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袁世凯与民初社会的新视角（论文文献综述）
张承志[1]（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陈秋沛[2]（2020）在《清末民初成都报业研究（1898-1919年）》文中提出清末民初成都报纸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对成都地区近代化发展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特殊环境下多种作用力交互,促使清末民初成都报纸的产生,也促进了成都报业的发展,成都报纸不断发展过程中促进了报纸产业革新,报纸变化也与市民之间产生了较强的互联关系,报纸效能也给成都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带来发展,并产生出强大效益。本文将在社会变迁基础上对报社与报纸下市民状况进行考察。第一章作为论文的根基,是全文的基础,本章将对成都报业的出现和发展概况进行梳理。成都报纸产生的时间较晚,在第一份报纸出现后,清末民初成都报纸数量开始大幅度增长,至1919年前数量达到上千种之多。但是,在这段发展期间的过程中,具有实际影响力和较正规体系报纸数量并不多,约有数十种左右,数十种中又可按群体、性质进行划分,在概括成都报纸中以时间轴为线索,对主要报纸进行梳理,进而发现当时报纸的状况与内容倾向。第二章主要对清末民初成都报社的经营状况进行考察,成都报纸具有一定的影响范围,将从当时市民收入和报纸发行量与报社人员水平入手,对成都报纸的影响程度、范围进行考察分析。经营情况也有所不同,单从报社的经费来看就能显示出一个报社的发展程度,通过其中的经费来源进行考察能更好的得到结果。除此之外,在成都报社中的职业分工也为一个重要的考察对象,职业分工完整的体系是一个报社发布报纸效率的基础,完整的分工体系关系着一个报社的整体水平,对其职业分工的梳理也有助于了解清末民初报纸对市民的影响程度。最后,对成都报人的思想进行简单分析,报人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刊印的报纸上,以报纸作为媒介向市民传递其中的思想。第三章将对市民生活状况进行分析,清末民初成都地区报业的发展,进一步开拓了成都市民的视野,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开始深入到市民的头脑中,也进一步促进了地方性公共空间的产生与发展。在文化方面,娱乐性报刊和报中的短篇小说也能比较集中的反应出市民喜爱事物的导向。在经济方面,对当时报中所刊登的物价表和报纸中一小块版面的广告进行记述,能进一步了解当时的市民经济生活水平,也能看出市民对于报纸中这一栏的主要关注度。另外,在风俗习惯方面因为清末民初社会的大变革,促使了许多原有的陋习被废除,大批有识之士在报中呼吁废除陋习,对当时社会抵制陋习风气带了极大的积极因素。第四章主要探讨清末民初成都报业下报纸的特征及其影响。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使成都报纸在内容语言使用方面出现文言与白话共存的现象,这也是由文言过渡到纯白话文的一个过渡阶段。在报纸本身方面,不同阶级的市民对所买的报纸选择不同,报业方面也针对不同的民众对自身报纸进行一个定位。此外,通过报纸的性质来看其实报纸反应的就是一种制度的选择,对当时出现的报纸种类进行划分,发现清末民初成都报纸的类型以便为后文更好的进行分析做铺垫,清末民初成都报业大多数报纸以宣传进步思想为主,造就了多种进步刊物的诞生,同时也将对当时较为着名的几种进步报刊进行详细的记述。对清末民初成都报纸具有的功能进行分析,成都报纸在向市民传递新思想、新知识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引导着市民思想向新观念的转变,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向良性发展,清末民初成都报纸具有的思想宣传、新闻宣传、教育引导功能带来的影响进行阐述,了解市民受到报纸内容影响的主要渠道。清末民初成都报纸对市民的影响重大,报纸内容通过市民之间的传阅和市民口中相传,不断影响着市民头脑观念中的变化,激发了民众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带动了女性争取权利意识的觉醒。
胡琳[3]（2019）在《《临时公报》与袁世凯政治形象建构研究》文中指出《临时公报》是袁世凯筹备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官方出版物,记录了民初政权的两次更迭和从南到北的转移过程。袁世凯利用《临时公报》塑造个人形象、扩大权势、引导舆论,完成了从“袁全权”到“大总统”的个人政治身份转变。第一章交代了《临时公报》创刊和停刊的社会政治环境。创刊时辛亥革命刚刚成功,革命党人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清朝被迫退位,授权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北方新闻事业在政治斗争的推动下繁荣发展。停刊时袁世凯完成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开会。第二章对《临时公报》的版面设置、栏目设置和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介绍了报纸封面和目录页的排版、栏目种类和数量。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新闻、法律、社会广告和爱国公债八个方面介绍主要内容。第三章分析了《临时公报》重点报道内容是如何建构袁世凯的政治形象,重点围绕南北定都、北京兵变、五族共和、人员任命、兴办学堂这五个主题,剖析每个主题意图展现的政治形象。第四章从创刊目的、停刊原因和内容三个角度挖掘《临时公报》与袁世凯之间的关系。创刊是为了满足袁世凯树立权威、掌握新闻话语权的需求;停刊是由于袁世凯完成了“袁全权”到“大总统袁”的身份转变,南京临时政府统一为“北京政府”;报纸内容多角度塑造袁世凯正面形象、重点建构“大总统”身份。第五章从性质、内容、功能、地位四个角度对《临时公报》进行认识评价。本质上是一份官方出版物,记录了民初政权从南到北转移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在袁世凯引导舆论中发挥关键作用,更是保存了那段特殊时期的政治生活资料。
汪为[4]（2017）在《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研究（1912-1928） ——以《益世报》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近代天津警察制度的产生、发展是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在中国近代警察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示范性。近代天津警察既是清政府新政的实践产物,也是天津租界区各国警察体制移植与作用的必然结果,更是近代天津社会发展对于制度变革的需要。1902年,联军在归还天津时,以清军只能在距津20里外驻兵为条件,如何在不驻军的情况下维护天津社会秩序、保障城市安全,成为关系到津埠乃至京都安危的重要问题,近代天津警察制度即在此契机下被创建。在袁世凯及其继任者的建设下,天津警察在维持社会秩序、保障城市安全上很快显示出独特的优越性,清政府将之作为典范在全国推广,直接推动了全国警政建设的步伐。进入民国以后,受时代影响,天津警察对全国警政的影响不如清末时期那么鲜明、深刻,但历任政府及警察当局并未停止对警察制度的完善,警察职能得到进一步拓展,警察依然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现有关于近代天津警察史的研究多集中在清末建警时期,对北洋政府时期关注不足,且研究视角较为单一。本文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民国时期四大报刊之一的《益世报》作为主要史料来源,更加注重非官方史料与官方史料的相互印证。该《益世报》虽有宗教背景,却非宗教性刊物,创办人雷鸣远及其他核心报人始终立场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当局不公正的政治行径,《益世报》也因之声名鹊起,成为与《大公报》比肩的津门大报。该报对天津警察的记述内容丰富、立场客观,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基于该主要史料,本文把近代天津警察还原至当时的历史境况中,试图在北洋政府时期这一社会剧烈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对天津警察自身建设、多重职能及其社会作用进行剖析,以了解其发展脉络,分析其时代特征,明晰其社会角色,并探明这一时期天津警察在近代天津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对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相较于清末初创期的辉煌,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的发展虽稍显逊色,亦因时局动荡遭遇了发展的黯淡期,但依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在全国依然处于较先进的水平。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扮演着复杂的历史角色,承担着多重职责,不仅通过打击违法犯罪、维持经济秩序、控制民众政治自由等方式加强了社会控制,亦将市容、路政、卫生等市政管理及整肃社会风气、发展慈善等社会改良纳入了职责范围。究其原因,既是政治生态影响使然,亦是转型期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这一时期天津警察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来看,首先,天津警察当局通过完善组织机构设置、转变执法理念、加大法治建设、加强队伍建设等举措提升了社会治安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天津警察在维护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次,警察市政管理职能的行使进一步改变了天津地方行政管理与城市管理职能相统一的局面,警察当局的警区设置及其对城市的多方位管理为之后天津市政机构的设立奠定了基础;再次,无论是天津警察自身文明程度的提高,还是其对社会各领域的干预,对改变民众落后的生活方式、培养民众公共意识、改善社会风气皆有一定的影响,这些都在近代天津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正项效应。
田燕飞[5]（2017）在《民初北京政府赈灾研究（1912-191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初北京政府（1912—1916）（以下简称北京政府）时期,天灾频仍,灾害类型多样,呈现出以旱涝为主,其他灾害次之的特点,各灾害相互交织或交相迸发;在地域分布上,洪涝灾害集中在淮河及其以南之区域,旱灾则相对分散,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灾害接二连三、大面积爆发,给民众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危害,致使饿殍遍地、流民遍野、疫病横行、生产凋敝、生活必需品物价高涨,灾害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严重有碍于社会环境的治理,不利于北京政府的统治,赈灾成为政府必须面对的一项难题。加之,此时历史轨道刚刚脱离封建专制,民国政府初建,面临对内要稳定政局、维护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的艰巨任务,外则要周旋于诸列强,民国新政府面对的大环境可谓是“险象环生”,面对如此艰难之局面,北京政府未有坐以待毙,为应对灾害采取多项赈灾举措。北京政府赈灾举措吸收传统及国外赈灾思想,最终初步构建起以政府为主体、主导,其他赈灾力量为辅、参与补充的、来源于传统赈灾又有别于传统赈灾特色的近代过渡与转型的赈灾体系。北京政府赈灾以政府为中心,突出政府在赈灾工作中的主体、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之上发挥社会其他赈灾力量的作用,统筹各种赈灾力量,采取多种赈灾举措,开展、推动赈灾工作。首先,以建立脤灾制度为切入点,颁布一系列以救灾为中心的赈灾法律法规、条例条文,建立起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可操作的由下而上的报灾、自上而下的堪灾系统,强调报灾、堪灾工作的准确、规范、及时以及救灾的有序、廉洁、高效,对赈灾报灾、堪灾程序进行初步规范;其次,各地方政府也相应建立与中央政府相对应的赈灾规范,使得各级政府分工明确,权责分明,有利于赈灾工作的进行。此外,为充分调动民间、社会各界力量投入到赈灾事宜当中,还颁布了一系列主要以政府主体身份对有益于帮扶、救济的个人及团体等进行荣誉等奖励的相关条例,这对于崇尚道德的中国社会而言,具有其特色鲜明的特征,其他赈灾力量的加入,有助于对政府不可企及的赈济工作进行强有力的补充,社会赈灾力量与政府赈灾力量的结合,有助于健全赈灾体系。在赈灾具体实施方面,包括赈灾信息的宣传、赈款的筹集和散放、灾区钱粮蠲缓等等相关赈灾举措,根据灾害程度、政府能力进行有的放矢赈济,体现出赈灾的多元化、多层次、多维度特点。在多种多样具有诸多近代赈灾因子的赈灾措施之下,北京政府的脤灾工作进行的十分艰难,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缺点和问题;但客观方面而言,诸种赈灾力量的合力共同推动着民初赈灾工作的近代化蹒跚前行。北京政府赈灾体系的构建,从传统走来,并不断前行,该体系继承传统赈灾方面的诸多特点,同时又糅合其时国内外多种新的赈灾因子,与时俱进,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赈灾体系。这些新的因素主要从北京政府制定的诸多赈灾制度、采取的举措上体现,这些赈灾工作与传统社会赈灾相比较,在赈灾制度、具体举措方面、社会化进一步发展、近代赈灾思想得到进一步推动等方面,都彰显出在近代剧烈的社会环境下,赈灾工作在艰难的摸索前进,不可避免地成为近代诸多政治、经济、文化等转型的一部分,这其间北京政府都发挥出重要的主导、主体、引导作用。民初赈灾近代转型特点的出现,不是凭空突现,也不是北京政府简单臆造可以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时的客观历史背景,可以说民初社会本身就航行在传统航道之上,且正在缓慢、剧烈的向近代社会转舵;与此同时,在赈灾方面北京政府顺应这种历史潮流,推动了赈灾事业的近代过渡与转型,对后来赈灾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作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杨湛[6]（2017）在《袁世凯与晚清海防、海军研究》文中提出袁世凯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人物,他对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着莫大的影响。而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则是从海防问题生发而来,海军曾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军种,对晚清政治人物与国家政治走向亦有巨大影响。目前对于袁世凯在军事领域的研究尚集中于陆军方面,其在海军领域的研究鲜有深入研究。袁世凯出身于淮军世家,与淮系集团的海防系统有着极深的渊源,他初登历史舞台,便是同海防与海军问题联系在一起。其叔父袁保龄主持修筑旅顺军港,与北洋海防建设与北洋海军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并指引袁世凯向海防领域发展。而袁世凯投笔从戎后所加入的吴长庆之庆军,是一支陆上海防部队。袁世凯随庆军进驻朝鲜,两次平定朝鲜内乱,都是淮系陆、海两军通力合作的结果。袁世凯在这其间都有着上佳表现,由此成为他政治上发迹的起点。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袁世凯率领他所训练的新建陆军开赴山东。为扞卫山东的海防安全,袁世凯扩张军事实力,并按照“专备德人,专防胶澳”的指导方针,构筑起严密的对德海防体系,再加上对内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两相配合,使得德国未能扩大在山东的侵略权益。期间,袁世凯又成功地策动刚刚重新成立的北洋海军南下,协助东南互保的顺利实施,遏制列强向长江流域进犯的企图,并为清末海军重建运动保存的舰队和人才基础。在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袁世凯除了继续扩大北洋陆军的建设外,逐步着手建立属于自己的海军队伍,并且积极推动清末海军重建主持或推动了多项海军要政。他提拔和任用了一批原北洋海军的将领,这些人有的为之后的海军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转入其他领域,共同促进了北洋集团的崛起,并在北洋集团内部形成了一个海军系统,对北洋集团的兴衰成败,都产生过一定影响。而袁世凯又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密切合作,终于促成了南北洋海军的统一。袁世凯发起并倡导了海军巡弋南洋的保商保侨活动,促使海防与海军功能向保护工商的现代化转型。接待美舰则是袁世凯“联美制日”外交策略的重要一环,为开启之后的中美海军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开端。这是清末海军重建运动的重要一环。武昌起义爆发后,海军是清廷镇压革命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袁世凯复出后节制海、陆各军成功地收复了汉口。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海军先后易帜投入革命阵营,导致前线的新军第一军彻底成为孤军,对南北和谈的启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海军又征帆北伐,封锁北洋海域,威胁京津奉地区,成为推动袁世凯最想共和的重要原因。总之,袁世凯在清末仕宦的各个阶段,海防问题始终是他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与扞卫国家海防安全的海军,有着时而紧密相关,时而疏远的关系。这既反映出中国的现代化化历程始终以应对海防问题为核心而展开,而海防的阵线则不断再向陆上倒退。又折射出海军对于政治人物的影响虽然不断在萎缩,但海军作为一支独立的军种,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不论是在军事还是政治领域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陈晶华[7]（2016）在《清遗民社会生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每逢朝代更迭之际,总有士人因心怀惓惓故国之思而不与新朝合作,他们即为遗民。清遗民身处近代社会变迁语境之下,其生存空间与历代遗民有所不同,因此在出处行志各方面皆具有一定特性。在近代社会变迁背景下,开展对清遗民政治、文化、经济、公益活动及社会交往等社会生活内容的考察,深入了解这一群体生存状况的全貌,探究他们与近代社会变迁之间的交互影响,对于遗民史研究以及民初社会文化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近代社会变迁带来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为清遗民营造了特殊的生存空间,其所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以及地域空间皆与以往朝代更迭不同,这使得清遗民的生存方式,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皆带有时代所赋予的特性。政治属性是清遗民的本质属性,政治生活在其遗民人生中占有重要比重。对故国的“忠义”精神是清遗民政治生活的核心思想,他们在历法、衣冠、称谓、葬制以及节庆祭仪等日常生活细节之处,皆坚持沿用旧法,将此视为表达自身政治立场的仪式;对于复辟一事,清遗民群体内部存在意见分歧,真正积极参与复辟活动的人数量并不多,多数清遗民对复辟持观望态度,而他们的复辟行为亦难以获得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同;“忠义”精神主宰之下,清遗民的民族观、变革观以及殉节观以坚守君臣大义为本位,同时带有浓厚的时代特色。民清鼎革致使传统文化丧失其主流地位,值此旧学衰微之际,清遗民较历代遗民具有更强烈的文化遗民倾向,他们以赓续旧学命脉为己任,致力于史志编纂、文献整理出版、传统文学艺术创作、经学研究及教育等活动,期望通过学统的延续以实现道统的恢复。清遗民虽坚守旧学立场,但在引介西学、开启近代学术风气方面亦有所贡献。民清鼎革致使清遗民失去政治地位及经济收入,不得不面临来自生计艰难的挑战。不食民国之粟的立场使得清遗民的谋生空间更为狭窄,多数人只能靠自身学识以文谋生。除沿袭传统遗民谋生手段之外,近代社会变迁为清遗民扩展了就业空间,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就业观念,其谋生之道更丰富,主要有随侍君侧、靠积蓄为生、卖字鬻画、执教、力田以及投资近代实业等。寻求谋生、守节、行志三者之间的平衡,是清遗民经济生活的重要价值取向,谋生不忘守节、行业不忘行志。作为传统绅士的一员,清遗民关心民众生计问题、热心桑梓福利,他们积极参与捐助地方教育、修缮庙宇古迹、赈灾济困、兴建地方基础设施及维护地方安定等社会公益活动。在民初天灾人祸频繁,而政府管控又难以及时到位的情况下,清遗民的社会公益实践在安抚人心及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传统力量在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价值。与历代遗民相比,清遗民的社会交往活动更为活跃,其社交活动虽以遗民圈内往来为主,但亦不乏与圈外人士的交往。就遗民圈内的交往而言,清遗民之间的往来在形式、频率及地域跨度方面亦超越前辈。除此之外,清遗民与民国政界、文化界、商界以及外籍人士皆有一定往来。他们的社交网络呈现出地域性、开放性、拓展性及复杂多变性等特点,其形成主要受特殊社会环境以及传统人际关系因素影响。清遗民的政治、文化价值取向带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他们力图通过沿袭旧日的生存方式以抗拒新时代的到来,其独特的物质及精神世界折射出近代社会变迁给传统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与此同时,他们在学术及社会公益事务等领域内的积极实践,亦显示出传统力量在现代社会亦自有其价值。
杜恩义[8]（2015）在《袁世凯与山东早期现代化》文中研究指明风云变幻的19世纪末,中国处在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甲午一役,中国败于东洋后起强国日本,腐朽赢弱暴露无遗,西方列强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特别是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之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中外交恶,冲突加剧,形势日险,各阶层风起云涌,掀起救亡图存的高潮。戊戌变法,救亡浪涌,而一旦落败,朝野噤声。地方民间社会义和团运动暗流汹涌,山东形势危机四伏。山东省,战略形势特别重要,位于沿海北洋防卫前哨,南北交通便利,是拱卫京畿的门户,也是近代中外文明冲突的前沿以及传统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堡垒,这使得19世纪末的山东局势日危。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袁世凯受朝廷之命执掌山东,出任山东巡抚,在职期间,他不仅稳定了山东局势而且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山东早期现代化建设之路,自此相当一段时间内,山东的各项现代化事业走在了全国前列。袁世凯虽然任山东巡抚时间不足两年,但是继任的能有所作为的历任山东巡抚及民初直到袁世凯去世之前的山东最高军事长官,尤以周馥、杨士骧、袁树勋、孙宝琦、张怀芝和靳云鹏等为甚,都与袁世凯关系密切,他们的施政方针、策略都深受袁世凯的影响,故此段时间的山东一直在袁世凯的影响之下,其早期现代化历程自然也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因此,以清末1899年袁世凯巡抚山东至民初1916年袁世凯逝世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为限,开展袁世凯与山东早期现代化关系的研究论证,对重新研究和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量级大人物袁世凯及其生平事业,对梳理描绘清末民初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探讨展示近现代山东地方史志的真相,并以史为鉴推助当代山东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学术价值和现实观照作用。鸦片战争以来至袁世凯出任巡抚以前,山东的早期现代化发展缓慢,除洋务运动期间丁宝桢执掌山东时有所建树外,几无其他所立,至李秉衡、毓贤时期更是保守到极致,使山东的鲁西南、鲁西北成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地。袁世凯巡抚山东,山东面貌随之一新,其后至民初的十几年里,山东由保守渐趋开放,早期现代化慢慢展开且取得显着成效,新式人才的引进、培养,胶济铁路、津浦铁路通车,济南、潍县、周村、龙口先后开埠,近代工商农业的发展等等。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山东当政者放弃盲目暴力抗拒之法,开始采用理性方法,利用约法,据理力争,以维护山东权益。袁世凯是山东早期现代化发展的总舵手,他认清了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大势,是时代的弄潮儿,对山东乃至整个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只不过因最终走上君主立宪之路,痴迷集权政治而多遭诟病。
李健[9]（2015）在《民初张謇与《申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12年至1915年，张謇参股《申报》，该时段张謇与《申报》关系最为直接。本文以清末民初历史为背景，论述了张謇与《申报》的关系，并试图呈现历史的复杂与社会的多元。通过1912年至1915年张謇参股《申报》前后政治身份变化和政治取向，通过其在《申报》上所发文章数量、内容、版面、字号等不同，通过张謇与《申报》的亲疏变化，深入挖掘与袁世凯、孙中山、史量才等时代风云人物千丝万缕的关系，并追踪张謇在民初政界、新闻界鲜为人知的一面。首章研究张謇为首的五位《申报》合伙人身份背景，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和论证，解析张謇等人入股《申报》的资金来源和去向等诸多史实问题，以此证明张謇入股《申报》确有其事及《申报》的官方性质。第二章以申报案μ为案例，通过对一系列史料的整理和分析，重新梳理《申报》官司的起因和结局，探讨史量才、席子佩、张謇等人的心理活动，并结合袁世凯对新闻界惯用之手段，试以推导出袁世凯系此案幕后真正推手。而张謇退股《申报》的真正原因非单一而为综合，其中固然有袁世凯在报界的兴风作浪，有与史量才政见上的分歧，有根深蒂固爱国心的驱使，同时也有时间精力境遇不入堪投入的紧张与尴尬。第三章以张謇入股期间在《申报》上所发文章数量、内容、版面等不同与他政治身份变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分析看似偶然但实际报纸编辑有意为之的必然。新闻报纸在民初多为政治服务，受政治左右。张謇与孙中山、袁世凯之间多变的政治关系，势必导致张謇在《申报》上发文章的不同，以此为立足点，加以心理分析和解读，钩沉出张謇敏锐的政治眼光和理性心态。本章第一节择取张謇入股《申报》前最重要的年份1911年进行比较分析，在晚清旧政权尚未完全瓦解，新政权没有确立之际，往往如张謇一般有声望的上层士绅更能代表民意，成为舆论的代言人，《申报》自然成为他对话民众的窗口，这也为他在《申报》上发文章提供了重要契机。最后一节，张謇退出《申报》股份，尤其是在袁世凯称帝到离世这段时间，考察其未多加发表文章的原因，由表及里，层层剖析。一战结束后，考虑到国家民族利益，张謇的爱国心驱使他不能再沉默，所以在《申报》上多听到他对于公正平等的诉求。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宦海沉浮、荣辱兴衰过后张謇逐渐淡出了《申报》广大读者的视线。全文重点在于厘清张謇与《申报》诸多史实背后的深层原因，论述不同时间张謇在《申报》上发文章的变化，由此分析张謇于民初多变政治生态的立场与活动。
王德民[10]（2013）在《做一个有思想、负责任的历史教师 ——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问题之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回首近十余年的新课程改革不难发现,一个幽灵始终在中学历史课堂中徘徊,挥之不去,那就是教学内容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史学曾历经深深的时代扭曲和主流烙印,是背着刻骨内伤和众多桎梏与教条进入中学课程的。这使历史教师在这大变革的时代必然比其它学科的教师承担更多的义务,甚至远繁于和难于《政治》。新课程促进了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的更新与进步,但同时也引发了诸多问题。鉴于中国近代史课程的重要性,帮助广大高中历史教师从实践到理论地分析与解决这些问题,对提升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质量,保证学生正确认识与理解中国近代史,培育学生的公民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解决上述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问题,有不同的层面与角度。本研究试图从课程建设的高度,在分析与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探讨如何做一名有思想、负责任的历史教师。按照“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本研究在大量教学调查的基础上,筛选了具有普遍性、方向性问题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并按其“病因”与教师的关系从近到远逐次考察。依次分为：与教师学养有关的问题；与教材编写有关的问题；与高考试题有关的问题；与课程标准有关的问题。按照上述逻辑顺序进行考察,可能既有利于回答教学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也有利于作为实践主体的教师总结经验,提升认识,通过自身的专业发展提升课程质量。本研究的创新在于研究视角与教学实践中的探索与拓展。第一,通过考察与教师学养有关的、涉及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的典型教学案例,探讨教师如何提升自身学养的方法与策略。主要包括：读教材要读到它的“背面”去；辩证法的实质是使思想更符合事实；逻辑的正确性靠历史的逻辑来检验；学风比知识更重要。第二,通过考察与教材编写有关的、涉及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的典型教学案例,探讨教师如何纠正教材编写失误的方法与策略。主要包括：及时纠正教材的“滞后之意”；正确修订教材的“错达之意”；深入剖析教材的“难达之意”；适当补充教材的“未达之意”。第三,通过考察与高考试题有关的、涉及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的典型教学案例,探讨教师如何处理高考试题之问题的方法与策略。主要包括：读懂试题的文字符号；理解试题的思维逻辑；透视试题的史实、史观；把握试题的测量技术。第四,通过考察与课程标准有关的、涉及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的典型教学案例,探讨教师如何对待课程标准之不足的方法与策略。主要包括：补订课程标准“知识与能力”的疏漏；补订课程标准“过程与方法”的疏漏；补订课程标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疏漏。以上四部分的探讨,所秉持的是从案例考察到理论归纳的研究路线,由此所归纳出的方法与策略并不能涵盖它们各自领域的全部。不过,由于它们源于教师鲜活的教学实践,确实反映着教师解决与应对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问题的关键“节点”,因之,与之相关的探讨又有着一定的代表性与启发意义。如果说,以上四方面的考察与研究仅仅是帮助教师解决改革中面临的直接问题和难点,那么,帮助教师有思想、负责任地创造课程则更为重要,也是根本之策。考察近百年来中国近代史认识视角的嬗变与发展,探讨自清末民国时期、共和国诞生以来高中中国近代史史观的演变轨迹,可以深刻地感悟到,当今时代背景下,聚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以民族复兴的视角审视与创新中国近代史课程,可能更近历史真相,更合时代要求,也更具教育意义。建设民族复兴视野下的高中中国近代史课程是个系统改革。这不仅要按照世界近代化潮流中中华民族复兴的视角来选择和整合史实,而且要从课程和学习的角度提出立体的目标要求,并对高中历史教师提出更高层次的挑战。
二、研究袁世凯与民初社会的新视角（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研究袁世凯与民初社会的新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确立与缘起 |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
|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
| 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
| 第三节 平民的启示与“平民文学”的生成 |
| 第四节 文学革命中的无畏斗士:从《双簧信》说起 |
| 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
|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
| 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
| 第三节 “误读”下的散文诗 |
| 第四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与“它” |
| 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 第三节 “斗士的重现”:《语丝》时期批判的再延续 |
| 第四节 《论语》时期的“潜隐与疏离” |
| 第五节 从传统到现代:刘半农散文“体制”的建构 |
|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着译小说文本 |
|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
| 第四节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
|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 第三节 博才多艺的学教生涯 |
| 第四节 叫我如何不想“他”:30年代以来的毁誉褒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刘半农研究和纪念文献辑要 |
| 附录二 :刘半农的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1926-1933 年)及其相关栏目上的小说、杂文、译诗、民歌 |
| 附录三 :刘半农发表在《人间世》(1934 年)上的杂文、诗歌 |
| 附录四 :刘半农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1918-1925 年)上的信函、杂文及其他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清末民初成都报业研究（1898-191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学者对成都报业发展研究 |
| (二)国外学者对中国和成都报业史的研究 |
| 三、研究的重、难点 |
| (一)研究的重点 |
| (二)研究的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点 |
| (二)论文的不足 |
| 第一章 清末民初成都报业发展状况 |
| 第一节 成都报纸发展历程 |
| 一、缓慢起步时期 |
| 二、稳定创新时期 |
| 三、快速发展时期 |
| 第二节 成都报纸的类型 |
| 一、官方办报类 |
| 二、民间办报类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成都报社经营状况 |
| 第一节 成都报社情况 |
| 一、发行数量 |
| 二、印刷机构 |
| 三、经营状况 |
| 第二节 报社人员结构 |
| 一、编辑人员 |
| 二、记者人员 |
| 三、印刷人员 |
| 第三节 成都重要报人及其思想分析 |
| 一、成都重要报人——傅樵村和李劼人 |
| 二、傅樵村和李劼人的办报目的比较 |
| 第三章 清末民初成都报纸与市民生活 |
| 第一节 政治生活 |
| 一、国家、民主意识深入人心 |
| 二、市民公共空间体系建立 |
| 第二节 文化生活 |
| 一、娱乐报下的市民活动 |
| 二、长短篇小说-以娱闲录为例 |
| 第三节 经济生活 |
| 一、报中物价信息 |
| 二、报中广告版面 |
| 三、商人活动加强 |
| 第四节 风俗习惯 |
| 一、生活仪表 |
| 二、女性崛起 |
| 第四章 清末民初成都报纸的特征和影响 |
| 第一节 成都报纸基本特征 |
| 一、文言与白话并存 |
| 二、所属阶级性突出 |
| 三、报纸的政治倾向 |
| 四、进步刊物数量多 |
| 第二节 成都报纸带来的影响 |
| 一、思想宣传 |
| 二、新闻宣传 |
| 三、教育引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临时公报》与袁世凯政治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临时公报》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 |
| 第一节 《临时公报》创刊的社会环境 |
| 一、辛亥革命成功,清朝统治瓦解 |
| 二、革命党人在南方形成对立局面 |
| 三、清帝宣布退位,全权授予袁世凯 |
| 四、北方新闻事业的迅速发展 |
| 第二节 《临时公报》停刊的政治环境 |
| 一、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 |
| 二、临时参议院北迁正式开会 |
| 第二章 《临时公报》版面和内容 |
| 第一节 《临时公报》版面和栏目设置 |
| 一、《临时公报》版面设置 |
| 二、《临时公报》栏目设置 |
| 第二节 《临时公报》主要内容 |
| 一、有关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内容 |
| 二、有关教育、新闻和法律的内容 |
| 三、有关社会广告和爱国公债的内容 |
| 第三章 《临时公报》重点报道与袁世凯政治形象建构 |
| 第一节 在南北定都博弈中“表演”不争不抢 |
| 第二节 北京兵变展现冷静头脑、考虑全面 |
| 第三节 推行五族共和体现融合统一思想 |
| 第四节 新旧兼用体现包容开放的用人观 |
| 第五节 支持兴办学堂体现重视人才教育 |
| 第四章 《临时公报》与袁世凯关系之研究 |
| 第一节 创刊目的:为袁世凯政治宣传服务 |
| 一、袁世凯迫切需要树立权威、塑造形象 |
| 二、袁世凯亟待掌握新闻话语权 |
| 第二节 停刊原因:“大总统袁”统一南北政府 |
| 一、完成身份转变:“袁全权”到“大总统袁” |
| 二、南北临时政府统一为“北京政府” |
| 第三节 重点内容选取依据:利于袁世凯政治目的 |
| 一、多角度塑造袁世凯正面形象 |
| 二、突出建构“大总统”身份 |
| 第五章 对《临时公报》的基本认识与评价 |
| 第一节 性质:《临时公报》只能称之“官方出版物” |
| 第二节 内容:记录民初社会政治权力“从南到北”的转移 |
| 第三节 功能:在袁世凯建构形象争夺政权中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
| 第四节 地位:保存“南北过渡”阶段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珍贵史料 |
| 引用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个人成果发表情况 |
（4）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研究（1912-1928） ——以《益世报》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2 概念与范围界定 |
| 1.2.1 研究对象“警察”的界定 |
| 1.2.2 研究对象的时间与空间范围 |
| 1.3 既往研究回顾 |
| 1.3.1 20 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概况 |
| 1.3.2 20 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概况 |
| 1.4 研究资料概况 |
| 1.5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 1.6.1 研究难点 |
| 1.6.2 创新点 |
| 2 近代天津警察制度的发端 |
| 2.1 传统社会控制体系的渐趋失灵 |
| 2.1.1 清前中期天津社会管理与控制概况 |
| 2.1.2 开埠后的城市发展与减趋失控的社会 |
| 2.2 都统衙门的管理与租界巡捕的示范效应 |
| 2.2.1 都统衙门的划区而治 |
| 2.2.2 都统衙门的城市管理及巡捕的示范效应 |
| 2.3 袁世凯对天津的治理与巡警的创立 |
| 2.3.1 扩充警力 |
| 2.3.2 拓展警察职能 |
| 2.4 小结 |
| 3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制度的发展 |
| 3.1 北洋政府时期社会发展状况 |
| 3.1.1 政局动荡与专制统治的加强 |
| 3.1.2 风气丕变与社会改良的推进 |
| 3.2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制度的发展 |
| 3.2.1 完善组织机构设置 |
| 3.2.2 加强警察教育与培训 |
| 3.2.3 规范内部管理、提升执法实效 |
| 3.3 小结 |
| 4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与社会控制 |
| 4.1 治安管理：维护公共安全秩序 |
| 4.1.1 缉捕弹压、清除“匪患” |
| 4.1.2 户籍管理与人口控制 |
| 4.1.3 规范交通管理 |
| 4.1.4 清除火患与火灾救助 |
| 4.2 整顿商业、金融市场：稳定经济秩序 |
| 4.2.1 调控物价 |
| 4.2.2 保护商民营业 |
| 4.2.3 整顿金融市场 |
| 4.3 监管社会舆论与集会结社：限制政治自由 |
| 4.3.1 禁“谣言”、控舆论 |
| 4.3.2 弹压学生与工人运动 |
| 4.4 小结 |
| 5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与市政建设 |
| 5.1 市容建设：规整城市布局 |
| 5.1.1 管理游动摊贩 |
| 5.1.2 整肃沿街商铺 |
| 5.1.3 规范房屋建筑 |
| 5.2 卫生治理：提升公共卫生水平 |
| 5.2.1 普及卫生观念 |
| 5.2.2 维护公共场所卫生 |
| 5.2.3 时疫防治 |
| 5.2.4 食品与饮品管理 |
| 5.2.5 医疗卫生管理 |
| 5.3 路政建设：改善城市基础设施 |
| 5.3.1 兴修道路、沟渠 |
| 5.3.2 疏通河道 |
| 5.3.3 保护道路与植被 |
| 5.4 小结 |
| 6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与社会改良 |
| 6.1 革除陋俗陋习：训导社会风气 |
| 6.1.1 革除传统陋习 |
| 6.1.2 取缔不良书画、影剧 |
| 6.1.3 管控娼妓业 |
| 6.1.4 禁毒禁赌 |
| 6.2 助力社会慈善：保障基本生活 |
| 6.2.1 贫民的收容与教化 |
| 6.2.2 灾害赈济与难民救助 |
| 6.3 小结 |
| 7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的时代特征与历史评价 |
| 7.1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的时代特征 |
| 7.1.1 警察职能的多向度延伸 |
| 7.1.2 半殖民地城市警政的租界因子 |
| 7.2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7.2.1 促进了社会治安管理的现代化 |
| 7.2.2 促动了近代城市管理机构的产生 |
| 7.2.3 增进了近代天津的社会文明程度 |
| 7.3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的时代局限性分析 |
| 7.3.1 社会失序、政治职能强化 |
| 7.3.2 经费支绌、素质提升受限 |
| 7.3.3 战争频发、军队扰乱执法 |
| 7.4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大事记 |
| 附录B 巡官长警赏罚章程 |
| 附录C 地方警察局编队规则 |
| 附录D 警察厅整顿警察规则 |
| 附录E 警厅调查户籍章程 |
| 附录F 工程科之新定规章 |
| 附录G 警厅防疫之条例 |
| 附录H 警察厅取缔灾民规则 |
| 附录I 天津警察厅取缔客店章程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民初北京政府赈灾研究（1912-19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史料整理成果 |
| (二) 国内学术研究成果 |
| (三) 现代化理论及国外学术研究成果 |
| 三、研究趋势 |
| 四、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创新之处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赈灾近代化 |
| (二) 北京政府(1912—1916)的时间界定 |
| 第一章 北京政府时期的灾害概况 |
| 第一节 水灾简况 |
| 第二节 旱灾简况 |
| 第三节 其他灾害简况 |
| 第四节 灾害带来的危害 |
| 一、大量流民的产生 |
| 二、疫病的发生 |
| 三、物资短缺,物价上涨 |
| 第二章 北京政府的赈灾举措 |
| 第一节 赈灾制度的摸索与构建 |
| 一、赈灾法制建设的缓慢推进 |
| 二、赈灾流程规范 |
| 三、赈灾的其他规范 |
| 第二节 政府的赈灾举措 |
| 一、灾款筹集 |
| 二、严格管理赈灾官员 |
| 三、政府直接拨付赈款 |
| 四、减、免赋税 |
| 五、兴修水利 |
| 六、其他赈灾举措 |
| 第三章 北京政府赈灾案例研究—以江苏淮河流域水灾为中心进行考察 |
| 第一节 灾害概况 |
| 一、周期性发生、数量多 |
| 二、危害大 |
| 第二节 政府赈灾的措施 |
| 一、成立赈灾机构 |
| 二、开展急赈 |
| 三、募集赈灾资源 |
| 四、蠲缓 |
| 五、重视水利建设 |
| 六、加强天气预测 |
| 第三节 政府赈灾的得与失 |
| 一、积极方面 |
| 二、消极方面 |
| 第四章 北京政府赈灾的评价与分析 |
| 第一节 赈灾举措的近代过渡与转型 |
| 一、赈灾规范化、法制化的艰辛探索 |
| 二、赈灾媒介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
| 三、赈灾资源筹措方式的近代化潮流 |
| 四、赈灾实践的近代化趋向 |
| 第二节 赈灾思想的近代过渡与转型 |
| 一、赈灾社会化的蓬勃发展 |
| 二、赈灾思想的多样化融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袁世凯与晚清海防、海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 学术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编刊史料 |
| (二) 研究成果 |
| 三、本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
| 第二章 驻防朝鲜时期袁世凯与北洋海军及北洋海防之关系 |
| 一、袁世凯的身世及与淮系集团海防系统的渊源与交谊 |
| 二、海陆配合两平朝乱 |
| (一) 朝鲜对于中国海防的重要地位 |
| (二) “陆军为其显,水师为其隐”(上)——袁世凯在海陆配合平定“壬午兵变”中的作用 |
| (三) “陆军为其显,水师为其隐”(下) ——袁世凯与北洋海军在“甲申政变”中的配合 |
| 第三章 义和团运动时期袁世凯与山东海防及北洋海军南下 |
| 一、甲午战后中国的海防危机与山东的海防形势 |
| 二、专备德人,专防胶澳 |
| (一) 扩张武卫右军实力 |
| (二) 构筑严密的对德海防体系 |
| 三、袁世凯与北洋军舰南下加入东南互保 |
| (一) 大沽之战与北洋海军若干舰艇的被俘 |
| (二) 北洋军舰南下加入东南互保 |
| (三) 北洋海军南下后参与东南互保的情况 |
| 第四章 袁世凯与清末海军重建 |
| 一、袁世凯海军重建关注的原因及海军建设思想 |
| 二、提拔、保护和任用原北洋海军将领 |
| 三、袁世凯与南、北洋海军的统一 |
| (一) 南、北洋海军统一的原因 |
| (二) 南北洋海军统一的完成 |
| 四、袁世凯与海军巡弋南洋保商护侨 |
| (一) 经营南洋的舆论先声与动因 |
| (二) 促动并主持海军巡弋南洋 |
| 五、中美海军合作计划与接待美国海军舰队 |
| (一) 北洋集团“联美制日”外交方针与中美海军秘密合作计划 |
| (二) 袁世凯与接待来华美舰 |
| (三) 接待美舰的过程 |
| (四) 接待美舰中袁世凯的作用及中美海军合作的延续 |
| 第五章 “海军继变……江海之权亡”—辛亥海军易帜与袁世凯走向共和 |
| 一、驱袁后海军重建情况与袁世凯同海军的联络 |
| (一) 宣统朝海军重建的情况及海军将领同清廷的关系 |
| (二) 隐居洹上期间袁世凯与海军旧部、水师旧游的联络 |
| 二、海军辛亥易帜与南北和谈的开启 |
| (一) 武昌起义爆发海军奉命平叛 |
| (二) 袁世凯复出节制海陆各军克复汉口 |
| (三) 海、陆军进攻汉阳的停滞与沪宁海军易帜 |
| (四) 海军九江易帜 |
| (五) “海军尽叛”各因素中袁世凯之作用 |
| (六) 海军易帜对战局的影响及对南北和谈的促动 |
| 三、海军北伐与袁世凯走向共和 |
| (一) 海军统一与蓝天蔚率舰北伐 |
| (二) 北伐舰队驻泊烟台,封锁北洋海域,威胁京津奉地区 |
| (三) 北伐革命军登陆奉天 |
| (四) 袁世凯与日本方面及革命派交涉无果 |
| (五) 海军北伐对袁世凯及北洋将领转向共和的影响 |
| 五、余波:袁世凯重新控制海军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7）清遗民社会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范式及研究路径 |
| 四、研究重点及创新点 |
| 五、研究对象界定 |
| 六、资料来源及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易代易制：清遗民的生存空间 |
| 第一节 政治空间 |
| 一、“千年未有之变局” |
| 二、令人失望的民国 |
| 三、故国旧主尚在人间 |
| 第二节 文化空间 |
| 一、西学东渐与近代文化变迁 |
| 二、文化变迁中的清遗民 |
| 第三节 地域空间 |
| 一、都市隐逸空间——租界 |
| 二、传统隐逸空间——乡居 |
| 三、他国乐土——海外 |
| 小结 |
| 第二章 不事二姓：清遗民的政治活动及心态 |
| 第一节 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仪式 |
| 一、历法 |
| 二、筑室 |
| 三、衣冠 |
| 四、称谓 |
| 五、葬制 |
| 六、节庆、祭仪 |
| 第二节 复辟帝制的活动 |
| 一、清遗民内部的分歧 |
| 二、复辟帝制的实践 |
| 三、复辟所带来的影响 |
| 第三节 以“忠”为核心的政治认同 |
| 一、清遗民的民族观 |
| 二、清遗民对近代变革的心态 |
| 三、清遗民的生死节义 |
| 小结 |
| 第三章 文化中国：清遗民的文化学术活动 |
| 第一节 清遗民与传统学术 |
| 一、史志编撰与文献整理出版 |
| 二、传统文学及其他艺术活动 |
| 三、经学研究及经史教育活动 |
| 第二节 清遗民与近代学术 |
| 一、清遗民与西学 |
| 二、清遗民与新学 |
| 小结 |
| 第四章 择业行志：清遗民的生计抉择 |
| 第一节 清遗民的生计来源 |
| 一、随侍君侧 |
| 二、以积蓄度日 |
| 三、力田为生 |
| 四、以“文”谋生 |
| 五、经商营利 |
| 第二节 清遗民择业的特点 |
| 一、择业空间的拓展 |
| 二、择业观念的转变 |
| 三、择业中的人际交往 |
| 第三节 清遗民择业的价值取向 |
| 一、为“故国”守节 |
| 二、行业与行志 |
| 小结 |
| 第五章 造福乡梓：清遗民的社会公益活动 |
| 第一节 捐助教育及修缮庙宇古迹 |
| 一、捐资助学 |
| 二、修缮乡贤祠宇及历史古迹 |
| 第二节 赈济灾荒及救济贫民 |
| 一、赈济灾荒 |
| 二、救济贫民 |
| 第三节 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及维护地方安定 |
| 一、兴修农田水利及桥梁道路设施 |
| 二、维护地方安定 |
| 小结 |
| 第六章 圈内圈外：清遗民的社会交往活动 |
| 第一节 清遗民圈内的交往活动 |
| 一、诗酒唱和 |
| 二、共谋复辟 |
| 三、学术合作 |
| 四、经济往来 |
| 五、儿女姻亲 |
| 六、互为撰写传状文字 |
| 第二节 清遗民与圈外人士的社会交往 |
| 一、与民国政要的往来 |
| 二、与民国文化界人士的交往 |
| 三、与民国商界人士的交往 |
| 四、与外籍人士的往来 |
| 第三节 清遗民社交网络的特点及成因 |
| 一、清遗民社交网络的特点 |
| 二、清遗民社交网络的成因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袁世凯与山东早期现代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 |
| (一) 选题来源 |
| (二) 选题简介 |
| 二、选题论证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学术价值 |
| (三) 现实作用 |
| 三、学术史综述 |
| (一) 资料的发掘与整理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袁世凯与山东早期现代化研究现状反思 |
| 四、学术要点 |
| (一) 选题切入点 |
| (二) 新学理视点 |
| (三) 学术考量重点 |
| (四) 学术辨析焦点 |
| (五) 学术探讨难点 |
| (六) 学术创新点 |
| 五、相关界定 |
| (一) 时间界定 |
| (二) 空间界定 |
| (三)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袁世凯巡抚山东前夕的山东情势 |
| 一、外力侵略下的山东 |
| (一) 山东自然、人文地理区位 |
| (二) 近代以来山东地区的中外冲突 |
| 二、洋务运动期间早期现代化的成效 |
| (一) 丁宝桢与山东机器局 |
| (二) 其它民用企业 |
| 三、甲午战后的迟滞 |
| (一) 顽固派主政 |
| (二) 山东义和团的兴起 |
| 第二章 袁世凯巡抚山东 |
| 一、袁世凯巡抚山东成因 |
| (一) 19世纪末山东危机局势 |
| (二) 袁世凯的山东情结 |
| (三) 朝廷选中袁世凯巡抚山东 |
| 二、稳定山东局势 |
| 第三章 袁世凯与西方列强 |
| 一、袁世凯与日本 |
| (一) 晚清时期的交恶与学习 |
| (二) 民国初年的对抗与合作 |
| 二、袁世凯与德国 |
| (一) 早期的交锋 |
| (二) 山东与东南互保 |
| (三) 清末十年的博弈 |
| (四) 民初的合作与疏远 |
| 第四章 步入正轨的山东现代化建设——袁世凯兴办山东新政 |
| 一、《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别折》与山东新政计划 |
| (一) 《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别折》 |
| (二) 山东新政计划 |
| 二、培训人才的权宜之计——课吏馆与校士馆 |
| (一) 课吏馆 |
| (二) 校士馆 |
| 三、储备人才的长久之计——山东大学堂 |
| 四、发展实业——创设山东商务局 |
| 五、其它新政措施 |
| (一) 整顿财政金融 |
| (二) 军事改革 |
| 六、小结：良好开局,指引方向,总揽大局 |
| 第五章 袁世凯衣钵的第一个继承者——周馥 |
| 一、袁世凯与周馥 |
| (一) 早期交往 |
| (二) 儿女之间 |
| (三) 周馥出任山东巡抚 |
| 二、自开商埠——济南城市现代化的里程牌 |
| 三、继续文化教育事业 |
| (一) 完善山东教育体系 |
| (二) 山东报业开端 |
| 四、兴办山东警政 |
| 五、其它新政建设 |
| 六、小结：继往开来 |
| 第六章 袁世凯衣钵的再来人——杨士骧 |
| 一、袁世凯与杨士骧 |
| 二、继续未竟事业 |
| (一) 济南开埠 |
| (二) 抵御德国 |
| (三) 北洋第五镇告成 |
| 三、开启新的篇章 |
| (一) 教育体系的完善 |
| (二) 成立教育会 |
| (三) 其他新的举措 |
| 四、小结：再创新高 |
| 第七章 山东新政转型中的袁树勋 |
| 一、袁世凯与清末宪政 |
| (一) 扶摇直上袁世凯 |
| (二) 宪政改革中的袁世凯 |
| 二、袁世凯与袁树勋 |
| (一) 袁树勋其人 |
| (二) 袁树勋与袁世凯关系 |
| 三、筹备宪政 |
| 四、其它新政举措 |
| (一) 抵御外辱 |
| (二) 山东图书馆 |
| (三) 其它 |
| 五、小结：平稳转型 |
| 第八章 最后的巡抚——孙宝琦 |
| 一、袁世凯与孙宝琦 |
| 二、收回利权 |
| 三、山东宪政改革 |
| (一) 山东咨议局 |
| (二) 地方自治 |
| (三) 其他宪政改革措施 |
| 四、新政陈言 |
| 五、孙宝琦辛亥革命 |
| (一) 山东早期的革命活动 |
| (二) 辛亥革命短暂的成功——山东独立 |
| (三) 山东取消独立 |
| 六、小结：旧体制新政的终结与新开端 |
| 第九章 袁世凯控制下的民初山东 |
| 一、袁世凯稳定辛亥革命后山东局势 |
| 二、民初第一个在山东站住脚的都督——周自齐 |
| (一) 袁世凯选定周自齐 |
| (二) 重建山东政治体制 |
| (三) 山东早期现代化建设的新开端 |
| 三、靳云鹏督鲁 |
| (一) 袁世凯与靳云鹏 |
| (二) 一战中的山东 |
| (三) 动荡中的发展——龙口开埠 |
| (四) 山东省第一次物品展览会 |
| 四、袁世凯时代的终结 |
| (一) 袁世凯生前最后的济武将军——张怀芝 |
| (二) 袁世凯去世与山东现代化的衰落 |
| 五、小结 |
| 第十章 山东早期城市社会生态的变迁——以济南为例 |
| 一、济南社会政治生态的变迁 |
| 二、济南社会经济生态的变迁 |
| 三、济南社会文化生态的变迁 |
| 四、小结 |
| 结语：袁世凯与山东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评价 |
| 参考文献 |
| 一、原始史料 |
| 二、人物文集、传纪、年谱 |
| 三、报刊 |
| 四、国内着作 |
| 五、海外着作 |
| 六、论文集 |
| 七、硕博论文 |
| 八、期刊论文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9）民初张謇与《申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选题意义及创新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难点及存在问题 |
| 第一章 张謇入股《申报》 |
| 第一节 《申报》五位合伙人 |
| 第二节 张謇是否出资入股 |
| 第三节 此时《申报》姓官姓私 |
| 第二章 参股目的及退股原因 |
| 第一节 参股目的 |
| 第二节 申报案μ始末 |
| 第三节 最终退股原因 |
| 第三章 参股前后张謇与《申报》关系 |
| 第一节 入股前的张謇与《申报》 |
| 第二节 入股期间的张謇与《申报》 |
| 第三节 退出股份后的张謇与《申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目录 |
| 致谢 |
（10）做一个有思想、负责任的历史教师 ——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问题之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课题之缘起和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一) 高中中国近代史课程的重要性 |
| (二) 新课程改革以来的巨大进步和乱象 |
| (三) 课题的界定：高中、中国近代史课程、教学内容 |
| (四) 研究的基本思路：从课程建设的高度回答教学实践的问题 |
| (五) 研究的主要方法：调查法、文献法、案例法 |
| 一、君欲发展学生,必先提高自己——与教师学养有关的问题 |
| (一) 读教材一定要读到它的“背面”去 |
| 案例1：鸦片战争的内因,课本分散在三个专题中 |
| 案例2：不要把海龄的表现误读为镇江战役的全貌 |
| 案例3：你关注到教材已加了“清军”这个变化吗 |
| 案例4：要重视课本为何删除了“但是……”之说 |
| 案例5：不要忽略“民族工商业者”对运动的推动 |
| 案例6：国人知道马克思和共产党是个复杂的过程 |
| (二) 辩证法的实质是使思想更符合事实 |
| 案例7：不能只用“魔鬼的化身”来评价太平天国 |
| 案例8：为李鸿章正名,但也不必过分拔高和美化 |
| 案例9：是否想过把学生辩论双方的评价合起来呢 |
| 案例10：要历史地评价“火烧曹宅”的合法性问题 |
| (三) 逻辑的正确性靠历史的逻辑来检验 |
| 案例11：“假如你是谭嗣同……”就一定是慷慨赴死 |
| 案例12：“孔家店”和“儒家文化”不是同一个概念 |
| 案例13：教学设计要从“说教材”到凝意、通史、明目标 |
| (四) 强词夺理掩盖的是无知与文过饰非 |
| 案例14：不明白就坦言不明白,学风比知识更重要 |
| 小结：要“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不吃“老本”不取宠 |
| 二、历史,永远是一个认识的过程——与教材编写有关的问题 |
| (一) 及时纠正教材的“滞后之意” |
| 案例1：因广东“防御严密”英军进攻厦门之说,是个硬伤 |
| 案例2：“公车上书”的问题,茅海建先生的考证值得一读 |
| 案例3：“教材既说袁世凯窃国又说当国,到底有什么区别” |
| 案例4：一战后中国民族工业“迅速萧条”之断是错误的 |
| (二) 正确修订教材的“错达之意” |
| 案例5：请读一下这个“田凭”,能判断其是发给农民的吗 |
| 案例6：“第一批赴美幼童”照片中有个细节使其令人生疑 |
| 案例7：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究竟发表在何处 |
| (三) 深入剖析教材的“难达之意” |
| 案例8：“李鸿章对添舰的两种说法,你觉得应该如何解释” |
| 案例9：“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种表述确实不明不白 |
| (四) 适当补充教材的“未达之意” |
| 案例10：《资政新篇》未能实行,不只是因“迫于当时形势” |
| 案例11：教材作者可能没有细察课标为何改为“经济结构” |
| 小结：“尽信书不如无书”,教材是“苗圃”不是“雷池” |
| 三、考试是课程的主人,还是仆人——与高考试题有关的问题 |
| (一) 读懂试题的文字符号 |
| 案例1：所谓“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相反的 |
| 案例2：正确选项应是“关税收入有了最为显着地增长” |
| 案例3：这四个字是否反映严复的社会发展观还是个谜 |
| (二) 理解试题的思维逻辑 |
| 案例4：这道试题实际上绑架了学生进行非历史的思考 |
| 案例5：引用历史名人语录要慎之又慎,不要断章取义 |
| 案例6：这幅楹联必须放到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去解读 |
| (三) 透视试题的史实、史观 |
| 案例7：那时候总理衙门可能依据《战争与和平法》吗 |
| 案例8：这份“和约”究竟是谁所作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
| 案例9：慈禧这段辩白中所称的“他们”指的是顽固派 |
| (四) 把握试题的测量技术 |
| 案例10：对历史统计数据要客观地解释,不要凭已所好 |
| 案例11：有效性及其可行性是利用近代漫画的重要标准 |
| 小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要坚信高考也在进步 |
| 四、课标是课改的逗号,并非句号——与课程标准有关的问题 |
| (一) 补订课程标准“知识与能力”的疏漏 |
| 案例1：“中国资本主义”与“民族工业”之区别 |
| 案例2：史学界对立宪派的重要性已取得基本共识 |
| (二) 补订课程标准“过程与方法”的疏漏 |
| 案例3：可以说北洋政府充当了“革命遗嘱执行人” |
| 案例4：应当补充“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大结局 |
| 案例5：以专题还是章节体为主,可以从实际出发 |
| (三) 补订课程标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疏漏 |
| 案例6：近代社会生活是黄土地沉沦中的新旧杂糅 |
| 案例7：应当建议课标中增加来华洋人的积极作用 |
| 案例8：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当引入课程案例 |
| 小结：君子“为仁由己”,让我们为课标修订建言献策 |
| 五、聚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与视角创新有关的问题 |
| (一) 近百年来中国近代史认识视角的嬗变与发展 |
| (二) 清末、民国时期高中中国近代史史观之轨迹 |
| (三) 共和国以来高中中国近代史史观的转承起伏 |
| (四) 建设民族复兴视野下的高中中国近代史课程 |
| (五) “书山有路勤为径”：给高中教师的读书建议 |
| 结语：时汹汹兮斯任重,路漫漫兮其修远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研究袁世凯与民初社会的新视角（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2]清末民初成都报业研究（1898-1919年）[D]. 陈秋沛.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3]《临时公报》与袁世凯政治形象建构研究[D]. 胡琳.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4]北洋政府时期天津警察研究（1912-1928） ——以《益世报》为中心的考察[D]. 汪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17(02)
- [5]民初北京政府赈灾研究（1912-1916）[D]. 田燕飞.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6]袁世凯与晚清海防、海军研究[D]. 杨湛.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7)
- [7]清遗民社会生活研究[D]. 陈晶华. 吉林大学, 2016(07)
- [8]袁世凯与山东早期现代化[D]. 杜恩义.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2)
- [9]民初张謇与《申报》研究[D]. 李健. 东华大学, 2015(07)
- [10]做一个有思想、负责任的历史教师 ——高中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问题之案例研究[D]. 王德民.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