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华[1]2013年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诗歌是语言的精华，而意象是诗歌的灵魂和神韵所在。中国古典诗歌因其丰富隽永的意象成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瑰宝。它以含蓄、简约和微妙见长。中国古典诗歌非常注重托物言志，通过特定的意象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中国古代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将其表现得淋漓尽致。意与象统一、情与景交融，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审美追求。因此，意象再现是诗歌翻译的关键。本文从解析中西方的意象理论出发，以古诗意象的英译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外学者研究诗歌意象英译的实践，对中国古典诗词中意象的可译性和翻译难点进行了初步的系统分析和研究，进而提出诗歌意象翻译译的一些具体方法，作者亲身实践，试译了几首古诗其中的名句。第一章为引言。中国古典诗歌英译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作者在此实践基础上对中西方学者研究诗歌意象的翻译现状进行了综述。第二章是中西方诗歌意象的起源、发展和比较。分别回顾了中国和西方传统文论中对意象概念的阐释。通过分析中西方学者对意象概念的论述，作者界定了本文中的意象概念，强调本文主要讨论的意象概念是已经物化成语言符号的饱含诗人思想感情的诗歌形象，而非诗人创作构思时出现在头脑中的“意中之象”。而后文章对二者进行了比较，归纳出相通和相异之处，为下面章节打下基础。第叁章讨论意象的可译性。从总体上讲，意象是可译的，其可译性的实践基础是中英诗歌中运用意象的相似规则。本文中所提双方对意象的重要论述则是其理论基础。但由于汉英语言和文化差异，其可译性又是具有一定难度的。文章从语义和文化内涵角度讨论了意象翻译的难点。第四章探讨意象翻译的原则与方法。根据语义对等原则，文章提出了相对应的翻译方法，主要包括意象保留法，意象替换法以及意象省略法等几大类，其中又可细分为一些小类，作者对每类方法均以例说明和论证。第五章为结论。总结本论文的主要内容、观点和研究发现，提出本文研究的局限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总之，通过翻译使意象再现是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关键所在，这就对译者提出了要求：译者应该以恰当得体的措辞为手段来准确而简洁地呈现原诗的意象，达到传递意象的文化内涵的目的，同时使译文读者获得像源语言读者同样的感悟，欣赏原诗的意象之意境，进而体味中国文化的精深。
蒋淑香[2]2017年在《近代英汉文言译诗的中国化研究》文中提出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部分,诗歌翻译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论文探讨了近代英汉文言译诗的发生、发展以及式微原因。受到客观时代环境、传统审美、翻译认识等原因影响,文言译诗逐渐成为重要的翻译诗歌。但是文言译诗形式特殊,受时代语境、古典诗歌弊端等影响,又很快衰颓。论文详细探讨了英汉文言译诗的中国化问题,并揭示其在诗体、节奏、音韵、主题内容、风格上的特征。文言译诗既有明显的古典诗歌特征,又受英语诗歌的诗学影响,有它独特的新变之处。文言译诗始终在准确表达英语原诗和维护古典诗歌诗学传统的矛盾中寻找平衡。文言译诗本质上是改良翻译,它的创作过程表现出传统对新学的对抗,但它又不自觉地含有融合创新的特征,总之,文言译诗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过渡环节。
黄丽娜[3]2014年在《中国古典诗歌及文化精神对美国诗人詹姆斯·赖特诗歌创作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詹姆斯·阿灵顿·赖特(James Arlington Wright,1927-1980)被誉为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伟大的描写自然的诗人。继庞德那代诗人之后,詹姆斯·赖特是又一位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吸取丰富营养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美国诗人。他将惠特曼的自由诗体与中国古典诗歌特有的情感体验与审美意识相结合,开创独具特色的诗风,超越了西方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为当代美国诗歌的创作增添了心物一体感受世界的中国智慧,为其发展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本篇论文以詹姆斯·赖特早期形式主义诗歌特点与二元论的诗学观念为参照,以其对中国古典文献的解读及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总体认知为基础,阐明中国意象的艺术观念与意象构建方式改变了他对西方诗歌"image"1的习惯性认识,分析其中后期作品中蕴含的"deep image"与“诗歌是条通道”的诗学观念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在关联性,论证"deep image"为“意象”的对等词。反驳国内外将詹姆斯·赖特称为"imagist"诗人的论断。证明詹姆斯·赖特诗歌作品与中国古代诗人和诗歌作品在情感和文本之间发生内在情感呼应,将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等中国诗歌观念引入诗歌中,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美国诗歌中现代主义理念与新批评形式主义理论造成的诗歌去人性化倾向及高度形式化的个人主义表现观念。本文详细解读詹姆斯·赖特诗作,阐明中国式意象并置、意象跳跃、打破时空界限,克制陈述等创作技巧在詹姆斯·赖特诗作中的化用,指出詹姆斯·赖特诗歌中蕴含着中国式“以我观物”的感应世界的审美意识,将中国古典诗歌特有的散点透视技巧引入诗歌创作中,使其在观物、感物中带有了阴阳平衡的空间意识；阐述詹姆斯·赖特将中国式“以物观物”感应世界的方式化用在诗歌创作中,实现了心理感觉审美意识的“物化”,诗作中的意象呈现玲珑剔透之美,为美国当代诗人提供了直觉体验世界的诗歌范例,反驳国内外将詹姆斯·赖特称为超现实主义诗人的论断。以詹姆斯·赖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为参照,进一步阐述其诗歌作品与中国古代思想存在的关联性,揭示其作品蕴含儒家生态伦理观念,指出其认识论超越了西方二元对立的自然观。其作品为美国生态伦理诗歌创作与研究提供了成功范例。阐述詹姆斯·赖特吸收了儒家“王道”观念与反霸权思想,其政治讽刺诗为反思美国政府奉行的政治制度提供了经典样本。阐述其诗歌作品在中国佛道思想影响下,蕴含的隐逸的政治理想,“逍遥”、“无为”和“齐物”的生活态度。论证詹姆斯·赖特将美国超验主义精神与中国精神融为一体,以宇宙一体论回答了“人怎么获得彻底解放”,生与死等终极问题,表达了一种“托体同山阿”的生死意识,彻底超越了西方二元认识论的生命意识,达到了个体生命与宇宙合一的圆融境界,实现了将诗歌世界、个人世界与外部世界一体化的艺术追求。赖特中后期诗作部分扫除了美国诗坛弥漫的悲观厌世风气,为其发展注入了新想象和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王晓利[4]2016年在《海亚姆鲁拜诗歌的翻译与传播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以海亚姆鲁拜诗歌的翻译与传播为对象而展开的个案研究。主要内容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考察海亚姆诗歌在英、汉文化圈的译介传播过程以及影响其传播的多种因素；二、讨论诗歌翻译过程中语言风格、形式、意象等方面移植与再现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海亚姆诗歌在英国的成功译介堪称是经典案例,其英译传播经历了“被边缘化”到“被经典化”这样一个异常曲折的传奇过程。与之相对,海亚姆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则相对稳定,成果颇丰,显露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主要特点表现为：首先,以英译本为中介进行转译的汉译本居多；其次,其译介历程与中国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海亚姆诗歌被翻译为汉语的过程中,其诗歌形式、语言风格、意象内涵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尤其是从英语转译的汉译本表现更为突出。汉译者们在翻译外国格律诗时,或在译入语文学系统中选择一种与源语诗歌相对应的形式；或表现出较灵活的创造性,根据原诗的格律加以仿制创造新的诗歌形式。但就译诗的质量来说,更多是与译者的个人能力和艺术修养有关,而不是诗歌形式决定的。海亚姆诗歌中运用了很多生动的意象来表达思想内容,这些意象寄寓了诗人对神、人、自然的哲学思考。意象在翻译过程中发生改变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客观上看,是由意象语言的民族文化特性引起的；主观上看,一方面是译者对原文理解、对源语文化感受和认识不同的结果,另一方面与译者本人译诗的风格、审美旨趣等多种因素有很大关系。海亚姆诗歌在不同语言文化中的经典化进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跨文化译介范式。总结其成功传播的经验,能够为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同时海亚姆诗歌的汉译涉及到很多复杂的翻译问题和现象,能够为诗歌翻译提供实践层面的指导。
郭英杰[5]2016年在《庞德《诗章》的互文性阐释》文中认为庞德是20世纪充满争议性的大诗人,他也是英美诗歌界最难懂的作家之一。他花费五十二年时间仍未创作完成的诗歌代表作《诗章》,被公认为是一部"天书"。除了二十多种语言文字造成的阅读障碍,还有支离破碎的排版印刷、杂乱无章的文本结构、意识流式的表达陈述和透着神秘主义面纱的思想主张,这一切使《诗章》变得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同时也给欧美和国内的诗歌评论家带来困难和挑战。多年以来,在对《诗章》进行解读和阐释的过程中,有很多细节和篇章一直无法有机联系到一起,而且由于没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角度对它们进行全面的分析,致使读者在理解和认知方面容易陷入僵局。朱丽叶·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理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认知视角,帮助读者转换思维和理解方式,可用来解决这个让人困顿的难题。《庞德<诗章>的互文性阐释》就是基于上述考虑着手进行研究的。纵观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欧美学者围绕庞德和《诗章》主要展开五方面的研究:第一,把庞德生前撰写的各类文稿进行汇编整理,结集出版,为读者进行研究工作准备第一手素材;第二,对庞德的成长经历、个人境遇、人生起伏等展开个案研究;第叁,对庞德的诗歌或翻译作品等,以导读和文本指南的形式进行概述;第四,对庞德作品的艺术特色和思想主题进行挖掘和整理;第五,对庞德的个人身份、历史地位和他在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等进行讨论。国内学者围绕庞德和《诗章》也展开多方面的研究,其中五大板块最引人注目:第一,就庞德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展开具体研究;第二,借助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讨论庞德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外在联系;第叁,借助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庞德的创作历程和诗学思想进行文学考察;第四,围绕庞德的《休·塞尔温·莫伯利》、《比萨诗章》等诗歌作品展开风格、主题、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和讨论;第五,从美学视角对庞德的《神州集》、《诗经》等翻译作品进行解读和透视等。经过文献梳理可知,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学者正式提出以互文性为视角对庞德的《诗章》进行系统的文本研究的。劳伦斯·S·瑞尼的《一首蕴含历史的诗:<诗章>的文本研究》(1997)、理查德·泰勒的《<诗章>的文本》(1999)和詹妮弗·玛丽·努尔米的《埃兹拉·庞德<诗章>里的认识论以及互文性实践》(2007)涉及文本及互文性理论,但是明显有一些缺陷。国内学者主要关注庞德翻译理论及翻译实践方面的研究,对庞德在诗歌领域的贡献,尤其对他的诗歌代表作《诗章》进行文本细读方面,还有待开拓和创新。截至目前,国内还没有博硕士论文旗帜鲜明地借助互文性理论对庞德的《诗章》进行综合评价和系统研究的。鉴于此,本研究希望以互文性为视角,对庞德的《诗章》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讨论,以弥补国内外学者在该方面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除绪论和结论两部分之外,主要涉及五个章节的内容:第一章讨论作为诗歌艺术文本的《诗章》,认为《诗章》用诗的语言和诗的形式艺术地再现了庞德一生中的所见所闻和真情实感,实现了诗言志、歌咏言的诗学功能。从互文性的视角看,《诗章》是一部众声喧哗的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有富含诗意的意象在相互唱和,而且还有意象构成的漩涡充满各种回声和余音。此外,《诗章》作为诗歌艺术文本,其字里行间镶嵌着荷马、但丁、惠特曼、布朗宁、叶芝、艾略特、H.D.等诗人的影子,是一部众星闪烁、杂语纷呈的抒情戏剧史诗。实际上,《诗章》对史诗《奥德赛》和《神曲》进行了思想体系和叙述风格的戏仿,同时融合了惠特曼的自由体诗风、布朗尼的戏剧独白体、叶芝的象征主义风格以及艾略特、H.D.等诗人的叛逆文风。这一切造就了庞德独一无二的艺术体验和特立独行的诗学品格。第二章讨论作为人类文化文本的《诗章》,认为《诗章》不是狭隘的宣扬美国文化至上的表述和话语,而是相反,庞德认为美国文化充斥着腐朽和堕落的内容,问题重重,只有借助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批判精神和东方文化的包容精神,才能使美国和美国文化走向光明,重新焕发生机。这也影射了人类文化文本之间相互作用、全面对话的倾向和事实。从互文性视角考察,庞德的确主动地在《诗章》里借助多样性的文本形式,展现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一方面有的放矢地再现各民族文化的对话和狂欢,另一方面淋漓尽致地呈现庞德要真实表达的文化诉求。第叁章讨论作为社会历史文本的《诗章》,认为《诗章》名副其实地承担着历史记事和历史警示等社会功能。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文本,《诗章》不仅吸收和改编历史上前人或后人的文字作品,而且借助戏仿、拼贴、引用、模仿等手段,对同时代的社会历史文本进行了文本间的重组和改造。庞德的诗就是要整合古往今来的历史力量,并相信这些历史力量会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在《诗章》中,读者不难读到许许多多历史事件转化为历史文本,历史文本转化为社会公众意识,社会公众意识又转化为文学的事例。第四章讨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文本的《诗章》,认为《诗章》自出版以来之所以争议不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庞德把自己不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完全暴露在《诗章》的具体情节。庞德最初受到家族传统的影响,后来因为笃信激进主义者奥拉格·拉奇和道格拉斯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学思想,希望为民族振兴撰写教科书。与此同时,他还不识时务地寄希望于像墨索里尼这样的法西斯头目,以为"公牛"可以将理论付诸实践,结果成为政治糊涂虫。他还在《诗章》中流露出一种反犹太主义思想,那是一种带有民族偏见的反犹太主义的罪恶。虽然庞德对自己的反犹太主义思想有所忏悔,但是显然不够深刻。庞德的政治经济学带着伤疤,但也不是没有好的方面,比如,庞德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有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学的影子。第五章讨论作为道德哲学文本的《诗章》,认为《诗章》是庞德道德哲学思想的宣言书,里面点缀着闪光的细节,充满对正、明、仁以及真、善、美的追寻、叩问和反思,是庞德道德意识和哲学观念互文作用的结果。纵观《诗章》,不难发现,其字里行间不仅仅是庞德自己的人生感悟和道德理念,还有古希腊古罗马哲学、英法的启蒙哲学、德国的理性哲学、美国的超验主义哲学,甚至包括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哲学。这些不仅反映了庞德对西方哲学思想的融会贯通,也反映了他对东方道德哲学的开放式理解和接受。庞德对中、诚、仁、道等哲学思想的吸收和消化,使他自觉地与治国治民的实用主义哲学建立互文性的联系;他对是非、美丑、正邪哲学观念的阐释和发挥,使他对社会道德标准有了全新的诠释。在《诗章》中,还会发现庞德是新柏拉图主义理念的热情崇拜者,他也是平民主义道德哲学的代言人。庞德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上维护社会正义,认为那不是权力而是职责,同时希望他维护百姓利益的话百试不殆。互文性理论是解读《诗章》的一把钥匙。借助该理论来关照《诗章》,不难看出,《诗章》作为文本的确具有开放、多元和跨语境的特征。当然,通过解读《诗章》再反观互文性理论本身,会发现对《诗章》的互文性阐释,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对互文性理论的一种贡献,或者说是一种开拓和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庞德的《诗章》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作品,该研究只是借助互文性视角对庞德的《诗章》进行尝试性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因此只能是管中窥豹,不可能面面俱到。虽然依据克里斯蒂娃等文艺理论家的文本理论和互文性理论,可以把《诗章》视为诗歌艺术文本、人类文化文本、社会历史文本、政治经济学文本和道德哲学文本,但是不可能穷尽这些领域所有现象的研究,因为《诗章》本身就是由各种所指和无数话语组成的集合体,充斥着无限的可能性;而且,从一首诗的所指可以引申出更多的所指,以至于从某个诗歌话语中可以读出无数隐含话语。或许正因为这样,关于庞德《诗章》的研究才充满了扑朔迷离;或许正因为这样,关于庞德《诗章》的研究才变得趣味横生、意义无穷。
荣光启[6]2005年在《现代汉诗的发生：晚清至“五四”》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种以“白话”为语言、以相对“自由”的诗形为体式的现代诗歌文类——“新诗”(其初期形态为“白话诗”),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其内在状态和过程在学界至今未得到充分的言说: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似乎随着伟大的“1919”,“新诗”就跟着焕然一新;作为近代文学的末尾,“新派诗”的出现、“诗界革命”的发生,表明古典诗歌确实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但究竟“改良”了什么、这种“改良”与“新诗的发生”有什么关系?往往语焉不详。在晚清至“五四”这一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诗歌在语言和体式到底经历了怎样一个“过渡”的历史?决定诗歌变化的外在原因和内在机制是什么? 本文倾向于把“诗歌”看成一种“言说方式”(“说话方式”),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它并不直接满足人的意义诉求,更不直接等同于现实,而是在具体的“语言”形态和特定的“形式”机制中间接呈现“经验”的现实。也可以说,本文试图从一种诗歌“本体”话语出发,来谈论一种现代诗歌文类的“发生”。之所以用“现代汉语诗歌"概念(简称“现代汉诗”)代替传统的“新诗”,乃是传统意义上从“五四”以来的“新诗”,并不能反映20世纪中国诗歌的特质。“现代汉诗”概念是在强调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的连续性、“汉语”的特性及“诗”的本体特征,以其包含的“现代经验”、“现代汉语”和“诗的形式追求”等必要因素与晚清至“五四”一些诗歌现象和理论问题“对话”。 “现代汉诗”首先是一种新的汉语言说方式。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的剧烈变化,人的个体经验也在发生变化。现代性的情感经验与古代汉语的言说体制、古典诗歌的言说方式形成了内在的矛盾。现代汉诗的发生首先源自于现代性历史境遇与汉语言说方式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使晚清至“五四”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言文一致”的语言目标,这一目标历经周折最终被胡适定义为“国语”。“国语”的“建设”不是依靠既定标准的制定,而是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生成”。以白话作诗是这一“新”文学实践的必要开端:因为诗歌是传统文学最坚固的“壁垒”,攻克了诗歌的语言和形式也就意味着汉语言说方式的彻底改变。这样,现代汉诗的发生首先就牵涉到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宏伟目标、与汉语、与“诗”的观念、与西方语言特征(“文法”)的复杂关系。 但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言说,它的“发生”又是在个体经验、诗歌语言和特定的艺术形式之间展开的。这样,当我们辨析从晚清至“五四”以来的诗歌文本,就会发现古典诗与现代诗在经验、语言和形式之间冲突与互动的丰富形态。对这一形态的辨析,会发现“现代汉诗”的“发生”的内在机制和隐藏的问题。 本文倾向于诗歌本体内部的语言、形式与现代性语境中的个体经验的纠结、互动对诗歌发生的影响;在论述方式上,注重的诗歌文本和语言、形式理论的分析。在晚清至“五四”这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追求现代性的语境下,本文试图通过对知识分子对新的汉语言说方式的追求和具体诗歌创作情况来考察“现代汉诗”的“发生”的语言脉络和形式依据。
张涌, 陈娟[7]2010年在《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翻译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古诗之美,专求意象"。诗歌翻译是文学作品翻译中的难点,诗歌中的意象由于蕴涵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一方面能加深读者对诗歌的解读,另一方面却加大了诗歌翻译的难度。文章主要梳理分析中西方翻译理论界对诗歌意象研究的成果与不足,提出可以借助西方"等值论"来指导中国的古典诗歌翻译实践,力求在这一全新视角下探索萃取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翻译策略。
黄留威[8]2016年在《宾纳和他的“中国诗”》文中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古典诗歌开始大量传入大洋彼岸的美国。中国古典诗歌以其优美的韵律,突出的意象和凝练、独特的句法吸引了无数的美国学者和诗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尝试创作了许多“中国诗”,宾纳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宾纳认识和热爱中国古典诗歌是从翻译开始的,他翻译的《唐诗叁百首》(《群玉山头》)和《道德经》(《生命之道》)都是在美国比较流行的版本。由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加之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工作,宾纳的诗歌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非常深。在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诗的影响下,宾纳创作了不少经典的“中国诗”。首先,宾纳诗歌中的许多意象都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经常出现的,也可以说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对宾纳影响的最明显的体现;其次,宾纳很善于借鉴和化用,他不仅巧妙的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诗句和场景移植到自己的诗歌中去,而且还在诗歌中创造性的化用了一些中国家喻户晓的名言警句,在原有诗句、场景和名言警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理解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再次,从诗歌题材上讲,宾纳许多诗歌的题材是中国式的。比如,在中国古诗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隐士诗、友谊诗等都出现在了宾纳的作品中;最后,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美也深深的吸引了宾纳,以至于他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近似中国古诗绝句和律诗的诗歌。然而,真正使宾纳受益匪浅的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外在而是其内在实质,正如宾纳自己强调的那样——这些诗不是模仿而是东方精神之消化,精神产生风格。本文以影响研究相关理论为指导,以接受研究相关理论为辅,重点讨论中国古典诗歌对宾纳诗歌创作的影响及其具体体现。通过对宾纳诗歌的具体分析、研究,论证中国古典诗歌对宾纳的诗歌形式、题材、意象以及创作技巧等方面的巨大影响。
杨俊峰[9]2011年在《从古典诗歌中的意象翻译看意象图式理论的阐释空间》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古典诗歌中的意象翻译为研究对象,首先详细分析了古典诗歌中的意象,然后以此为依据探讨了古典诗歌中的意象翻译的实质、过程及关键。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从意象图式的定义、特性和功能及其在文学上的应用叁个不同角度发掘在古典诗歌中的意象翻译过程中意象图式的阐释空间。通过分析,本文认为意象图式对古典诗歌中的单个意象、复杂意象及意象组合的翻译都具有阐释力,同时指出:通过深入分析翻译过程中涉及的两种文化中的意象图式的差异及其在两种语言上的表现,解释古典诗歌中的意象的翻译转换中存在的差异,我们可以帮助译者认清意象翻译的实质,以便形成正确的翻译原则,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
张文英, 王艳[10]2009年在《庞德意象翻译观下的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翻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诗歌的意象集中体现了诗歌的意境和神韵。如何对诗歌的意象进行翻译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从庞德的意象翻译观入手,提出了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时应该进行"忠实性"和"叛逆性"的创造。"创造性"的翻译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因此,本文对诗歌意象翻译的译者主体性也进行了介绍。
参考文献：
[1]. 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英译研究[D]. 王月华. 河北大学. 2013
[2]. 近代英汉文言译诗的中国化研究[D]. 蒋淑香. 苏州大学. 2017
[3]. 中国古典诗歌及文化精神对美国诗人詹姆斯·赖特诗歌创作影响研究[D]. 黄丽娜.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
[4]. 海亚姆鲁拜诗歌的翻译与传播研究[D]. 王晓利.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5]. 庞德《诗章》的互文性阐释[D]. 郭英杰.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6]. 现代汉诗的发生：晚清至“五四”[D]. 荣光启. 首都师范大学. 2005
[7]. 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翻译理论研究[J]. 张涌, 陈娟. 铜陵学院学报. 2010
[8]. 宾纳和他的“中国诗”[D]. 黄留威.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6
[9]. 从古典诗歌中的意象翻译看意象图式理论的阐释空间[J]. 杨俊峰.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1
[10]. 庞德意象翻译观下的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翻译[J]. 张文英, 王艳.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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