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推广教育模式创新研究

农业推广教育模式创新研究

李海华[1]2005年在《多元化农业推广教育模式的构建》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推广教育的发展。农业推广教育对提高广大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农业实现现代化,解决“叁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首先分析了国外农业推广教育的成功经验、中国农业推广教育现状。当前,我国广大农民有着巨大的教育培训需求,在教育内容的选择方面呈现多元化趋势,已经逐步从传统农业中摆脱出来,更多地向种植业中的经济作物和非农产业转移。与此同时,农业推广队伍现状不容乐观,推广人员数量严重不足,结构不合理,人员素质低;农业推广教育存在人才培养结构单一,重理论,轻实践。随着经济形势发展,现行农业推广教育已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现代农业发展对农业推广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依托杨凌农业高校、科研的人力资源和地域资源优势,构建了农业推广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农业推广实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技术成果展示交流模式,农业科技培训基地模式等四种模式。 农业推广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包括农业推广硕士学位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农业推广实用型人才培养模式针对高职、高专教育。这两种模式主要培养较高层次的农业推广人员。技术成果展示交流模式,农业科技培训基地模式主要是对农民的教育。 保证农业推广教育模式的顺利实施,必须要有相应的政策和保障机制:强化政府调控,改善农业推广教育宏观环境;改革投融资体制,健全农业推广教育投资机制;改革农业推广教育,培养高素质的推广人才。 农业推广已经不单纯是一种理论、经验和科学技术的传递,而是一种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的活动。农业推广教育是促进农业推广事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要实现我国农业发展战略目标,必须大力发展农业推广教育事业。首先,准确定位农民的教育主体和实施主体;其次,加强农业科研、技术推广与农民教育培训统筹协调;第叁,农民教育要与时俱进、动态发展;第四,横向联合,建立多种形式的农业推广教育联合体。

曾宪章[2]2004年在《农业推广教育模式创新研究》文中认为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农业发展已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农村经济也随之发生了增长方式的转变。面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要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增强叁大任务,最根本是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因此,我国农业推广工作也应顺应形势,由行政式与服务式推广向教育式推广转变,为新时期农业发展造就千百万适应农村人才市场要求的新型农民。教育式农业推广应该面向广大农民进行,以农村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为目标,实施全面的生产、生活、生态技能教育,提高农民自身发展需要为出发点,提高农民择业能力、就业能力和创新能力。但我国传统的农业推广教育过分强调知识的系统性、逻辑性,对学生农业生产能力发展、个性和农业综合职业素质培养重视不够,课程缺乏融洽性、复合性和灵活性,实践教学质量不高,教学内容不适应上岗和转岗,实现教学目标的途径不畅等弊病,针对传统农业推广教育的弊病,我们应以新的职业理论、人本理念、终身教育观念为指导,借鉴国外农业推广教育先进模式,通过开发适应21世纪专业课程体系创新农业推广教育模式,有效培养学生的农业职业素质。我们从中等农业教育园艺专业模块化课程体系开发着手,进行了为期叁年的大胆改革,尝试构建新型农业推广教育模式,实验结果表明:模块化课程体系改革,突破了园艺专业传统学科型课程体系,传统的课程观和教学观,明显提高了园艺专业教育课程开发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建设了一支高素质“双师型”专业教师队伍,实现了校企联合办学形式,明显完善了学生农业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提高了教师和学生农业职业素质和生产能力。本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农业推广教育课程体系改革来创新农业推广教育模式是可行的。它对提高农业推广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我国教育式农业推广的发展,适应新时期农业人才市场要求是行之有效的。这对湖南省乃至全国农业推广教育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促进农业推广由行政式与服务式推广向教育式推广转变、推动我国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时赟[3]2007年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研究(1897-1937)》文中研究说明以农立国的中华民族,到清朝末年已处于内忧外患经济濒临崩溃的境地,在“农为富国之本”的呼声和重农思潮的推动下,实业学堂之一的农业学堂开始创办。从1897年中国第一所农业学堂的建立起,到1937年,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在经历了起步、转型、发展叁个不同阶段的历史演变之后,基本上完成了近代化的历程。本论文在农业教育史研究相对薄弱的基础上,通过广泛搜集清末民国的相关资料,并借鉴中国农业史、农业科技史的研究成果,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史论结合的方法、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全面地展示出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脉络:分析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产生的动因,划分了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叁个历史阶段,总结了其影响因素及其内在联系,专题研究了近代农业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留学生教育对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影响,文章的落脚点放在了高等农业教育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社会职能上。本文还对近代成立最早具有鲜明特色的直隶农务学堂进行了个案研究,从个案分析的角度展示一所高等农业学堂发展变迁的全貌。通过研究,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外国的侵略、农业经济的衰败和中国对农业科技的迫切需求是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兴起的内外动因;农科留学教育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准备了高水平的师资和西方农业科学知识的储备;西方教育思想的引入和中国近代农业教育思想不断发展,推动和引导着高等农业教育的改革方向;叁次学制的变革是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又成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不同阶段的显着标志;农业推广的广泛开展和乡村教育的兴起使高等农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得到确立并付诸实践;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的推广,推动了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使农业教育的近代化成为农业近代化的先决条件。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也是学习、借鉴先进国家农业教育经验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打上了效仿西方的深刻烙印,也成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一个显着特点;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也是不断寻求高等农业教育如何为改良中国农业服务的过程,从农业推广的开展、社会服务职能的确立到乡村教育与建设运动的开展,高等农业教育在近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发挥得愈加明显。尽管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这一过程曲折而缓慢但是同时也取得了诸多显着的成就。如近代高等农业院校的规模和数量得到较快的发展,高等农业教育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具备了科学研究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能力;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近代农业教育家和农业科技人才,形成了丰富的近代农业教育思想;近代农业科学成果在农业改良中的应用,促进了农业的近代化转变,提升了高等农业教育的作用和地位,这一切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向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教育史的研究成果,而且,可以得出指导我国当代农业教育实践的现实启示:第一,应加强对农业教育的重视与投入;第二,高等农业教育应通向农村,加强与“叁农”的结合,在为“叁农”服务中增长其生命力;第叁,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应不断创新,才能推动农业的不断进步;第四,进行全方位的农业教育,加强农村基层实用人才的培养;第五,主动吸收和借鉴先进国家的农业教育模式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快速发展我国农业教育的有效途径。

赵晓林[4]2011年在《中国近代农民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即“叁农”问题,始终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关系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农民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的主体,“叁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农业发展、农村进步的关键,农民的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因此,加强农民教育,深化农民教育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中国近代农民教育的思想与实践,对于进一步推进当前农民教育的理论研究,指导解决农民教育实践存在的诸多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论文主要从教育学、历史学的视角研究和把握近代农民教育问题,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分析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还借鉴运用管理学等学科的概念和范畴。作者期望通过对近代农民教育的研究达到以下两个目的:一是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以专题形式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农民教育的思想和实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今学术界对农民教育特别是“近代农民教育”研究重视不够的缺憾;二是在为现实服务的层面上,通过总结近代农民教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对当今农民教育改革和发展有所裨益的借鉴和启示。论文力图寻求一个系统的逻辑与思维体系,以“近代农民教育”的内涵为本体,以近代农民教育的历史演进为经,以对近代农民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分析评述为纬。全文共分为五部分由七章组成。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提出研究近代农民教育的背景、目的、思路与方法,对“近代农民教育”及其相关的几个概念进行阐释和界定,是本研究的出发点。第二部分是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分析,由第二章与第叁章构成。主要分析了中国近代农民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并对近代农民教育从萌芽、发展到艰难推进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和阶段划分,提出近代农民教育发展“叁阶段说”。第叁部分是思想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分析,由第四章、第五章构成。首先,在思想层面对以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俞庆棠和雷沛鸿等为代表的近代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六种农民教育思想进行归纳、阐述和比较;进而,在实践层面对蓬勃发展期近代农民教育的实施情况从举办主体、经费来源、师资力量、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阐述和分析。第四部分是宏观评价,由第六章组成。主要从宏观的视角对近代农民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活动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既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近代农民教育中的重要而特殊的作用,近代农民教育取得的实际效果以及重大的历史意义,同时也从“理念缺陷”、“制度缺陷”、“策略缺陷”叁个方面分析了近代农民教育存在的历史局限性。第五部分是启示和借鉴,由第七章组成。主要以分析近代农民教育的经验和教训为切入点,总结出近代农民教育对当代农民教育以及新农村建设所具有的启示和借鉴。作者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中国近代农民教育的研究中做出了以下新的探索:第一,对“近代农民教育”的概念及其性质进行了界说。认为:“近代农民教育”是指1898年至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内,由各种民间力量和政府组织的,以西方农业科学知识与职业教育、文化教育、公民教育以及卫生健康教育等为主要内容,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结合为主要教育形式,以农村成年农民为教育对象的新型的农民教育。从性质上看,“近代农民教育”不仅向农民传播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以及科学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同时还向农民宣传民主的思想观念,激发农民的爱国热情,是较早在中国乡村和农民中比较系统传播科学、民主和爱国思想的文化启蒙活动。第二,对近代农民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动态的描述和分析,提出近代农民教育发展“叁阶段说”。认为:近代农民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以西方农业科技推广为标志的“萌芽发轫期”、以乡村建设为主要目的的“蓬勃发展期”和以抗日救国为特色的“艰难推进期”叁个阶段。第叁,对近代中国六位教育家散见于各种论述中的关于农民教育的思考和主张,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归纳、梳理和研究,总结出各具特点的农民教育思想。认为:黄炎培以“职业教育”为特点、陶行知以“生活教育”为特点、晏阳初以“平民教育”为特点、梁漱溟以“文化教育”为特点、雷沛鸿以“国民教育”为特点、俞庆棠以“公民教育”为特点的农民教育思想,是我国农民教育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后来者不断从中汲取智慧和营养。第四,作者对近代农民教育体现出的农民教育主体性价值观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指出了它对当代农民教育所具有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认为:解决农民教育问题的关键,是把农民作为教育的价值主体,使农民教育从工具性教育转变为主体性教育。农民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农民自身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这不仅表现为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更重要的还表现为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同时,开展农民教育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要最大限度地、真正地把握和满足农民的教育需要,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毛德智[5]2006年在《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指根据农村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等现状,通过各种教育形式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专业技能素质、政治法律修养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并通过加强医疗保健等措施提高其身体素质,以协调其数量,提高其质量,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推动农村经济健康稳步发展。从资源结构看,我国资源的最大优势既不是物力资源,也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力资源,尤其是农村人力资源。当前,在人力资源领域的相关研究较多,但涉及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尤其是从经济学、社会学多角度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本论文的选题正是以此为基本出发点的。 本论文共七章,从逻辑上可分为叁个部分,第一、第二和第叁章为总论部分,以理论分析为主。主要内容是概括性提出本论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思路与方法,在经验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进行历史考察与现状评价,并对美国、韩国人力资源开发的模式与经验进行剖析,将其概括为“先发模式”和“后发模式”,据此提出了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启示与借鉴。接下来第叁章系统构建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统计检验。结果表明:各地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程度不尽相同,地区间有明显的差异;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程度基本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第四、五章为本论文的核心内容,详细阐述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问题,以及在当前市场化与国际化不断加速的社会进程中,从技术进步、体制改革、社会转型的角度探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农业教育是开发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重要手段,第六章对此进行了专项研究,通过美国、荷兰、日本等国家农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开发的经验借鉴,试图找到一条适合我国现状的农村职业技能开发之路。第七章为结论部分,在提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原则思路的基础上,从观念开发、教育性开发、制度性开发、迁移性开发、政策性开发等角度,系统探讨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选择。本研究可能实现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叁个方面: 第一,通过对比较优势的综合分析,提出了我国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以及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本文认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充分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不仅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贸易比较利益,使静态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但从动态看,由于放弃了具备潜在动态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结果会由于工业化推进速度的迟缓及国际分工低级化和边缘化,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利。为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探讨和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状况的分析,指出我国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并结合社会经

雷夏菁[6]2012年在《美国农业推广教育研究生培养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业推广硕士学位的设立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农村发展以及农科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我国从1999年设立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以来,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推广人员的素质,推动了高校与农业生产部门的沟通和协作,加快了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速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的农业推广硕士虽然招生规模逐年增大,招生单位逐年增多,但是仍处于发展阶段。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与农业推广教育结合紧密,特点突出。探究美国农业推广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并在借鉴与创新的基础上改进和完善我国农业推广研究生教育,有利于推动我国农科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农业人力资本的积累。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等研究方法,收集美国农业推广教育的相关资料,并对其进行分析、整理、汇总,从宏观上把握美国农业推广教育发展历程,从微观层面选取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阿肯色大学、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作为案例,以第一手的详实资料,对上述4所大学的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培养进行剖析。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农业推广研究生教育具有7大特点:培养目标清晰明确,针对性强;重视申请人学习欲望与潜力;培养方式多样化,灵活性强;课程设置突出方法论的学习,着重培养学生自学与独立研究的能力,强调新的教育技术的应用;研究生顾问与指导委员会的指导监督体制促进学生健康的身心发展;多元化的评价机制确保学校的办学质量;学位项目多样,充分满足学生需求。对美国农业推广教育研究生培养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农业推广研究生教育现状的理解与认识,本文尝试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我国农业推广研究生培养的对策,即“一弱化叁加强”:“一弱化”是指弱化专业背景,拓宽生源渠道。“叁加强”分别是指加强校际合作,积极探索多样化的培养方式;加强课程建设,优化培养方案,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搭建学生职业发展的良好平台。

武忠远[7]2006年在《中国农业科技人才分类开发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里,如何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理论和实践证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离不开农业科技,离不开高素质的农民。因此,探究农业科技人才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寻求相应的解决办法,从整体上提高农业科技人才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市场经济理论、创新理论、组织行为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和人才学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互补充的方法对中国农业科技人才分类开发进行了系统研究。探索解决我国农业科技人才开发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本文研究的总体目标。本文研究的具体目的体现在叁个方面:一是在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农业科技人才开发的有关理论问题,丰富和深化人才学理论研究;二是通过大量的统计资料和调查研究,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合理的农业科技人才开发对策,为各级政府制定农业科技人才开发政策提供决策依据;系统研究我国不同类型农业科技人才开发的依据、目标、内容、途径、效果控制等问题,为农业科技人才开发实施主体制定人才开发方案提供基本思路。本文由4个部分7章内容构成:第一部分(第一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对国内外农业科技人才研究动态进行了述评,说明了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可能创新之处。第二部分(第二章)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创新理论、团队理论及其对农业科技人才开发的指导意义,讨论了农业科技人才及其相关概念、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规律、农业科技人才分类问题,着重探讨了农业科技活动的育人功能。许多农业科技活动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性,作为准公共产品,在一定范围内,新增他人参与消费的边际成本为零。既然新增他人参与消费的边际成本为零,那么,就说明同一准公共产品在一定范围内,参与消费的人数越多其投资效果越好。农业科技活动成果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育人功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农业科技活动不但要产出一些研究成果能够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去,而且要在科技活动过程中让更多的人能够有参与的机会,即要发挥农业科技活动的育人功能,使有限的资金投入能够收到更大的效益。将农业科技活动育人功能纳入农业科技项目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作为一项硬性指标加以考核,强化农业科技活动的育人作用。第叁部分(第叁章)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揭示了我国农业科技人才开发中存在的

张蓉[8]2007年在《农业高校产学研结合模式探讨》文中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中央要求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新农村建设,为新农村建设作出贡献。农业高等学校拥有雄厚的科教资源,是推动新农村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面对我国农业成果转化速度慢、产业化程度低、科技对农业生产贡献不高、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够完善的现状,探索农业高校成果转化与技术推广的新机制、新模式,发挥高校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引领、支撑、服务作用,是摆在我国农业高校科技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本论文在对国内外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的农业高校产学研结合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农业高校产学研结合模式进行了研究。总结目前我国农业高校产学研结合实际中的一些要点和难点以及产学研结合模式选择的原则,对今后我国农业高校产学研结合模式提出了新思路和新对策。本论文分以下五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导言本章主要阐述选题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及国内外研究动态并对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作了说明。第二章产学研结合的相关理论本章主要论述了产学研结合的概念、产学研的产生、特征以及产学研发展的叁个历程,在此基础上论证我国农业高校开展产学研结合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第叁章国外农业高校产学研结合模式研究本章在叙述发达国家产学研结合总体发展情况的基础上,重点论述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家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叁类模式,在比较、分析其特点后总结出对我国农业高校的启示。第四章我国农业高校产学研结合新模式构建本章论述了我国农业高校产学研结合概况、产生和特征;以河北农大的“太行山模式”为案例,对比分析目前我国农业高校产学研结合的八种模式优点、缺点,论述农业高校产学研模式选择原则,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农业高校产学研新模式。第五章农业高校产学研结合模式案例分析本章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展产学研结合为案例,分析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学研结合的现状及特点;目前正在运行的四类产学研结合模式的优点、缺点及其运行机制。总结我国农业高校产学研结合模式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解决的途径及发展趋势——以地区农业示范基地为发展平台,以农业高校科技资源为依托,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农民需要为出发点,寻求多元化、多层次的综合性产学研结合新模式。

钟秋波[9]2013年在《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研究》文中认为面对农业发展的新要求、国内农业资源的约束和国际市场的巨大挑战,提高农业科技转化率,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解决“叁农”问题,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实践证明,有效的农业科技进步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创新,更重要的取决于有效的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是改善和解决“叁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作为促进农业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是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基础和组织保证,也是我国政府对农业支持和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主导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已不适应新阶段农业发展的要求,需要改革和创新。虽然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组织体系、推广内容、推广方式等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但总体而言,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研、推广、生产叁者衔接不紧密,推广人员素质偏低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创新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完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体系与保障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兼顾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以理论分析为基础,在对相关文献和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典型调查及案例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现状与弊端,对我国超级稻推广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总结了美国、日本、印度叁国农业推广体系的特点和成功经验,提出对不同类型农业技术进行分类推广,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推广组织的作用,建立高效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组织系统;构建了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的保障机制;并对高校农业科技推广体制进行试构建,研究制度框架中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推广模式。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第一,与农业科技推广相关的文献和推广理论研究,包括国外主要研究动态、公共产品理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理论、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第二,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现状与问题研究。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投资机制、推广人员等方面,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特别是通过我国超级稻推广的典型调查,为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现状研究提供依据。第叁,国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考察,重点介绍了美国、日本和印度推广体系的经验和对我国的启示。第四,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创新体制研究。探索和创建了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政府农业部门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主体,高校、科研机构与市场型组织紧密结合,按科技成果的技术特征分类,对不同类型农业技术进行分类推广的多元化农业推广系统。第五,农业科技推广保障机制创新研究。对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法律保障体系、投入保障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等进行研究,力求为农业科技推广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坚强的后盾。第六,高校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试构建。以发挥我国高校农业科技推广的潜能为出发点,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我国高校农业科技推广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推广模式创新。第七,我国以大学为主体的农业科技推广实践与探索,分析大学农业推广的优势和面临的困境,以河北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科技推广的典型模式为案例,分析我国大学推广模式的创新实践,探索我国大学农业科技推广的成功经验。论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公共产品理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原理、农业创新扩散原理和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研究的理论依据。农业科技推广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政府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主导作用。大学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源头之一,要发挥农业高校科技推广的优势和潜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高效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路径依赖决定并影响着推广制度变迁的轨迹,因此对我国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不能完全抛开既成的体制和运行机制。(2)美国、日本、印度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构建的经验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和创新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应建立健全我国法律法规体系;加大政府投资力度,鼓励企业、组织与个人参与农业推广投资,形成农业科技推广多元化融资渠道;加强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之间的协作,建立产学研推一体化的科技创新体系:充分发挥农民协会、涉农企业等市场组织的作用;通过严格的考核和培训制度,提高推广队伍综合素质。(3)我国现行政府主导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存在着职能不清,管理体系不规范;农业推广与农业教育、农业科研衔接不紧密;投资机制不健全;推广队伍整体素质较低等问题,制约了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影响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已迫在眉睫。(4)鉴于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现状和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应明确实行分类推广,公益性推广服务主要由政府推广机构承担;经营性推广服务主要由市场型推广组织承担;中介性技术推广采取政府调节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我国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以政府农业部门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主体,高校、科研机构、市场型组织紧密结合,按科技成果的技术特征分类,对不同类型农业技术进行分类推广的多元化农业推广系统。(5)提出加强政策法律建设、强化农业科技推广财政投资、建立多元化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人才队伍建设、加快网络信息平台建设等保障措施。(6)高校具有人才、知识、技术、信息的优势,开展农业科技推广优势显着,是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对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实现农民增产增收具有引领、示范和推动作用。多年来我国大学推广模式创新实践为构建新型“大学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奠定了基础。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构建现代新型农业服务体系过程中大学理应当仁不让。大学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是我国一项可行而有益的举措。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制度设计必须突显农业大学的重要作用,突出高校农业科技推广产、学、研叁位一体的融合特征,调动科教人员、推广人员、企业参与农业科技推广的积极性。论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本研究从推广体系和保障制度两个方面探讨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对高校农业科技推广的基本框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推广模式进行试构建,从体制创新角度进行研究论述,在研究视角方面较以往研究可能具有一定创新。(2)以四川省超级稻推广实地调研为例,从种植效益、农技人员推广积极性、政府经费和补贴政策四个方面对影响农户种植超级稻的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加快超级稻的推广速度和效果必须构建一个高效、灵活、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结论,这部分的实证研究是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现状的有力证明。(3)提出了按科技成果的技术特征分类,对不同类型农业技术进行分类推广。确立了政府型主导模式在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中的主体地位,并对农业高校科技推广体制创新进行了试构建,这些创新性设计主要包括新的组织体系、运行机制、推广模式。(4)从实践层面提出推动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顺利进行的保障机制,即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有效的政府扶持政策;投入保障机制创新;激励约束机制创新;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5)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采用案例分析法。用调研个案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现状进行分析,总结了河北农业大学的“太行山道路”、东北农业大学的“农业专家在线”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一体两翼”科技推广模式叁个不同类型大学农业推广实践创新的案例,深化了农业推广的研究,有针对性地解决了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结合问题,弥补了我国农业推广研究案例分析不足的缺陷。

滕莺莺[10]2016年在《抗战时期湖北省立农学院研究(1940-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湖北省立农学院是在战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成立的,是战时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作用的产物。湖北政治中心的西迁带来了湖北教育中心的西迁,在“计划教育”政策的推动下,湖北省立农学院积极扩充师资队伍,改组组织机构,开展战时的农业教学。依据战时需要,湖北省立农学院设立了农艺系、园艺系、农业经济系以及植物病虫害四系,按照教育部课程标准安排各科系课程;公费体制下,学生享受免费教育;“耕读”的办学思想使学校采取自产自供的生产化教育;为加强训导教育,学院独创了“四育叁化”的党化训导教育;在学生学有所成后,由湖北省政府和学院统筹分配工作,最终实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目标。鄂西的地域性特点决定了湖北省立农学院农业研究的因地制宜性。学院各系分别设立研究学会,并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在实地考察和农场试验的基础上,通过与湖北农业改进所、农林部等农业机关的合作,对本省的作物改良、土壤改进以及植病防害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加强了鄂西的农业建设,推动了湖北农业改良。为了满足了战时农业推广的需要,农学院协助建立了战时初高级农业推广教育体系,并积极配合战时农民教育,从而建立了系统的农业推广体系。此外,农学院还采取了其他行之有效的推广方法,使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办学传统得以传承,为抗战建国培养了大批“知行合一”的农业建设人材,达到了“建教合一”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多元化农业推广教育模式的构建[D]. 李海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5

[2]. 农业推广教育模式创新研究[D]. 曾宪章. 湖南农业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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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推广教育模式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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