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灵仙[1]2007年在《教育培训对贫困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处于低潮阶段,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对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大量采用高新技术的城市工业企业和服务业需要数以亿计的有知识、有技能的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无疑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合力的结果,但面临城市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加快进程的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的教育素质和技能素质低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它关系到“叁农”问题的根治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我国的城市化、农业产业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其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本文首先整理、归纳国内外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借鉴国内外已有的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成果,立足我国国情、我省省情、怀化市贫困山区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之现状,以我市贫困县的边远山区农村劳动力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借助于多种分析方法,力图对我国贫困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受教育培训的影响进行较为具体的研究。旨在为探求切合我国实际的山区农村劳动力开发利用及其转移理论并指导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实践提供科学依据,以便更好地促进我国贫困山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进而为我国贫困山区农村的经济发展找出一条比较适合的路子。
韩伟静[2]2016年在《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职业培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世界各国、各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都会经历城镇化过程。现阶段,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但是我国也正处在快速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伴随着城镇化,这必然会引起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农村人口的转移。从本质上看,城镇化就是农业人口向城镇非农产业的转移和集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使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经历的社会变迁。长期以来,“叁农”问题成为困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其核心就是农民问题。中国的农民要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在经历城镇化的过程中迅速转化为城市人口,首先就要解决农民的转移和融入城镇问题,而影响转移的一个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就是进城务工农民的就业综合能力,即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职业培训问题。特别是我国处于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导致“技工荒”问题日益突出。因此,解决好农民工“就业难”和“技工荒”问题对于中国的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普遍存在的规律,也是一个国家从二元社会转化为一元社会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特色城镇化的进程中,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一般需要经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化,第二个阶段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转变。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农民工市民化,而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农民工自身的文化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的综合水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向城市就业,就业领域覆盖了叁次产业,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大部分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偏低导致产业人力资源供给侧与需求端产生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即人力资本市场出现严重的“总量过剩、结构短缺”问题。农民工群体职业流动性高的特点,对社会、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必然造成不利的影响,相对于城市劳动者而言,农民工在就业层次、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方面处于显着的弱势地位。实践证明,只有思想道德和工作技能综合素质较高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后才能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才能取得相对稳定的职业,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才能更快地适应和融入城镇生活。由于文化、教育、能力水平的差异,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让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培育市民理念,享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得到政府的高度认同,使他们正式成为城镇的“主人公”问题已迫在眉睫,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内在要求,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在需求,也有助于促进农民工素质提升和职业转型、实现农民工收入增长、加快城镇化进程,有助于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伴随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快速城镇化,农民工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他们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我国社会生产逐步从人力资源密集型向专业技能密集型转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放缓,将需要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而我国人力资本市场存在严重的供需结构性矛盾,并且农民工自身存在流动性高的显着特点,对企业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必然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相对于城市劳动者而言,农民工在就业层次、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方面处在显着的弱势地位。所以,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有利于提高农民工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素质提升的需求。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不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综合素质和劳动技能,还能够缩减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促进人力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并且直接影响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对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根据《201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的微观数据,利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因素,并注重分析其中的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研究发现：(1)教育水平显着影响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随着农民工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更倾向于参加职业培训,般教育水平越高,人力资本水平也越高,从而促进农民工收入的增加,这会为获得更多的职业培训提供经济基础。(2)农民工的年龄、工龄与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需求为倒“U”型关系,具体来讲,随着工龄和年龄的增长,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需求不断增加,随后出现下降趋势。(3)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存在显着的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所以,政府在提供政策支持和设施建设时要注意公平性,充分考虑地区和性别差异带来的影响,提高低收入农民工群体参加职业培训的概率,合理释放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4)政府累积补贴和参加职业培训的累积花费都显着影响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概率。政府累积补贴与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概率呈显着正相关关系,参加职业培训的累积花费与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概率呈显着负相关关系。针对以上对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的分析和实证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农民工职业培训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企业、培训机构和农民工的良好合作才能稳步推进。完善农民工职业培训市场机制,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政府监管的培训体系。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为农民工职业培训提供法律依据,逐步推进农民工职业培训市场的法制化。第二,政府应该注重农民工思想道德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同时要注意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需求的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特别是低收入的农民工,不断推动教育公平的培训体制,让社会弱势群体获得平等的教育培训机会,从制度上为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提供保障。第叁,提供符合我国农民工需求的职业培训,适应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工作的职业技能要求。农民工对职业培训的需求较大,但是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存在高流动性,所以企业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积极性不足,政府要给提供职业培训的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第四,鼓励企业和农民工之间建立相对稳定的劳动合同关系,提高企业提供职业培训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和培训机构的资源优势有效结合,合理安排职业培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根据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实际需求界定培训内容。第五,实现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多元化和系统化。实现培训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提高职业培训积极性。加大培训补贴支出,建立健全农民工职业技能认证体系,将培训与就业推荐结合起来。在经济社会转型阶段,要积极利用各种资源提高农民工就业水平,为农民工提供优质的就业服务和指导。健全和完善资金投入制度,为职业培训提供经费保障。经费短缺是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的主要瓶颈。目前,政府财政对农民工职业培训投入有限,在此情况下,农民工培训经费筹集要从其他渠道着手,采用“政府+企业+农民工”共同出资多元化模式。政府财政主要提供基本的培训保障,企业主要为农民工提供上岗培训,农民工个人则主要从个人职业规划出发有选择性地参加培训。政府财政资金要落到实处,企业要从经营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并可以申请税费减免。第六,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建立农民工职业培训新平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普及,为开展职业培训创造了新的环境和条件。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工作观念、生活观念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通过构建网络职业培训平台,能够促进农民工职业技能的进一步提高。第七,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评价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探讨构建农民工职业培训评价指标体系,提高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实施效果。
马艳霞[3]2009年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修正与路径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其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都比较突出,农业发展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收入低于全国水平,生活恶劣于全国水平。对于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到交通闭塞、思想封闭、教育落后、劳动力素质低下、本地劳动力市场发育落后、信息不对称、民族文化习惯制约等因素影响,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体现出难度大、成本高、进展慢、收入低等限制。如何根据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高度欠发达地区的资源禀赋、文化特征、劳动力素质等特点,寻求一条能够有效解决民族地区“叁农问题”、推进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是当前我国劳动力转移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普遍受到叁大难点问题的困扰：一是“劳动力转移悖论”,即转移过程中农村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不断流出,形成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转移越多,城乡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的愈加扩大这一恶性循环。二是“城乡就业怪圈”,即在相对发达的工业经济与落后的农村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城乡预期收入差异使城镇就业概率越高,流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就越多,从而形成“城镇现代部门扩张得越快,就业机会创造得越多,失业率就越高”的怪圈。叁是“异地转移难题”,即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以东南沿海开放地区、各大中城市流动为主要途径,这一模式不仅带来“民工潮”等诸多不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与劳动力自身生活质量水平提高的问题,也对民族文化传承保护、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等带来了一定隐患。本文认为,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具有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丰富、宗教与文化拉力强大等特色,围绕上述资源禀赋优势,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旅游经济,让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生产领域就近就地向旅游产业转移,实现“离业不离家”式的生产结构而非生活地域的转移,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和甚至解决上述“叁大难题”：一是可以有效吸收民族地区高素质旅游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解决民族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流失和农村产业空心化现象,缓解城镇就业压力；二是可以通过旅游投资项目和旅游消费吸引资金回流农村,从而实现资本积累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叁是旅游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持续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城乡收入预期差异,从而改善农村劳动力长期异地转移给城市社会、就业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发展旅游经济是解决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题的最佳劳动力转移模式。本文研究的对象是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目的是分析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剩余劳动力转移、流动特征与影响因素、经济效益、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评价旅游经济发展对西部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若干重要影响以及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探讨通过发展旅游经济扩大西部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的途径。论文按照“文献综述”→“理论局限”→“模型修正”→“模式选择”→“问题分析”→“对策建议”的逻辑顺序展开论证。首先,论文在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和劳动力转移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该地区当前劳动力转移中面临着若干重要理论局限和现实难题,必须探索一条适合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创新性转移模式。其次,论文结合民族地区特点,对经典“推-拉”模型、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进行修正和重述,证明大力发展以旅游经济是有效解决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难题的重要有效途径。随后,论文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多重特征、转移效应、现实障碍叁个方面展开了具体的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和个案分析,并从产业发展、城镇建设、旅游扶贫、社区参与、人才培训等多方面,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王建军[4]2003年在《教育水平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文中指出现阶段，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对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意义重大。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甚至出现回流，其两栖式的流动而非移民型的转移无疑是多因素共同作用合力的结果，但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基于这样的前提，本论文进行了逐步递进式的推证。第一章是论文的理论基础，首先对中外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而后着重分析了传统劳动力转移理论的不足，指出其忽略了对农村劳动力的转业、就业能力——即受教育水平的研究。教育投资决定了教育水平，而教育投资的变动则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福利的转移变化，因此本章还对教育投资和福利经济学的一般规定进行了分析，从而勾勒出全文的理论框架。第二章论述了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深入地研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然后以详实的数据，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论证了教育水平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向作用。第叁章论证了农村教育投资对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的决定作用，从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现状出发研究了农村教育投资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而农村教育投资现状决定了农村劳动力的转业、就业能力及综合素质。论文的最后一章论述了政府改善教育投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在农民自我教育投资能力低下且投资意愿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应起主导作用，其经费来源一是提高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到4.24％，二是加重中央和省级财政拨款比重，叁是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费用比重，实行免费教育；此外，还要改善投资效率，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周江洪[5]2011年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既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又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着与其他国家不同条件,这一点决定了必须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和非农业领域转移,对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社会结构演变都带来深刻的影响。本文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从多学科综合的视角,探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策略和途径问题。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为六章：导论是全文的导入部分,主要阐述本文所研究问题的背景和缘由、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以及所采用的分析框架、主要内容和创新点。并对文中的基本概念、假设条件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界定。第一章是文献综述。作为全文的理论基础,本章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理论及研究现状,特别是重点回顾了关于劳动力转移动因和障碍的研究。在对文献进行整理的基础上,提炼出了本文研究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章研究国内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践及启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要充分吸收现有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成果,确定正确的劳动力转移战略。通过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巴西等不同类型国家(地区)农村动力转移模式的分析,指出了其贡献和不足,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借鉴意义。第叁章研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特征、趋势。本章回顾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分析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并归纳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本章是基于中国国情进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独特性探讨,其作用是奠定全文研究的现实基础和时代背景。第四章分析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阐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为国民经济提供积累、推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拉动农民收入增长、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的重要意义。同时指出农村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第五章阐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原则和相关模式。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又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就基本原则而言,要做到“四个相结合”,即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与解决“叁农”问题相结合、与推进城市化相结合、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与政府调控和市场化转移相结合。这些是基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村劳动力和剩余劳动力不合理,就业结构转换滞后等现实问题而确定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可以概括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本思路为“七个坚持”：即坚持选择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坚持农业内部转移与二、叁产业转移并重,多渠道多形式转移农村劳动力；坚持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农民向城镇合理有序流动；坚持推进城乡配套改革,逐步消除农民进城就业和居住的体制性障碍；坚持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把农村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坚持国内转移与国际转移并重,积极开展对外劳务合作。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离土不离乡、离土不离乡、离乡进城、离土离乡等四种模式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第六章提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取向。结合国内外实践和经验,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从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推进农村工业化、深化户籍和土地制度为主的制度改革、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加强国际劳务输出等七个方面提出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和建议,并力求思路与建议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在掌握一定资料的基础上,力求全面客观、系统总结。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拟将历史分析与现状分析、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比较研究与实证研究等具体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本来就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政治问题,很难有一个学科单独完成,因此,本研究从理论到方法也必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过程,需要借鉴吸收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综合分析。
于浚湜[6]2010年在《我国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文着重分析了我国东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和制约因素,探讨了适合东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综述了关于东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提出通过健全国家制度政策、加快城市化水平、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及充分开发利用地缘优势等策略,促进东北农村剩余劳动力高效、有序转移。进而推动东北城乡经济建设,加快全面小康社会进程,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在蔓延,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失业人口激增,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与数量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本文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外的相关理论成果,通过对地方政府和大量数据的实证考察,依据东北地域特征,对东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研究。
禹华芳[7]2007年在《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叁农”问题是国家实现富民强国目标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农民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主体，“叁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拓展他们的生存发展空间，更快地实现小康，进而迈向富裕，而农村贫困地区劳动力的转移已成为解决这一核心问题的重要途径。实现农村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关系增加贫困地区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是关系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问题。该研究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研究现状，系统地介绍了国内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模式，针对我国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特点进行理论借鉴。以湖南省新化县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为例，介绍了新化县的自然、经济等特点，对新化县农村劳动力的总量、质量、就业现状及农业劳动力剩余状况进行分析，继而分析现有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特征和存在问题及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为有效地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政府必须实施有效的公共管理，加大宣传力度，把农村劳动力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的轨道，建立健全劳务转移就业的组织体系，加强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扶贫力度，从而实现中国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刘云喜[8]2012年在《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的农民就地城市化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城市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城市化的本质来看,城市化是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转变、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无论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还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其主体是农民,因此城市化是农民的城市化。农民可以通过进入城市,融入城市而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也可以就地实现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转变。在“民工荒”、农民“被上楼"、传统进城城市化引发严重“城市病”和“农村病"的现实背景下,以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的农民就地城市化为视角展开对农民发展问题的研究,为中国农民的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恰恰是本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农村经济转型本质在于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统一,中国农村经济转型现实具有特殊性,但其本质并不例外。本文在对中国农村及其局限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村经济转型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梳理。得出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主体在于农民,农村经济转型发展要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内在根据,以及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必须改变小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结论。并以农村经济转过程即农民生产方式工业化和生活方式城市化的过程为基点,首先对作为农民城市化基础的农村工业化之内涵、特征、必要性以及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展开分析,进而对反作用于农村工业化的农民城市化之内涵、本质、规律、中国农民城市化历程及其经验教训进行研究,并从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城市化关系的论证中再次验证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是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城市化的内在统一这一命题。同时也从中国传统城市化进程经验教训的分析中得出农民就地城市化是农民城市化必然选择的结论。在中国现实背景下,农民就地城市化是重要且必要的,农民就地城市化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必要途径。所谓农民就地城市化,就是农民不向城市迁移,而是在现有的居住地,通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与城市人(市民)一样的生产和生活的过程。即农民通过由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工业生产方式,由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而实现市民身份和待遇的过程。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本质在于农民身份的转变,以及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农民就地城市化是依据农民素质技能提升,以及作为农民素质技能表现的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城市功能逐步在农村得以建立和健全的过程。农民问题的紧迫性,农民进城城市化的局限及其引发“城市病”和“农村病”的严重性,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引发问题的严峻性,农村经济转型和城市化本质的内在要求等都成为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重要性和必要性的佐证。当然,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其可行性主要体现于：农民这一城市化主体,素质技能的不断提升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内在根据；农村工业化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现实依据；现代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高度发展,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先决条件；现有中心城镇的辐射作用,是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外在动力；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和国家对农民发展问题的重视及投入,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农业机械化和产业化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建设新农村战略的实施,为农民就地城市化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实践的成功范例也证明农民就地城市化不仅不是空想,也不是一般的鼓舞人心的口号,而是具有国际性理论和实践基础的有效的发展道路。在我国,农民就地城市化顺应城乡关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符合占全国总人口50%以上的农村人口的普遍愿望,其实施已是势所必然。因此可以说农民就地城市化是不可阻档的历史潮流。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是必要的、可行的,但其发展也需要各种必要条件的积累,因此,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农民素质技能提升,促进农村工业化发展,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村工商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同时在现有条件和状况下,发展股份合作制和现在资本农场,是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当然,上述措施的实现不应,也不能脱离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政策制度保障。在农民就地城市化实现和发展的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创新产业政策,改革土地制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建立和完善适合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
丁兆庆[9]2005年在《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战略研究》文中指出“叁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叁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要害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过低、农民太多、就业严重不足的问题。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尽管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传统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只是想方设法让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至于离开农村后的结局怎样,城市能否接纳他们,他们进入城市后能否留下来,劳动力转出后的农村经济社会能否取得发展等问题,则缺乏系统的研究和论证。结果,伴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空壳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越来越深化,城市就业问题日益越来越突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成本越来越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道路越走越窄,从而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陷入新的困境。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要调整改革和发展思路,使改革和发展重点适度向农村倾斜、向“叁农”倾斜。把“叁农”问题摆在突出位置来抓,把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到与城市就业同等重要的高度来抓。转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战略思路,以社会全局为着眼点,以创新转移模式为突破口,以提高“叁农”为基础,来谋划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措施,即通过发展农村夯实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础和平台,通过提高农民增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技能和竞争力,通过敞开城市大门通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道路,通过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创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良好市场环境。全文分为八章,各章主要内容和核心观点如下:第一章和第二两章从总体上把握了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及其转移状况,为全文的理论分析、战略选择和政策制定奠定了现实基础。中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大,富余比重高。农村劳动力过剩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人口的高增长率与低生产力矛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业就业比重低以及就业结构转换滞后等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一般原因,其中,人口高增长率和低生产力矛盾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头等难题;而政府对资源的垄断造成城乡发展和工农发展失衡、片面追求 GDP 增长导致以城市和工业为中心、不合理的政策阻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非科学发展观忽视了农村发展等则是导致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特殊原因。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一定的失业人口也是正常的,这是特定的生产方式的产物,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路径和方式做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还存在着制度性、经济性以及农村劳动力自身性的障碍因素,存在着片面强调提高城市吸纳能力而忽视农村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性偏差。这些障碍和偏差不仅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彻底转移,还诱发
马华泉[10]2010年在《城市化中教育投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Urbanization)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题。城市化是人口不断由农村转向城市的社会经济过程,具体可表现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城市地域的扩大,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普及等。从城市化深刻内涵来看,还包括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因此,城市化是一个文化积累过程、一个社会意识形态根本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制度不断创新的过程。作为一种更高形态上的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方式,城市化的深度发展,不应该仅表现在经济乃至建筑意义的“化”,更将体现人的生活在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上文明程度的融合与提升,也就是说,城市化不只是物的城市化、形的城市化,更是人的城市化、精神的城市化。城市化发展将进入到充分发展的阶段,这是人类的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人的城市化是这一过程实现的重要标志。它包括了人口城乡变迁和人力资本提升两个方面。布莱克和汉德尔森(Black and Henderson)指出：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影响城镇企业生产效率、城市经济增长速率以及城市人口增长率。而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增长的核心途径,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转移的质量与效率而影响城市化整体进程。未来50年内,城市化仍将是我国发展的主要趋势,预计将会有6-7亿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是,目前来看,我国的农村教育还没有对城市化作出积极回应,这对于我国的城市化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应该加大教育投资力度,着力提高农村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使其具备相应的劳动技能,为农村劳动力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奠定基础。本文首先从宏观视角探讨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发展状态以及城市化的内涵,重点分析了城市化的深层含义：城市化实现的速度与质量取决于更多高素质高技能的人力资本存量；而这一切的实现都将以教育的发展为前提,城市化深度发展的新要求为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命题。其次,从微观的角度来研究教育投资对提升城市化中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内在机理。通过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相关理论的分析,将农村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农村劳动力转移等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教育投资作为形成人力资本的一种关键因素,对人力资本的积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得出了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这一论断,而教育投资必然成为人力资本的孵化器。再次,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劳动者所具有的知识、技能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因素。人力资本水平决定劳动力转移的质量和方向。在借鉴经典的劳动力转移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重点分析了教育投资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促进作用,决定和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质量,教育投资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加速器。最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教育状况的诸多弊端、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综合影响了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质量。本文在分析了教育投资与人力资本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各要素的基础之上,构建了以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为因变量,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若干影响因素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模型,通过对山东省的教育投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特征进行了调查并实证分析,在调研出大量具有参考性数据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在5%的显着水平下得出只有自变量为受教育程度的模型,通过模型可以验证受教育程度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定量关系,并对此提出改善的对策和建议。
参考文献：
[1]. 教育培训对贫困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D]. 陈灵仙. 湖南农业大学. 2007
[2]. 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职业培训研究[D]. 韩伟静. 山东大学. 2016
[3].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修正与路径问题研究[D]. 马艳霞.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4]. 教育水平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D]. 王建军. 湖南大学. 2003
[5].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D]. 周江洪. 武汉大学. 2011
[6]. 我国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D]. 于浚湜. 吉林大学. 2010
[7]. 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D]. 禹华芳. 湖南农业大学. 2007
[8]. 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的农民就地城市化问题研究[D]. 刘云喜. 中央民族大学. 2012
[9]. 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战略研究[D]. 丁兆庆.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10]. 城市化中教育投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D]. 马华泉. 东北林业大学. 2010
标签：农业经济论文; 农民论文; 人力资本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农村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