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敏[1]2003年在《在西方强势文化进攻下如何构建先进文化》文中指出中华文化曾经一度站在世界文化的屋脊上，创造了令世人称羡的辉煌，公元前叁千年的甲骨文、青铜器就已经显现出一个伟大民族在独立创造文明方面的惊人智慧，及至四大发明与“中华文化圈”的完成更是使这种智慧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然而近代以来，这种文化落后了，起而代之的是起源于古罗马、希腊，发展于文艺复兴，大兴于当代的西方文化。无可讳言，西方现代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这种文化以其强大的物质力量为基础，试图将整个世界都按照统一的麦当劳模式纳入同一个文化体系中。然而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单一的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显然不会出现，更有可能的是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如何构建我们的先进文化就成为当前学术界中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笔者拟从叁个方面来考虑如何构建先进文化，首先要注重文化交流，学习西方的优秀物质精神文明成果，同时需要礼尚往来，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展现给世人。相比较而言，我们对西方社会的了解甚于西方对我们的了解，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一个充满神秘而落后的东方国度，西语中有“Chinese box(中国盒子)”的说法，意即复杂难懂的事物，这样的情况下，注重文化交流当然有其必要性。其次，要注重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传统文化在中国延续几千年而仍旧具有生命力，证明其必有优秀传统，例如刚健自强的基本精神、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等等都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对象。第叁，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尤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促使传统文化现代化。 全文共叁部分组成，共约32000字。 第一部分 西方现代强势文化探析 本部分主要由五项内容构成。一、主要对文化概念做了一个简单的界定，并说明了文化的重要性。二、从文化的角度对西方进行界定。现代汉语中的西方目前有四义，地理上的西方、政治上的西方、经济上的西方和文化上的西方。其中文化上的西方也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过程。现代文化上的西方指的是欧洲和北美洲的文化繁荣国家。叁、西方现代文化的发展成熟历程。在现代西方文化的生长过程中，叁次思想解放运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文艺复兴;二是宗教改革;叁是启蒙运动，经过叁次思想解放运动，又经过发生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形式的政治革命，科技迅速进步，工业迅速发展，就这样莫定了西方文化成为强势文化的基础。四、西方强势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我们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感受到西方强势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物质生产力决定精神生产力的问题，并且西方强势文化还得益于国际制度方面的保障。五、西方强势文化影响下世界文化走向何方。事实上，文化的流动是全方位的，并非单从西方流向世界其它地区。世界文化的最终结果不会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各种文化在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得到发展。 第叁部分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客观看待中国文化的地位 本部分分为两大内容.一、中西文化交流的叁个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可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张蓦通西域到明朝中叶，此时中国文化在世界居于前列，是强势文化时期;第二阶段是16-17-18时期，这是一个平等交流的时期;第叁阶段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作为强势文化的严重不平等阶段。二、以史为鉴，客观看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经过对叁个交流阶段的分析，我们应该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角度，那种对历史辉煌盲目自信的情绪应该结束，而19世纪以来中国人的“苦难情结”也应该结束。应该端正心态，重新思考寻求中西文化会通和融合的新途径。 第四部分构建中国先进文化 本部分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构建先进文化的原因。既在于中国自身的变迁: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又在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经济的全球化带来全球文化之间的交往和碰撞。二、如何构建中国先进文化。当然是首先需要进行文化交流;其次是需要重视传统文化;最后就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促使传统文化现代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田文峰[2]2012年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常简称为“帝国主义论”)这一历史巨着,是列宁研究帝国主义理论的思想结晶和科学总结。该书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它所提出和创立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列宁在这本书中以及随后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10月)一文中,对帝国主义作了全面系统的科学分析,全面而深刻地分析和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做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重要论断,并彻底批判了考茨基等人在帝国主义问题上所散布的种种谬论。正是列宁站在历史的高点上,在以帝国主义理论为核心的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才形成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蓬勃开展；不仅成功地领导俄国人民群众完成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翻转了历史乾坤,而且还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各国共产党人,成为他们的坚定信念和行动指南。列宁有关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论断和科学断言,都得到了世界范围内革命实践的验证,经过百年历史风云的洗礼,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充分体现了其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时代性、先进性和实践性。至今我们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决关于帝国主义、经济危机乃至战争与和平等种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得回归列宁,请教列宁!我们在充分肯定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正确性及其现实指导意义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距20世纪初列宁发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近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又进入一个新的繁荣阶段,在这个“黄金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新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准,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发展。此时,特别是在苏东国家社会变型之后,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学者、国际上的“修正主义者”也包括中国的右翼“知识精英”也成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思潮的俘虏,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掩饰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矛盾和弊端,大肆赞颂和吹捧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社会政治制度的完美。他们中的有一些人认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已经过时了,甚至是错误的,至少不适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苏联解体以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更是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然而,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简而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之后,“列宁主义”逐渐成为鲜为人知,少有提及的语词之时,直至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爆发之际,人们才幡然醒悟?再回首,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如同“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虽然产生于20世纪初,但它对于我们理解21世纪的资本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它提供了我们分析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指导。的确,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相关理论都是列宁在一个世纪前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来的。与百年前相比,当今世界无疑发生了重大变化,列宁当年的论述是否符合当今,是否已经过时?我们应当如何结合当今的实践来理解和解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实践及其现代价值?毫无疑文,这正是本文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本文第一章,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结合列宁时代的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背景,系统地论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形态、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科学理论。作者认为,列宁对帝国主义作了全面系统的科学分析,剖析了帝国主义的实质、特征和基本矛盾,全面而深刻地分析和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列宁创造性地解决了资本主义新阶段对科学社会主义提出的新课题,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当代的蓬勃开展和顺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思想武器。本文第二章阐释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历史贡献和现代价值。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一套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表现为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性的飞跃与升华,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发展阶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纪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性的飞跃,而列宁所创立的帝国主义伟大科学理论则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给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提供了指导方针。作者力求坚持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和分析方法,试图在当代的现实背景下,充分发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先进性和预见性,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适应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新发展；作者进而认为,列宁创立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列宁主义的基石和核心,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正因如此,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具有以下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1)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伟大认识成果；(2)她具有应因时代性的当下性,当前发生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证明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前瞻性、时代性、正确性和真理性,也因此它是我们反思和战胜全球金融危机的思想利器和实践工具；(3)更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锐利思想武器；(4)列宁的帝国主义思想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不仅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过时,反而是更加凸显重要性和指导性。也因此,它为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有效的方法论；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我们应该用客观的、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来理解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本文第叁章试图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基于全球社会历史经济政治的新变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分别从垄断、瓜分领土、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夸大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趋势、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等视角,论述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并最终主张：以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辩证地眼光和创新的视野来——致力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灵魂和生命力之所在。本文第四章尝试对列宁“帝国主义论”进行了新阐释：主张“照着”列宁讲,也“接着”列宁讲,“接着讲”就是要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为思想武器,对当代帝国主义进行新的批判,揭示当代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展现当代帝国主义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在新的情境下,尤其是在当前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势,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指导,进一步深化认识当代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新的表现形式(如金融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军事帝国主义等当代“新帝国主义”的新表象,着力把握当代帝国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形态,透过实证分析和理论反思,系统地提出和阐释出一套论述当代帝国主义的理论标准和概念架构。本文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帝国主义时代的形成与终结、当代帝国主义的定义、形成及其经济基础的演变(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发展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态势做了较为系统而又深入地论述和梳理,从而使得我们在全球化时代能够认清当代帝国主义的本性(本质与特征)并没有变化,尤其是日美帝国主义在二战之后达成新的同盟,形成新帝国主义；我们不能无视新帝国主义的存在；只有正视它,直面新帝国主义,我们才能战胜他(一切帝国主义主义都是纸老虎——毛泽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本文的第五章认为,研究列宁帝国主义的当代价值在于,我们可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思想武器,更好地指导我国积极有效应对“新帝国主义”的挑战,从而为中国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建设提供新战略、新策略和新措施。我们对“新帝国主义”的研究之最终目的还是在于维护国家利益,并告诫国人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新环境中,应该怎样内保生存和发展权益,外争必要的话语权。为此,本文首先理顺了中国四代领导人在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方面的创新与实践,主要内容有——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第叁世界理论和独立自主的理论；邓小平提出的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的理论；江泽民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主题；但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存在,世界局势依然面临严峻挑战的理论,为此胡锦涛还进一步地提出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与构建和谐世界的构想。这些思想体系一脉相承,内容丰富,对于我们分析帝国主义相关理论与指导我们在新时代如何应对帝国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政治、军事、经济、金融、文化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当今中国如何应对新帝国主义的有效策略。帝国主义在当代的渗透已经与旧帝国主义有所区别,他们在政治、军事、经济、金融、文化等等方面进行新形式的渗透与剥削。对此,我们要引起足够重视,既要针对帝国主义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又要明确防范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我们并不是要拿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大旗与帝国主义国家势不两立,最终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而是要努力在新时期,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大趋势下既学会有效防范帝国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渗透与颠覆,又要学会如何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与当代帝国主义打交道,在斗争、博弈和合作中谋求发展,并最终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千秋伟业。
高云[3]2013年在《俄罗斯海洋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俄罗斯的国家发展史上,海洋战略一直起着十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基辅罗斯由于通海商路得以形成壮大,沙俄通过出海口战略而成为世界强国,苏联更是通过远洋进攻而获得冷战的均势。虽然当代俄罗斯已不再居于世界的中心地位,但作为有着帝国追忆和海洋情结的大国,俄罗斯正在积聚力量寻求复兴,海洋仍然是其关注的重点。应当看到,当前,俄罗斯发展理念已由过去的粗放式外扩转向内敛式集约,海洋战略的重心也已由海洋通道转向海洋资源的控制利用,这一理念的变化反映的正是俄罗斯国家发展叁百年积淀的思考。本文旨在梳理俄罗斯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海洋战略演变过程,考察其海洋事业发展情况,从当代视角探求其经验教训,寻求陆海复合型大陆性国家发展的黄金分割点,精准定位海洋战略在国家整体战略中的地位作用,从中总结出能为当前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借鉴的有益要素。出于这一目的,论文研究重点放在了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并将之分为转轨期、当代以及当前和未来时期叁个部分,以便突出研究的现实意义。就俄罗斯海洋战略的源头而言,俄罗斯海洋传统源自北欧诺曼人的分支瓦兰吉亚人。瓦兰吉亚人有着西方海洋民族的强烈逐利特性和冒险精神,正是由于瓦兰吉亚人的强力介入,依托连接斯堪的纳维亚和拜占庭这一中世纪东西方贸易商路,松散的斯拉夫公社被凝聚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基辅罗斯。虽然由于之后的内部纷争,基辅罗斯并没能实现其海洋追求,特别是蒙古人的入侵,彻底打断了基辅罗斯向海的发展方向,但充当东西方贸易中间人获利的思想和北欧海盗所特有的冒险开拓精神已溶入俄罗斯的血脉,成为俄罗斯的民族内核之一。莫斯科公国兴起后,这一思想内核开始发酵,伊凡叁世和伊凡四世为获取东西方贸易之利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奠定了后来沙俄出海口战略的根基。彼得大帝作为俄罗斯历史上最有为的君王,不但成功推行了西化改革,使沙俄步入世界强国之列,而且针对俄罗斯的地缘劣势,为俄罗斯确立了完整的出海口战略,使沙俄完成了由“地域残蚕食体制”向“世界侵略体制”的转变。在追逐出海口的过程中,沙俄的国家命运同出海口战略的成败得失紧密交融。在俄国达到其封建农奴专制制度支撑下国家权势所能抵达的发展顶峰后,制度瓶颈扼住了出海口战略的咽喉,使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相继惨败,并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耗尽了力气,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苏俄成立后,不得不从帝俄的遗产上全面后退,《布列斯特和约》虽剥离了俄罗斯向海洋发展和重新成为强国的可能,但给予了苏俄以喘息之机。之后,德国迅速崩溃,实际上这一束缚并未产生消解苏俄复兴帝俄荣光能力的后果。但经历了革命和国内战争创伤的苏联已不再具有帝俄的战略位势,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苏联海洋战略走过了从近岸和近海防御向远洋进攻的发展路线,并最终得以建立起与美国相匹敌的国家海上威力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苏联也完成了由偏居一隅的孤零社会主义国家向领导社会主义阵营同美国西方阵营全球角逐的世界性强国的转变。但辉煌的成果掩盖不了苏联国家体制和政策的缺陷,重复了法国和德国过度扩张的错误,美国则利用苏联的战略失误,使苏联走上自我否定的道路。俄罗斯成立后,受久已遭压抑而突然迸发的政治狂热推动,俄罗斯奉行大西洋主义的思想路线,推行一边倒战略,实行全面战略收缩。同时,面对解体后的颓势,俄罗斯被迫从远洋缩回到陆上,进入黑暗的十年。这一过程中,俄罗斯海洋思想遇冷,并一度放弃了海洋,承自苏联的海洋遗产陷入全面危机状态,海洋战略陷于钟摆死区。但俄罗斯毕竟是一个大国和传统强国,随着俄罗斯重回欧亚主义轨道,俄罗斯海洋战略开始重启。在普京执掌俄罗斯后,明确提出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俄罗斯海洋战略得到了充分发展。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时代趋势的思考,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已不再将海权追求置于中心位置,而是将重心集中于综合国力的发展,确立了促进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海洋战略中心任务,权益维度不断拓展,利益主体趋于多元,对抗性思维正逐步让位于合作、和谐。同时,鉴于当前强权政治现实,俄罗斯并未放弃军事的基础性地位,海军仍然是国家海洋战略的关注重点,但其侧重已由海上通道转向海洋资源,由军事安全转为经济安全,核心任务也逐步定位于以海洋事业的发展全面提高综合国力,保障俄罗斯海洋强国地位,促进国家经济建设,为俄罗斯国家发展寻求新的增长空间。总体来看,俄罗斯各个时期的海洋战略主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共性问题,即如何克服俄大陆性地缘局限；二是个性问题,即寻找各个时期海洋战略与俄国家大战略的契合点。应当看到,俄罗斯发展海洋事业受到的一系列不利自然条件’制约：国土基本处于高纬度地带,冬季漫长且寒冷,缺少不冻港,除西部封闭内海的沿海地带外,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带人烟稀少,发展海洋事业所需基础设施远离主要人口聚居地,初期投入和后期养护成本也很高,海上事业缺乏自我造血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罗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海洋传统。为了牵引国家发展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需求,俄罗斯只能通过国家海洋战略的牵引,以国家主导的方式来克服自身发展海洋事业的各项劣势。从其海洋战略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这种大陆性国家主导的海洋事业发展模式使俄海洋战略呈现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而在不利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沙俄时期因扩张造成的四邻不宁、苏联时期因意识形态而面临的强敌环伺——又加重了其对军事力量的依赖和对均势的追求,造成其近现代海洋战略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海军战略色彩。而在当代和平发展时代主题下,俄罗斯海洋战略演进已发生变化,逐步放弃单纯从安全角度来考虑战略问题的传统权力思维模式。一方面开始强调发展海军除保障国家安全外,还兼有保持其工业基础、拓展经济维度、最终复兴其大国地位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更为重视发展问题,通过发展海洋事业,特别是开发远东和北极地区的资源和航线,促进地区均衡发展,为国家发展开辟新的战略空间,增强国家的战略稳定性。因此,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是兼顾安全与发展两方面战略需求的集合。综上所述,俄海洋战略的基本问题：一是克服大陆属性建立海权的问题,二是防止陆海冲突实现平衡的问题,叁是发挥自身地缘优势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其叁百年发展史的经验教训：一是要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战略；二是要保持海军力量与海洋经济的平衡；叁是要统筹陆海发展矢量；四是要关注海洋战略各利益主体诉求；五是要整体稳步推进。应当说,俄罗斯海洋战略实践是一面镜子。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它反映的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同国家具体实际的结合过程；从现实的立场来看,它提出的是国家如何战胜局限和困难,从海洋获取发展机遇和未来的策略。因此,保持客观清醒地认识,充分汲取俄罗斯海洋战略的有益因素,对当前正在建设海洋强国的中国大有裨益。
仲崇东[4]2003年在《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化含义丰富、包容广泛，是一个相互渗透、不断扩展其影响的客观进程。其强大的影响力波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最主要的动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在全世界的扩展，文化与意识形态以及它们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也不断得以突显。应当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也向我国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扩张，大肆倾销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垃圾，已经影响了我们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以及民族文化的安全。在当前形势下，认真分析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影响，探索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应对策略，对于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维护我国民族文化的安全，更好地发挥文化和意识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始终保持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论文紧紧围绕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这一核心主题，深入论述了以下重点问题：经济全球化与意识形态这两个重要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意义，意识形态安全是我国国家综合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思路与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网络安全和传媒安全等四个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领域具体的应对策略。 论文由序论、正文(共分八章)和结束语组成。序论部分主要阐明了论文选题的缘起、依据、主要论点和逻辑结构，对论文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结论进行了凝练的概括，对论文的几个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对论文的创新之处进行了介绍。 第一章深入考察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历史演变，分析了其现状、特点及影响。结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论述了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从而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实质。重点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提出了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基本原则。 第二章围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考察了意识形态概念，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明确指出了经济全球化具有意识形态性，确立了意识形态安全是我国国家综合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加入WTO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新态势也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第叁章主要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的角度，深入阐明了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意义。通过回顾和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待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上的经验教训，通过分析意识形态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结合当前国际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的新特点、新局势，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是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指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和价值支撑，是防止和平演变的锐利武器。 第四章提出了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思路与原则。重点探讨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加强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意识形态安全与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建立意识形态安全的防护体系和良好运行机制。本章涉及到与意识形态安全密切相关的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经济建设、国际关系的处理等重大问题。对意识形态的管理体制和安全体系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改革领导体制，建立预警体系，设立评价指标等新的思路。 第五章——第八章具体论述了意识形态安全的四个重要领域： 第五章回答了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问题。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论证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提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要求：重点是坚持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并根据形势和条件的变化，以创新的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六章论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关问题。社会主义文化是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领域。面对文化全球化的冲击，面对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积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同时要积极应对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第七章考察了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网络是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一个新领域，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新挑战，也使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新任务。当前，除运用网络加大我国意识形态的宣传、建立网上马克思主义阵地外，还必须运用法律和技术手段，制定具体的防范措施。 第八章分析了传媒与意识形态安全。传媒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而信息全球化时代的传媒霸权更充分地利用了传媒的意识形态性，对我
刘潇湘[5]2014年在《从侵略扩张到和平拓展》文中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世界范围的全面侵略战争,同时也是世界人民奋起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战争,战争的结果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推动与促进了世界发展模式由战前以对外扩张、征服及掠夺与对内压榨为内容与表征的侵略发展模式向战后以国家体制的自我完善与国际关系的平等依存为内容与表征的和平发展模式的转型。其中,日本作为战前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在明治维新后以侵略扩张、征服与掠夺作为国家发展的政策工具,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直至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折不扣的“远东战争策源地”。战后,日本在经过反法西斯战争和民主改革的洗礼,消除了国家发展模式中的战争性质,走上了“科技立国”、“教育立国”、“贸易立国”等通过发展机制的自我完善与世界各国平等依存,共存共赢的“和平国家”发展道路。日本走上以侵略求发展的战争之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封建武士的战争传统是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历史缘起。其中,16世纪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朝鲜的战争为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及构建在该项政策基础上的侵略发展模式提供了先验式的思想素材与实践范式。德川幕府时期的思想家有关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建构则成为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形成的思想导源。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形成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发动的侵略扩张与殖民掠夺的深刻影响。美国以武力打开日本国门使日本沦为殖民地的同时也使其从直观上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发展模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幕府末期的思想家因此提出了效仿西方列强进行殖民扩张与掠夺的时代发展命题。明治维新确立起军国主义国家体制为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举行了政治奠基。明治思想家对侵略扩张的理论建构则为侵略发展模式进行了思想观念上的奠基。明治叁大外征、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爆发以及大陆政策的出笼标志着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形成。经济领域充斥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国家宪政体制上的封建反动以及军国主义主导社会意识形态规定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内容与特征。走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之路是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运作的逻辑结果。由于近代侵略发展模式在制度环境上所形成路径依赖导致进步力量改造国家发展模式的努力最终趋于失败。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失败与政党内阁的垮台说明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体制内对近代侵略发展模式进行改造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斗争也遭到了国家政权的彻底镇压。世界经济大危机沉重打击了日本半封建的资本主义经济,严重恶化了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以此同时,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为日本法西斯的上台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军部法西斯势力通过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手段攫取了国家政权推动日本走向全面的侵略战争之路并先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在战争期间,法西斯在国内构建总体战体制,强化政治统制与经济剥削,动员全国资源投入战争；同时构建东亚新秩序,在占领区进行血腥屠杀与残酷剥削,给世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奋起抵抗,导致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最终走向崩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严重削弱了日本法西斯的战争能力,打破了国际法西斯的战略计划,有力地配合与支持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从而动摇了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根基。太平洋战争消灭了日本海军,重创了日本陆军,从而摧毁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台柱—法西斯的战争机器,使盟国在战后改造日本发展模式成为可能。在战争期间,盟国及日本进步力量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日本发展模式的构想与方针政策,并根据这些构想和方针政策在战后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用强制的手段打破了日本发展模式对于军国主义制度的路径依赖,推动近代侵略发展模式向和平发展模式的转型。经过反法西斯战争与民主化改革的洗礼,日本在战后走上了和平拓展的发展道路。和平宪法的制度规范、政府主导型的计划经济、科教立国与贸易立国的政策措施、“轻军备、重经济”的外交路线构成了战后日本和平发展模式的内容,通过体制的改革与技术创新相结合实现发展模式的自我完善从而挖掘资本主义的潜力成为了战后和平发展模式的特征。和平发展模式的形成与运作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且健康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实现了战前用侵略扩张所希望达到而未能达到的国家发展目标。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剧变,日本经济发展因其与时代发展脱节而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日本右翼势力乘机提出修改和平宪法,赋予日本以战争能力等政治诉求,推动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加剧对战后和平发展模式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当前日本自由主义力量基于和平宪法根本精神就国家在新世纪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提出的设想与建议,强调在当今全球一体化趋势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日本只有坚持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平等依存的自我发展模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与发展。
王群生[6]2011年在《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是江泽民“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共产党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不仅重视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而且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江泽民同志自1989年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价值目标、选择路径、方针和原则、方法和途径等方面作出了许多精辟的、科学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论断,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丰富的、系统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本文力求全面、系统、准确地概括和总结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理论基础、内容体系、理论特色及历史地位。全文由导论、正文和结束语叁部分组成。主要内容如下：导论,主要从国内外关于意识形态,尤其是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研究现状出发,在总结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研究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一章,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产生的时代机遇。重点讨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与机遇、市场经济体制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推动与影响、加入WTO对我国意识形态的考验与影响、对外开放环境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借鉴和冲突、现代科技发展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冲击和促进等五个问题。第二章,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思想来源。重点考察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第叁章,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科学体系。对于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从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定位、价值目标、指导方针、基本原则、主要途径等五个方面进行梳理。第四章,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特色。重点总结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鲜明时代性、继承发展性、开拓创新性、科学系统性、思维开放性、实践指导性。结束语,总结江泽民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基本经验：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统一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文本的统一、坚持民族特色和放眼世界的统一。
杨鲜兰[7]2005年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的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的发展问题既是一个石老的问题,又是一个常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的发展有赖于社会实践,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辨证统一性。当今,人类已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条件的改变必然影响到人的发展。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从挖掘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关于人的发展及世界历史理论等相关思想入手,吸收国际、国内已有研究成果,力求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的发展问题建构一个基本理论框架。 本文共分七章。 引言: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目的、思路、内容和方法。 第一章:“人的发展历程”。探讨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辨证统一性,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最高目标。从人类对人的发展问题思考的历史轨迹入手,分析从古希腊丌始许多的思想家在这方面留下了探索者的足迹,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科学地阐述了人的发展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人是个人、集体、类的综合体,人的发展也相应地表现为个体发展、群体发展、类的发展;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发展应当从自然、社会、自身中争得自由的程度来}兑明。人的发展是一个自觉的历史过程,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人的发展在经历“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之后,到达一种“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阶段,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的渐进趋势。 第二章:“经济全球化:人的发展进程中的纷繁时空”。从总体上探讨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以及它如何影响人的发展。当前,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在悖论中演进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应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的标志。然而经济全球化决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过程,从宏观上讲,它是世界生产力、分工和交往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但从微观上或更深层次上看,经济全球化过程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维护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过程。它给各国的经济政治秩序、思想意识形态带来的冲击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深刻的。对于人的发展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意义是巨大的,并且是双重的,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作用。 第叁章:“南北贫富分化与人的发展”。具体探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出现的南北
刘勇[8]2015年在《《海国图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6世纪之前的人类社会处于相对隔绝的区域中,不同文明之问的联系相对较少,而从1500年左右西欧航海家开辟海上新航路,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人类逐渐走向不可分割的整体,学术界将这一过程称之为全球化。全球化的实质是“互动”,即不同人类社会、文化之间的相遇、联结、交流、交往、相互影响。全球化趋势的起点是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全球化的动力是欧美现代文化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互相碰撞与融合。西欧是现代化的开创者与传播者,西欧的机器大工业与民主政治,伴随着世界全球化,以强大的力量席卷亚洲、美洲及非洲,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主动回应也好被动回应也好,都逐渐跟进走向现代化。当西欧资本主义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面前时,《海国图志》最先发出向西方学习的响应,揭开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帷幕。本文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视角切入,从《海国图志》的文本出发,主要研究在中国面临西方严峻挑战时,《海国图志》如何作出积极回应——对世界趋势的清醒认识、对世界知识的详细介绍和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本文共分为五章,文章最后有结语,具体如下：第一章：《海国图志》概述。本章包括魏源的生平与思想和《海国图志》概述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魏源的生平与思想,介绍魏源的一生主要行迹、着述活动和主要思想。魏源的一生可以分为青少年时代、中年时代和晚年时代。魏源的主要思想有变易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和“师夷长技”思想。魏源超出时人的地方在于他能在公羊变易观和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因应时代课题而提出“师夷长技”思想。第二部分《海国图志》概述,从写作背景、全书的资料、内容与版本和中西文化观叁个方面对《海国图志》作一概览。《海国图志》的写作背景包括历史背景和作者魏源的个人准备。《海国图志》诞生与鸦片战争密切关联,创作于鸦片战争之中,完成于《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叁个月后。《海国图志》在资料上广征博引；在内容上包括六个部分,体现了志、论、图、表相结合的特点；在版本上主要包括中国的版本与日本的各种选本。在中西文化观上,《海国图志》不但把世界各国的情况介绍给中国,还把西方地圆日心说引入中国,破除了传统的中国地理中心论,同时坚持中国文化中心论,超前的提出中外一家论。第二章：《海国图志·筹海篇》。本章认为《筹海篇》既是系统的御侮总纲,又是伟大的思想启蒙之作,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在《筹海篇》中得以系统阐述。《筹海篇》的“议守”、“议战”、“议款”叁个方面是既相对独立又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的一个完整体系。“守”是御夷的中心,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保卫海疆安全是首要任务,“战”与“和”都建立在“守”的基础之上。在防守得力的条件下,根据敌我情况,抓住有利机会,进行适当反攻。而在防守得力、进攻得胜之下,并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对内改革,禁绝鸦片,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互市通商。《筹海篇》不是单纯的抵抗列强侵略,而是提出了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下,如何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筹海篇》对中国起着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睁眼看世界,中国开始真正认识西方,一幅崭新的世界图景展现在中国面前；师夷长技,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学习的步伐一步紧随一步；重视海防,中国开始改变重陆轻海的轨迹,逐步进入海洋时代；发展民用工业,中国开始改变重农轻商的观念,逐渐重视发展工商业与对外贸易；重塑民族精神,中国开始自我觉察,民族文化逐渐注入现代血液。第叁章：《海国图志》主体内容。本章主要讨论《海国图志》的主体内容。《海国图志》主体66卷的地志,是对世界各地的介绍,其中以介绍欧洲为中心,对欧洲的介绍以英国为中心。了解英国、学习英国、抵御英国侵略,是贯穿《海国图志》全书的主线。18、19世纪的时候,英国等的殖民势力已经深入到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和缅甸,中国对叁国的影响力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对叁国的影响力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明清时期西方殖民国家的两次排华事件表明,西方殖民势力深入到原本为中国属国的南洋地区,并且运用政府的力量和军事的手段将南洋地区变成自己统辖的殖民地。明朝后期至清鸦片战争前夕,东南亚秩序发生重大转折,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转向以英国为核心的殖民体系。面对西方的步步紧逼,《海国图志》提出“以夷攻夷”,应该给与某种肯定。当时的世界各地已经或者即将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而英国又是欧洲列强中最富强的国家和中国的主要对手,所以《海国图志》以“志”英国为中心,以了解、学习和制约英国为贯穿全书的主线。鸦片战争前后的西欧取得了全面进步,《海国图志》明确提出向西欧学习的只是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但对西欧的介绍不仅是军事,而是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取得了长足进步,《海国图志》让中国了解的是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英国,对英国经济、政治制度或明确或隐约表达了向往。俄国当时已是地跨欧亚的大帝国,在英国强大武力的威胁之下,《海国图志》以历史上的中俄关系为出发点,提出联俄抗英的主张。《海国图志》中的美国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不但因其抗击英国殖民统治的成功经验可资中国借鉴,同时因其民主共和制度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第四章：《海国图志》的影响。本章主要论述《海国图志》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海国图志》诞生后,因“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开创之功和“师夷长技”的支配之力,其影响深远而广泛,既纵贯中国近现代,又横及世界东西方。《海国图志》诞生的最初二十年,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应有重视,真正影响中国是从洋务运动开始。《海国图志》对中国的影响从清末一直持续到民国,贯穿整个中国近现代。“师夷长技”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逐渐突显其超越时空的不朽价值。而且,《海国图志》的影响横及世界东西方。《海国图志》从传入日本起就得到普遍的重视,具有新思想萌芽的思想家与政治家受到《海国图志》的影响,在日本的近代舞台上演绎了一场倒幕维新的活剧。《海国图志》在中日的命运截然不同,“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值得深思。《海国图志》传入朝鲜,促成了朝鲜开化思潮。《海国图志》也引起了西方的高度关注。第五章：《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本章从思想、内容及影响叁方面比较《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思想方面：《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都创作于鸦片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为抵制西方侵略而创作的意图是一致的,《海国图志》比较张显,《瀛寰志略》比较含蓄,二书一显一隐,显隐之间共同发出了鸦片战后中国人捍卫国家主权的时代强音；《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的思想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一些差异。内容方面：二书的结构体例上,《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各具特色；二书的知识特点上,《海国图志》以博胜,《瀛寰志略》以简胜；二书的考证优劣上,《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高下难分。影响方面：虽然《海国图志》比《瀛寰志略》的影响大一些,但是《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在详略上互相补充,人们是把《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一起放在认识和学习西方的天平上考量。结语：结语部分主要围绕“师夷长技以制夷”讨论《海国图志》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向的意义。“师夷长技以制夷”既突破了传统夷夏之辩的藩篱,拓宽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又坚持中华文化中心论,维护了中国人的文化尊严；既找到了应对西方挑战的有效途径,又使中国人重新找回心理的慰藉和平衡。“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解决当时中国人的文化焦虑的同时,迈开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第一步,实为中国近代文化转向之始。而且,“师夷长技”引导了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全过程,即引导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向的全过程。“师夷长技以制夷”既为近代中国文化转向之始,又引导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向的全过程,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向起到关键作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于近代中国文化转向的深远意义。
谢建美[9]2011年在《晚清政府主和派研究》文中指出晚清政府主和派是在中西剧烈冲突、战争或互动的情况下,主张用缓和而非对抗、强硬的措施与列强周旋、交涉,尽可能使中外保持和平局面的一些政府官员。如果进一步扩展的话,还涉及部分士绅和知识分子。他们是一个比较松散、甚至偶有间断的“派别”——没有正式的规章和组织机构,甚至很大程度上只有相似立场与大体一致的观点。在对外交涉中,他们被迫与列强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同时,又通过奏折、朝议、书信等方式相互沟通、相互支持,对西方产生了很多新的看法和认识,进而在晚清中外交涉和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晚清政府主和派,可以更好地挖掘和揭示当时主和的实质与影响,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融入世界的艰难,凸显我们传统民族文化中的一些弊端。当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世界和平的实质和含义,对我们进一步融入世界做一个有益的借鉴。本文分绪论、正文、结语叁部分。绪论部分陈述和介绍了选题的意义、主和派概念界定、学术史回顾、研究方法与思路、本文的创新及不足。正文分为八大章。第一章主要探讨主和派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根源及产生前东西方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为它的出现做一个铺垫。第二章至第五章,主要分析了不同时期主和派的发展。晚清政府主和派是一个比较分散、甚至稍有间断的群体,其发展与晚清中外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然而,就权势、地位、人数和思想的变化来说,其发展经历了出现、“重生”、方式转变,挑战分化、挫折及全面崛起等几个大的变动。具体说来,第二章主要探究主和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发展过程。第叁章主要考察了主和派在咸丰皇帝统治下的发展,认为它的发展与列强的侵略密切相关。当清政府批准“按照”条约的羁縻方针后,主和派势力终于完成了它鸦片战争之后的“重生”。第四章主要讨论中外“合作”时期主和派的人数进一步增多、范围的扩大,主和方式、主和观念及思想的转变。第五章主要探讨主和派势力在列强新挑战下经历的分化、挫折和崛起。同时,对它在各种情况下发展的表现、言论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第六章主要重点探究和剖析主和派“和”的内涵、目标以及他们主和的理由,强调其“和”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并不完全是妥协。第七章主要介绍了主和派在与列强交涉过程中的各种主张,包括羁縻、以夷制夷、以民制夷、信守条约、以商制夷等手段和方法,并将之与主战派实施的类似方法进行了比较。第八章主要介绍主和派对晚清皇权的影响,其势力在晚清各种政治纷争中的变化以及它与晚清政治进步的关系。结语：主要分析了主和派对晚清中国的影响、失败的原因、对今后发展的启示及对是否应该主和进行了初略的探析。
吴立斌[10]2011年在《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开始重新崛起为世界性强国。但是,当代中国的崛起更多是经济等硬实力的崛起,而不是文化等软实力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严重缺失,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还相当滞后,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还相当有限,中国的对外舆论力量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还极不相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舆论环境塑造权还掌握在西方媒体的手中。以CNN、BBC、《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它们所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以及它们传播中国声音、形象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受众关于中国舆论的视听和认知,基本上掌握了当今国际涉华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它们将中国发生的事情按照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进行报道传播,形成了涉华舆论传播的强势,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内政外交形成冲击和干预。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向中国提出一个紧迫性课题:发展软实力,掌握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适应地对外舆论力量,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性任务。这一战略任务能否完成考验中国能否真正崛起。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只有硬实力与软实力同时崛起的大国,才能称得上是真正崛起的世界性强国。70年代所谓苏联的崛起(军事崛起),以及80年代所谓日本的崛起(经济崛起),都只是硬实力的崛起,都是不全面、不可持续的崛起,最终的结果是“一个解体、一个停滞”。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表现为两个力——媒体国际传播力与媒体国际影响力。当代中国媒体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介质、多层次、全方位的传媒体系。历史看,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有了相当程度地提升。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媒体相比,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还相当欠缺。在国际传播力方面,中国媒体的传播基础实力、传媒产业发展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与世界传媒强国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尽管传播基础实力近年来有了一定改善,但是传媒产业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两方面仍相当落后。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媒体的国际受众接触率、国际公信力、“走出去”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传媒相比,差距更为明显。中国媒体目前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是:“传而不通”,中国媒体拥有与西方一流媒体相差不大的全球覆盖率,但却只拥有为数不多的国际受众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收听率、收读率;“通而不受”,在为数不多的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背后,更难见有实质性地中国媒体国际公信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的提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所面临的这种“有覆盖率而没接触率,有接触率而没公信度”的情况,将长时期得到维持,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仍亟待提高。制约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国际影响力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是某个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众多交互性因素所产生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深入仔细梳理制约中国媒体影响力发展的深层次、根本性原因,探究问题背后的问题,给出一个客观辩证的问题单。第一,以经济、科技为基础中国综合实力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还不能拿出更多的资源去发展国际传播力。第二,在当代国际传播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媒体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国际公信力地国际传播战略。第叁,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媒体传播体制,明显落后于国际传播发展现实,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媒体的新闻生产力,制约了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活动空间。第四,当代中国媒体所走的发展路线主要还是一种内向型发展路线,而不是一种内向型与外向型并重的发展路线。第五,中国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时缺乏敏锐的机遇意识,面对突发性地重大事件时,还不善于进行危机传播,变危机为契机。鉴于以上五方面原因,笔者认为,中国媒体要想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必需通过两条途径:第一,大力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强化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建设,推动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跨越式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于当代中国发展现实和全球视野,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紧密联系经济全球化、传媒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发展现实,适应当今世界传媒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趋势,适应当今世界信息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新潮流,依托现阶段的中国媒体格局、媒体资源分布,以核心、骨干媒体为建设重点、为有效抓手,紧紧围绕骨干媒体,调动各种政治、经济力量进行传媒资源的重新配置与重新整合,坚持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建设并重,中央媒体与非中央媒体并重,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并重,坚持媒体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并重,大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基础设施水平、信息播发能力、产业经营实力、国际竞争力,加大经济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在未来5-10年,构建若干个语种多、技术先进、信息量大、受众广、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跨国传媒集团,使我们的图像、声音、文字、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进入千家万户,实现我国重点媒体集团国际传播能力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第二,实施国际传播新战略,打造中国媒体的国际公信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不断地改变和创新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观念、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体制和政策,提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针对性、感染力和实效性,在涉华舆论和国际重要舆论争夺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着力加强国际新闻事件的第一时间报道、现场报道、首发报道、独家报道、全面报道和权威报道,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独家性、权威性和全面性,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实现重大国际新闻事件报道“首发有我,首发用我”,创新国际传播艺术和技巧,善用国际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和语言,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时代风貌、价值观念融汇于国际传播内容之中,大力推进传播内容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加大对对象国和本土事务的报道力度,努力推出一大批具有“中国视角、亚洲元素、全球视野”传播力作,积极创新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建设,打破束缚国际传播能力发展、国际传播能量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塑造中国媒体的灵活性、应变性和机动性,完善媒体报道机制与信息发布体制,加强媒体危机传播体制机制的持久性和柔韧性建设,为中国媒体的危机传播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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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的发展问题研究[D]. 杨鲜兰. 武汉大学. 2005
[8]. 《海国图志》研究[D]. 刘勇. 扬州大学. 2015
[9]. 晚清政府主和派研究[D]. 谢建美.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10]. 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D]. 吴立斌.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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