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驰[1]2006年在《中国股票市场赢者输者效应实证检验》文中研究指明有效市场假说(EMH)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现代金融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石。EMH看似完美，但是，其过于简单的假设却无法解释一直以来诸多的金融异象。行为金融学作为一套崭新的金融研究理论，通过心理学与人类行为学等的研究，对这些异象作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新角度的探讨，对经典的金融理论既是挑战也是补充。 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一直是行为金融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而赢者输者效应这一金融异象恰恰是这一问题的集中表现。国外相关研究开展较早，从实证研究到成因分析都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中国股市作为一个新生市场，有着区别于欧美成熟股市的自身特点。国内针对于此的研究则大多照搬国外学者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了相应的实证检验方法，并针对乘积法计算累积收益率提出了简化算法。采用沪深A股市场1994年7月至2005年12月间的月收益和指数数据，运用计算机技术设计并开发了相关的检验分析软件，对中国股票市场赢者输者效应进行了比较全面灵活的实证检验，认为无论沪市还是深市，结果均不统计显着。更进一步的，基于行业角度，分别检验了沪市信息技术业和制造业的赢者输者效应，认为信息技术业“强者变弱，弱者更弱”，而制造业明显反应不足。为了排除规模因素的影响，又对上证180指数股票进行了检验，得出了与沪市A股市场迥然不同的结论：上证180指数股票普遍反应不足，仍有升值潜力。上述检验得到的投资策略，特别是具有显着性的惯性投资策略，对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史永东, 王镇[2]2015年在《投资者情绪影响动量效应吗?——来自上证A股的经验证据》文中认为动量效应是证券市场中普遍存在的"异象"之一,以往对其存在性的研究多从风险、股票特征、市场状态等角度出发而忽略了投资者情绪可能带来的影响。基于此,文章根据所构建的投资者情绪复合指数将样本期划分为情绪乐观期和情绪悲观期,以我国上证A股市场为例,实证检验了不同情绪期内动量收益的变动情况,结果发现动量效应更易在情绪乐观期出现,即便在控制住风险、股票特征、市场状态等因素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由此说明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才是我国股市产生动量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
刘驰, 秦学志[3]2007年在《谁是赢者?——上证180指数股票的赢者输者效应实证检验》文中研究表明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了相应的实证检验方法,并针对乘积法计算累积收益率提出了简化算法。采用沪市2002-07~2005-09的月收益数据,着重对上证180指数股票进行了赢者输者效应检验,从而排除规模因素的影响,得出与沪市A股市场基本一致的结论:上证180指数股票普遍反应不足,仍有升值潜力。对投资者而言,采用相应的惯性投资策略,具有很好的投资价值。
李真真[4]2007年在《行为金融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行为金融学是金融理论领域的一次革命,它打破了传统范式(期望效益最大化和有效市场理论)的统治地位,为本文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式,并在过去十到二十年中同时发生在学术界和实物界。目前,我国学术界运用行为金融理论对股票市场的研究还相当滞后,其研究广度和深度均有待扩展。鉴于此,本文通过对我国股票市场中个体投资者对不同性质政策产生的非理性反应、特殊板块的群体行为的存在性以及整个股票市场“波动率之谜”的成因分析,来为投资者、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以及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论文首先阐述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对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纳总结,并介绍了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其次对传统主流金融学的局限性和行为金融对证券市场异象的解释进行了归纳和对比分析,重点阐述了投资者的心理偏差及其在证券市场的表现,总结了证券市场中存在的各种异象;再次,基于中心事件法,对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对不同性质政策的非理性反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实证结果和假设条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为了在同一证券市场进行横向比较,利用对QFII重仓股股价的实证检验,得出QFII投资者不同于我国国内投资者的投资心理;通过间接检验法,对我国股市中的网络科技板块是否存在羊群行为和投机泡沫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在对近年来颇受争议的“波动率之谜”的研究中,通过多因素回归模型的构建,对我国股票市场股价背离股息的异常波动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我国股票市场的股价波动跟销售收入的季度变化率和股利变化率有直接关系;最后总结了数理推导和实证分析的结果,为政府和投资者提出了建议,并讨论了本文的研究局限和相关研究领域未来的扩展方向。主要结论:我国证券市场存在对政策性利空消息的过度反应,而对政策性利好消息存在反应不足现象;而QFII机构的投资行为未出现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等现象,其投资行为更理性;我国的网络科技板块股存在显着的羊群行为,并且样本基金在小盘股上的羊群行为更为显着。2002-2003这两年期间,买入股票时易产生羊群行为,而在2004年,结论正好相反,卖出股票时更易产生羊群行为;同时中国股票市场股价异常波动直接受到季度报表中的销售收入变化和股利分配政策影响。
李杨[5]2014年在《中国股市短中长期动量与反转效应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市场上不断发现的无法用经典金融学理论解释的异象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行为金融学正是在对传统金融理论的挑战和质疑的背景下悄然兴起的。股票的反转和动量效应是行为金融学研究的一大成果,动量效应是指以前强势的股票的未来收益率高于以前弱势的股票；反转效应是指以前强势的股票的未来收益率低于弱势的股票。虽然国内外已经有不少文献研究这一现象,但对于我国股市,以前的研究还显得不够充分,故本文决定再次深入探讨这一重大课题。本文首先阐述了市场异象及行为金融学的发展,着重从实证和理论角度介绍了动量和反转效应国内外目前的研究成果；其次,运用实证方法,分别从短期,中期和长期检验了我国股市是否存在动量与反转现象；最后,从理论角度解释了我国动量与反转收益的来源,并针对A股市场动量和反转现象的特征做出了合理的理论解释。结果发现,第一,我国A股市场存在明显的动量和反转现象。在短期(1-2周)发现了明显的价格反转现象,在中期(1-12个月)同时发现了动量和反转现象,在长期(1-3年)发现了非常显着的反转现象。第二,动量和反转效应在我国股市具有反转收益很高,反转效应明显强于动量效应的特点。第叁,本文发现赢者输者组合的风险差异并非导致动量和反转收益的主要因素,故经典的金融学理论无法完全解释动量及反转收益,而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运用HS模型和动量生命周期理论可以比较好的解释我国动量和反转收益的来源。本文的创新主要来自两点,第一点是在长期和短期实证检验中都使用更多的因子划分赢者输者组合,以期望找到最有效的划分方法；第二点是本文充分结合中国股市的现实情况,尝试运用“概念观察者”和“概念追随者”的理论来解释我国中期反转效应明显强于动量效应的现象,相比其他解释更加符合中国股票市场现状,更加具有说服力。
王柱[6]2007年在《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研究》文中认为资产定价是现代金融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围绕这个问题更深入的探讨,促使现代金融学提出并解决新的具体问题,由此构成了其不同的新研究领域。例如以打开资产价格形成过程的黑箱为目的的市场微观结构的研究、以揭示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对资产定价影响的行为金融研究、以公司治理结构为出发点研究公司绩效的公司金融研究等等。可以说现代微观金融的研究呈现出一个纷繁复杂、门类庞大的理论丛林。然而,这些看似无关的研究门类却能够通过一条共同的研究主线有机的贯穿,这条主线就是资产链及其价值变化链。金融市场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和深化,资产的表现形态随着金融创新过程也发生了变化,形成一个资产变化链。资产定价问题的研究,看上去是对某种单一金融产品的研究,其实则不然。任何单个金融产品事实上都是资产链条上一个上下关联的环节,因此割裂资产链上各环节的相互关联而仅仅研究环节本身必然产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各种异常现象。在资产链中,公司资产是非交易性资产(或者流动性很差的资产),而股票等形式的资本资产及其衍生资产都属于金融资产,是一种可交易性的资产。与公司资产相比,可交易的资本资产与其衍生资产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可以即时和快速地互动。因此,在这个环节,无套利原则所建立的衍生资产定价模型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从公司的公司资产到股票等资本资产是一次流动性飞跃,公司的公司资产和资本资产之间并不能像可交易的金融资产那样实现及时和快速地互动和套利,因此与资本资产定价有关的研究始终充满了许多“谜”或者异常现象。资产链的不断演化,形成了不同形态资产之间的“基础——衍生”关系,也就是资产的派生关系。从基础-衍生的角度来看,股票是公司资产的衍生资产,这种“父子”关系使得股票一定会继承公司资产的某些特性,并反映出公司资产的某些重要特征。当资产的表现形态从公司资产变为资本资产的时候,资产发生了流动性飞跃,从资产变化链的角度看,这是一次价值的增值过程。但是这种价值的增值无法脱离公司资产而单独存在,因此资本资产必然表现出公司层面的特征。本文正是基于资产变化链的角度,从资产价值增加和转移的路径中去考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给出一个既能包含公司层面信息又能反映市场特征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基于资产链的资产定价研究实质上是从资产价值的动态变化中去建立资产定价模型,模型建立在资产价值的转移、增加和变化过程中,基于此,再建立不同资产间的横向关联,得到了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实证部分,以纽约股票市场和中国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对模型进行了实证,达到了理论和实证的结合。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包括:(1)通过分析金融资产在金融创新推动下资产的形态从公司资产到资本资产再到衍生资产的过程,提出资产变化链及其价值链的概念,并以此为依据对资产定价理论(包括资产定价模型和资产定价异常现象)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了资产链的叁个主要节点——公司资产、资本资产和衍生资产性质上的差异;分别从资产定价链的关联环节和节点两个方面论述了资产链和资产定价模型的关系;在关联环节方面,提出关联环节的概念,指出不同的资产定价理论实际上是针对资产链的不同关联环节的研究,并以此为分类标准,将资产定价理论进行了系统分类;在节点方面,本文分别论述了对叁个节点的定价思想;基于资产链,将金融资产之间的关系分为叁类——基础衍生关系、横截面关系和混合关系,并将资产定价异常现象分别归类到这叁种关系中。(2)根据资本资产价值增加和转移的路径,建立了资本资产的价格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股票收益率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一个能够用于实证的叁因素模型。具体而言,本文在资产链的角度下分析股票和公司资产之间的“基础—衍生”关系,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为资产链下的资本资产;建立了公司资产的价值,将公司资产和其基础资产公司的财产联系了起来,构造了资产链上第一个节点——公司资产的价值;将公司资产和资本资产进行了关联,在考虑公司资产变为资本资产的流动性增值后,建立了资本资产的价格模型;在前文资本资产价格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收益分解,基于此引入了具有长中短不同决策周期的叁类投资者,在存在无风险资产和不存在无风险资产两种情况下分别建立了可用于实证的叁因素模型。(3)将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与Fama-French叁因素模型的进行了比较实证。为了全面的和Fama-French叁因素模型进行比较,本文从个股收益率、行业收益率和25个Fama-French组合叁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对个股使用二步回归方法,比较了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Fama-French叁因素模型在解释个股横截面收益时的优劣,然后使用两个模型对行业收益进行了解释,最后比较了两个模型在解释25个Fama-French的BM-SIZE组合收益上的优劣;结果表明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解释个股横截面收益、行业收益和25个Fama-French的BM-SIZE组合上都更具解释能力,充分表明了模型的优越性。(4)通过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对动量和反转效应进行了解释。这个过程包括对动量和反转效应存在性的实证、对动量和反转组合时间序列收益的解释以及通过分解动量反转组合收益的方法对动量和反转组合的收益进行解释。实证结果首先证实了中国股票市场和美国股票市场都存在“短期动量长期反转”的动量和反转效应,然后对动量组合的收益率的时间序列分别通过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Fama-French叁因素模型进行了解释,通过比较说明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解释动量组合收益率方面的更加出色,最后通过对赢者-输者组合收益的分解来解释动量和反转收益的来源。(5)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对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进行了重构。通过运用随机贴现因子的方法并结合资产变化链的思想在一般均衡框架重新构造了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一般均衡框架下重构模型使得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具有更好的扩展性,能够更方便的引入流行的行为资产定价中对代表性个体行为习惯的种种假设。论文的主要创新点:(1)提出了资产变化链及其价值链的概念,以此为基础系统梳理了现代资产定价理论,提出了以资产变化链上的关联环节为依据的资产定价模型分类和资产定价的异常现象分类;金融资产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形成了一条条资产变化链,伴随着这个资产形态变化的逻辑路径的是资产价值的转移、增加或变化的资产价值链,而资产变化链及其价值链,正好构成了现代资产定价理论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基于资产变化链的概念提出了“关联环节”的概念,将不同金融资产之间的联系分为了两个类别——“基础衍生关联”和“横截面关联”。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资产定价模型的研究对象为关联环节,通过关联环节的不同组合将资产定价模型进行了系统分类;并按照伴随资产定价模型而生的异常现象是产生于“基础衍生关联”还是产生于“横截面关联”异或是同时产生于两个关联,将资产定价的异常现象分成了叁类。这样对资产定价理论的研究就统一到了一个框架下。(2)建立了基于资产变化链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本模型不仅反映了资产链上从实物资产到公司资产,以及从公司资产到资本资产的价值转移和增加过程,也能够反映资本市场上不同股票之间横截面的均衡关系,实现了纵向关联(基础-衍生关系)和横向关联(横截面关系)的统一。本文构造的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清晰地反映出公司管理层面、基本赢利层面和市场流动性叁了层面的信息,实现了企业基本面信息和市场流动性信息的有机统一。利用纽约股票市场和中国股票市场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比较了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Fama-French叁因素模型在解释个股横截面收益、行业收益和25个BM-SIZE组合收益的解释能力,结果表明,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对这叁者都具有更好的解释能力。(3)在资产变化链的框架下对动量和反转效应进行了解释;通过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本文对纽约股票市场和中国股票市场的动量组合以及赢者-输者组合进行了有效解释。在解释动量组合收益率方面本模型显着优于Fama-French叁因素模型,而收益分解的角度更是解释了动量反转效收益来源。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表明,动量组合之间收益率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基础收益,而非市场流动性收益,收益分解对赢者-输者组合收益的解释该更是表明公司基础收益的动量对市场动量和反转效应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管理和行业因素则对动量和反转收益起到了平滑作用。这和企业盈余动量和盈余反转效应的存在是一致的。(4)将资产变化链的思想和一般均衡的方法进行了统一,在一般均衡框架下重构了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一般均衡的方法由于在现代资产的定价的研究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SDF的方法能够方便地考察投资者行为因素对资产价格的影响。通过资产变化链及其价值链的思想,通过SDF的方法考察资产价值转移和创造,完成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在一般均衡方法下重新构造,为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提供了强大的生命力,实现了模型的可拓展性,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卢园[7]2008年在《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及其模型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通过详细介绍基于噪音交易理论的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分析并改进基于噪音交易理论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的实证方法,分别用中国上海和深圳股票市场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在中国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噪音交易者在中国市场的存在情况,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导论,主要交代了本文的研究背景,阐述了研究意义,指出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在第二章文献综述中,论文首先从行为金融理论的形成、研究主题、研究成果、未来发展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对行为金融理论进行了系统的介绍。然后分别提出了行为金融理论对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质疑和挑战,通过对有效市场假说叁个逐渐减弱的假设的逐一质疑,以及实证和经验方面的证据,阐述了行为金融理论对有效市场假说的质疑和挑战;从70年代末出现的市盈率效应、规模效应、赢者输者效应、账面市值比效应等一系列异象出发,用心理学的证据对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基础---预期效用价值理论提出质疑,通过比较行为资产组合理论与均方差组合理论的关系以及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关系,阐述了行为金融理论对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质疑和挑战。在第叁章中,在研究了行为金融理论相关背景之后,论文更加深入地剖析了行为资产定价理论。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本文的研究则是基于噪音交易理论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因为基于噪音交易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是其中最重要的,并且是能可行地进行实证研究与分析的模型,它具有重要意义。其后,论文着重讨论了噪音和噪音交易理论,因为它是论文所使用的基于噪音交易理论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的理论基础。其中包括对噪音的定义,噪音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心理来源,噪音交易理论的形成,然后引出噪音交易者和噪音交易者的概念。行为资产定价模型描述的是理性交易者和非理性交易者相互影响情况下的资产定价方式。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中的投资者可以认为是两类:信息交易者和噪音交易者。其中信息交易者即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不会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之间表现有较好的统计均方差性,信息交易者依据的是贝叶斯学习过程,是严格按CAPM行事的理性交易者,不会出现系统偏差。而噪音交易者则并不具有良好均值方差,他们则是那些处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不按CAPM行事会犯各种认知偏差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着的异方差性。在此基础上,论文引入了噪音交易者风险(NTR),并根据类似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回归方法构建行为资产定价模型。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中的β低于资本资产定价中的β,这是因为考虑到市场上噪音交易者影响的动量指数已经反映出了投资者的感情,即噪音,从而稀释了部分系统风险。不仅如此,论文还导出了噪音交易者风险(NTR)和两个模型中的β的关系,这也使得论文能够在实证研究中来度量噪音交易者风险的大小。除此之外,论文还深入分析了噪音交易者在我国股票市场的存在现状,这对本文的建模方式、实证分析和相关建议都是很有帮助的。在第四章中,在行为资产定价模型的具体的实证研究方法上,首先需要构建行为资产组合。由于随着市场上投资者的情绪、心理和认知偏差的变化,均值方差有效前沿组合也在不断变化,它是动态的,因而构建理想的分散的市场组合是很困难的,因此对于行为资产组合来说,在上海市场采用上证50指数来替代反映行为资产组合的动量指数;在深圳市场用深圳成分指数来替代动量指数;对于市场组合来讲,论文分别选用上海综合指数和深圳综合指数来构建市场指数。对于这个替代的可行性是基于以下考虑:上证50指数和深成指的选取样本股标准与动量指数DVI一致;上证50指数和深成指的计算方法与动量指数DVI一致;上海综合指数和深圳综合指数包含了两个股票市场中绝大多数的股票,适合将其作为市场指数。在模型形式的构建上,论文运用:构建回归模型,从回归结果得到各支股票的βC和βB系数及其t值和p值。结果表明负NTR值的股票占的比例很小;并且βC和βB都具有很好的显着性,即这两个β系数分别对于两种资产定价模型的收益具有很好的解释作用。此外,论文还分析NTR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NTR与股票收益率呈负相关关系,即NTR越高,噪音交易越广泛存在,投资者的股票收益率就越低。最后,论文还比较了βC和βB对股票收益率的解释能力,即以βC和βB为解释变量,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来比较βC和βB对股票收益率的解释能力,结果显示βB的解释能力比βC更好。第五章则提出了论文的研究结论、研究局限和相关建议。从论文的实证分析研究的结果来看,得出结论如下:结论1:上海和深圳股票市场确实存在噪音及噪音交易,噪音交易风险非常大。这个结论与卫东(2003)在深圳市场中得出的结论相同。结论2:在使用上海和深圳90只样本股票的收益率横截面数据与NTR进行回归后发现NTR与收益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证明了噪音交易者对市场收益有负面的影响。结论3:当股票市场上存在噪音交易时,检验结果表明βB比βC对收益率有更好的解释能力,说明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要优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此结论与Ramiah(2002)得出的结论相同。结论4: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上,存在大量的噪音交易者,因此,上海和深圳股票市场不是一个完全有效的市场,而是由信息交易者和噪音交易者共同作用的市场。论文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1)数据有限:论文用于检验的数据较短,只有两年多,这会直接影响到所能得到的样本数量、统计检验的自由度及这些检验的有效性。(2)构建的动量交易指数不够精确:对于行为资产定价模型的检验,标准的做法应首先构建动量指数,但由于本文重点不在于创造新指数,并且时间有限,所以采用现有的类似指数作为代替指数,这也会导致实证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鉴于以上,论文提出了四方面的建议1、在对中小投资者的建议中,论文提出一方面需要尽量避免出现各种行为偏误;另一方面,中小投资者可以用行为资产定价理论为依据进行投资组合管理,有利于取得更好的投资业绩,并且可以推动整个证券市场更加完善。2、对上市公司的建议,应努力培养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和社会信托责任的意识,同时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3、政府对于证券市场法制监管的建议,应出台惩罚更为严厉的市场监管法律,大大加强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执法机构应坚决执行好执行透彻现有的市场法律,尽应尽的责任,规范市场环境。4、政府对股市的调控方式的建议,应该深入全面分析经济形势,了解我国“二元经济”的基本状况,不要盲目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进行宏观调控,真正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为我国股市的健康发展进行有效的调控。本文的革新之处可以列为以下几点:1、第一次同时验证了噪音交易同时存在于中国上海股票市场和深圳股票市场的股价上升期(牛市)和股价的下降期(熊市)。因而可以说这是比较全面地检验了噪音交易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存在性。2、论文不仅仅是验证了噪音交易者在中国股市的存在性,而且测度了噪音交易在市场里存在的多少,测度了噪音交易者风险的大小,同时提出了对应的投资者建议和政策建议。3、论文革新了在实证研究中的无风险利率的选择的方法,使得无风险利率这一原本需要选取并输入的变量不再需要输入,避免了因为不同的无风险利率的选取方法造成不同的实证结果,这种改进令实证研究结果更加精确。
鲁臻, 邹恒甫[8]2007年在《中国股市的惯性与反转效应研究》文中认为由于中国股市具有政策市的特征,本文在Hong和Stein(1999)模型的基础上,研究政策市背景下的中国股市的惯性与反转效应。我们的主要结果有:中国股市的反转效应相对于惯性效应要更明显一些,并且除了中期惯性与长期反转外,还存在一个超短期的惯性与短期的反转;同时,小公司股票相对大公司股票,惯性运动的趋势较弱,更容易发生反转,成交量大的股票相对于成交量小的股票,惯性运动的趋势较弱,更容易发生反转。最后通过实证分析,在中国股票市场对上述结果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支持了我们的结论。
李甫军[9]2003年在《行为金融：发展历程和中国股市的实证检验》文中提出20世纪70年代，标准金融理论达到了它的顶峰。在标准金融理论看来，股价充分反应了企业的所有相关信息，股价的任何变动都是由于相关信息的变化，由于相关信息无法预测，股价波动亦不可预测，呈现随机游走的趋势，不存在任何规律可循。后来到了80年代由于市场异象的不断发现，人们便开始对标准金融理论产生普遍的怀疑，行为金融理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90年代以来，行为金融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周末效应是重要的市场异象，也是行为金融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我国股市起步较晚，但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不但存在周末效应，而且自2001年开始，我国的周末效应出现了反转，这种现象刚好与行为金融理论相吻合。
李瑾[10]2008年在《行为金融视域中的证券市场投资策略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为了预测证券市场的变化趋势并把风险降至最低,人们一直在设计日趋复杂的数学模型。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提高预测的可靠性。原因是在所有投资决策中人的心理因素发挥着最核心的作用。非理性决策并非因为缺乏技术性的分析工具,而是因为特定行为方式作用的结果。强烈的情绪波动如:贪婪和恐惧,对自我能力的过度自信与超越竞争者的强烈欲望压倒了人的认知和决策过程。行为金融学是近年来金融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是从包括心理学与社会学等广泛的社会视角来研究金融现象的学科。文章主要探讨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和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投资策略在中国证券市场的适用性。在引入行为金融有关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和心理认知偏差理论的基础上,运用行为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对中国证券市场噪声交易过度现象进行实证描述,并对中国证券市场噪声交易过度的成因进行分析。得出了在该机制作用下,庄家同中小投资者之间收益与风险不对等、证券市场效率降低的结论,并提出了对策建议。文章对过度自信、过度交易及羊群效应等投资者的认知偏差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投资者心理及其行为变化和投资者行为心理因素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对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行为的偏差进行分析。通过介绍基本面分析法与技术分析法,从行为金融的角度对技术分析进行重新审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行为金融学的投资机理,并提出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和建议。行为金融是一个新的正在成长的研究领域,是对人类的行为进行科学研究的成果。这种新兴的科学方法对金融界从业者在交易中控制非理性决策,预测他人行为起到巨大的帮助作用。
参考文献：
[1]. 中国股票市场赢者输者效应实证检验[D]. 刘驰. 大连理工大学. 2006
[2]. 投资者情绪影响动量效应吗?——来自上证A股的经验证据[J]. 史永东, 王镇. 投资研究. 2015
[3]. 谁是赢者?——上证180指数股票的赢者输者效应实证检验[J]. 刘驰, 秦学志. 系统管理学报. 2007
[4]. 行为金融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实证分析[D]. 李真真. 重庆大学. 2007
[5]. 中国股市短中长期动量与反转效应实证研究[D]. 李杨. 复旦大学. 2014
[6]. 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研究[D]. 王柱. 上海交通大学. 2007
[7]. 行为资产定价理论及其模型的实证研究[D]. 卢园.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8]. 中国股市的惯性与反转效应研究[J]. 鲁臻, 邹恒甫. 经济研究. 2007
[9]. 行为金融：发展历程和中国股市的实证检验[D]. 李甫军. 浙江大学. 2003
[10]. 行为金融视域中的证券市场投资策略分析[D]. 李瑾. 西北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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