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宛斌[1]2004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宗教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又敏感的新课题。科学社会主义无论做为一种思潮、一种运动还是一种社会制度，都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包括无神论），这就与一切唯心论（包括宗教的有神论）有着根本的区别。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处理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宗教问题就成为了一个关乎革命成败的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经历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等诸多过程。社会主义发展中对宗教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宗教方面对社会主义的反应如何，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有哪些经验教训，这些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以往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本论文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本论文正文部分共六章。第一章，“十九世纪末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主要对十九世纪末国际政治形势进行了简要的介绍，说明当时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俄国是帝国主义矛盾的集合点。同时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在俄国的传播做了回顾，并重点介绍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的传播所做的贡献。第二章，“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宗教问题的提出”。对沙皇俄国的宗教状况和教会与沙皇政权的关系进行了概述，指出俄国是一个基本上全民信教的国家，而俄国东正教会和沙皇政权的关系是教会依附于皇权。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涉及到与宗教和教会的关系问题。普列汉诺夫对宗教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观，列宁在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对宗教问题做了研究。第叁章，“俄国1905年革命及革命低潮时期中的宗教问题”。介绍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过程，教会在这一时期维护沙皇的专制统治和剥削制度，而且用武力反对人民。革命低潮时期，唯心主义猖獗，“寻神说”和“造神说”泛滥，危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危害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影响了革命事业的发展。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对之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第四章，“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宗教问题理论的全面阐述”。主要对俄国1905年革命后到1917年间列宁有关宗教问题的思想进行挖掘，其主要观点包括：关于阶级社会中宗教的本质、起源和社会作用；关于“国家与教会相分离”的原则；同宗教做斗争要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宗教神职人员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反对对待宗教的“左”的态度等等。
王萍[2]2010年在《论列宁宗教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指明如何正确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并结合我国实际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是二十一世纪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同时加强对宗教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从革命导师列宁的宗教思想中获取有益的启示,对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列宁宗教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我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宗教问题的处理和宗教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史观和在实践中发展理论的观点,在俄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批判地接受普列汉诺夫的某些宗教思想观点,创造性地形成并实践了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下的宗教思想。本文正文部分共分叁章。第一章是列宁宗教思想的来源及其形成和发展。主要论述了在当时俄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同时期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宗教思想对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列宁宗教思想得以形成和发展。第二章是列宁宗教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主要论述了列宁关于宗教产生的根源、本质和社会作用观点,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关于社会主义的宗教政策,关于无神论的宣扬。列宁宗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包括宗教问题的处理立足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任务、立足于特定的历史时代、要注意政策和策略的结合,同时宗教问题的处理具有强烈的战斗色彩。第叁章是列宁宗教思想的当代价值。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根据列宁处理宗教问题时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并结合具体国情,提出从经济生活的变化和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宗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列宁宗教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在俄国的具体运用。列宁宗教思想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宗教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郑如[3]2013年在《唯物史观的实证社会学诠释》文中研究说明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承前启后的关键链条,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往往被忽视,改革开放之后,学界逐渐开始有所关注,并尝试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目前,针对考茨基、卢森堡、希法亭、拉布里奥拉、梅林等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学者们往往忽略了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亨利希·库诺夫。《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是库诺夫从历史-社会-国家的理论视角审视唯物史观的结果,也是面对党内争论的思考总结,就客观而言,它是库诺夫儿近一生的理论总结,也是他思想成熟的一本里程碑式的着作。书中的论述不仅包含了他对马克思社会学观点的理解和阐发,而且穿插应用了他在人类学、民族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因此,这也是充分体现他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理阐释和应用研究等方面的成果。导论主要是说明库诺夫解读唯物史观对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并简述国内外对库诺夫研究的现状,以便为读者提供进入库诺夫唯物史观思想的入手路径。第一章以库诺夫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与思想境遇为研究对象,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追溯他解读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背景和现实境遇,探究他所面对的理论问题。统一逻辑和历史,从叁个层面深入库诺夫在所处历史阶段的社会思潮和历史文化背景。首先,考察库诺夫所处的历史境遇,这些是他理论重建的现实土壤。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德国理论家,德国历史和德意志民族思想不可避免地对他产生一定的影响。近代以来,德国的崛起伴随其特有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潮与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这些特点在德国1918年至1919年革命中都有所体现。而革命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也为此后的魏玛共和国埋下了危机的伏笔。此外,了解当时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新现象与新情况,有助于理解库诺夫理论研究的现实氛围。其次,考察库诺夫所处的理论资源环境。德国的民族志传统,其特有的历史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传统,以及当时人类学与社会学发展特点,都为他的理论重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最后,了解库诺夫直面的理论境遇,即当时德国社会民主主义阵营从分歧走向分裂的状况,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的严重理论危机,这些激发了他试图重新阐释唯物史观。第二章梳理从古代至近代的社会哲学理论。库诺夫将唯物史观看作是社会历史考察的沉淀,是整个人类认识自身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学发展的最高成果。他紧紧围绕国家-社会,以此为线索,有选择地对从古代到近代的社会历史哲学理论进行解读,并划分出四个社会哲学的发展阶段:以神为主宰的社会学孕育时期,从国家契约论走向社会契约论的社会学萌芽时期,追寻社会本质和历史规律的社会学真正形成时期,以及为社会学真正开辟出新道路的社会学完成时期。第叁章和第四章分别从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个角度,解读库诺夫对唯物史观进行社会结构理论与历史进程理论的独特阐发。由孔德开创的实证社会学对库诺夫具有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他在对唯物史观进行体系化重构时,几乎完全依托于实证社会学的理论模式。当他将社会学(有时他也将其称之为社会哲学)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述中“剥离”出来,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观点和理论进行比照考察时,他从社会静力学和动力学两个维度,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和历史进程理论进行了系统性的建构。他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系统考察国家与社会的起源、发展以及两者间的有机联系,以此为理论线索探查其中各有机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和规律,并研究社会的发展动因和机制。最后,从当代视角重新审视库诺夫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读,在第二国际的理论视域中,通过比照和辨析,深刻理解他的唯物史观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链条中的意义和价值,对他的思想进行理论定位,客观评价他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贡献和缺陷,并对他的方法论和历史观进行哲学反思。作为第二国际中的第一代理论家,库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从现代社会学的理论视角系统诠释唯物史观是他的独特之处,同时,他就唯物史观中的部分原理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并将历史唯物主义拓展应用于人类学和经济史学的研究,可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可圈可点。同时,在第二国际典型的四个理论缺陷方面,他一人“独占两元”,既带有彻底的实证主义倾向,也是真正的典型的经济决定论者。理论上的偏差导致了政治实践的严重后果,对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的判断决定了他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支持,也决定了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否定。立足当代中国,重新审视库诺夫的第二国际理论视域中的思想,对当下进一步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不无启示。
高学栋[4]2004年在《经济全球化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文中认为经济全球化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问题是当代社会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针对这一课题，本论文试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结合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实际，尤其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观察和思考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起源、发展过程、本质特征和未来趋势，提出自己的看法，旨在论证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存在和发展之现实的可能性和伟大的意义。 经济全球化在实质上是交往方式一体化过程，是人类发展生产力和扩大交往而展开的现实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历史过程必然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因此，一方面，全球化是人类文明共同参与奠基和创造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人类不同文明、民族或国家参与这一过程的途径或方式又是迥然相异的。围绕全球化与东方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几代伟人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卓绝的思考和探索，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又一次“飞跃”。东方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是东方落后国家的人民，在革命导师的思想影响下、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所选择的一条符合东方国情的发展生产力和扩大交往的途径。通过这一途径，东方人民积极应对西方列强剥削与压迫的挑战，抓住历史机遇、争取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与经济上的繁荣富强，创造性地参与全球化、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单极主导的格局，变被动为主动。 现实的全球化从起源上来说是西方资本主义所开启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市场的开辟和全球化的凸显。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发展生产力和扩大交往方面超越了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随着资本主义主导全球化的发展，亚细亚文明逐渐衰落、东方国家由先进变落后、东方落后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陷于被动。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以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过程。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难以克服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乃至全球化与产品的私有化，随着全球化而不断外化，由此激起了全球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的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要证明，共产主义全球化必将替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对全球化的继承，从而在全球真正实现社会生产力和人类交往的高度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视角无疑是宏观的。他们于晚年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道路转向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带有国有制基因的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着天然的对抗性而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却存在相似性。东方落后国家是否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即东方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倾 注大量心血所思考的课题。马克思曾预言东方落后国家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但前提条件是东西方革命互补，也就是说，通过全球化。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东 方落后国家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劈开一道“卡夫丁峡谷”;另一方面，全球化可 能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东西方革命的互 补性日渐渺茫，在此意义上，恩格斯于马克思之后忠告东方人民不要贸然投入“国 家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的矛盾激化使一些东方落后国家的人民抓住 了全球化所提供的历史机遇，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晚年、毛泽东早年所 思考的东方社会主义道路无疑包含经济全球化的维度。他们已认识到，在全球化 的大背景下东方社会主义道路是可能的，但又是长期的和曲折的。换言之，经济 全球化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必然是辩证统一的。 然而，“左”倾建国思路从“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观点出发，一方面把全 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体化而加以拒绝;另一方面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 主义而否认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在这种“左”倾思潮的影响下，传统社会主义国 家逐渐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列宁晚年、毛泽东早年关于东方社会主义道路 的思考，从而脱离了全球化的大趋势，于二十世纪末叶相继出现了衰退。邓小平 于二十世纪80年代在总结全球化与东方古代文明、与东方落后国家，特别是， 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毅然决然在中华大地实行全面的 改革开放，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 的主旨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在全球化“历史环境”下为了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必须对内全面改 革，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对外全面开放，吸收资本主义的一 切肯定成果，包括科学技术、市场经济、股份制、政治文明等等，为人类早日实 现共产主义全球化做出较大贡献。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和生命 力。 人类历史了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
胡芳[5]2014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时起,“东方”就被纳入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体战略,到二十世纪初的社会主义革命“东移”,再到“中国模式”的伟大创造,俄国、中国等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下,进行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新建设探索,他们对落后文化的改造与建设成为东方道路发展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本文“由点及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下,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的道路发展的关注为线索,全面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和晚年对东方文化研究视角转变的演进过程,深刻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统一的东方文化思想。在“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视域下,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文化落后性进行了深刻地批判；而在《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资产阶级文化的腐朽性和没落后,晚年马克思转入人类学的研究,提出辨证分析西方殖民主义对东方社会文化影响,落后国家存在实现文化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未来社会文化旨趣“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更高级的复活”。而这个过程也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完善。列宁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建设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文化思想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与艰辛。无论是东方革命(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东方社会建设(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都遭遇到东方特有的、复杂的、落后的文化困境。东方文化的“附属性”,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建设的复杂性,因此其文化建设是多维度的、系统工程,但它们之间的地位却是不平等的：政治革命成为东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先导,以革命意识的培养为主要任务,以资本主义经济意识为基本手段,以社会主义吸引科学来驱散宗教的迷雾为大众化工具。俄共(布)执政后,沙俄旧的“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政治文化传统极大地阻碍着苏维埃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俄国社会各群体阶层都与俄共(布)文化的现代化严重“脱节”。因此“文化革命”成为列宁晚年执政的主要任务。苏维埃俄国开展历史上第一次属于劳动人民的文化建设运动,并为东方落后国家提供了范式,而东方国家尤其要重视政治文化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经典作家的东方文化建设思想。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东方文化建设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梦”科学地回答了新时期我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理想,怎样实现理想”、“树立什么样的目标,怎样实现目标”的时代问题。它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解放的“人的自由”解放的价值特征,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但是“中国梦”的实现并不是乌托邦的幻境,而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本质的根本论文化价值诉求。而“中国梦”的实现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文化解放”的价值突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需要从思想认识、制度建设、经济文化、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五个方面来实现突破。
雷斌[6]2002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法关系研究（1894-1914）》文中认为本文从政治、宗教、经济和文化四个方面论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法关系的发展变化。就中法两国国家关系而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新变化是由对抗逐步转向缓和的平稳发展。在这一时期因中国政局经由了清政府、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北洋政府，使中法政治关系具有多样性。就宗教而言，法国在华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所导致的教案一方面加剧了中法政治冲突，另一方面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义和团运动后天主教的变化，促进了教会及其事业的发展，使中国国内民族矛盾更为凸现，同时教会教育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就经济贸易关系而言，在这一时期中法经贸关系显着扩展，法国对华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以及商业贸易稳步增长，中国对法贸易也逐年上升。就文化交流而言，这一时期中法文化初步融合，西方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在1906年后基本没有以激烈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更为重要的是法国的历史以及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初步研究，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是初步融合的过程，也是初步融合的结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法关系在两国关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陶海洋[7]2013年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文中研究指明《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叁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叁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叁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袁伟华[8]2014年在《权力转移、国家意志与国际秩序变迁》文中认为国家之间权力此消彼长是国际关系研究长盛不衰的话题。在主导国和崛起国权力转移之际,国际秩序为何发生变迁以及变迁机制始终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在权力转移的不同阶段,主导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与崛起国重建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的互动决定了国际秩序变迁的机制。为了验证这一核心假设,我们采用叁个案例分析在权力转移的叁个不同阶段,国际秩序变迁的不同机制。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发生在英美权力转移过程的起始阶段,是英美围绕拉美地区秩序展开的一场争夺,并最终以和平方式实现了国际秩序的变迁。在权力转移的起始阶段,国际秩序如果要实现和平转移,一是崛起国具有强烈的重建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二是主导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相对较弱,最终向崛起国做出妥协与让步。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爆发前后,从英美之间的权力资源对比来看,两国的权力转移处于起始阶段。在委内瑞拉危机过程中,英美两国展开了国家意志的较量。美国为了重建拉美地区国际秩序,愿意为之付出重大的成本,不断展示强烈的国家意志。面对美国展示的强烈国家意志,英国由于权力相对衰落,其立场从强硬转向妥协,体现了其维护拉美地区秩序的国家意志逐渐减弱。英美之间国家意志较量的最终结果是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的和平解决。1914年七月危机发生在德国与俄国权力转移的持平阶段,是德国与俄国围绕欧洲大陆秩序而发生的一场冲突,两国之间关于国际秩序的竞争最终导致了大战的爆发。在权力转移的持平阶段,通过战争方式解决国际秩序的竞争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崛起国具有强烈的重建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二是主导国同样具有强烈的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1914年七月危机前后,从德国、俄国之间的权力资源对比来看,两国权力大致相当。在七月危机过程中,俄国与德国展开了国家意志的较量。俄国为了实现世纪目标,推动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其国家意志日趋强烈。德国则具有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强烈国家意志。俄国、德国之间国家意志较量的最终结果是1914年七月危机走向了战争。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发生在英美权力转移过程的超越阶段,是英美围绕国际经济秩序重建展开的一场竞争,但最终无法解决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问题,国际经济延续“失序”状态。在权力转移的超越阶段,国际经济的“失序”,在于主导国丧失了维护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国家意志,而崛起国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国家意志薄弱。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前后,从英美之间的权力资源对比来看,两国处于权力转移的超越阶段。在二十世纪叁十年代初,美国国家实力从整体上已经超越了英国。英国拒绝承担维护现有国际经济秩序运行的成本,表明其丧失了维护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国家意志;美国尽管愿意重建国际经济秩序,但是拒绝承担较高的成本,表明美国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国家意志较弱。国际经济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无法维系之后,新的国际秩序没有建立之前存在一段“失序”时期。
李海坤[9]2015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企业主阶层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俄国企业主阶层为研究对象,结合一定的社会学理论,以宏观历史背景为依托,选取若干在俄国企业活动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主活动为客体,进行微观具象分析,以期对企业主阶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进程中这一关键历史时期的客观历史作用加以考察和分析。论文正文部分按照社会条件—经济活动—政治活动—自主意识形成—社会文化活动的内在逻辑线索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概括了1860年代大改革后,沙皇政府在相关社会经济领域颁布的政策法规,这些政府政策对俄国企业主活动的发展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对于其中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要进行辩证的分析。第二节对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总体成果进行了总结,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进行比较,从而对这一时期企业主经营活动在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历史贡献有个宏观的认知。第二章是对企业主阶层最基本职能—工商业及金融资本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论述。第一节首先简要梳理了作为文章研究样本的几个有代表性的企业主家族企业早期经营活动的发展脉络,可以使我们对俄国企业主资本主义经营活动在形成阶段的特性与共性加以认识。第二节是对几个企业主家族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生产经营活动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企业活动的规模迅速扩大,产业领域在不断拓展,企业主的经营管理模式也能够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不断做出革新。第叁节通过对企业融资模式和企业主金融活动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俄国企业主经济活动相对西方成熟企业制度来说还存在相对封闭落后的一面,同时也能观察到工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趋势,从微观视角考察了这一时期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的历史趋势。第叁章对企业主阶层的政治活动及其如何应对“工人问题”进行了阐述。随着企业主阶层经济力量的增强,其自主意识逐渐形成,他们已不仅满足于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在俄国政治斗争高涨时期,其中部分进步的左派企业主开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进行政治实践,与专制政权进行斗争。文章第一节首先分析了大企业主阶层与专制政权既对立又依赖的矛盾关系,第二节对企业主围绕为建立全俄性代表组织与沙皇政权的斗争和1905年革命前后的政治活动进行考察,可以认为1905年的革命运动促发了是俄国企业主阶层的政治觉醒,由此开始了他们的政治实践。第叁节对1905年到1917年无产阶级革命期间,以П.П.梁布申斯基为代表的左派进步企业主团体的政治活动进行考察,可以让我们看到区别于保守的十月党人来说俄国资产阶级中的不同的政治形象。最后结合对企业主在企业经营中实施的具体的工人政策,来考察了企业主对于“工人问题”的态度及他们应对日趋发展的工人运动的措施。第四章是对企业主阶层社会自觉形成的分析。企业主通过生产经营活动获取财富后,其社会地位,精神面貌、生活习惯、社会心理都会发生变化,自我意识由自发走向自觉,共同体意愿也日趋强烈,并开始走向联合,提出阶层利益的诉求。本章第一节先阐述了企业主阶层在这一时期社会地位的提升,第二节介绍了企业主代表性组织机构的发展概况,第叁节从对教育的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探析企业主阶层社会面貌的变化。第五章对企业主阶层的慈善活动和对社会文化活动的资助进行了阐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企业主阶层为代表的社会慈善活动占据了俄国慈善事业的主导地位。第一节首先概括了俄国不同历史时期慈善活动的特征,第二节介绍了企业主在传统济贫、社会助养,教育、医疗、宗教等领域进行的规模巨大、形式多样的慈善活动。第叁节对企业主热衷于慈善活动的动机进行分析,认为企业主热衷于慈善活动的动机既有内在精神的需求,也有追求个人名誉、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的现实利益诉求。第四节介绍了企业主在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开展的大规模资助活动,认为企业主的这些活动对这一时期俄国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在结论部分,文章对企业主在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活动进行了全面的概括总结,既肯定了企业主阶层在俄国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积极的贡献和历史意义,也对其阶级和历史局限进行了辩证分析。
昆波拉提[10]2013年在《哈萨克族传统法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哈萨克族是生活在中亚一带的一个跨境民族,也是我国古代西北游牧民族的后裔,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习惯法制度,在历史上曾经作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目前分布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土耳其,伊朗等20多个国家,其中中国境内的哈萨克族人口约150万左右。哈萨克人很早就活跃于我国西北部的阿尔泰山,天山及伊犁河谷,伊萨克湖一带,是古"丝绸之路"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哈萨克族的历史悠久,分布很广,生活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欧亚大陆中心腹地,从阿尔泰山,天山向西直到里海约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地域,从古至今,都是哈萨克族生活和活动的区域。这个区域里生活的哈萨克人的语言中不存在方言,这可谓是世界奇迹之一。公元前60年西域归入中国,主要是哈萨克族先祖乌孙族和汉朝结盟共同击败了匈奴贵族后,才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直至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土地成为中国的版图,此后历代哈萨克族为守卫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哈萨克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不断创造丰功伟绩的过程,追溯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哈萨克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具有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特色的传统法文化。研究哈萨克族法律文化,无疑对于草原民族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法律宝库。论文共分五章,在第一章绪论中对选题缘由,与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状况,研究思路和研究意义及游牧民族法文化概念等问题等进行了论述,虽然资料很少,但头一次把哈萨克汗国以前数千年的法文化生成演变列入到哈萨克法文化研究的范畴内。并提出了哈萨克族族法律产生于汉代乌孙国时期,因为完整的法律和法律文化既要包括法典也要包括不成文的习惯法。本人的该观点从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讲的:"由积习所形成的不成文法比成文法实际上还更有权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为重要",论断中得到了印证。第二章对哈萨克族法文化源流进行了扼要的介绍和分析,笔者在研究哈萨克族法文化,探寻哈萨克族法文化的产生及流变时,对法文化与习惯,禁忌、图腾、宗教信仰等文化现象的关系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因为禁忌、图腾、原始宗教信仰是古老哈萨克社会的"无形法律",对于哈萨克族法文化来说,它们处于法源地位。对哈萨克族最早的法律形式、特点等问题进行了较深的阐述并对文化的角度去研究了哈萨克族传统法文化,也就是研究文化中法律而不是法律中的文化。第叁章是哈萨克族法文化的发展和完善即哈萨克汗国时期的法律制度,该部分是本人博士论文的重点,因此,本人对哈萨克汗国时期制定的叁部法典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试反映哈萨克族法律文化的特点,探索哈萨克族法律文化发展和变迁的客观规律。第四章主要叙述了哈萨克法文化的重要标志:毕官法庭及着名毕的主要法律思想,主要介绍了麦克毕,阿布赉和阿拜的法律思想。第五章沙俄殖民改造对哈萨克法的影响和清朝对哈萨克族的法律治理并主要介绍了新疆阿勒泰阿巴克克烈部落的四毕托烈贵族法律法规。总之,哈萨克族法文化是西北民族地区建构和谐社会不能忽视的文化资源,它将对民族地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本土法治资源支持,法治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和谐社会,追求和谐正是哈萨克族法文化的核心价值。同时.对探求民族法制建设中处理传统法文化问题也具有一定的个案价值。
参考文献：
[1].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宗教问题研究[D]. 魏宛斌.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2]. 论列宁宗教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王萍. 扬州大学. 2010
[3]. 唯物史观的实证社会学诠释[D]. 郑如. 南京大学. 2013
[4]. 经济全球化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D]. 高学栋. 复旦大学. 2004
[5].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D]. 胡芳.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6].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法关系研究（1894-1914）[D]. 雷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02
[7]. 《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
[8]. 权力转移、国家意志与国际秩序变迁[D]. 袁伟华. 南开大学. 2014
[9].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企业主阶层研究[D]. 李海坤. 东北师范大学. 2015
[10]. 哈萨克族传统法文化研究[D]. 昆波拉提. 兰州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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