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景涛[1]2004年在《鲁迅的政治专制主义批判》文中指出走向更高度的政治文明，是当今政治生活的基本趋势，也体现着国家政治发展的进步方向。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主要内涵之一。在推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要培育公民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政治意识，必须继续坚持对政治专制主义的批判。鲁迅是近代中国批判政治专制主义最激烈、最彻底、最持久、最有力的思想家。对政治专制主义的揭露、抨击和清算，贯穿于鲁迅毕生的斗争实践。批判政治专制主义的思想，在鲁迅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五四时期起，在“打倒孔家店”的强大的时代和声中，他是把封建制度归结为“吃人”，并且高呼“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第一人。从前期到后期，这位伟大的先驱者，从未放弃过对封建主义传统的批判，而痛斥政治专制主义的声音，是最响亮的“呐喊”。鲁迅本人离我们而去，但鲁迅的思想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我们研究他的思想，就是对他本人最好的纪念。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论，指出了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并就学术界有关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做出了简单的梳理。第二部分，讨论了鲁迅政治专制主义批判的几个发展阶段，目的是了解鲁迅这一思想的发展历程。第叁部分，主要论述了鲁迅政治专制主义批判的几个方面。即：揭露政治专制“吃人”的本质，倡导人权；揭露儒家纲常教义的虚伪性，重视人格平等；揭露专制政府宪政民主的实质，提倡民主法治；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文化专制主义，重视思想言论自由。第四部分，重点分析了鲁迅政治专制主义批判与政治文化探索，其中包含了5个方面的内容，即：“经济，是最要紧的了”；“文化的改革 ”；“拿来主义”；“只有一法，就是‘忍’”；“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简略的点结。 本文的学术创新点，在于运用政治学理论分析方法，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紧密围绕鲁迅政治专制主义批判思想和建设我国民主政治二者的关系，揭示鲁迅这一思想当前的政治学意义，为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提供有益的思考。并希望能通过本课题研究，尝试开辟在当前鲁迅思想研究方面的新方法和新思路。
龚敏律[2]2008年在《西方反讽诗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引论部分概括地阐述了研究本课题的意义及其研究方法。本文认为,反讽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诗学范畴,是20世纪至今世界文学研究中最具有前沿意义的重要概念之一。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接受过西方文学和西方理论话语的的强势影响,对西方反讽诗学也有所借鉴、吸收和运用,而且有些作家即使没有直接阅读或接触过反讽的理论着作,但是他们在20世纪西方文学的浓郁的反讽氛围的熏染下也具有了反讽的生命意识和世界视角。可以说,正是西方文学反讽诗学的深刻影响为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建构起了一种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意义维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一种突出的标志。第一章从纵向的时间维度考察、总结了反讽诗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坛的译介、研究和运用的历史状况。本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反讽诗学开始被中国文学界翻译介绍,许多作家从不同的资源接受了西方反讽诗学的影响。80年代后,我国学界对反讽诗学的译介在理论上有所提升,注意到了新批评派反讽、浪漫主义反讽和后现代主义反讽这叁大体系的辨析,学界尤其是文学评论界对反讽理论运用的兴趣大为增加,但在反讽诗学对现代作家影响的研究方面大多仍然停留在反讽诗学的修辞意义上,很少有人对现代作家与反讽诗学的关系进行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层面上的探讨。因而关于反讽诗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具有相当大的理论空间期待研究者去开拓。第二章探讨鲁迅与西方反讽诗学的关系。本文认为研究鲁迅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可以从多角度、多侧面、多视域进行,反讽诗学的探讨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而且具有巨大的理论空间的学术视角。鲁迅主要是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那里吸取了反讽式的世界观、人生态度与思维方式。鲁迅作为反讽者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了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反讽者也是世界发展所要求的牺牲品”的意义,并且把这种“牺牲”视为自己无可回避的历史宿命,最终以“历史中间物”的姿态肩起黑暗的闸门。悖论思维成为鲁迅反讽思维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整个思想的本质性特征,不仅是在被鲁迅称之为自己的哲学的《野草》中,而且在鲁迅的思想历史上也贯以始终。鲁迅无疑是一个“长着看得见反讽的眼睛的人”。不仅看得见反讽,而且看得见自身的反讽,不仅虚无世界的一切,而且虚无这虚无本身,从而成就为一位反抗绝望的精神界战士。第叁章、第四章分别探讨钱钟书、张爱玲两位小说家与西方反讽诗学的关系。本文认为钱钟书和张爱玲都深受西方文化传统的浸染,他们的小说创作都喜欢运用反讽的修辞技巧来达到精妙的讽刺作用,但他们小说中的反讽性并不止于反话正说、正话反说、悖谬、戏拟、佯装无知等修辞意义。钱钟书受到西方存在主义影响,反讽成了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总体性的生命感受,所以无论是方鸿渐人生之旅的圆圈结构、是《围城》中的叁次出现在作品中的“船”的意象,还是那只永远跟不上时间步伐的古老的闹钟,都是钱钟书为人类文明的存在方式和人类生存困境所布下的反讽象征。张爱玲出身没落的封建世家,天生就具有反讽的气质,张爱玲的反讽意识来之于西方文学的深厚素养,也来之于她对于生命存在的颖悟。她是运用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反讽精神,徐徐展现了20世纪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社会种种真实的历史情境和人性状态,表现了存在所具有的荒谬境况,矛盾情境,虚无感受,她的那句经常被人引用的经典名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却爬满了虱子”,其实就是一种最为绝妙的对于存在的反讽表达。所以,钱钟书和张爱玲都具有反讽者的锐利目光,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对于人生和存在的深刻思考,以及在这种思考中突出的反讽者的主观意识和个性色彩,都说明他们的反讽乃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反讽,也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反讽。他们的作品中所揭示出的生存悖论,不是一时的,也不是一地的,不是某个人的,也不是某一类型人的,而是人类共同的,共有的,永存的,没有人能够从这种生存悖论的怪圈中脱逃出去,正是这些基本的悖论,构成了人类生存本质的反讽性特征。第五章探讨九叶诗人同西方反讽诗学的关系。本文认为九叶诗人对于西方反讽诗学的传播和译介,是在一种理论体系比较完备、知识结构比较系统、个人境遇比较契合的状态下进行的,因而他们在介绍西方反讽诗学的现代意义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在诗歌创作上,九叶诗人借鉴和吸收20世纪30年代英国新批评派的反讽理论,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率先提出了新诗戏剧化的重要原则,这个诗学原则的中心观念即悖论与反讽的运用,即强调矛盾、冲突的因素,并在诗歌内部使矛盾的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最终达到了平衡的状态。正是九叶诗人对反讽这种现代诗语形式的借鉴、融化与创造,一方面,从反讽的修辞层面进行诗歌创作,运用反讽性对比的手法在诗歌内部产生一种矛盾、冲突的张力,丰富了诗歌的语言形式;另一方面,从反讽的哲学层面进行诗歌创作,运用悖论式的思维方式,质疑存在,思考存在中的价值解体问题。所以,九叶诗人在一种全新的意义上,使中国新诗在现代性的构置上与西方最前卫的现代派诗歌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也使中国新诗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出现了质的变化。第六章以韩少功与王小波为例,探讨了昆德拉式的反讽精神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本文认为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用反讽构建思与笑的张力方面,正是在游戏的狂欢和语言的嬉戏之中,在真实和非真实之间,在严肃和玩笑之间,在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之中,构成了一个开放型的、富有丰富性和暧昧性的反讽意义场。在这个意义场之中,反讽用笑声的力量在表象与事实之间撕开了一道裂缝,正是在这种裂缝中,读者看到了世界的本质,看到了存在的真相。其次是表现在用反讽来批判人们习以为常的媚俗方面,也就是说对周围的世界保持着清醒的、睿智的距离,运用质疑批判的反讽目光,层层剥离媚俗的抒情表象,还原生存的丰富性和暖昧性。这样,不仅使人们在大地上保持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主题深刻性和美学丰富性。第七章以当代先锋诗歌为例,探讨了西方反讽诗学对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的影响。本文认为当代先锋诗歌是在一种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来接受西方反讽诗学的,因而它的反讽精神本质上是属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类型的,它的基本特征表现在以语言反词、游戏、狂欢、和歧义来解构工具理性,以开放的姿态和非确实性本真存在来质疑历史理性,以精神实体的自我分裂来形成异已的力量,达到独立诗意的自由存在。正是这种反讽诗学的展现,使得当代先锋诗歌并不像有些评论家所批评的只是一种解构和破坏的力量,而是在解构和破毁之外同时蕴含着一种新鲜的世界诗意的创造。总而言之,本文认为反讽诗学是一个具有多重立体含义的理论体系,它的核心质素是指向否定与颠覆的,应该说,正是这种否定性与颠覆性的艺术思维与观物方式应合了近百年中国作家在解构传统礼教文化与极左权力话语方面的需要,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多元主体性的建立。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反讽运用的基本范畴是语言,通过对语境的扭曲来达到讽喻的效果,给人一种新鲜而突如其来的审美感受。在当代大众文化和视像文化正在演变为社会文化的霸主,大众趣味、媒体语言与广告方式正使人类的审美能力与语言表述日益粗鄙和俗滥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学藉助反讽诗学这种充满灵性、机智的思维方式,通过审美间距与陌生化,通过揭示历史主体的独特性、异质性、自律性、批判性来解构媚俗和单向度的总体化观念,确实显示出中国作家对文学的精英性与言说方式的独异性的坚守。
王富仁[3]2007年在《鲁迅与革命——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读后(上)》文中研究指明1当前,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前面都要有个“内容提要”,还要写上几个“关键词”。我想,假如我们将中国二十世纪文化也作为一篇文章,它的第一个关键词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大概非“革命”莫属吧!中国二十世纪一开始,就有一个“辛亥革命”;在这个世纪将要结束的时
尹德树[4]2013年在《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维度,从文化传播、文化选择、文化融合和文化创新四个递进的文化层面,以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新文化的创建历史考察为主,兼顾逻辑论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构建了一个新的研究视域,即文化视域。从文化视域看：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文化属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中国化的成果,不论过程还是成果,都包含着鲜明的文化特征,具有典型的文化属性。第二,马克思主义是在文化传播、文化选择、文化融合和文化创新这样一个呈递进关系的文化逻辑框架内,完成其早期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第叁,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重大问题中,不能简单僵化地对两者进行比附,为了“契合”去找证据,而应该从二者共有的文化精神实质出发,分析它们走向融合的可能性。第四,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具有完整的哲学逻辑体系,它的形成使中国文化走出了中国近代文化选择的“两难”境地,为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基本方向,实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性超越。传播与选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维度展开的逻辑起点。中国进入近代以来,传统文化观念的封闭保守和落后,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最大的障碍,即使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时,中国思想界还在拘泥于“夷夏之辨”和“体用之争”中。先进的中国人正是看到了中国的落后根子就是思想观念的落后之后,才义无反顾地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中国掀起了反对封建传统文化的资产阶级文化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伴随着上世纪初的文化激荡,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其思想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特别是满足了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使先进的中国人选择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以其为指导创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后,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建设才在这种新文化的引领下,一步一步走向了胜利和辉煌。融合与转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维度展开的关键环节。相对于中国文化来讲,马克思主义属于异质文化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要想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并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就必须同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气质,这就是文化的融合与转化。突破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维度展开的理论走向。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是运动和发展的观点,是毛泽东考察中国文化发展遵循的最基本原则。既然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是一成不变的,那么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处在运动和发展中的,敢于破旧立新,不断地推陈出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维度展开的理论走向。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构建,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距近百年,但是我们毫不怀疑两种文化都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都具有先进文化共有的文化品质,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传承与创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许多立场、观点和方法,至今仍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张卫军[5]2016年在《“去政治化”时代中国电影批评中的政治—对90年代以来电影批评思潮的一次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当代中国电影批评思潮中的政治性根源于詹姆逊所谓中国电影作为“第叁世界”文本的政治性,也与电影批评家所具有的“第叁世界”知识分子身份相关。同时,这种政治性又必须要被纳入90年代以来的“去政治化”语境中来考量。作为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重要倾向,“去政治化”和“政治”并不是一种相互取消的关系,相反,“去政治化”本身是一种新的政治在当代思想文化中的表现。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去政治化”可分为“去社会主义政治”和“去传统政治”两个层次,前者可细分为“去阶级论”、“去革命化”、“去民族主义”等不同方向,后者则可分为“去民族传统”、“去道德化”等不同方向。这些不同方面既体现出“去政治化”的倾向,也透露出“政治化”的诉求。90年代以来盛行的多种中国电影批评思潮都体现出这种双重面向。这种双重面向体现出了“去政治化”的辩证法,它要求我们放弃对这一概念的单向度理解。“现代性”批评思潮关注现代性主体的建构,并参与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中现代性空间建构的讨论;通过对谢晋电影、“第五代”、“第六代”影片的批评,将关注的重心引向文化传统的批判以及国民性批判;这一批评思潮对民族主义的反思也成为新世纪电影批评讨论的热点;随着新世纪一批人道主义电影杰作的出现,“现代性”批评通过阐发这些电影中的人道主义理念,展开对之前过于政治化的“阶级论”、“英雄主义”价值观以及和人道主义相抵触的传统价值观的反思。从“现代性”电影批评思潮关注的这些话题中,可以看出“去政治化”和“政治性”双重面向的辩证统一。后殖民电影批评重点以“第五代”电影为批评对象,这一批评有效揭开了“第五代”电影的跨文化运作模式与策略,指认出这些电影遵循的“自我东方化”书写套路,迫使“第五代”不得不放弃他们谙熟的模式而选择改弦更张,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电影发展的方向,对8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思潮中盛行的西方中心观念也起到消解作用。但这一批评思潮在今天流露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即极度的去国族中心,在一些批评家那里成为批评“中国中心论”,拆解中国主流文化和少数族裔、边缘群体之间“压迫性”关系的方式。后革命电影批评以其“去革命”倾向顺应了90年代以来的“去政治化”潮流,这一批评思潮在当代电影批评中的实践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对早期革命电影的重新解读,对左翼电影的解读,倾向于消解其中的革命性,将其还原为大众文化性质的文本;或者运用精神分析方法,呈现革命叙事背后隐藏的欲望向度;对“17年”革命电影的解读则致力于挖掘革命叙事中的反人性特质,或者揭露其意识形态构造的秘密。二是分析后革命时代对革命叙事的戏仿重构及逆革命叙事的书写方式。第叁则体现为对新的革命叙事或类革命叙事的寻找,在此过程中不惜对许多文本做泛政治化的解读。作为补充,本章最后部分则关注新世纪出现的革命叙事影片所引发的批评界的分化以及对这些影片的对立性阐释。对意识形态批评思潮的分析集中于叁个重点,一是它对主旋律电影的批评,二是对身体和欲望的关注,以揭示当代电影对欲望的钳制和对身体的意识形态规训,叁是对伦理与政治关系的关注,以汪晖对谢晋电影伦理和政治的置换的考察为典型。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批评思潮本身的批评,包括对意识形态批评包含的“去国族化”倾向和反体制追求的呈现,以及对“泛意识形态化”后果的分析。意识形态批评倾向于将道德解读为意识形态询唤的结果,其后果势必要走向“去道德化”。9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对如下几个选题都有密集的关注:对“17年”电影的再解读,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关注这些电影中的女性表现,从而对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女性解放成果进行重新评价;对女性导演及其作品的关注,女性主义批评以是否具有“女性意识”为标准,对这些作品中“女性的不可见”,女性意识的缺席进行揭示;对新时期男性导演的女性题材的批评,指出这些作品隐藏于其女性主义表象下的男权幽灵。最后,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去政治化”倾向表现在,由于认为一切占主导地位的话语都是男性话语,女性主义倾向于将这些强势话语都屏蔽掉,导致它与国族话语、革命话语的激烈冲突;同时,由于认为伦理话语也是被男性主导的话语,女性主义电影批评也体现出一种“去伦理化”倾向。
刘绍峰[6]2014年在《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文中指出中国文学是中国历朝历代民族国家文学的总和,是一个复杂存在,其性质、构成、所指和能指在不同语境下有所不同。这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突出。受世界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中国文学在20世纪经历了反复多次全面重建,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阶段特征,不同文学流派、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现象纷繁多样,阐释五花八门。各阶段文学既相互关联,又迥然不同,相互竞争,交相辉映。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学主张和艺术规范,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与新的民族国家建设紧密相连,密切互动,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质,围绕其主体性有诸多相关理论阐释和探讨,如文学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大众与精英、民族化与世界性、中国与西方等,但却由于多种原因始终未能切入正题,主体性长期被忽视。论文是《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共60万字)的上篇,联系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争取民族国家自由解放的历程,以现代政治的视角,把文学重建的大历史与文学发展的细节结合起来,比较系统集中地探讨了在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下,现代文学的生成、演变和发展道路选择,以此为线索,整理把握文学的本质及其历史走向,评估现代文学重建的价值意义,分析其缺失和不足,鲜明提出现代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新的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论题,并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阐释论证。第一章通过扫描古代文化,从专制国家与文化统治的关系透视中国数千年专制主义统治的精神实质。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是该民族国家实践和创造精神成果的总和。隋朝开科取士,中国建立起了文官统治制度,自此后,封建国家以文治国,文化国家化。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家”、“国”、“天下”是一体的。“天人合一”、以“德”“孝”治天下、“叁纲五常”等道德伦理观念,与封建国家统治要求高度一致,是封建国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政权建设的重要部分。中国古代文化有“道统”传统,以吏为师、文以人传、尊重传统、重视传承,有影响的文学家大多又是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不分,习惯上将“文学”当作文化思想的主要载体和核心内容,文学体裁序列等级森严,功能分工严密。各文体都有严格的艺术规范,创新创造空间狭小,表达受到极大限制。诗文等是文学正宗,讲求遣词造句和音韵声律,备受推崇；小说、戏曲等为“邪宗”,不登大雅之堂。在朝向近代的进程中,正统文学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严苛禁锢,因循守旧,缺乏创新,走向穷途末路；“邪宗”的小说、戏曲虽受到民间大众欢迎,获得较大发展,但却不被认可,发展遭遇困境。民族国家与文化思想的生命力逐渐丧失,双双进入衰亡阶段。第二章阐述近代文学思潮和社会变动引起的文学新变。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的自然延续发展,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是文学重建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自鸦片战争起,中国遭遇了东西方列强持续一百多年的侵略掠夺,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国家危亡,呈现末世景象,“经世致用”成为主导性的思潮,引起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的一系列变化。近代诗歌承续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热情歌颂国家民族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揭露侵略者的残暴,与明清诗文的纯文学风格相比有明显变化,走在了变革前列。这种转变由于受到诗歌严重的形式化桎梏,难以转向现代,文学的重心由诗歌向“文界”、“小说界”转移。晚清民初,进步学人在西方思想文化影响下,大力推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多方面探求救国救民道路,都以失败告终,继而深刻反省传统文化,倡导用文学“新民”,开启民智,改革社会人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0世纪初,中国报刊业迅速发展。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文官体制废弛,知识分子进入国家体制的通道被阻塞,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只有通过写文章、办报刊介入国家政治,传播现代文明,获得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各派势力纷纷涉足文学,以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文化观念阐释文学,推动文学为改良社会政治服务,梦想新国家的美好未来,文学观念理论和实践开始朝向现代,文学作为传播思想工具的作用更加突显,极大地矫正了明清以来严重的纯文学倾向,为现代文学重建作了重要铺垫。但是也带来了对文学作理念性阐述、文学的艺术特征被忽略等问题。第叁章论述在现代思想文化催生下文学最初的重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文学为切入口,从革新文学的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和传播方式、对象等方面,否定旧文学的主体性,将文学革命与改造社会、塑造新的国民精神、建设现代思想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呼吁建设新文学,掀起了文学革命思潮,确立了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朝向,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声,彰显了文学的极端重要性。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文学以西方文学为正宗,崇尚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呼唤人的自由解放,重视对文学语言、形式、主题思想等文学表层的革新,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创作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矛盾,激发变革热情。人文主义思潮兴起。文学各派探讨文学与人生、艺术的关系,重建适应现代要求的新文体、新内容、新形式。文学从古代中庸的文学、文人雅集的文学转向批判的文学、战士的文学,从抒情转向叙事,写实、真实成为创作基本要求,现代特征日渐鲜明,形成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最初的重建是彻底反传统的,是以引进西方观念和模式为目的的,有种种偏颇偏激的认识和操作,导致源流被遮蔽,传承被割裂,带来了政治化简单化的传统,产生了民族化与西化、国家与世界的分歧与对立,文学的民族国家主体性严重不足,必然在随后的发展中得到弥补修正。第四章论述随着民族国家危机加深,现代思想理论不断引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不断生成,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觉自信持续增强,现代文学日益成熟,积极追求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重建需要作大量理论与创作实践准备,过程注定曲折漫长。现代文学与世界多种文艺思潮互动,弘扬人道主义,倡导个性解放,书写新思想,描绘新人物,营造新意境,拓宽了艺术空间和审美范围,作了多样探索实践。由于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激烈对立中转向现代的,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是被强行植入的。中国社会对此充满了异己感和强迫感,在多个向度上展开批判。受世界左翼文学运动影响,现代文学经历了最初的狂热后,复归理性,摆脱对西方文学的亦步亦趋,在文学上实践中体西用,扬弃五四时期的“欧化”倾向,系统地批判西方和资本主义,从混杂西方、日本、俄苏等多种观念,转向认同苏俄,追求民族国家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复古与进步,民族民间形式与欧化、世界化,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等理论与实践的争执。现代文学社团蜂起,文学各派分裂对立,奉行不同的文学宗旨和主张,形成了不同阵营,激烈争夺文学的阐释权和话语权。现代政党迅速壮大,积极介入文学,文学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使清晰地划定文学与政治的界限客观上很难做到。文学主流在严酷的环境中始终保持坚定的民族民主立场,从革命文学向左翼文学递进。现实主义一枝独大,以鲜明的反传统特征、富于激情和浪漫色彩,被当作五四文学的正脉。第五章阐明由于现代文学基本上是在战争环境下产生发展的,形成了文学的战时体制,党派文艺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党从不同时代要求出发,规范引导文学创作。现代文学受到各派政治势力拉扯,不是以统一的国家意志为基础的,现代政党主导了文学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一致对外,国家完全统一和民族解放出现了曙光,国共两党提出“民族文学”、“国家文学”、“民族形式”、“大众化”等观念,规范文学发展。分裂的文学各派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趋向融合。文学面向民族、面向大众,重视对传统文学进行研究和转换,集中关注民族国家反帝爱国、救亡图存的伟大抗争,为文学重建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和传统资源,形成新的创作潮流,更多地具备了统一民族国家文学特征。进步作家投身民族国家独立解放运动,激情书写人民的觉醒抗争和理想的英雄,促进了文学民族形式和内容生成。文学倡导集体意识,排斥批判个人意志,向着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方向疾行。文学的主体性追求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受战时体制规范,暴露和讽刺、批判的文学在国统区、解放区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批判的文学与文学的批判日渐萎缩,文学多样化发展的宏大局面渐趋结束,单一文学的局面初现端倪。受时代社会的现实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纷繁复杂、理论争鸣层出不穷、创作实践多种多样,有多个走向、多样理论、多种派系,取得了辉煌成就,也产生了一些不足和问题。文学是变动的。现代文学适应中国现代革命的要求,与民族国家争取独立解放的奋斗密切相连,在近代文学自新的基础上推倒旧文学,从语言形式入手,通过系统引入外国文学理论,学习借鉴外国文学的思想艺术形式,张扬个性,反映国家现代化进程,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方面,获得了现代性,取得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又通过关注现实,走民族化大众化发展道路,描绘本国本民族集体和个体的生存状况,书写民族国家的苦难与奋斗,形成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国家特征,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和再造,实现了从旧文学到新文学,从文人文学到大众文学,从社团文学到党派、阶级文学再到民族国家文学的跨越,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重建,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的主体性,成为世界文学中独特的“这一个”。从旧文学到新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一次重建,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重建,形成了深厚传统。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学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形式的全面更新,与文化日益分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规范了随后的多次文学重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基石。
宋喆[7]2014年在《文学的启蒙与艺术的批判》文中研究说明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小说的奠基者。《呐喊》《彷徨》的批评与研究体现了五四新文学启蒙批判与艺术审美的最高追求。一百年来,鲁迅研究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充分的领域,而《呐喊》《彷徨》又是鲁迅研究中开始最早、研究历史最长、成果最多、积累最丰富最深厚的作品文本。不论是彭定安、张梦阳,还是林非、袁良骏,都对鲁迅研究做过专门的学术考察。尤其是张梦阳先生叁巨册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全面梳理过鲁迅研究的丰硕成果和史的变迁,王吉鹏教授也从各个方面撰写了鲁迅研究的“个案”史。但就《呐喊》《彷徨》研究之于鲁迅研究,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价值和意义,学术界还未能进行深入细致地探究和考察。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宏观上把百年来的《呐喊》《彷徨》研究作为一个整体,从百年《呐喊》《彷徨》的批评文本层面、“文学启蒙”与“艺术批判”的辩证关系层面,百年《呐喊》《彷徨》研究的学术发展层面对其进行综合考察。本文主要通过文本与资料细读、文学研究与思想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研究对象分为叁个阶段：一“激越时代”,这是《呐喊》《彷徨》研究最自觉、自由的时期。这个时期对鲁迅小说作品的评价是知识分子与鲁迅对启蒙的共同追求和对艺术的自觉批判。它在学术研究范式上为以后各个时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二“尊崇时代”,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鲁迅受到整个民族尊崇的情况下,研究由短暂的活跃而逐渐受到左倾政治思想的规约,曲折发展的时期。叁“重读时代”,这是新时期开始后,在全国范围掀起的鲁迅作品重读中,研究开始回归“五四”和鲁迅文学启蒙传统,回归文学独立和文学研究学理性的时期。通过对上述叁个时期研究状况的细致分析与论证。笔者认为：百年来《呐喊》《彷徨》研究的曲折发展证明：鲁迅小说的思想启蒙与艺术价值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一百年来的《呐喊》《彷徨》研究不仅是知识分子借文学研究继承鲁迅文学启蒙事业的一个过程,同时它还反映着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观念、文学创作的嬗变,体现着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不断突破与创新。学术史的考察与研究是20世纪学术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选题,“《呐喊》《彷徨》研究之综论”是鲁迅研究立足当下最核心的历史反思和专业建构。其意义与价值自然呈现于曲折的百年鲁迅研究和《呐喊》《彷徨》的细读、注解及重读之中。同时,《呐喊》《彷徨》研究还是“鲁迅学”形成的坚实基础,它对当代鲁迅研究和学术发展带来的借鉴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
王富仁[8]2001年在《鲁迅与中国文化(五)》文中研究指明11 鲁迅对道家人生哲学的批判 ,始终采取着一种委婉的讽刺和清醒的分析姿态 ,因为在中国社会上 ,道家文化与具有道家文化倾向的知识分子 ,始终处于一种没有实际社会权力的地位上 ,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私性和软弱性的表现 ,而不真正具有政治上的权力地位和
林朝霞[9]2007年在《现代性与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文学思潮被看作“创作方法”的产物。而这种创作方法论仅仅肯定了现实主义(以及附属于它的浪漫主义)的合法性,而排除了启蒙主义等其他文学思潮的存在。同时,国内外文学史也大都没有把启蒙主义作为独立的文学思潮,而仅仅当作一种社会思潮,造成了文学思潮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的缺失。这两种原因,导致五四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主义性质被抹杀,并被错误地冠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名称。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而不是什么创作方法的产物;同时,启蒙主义是争取现代性的文学思潮,是与其他文学思潮并列的独立的文学运动。因此,运用现代性理论重新界定各种文学思潮,包括启蒙主义,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前提。本文正是从现代性角度,重新考察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历史。本文共分叁编。上编以“现代性”为理论支撑,纠正创作方法论的长期误导,透析现代性与文学思潮的内在关系,梳理西方从古典主义至现代主义的发展脉络,并着重分析西方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发生背景、思想倾向、具体特征、主要类型、流变过程等,作为研究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参照系。中编以五四新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辩驳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论,从现代性角度确定五四文学的性质,提出五四文学开启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观点。在此基础上,追溯它的历史背景,描摹它的发展脉络,对比它与西方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特征差异,并评判它的历史意义。下编将新时期文学纳入研究视野,从历史任务、思想倾向、内容主题等方面研究它与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渊源关系,并详细考察它的演变过程、风格特征,从而确认它继承和发展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属于中国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
廖诗忠[10]2004年在《探归民族“新生”的活源——论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探究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一方面揭示先秦文化对鲁迅的潜在影响，另一方面展示鲁迅对先秦文化的自觉探索与创造性转化的成果。将鲁迅与先秦文化的关系确立为专题研究的对象，在鲁迅研究中尚属首次，没有太多的现成研究成果可资凭依。为此，本文选择的方法论立场是现象学与解释学相结合，既要对鲁迅与先秦文化关系的事实进行充分的直观和描述，又要敢于超越表面事实，对隐而不显的深层关系进行理解和解释。本文的一个独创之处是将先秦文化纳入鲁迅文化思想的整体结构中加以考察，提出鲁迅文化思想的终极母题是中国民族的现代“新生”，鲁迅探寻先秦文化的根本目的是重返民族文化原初创造的活源，由此开启民族“新生”的现代契机。本文具体考察了鲁迅与先秦神话、先秦思想及先秦文学的关系，指出鲁迅在先秦神话中别具慧心地把握到民族原初生命力的脉动；鲁迅对先秦思想的反思则是对民族原创性观念的价值重估；鲁迅把先秦文学视为民族古老的“心声”并以自己的创作呼应着这古老的“心声”。本文最后将《故事新编》作为鲁迅对先秦文化自觉探索的一个集中体现来解读，认为它是对先秦文化的整体隐喻和寓言叙述，也是鲁迅对民族“新生”母题的一次集中表现。
参考文献：
[1]. 鲁迅的政治专制主义批判[D]. 杨景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2]. 西方反讽诗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D]. 龚敏律. 湖南师范大学. 2008
[3]. 鲁迅与革命——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读后(上)[J]. 王富仁. 鲁迅研究月刊. 2007
[4]. 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D]. 尹德树.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5]. “去政治化”时代中国电影批评中的政治—对90年代以来电影批评思潮的一次考察[D]. 张卫军. 上海大学. 2016
[6]. 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D]. 刘绍峰.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7]. 文学的启蒙与艺术的批判[D]. 宋喆. 宁夏大学. 2014
[8]. 鲁迅与中国文化(五)[J]. 王富仁. 鲁迅研究月刊. 2001
[9]. 现代性与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D]. 林朝霞. 厦门大学. 2007
[10]. 探归民族“新生”的活源——论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D]. 廖诗忠. 福建师范大学. 2004
标签：政治学论文; 政治论文; 鲁迅论文; 文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呐喊论文; 彷徨论文; 读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