而上学解构的步骤即论文的基本框架如下:第一,提出基础是论将传统是论解构。随着生存论是论分析方法的奠立,立于传统是论之上的传统哲学也就随之垮塌;第二,补充《是与时》尚未完成的部分,如“时与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如“是”与时的关联或先验想象力与我思及时间等之间的源始一致性,图型法中的源始时间视野)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就分别具有这样的视域。康德以纯粹理性来探寻形而上学之可能性而走上了哲学人类学的道路,即重视了人。这一向度比认识论或心理学加逻辑学那种看待康德的方式要深刻,他以无蔽视域的是论综合瓦解了理性形而上学的根基;第叁,以真理、在场等问题为突破口,海德格尔于30年代把希腊思想整体性地揭示出来。他首先恢复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两义性,而这又将与希腊思之二重性相关联。其中,以探讨最深的问题即“是”与“弗西斯”的原初含义而带出如何从“无蔽真理”、“逻各斯”以及“弗西斯”等思想的本源一致性而整体性地滑向以理念和范畴作为后世形而上学的评判标准的(见《形而上学导论》)。只是,当理念与范畴的根据的获得之时,形而上学就因不再与科学性相关联而被支解了;第四,获得“是”与“时”的关联以及“无蔽”真理等视野之后,形而上学的根本局限也就显明了。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和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文本解读,海德格尔揭示出了后世形而上学的忘“是”历程;第五,逻各斯、在场等的“显隐”运作与老庄之“道”的特性是本源一致的。“天道”思想完全可以取代早期的“是”,即以事件的发生(ereignet)即“事发”(Ereignis)为核心的另一种思想取代了早期的生存论是论方法。“转向”一方面是对前期的“人”与“是”之间的关系做些纠正,另方面更主要的是应合“天道”以直接思“是”之需。人绽出地生存于“是”之真理的近旁倾听天籁之音,语言就是它的主人。这样,传统形而上学达不到“是”之真理的根本局限以及通过“是之为是”也就克服了前期“所是之是”的思想方法,解构形而上学的历史任务至此宣告结束。
卜祥记[10]2004年在《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文中提出对马克思哲学革命之所在的探索本质地要求着“让历史出场”。然而,纵观对马克思哲学文本解读的历史,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历史并未真正出场。由于作为诠释者和接受者之理论前见的特定的近代哲学境域,在这里出现的并不是作为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并不是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本身的历史,而是思辨哲学境域中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近代形而上学视域中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由此一来,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不仅再度被强制性地推回到他所本质超出的近代形而上学的境域中去,而且由于思辨理性的当代意义,即科技理性的霸权地位,这种近代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境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空前巩固的形式不断地被建构起来;由此一来,“让历史出场”的必要性就空前强烈地凸现出来,让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历史过程历史地呈现出来,就成为最具当代性的研究课题。让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历史过程历史地呈现出来,就是依托于整个欧洲哲学历史的宏观背景,把马克思的哲学文本置归于它本源于并本质地超出于其中的近代形而上学、思辨哲学的境域中,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本放置于近代欧洲哲学的历史进展中给予历史地诠释,通过历史地解读马克思哲学革命文本动态地呈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历程和哲学革命的本质所在。由于马克思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经历,由于青年黑格尔派直接构成马克思展开哲学批判的直接针对性和进行哲学革命的理论参照系,也由于马克思对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本质的整个思辨哲学的批判必得首先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性反思开始,并不断地由对整个哲学的批判再度回到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因而,青年黑格尔派就成为我们解读马克思哲学革命文本的直接切入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研究是历史地再现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即“让历史出场”,让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本自己说话的必经途径;或者说,是客观地、历史地展示马克思在哲学根基上本质地超越思辨哲学、构建全新的哲学根基、草创新世界观、实现哲学革命的历史原貌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1]. 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存在论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D]. 陈军. 复旦大学. 2003
[2]. 马克思哲学“现实观”的存在论变革[D]. 孔德臣. 江南大学. 2015
[3]. 论马克思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超验本质的现实超越[D]. 石峰. 辽宁大学. 2016
[4]. 历史存在论[D]. 吴纪龙. 黑龙江大学. 2014
[5]. 马克思实现的哲学革命[D]. 史兰. 吉林大学. 2007
[6]. 马克思自然观研究[D]. 方锡良. 复旦大学. 2011
[7]. 现代美学视域中的形而上学价值[D]. 杨波. 辽宁大学. 2016
[8]. 后形而上学与美学[D]. 赵周宽.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9]. 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D]. 何江新.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10]. 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D]. 卜祥记. 复旦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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