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禹[1]2016年在《余华长篇小说的叙事研究》文中指出余华是80年代中期崛起于文坛的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早期作品多是以暴力和残杀为特征的中短篇小说,它们用不动声色的笔调展现了一幅残酷阴郁的世界,饱含着对人性恶的愤怒和焦虑。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经过一段痛苦而又艰难的思想转型,余华又奉献出《活着》与《许叁观卖血记》这样让不少批评家为之惊呼的长篇小说,之后他创作长篇小说的欲望愈加强烈,近年来又推出新作《兄弟》和《第七天》。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余华的五部长篇小说,分别是《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叁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余华本人和他的作品得到众多研究者的研究,笔者在考察余华小说的研究现状后,试图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来研究这五部长篇小说,以发现余华长篇小说的叙事特点和叙事技巧。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笔者首先梳理了余华小说的研究现状,发现对余华的长篇小说的叙事研究这一课题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本文旨在对余华的五部长篇小说进行全面的叙事分析;其次对本文所依据的叙事学理论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并简介国外和国内的叙事学理论着作,以作为本文理论方面的参考。第二章,介绍余华的文学创作历程,并将其创作分为先锋时期和90年代后的转型时期,阐述余华与中国先锋小说之间的关系,余华的小说因其精神上的先锋性已经远远超越其他先锋作家的作品,在文坛确立了自己的先锋地位;随着先锋的终结,余华于90年代很快转型,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标志着余华创作上的成熟。第叁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笔者在细读余华长篇小说的基础上,将叙事学理论应用在其小说上,归纳概括出余华长篇小说的叙事特点,包括:叙事时序的千变万化、叙事结构的循环和重复、人物塑造方式的多样化。在本章中,笔者运用了叙事学上的叙事时间、叙事结构、人物等理论。第四章,笔者运用叙事学的基本概念,如视角、叙述者、元叙事等,深入分析了余华几部长篇小说中所运用的叙事技巧,阐述了每部长篇小说所具有的叙事上的独创性,如对话叙事就是《许叁观卖血记》的独特之处,本章是对前一章内容的补充、深化。第五章,结语。在总结全文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余华90年代创作长篇小说是他自身表达的需要,是符合90年代创作潮流的。
王婧[2]2014年在《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转型》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先锋文学浪潮中的代表人物,余华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步入文坛以来,就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而且这种关注的热情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先锋文学的衰落而有所减弱,恰恰相反,90年代以《在细雨中呼喊》为标志的余华小说创作的转型,不仅使其创作得到了更高的关注,同时也使其转型成了一个为评论家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评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余华的这一转型现象展开了探讨,有探讨他转型后小说主题内容变化的,有探讨他转型后小说中父亲形象变化的,还有对他转型进行评价的等等,而本文则试图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余华各个时期的具体作品,深入探求其转型前后小说的构成变化以及小说发生变化的原因、意义。本篇论文总共分为叁部分,分别是引言、正文和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先介绍余华创作转型的表现,然后对已有的余华小说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归纳,前人对余华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余华的创作思想、小说的主题内容、小说的先锋性、余华创作的转型以及比较研究这几个方面,然而除此以外,余华小说事实上还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正文部分分为两大章节,第一章节先对余华小说所叙之事的变化进行分析,然后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通过文本细读来分析余华转型前后小说的构成变化,具体而言,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态度以及叙事语言等方面；第二章节则先对余华转型前期迷恋暴力叙事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80年代的余华之所以迷恋暴力叙事,可以说与其特殊的成长经历、五年的从医生涯、与众不同的阅读经验以及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接着还分析了余华小说叙事转型的原因、意义,余华小说的叙事转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即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发展,而内因则是余华自身生活经历以及思想的变化,当然除此之外,音乐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最后的结语部分主要是回顾一下关于余华小说叙事转型的论述,再次对余华小说的叙事转型表示肯定,并且反思自己在本文写作的得与失。
邵明可[3]2015年在《论余华小说的底层叙述》文中认为近年来,底层叙述成为了文学界关注和批评的热点。在众多书写底层的作家中,余华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从早期极端个人化的先锋创作回归到传统现实主义民间叙事后,余华写下了大量以底层小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余华的底层叙述真实再现了底层大众现实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并对底层空间中底层个体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作出了深入剖析。本论文立足于余华小说的底层叙述,探讨余华在底层叙述方面的独特性价值,并彰显其创作的价值意义。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梳理国内外余华研究的现状,揭示余华底层叙述的研究意义;第二部分为底层、底层概念和余华的底层情结,进一步厘清有关“底层”和“底层文学”的概念,进而探究余华底层创作的根源;第叁部分余华小说底层叙述的人物镜像,从农村底层人物形象和城市底层人物形象两种类型出发,概括出不同底层人物形象的特点;第四部分余华小说底层叙述的艺术策略,分别从叙述视角、重复叙事和叙事语言叁个角度来探讨作者创作上杰出的艺术手法;第五部分余华小说底层叙述的价值。余华的底层创作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通过叙述底层,余华寄予了自己对当下社会现实的理性反思,体现了一个作家应有的人文情怀。
陶峻[4]2004年在《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艺术》文中认为先锋派小说是80年代中期崛起的一种文学样式和流派，其创作取向是将叙事本身视作审美对象，以完全背离常规的创作姿态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运用倒错、并置、虚构、想象等手段，进行叙事方法的实验，并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前所未有的水平和高度。在所有“先锋派”的作家中，余华被认为是最具实验色彩和艺术个性的代表性人物，余华在小说叙事方面的追求经历了从玄秘到朴素、从倾向于超现实到倾向于现实的转变，从追寻内心的真实、沉湎于形式实验向消解形式、渗出温情，以及意义的重建递变。本文选取余华不同创作阶段中特征性的文本，力求对其从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以后的小说叙事艺术做系统、细致的分析和研究，目的在于剖析与发现余华在小说叙事方面创造了怎样的叙事模式和语言经验，靠怎样一种“形式彰显”在瓦解了既有文学观念和写作模式的同时，刷新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从而带动和影响了当代小说创作的叙事走向。本文对余华小说叙事研究的深入，对进一步探讨中国先锋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走向和文化选择应该有颇具份量的意义与价值。 叙事本身有其复杂性，对余华小说叙事方面的研究既离不开对“先锋派”小说叙事整体风格、技巧的宏观把握与观照，也离不开研究对象个体的差异存在，更离不开叙事理论自身的发展与创新。本文立足叙事学相关理论，遵循余华小说叙事艺术的生成与演变，运用叁维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去分析、探讨其小说叙事建构的过程、特点与流变，对叙事诸要素在余华小说中的表现形态、相互关系、审美意蕴进行研究，包括表层一定的叙事话语(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述视角与人称、叙事语言)的建构秩序和深层的决定与影响这种叙事模式形成、变化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及先锋派的整体转型等。在探讨其形式本身的意义与价值的同时，以期划出一条余华认识世界的真实轨迹，并藉此穿越其精神世界，解读余华。力求步步深入地层层展示对余华小说叙事艺术每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从其最初较为纯粹的故事叙事中流露出对生活的某种形而上的思考，并开始呈现先锋叙事萌芽，发展到“非常态叙事”中故事完整性被破坏，时空呈交错循环流动，叙事一话语充满暴力、死亡、毁灭与宿命气息，通过叙事形式的支持和显示将“人性恶”和人类生活本质上非理性与荒谬的一面慢条斯理的进行冷静展演，以此来颠菠文类、消解历史、反叛常识和固有秩序，同时传达出与现实那层“紧张的关系”，以达到“内心的真实”，从而形成前期形而上主题的彰显。探究与发现余华在80年代末流露出的叙事方式新一轮的探索和尝试，其在减弱了单纯的形式实验、关注意义价值的同时，成功的将形式纳入意义之中，使叙事方式本身成为作品意蕴构成的一部分。进入90年代，余华勇于直面作家如何忍受生命赋予的责任，自觉褪去形式实验的外衣，中止文本游戏，关注人物命运。叙事对象转向庸常人物的生活，叙事结构由拆散性向传统线性回归，叙事语启一由“先锋”走向“民间”，叙事主体由张扬转为隐退，余华屏弃了前期作品中惯常使用的那种保持距离的冷漠叙述，叙事立足现实之流，肯定个体的生命价值，展现平凡而正常的人情与人世百相，寻找生活与世界本身的秩序，对已消解的现实进行重构，寻求价值深度、意义的明晰性和终极性，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对生存及生命意义的重新拷问和表达，从而真正建构起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确立起真正独立的姿态。本文通过对余华前后期小说叙事艺术的探寻，以期为接受者打开一扇认识世界与理解余华的重要窗口。余华绝对不是一个在历史与现实面前手足无措的弱者，他对社会与生活都有着自己流动的观照与领悟，他所有的创作总是显示出异常的指涉历史与现实的特性，不论它是隐藏着的，还是袒露着的。在余华小说叙事(形式)的背后，还涌动着一种精神跋涉、流变的潜流，有一种精神召唤，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与启迪意义，这是当初先锋小说叙事所无法达到的，由此也昭示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具有的品质与力量。研究生:陶峻(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指导教师:周海波教授
吴志亮[5]2015年在《“死亡叙事”视野下的余华小说人物形象论》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的余华,其小说世界对于“死亡”母题的关注是触目惊心的。而毋庸置疑的是,对这一母题的任何叙述都离不开人物,离不开“叙人”,这一点余华也无法例外。由此,借助俄国学者普洛普提出的“叙事功能”等相关叙事学理论,在作为“叙事功能”之一种的“死亡叙事”的视野下来探讨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就有了其自身合理性。这在一定意义上既反拨了之前的研究者对于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在面临错综复杂的“死亡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形象特征的忽略,同时又努力兼顾到了小说中的“死亡问题”,两者互相关联,同时又是以对人物形象的理解为核心。导论部分首先梳理总结了余华的文学创作及其研究现状,然后对“死亡叙事”等相关叙事学理论进行了简要的阐释,最后对本论题的意义、研究方法、写作思路以及其他需要特别强调的问题作了必要的说明。第一章主要围绕死亡意义的“命运”指向来展开人物形象的分析。在死亡命运这一“超自然”的力量面前,我们从余华的小说中归纳总结出两类人物形象。即一类是无声地走向死亡命运的人物形象,以中篇小说《难逃劫数》中的东山等人物形象为例;另一类人物形象虽然最终无法摆脱死亡的宿命,但当他们发现死亡的宿命在向他们发出“邀请”时,他们都曾试图与之对抗,以使自己能够摆脱死亡命运的捉弄,最终成为一群无法直面命运者的形象,以中篇小说《世事如烟》中的算命先生等人物形象为例。第二章主要围绕着死亡意义的复仇指向来展开人物形象的分析。在肩负为已死者(他者)复仇这一人类重大主题时,我们从余华的小说中归纳总结出两类人物形象。即一类是替子复仇的“父辈”复仇者形象,以中篇小说《现实一种》中的山岗等人物形象为例;另一类是替父复仇的“子辈”复仇者形象,以短篇小说《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为例。第叁章主要围绕死亡意义的“苦难”指向来展开人物形象的分析。在面对作为“苦难一种”的死亡时,我们从余华的小说中归纳总结出两类人物形象。即一类是面对亲人陆续死去的苦难时,自己却一直“活着”,以长篇小说《活着》中的福贵为例;另一类人物身处现实畸形发展的社会中,最终无一例外都成为其“牺牲”,但人性之善却是他们身上最具魅力的素质,以长篇小说《第七天》中的杨飞等人物形象为例。结语部分总结论文,再次突出强调“死亡叙事”视野下余华小说人物系列的独特内涵。
尹苗[6]2012年在《在反叛中建构》文中指出本文以新时期小说中“非传统”父子关系的叙事为研究对象，在厘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存在的“非传统”父子关系叙事的基础上，侧重研究新时期小说对“非传统”父子关系叙事的内容、结构及意义。在对具体文本的分析中，完整地呈现了新时期小说对“非传统”父子关系叙事的内容及过程，并试图深入地剖析出这一叙事所产生的社会价值及文学价值。本文尽可能地从小说文本出发,突破传统文化研究的局限,以“非传统”父子关系叙事在文学史中的存在为线索，在对不同时期文学作品的比对中，剖析新时期小说对“非传统”父子关系的叙事层次。本文从伦理关系和叙事学理论入手，以文学发展的时序为脉络，选取典型文本，对新时期小说中“非传统”父子关系叙事的内容进行全面分析，并概括出新时期小说在对“非传统”父子关系叙事中所出现的“解构”和“建构”的过程，揭示了新时期小说对“非传统”父子关系叙事所折射的社会文化及文学发展的内涵所在。本文认为，新时期以来小说中“非传统”父子关系的叙事主要侧重于对父亲的审视和批判，在不断地反抗和斗争的过程中完成了对“非传统”父子关系叙事的“解构”和重新“建构”，这一叙事形式的出现不仅表现出社会、伦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创新体验，并且深刻地反映了文学发展中颠覆权威的内在诉求，也是本文力图挖掘的这一“在反叛中建构”父子关系叙事的价值所在。
冯玫[7]2004年在《余华小说的叙事学》文中研究指明余华是先锋作家群中执牛耳者,他的小说在结构、语言和叙述上的探索,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创造性,给评论界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考方向,是先锋小说的典型代表。本文主要对余华小说的叙事实验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探讨和观照。作为一名成熟的作家,余华有着自己的叙事观,主要表现在叁个方面:生活本身是不真实的,真实的只是人的精神;用虚伪的形式颠覆一切常理的价值判断;事实远比看法重要。余华的叙事哲学直接指导着他的创作,反映到作品中便表现出其独特的叙事方法和技巧。本文将其归纳为四大叙事策略:1、解构时间:余华将物理意义上的时间解构转化为心理时间、文学时间,将时间诗化从而诗化了生活和人生。2、颠覆现实真实,建构精神真实:3、人物高度能指化:在余华的笔下,人物只是完成叙事的符号,事件本身则是小说的灵魂。4、重复叙事:余华从音乐中找到了单纯的叙事和丰富的表现方式,其创作上的重复覆盖了小说的动机、主题和事件。余华通过其成功的叙事实验,让我们认识到:真实不可能是美的,只有创造出来的和想象力的世界才可能是美的。
李思飏[8]2016年在《1990年代余华短篇小说研究》文中提出余华是新时期中国文坛的代表性作家,其作品也素来是批评界的热点。但研究者的视角大多集中在余华的几部长篇小说上,对他的短篇小说创作观照不够。本文梳理了余华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创作历程,将余华90年代鲜有人注意的短篇小说放在其小说创作的整体脉络中进行分析。1990年代,余华的写作出现了批评界指认的“转型”。《活着》《许叁观卖血记》等长篇为他赢得巨大声誉,而间杂在这些长篇中的短篇小说对于考察余华创作的转型其实也非常重要。首先,余华借由这些短篇小说保持先锋性的思考,这些小说中依旧对存在本身产生质疑,考察人性之恶；它们描写了个体命运的不确定性,直面书写命运的荒谬,阐释荒谬背后所体现的文明秩序的虚伪以及现代人存在的虚无。当然,这些短篇小说的主旨内涵跟之前相比也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余华将自己的视域扩展到可触可感的生活领域,将生活的城市空间以及日常的“一地鸡毛”带入自己的创作。再者,在余华1990年代的短篇小说中,人物从抽象的“符号”变成了具体的生命,比如渴望成长又不谙世事的孩子,慈爱温和的父亲,厌倦婚姻的男人,还有区别于传统世俗的新时代女性等,为小说添加了生命的活力。最后,在这些小说中,余华以旁观者的角度审视生活的喜怒哀乐,关注了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之下,现代人前所未有的精神空虚。在光怪陆离的生活里,人们经历着情感和家庭的双重危机,没有兴趣爱好,失去生活的热情,徘徊挣扎在日常的边缘。在小说文体上,余华以“重复和循环”的叙事技巧来架构这些短篇小说,将自己对西方音乐和文学的理解融入创作之中。称呼、语言和情节上的重复,使小说变得简单,小说的意味则得到无限的生发和扩展；而循环叙事则凸显了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本质。余华让“对话”成为这些小说主要的叙事推动力,他不再侵入叙述,而是将叙述让位于人物,将小说跟生活的距离缩短,增加叙事的真实性。同时,“对话”叙事方式有利于简洁、巧妙地展示人物关系和心理活动,使小说叙事变得灵活深入。此外,这些小说侧重描写生活片段,情节松散,充满了细节,很多甚至挤压了小说空间,造成了情节的滞慢,以此来突出现代生活的嘈杂空虚。综言之,余华1990年代的短篇小说有自己的创作追求,同时也为同期的长篇小说提供互补和互援。作为余华转型时期创作的“中转站”,它们既回望过去的先锋写作,也为转型做了铺垫、尝试和蓄势。它们独特的美学形态成为余华创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对之的研究,有利于更全面地把握余华的小说创作。
周建华[9]2013年在《新时期以来小说暴力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时期以来小说暴力叙事是一个醒目存在。从“文革”结束初期之伤痕、反思小说中的泣血控诉,到九十年代以来女性“杀夫”小说、底层叙事中弱势女性和农民工艰难生存中的暴力求生叙事,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一直起着支配性作用。它与西方哲学社会思潮一起形塑了新时期以来小说暴力叙事从主题到技巧等各方面的基本面貌。本文论述的总体架构中,除了引言及结语,共分五个章节,其基本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阐述新时期以来小说暴力叙事赖以发生的基本语境,简约梳理出小说“暴力叙事”发生的主要社会因素、文学体制性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具体而言,外在社会因素方面,诸如“文革”影响与西方哲学社会思潮的碰撞,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促使社会群体政治、经济地位等多方面的变迁,以及这些变化所形成的多样而喧嚣的社会。文学体制方面,文学管理体制、作家构成因素、文学角色转变等因素共同促成了文学“内部”环境的变化。内外环境的变化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与变化,此期小说暴力叙事发展的叁个醒目阶段分别为：1977-1985年间的亚政治文学时期；1985-1989年间的纯文学发展时期；1989至今的大众化时期。第二章主要在社会历史、人性及美学叁个方向上分析新时期以来小说暴力叙事的基本价值取向。社会历史向度上,重点解剖了暴力的历史阴影、暴力的现实阴影、暴力的深层文化和心理根源；人性向度上,从人性主题的展开方式入手,揭示人性的种种,剖析了人性本质的现代历史建构；美学向度上,暴力叙事的美学规范出现了从展览式的刻画到表演式的精雕细琢从血泪控诉到狂欢化的叙述,从写实到唯“美”的叁个深刻转变,并且阐述了叁个转变的因缘与意义。第叁章主要是暴力叙事的主题类型分析,共计五大类型五个小节。“文革”题材之暴力叙事着重于其政治阴影下的暴力论述及其所产生的心理创伤；女性“杀夫”叙事重点围绕女性“杀夫”的逻辑、“杀夫”的陷阱及“杀夫”之后的叁个层次展开；匪性暴力叙事则从新时期以来涉匪小说对传统涉匪小说叙事的改写、典型叙事特征、意义与缘由叁个方面展开了阐释；以《心灵史》等为中心的文化暴力叙事侧重于暴力与文化关系的阐释,如血性与哲合忍耶精神、王化的“遗漏”与陕地民习的强悍和革命温床之间的内在联系、狼性与强力精神的内在关联等等；历史暴力叙事则在叙事的特点、叙事的效果及叙述渊源叁个方面加以展开,它们颠覆了传统历史小说的镜鉴功能。第四章是典型暴力叙事模式分析。余华早期小说暴力叙事之细节的真实与情节的荒诞组合模式、王小波小说之人物声音和叙述者声音的双重消解之暴力叙事模式、从自由走向必然之莫言小说暴力叙事心理图式、女性“杀夫”小说之故事与话语缠绕之暴力叙事模式都是新时期以来比较典型的小说暴力叙事模式。它们是新时期以来暴力叙事小说中暴力与叙事结合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叙事模式,体现了叙事学的积极意义。第五章主要是暴力叙事的美学风格论。重点分两个层次：美学风格方面,本文从艺术主体及艺术客体两个角度进行了归纳,总结出新时期小说暴力叙事的两个主要风格：怨怒与粗鄙。小说中一个个杀戮行为所产生的血腥、死亡与恐怖感受超越了对人物命运或生命处境的思索；读者心灵的震颤不是人物悲剧产生的庄严和净化,而是痛苦与失望；叙述的平面化,零度情感、削平深度的背后体现的是对现实的冷漠。而污秽的场景、丑恶的人物行为、空洞或模糊的人物形象身上所产生的审美效应、所凝聚的作家的审美理想也显得双双不足；文学史意义方面,暴力叙事小说在主题开掘与欲望表达、新型叙事范型的确立、从文以载道到道以文显叁个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各个部分从发生,语境、意指、表现、技巧与意义等多个方面构成对新时期以来小说暴力叙事的多维透视。
佃国华[10]2006年在《在虚伪与真实之间》文中研究表明余华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之一,其先锋小说一直受到评论界的强烈关注,且褒贬不一。本文作为一篇单一的作家作品研究方面的论文,其写作宗旨在于:通过对余华先锋小说的修辞研究,本文试图指出这些作品从外形式到意义世界为修辞技巧所决定和蕴含的因素所在。具体说来,这些研究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对余华先锋小说进行叙事层面的修辞研究,本文得以厘清这些小说在整体风格上趋于客观和冷淡的原因所在: 二、基于叙事上的选择性,本文进一步指出这些先锋小说较之传统小说的一大不同在于小说主体关系的变异,并以此作为余华先锋小说的努力方向和创新特征; 叁、通过对小说底本和述本的比较,本文试图指出余华先锋小说在情节因素的淡化、人物功能的转换,以及小说时空结构的置换等几方面的特点: 四、从修辞角度揭示余华先锋小说的意义世界。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考察,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就余华的先锋小说而言,其在理论接受、观念更新和创作实践等方面都对传统小说进行了具有挑战性的突破和创新,有些甚至是颠覆性的。尽管在某些方面,余华的先锋小说确实存在形式主义的一面——正如本文题目所示,这些因素既包含了相当的真实,也呈现出了些许虚伪的影子。
参考文献：
[1]. 余华长篇小说的叙事研究[D]. 陈禹. 重庆师范大学. 2016
[2]. 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转型[D]. 王婧. 扬州大学. 2014
[3]. 论余华小说的底层叙述[D]. 邵明可. 中国矿业大学. 2015
[4]. 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艺术[D]. 陶峻. 青岛大学. 2004
[5]. “死亡叙事”视野下的余华小说人物形象论[D]. 吴志亮.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5
[6]. 在反叛中建构[D]. 尹苗. 苏州大学. 2012
[7]. 余华小说的叙事学[D]. 冯玫. 武汉大学. 2004
[8]. 1990年代余华短篇小说研究[D]. 李思飏. 山东大学. 2016
[9]. 新时期以来小说暴力叙事研究[D]. 周建华. 武汉大学. 2013
[10]. 在虚伪与真实之间[D]. 佃国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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