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星[1]2010年在《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形式意义》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前承五四革命启蒙主义的旗帜,后续救亡使命的急迫,这是以各种思潮相互碰撞的时代。作为一个身处时代洪流中责任感极强的作家,沈从文却总以乡下人自居。时代和独特的成长经历在他的心中做过怎样的投影?正是着眼如此,本文以沈从文湘西小说中所反映的时间形式和空间形式为对象,并将时空放在两个层面进行观照,一个是时间和空间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消耗性特点和虚实结合的特点,另一个是从写作方法的层面,作者的回忆性叙事和类型化空间叙事所表现出来的反现代性叙事,通过这方面的分析,探讨沈从文作为一个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作家,在时代大潮中,是怎样保持自己的写作理想,以及在“工具重造”的理想中所包含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反现代性的写作。在传统与文化之间的犹疑和徘徊,并确立他反现代性的文化立场。第一章总体概括了沈从文选择时间形式和空间形式的内容。第二章将沈从文的时间形式抽象为消耗性时间和回忆性时间,并在分析中得出沈从文是一个反现代性的叙事者。第叁章将沈从文从空间的虚和实的角度,叙事视角的角度得出沈从文对类型化叙事的追求。第四章从两个方面对整个文章进行了提升,论述了沈从文的诗化小说的结构特色和沈从文湘西小说“反现代性”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本选题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次从时间形式和空间形式的总体为对象,从时空的本体层面和写作手法层面入手,研究沈从文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文化选择,从时空角度研究沈从文作为一个诗化小说家在结构上的特色并得出结论：沈从文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反现代主义者。
李晓蓓[2]2015年在《论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中的“野性思维”》文中研究指明“多产作家”沈从文，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若按题材类型进行分类，大致分为都市题材和湘西题材。这两类题材类型的作品，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爱憎情感，对都市偏执的厌恶和反感，对湘西偏执的热爱和赞美。而湘西题材小说，无疑是其整个文学创作中大放异彩的一部分。论文试图以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作为论题，从文化人类学这个跨学科的视角进行切入。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分析，去探寻“野性思维”的具体表现形式，从中开掘出文本的独特奥秘与潜在价值；去发掘作者独特的思想信仰与追求，从中找寻他为医治现代文明异化开出的“良方”——一种鲜活的、理想化的“文化模式”。除此之外，沈从文作为一个细致入微的社会观察家，一个真诚的历史记录者，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湘西，对其作品的人类学解读，为我们了解湘西世界的生活原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参照。论文首先从作家的主体性方面对作品中展现出的那种野性的思维方式进行追根溯源，分析现实中带有原始意味的湘西对沈从文思维方式的影响，以及沈从文如何通过他独特的思维方式来结构作品。其次，主要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湘西题材小说这个文学的客体进行剖析，从一些细节方面论述沈从文如何在作品中建构起一套“野性思维”的模拟系统。最后，从文化隐喻的角度，来探寻“野性思维”的价值所在。“野性思维”是相对于“文明思维”而言的，它代表着一种原始的生命形态，代表着一种古朴美好的人性。“野性思维”下的乡野小民身上展现出的是自由旺盛的活力，相对于现代文明人身上所具有的病态人性、萎缩的生命力，他们更加具有生命的魅力。沈从文在作品中通过展现一系列有关湘西部落民族精神文化的材料，建构起一种新鲜的文化体系。“野性思维”在现代的遗存方式被沈从文刻意挖掘、升华起来并被赋予医治性功能。他寄希望于一种新的文化的整合，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的建构。他希望以一种新的“文化模式”来拯救现代文明，来塑造新的人性，来建立一种强健的民族性格。
黄克顺[3]2004年在《沈从文湘西小说论》文中研究说明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是个复杂的载体，对湘西小说的解读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充满了误读和误判。本文对湘西小说世界重新作了界定，并依据自己的理解对湘西小说世界的多个层面作了细致的较为独到的分析。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提出了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问题，并根据下文论述的需要，对沈从文的整个小说创作作了总览，并对其小说世界作了初步的重新界定。第二部分——梦中的田园，着重探讨了湘西小说的显性世界，认为湘西小说的主旋律是生命和谐的欢歌，人性只是生命和谐的一环，并从个体生命自身的和谐、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叁个方面对其作了论述，其中对湘西生命性事的自然作了多角度的解读。第叁部分——沉潜的苦悲与丑恶，主要论述了潜藏在湘西小说显性世界后面的隐性世界，即湘西小说中暗藏的湘西人生的悲苦和人性的简单与丑恶。第四部分——无声的呐喊，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湘西小说的深层思想指向，指出了湘西小说中呐喊式的成分，充分肯定了湘西小说的思想价值。第五部分相当于尾声，主要探讨了湘西小说所体现的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对我们今天正一步步走向进步的社会和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中的人们的思想启示。
吴正锋[4]2010年在《沈从文创作研究》文中提出沈从文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王,他对现代文学的多方面作出了突破性的历史贡献。论文重点对沈从文跨文体,人物创作,叙事艺术以及湘西乌托邦理想化构建进行研究。沈从文从根本打破了五四之后占主体地位的小说“结构、人物、环境”叁分法的观念形态,认为小说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包括了“社会现象”和“梦的现象”两个部分,“必需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方可望成为一个小说”。沈从文认为小说应该“注入一种诗的抒情”,“文章更近于小品散文”,“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从而突破文体分类上的拘束,走向文体综合。论文不仅对沈从文跨文体创作在宏观理论上作出了准确的把握,而且结合沈从文创作实际,分别对沈从文小说的“诗化”,“散文化”,“戏剧化”和多种文体综合写作进行具体深入论述。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亦颇多创新。譬如指出沈从文都市题材小说的诗化,这是一般关注不够的。而湘西题材小说的诗化,不仅指出其诗化,而且还指出其诗化的变迁过程。论述沈从文小说的散文化,分为早期和成熟期两个阶段进行论述,特别是展现了各种不同观点对沈从文早期小说散文化认识的分歧。在论述沈从文小说的“戏剧化”时,颇有新意地指出沈从文存在“莎士比亚”戏剧式小说,“叁一律”戏剧特征的小说,以及小说中出现戏剧才有的科白这种戏剧与小说体裁混杂的小说。在沈从文多种文体综合写作的论述,既指出沈从文小说多种文体综合,还指出散文传记与小说的文体综合,同时对文体综合的积极意义作出恰当的评价。沈从文把各种文体各种形式有机融合在一起,充分发挥诗歌、散文、戏剧、小说故事各种因素各种文体的优长,扩大传统小说的文学形式和体裁范围,实现对传统小说写法的打破,创造为现代思想内容服务的新的文学形式。沈从文在人物创作中坚持“更有人性,更近人情”的如实书写,他不受“一个时代的趣味”,“一时兴味”所拘束,为现代文学艺术长廊贡献了许多具有人性深度的不朽艺术形象。论文探讨了沈从文七种“更有人性”的书写方式。特别提出只有理解沈从文“更有人性”的如实书写才能更好地理解沈从文创作,并由此对一些被误解的作品进行了一番新的解读。沈从文在表现人物“情感发炎”的过程中作了极其细致而微妙的描写,深达人物潜意识。论文特别细致地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对沈从文小说人物描写进行了新的解读,读出了新意,加深对沈从文小说人物潜意识性心理描写的理解。沈从文潜意识性心理描写的杰出成就,不仅使人物获得了真实性和深度感,而且大大推进了中国小说人物创作现代化转型,为中国文学人物表现现代化发展道路大大向前推进步。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心性天然素朴,与环境背景融为一体,人物行为保留高度的原生态性,这一切都使人物“始终能保留那个物性天然的素朴”。沈从文在人物表现上深谙艺术辩证法,他超越艺术常规“从反面写”,在人物描写典型化与类型化的辩证关系中注重类型化的重要作用,在重大紧要事件与琐碎小事的关系处理上,着重点描写琐碎小事,重大紧要的事件反而一笔带过,特别是他“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表现的”。正是由于沈从文掌握了人物表现的艺术辩证法,使其人物塑造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论文对这些人物表现手段和方法都进行了扎实深入的论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认识。沈从文叙事艺术研究认为沈从文小说叙事艺术是中国现代小说叙事艺术的最高峰,但也有一个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直至完美的过程。论文突破了通常的将沈从文小说按题材分为都市与乡村两部分,而别有新意地从叙事视角上,按沈从文小说中“自己的成分”的多少划分为叙述的“有我”与叙述的“无我”。认为叙述的“有我”由于受到自身生活的束缚,特别是追求小说的真实性、感染性和趣味性而不免带来叙述上的琐碎,拖沓,冗长,而叙述的“无我”的小说,作者就能与“自己分离”,“冷眼的作旁观者”,追求小说的艺术性,由此一扫“自己成分稍多一点的”小说的那种令人腻烦的啰嗦散漫、拖沓琐碎,而让人感到艺术上的明净节制,挺拔劲爽。论文还深入地分析了沈从文故事的讲述的艺术成就。沈从文成熟期创作,叙事主体“我”逐渐退隐,更多采用了人物叙事和全知叙事。沈从文的全知叙事又表现为叁种全知叙事类型：“编辑者全知类型”,“中立的全知类型”,“戏剧式”类型,特别是沈从文成熟期全知叙事与人物叙事经常相互切换,呈现出全知叙事与限制叙事相交织的叙事视角,有力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论文还分析了沈从文的童真叙事与客观叙事这两种态度,认为童真叙事具有亲切,真实,复调,反讽的效果,客观叙事坚守艺术的节制原则,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叙事艺术健康发展作了贡献。叙事结构研究则探讨了沈从文早期小说创作的随笔化与散漫化,研究了沈从文小说十二种开头方式,对沈从文成熟期小说的两种结构方式：散化的结构与情节的突转,平铺直叙与内在张力作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叙事时间研究则对叙事时间的放任自流与精巧安排,叙事速度与生活的“常”与“变”,单一叙事与反复叙事都作了创新性的论述。湘西乌托邦世界是沈从文为中国现代艺术贡献的一座艺术丰碑,同时也是一颗熠熠放光的人类艺术明珠。论文创造性地提出沈从文构建“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是‘人性’”,以及艺术情调上的牧歌气息在内在本质上与近现代欧洲古典希腊理想化思潮及创作相契合相一致。沈从文企图以古希腊优美健康的人生形态以及充满牧歌情调的艺术格调为榜样,努力构筑湘西乌托邦想象世界,为现代中国树立一种人格范式,为现代中国艺术发展寻求一种艺术资源。沈从文从两个方面构建湘西乌托邦：一是从时间上,将时间推向久远的苗族“光荣时代”；一是在地域空间上,将理想人生形式置于湘西边地,从而进行理想化的人生演绎和最动情的人生抒写。《边城》是沈从文最用心最执着地构筑的人类理想化的乐园,是湘西乌托邦牧歌想象最为杰出的代表。《边城》的悲剧,不仅是一出社会悲剧,而且也是一出希腊式的命运悲剧。论文还对沈从文牧歌情调的取得,从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文化基础、生命形式以及先锋表达等五个方面进行扎实深入的论述,论文最后认为沈从文是中国最伟大的牧歌体小说家,中国牧歌体小说在他的手中得以最完美的体现。
神兴彬[5]2017年在《论沈从文笔下的土匪与游侠形象》文中认为文学大家沈从文在其乡土小说中精心塑造了形态迥异、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他笔下的人物可分主流群体与边缘群体两类。前者如具有自然、淳朴、与世无争的安逸人物,有老船夫、夭夭、翠翠;后者如具有野蛮、强悍、雄强、无拘无束的异类人物形象,有神巫、土匪、游侠、妓女、水手、放蛊者等。本论文择取后者中的土匪与游侠这两类人物,以人物形象的分析为切入点,从自然、人文以及心理等多个角度来探索土匪与游侠这种异类群体在沈从文笔下的潜在意义,并由此来反观湘西世俗人情以及作者沈从文创作的心路历程。本论文共分叁大章节。第一章对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土匪与游侠的成因分析。探索先天的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和后天的楚风遗韵的人文环境要素这两大方面,对地处边陬之地,身为边缘之人的土匪与游侠成因的潜在影响。第二章对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土匪与游侠形象的分析。本章节重点是以分条目的方式来分析沈从文笔下与众不同的土匪、游侠所具有的各项特质,也期望能为读者增添关于这两类形象的一些知识。第叁章对沈从文创作土匪与游侠形象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心理的探寻。本章节重点是从深层次的心理和文化方面来探究沈从文的创作,期望抵达沈从文创作的支点。
张婉婕[6]2016年在《自然人性的歌者—沈从文小说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多元格局的现代文坛中,沈从文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直向往着自由与独立,维护着文学特有的价值,追求着对自然人性主题的写作。第一章主要阐述沈从文的“自然人性”观。沈从文对自然人性主题的追求除了受到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外,还源于他自身的人生经历。他站在自由主义作家的立场,一直倡导摒弃掺杂政治与商业等功利因素的文学创作。他希望文学能发挥其审美功能来达到改造国民精神的目的,所以,他在作品中往往勾勒出爱与美的图景,用向善的自然人性来感化社会。第二章主要分析沈从文对“自然人性”美的书写。沈从文坚守真善美的文学写作,这种写作信仰在作品中表现为对自然人性的歌颂。一方面,在湘西题材的作品中有所呈现,另一方面,他也在都市题材作品中的“都市人”身上有很大体现。第叁章主要剖析“自然人性”写作背后的本质和目的。作为一名启蒙者,沈从文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有自己的认知。在国内政局动荡,国外敌人入侵之时,沈从文凭借内心的社会责任感,一直倡导着重塑美好自然人性的启蒙主张。在他看来,中国人所面临的危机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危机,所以他不仅赞美富有活力的自然人性美,还控诉了对自然人性压抑的社会现实。本文主要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以沈从文的小说为研究对象,对其小说文本进行尽可能详实的阐释,从而加深对沈从文“自然人性”主题写作的认知。
刘子越[7]2017年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硬汉形象研究》文中指出在世界文学的长河中,硬汉形象源远流长,是从古至今文学长廊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几千年硬汉形象的发展中,美国作家海明威将硬汉形象的塑造推至一个巅峰,而沈从文笔下硬汉形象的产生则大大地丰富了硬汉形象这座宝库,而在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又彰显出硬汉们独特的气质。本文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基本理论和相关方法,对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硬汉形象进行系统的梳理、研究和分析。本文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结语叁大部分。正文部分,第一章“沈从文笔下湘西硬汉形象特质”。硬汉形象在世界范围内发端十分久远。欧洲最早的文学形式古希腊神话中便涌现了许多硬汉形象的剪影,此后硬汉形象在欧洲的发展源源不断,琳琅满目。硬汉形象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在封建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下不如欧洲,但也能够从中发掘出硬汉形象的蛛丝马迹。上古神话中有《精卫填海》中的精卫、《淮南子》中的共工怒触不周山、《夸父逐日》、《愚公移山》、《女娲补天》等神话硬汉形象;荆轲、《水浒传》中的众多好汉、《叁国演义》中的众多好汉、岳家军与杨家将等都是古典文学中的硬汉形象;如果说,中国古代长期受制于封建社会,因此称得上真正的硬汉形象的形象寥寥可数,那么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硬汉形象才开始出现。比如曹禺《原野》中的仇虎、《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红岩》中的江姐等等。在文学大家沈从文的笔下,塑造了无数生动鲜活、经典的人物形象。他笔下的硬汉形象不仅具有着硬汉子们原有的特点,还保留下了只属于湘西的独特气质。沈从文笔下的硬汉形象具有自然之野性、人性神性魔性的统一性、面对苦难的抗争性叁个独特的符合湘西地域文化的独特气质。第二章“沈从文笔下湘西硬汉形象的成因与价值”。丰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湘西硬汉形象得以塑造成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殊的地理环境成就了湘西人淳朴、乐观而又蛮横的天然个性;长久以来巫楚文化的熏陶又给予他们崇拜天神的信仰;再者沈从文天赋异禀,与生俱来的灵气与特殊的人生经历等等多方原因成就了作者笔下的湘西硬汉形象。沈从文笔下的硬汉形象具有认识价值:他立足腐朽的都市生活回头审视故乡湘西,以一个外人的视角所看到的是纯净与美好。在沈从文看来,他希望以乡下人美好的心灵美去填补都市上层人们心理的缺失,重铸国民的灵魂,重返人性的自然;审美价值:通过对湘西“硬汉”形象的塑造,来向我们传递一种人性的善,以及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伦理价值:他以和谐为其最高追求,将和谐视为人生的最终意义和最高目的。在很多作品中,沈从文不遗余力地讴歌了和谐的可贵,彰显和谐的魅力。第叁章“沈从文笔下湘西硬汉形象比较分析”。沈从文笔下的硬汉形象与美国作家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形象从作直面战争与刻意淡化战争、躯体式硬汉和精神式硬汉以及悲剧的死亡观与“向死而生”这叁个方面做比较;再将其与美国的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从共同的底层视野、“超人式硬汉”与“生命式硬汉”、以及个人主义的硬汉与无私无畏的硬汉叁方面作比较;最后与同为湘西凤凰人,曾经是沈从文上司的军人陈渠珍所着的《艽野尘梦》中的硬汉形象从刀锋般的凌厉与流水般的柔情以及绝境中的兽性和恶劣环境中的人性这两方面比较,来深入分析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硬汉形象。
董正宇[8]2008年在《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现象研究》文中指出现代湘籍作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学湘军”,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地域作家群体。论文“泛方言写作”研究视角的选择,既在于总体上分析、梳理现代湘籍作家采撷和运用方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表现、动因、形式,归纳和总结泛方言写作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作用,揭橥方言与地域文学、方言与地域作家群体的根性联系;也在于通过现代湘籍作家群体中代表性作家语言策略分析和文本细读,探寻他们文学语言创新的努力和贡献、共性和个性、困惑和局限,进而呈现现代湘籍作家文学创作的地域文化底蕴以及风格特征的语言之维,昭显新世纪文学语言创新路向。论文主体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综合论,分别从现象、动因、形式和价值四个层面对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现象进行综合分析、梳理和论述。首章“自发、自觉与自由——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类型论”,主要是从历时流变以及共时聚合的角度,把现代湘籍作家的泛方言写作划分为自发、自觉和自由叁种类型进行分别论述。次章“方言情结、楚辞传统与边缘策略——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动因论”重追根溯源,文中提出,根深蒂固的“方言”情结、承续久远的方言写作传统以及自居边缘的文化策略是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的叁种主要动因。第叁章“话语改造与方言出场——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形式论”展开形式讨论。文中认为,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话语改造及文本出场方式主要有叁种:一是方言话语的原生态直接出场,独特的地域声音、别样的方言词汇和古朴的方言语法在文本中登场亮相;二是方言话语的间接性再现,有注释、加引号以及同义复现等多种出场方式;叁是方言话语本身成为文本的表现对象。第四章“方言审美与言语效用——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价值论”侧重方言话语出场意义和文学审美价值分析。文中认为,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具有凸现湘楚语音形象、描摹湘地人物形神、揭橥湘楚文化神髓等多方面文学审美作用。下编为作家作品论,也设四章,对沈从文、周立波、韩少功、彭家煌、古华和何顿等现代湘籍作家,一一结合文本进行泛方言写作个案论述。第五章“语言视域中的‘湘西世界’——沈从文论”,从沈从文“乡下人”身份认同和语言湘西根性坚守出发,通过其寻求语言自我塑造语言形象的过程分析,并结合《萧萧》、《边城》两个代表性文本的细读,最终得出“湘西口语:沈从文创作的语言基石”的结论,肯定了沈从文对现代汉语文学建构的贡献。第六章“主流话语缝隙中民间话语的再现——周立波论”,结合时代文化语境,分析了周立波走上泛方言写作之路的过程,并通过东北方言写作的《暴风骤雨》和母语方言写作的《山乡巨变》两个文本的比较性论析,指出了前者的缺失,肯定了后者回归母语的成功经验。第七章“文化寻根中的语言路向——韩少功论”,对韩少功文化寻根中的语言路向主要是泛方言写作的历程进行了梳理,同时以《马桥词典》为例,论述了韩少功对既有泛方言写作形式的突破和新形式的当下意义。第八章“泛方言写作的多向度拓展——彭家煌、古华、何顿合论”,以《怂恿》《芙蓉镇》、《我们像野兽》叁个文本为个案,对彭家煌、古华、何顿的泛方言写作进行了分别论述。
廖钢青[9]2008年在《京派文学中的生死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重点梳理了京派文学中各个时期的生死观,剖析各时期京派作家“和而不同”的生命哲学与死亡意识,解读这种生死观在其作品中的体现,并阐述生死观在京派文学中的文化意义和美学意蕴。因此,本文分成上下两部:即“生死轮回”:早期京派文学中的佛禅化生死观;“以死观生”:后期京派文学中的理想化生死观。早期京派作家在佛禅化生死观的影响下,在矛盾中思考生与死、真与梦、斗与隐的对立与统一,既敬畏终生,又冷眼观世,因中年心态而体会到人生如梦,以“生死轮回”冲淡死亡的恐怖。周作人、废名等人在动荡的年代中寻求内心的宁静,于悲苦的现实里体味生活的乐趣,“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苦中作乐”的生死美学。作品结构自由松散、漂浮流转,语言则趋于简洁朴纳,充满禅机。后期京派作家正是集中了儒家生死观的积极与道家的逍遥,融合了基督教的牺牲精神和民俗文化中的强健成分,并对诸因素进行了现代化的综合改造,追求一种物我两忘、主客一体、个群结合的生命境界,从而建立起理想化的生命哲学和死亡意识。沈从文、朱光潜等人在紧张中寻圆融,在悲剧中求悠远,在冲突中达和谐。生的执着与死的必然,生的顽强与死的突发,理想生命的探求与世俗人生的滋长,种种矛盾冲突打破了平和静穆之美。和谐、悠远的田园牧歌掩盖不了现实生活的苦难,因而形成了“悲欢混合”、悠远悲怆的美学意蕴。总之,如果说“矛盾”“冲突”是早期京派文学中的关键词,那么,“寻求平衡”、“探索理想”成了后期京派文人的主题曲。
许君毅[10]2009年在《“故事”的变形和艰难重构——《七色魇》文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奠定了他在文学史的地位,但进入40年代,他的文字却渐渐淡出湘西的视野,转入了一种抽象的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创作。那么,这种文风的转变隐藏了沈从文40年代怎样的文学和人生选择?本文以40年代沈从文的文集《七色魇》为视角,以“故事”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其文本的细致分析,探讨这个时期抽象文风形成的深层原因。一方面,故事在外在不断膨胀的创作理念,内在思维的自我对话、自我分裂的压制下不断变形,另一方面,沈从文又不断进行积极的文学探索,吸收各种“新方法”而努力重构故事,从《绿魇》传奇故事的危机到《青色魇》重说他人故事到《赤魇》集湘西故事的回归,故事在慢慢的重构,但并不是回到叁十年代故事的原点——视点依旧在湘西,却不只是停留在湘西。沈从文的创作从一种带着“美丽的哀愁”的单一抒情逐渐转变到一种内敛复杂多种声音的矛盾的文风,在故事的重构过程中找到了新的价值审美点和思索深度。《赤魇》集只是一个雏形,其艺术上的圆融远不及《边城》等叁十年代成熟的湘西小说,但是这种过渡状态的散乱和紧张是否也构建了另一种独特的审美文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文学世界在慢慢重构,虽然还处于探索阶段。由于时局的原因,这种开始也成了结束,沈从文曾说过自己只能写精致的作品,无法写出伟大的作品。但是,在40年代故事的艰难重构中,沈从文在向着“伟大的作品”不断前行。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形式意义[D]. 黄明星. 南京师范大学. 2010
[2]. 论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中的“野性思维”[D]. 李晓蓓. 山东师范大学. 2015
[3]. 沈从文湘西小说论[D]. 黄克顺. 安徽大学. 2004
[4]. 沈从文创作研究[D]. 吴正锋.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5]. 论沈从文笔下的土匪与游侠形象[D]. 神兴彬. 安庆师范大学. 2017
[6]. 自然人性的歌者—沈从文小说论[D]. 张婉婕. 河北大学. 2016
[7].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硬汉形象研究[D]. 刘子越. 吉首大学. 2017
[8]. 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现象研究[D]. 董正宇. 苏州大学. 2008
[9]. 京派文学中的生死观[D]. 廖钢青. 湖南大学. 2008
[10]. “故事”的变形和艰难重构——《七色魇》文集研究[D]. 许君毅. 福建师范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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