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德树[1]2013年在《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维度,从文化传播、文化选择、文化融合和文化创新四个递进的文化层面,以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新文化的创建历史考察为主,兼顾逻辑论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构建了一个新的研究视域,即文化视域。从文化视域看：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文化属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中国化的成果,不论过程还是成果,都包含着鲜明的文化特征,具有典型的文化属性。第二,马克思主义是在文化传播、文化选择、文化融合和文化创新这样一个呈递进关系的文化逻辑框架内,完成其早期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第叁,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重大问题中,不能简单僵化地对两者进行比附,为了“契合”去找证据,而应该从二者共有的文化精神实质出发,分析它们走向融合的可能性。第四,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具有完整的哲学逻辑体系,它的形成使中国文化走出了中国近代文化选择的“两难”境地,为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基本方向,实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性超越。传播与选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维度展开的逻辑起点。中国进入近代以来,传统文化观念的封闭保守和落后,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最大的障碍,即使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时,中国思想界还在拘泥于“夷夏之辨”和“体用之争”中。先进的中国人正是看到了中国的落后根子就是思想观念的落后之后,才义无反顾地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中国掀起了反对封建传统文化的资产阶级文化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伴随着上世纪初的文化激荡,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其思想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特别是满足了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使先进的中国人选择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以其为指导创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后,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建设才在这种新文化的引领下,一步一步走向了胜利和辉煌。融合与转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维度展开的关键环节。相对于中国文化来讲,马克思主义属于异质文化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要想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并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就必须同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气质,这就是文化的融合与转化。突破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维度展开的理论走向。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是运动和发展的观点,是毛泽东考察中国文化发展遵循的最基本原则。既然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是一成不变的,那么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处在运动和发展中的,敢于破旧立新,不断地推陈出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维度展开的理论走向。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构建,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距近百年,但是我们毫不怀疑两种文化都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都具有先进文化共有的文化品质,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传承与创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许多立场、观点和方法,至今仍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张丽[2]2016年在《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为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秉持着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的初衷,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思考并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籍中国共产党早期一段时期内领导核心的特殊身份,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殚精竭虑。他克服长期严重病痛和艰苦战事带来的重重困难,在叁十六载生涯中留下了五百余万字的着述,不仅完整地阐释了自己关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思考理路和构建脉络,而且为后人瞻观考述自民国初年至抗战之前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和思想观念的革新提供了难得的文本依据。1953年党中央决定将收集整理的瞿秋白文学方面的遗着编辑出版,形成了四册八卷的《瞿秋白文集》,这实质上是在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自觉引发各国普遍关注本国文化模式的背景下,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文化建设亟需符合本国实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之际,提出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时代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结构和生存方式发生了空前的变更,文化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地位不断凸显,中国的改革开放更进入深层次阶段,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赋予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崭新的时代价值。从本质上讲,瞿秋白的文化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它是在文化视域下系统研究具有西方血统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选择、融合和创新整体进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个案代表,是贯通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在中国建立新型文化的思想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关键环节,是精通文化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留给正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后人们一笔仍有待深入挖掘的宝贵遗产,本文力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全面解读瞿秋白的文化思想。论文主体由绪论、正文、结语叁部分构成,其中正文部分共五个章节,在逻辑结构上分为叁个层次,第二章整体考察瞿秋白文化思想形成和发展,第叁、四、五章分别探讨瞿秋白文化思想具体内涵,第六章对瞿秋白文化思想进行评析。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明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前提基础。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论文研究的问题域,而瞿秋白的文化思想则是论文研究的直接对象,明确这一关系是理解论文立意主旨的关键。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内在的包含了作为主体内在本质力量的主观心态领域、作为过程的活动领域和作为结果表征的符号领域,瞿秋白正是凭借着对文化范畴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从事文化活动并形成自己的文化思想的,这是理解论文篇章结构的关键。此外,针对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历史现状梳理、选题的研究价值分析以及研究思路、方法等的明确,为全文的展开做出了必要的铺垫。第二章厘清瞿秋白文化思想的逻辑进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所依循的传播、选择、融合、创新路径,在瞿秋白个体的身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也构成了瞿秋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形成的逻辑理路。中国传统文化沁染中成长起来的瞿秋白,在近代中国文化嬗变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坎坷身世促其萌生的"人与人关系"的难题,在调整以人为中心各种关系的伦理型传统文化与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共鸣中得以解答;赴俄归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瞿秋白,从中国文化现实出发,在与各种文化代表论战碰撞中,阐述了中国新型文化的创建只有通过文化革命这一道路的理论观点,实现了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的融合;这种新型的文化是包括符号表征、实践形态、价值意蕴等系统体现无产阶级本质要求的新文化,瞿秋白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第叁章梳理瞿秋白关于语言文字和艺术的思想理论。瞿秋白较早地认识到统治阶级利用语言文字剥夺无产阶级文化权利以巩固统治的实质,受苏联扫盲运动的启发开始倡导汉字拉丁化运动,并提出"文腔革命"的主张;他第一个翻译了极具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歌曲——国际歌,在散文创作中移植了山水画作清秀空灵的风格创造了具有艺术美的无产阶级文艺典范,翻译俄国无产阶级戏剧经典并倡导中国的无产阶级创作属于自己的革命戏剧,重视并推广连环画等大众艺术形式等等,形成了充分发挥艺术的革命功能,积极利用民族艺术形式,实现"自由""正义""真美"的艺术发展目标的无产阶级艺术观。第四章论述瞿秋白关于文学、教育和新闻报刊的思想理论。瞿秋白是首位将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从俄国翻译并引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行者,在杂文、散文、诗歌等领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他还充分并灵活运用文学批评武器,成为二十世纪叁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文学思想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使他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瞿秋白的学校教育思想侧重社会科学理论的教授传播和教育规律的研究探索,农民教育思想强调的是阶级性、革命性的培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素养的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教育思想则凸显了重视人才培养,注重思想教育,锤炼先进性的特征;瞿秋白还在自身丰富的新闻报刊编辑实践中形成了关于不同性质新闻报刊的功能、立场、文风、中心工作等的科学认识,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第五章概括瞿秋白文化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瞿秋白的文化思想从哲学的高度赋予了文化实践的价值意义,其中关于文化哲学的思想是瞿秋白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广义的文化层面观察人类社会取得的文明成果的思想结晶,是他关于文化本质理论、文化革命理论、文化建构理论等问题的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也渗透着主体的价值理念追求,包含了瞿秋白的价值立场、价值观点、价值取向,深刻反映了瞿秋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凸显了瞿秋白的献身精神、自我批评精神、革命精神,是瞿秋白道德品格和文化性格的集中体现。第六章全面评析瞿秋白文化思想。纵观瞿秋白探索中国新型文化的历程,我们发现,革命性、批判性、民族性、创新性和人民性是贯穿其文化思想始终的主要特点,他独特的文化思想在系统阐释唯物史观、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强调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确立文化发展的国际视野、突出民主革命时期文化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奠基新民主主义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也存在着教条理解文化功能、过分强调文化阶级属性、过于凸显意识形态隔阂、僵化对待资产阶级文化和传统文化等不足之处,但从总体看来,对今天的文化建设存在着系统而深刻的启示意义。
潘艳慧[3]2006年在《《新青年》翻译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文中指出“五四”文学既被称为“人”的文学,这意味着它的发生、发展和“人”的自我发现与“人”的现代自我身份的确立密切相关。既然如此,在这一“人的发现”与确立过程中,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身份的确立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因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引路人,而且他们还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创作主体。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与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发生具有同构的性质。具体说来,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自我的现代身份认同,并建构一种自我以及他们所属的群体的现代身份时,他们作为翻译主体、创作主体的一些具体实践行为实际上已经影响到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发生方式、发展形态与发展方向。进一步说,由于藉以支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身份的那些现代的先进知识或文化理念,主要来自于其对西方文化的翻译与汲取,因此,翻译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建构的作用重大,并且在很多时候它还成为真正的“跨文化”权力运作的所在。 在我看来,就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来说,研究知识分子通过翻译这种话语方式所表现出的现代身份认同这一过程无疑具有一定的发生学意义。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试图把论述的落脚点放在《新青年》的具体翻译行为中,力图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与建构历程作为考察的重心,将其纳入对现代中国文化文学进行考察的基本论域和整体框架之中,并以此窥探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发生与知识分子的现代身份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按照《新青年》翻译与现代中国分子身份认同与建构之间的逻辑关联与表现形态,本文分五个部分进行叙述: 首先,本文考察了晚清到五四的翻译实践与知识分子对自我与群体身份的想像。近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问题的出现,并进一步促使知识分子对于自我与群体的现代身份的想像的发生。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晚清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在自我身份想像这一层面有着诸多历史的勾连和实际操作上的共性,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微妙的区别: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对于自我身份的想像主要着意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而五四一代对于自我身份的想像与建构则主要是从文化的层面与现代个人的意义上展开。在我看来,这种差异主要导源于他们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等一些根本问题上的某种分歧,因而他们的翻译行为在想像和建构其身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殊异。 其次,本文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的翻译语境以及具体的翻译操作中对自我译者身份的一种预设和建构作为考察对象。可以看到,在翻译活动中,由于译者一般情况下是通过对译本的选择、对翻译方法的操控、对受众的身份设想等多方面的译者主体意识与行为来对某一异域文化予以取舍,或对某一先进知识直接“拿来”,因此译者很容易成为某一异域文化的“代言人”或“解释者”。而这种“代言人”与“解释者”的形象潜在地构建了知识分子的文化精英与知识精英的身份。因之,在五四时期的历史语境中,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我身份的
穆允军[4]2010年在《文化比较视域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思考》文中研究表明在中西碰撞、古今更替的历史背景下,在国家和民族面临救亡图存之时,“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德”“赛”两面旗帜,发挥了重大的文化启蒙作用。它一直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隐含着一条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断解读的反思之路。“引论”部分首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概念加以厘定,对其起讫时限予以界定,梳理了过去的研究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多重面相、多种意义在过去的文化反思中不断被揭示出来,不论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学生爱国主义运动概念的辨析,对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内涵的诠释,还是对新文化运动思想流派的梳理、传统在后现代中的意义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近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出现一个趋于平和、寻求融合的时期,人们不再拘泥于启蒙与反启蒙的论争,而是以开放的文化心态,突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术范式,在回应时代课题的基础上综合创新。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文化启蒙并没有如人们所愿,真正实现科学与民主。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遇到了哪些特殊的困境?依然是需要深化的课题。从文化比较的视域出发,彰显启蒙的坐标意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特征与特殊困境有更明晰的呈现,为反思与超越“五四”寻找到突破口,即是本论文要努力做的工作。第一章追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文化比较思想及面临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相似,是促成中国文化近现代转型的文化启蒙运动,但不同的是,作为一种外源性启蒙,它是在中西文化碰撞、冲突中发生的,表现为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文化启蒙。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是在中西学割裂基础之上的文化比较框架,在意识到船坚炮利只是西学之末以后,时人对西学之体的理解开始上升到政治制度层面,如何在中学之中安置西体的问题成为国人亟待解决的难题,中学之体正统的至上地位开始受到质疑与威胁。维新派虽然也坚持“中体西用”,但内涵已有所变化,倾向于“新旧之争”基础上的中西会通,在一定意义上消除了体用框架中文化价值判断的偏见。严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现”范式奠基人,他所指出的“黜伪而崇真”的自然科学方法和“屈私以为公”的民主政治制度即是科学与民主的先声,他对进化论的信奉和对实证经验的推崇也确立了“五四”新文化派与“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的基本前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夜,东西方文化无处不在昭示着文化时代性的巨大落差,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文化时代性凸显表现为“世界主义”倾向的形成和“变”的思想的激进化。第二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两次文化论战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作了概述和简要的比较分析。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由器物层面的图强到政治制度的变革,再到思想文化领域的觉悟,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论战在历史与逻辑的双重意义上提供了前提。从东西文化论战中可以看出,对科学与民主的肯认、对东西文化之间根本性差异的认识,新文化派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是一致的,但两者在东西文化的差异性质的判断、新旧文化的理解、世界文化未来走向等方面表现出迥然不同的理解。科学与民主是西方启蒙运动孕育出的两大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则试图在缺乏两者的社会基础上,通过对两者的提倡来回应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表现出科学与民主的泛化趋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化了对民主的认识,强调了人的解放,肯定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但表现出批判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侧重民主的文化启蒙意义,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等特点,把民主视作一种价值概念,启迪民智的一种工具。在缺少近代科学的现实条件下,科学更多的是在哲学、文化的语境中被认识的,科学不仅是求真的智识,还成为一种自明的信仰。科学超越了知识领域,扩及社会科学,甚至是宇宙人生各个领域,摇身变为无所不能的新偶像。科学泛化表现为“求善”到“求真”文化价值取向的转变,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化的浓厚色彩和科学的信仰化取向。“科玄论战”是东西文化论战的延续与深入,既有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又有中国文化、哲学现代性问题；既反映了西方文化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关系问题,也折射了形而上学与现代性的纠结。“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从科学与哲学的联系入手,试图实现哲学的科学化,以科学统一宇宙人生,具体表现为：第一,科学代替经学,试图重新建立一种形而上的世界图景；第二,科学主义视域中人与人生的机械化；第叁,真对善的遮蔽；第四,通过科学方法的万能,实现价值领域的僭越。当科学派将科学作为一种全息的视野审视宇宙人生时,科学视野的独断化就导致了科学主义的产生。玄学派对形而上学与科学视野的不同有着强烈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来源于对人的存在的二重性的深刻认识,虽然在论战中黯然谢幕,但其提出的人生观及自由意志问题关涉着人的终极关怀,是“安心立命”之所在,更有其深刻的历史意蕴,有力地揭示了任何一种外源性启蒙必须坚持自身文化民族性维度的必要性。“科玄论战”还标志着早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道扬镳。文中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科玄论战”的分歧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两者表现为主义的历史与当下作用、再造文明与社会革命、点滴改良与根本改造、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竞争说的不同认识。胡适奉行的实验主义也显示出了自身的两大缺陷：实验主义通过方法论的化约成为了一种“真理”；实验主义长于批判,短于建设。“科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更突出学理预设上的不同：基础的一元论与多元论的分野；物质本体论与存疑的唯心论之区别。第叁章的主要内容是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的异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文化迅速转入现代文化的轨道,但科学与民主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未竟的事业,与西方启蒙运动塑造的现代性历史潮流形成鲜明对比。首先,通过西方启蒙运动中人权代替君权、人本代替神本、科学代替信仰特征的分析,揭示启蒙的实质即通过理性发现人的自我。“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表现形式,是通过对科学与民主的高扬和对封建的纲常名教的批判挺立起人的主体性,从而凸显人的理性精神。与西方启蒙运动的具体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的实质都是通过理性发现人的自我,人的发现是中西启蒙运动的共同目标。其次,揭示中西启蒙运动的不同之处。一是文化传统的不同。西方是理性与神性相结合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主流、儒释道互补,“道统”一脉相承,关注的领域是社会人生,宗教意识淡薄。两种文化传统的不同根本在于理性与德性的不同人性预设。一是启蒙与传统关系的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把西方文明的优势泛衍到文化比较的领域,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遮掩的价值判断,表现出对传统的全面否定。在西方的启蒙进程中,启蒙与传统却表现为一种回归关系,它是在西方文化自身体系内做出的自我调整。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启蒙运动是对传统中的希腊路向的复归,它所反对的是神性的宰制性垄断,而不是对传统进行全面的否定。它的反传统并没有打破整个西方文化体系的构架。再次,分析中国启蒙的特殊性。一是启蒙的外源性与文化民族性维度的凸显。“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受到西方启蒙精神影响的文化启蒙运动,标志着中国文化由近代到现代的时代转化。同时,启蒙的外源性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面临文化民族性的纠结。启蒙的外源性决定了任何一种非西方文化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都要面临文化民族性的维度,这是文化保守主义虽然显得不太合时宜却又具有深刻思想价值的原因,也是“五四”留给我们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启蒙。二是救亡压倒启蒙：国家民族本位取代个体意识。西方启蒙运动的中心是对人的研究,把启蒙推进到人的主体性层面。与此相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也注意到启蒙张扬个性一面,但由于国家与民族的存亡危机,并未向西方启蒙运动一样进入到深层的理性与自由去揭示启蒙意义,而是把启蒙定位于科学与民主这样一种外显的范畴。叁是启蒙塑造的理性精神在西方社会结构层面上具有坚实的市民社会基础。与此相比,中国启蒙显然缺少市民社会成熟的现实土壤。从社会结构看,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不利于市民社会的形成。中国市民社会的建立,其特点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觉醒,国家在社会的变革中扮演主导的角色,市场经济发展的贫弱状况尚无法提供有力的世俗基础的支持。第四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反思：理性的独断化必然导致启蒙精神走向自身的反面,这是启蒙的悖论所在。对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是对待“启蒙”应有的态度；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启蒙的双重性,把新文化看作对传统文化和近代文化的双重超越,寻求回归传统与全盘西化之外超阶段发展的“第叁条道路”,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反传统并不是启蒙的应有之义,“五四”新文化运动非主流思潮凸显的是对传统维度的维护,作为外源性启蒙,我们应从中汲取更多的思想养分；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是文化自我反省透显出的理性与价值的整合取向,这是超越“五四”启蒙心态、进行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契机。
林树帅[5]2017年在《“破”与“立”视域中的五四话剧新论》文中指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五四话剧。文章尝试从五四时期中国话剧"破"与"立"的角度出发,系统考察五四话剧的生成与发展问题。试图阐明在此过程中,五四话剧于戏剧观念、理论生发、剧本创作以及艺术探索等方面为中国话剧的现代化做出的历史贡献及遭遇的历史困境。论文除绪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关于"破",主要讨论的是五四话剧创生的基本前提问题,即要在戏剧领域打破旧的营垒,通过对旧戏和文明戏的彻底批判,来为五四话剧的出现开拓必要的空间、谋求历史的合法性。在旧戏批判一节中,论文以时间为线索,详细论述了"新青年派"从舞台形式到思想内容对于旧戏的具体批判内容,同时回顾了在批判过程中由于出发点不同而导致的张厚载与"新青年派"之间错位的论争,这场论争客观上带动深化了旧戏批判的方向与力度,同时也澄清揭示了一些关于中国戏曲的本质特征,不无益处。在文明戏批判一节,则以民众戏剧社成员为主力,聚焦于戏剧的标准问题,以严肃端正的现代戏剧观念来对一味追求利益、自甘低下趣味的堕落的文明戏进行反拨与纠正。其批判视角主要落实于了后期文明戏的旧戏化、商业化与内容趣味等方面。第二章则以探讨五四话剧的"立"为主要内容,这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认识论层面的以"易卜生主义"为标志的现代戏剧观念的确立与方法论层面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探索;二则是具有现代启蒙精神内涵的话剧文本的出现,通过在中国话剧文学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两部剧作,即南开学校的《新村正》与胡适《终身大事》考察比较,明确了《终身大事》作为中国第一部现代话剧作品的历史地位与意义。第叁章是对五四戏剧理论进行了必要的历史考察。五四戏剧理论总体上经历了一个由外来引进到形成独立自我的现代戏剧理论的这样一个过程。第一节关于西方戏剧理论引进的介绍,包括除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戏剧思潮、理论的译介,如宋春舫对西方浪漫派、表现派的介绍,田汉对新浪漫主义的思考;冰心、洪深、熊佛西对西方戏剧文学中悲剧、喜剧等基本理论的介绍与研究;宋春舫所呼吁的西方现代剧场理论等等。第二节则主要分析了以陈大悲《爱美的戏剧》为标志的独立自主的现代戏剧理论的生成、以熊佛西与向培良为代表的现代话剧艺术与批评理论的建设。第四章则主要是对五四话剧文本的审视与考察。首先,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话剧文学的起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对西方近现代戏剧文学的借鉴甚至是模仿来作为原动力进行创作的,通过对西方近现代优秀剧本文学层面的学习逐步达到进行现代剧本的自我创作。因而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一批有其历史与现实背景的具有时代特殊色彩的模式剧与译编剧作品。其次,五四的社会问题剧则是当时广泛传播并被接受的易卜生主义在话剧文学领域内的直接体现,从艺术与美学追求上看,它秉持的是五四时期对于文学所特别强调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从价值理念与主题选择上看,它又服膺于五四所倡导的一系列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是五四时期"为人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探讨的则是五四戏剧美学的表现与变化,即话剧艺术的探索。这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一、现代舞台人物形象的确立,其中包括舞台人物形象体系选择上的变化、现实主义描写方法的运用以及典型人物的塑造等;二、是戏剧冲突的"外"转"内",通过五四前后两部《孔雀东南飞》的冲突模式的转变,揭示出五四话剧题材关注视角的转移;叁、是戏剧语言的朴素与诗化表现特征,五四前期,话剧需要担负起真实地观照中国社会现实的重任,因而所需要的是客观、直接并且富于戏剧情境所处生活状态的写实性戏剧语言;而随着五四落潮后的文学形势为戏剧美学的调整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如剧作家群体心态的变化、视角的调整,文学潮流的兴起(如现代派)以及戏剧运动的倡导(如国剧运动)等等,或多或少地促进了话剧艺术创作中的戏剧语言风格的诗化转变。第六章主要论述的是五四话剧现代化所面临的历史困境。困境之一,是五四话剧的政治化倾向,虽然政治化为五四话剧的现代化注入了根本的动力,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曲解并压倒了五四话剧的现代内涵,并决定着五四话剧艺术的美学认知与探索选择。困境之二,是五四话剧实践的小众化现实,其原因在于五四话剧的现代性内涵及其艺术表现同大众的审美认知与心理定势之间的错位与隔膜、五四剧人对于话剧大众化的认知误区与实践局限以及五四话剧演出的动机与态度问题。困境之叁,是五四话剧现代化与民族化的抵牾,其表现在五四时期对于话剧的现代化建构压倒、遮蔽了其应有的民族化诉求,同时还表现在国剧运动派在戏剧民族化问题上的探索对五四话剧现代化造成的消极影响。
阮娟[6]2015年在《世界与现代：世界观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文中指出本文以“世界观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为关注对象,考察世界观念形成的内在理路,探讨中国语境下,主体的世界观念与现代性关系、世界观念参与及影响文学现代性的方式与可能。全文的思路与重点是将世界观念的形成放置到具体历史语境中,考察新的观念形态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以及与现代性启动之间的前提关系。关注主体接受与理解新世界观念的渐进层次与内涵侧重,探讨不同时期世界观念参与塑造新文学现代性的不同面向,以及带给现代性发展的多向可能。全文共分五个章节,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缘起、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论文的主要思路和内容。第一章主要探讨世界观念的形成以及它与现代启动之间的关系。以传统天下观为参照系,结合世界观念形成过程考察,确定世界观念的表达层次,以及它去中心化、等级化、思维上的横向性、状态上的流变性以及价值上的矛盾性等特征。以此结合对“世界”概念源流的相关考察,了解以“世界”指称新时空的内在性,也从侧面展现了世界与现代的关联。同时,从天下观到世界观,结构上的封闭到开放,思维上的单向辐射到横向平等交流,内在决定了新的世界观念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第二章主要展开世界观念与现代性体验发生关系的探讨。现代性的发生不仅表现在外在的器物、制度的更新上,更在于主体感知现代的不同方式上,现代性体验也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部分。世界观念直接参与了体验的现代转化,新的地理时空带来的一系列感受体验,从新奇赞叹到迷茫、失落,是最早的现代性体验。黄遵宪诗歌中大量关于世界及相关感受的描写,细致描摹了世界观念与诗歌现代性体验的互动。第叁章对世界观念催生文学现代身份的觉醒做了简单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既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对这两重身份的觉醒和认同本身就是文学现代化的重要部分。“世界”的语境是“中国文学”身份觉醒的重要背景,“中国文学”观念的发生与世界观念密不可分；同时,世界文学观念的发生,以整个社会世界意识和观念深化为背景。只有真正接受了现代世界观念,承认其他民族文学的同等地位,对于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接受才成为可能。对于世界的认识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对世界文学的想象和期待、理解及表达。下面两章是对世界观念参与影响现代文学观念的探讨。首先对不同时间段国人对世界的理解与侧重做了简单辨析。第四章主要关注“世界”与语言变革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世界意识是语言变革发生的动力和目标之一。与世界其他民族语言发展的比较以及对世界语言发展趋势的判断,是语言要求变革的驱动力之一,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语言变革的方向；其二对于世界的追求和判断引发了世界语的推广与宣传,使得现代语言变革呈现出激进色彩。第五章对世界观念与“人的文学”观确立与建构的关注。从个人成为关注重心,“人的文学”观的确立方面来说,世界意识的强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以国家为代表的强势话语,使得个人得以摆脱束缚、得到成长。世界主义的氛围也有助于人道主义思想的传播,奠定“人的文学”理论基础;从代表性的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具体建构来看,其“人的文学”坚持个人本位,却一直有世界人类的立场与追求。正是这种世界和人类色彩使得“人的文学”具有了新理想主义特征,同时暗含着社会改造的诉求,从而内在影响着现代文学的面貌呈现和发展走向。最后余论部分承接着正文内容,简单论述了周作人对文学民间性、地方性的现代整合中世界视野的过滤作用,表明世界观念对现代性的发展、进一步整合的继续参与,以及相关研究的未完待续性。
张艳国[7]2001年在《破与立的文化激流——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文中指出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年代，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嬗变尤其如此。在五四时期兴起的评孔思潮，上承近代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下启新民主主义文化萌动的时代方向。以评孔思潮为历史生长点，在五四时期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破与立的文化激流，形成了对以孔子及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的历史性考问潮流，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在五四时期也经受了一次空前严峻的时代性考验。 五四时期不为研究者所注目的评孔思潮，恰是一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的近代救亡启蒙意义的文化运动。它上起自民国初年的袁世凯复辟时代，以《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下止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幕，以科玄论战的兴起为界标。五四时期的评孔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的起止适相重合，内容相互关联。这场文化运动要破除以孔子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信念、价值体系，要对历史的孔子及其学说进行重新认识，将它从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中拯救出来；要树立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进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根本改造，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以俄国式道路为文化改造的方法和途径，开辟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光辉前景。评孔思潮之破的对象与立的目标在价值意义上，与新文化运动是完全一致的，但在讨论问题的切入点上有自己鲜明的文化个性，它是在一个十分具体而又关涉全局的文化话题上、在重新审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层面上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线索与内容的丰富。五四时期的评孔思潮，以评孔批孔为焦点，以新旧对立相区别，在叁个不同的领域以叁条互相联系的线索为依据展开：一是紧扣着民国初年新旧嬗变的社会主题，在社会政治领域（主要是政治思想领域）展开新旧斗争，反对尊孔复古和帝制复辟，力图阻止社会政治状态的逆转趋势；二是着眼于中国文化的自身的改造，探讨中国文化的演进形态与发展道路，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底层进行新旧斗争；叁是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与途径探寻中国文化的改造方法，确立符合先进文化方向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与路向。从空间上看，虽然它们是平行发展的，但是，如果从逻辑的角度看，它们又表现为内在的递进深入的关系。五四时期，人们活跃的思维在这叁条线索上如同音符围绕旋律跳动，掀起澎湃的文化激流。透过波谲澜诡的文化激流表象，我们可以一窥评孔思潮与新文化运动之关联性的全豹。因此，如果从评孔思潮的角度看新文化运动，就正好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 在五四时期，因评孔思潮的兴起而形成一个新旧对立的巨大文化纽结，开辟了一个特大型的问题域。如，文化守旧与演化开新，文化保守与开放引进，民主与科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固有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中华民族心理结构的形成与改造，等等，都聚合在由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演进的社会历史主题之下。在问题的解证中，思想者的理论思维的分量越来越重，名词术语也日益增多；对立的两极也日益暴露出论战中不可避免的偏激与极端的弱点。历史地看，对于特大型问题纽结 w－－＊＊－－ffe＿＿＿——。－o 的求证，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予以全面性解决．因此，一些带有根 本性的问题在理论上暂时得到了解决，如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方向，中华民族文化心 理结构的根本性改造等等，已然有了科学的解答，只是有待于实践检验和证明罢了； 而一些中现层次与具象性问题则还须更进一步讨论．五四时期以后有关中国文化问题 及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实际上渊源于评孔思潮所开辟的问题域． 在本论题的解证中，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文化理论为指导，以历史学 规范为依据，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历史主义的考察与理论形态的分析，并给以历史的、 文化的定位．本文不同意以党史规范或者是政治史规范为依据研究新文化运动，困为 在这种范式的影响和支配下，五四时期极为重要的评孔批孔文化运动就被掩埋不见 了，因而难以深入地给予新文化运动以历史的文化的解析，难以科学地深入地认识五 四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体相，更不要说认识和研究整个五四时期了；本文反对国外研 究者为评孔思潮以及新文化运动所设置的“历史哲学”模式和“文化哲学”模式，认 为一切主现的、超历史的理论模式，都不能真正认识历史表象背后的历史运动、文化 运动的本真． 本文按照“实事求是地创新”原则，除了首次提出五四时期的评孔思潮与评孔 批孔文化运动的概念，并以它为论题进行全景式研究外，还以评孔批孔文化运动为研 究的切入点，探讨了评孔思潮的展开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之良性互动关系；在研究中， 本文立足于原始资料，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文化理论为思想利器，跟踪国内外学 术动态，从而得出了一些切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全局的新看法：本文不同意发源于 海外研究者的“全盘反传统论”，认为无论是评孔批孔文化运动还是整个新文化运动 都不存在“全盘反传统”的理?
邹铁夫[8]2013年在《论争与存在—文言的现代命运》文中认为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与民族危亡的双重时代主题下,中国整个思想文化体系与面貌都发生了巨变。其中“文言”渐趋“没落”,“白话”成为社会通行语言是影响最大的变化之一。汉语文的语言载体与表现形式的变革,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个思想文化的变革。白话文成为社会主流语言一百年来,汉语文无论从内涵还是面貌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另一方面,现代汉语文建设过程中一直争议不断。及至当代,国人母语能力的普遍下降与文学创作、语文教育所面临的各种困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也许不止一个,但如果从现代汉语文形成的源头与过程来思考,就不能忽视“文言”对现代汉语文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要想在现代白话文语境下讨论“文言”的地位与价值,这就既需要回顾百年来文言在汉语文形成过程中的争议和境遇,同时也要考察文言在这百年来的实际生存状况到底如何。文言以及文白问题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实际上是在五四白话文运动时期达到高潮的。在白话文运动时期,秉持不同文化理念和现代汉语文建设思想的学人们,大体上形成了以倡导彻底打倒文言而推崇纯白话的“白话倡导者”一派,和表示坚持以传统文言为基础进行语言改良的“文言守护者”一派。两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成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一次大讨论。此后百年,两派流脉不绝,其争论也持续了一个世纪。在一定程度上,理清百年来关于文言和白话等相关语言论争,不但能够梳理近代以来的汉语书面语面貌变化的根源、脉络,还可以借此把握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倾向。以文言为核心角度去考察语言论争,首先我们要重新客观回顾、评价“文言守护者”们对文言性质与价值的观念和认识。在五四白话文运动高喊文言已“死”的呼声中,文言守护者基于对文学、文化理念上的不同理解,直接导致了他们与白话倡导者对文言性质定位的针锋相对。他们认为文言并没有死去,否认语言的阶级属性,认为文言在语文修习、艺术表现力等诸方面仍有其特定的价值和作用。但这并不是说文言守护者就像我们惯常认识的那样是反对文学革命的,事实上他们想通过改良中国文学来实现改变现代中国社会的初始目的,是与新文化倡导者一致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与白话倡导者的文化理念和改良措施不同。一般惯常认为五四白话倡导者是积极倡导白话、号召打到文言的,但实际上我们相对缺乏关于他们对文言的认识和表现的研究。通过对白话倡导者阵营内部意见分歧的考察,会发现他们有很大一部分人在理念上是很重视文言对现代汉语文建设的价值的。再者,通过考察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实践与文言的关系,可以更加清晰的看出白话倡导者对文言实际的客观认识,以及对文言的复杂心理情结。除了重点考察五四时期之外,还要梳理五四之后直至新世纪对文言的争论以及对汉语特色新的认识和思考。文白之争并没有随着五四白话文运动落潮而结束,关于汉语书面语的面貌、发展以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有很多因时代发展而出现的问题成为了新的讨论焦点。百年的讨论,既让人们不断对汉语书面语的过去和现状重新思考、咀嚼；更让我们逐渐摆脱了过去因模仿西方理论从而造成对汉语的片面化认识,转而开始认识汉语本身的特点,为汉语文研究和良性发展提供了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百年来关于文言的争论一直没有断绝,可文言在汉语文应用上从未真正消失过,它在社会各个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在文艺创作方面,不但文言已经深入影响、融合进现代白话文之中,甚至旧体诗词和各式旧式文体的创作也仍然存在。在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空间,文言在各式应用文体中也都不同程度的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最后,文言在作为文化传承的语文教育中的变化历程也是耐人寻味的,近代以来文言教育随着整个教育体制的变革而逐渐衰落。而近些年来,文言及传统文化对母语教育的特殊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语文教育中的文白比例、教学教法等话题的反思与讨论也逐渐走向深入。总之,考查近代以来百年,白话文逐渐成为正统语言过程中,文言与白话之间的互动过程；辨析在白话文为大势所趋的历史与现实中,主张和倡导“文言”价值和应用功能学说的理论流脉,并以当代眼光重新审视,从中发现和讨论对汉语文发展有益的理念；考察文言在现代语境下社会生存的实际状况；梳理文言在语文教育中的发展变化和理念探讨,对当下语文观念的新变和语文教育的改革予以思考。
周后燕[9]2017年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观》文中提出传统观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绕不开的问题。所谓传统观就是对传统的理论化认识。传统观有自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依据,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是自成一体的、前后一贯的。它强调的是对传统的系统性的、整体性的认识,而不是指对传统的零星的想法或看法。中国近代传统观肇端于学术思想的转变。晚清今文经学研究思潮兴起,魏源、龚自珍、康有为等对古文经的质疑,以及对经世之风的倡导,动摇了经学的地位,为人们打开了反思传统的闸口。晚清到民初西方思潮的大量引入,为知识分子们从中西对比的视角反思传统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至五四时期,随着学术流派的形成,最终产生了不同思想流派的传统观。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侧面,将传统观从抽象引向具体、从学术引向实践,找到了推动传统变革的现实力量,奠定了中国近代传统观的科学基础。李大钊是中国近代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主要从理论层面奠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传统观发展的方向。他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到对儒家传统以及史学传统的认识中,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传统的先河。李大钊从新旧之间的联系入手,主张以传统中具有生命力的内容为基点,批判地融合新的时代因素,实现传统的现代化。由此,他主要从孔子、民本以及史学传统叁个方面入手寻找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基点。通过对真假孔子的辨析以及儒家民本传统的批判,肯定了孔子的创造力和与时俱进的精神,肯定了儒家民德、民力、民意的现代意义,推进了儒家传统的现代化。通过对封建旧史观的批判继承,将传统置于客观的历史进程中,使古今的联系从抽象的儒家道统式的联系转变为具体的历史联系。陈独秀将李大钊开启的新方向从思想领域推进到政治领域。陈独秀认为社会的发展是通过质变实现的,新旧之间的关系是生死存亡的竞争关系。他极力凸显新旧之间性质上的差异,主张以激烈的革命方式促进传统向现代的转化。陈独秀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国民性、封建国家观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试图通过“破旧”的方法达到“立新”的目的。由此,他对传统的弊端,即与现代价值理念性质相反的内容:儒家礼教的等级性、国民劣根性、封建国家观的落后性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通过对传统弊端的批判以及新的价值理念的引入,实现传统的现代化,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民主国家奠定基础。瞿秋白沿着李大钊、陈独秀的方向将对传统的反思推进到社会革命领域。他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引入到对传统的认识中,明确提出了批判继承法。瞿秋白从新旧之间的辩证关系入手,以历史主义的眼光、阶级的立场批判了佛教、儒家以及农民革命传统。他通过对佛教传统的批判改造,消解了佛教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肯定了佛教辩证思维与普渡众生的牺牲精神,并将其融入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通过对儒家传统中带有等级性的制度、思想、伦理等的批判,推进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扫除封建思想的束缚。最后瞿秋白通过对中国农民革命传统的批判,一方面论证了农民革命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联盟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与弘扬者。瞿秋白认为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才能使传统获得真正的重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叁民主义的论争过程中,形成了立足于无产阶级的立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的,以批判继承为方法的传统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观为中国新的学术形态的发展做了准备,并开创了新的革命道路,更重要的是它唤醒了现实的力量,找到了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与弘扬者——中国共产党和工农联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观奠定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实践的传统观的基础,开辟了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新路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程。今天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时代主题下,我们借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观,吸取其中的精华,结合时代要求,继续推进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岳凯华[10]2004年在《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四是中国思想史上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激进性姿态和现代性冲动，几乎成为五四激进文人共同的主导性价值趋向和文化选择，它掀起了那个时代浩浩荡荡的激进主义文化潮流。五四激进主义立足于西方文化尺度构筑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理念，以过于急切的焦虑心态，在现代性平台上对诸多复杂的文化问题进行价值判断，它所倡导的思想启蒙，开启了中国社会由政治制度层面向文化思想层面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并全方位地制约着中国历史、文化乃至文学的现代转型。 本文在尊重历史内在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根据聚集在《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周围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蔡元培等激进文人的言行和思想，在启蒙／救亡、传统／现代、东方／西方、新／旧、古／今等二元对立观念所构筑的文化场域中，从进化、异邦、革命、民主、科学、民间等知识谱系、理论范畴或文化现象来考察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探究五四激进主义的多重内涵，勾勒激进文人由此所描摹的中国新文学图景，进而辨析中国新文学的何以生成，探讨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机制，阐释五四激进主义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从而获得对五四激进主义文化品格的科学理解和准确认识。当然，本文所着眼的对象主要是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而所着眼的时域也不只是局限于五四，行文中的某些描述和阐释还上溯到了19世纪末期。 绪论部分主要辨析了五四激进主义的内涵和外延，认为五四激进主义倡导的思想启蒙，张扬的文化批判精神，引进的民主、科学、自由、理性、人道主义、人权等思想资源，已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乃至文学现代转型的巨大动力和精神支撑，是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文学现代化启动和发生的一种策略性表现，其历史功绩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应该也无法抹煞的，要求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种种包含强烈主观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所谓“告别革命”的姿态予以重视和警惕。 第1章探究了五四激进主义的理论根基。由于进化思想的反复灌输和传播，使得信奉进化思想的五四文人在中西文化冲突摩擦、新旧矛盾错综交替之际，基于中国积贫积弱的劣势情境，非常易于中西文化之间的优劣择取和褒贬评判，进而极端否定中国传统，并由此全面探讨了五四激进文人的进化品格如何促使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第2章挖掘了五四激进主义的域外资源。在中西文化的巨大落差氛围中，五四激进文人一方面不屈不挠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又决心以西方世界作为学习的楷模，借鉴、移植和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期望从西方世界中寻找到救国、强国的方略。而西方世界大本营中的日本、法国和俄国等国18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思想，给予了五四激进主义和中国新文学以深刻的示范效应。 第3章审读了五四激进主义的革命策略。救亡图存的激情，使得五四激进文人果断采纳真澎博士学位论文I)()(’1’ORALD!551一Rl，八1.】()N正富有鼓动色彩、煽动情绪的“革命”策略，通过革命手段张扬现代文化观念，促发中国文化开始全方位的现代转型。新旧文学断裂性的强调，文言、自话不可调和性的突出，功利与审美性质的纠缠，为文学革命的具体展开提供了合法性和正义性，使得激进的五四文学革命终于取得了冲决传统文学牢笼的能力和历史生存的合法资格。 第4章透视了五四激进主义的民主精神。认为五四激进文人对法兰西式激进民主的偏爱和推崇，引发了反强权、反专制、求自由、求解放这样一股大规模的社会风尚和叛逆性的批判行动，并影响到了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主题，构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景观和文学潮流，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别开生面地划出了一个新时代。 第5章考察了五四激进主义的科学观念。指出五四激进土义在科学的名义卜提山、宜扬了各种激进的主张，科学获取了价值观念上的无限合法性，成为其张扬文化变革、展开文化批判的一面旗帜，是其构建现代观念范式、与传统文化体系决裂的重要象征。不过，五四激进主义件遍肯定的是科学的精神，并非一般的科学知识。他们利用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深入批判愚昧习俗，着力张扬怀疑意识，这也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6章凸显了五四激进主义的民间追求。五四激进文人在与世界文化的横向联系网络里，对属于本土文化形态的民间所具价值和意义的发现，促使民间和五四新文学发生了水乳交融的联系。“文学在民间”的认识，“白话文学”的张扬，“平民文学”的主张，对传统文学的批判，乃五四激进主义走向民间的时髦话题和具体实践，其理论锋芒直指封建主义的贵族文学和庙堂文学，中国文学步入了从文言走向白话、从贵族走向平民的发展征程。 第7章辨析了五四激进主义的偏激限度。指出五四激进文人在传统文化和现代观念相互交 织的夹缝和困境中不断突围，虽着眼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建设，又沿袭晚清政治激进主义的 余绪，以致于纷纷放弃思想启蒙转向政治革命;固然发现了掩埋地底多年默默无闻的“民间”，但情感塞调和立场又无法真正摆脱贵族情趣的诱惑;虽一贯立言务求标新立异，态度?
参考文献：
[1]. 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D]. 尹德树.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2]. 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D]. 张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3]. 《新青年》翻译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D]. 潘艳慧.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4]. 文化比较视域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思考[D]. 穆允军. 山东大学. 2010
[5]. “破”与“立”视域中的五四话剧新论[D]. 林树帅. 山东大学. 2017
[6]. 世界与现代：世界观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D]. 阮娟.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7]. 破与立的文化激流——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D]. 张艳国. 华中师范大学. 2001
[8]. 论争与存在—文言的现代命运[D]. 邹铁夫. 南开大学. 2013
[9].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观[D]. 周后燕. 西北大学. 2017
[10]. 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D]. 岳凯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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