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淑丽[1]2003年在《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研究》文中认为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以根据地政权建设为依托，服务于土地革命的需要，从指导思想、教育内容到具体举措，均带着鲜明的战时特征。不过，其实践中所折射出的诸多教育理念，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全民化(尤其首先面向工农群众及其子女)，充分发挥广大民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等，无疑又有着超越时空的价值。本文试着从阐述中央苏区社会教育的方针、政策入手，对其具体实施过程作全面、深入的分析，并就“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派所力倡的社会教育之比较”等问题进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力求宏观透视与微观剖析相结合，全方位展示中央苏区社会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特质，以期对完善我国当今的社会教育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有所启示和借鉴。
王观秀[2]2016年在《中央苏区乡村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央苏区乡村教育在苏区革命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她的萌芽、发展与普及,使苏区乡村洒下了一粒粒红色的火种,传播着追求革命与解放的思想,释放出乡村社会的理想认知。有鉴于此,为更好反映中央苏区乡村教育在苏区社会变革进程中的作用,苏区乡村教育的发展历程、运行机制和主要特征等成为研究的聚焦点。中央苏区革命与社会变革,助推着苏区乡村教育的历史进程。中央苏区乡村教育于农运中发轫,在根据地党委和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中发展,至中央苏区成立后迅速普及,直至中央苏区失陷后终结。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在乡村教育中发挥着政策引领与实践带头作用,激发了乡村民众全民办学的热情,形成了“全民皆学,村村皆校”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中央苏区乡村教育具有系统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完善的乡村教育组织系统。它的组织运行,形成了一个全覆盖、多层次的乡村教育机制,并表现出教育目的的革命性与乡土意识的双重建构、教育管理上的自上而下与全民参与的互动格局、教育形式上的实用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原则以及师资来源多样化等显着特征。结合中央苏区政权建设、苏区社会变革和苏区民众的思想认知,可以清晰的发现,中央苏区的乡村教育承担着乡村民众知识素养的提高、革命觉悟的增强及乡村社会改造多重历史作用。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如何有效帮助农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路新举措新目标、疏导乡村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增强社会主义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中央苏区乡村教育的运行机制、政治和社会功效等方面仍保存着特有的历史吸引力。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具有开放性的体系、上下互动的格局的乡村教育,无论是对乡村教育本身发展,还是对乡村民众素质的提高和乡村社会变革发展,是极具前瞻性的双赢系统。中央苏区乡村教育的组织运行机制和取得的成绩,在这些方面至今仍有现实借鉴意义。毋庸置疑,1930年代曾经上演于中央苏区的乡村教育,尽管有着革命年代服务革命与苏区政权建设的历史需要,但它的存在与普及实现了与中国乡村的完美结合,成为改造乡土社会不可或缺的动力,也为当下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肖小华[3]2018年在《从红色歌谣看中央苏区社会教育》文中研究表明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克服困难,在贫瘠的土地上创造性地开展苏区社会教育,提高了苏区广大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形式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有补习学校、夜校、半日夜校、识字组、识字班、问字所,等等。其中红色歌谣的传唱,是当时社会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以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为切入点,可以窥探中央苏区社会教育的重要特点:强调为战争服务,突出政治性;以普通百姓为主要教育对象,突出大众性;适应苏区社会实践需要,突出实践性;教学方式寓教于乐,灵活易行,突出创新性。总结苏区社会教育的经验,对加强和改进当前的社会教育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杜芳[4]2010年在《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及其当代启示》文中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教育,其受众之广泛、内容之丰富、形式之灵活、成效之显着,非同时期的社会教育活动所企及。研究中央苏区开展社会教育的背景、教育内容及成效,对我们今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必须重视社会教育的作用和地位,坚持群众路线,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等。
张美琴[5]2012年在《论中央苏区社会教育的历史经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央苏区时期,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社会教育成绩显着,并创造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是中央苏区社会教育成功的前提;正确的教育方针政策,是中央苏区社会教育成功的保障;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和方法,是中央苏区社会教育成功的关键;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是中央苏区社会教育成功的捷径。
何智能[6]2017年在《赣东北苏区教育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教育是一个政权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赣东北苏区教育在国共相争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了“在苏维埃政权的管辖范围内,决不让一个工农不识字”的口号,实行了“教育为工农开门”和教育免费的办学方针。在教育资源不足、恶劣的革命斗争环境下带领苏区人民艰苦奋斗,初步实现了红军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普通教育的普及,深化了军民的鱼水关系、密切了干群的血肉联系、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工农群众政治文化水平,为苏区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时期总结其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深化教育领域的改革、培养现代化建设合格人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文章主要从历史背景、方针政策与机构设置、历史实践、历史作用和历史局限性及其现实启示等五个方面研究了赣东北苏区教育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赣东北苏区教育开展的历史背景。苏区建立前教育十分落后,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和巩固是教育得以开展的前提;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在苏区教育总方针和中心任务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并完善了相应的教育组织机构推进赣东北苏区教育的发展;第叁部分系统总结了党和苏维埃政府从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针对不同群体开展了红军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普通教育及其具体内容;第四部分总结出了赣东北苏区教育在支援中共的革命战争、提高民众文化水平和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面的历史作用;第五部分指出苏区教育在取得巨大历史作用的同时,由于特殊的革命斗争环境,教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政治色彩鲜明——无条件让位于战争、知识分子政策——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形式主义存在——速度与质量的博弈等叁个方面的局限性,最后总结其现实启示:教育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同生产劳动的结合;深化教育改革,实现教育公平注重教学改革,倡导素质教育;贯彻群众路线,坚持勤俭办学等五方面的现实启示。结语部分简要对全文进行归纳和总结。
胡军华[7]2014年在《异军与正道》文中认为“妇女解放,突起异军。”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进程中,社会革命运动的历次成功不仅依靠妇女巨大人力资源的广泛支持,而且妇女运动也是历次社会革命运动的特性、意义和成功程度的重要表征、衡量尺度。十年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初步形成了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并用于指导苏维埃革命实践,在特定时代发挥了特定作用,已经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中央苏区”为时空,以“妇女解放运动”为切入点,以毛泽东诗词名句为脉络,以妇女解放运动的“异军”“实际怎样”以及“正道”“应当怎样”的问题为经线,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为纬线,在经纬交织中探讨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背景、愿景、路径、动员机制、巾帼人物、价值作用与现实启示等系列问题,并对镶嵌其间或隐或显的史实进行了梳理挖掘,对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研究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解释框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研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空间。本文首先追寻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兴起的背景,梳理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愿景,认为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与阶级问题、民族问题、国家问题紧密相联系；第二,论文归纳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路径,即解决经济权、唱好婚姻曲、扩大教育面、提升参政度、构建组织网等五维路径,诠释了路径选择的逻辑关系,展示了以中共领导、苏维埃政权主导下的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显着成绩,反映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的程度,也同时彰显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力度；第叁,论文从妇女动员方式、动员模式等方面解析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妇女动员机制,赏析了客家山歌动员方式的“六全”特色,提出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以土地革命为内容的经济动员、以政治参与为目标的政治动员、以阶级思想灌输为方法的文化动员、以群众路线为途径的组织动员和以诉苦、控诉为形式的情感动员的“互利共生型”动员模式；第四,论文考察了中央苏区60位巾帼群英的丰功伟绩、个性特征,归纳了巾帼群英的核心价值：心怀对国家、对社会、对自我的使命感、责任感、道德感,大义凛然、坚定信念、追求解放的牺牲精神,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注重调查研究、善于创新、求真务实的工作方法；第五,论文剖析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客家妇女参与心态表征,具体表现为游移不定的观望心态、应景迎合的投机心态、憧憬未来的乐观心态、讴歌胜利的狂热心态、面对挫折的变异心态等；探讨了心态嬗变的意蕴指向,指出人性的本能反应是其内在本质,性格两重性特征是其外在体现,强大的动员功力是其直接推手,从而讴歌了客家妇女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第六,论文评析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启示,也对农村妇女解放之道提出了相关建议,并对后续研究进行了思考,构思了研究展望。本文认为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有益探索,是“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有机构成。论文探析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视域中的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独特性、局限性、规律性、根本性与当代价值性,说明了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过程曲折性、复杂性,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成果创新性、科学理论感召性、精神形态价值性,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人性阶级性、人性可塑性立场,客观分析了这个时期中共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与时俱进,在发展中扬弃,就能厘清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谋“化”之基、求“化”之途、达“化”之效和成“化”之境,进一步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建设。
安晓军[8]2015年在《川陕苏区的社会教育》文中指出本文以川陕苏区的社会教育为研究对象。川陕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重要苏区之一,川陕苏区的社会教育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川陕苏区所进行的社会教育,具有中国共产党早期开展文化教育活动的一些特点,但它又是在总结以往社会教育活动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川陕苏区的实际情况,所进行带有当地特点的社会教育。同时,它向下衔接着抗日战争阶段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根据地进行的社会教育活动。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社会教育探索中,川陕苏区的社会教育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文主要考察了川陕苏区社会教育的政策方针、教育方式、社会教育的成效及其特点。通过研究发现：川陕苏区的社会教育带有战时的特点,秉持着一切为战争服务的原则。从川陕苏区的社会教育可以看出苏维埃社会教育的独特性。第一,战时的社会环境,要求苏区的教育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第二,艰苦的条件下,川陕苏区的社会教育方式多种多样、因地制宜；第叁,苏区的社会教育在取得一定成效的情况下,也带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以往关于川陕苏区文化教育的研究,大多侧重于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川陕苏区文化教育总体概括,忽略了对社会教育方面的研究。本文试图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结合社会学和教育学的基本原理,对川陕苏区社会教育进行整体考察,以期对川陕苏区社会教育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
张美琴, 黄晖[9]2013年在《中央苏区社会教育的特质及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工农群众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教育实践,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新型教育,带有鲜明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教育,带有鲜活的战时特征;是以广大的工农劳苦大众为主要实施对象的教育,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它启示当代社会必须重视社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必须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必须灵活多样,勤俭办学。
邓运山[10]2012年在《现代化视野下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改造思想及实践研究（1921-1937）》文中研究说明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从而使中国前现代社会发生了整体性溃败,并消极被动地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从此,“现代化”就一直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时代主题而令人关注。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畸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从而使整个社会城乡二元化结构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致使广大乡村社会日益被现代社会边缘化了。尤其到20世纪二叁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已经走向了极为崩溃的边缘,整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乡村危机。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不能有效地动员和整合全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农民,致使乡村社会日益疏离于国家政权之外,并最终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策源地。面对20世纪二叁十年代波及全国范围的乡村危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以改造国家、复兴民族为己任,他们顺应时代的需要,在大革命时期,敏锐地把革命的触角深入广大乡村社会,大力领导乡村民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又及时进行革命战略大转移,在中国最偏僻的乡村社会建立海陆丰、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等十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同时,对各革命根据地积极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以苏维埃政权为主要内容的政权建设、以普及大众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文化建设,以及一系列“除旧布新”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建设,从而走上了一条与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和乡村建设派开展的乡村改良运动完全不同路向的、体制外的另类乡村改造道路。在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中,以彭湃、瞿秋白和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指导下,提出了极为丰富的关于乡村改造的思想和主张。在经济建设方面,主张开展土地革命,解放农村社会生产力；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充分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并不断改善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力促进工商业发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制定健全的财政制度,初步建立苏区金融体系。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主张大力开展苏维埃民主政治建设,加强苏维埃政权制度建设,并不断完善苏维埃政权的职能建设。在教育文化建设方面,主张大力普及苏区民众教育,加强革命宣传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在社会建设方面,主张改造流民、土匪和反动会道门分子,维护正常社会秩序；提倡男女平等,实现妇女解放；破除封建陋习,提倡移风易俗；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救乡村弱势群体。总之,以彭湃、瞿秋白和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这些乡村改造思想和主张,对中共在大革命时期领导的乡村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时期开展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同时,也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和思想遗产。上个世纪二叁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潮流,把革命的触角伸向广大的乡村社会。在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广大乡村民众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农民运动,在土地革命时期,又成功地对各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一场“改天换地”的特殊形式的乡村改造运动。从而,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候,让经过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最偏僻的乡村大地站稳了脚跟,并最终通过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今天,在举国上下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反观上世纪二叁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那场特殊的乡村改造运动,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是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研究[D]. 仪淑丽.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2]. 中央苏区乡村教育研究[D]. 王观秀. 江西理工大学. 2016
[3]. 从红色歌谣看中央苏区社会教育[J]. 肖小华. 红色文化资源研究. 2018
[4]. 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及其当代启示[J]. 杜芳. 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0
[5]. 论中央苏区社会教育的历史经验[J]. 张美琴. 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 2012
[6]. 赣东北苏区教育研究[D]. 何智能. 江西师范大学. 2017
[7]. 异军与正道[D]. 胡军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8]. 川陕苏区的社会教育[D]. 安晓军. 西华师范大学. 2015
[9]. 中央苏区社会教育的特质及启示[J]. 张美琴, 黄晖.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3
[10]. 现代化视野下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改造思想及实践研究（1921-1937）[D]. 邓运山. 湖南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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