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梦滔[1]2003年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生殖健康的影响因素分析》文中指出获得良好的健康状况和减轻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两个重要目标。但是健康状况不仅仅是一个医学上的问题，健康和收入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一般而言，贫困人群的健康状况比非贫困人群差，贫困人群面临的健康风险要高于非贫困人群。但也不乏低收入国家成功改善人民健康的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曾经在较低收入水平的情况下，借助于良好的健康风险管理体系，成功地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卫生保健事业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发展经济学家曾把中国视为低收入水平国家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典范。 但是经济转型以来伴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贫困农户的健康状况却未见显着改善，尤其妇女和婴儿本身就具有健康方面的脆弱性，特别是与怀孕及生育行为相联系的生殖健康风险直接威胁到妇女和婴儿的生命。健康的风险人人都会有，关键在于如何减轻健康风险带来的冲击。我国在建国初期农村母婴健康水平改善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拥有以叁级保健网为代表的良好的风险管理机制，从而降低了母婴健康风险。本文从减轻贫困和人力资本投资这个角度出发，目的是探讨和提出现阶段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妇女和儿童(主要集中在婴儿和新生儿)与生殖健康有关的风险管理战略。其主要意义在于：第一、现阶段因病致贫已经成为贫困农户致贫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减轻母婴健康风险是中国反贫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提高个人的生产率，以此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因此投资于健康是加速发展的一种方式。并且改善人民健康本身就是发展的目标之一。 国内的经济学界尚缺乏对于健康问题必要的关注，尤其是健康经济学对于国内的经济学研究者还比较陌生，特别是缺乏基于个体健康测度的经验研究成果。本文主要采用规范的健康经济学研究框架，运用实证研究的经济计量方法对经验数据加以处理，并结合田野调查以及制度分析的方法对于现阶段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对妇女生殖健康风险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集有两个，分别是：“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集和“1992年中国儿童健康状况调查”数据集。本文主要使用经济计量学研究方法对母婴的生殖健康风险的影响因素和生殖健康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加以测算；使用描述统计结合定性分析对母婴健康风险管理制度加以分析。具体包括：(1)、构建妇女生殖健康的测度指数，并对妇女生殖健康的决定因素加以测算。(2)、对妇女生殖健康的保健和治疗服务的需求函数加以测算。(3)、使用两阶段回归对新生儿的健康投入需求和新生儿健康影响因素加以测算。(4)、应用描述统计和比较研究对现有的农村妇幼保健服务供给体系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 本文共6章。第1章绪论，提出本研究的中心问题，研究步骤。第2章提出本文研究的概念框架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评析。第3章农村贫困地区妇女生殖健康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通过建构农村贫困地区的妇女生殖健康测度指数，并估计妇女生殖健康的生产函数，以发现影响生殖健康风险的因素，特别是贫困与生殖健康风险之间的传导途径。第4章妇女生殖健康服务的需求分析，通过建立妇女生殖健康治疗和保健的需求函数，以发现影响保健需求的因素，尤其是贫困加之于生殖健康需求的约束。揭示出贫困地区妇女未能充分利用妇幼保健服务降低健康风险的原因。第5章通过测算农村地区新生儿健康生产函数，揭示新生儿健康风险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妇女生殖健康服务利用对于新生儿健康的影响，从而完整地分析贫困与生殖健康风险之间的联系。第6章结论和政策含义，通过总结造成母婴健康风险的因素和现有的农村生殖健康服务体系在风险管理上的缺陷，揭示出这种缺陷的制度根源，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并对变革现有制度的限制条件加以阐述。
肖伟丽[2]2006年在《降低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的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妇幼健康关系到国民的基本素质的提高,孕产妇死亡率是反映母亲健康的重要指标。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有了明显的降低,但在农村贫困地区,孕产妇的死亡率仍居高不下。为了进一步降低贫困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对于影响孕产妇死亡率的因素和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策略的研究是当前妇幼卫生研究的重点之一。目前对于降低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的策略的评价和综合工作都相对滞后,有必要对有效策略进行分析和总结。本研究分析了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开展的主要的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策略模式及产生的效果,确定了影响这些策略效果的关键因素。结合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现实情况,提出有利于策略实施、保证策略实施效果、改进现有策略的建议,为促进我国农村地区孕产妇健康和农村卫生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持。方法本研究运用社会学、管理学、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主要方法包括:(1)文献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利用了近年来农村贫困地区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策略的实证文献和在农村贫困地区开展的重点妇幼干预项目文献,经过分析和再处理后供研究借鉴。(2)现场调查。预先设计资料收集工具,现场收集相关数据;现场抽取相关的统计报表进行复印;设计访谈提纲,采取小组访谈方法进行访谈。(3)逻辑分析法。对所搜集的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归纳等,剖析每个项目采取策略的性质、特征及效果,分析之后,再进行综合。(4)政策分析方法。分析旨在降低农村贫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的各项策略产生的时代背景、发展状况以及发展趋势;(5)生物统计学方法:主要应用描述统计和统计检验描述实施策略前后的孕产妇保健各项指标的变化。结论通过对现有的降低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的策略进行现状分析和理论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建国以来,在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开展了许多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实施项目的农村贫困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下降速度较全国农村平均下降水平快;(2)在我国农村贫困地区,主要采取了提高供方服务能力和提高需方利用服务能力的策略模式;(3)影响降低农村贫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的策略效果的因素包括政治方面的因素和技术方面的因素。政治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村贫困地区领导的意愿、公共政策设计的合理性、政策落实的到位情况、健康教育的机制、计划外生育孕产妇管理和不安全流产的管理等;技术方面包括妇幼保健人力资源匮乏、基层产科建设落后、剖腹产技术滥用等。此外,农村贫困地区自然、经济环境的落后依然是长期的影响因素。这叁方面的因素干扰着农村贫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的进一步降低。为进一步降低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研究者建议从政治和技术两个方面改进现有的策略模式。1.从政治方面入手改善现有策略:(1)明确政府在降低农村贫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方面的职责:①政府应加快建立农村基本保障体系,将孕产妇保健纳入保障体系;②改革财政分担制度,加大政府对农村妇幼保健事业的转移力度;③转变农村财政支出方向,加强农村基础建设;④改革医学教育模式,培养农村妇幼保健医生;⑤加强保护孕产妇的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⑥确定农村贫困地区为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优先领域。(2)确定农村贫困地区妇幼保健体系中各单位的职能:①协调计划生育部门与妇幼保健机构关系,加强部门合作,降低不安全流产率;②计划生育部门转变管理方式,减少计划外生育。2.从技术方面入手改善现有策略:①改革医学教育模式,培养农村妇幼保健医生;②加强对妇幼保健机构产科审核,减少剖腹产手术过度利用;③建立降低贫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的过程指标体系,提出过程干预策略模式。
吕军[3]2005年在《我国妇幼卫生领域关键问题界定与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为政策理论完善型研究,属《我国卫生事业主要领域关键问题界定与策略研究》的系统研究,在立足国内,从卫生事业发展战略层面出发:旨在构建和明确“我国卫生事业主要领域关键问题界定与策略研究,包括思路、步骤及其常用方法等”,以弥补公共政策理论的空白、消除实践的瓶颈。 一、立题依据 本论文为《我国卫生事业主要领域关键问题界定与策略研究》研究项目的子课题之一。 总课题研究认为政策优劣决定事业兴衰,追求高价值是政策的理性目标。在现实中,制约政策价值的障碍很多,在我国研究者和制定者之间以及科研和政策之间存在的隔阂和差距似乎更为明显。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各自为政,理论停留在理论,不具备指导实践的作用,实践只能依据经验。科学制定政策不仅需要有效的政策方法论,也需要政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间的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但目前我国卫生领域还缺乏政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进行良性互动的平台。 总课题《我国卫生事业主要领域关键问题界定与策略研究》,旨在以“政策制定科学程序”为指导,依据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步骤,在明确界定特定领域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根据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和对全局的重要性综合确定问题的优先解决顺序,然后参照政策研究衡量标准和政策决策衡量标准针对需要优先解决的焦点问题进行研究现状和空白缺陷分析,结合焦点问题研究现状和空白缺陷的分析结果,选择几个潜在热点和具有影响力的关键问题,超前进行专题政策研究,对科学制定国家重大卫生政策提供信息。 本研究作为《我国卫生事业主要领域关键问题界定与策略研究》中的一部分,研究将在总课题的基本框架下,围绕“政策制定科学程序”的各个逻辑步骤展开。对国内文献的评阅显示针对妇幼卫生领域重大问题及相关政策的系统研究在这20多年里是一个绝对的空白,可见妇幼卫生领域的政策研究是非常薄弱的,而政策研究是进行宏观管理顶层设计的基础和依据,研究的空白使决策失去了理论支撑。目前妇幼卫生政策研究滞后于我国宏观经济改革的进程,滞后于我国卫生改革的进程。妇幼卫生政策与立法是保障妇女和儿童健康及开展妇幼卫生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措施。从政策开发和制度建设的角度,为了促进我国妇幼卫生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性发展,进一步提高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需要对我国妇幼卫生领域存在的问题能有一个清晰地认识和了解,需要明确在妇幼卫生领域目前究竟存在多少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如何?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程度?各级决策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程度?等等。 本研究包括“理论论证”和“策略研究”两个部分。“理论论证”部分包括叁个部分:首先通过对妇幼卫生领域基本职能、运作规律、发展过程、政策环境等的分析来精确界定
康成[4]2009年在《“大香项目”作用的初步评估研究》文中指出目的依托2006年底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大香格里拉地区开展的“新农村新家庭——大香格里拉地区人口健康促进项目”,通过分析当地生殖健康服务能力及利用现状,对项目作用进行初步评估,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以便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指导下一阶段工作的开展。方法本研究采用定量结构式问卷调查与质性焦点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法,收集七县叁年(2005年、2006年、2007年)与生殖健康服务能力及利用相关的的资料,并对上述资料进行分析。结果经过一年的项目干预,“大香项目”初显成效:各县生殖健康服务模式已见雏形;生殖健康服务利用有所提高;群众生殖保健意识有所增强,生殖健康知识有所提高;政府主导,资源整合,部门协调,社会广泛参与的局面形成。建议尽管“大香项目”已初显成效,但各县应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实施方案,建议:(1)生殖健康服务模式已见雏形,在进一步运行中总结完善。(2)当前以提高服务人员素质和服务意识为主,可采取“借聘派培”方式,同时组建当地的生殖健康技术专家队伍。(3)加强对群众的健康教育,进一步提高群众的生殖健康知识,寻找有效途径改变群众的传统文化观念当中不利于生殖健康的思想观念。(4)充分利用现行有关的政策为生殖健康服务创造支持性环境,积极开展社区活动,促进群众的生殖健康。
杨发祥[5]2003年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计划生育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开展计划生育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人口的现代化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除导言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九章。 导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现状，简单介绍了基本文献资料，交代了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渊源。包括中国古代的计划生育思想、近代以来的国内外计划生育思想及活动。 第二至第六章分阶段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历程。1949年以来，我国计划生育大体经历了五个较长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1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提出与论争时期。其中，1949-1953年，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缺失与提出阶段；1954-1957年，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与初步开展阶段；1958-1961年，计划生育步入发展的歧路阶段。第二阶段(1962-1970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时期。1962-1965年，是计划生育的提出及其在部分市、县的试点阶段；1966-1970年，计划生育陷于停顿阶段。第叁阶段(1971-1978年)，是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时期。以[71]51号文件的发表为标志，中国计划生育进入实质性的发展时期。第四阶段(1979-1991年)，是计划生育的开拓与发展时期。1979-1984年，是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和政策调适阶段。1985-1991年，是计划生育规范化与制度化时期。第五阶段(1992年以来)，是计划生育的新形势和新探索时期。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我国步入体制转型时期，计划生育工作适应新形势发展，迎接新的挑战，进行新的调适，逐步摸索出了一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生育工作运行机制，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 第七章主要阐述了计划生育在运作实践中相关政策、运作机制及实际效果的地方差异，城乡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之间、涉外婚姻与本土婚姻之间等呈现出多层次特征。我国计划生育今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仍在农村和流动人口上，这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在本章中，还阐述了我国计划生育的法制化道路。包括“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和相关基本法律中，计划生育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和实施等。 第八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推行带来的社会变迁，包括计划生育对妇女、儿童、老人及家庭规模、功能和结构类型的影响，计划生育与我国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计划生育与城乡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及新型生育文化的生长等。 第九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中外交往及国际评价，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与国际环境。 结语主要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跨世纪回顾与反思，包括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轨迹、计划生育的特点与影响、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等，并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规律和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对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趋势进行了战略性前瞻与预测。
朱晓敏[6]2009年在《新疆农村劳动妇女素质与发展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新疆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也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我区农村劳动妇女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但农村妇女的素质和发展现状不容乐观,本研究通过深刻认识和客观评价新疆农村劳动妇女的素质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途径方法和政策建议,通过提高农村劳动妇女自身素质从而使其分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成果。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是较系统对新疆农村劳动妇女素质状况进行的分析研究。本文阐述了研究新疆农村劳动妇女素质问题的意义,提出了本文的特色和不足,以人口理论、性别和发展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农业经济学理论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理论基础。通过统计数据和实证调查数据,分析了新疆农村劳动妇女的身体素质、文化教育素质和科技素质状况,由面到点,从共性中体现个性特点。本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妇女的身体素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随之提高,但食物消费结构、食物消费水平和医疗卫生资源分配在城乡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偏远贫困地区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在文化教育素质状况方面,女性受教育水平总体有所提高,且男女在初等教育阶段差别不大,但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男性受教育的机会大于女性,女性受教育程度对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和子女数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在科技素质方面,农村劳动妇女科学素养明显提高,创收项目数量逐年增加,致富途径进一步拓宽,但还存在着整体科技素质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基于以上,本文根据国内外、区内外成功经验,在保障农村妇女公平参与经济决策,逐步缩小男女在经济领域与决策的差异,缩小男女受教育差距、提高农村妇女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及保障妇女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的完全健康状态和少数民族妇女教育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为进一步提升农村劳动妇女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向政府提供理论依据。
谢晓东[7]2011年在《河北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指出目的了解河北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现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政府部门制定有关促进生殖健康的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在河北省范围内,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抽取了966名符合条件的20～49周岁农村已婚育龄女性为调查对象,用自拟的调查表统一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有年龄、民族、学历、职业、婚姻、和家庭年收入,生殖健康概括为生育调节、妇女保健、生殖道感染、生殖健康服务。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对其进行入户面访,问卷由调查员亲自填写,所有资料应用EXCEL软件录入数据和校验,数据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处理,影响因素分析分别采用χ2检验、logistic分析方法,检验水准为0.05。结果1人口学特征:调查对象涉及到年龄、学历、职业、和家庭年收入等。其中,年龄以30～39岁组人数最多,平均年龄(33.85+6.85)岁。职业农民占大多数,文化程度初中和高中以上为主,以高中为多;婚姻初婚的占90%,家庭年收入普遍较低。2生育调节情况:河北省育龄妇女的避孕节育知识知晓率不高,其中知道4种以上、3种、2种和1种避孕方法的妇女比例依次为:32%、53.2%、79.5%、和100.0%。已婚育龄妇女大多采取了避孕措施,以“女性绝育(含宫内节育器)”和“避孕套”为主,在避孕方法选择上仅有20.97%能够自己决定,其余的79.03%的妇女是由计划生育人员建议或政策规定,对于所用避孕方法满意为34.5%。人工流产方面:36.3%的育龄妇女曾经做过人工流产(包括药物流产)或引产,其中,做过2次及2次以上人流的女性占14.9%;人工流产的主要原因“违反生育计划政策”和“避孕失败造成意外怀孕”,为主,占到了总数的76%。3妇幼保健情况:本次调查已婚育龄妇女中,怀孕活产率为78.3%,她们中只有620人接受过产前检查。而她们初次分娩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乡卫生院、其它综合医院和计生服务站,占到了总数的77%。4生殖道感染:有47.3%的人在近一年参加过定期妇科检查,其中有439人查出患有各种妇科疾病,所患妇科疾病主要为:月经不调、阴道炎、慢性盆腔炎、妇科肿瘤等为主,有60%的人选择去医院治疗。在性病、艾滋病知晓情况方面;90%左右调查对象都听说过,但对性病、艾滋病症状、传播途径及预防方法等方面的知识水平掌握都很低。5生殖健康服务状况:占调查总数37.7%已婚育龄妇女最希望所了解生殖健康知识是“性心理、性生理”,48.5%人最希望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渠道为“广播、电视”。在遇到生殖健康问题首先会选择“专业水准高”的“专科医院”。6生殖健康影响因素分析:以农村已婚育龄妇女是否患有妇科病为因变量,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因素。结果:初婚年龄、避孕措施和人工流产为已婚育龄妇女患妇科病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1河北省农村育龄妇女整体生殖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掌握水平较低,患病就诊意识差,生殖健康服务利用行为有待进一步改善。2初婚年龄、避孕措施、流产史是影响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妇科病的主要因素。3针对农村育龄妇女的薄弱环节开展生殖健康教育,提高避孕有效率,减少人工流产率,提倡晚婚晚育,改善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水平。
周王颖[8]2010年在《乡城县实施“一对一”母婴关爱行动运作机制及初步效果研究》文中提出目的依托2008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乡城县开展的大香格里拉项目子项目——“‘一对一'母婴关爱行动”,通过了解当地孕产保健服务能力及利用现状,项目实施过程,分析项目运作机制及初步效果,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以便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指导下一阶段工作的开展。方法本研究采用定量与质性研究结合的方法。定量数据主要依托于大香格里拉项目对该地区阶段性评估的调查表,对开展项目前后(2007-2009)的服务提供能力及服务利用状况进行分析。质性研究主要靠个人深入访谈及小组焦点访谈及现场观察获得相关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归类分析。结果通过一年的项目实施,“一对一”母婴关爱行动的运作机制顺利保障了各项活动的开展,但运作过程中还存在一定问题;通过健康促进五策略的开展,试点地在生殖健康促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孕产保健服务利用方面初见成效,育龄妇女孕产保健意识得以提高,产前检查及住院分娩服务利用明显增加。建议在试点乡一年的实践证明,“一对一”在促进孕产妇住院分娩,改善孕产保健服务利用方面确有实效,因此建议:(1)在项目县内拓展“一对一”母婴关爱行动。(2)项目的进一步拓展需要政府在孕产保健方面继续提供资金及政策扶持。(3)乡卫生院在农村生殖保健服务提供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必须继续加强乡镇卫生院的人员培养及能力建设。(4)加强对群众的健康教育,尝试开展孕产妇同伴教育,多途径提高农村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意识。(5)在住院分娩难以全面实现的情况下,现阶段可尝试加强合格村级接生员的培养,普及非住院新法接生。
徐倩倩[9]2011年在《政策和社会经济环境及个人因素对农村育龄妇女避孕节育和生殖道感染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背景】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在低生育水平状况下,提高避孕节育及其他生殖健康服务质量现已成为各级人口计生部门关注的重点。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然而国内探究政策、经济、文化等宏观的社会因素对个体生殖健康状况及避孕节育现状影响的研究有限,尤其是将宏观的政策经济文化等因素与微观的个人数据相结合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少见。【目标】探索生育政策、社会经济文化等宏观因素以及家庭和个人特征等微观因素对我国农村育龄妇女避孕措施选用和生殖道感染的影响。【现场】陕西省灞桥区,河北省涿州市,重庆市长寿区,山东省临淄区,江苏省吴中区,吉林省柳河县,湖南省浏阳市,四川省大英县。【方法与内容】本论文研究资料来自两个方面,宏观水平的各省生育政策资料及社会经济文化水平资料来源于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微观水平的家庭及个体资料来源于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避孕节育和生殖健康适宜技术选择行为及其变化的研究》课题的现场调查数据结果。该调查为流行病学现况调查,以“省、县、乡、村”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我国中等发达的9个省市进行抽样,对抽中的43个村/社区进行结构式问卷定量调查,调查样本点全部住户及户内20～49岁的育龄群众。调查内容包括住户基本信息、20～49岁育龄男女生殖健康状况及避孕节育适宜技术的使用和选择情况。问卷资料录入采用Epi-Data 3.1软件,数据分析使用SAS软件包及MLwiN2.22。统计分析方法主要包括χ2检验和多水平logistic回归。本文分析对象为其中20～49岁农村育龄妇女。【结果】本研究共计调查了10612名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其中94.3%采取了避孕措施,主要避孕方法为IUD(69.1%)、绝育(22.3%)及避孕套(7.5%)。人均GDP水平较高、实行1孩政策为主、文盲率较低的地区,IUD及避孕套等可逆避孕方法使用比例较高,反之,绝育使用比例较高。相对于IUD使用者而言,家庭经济条件差、年龄在30岁以上、文化程度低、从事农业、有≥2次活产史的妇女更多的采用了绝育；相对于IUD使用者而言,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年龄在30岁以下、文化程度较高、从事非农业工作、尚无活产的妇女更多的采用了以避孕套为主的避孕方法。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症状报告率为31.13%,至少同时出现2种症状的报告率为22.23%,3种及以上症状报告率为10.4%。来自人均GDP水平较低、每万人口医生数较少的地区,家庭经济条件差、饮用井水、厨房使用烟囱排烟、使用自家茅厕、共用盆浴洗澡、文化水平低、务农、怀孕次数多、活产个数多、避孕知识得分低、使用绝育或不避孕、曾有人流史的农村已婚妇女是RTI高危人群。[结论]宏观的生育政策及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对农村已婚育龄妇女避孕措施选择存在显着影响,农村避孕方法选择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服务模式需作相应调整。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患病率高,生殖道感染受社会经济文化医疗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制定RTI干预措施要从多角度加以考虑。
陈律[10]2009年在《浏阳农村居民健康状况与农村卫生服务现状综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篇研究背景与意义农村卫生工作是关系到提高全民族素质、保障农村生产力、振兴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大力发展卫生事业,广泛建立了基层卫生体系,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于一体的农村叁级(县、乡、村)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和农村卫生队伍。农民健康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传染病发病率、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明显下降,期望寿命不断提高。但是农村卫生工作仍面临着资金投入不足、卫生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心理、社会等的综合影响,慢性病对农民健康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医疗费用负担不断增加,农民因病致贫、返贫问题仍然突出。目前我国农村卫生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①经费投入不足:政府卫生经费投入不足,不仅导致了我国农村卫生资源的严重不足,而且导致农村居民的医疗卫生负担越来越重。②农村卫生专业技术队伍缺乏:农村卫生人力资源不足一是人员总数量上不足,二是专业技术水平低,叁是在地区分布上不均衡;同时农村预防保健人员业务素质偏低,缺乏专业培训,年龄结构偏大难以适应卫生服务需求。③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弱化:乡镇卫生院是承担乡镇公共卫生工作的主要机构,是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关键环节,也是目前非常薄弱的环节,一方面是预防保健机构不健全、人员配备不到位;另一方面是预防保健费用不足,公共卫生服务难以开展,导致整个农村预防保健服务网功能低下,同时因受经济利益驱使,扩大了预防保健有偿服务范围和标准,从而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④农村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与均衡性差:农村偏远地区医疗卫生机构的缺失是农村卫生服务可及性差的最主要原因;政府投入不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驱动等因素导致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几乎消失,是农村卫生服务不均衡的重要原因;而农民健康意识不强,有了病也不先去正规医院检查治疗,成为农村卫生服务不均衡和可及性差的另一潜在因素。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虽已取得较好的效果,但也存在合作医疗基金筹集困难且标准偏低和实际操作缺乏规范的问题。大多数患者由于能报销医疗费用的比例有限而放弃治疗,新农合并未起到抵御疾病风险的作用。国外对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卫生服务问题研究重点:①农村偏远地区卫生人力资源的培养、补充和稳定:面临农村卫生队伍不稳、技术人员缺乏的现实,很多国家采取的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是:重视开展农村社区医生的技能培训,提高服务能力;在农村办医学院校或由医学院从农村定向招收医学生为农村培养人才,或增加有农村卫生服务经历的人员来学校接受培训的办法。②农村社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国际专家在研究农村社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率不高问题时发现,农村居民患者对卫生服务机构的选择与其主观感受和判断有很大关系,农村地区医院的设备水平、经营状况、服务能力与范围等都会影响农村病人特别是老年患者的医疗保健;并提出加强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加强农村社区医院与大型医疗中心的合作,是满足农村居民卫生服务需求的重要途径。国内针对有关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农村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农村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农村公共卫生现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传染病与慢性病的防治、乡镇卫生院服务功能定位、村卫生室服务现状的研究较多。但是在疾病谱发生改变、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农民健康的最主要因素后,没有针对地区居民健康状况与当地卫生资源配置以及卫生服务开展情况的综合的、系统的研究,尤其缺乏对乡(镇)、村两级卫生机构的系统研究。我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3,农村居民的健康问题是最大的民生问题,如何发展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与基本医疗服务,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各级政府和广大卫生工作者努力追求的目标。卫生部先后叁次开展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对于促进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制定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提高居民健康水平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卫生资源分布很不均衡,人们的文化水平、生活水平、健康水平等均不尽相同,各地方仍需参照国家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并根据各地的现状与卫生服务需求制订相应的卫生发展规划。因此,开展地方性的居民健康状况和卫生服务调查对制定地方性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浏阳市是湖南省地处湘东的山区革命老区县级市,民营经济活跃,经济发展较快;除血吸虫病外其它的各种传染病、地方病、慢性病等健康问题、居民生活水平与习惯、人口构成等与全省相似,而卫生资源配置与卫生服务水平也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在湖南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我们于2006年12月-2007年5月对浏阳市农村居民进行了健康状况、疾病经济负担以及卫生服务利用调查,并对全市所有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进行普查,为制定符合浏阳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农村卫生政策提供依据,为进一步完善湖南省农村公共卫生政策、促进农村公共卫生工作提供参考。第二篇浏阳市农村居民健康调查目的:研究浏阳市农村居民慢性病的疾病谱及主要慢性病经济负担,农村居民两周患病率及卫生服务利用现况;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状况和主要影响因素,农村妇女妇科肿瘤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确定浏阳镇头镇、叁口乡和杨花乡(代表经济好、中、差)为研究对象,首先进行慢性病筛查,然后从筛查出的10种主要慢性病中随机抽样选取一定数量的病例进行慢性病经济负担的深入调查,调查方式为问卷调查和病历查阅相结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3个乡镇的3个村3200余名农村居民进行两周内伤病情况及寻求卫生服务情况调查,内容包括家庭成员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居民在调查的前两周内患病情况,以及因患病而寻求卫生服务情况,就诊机构的选择及其原因,未就诊的原因等;采用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对73名筛查获得的农村妇科肿瘤病例和140例对照进行有关月经史、婚育史、既往史、家族史等因素的调查分析,对所得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采用系统整群抽样方法对3个乡镇各抽取2个共6个村的已婚的育龄妇女进行普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和个人卫生习惯,卫生服务利用情况以及常规妇科检查。结果:①浏阳农村居民慢性病患病率达到160.62‰,慢性病前10位的疾病为高血压、泌尿系统结石症、类风湿关节炎、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胃肠炎、冠心病、椎间盘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胆囊炎及胆石症;高血压、类风湿关节炎、慢性阻塞肺病、冠心病、椎间盘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胆囊炎及胆石症的患病率均高于2003年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全市10种主要慢性病的经济负担分别为:高血压病的经济负担最高,达到7180.71万元,其次分别为泌尿系统结石(5129.63万元)、椎间盘疾病(3190.46万元)、脑血管疾病(3144.06万元)、慢性支气管炎(3045.76万元)、类风湿关节炎(2933.20万元)、胆囊炎胆石症(2828.04万元)、糖尿病(2794.56万元)、冠心病(2741.88万元)和慢性胃肠炎(2287.87万元)。以上10种慢性病2006年全市的总经济负担合计达到3.53亿元,人均负担达到296元,占年浏阳2006年农民人均消费性支出4614元的6.4%。每名患者的平均经济负担为2800元,占人均消费性支出4614元的60.7%。②浏阳农村居民两周患病率为152.3‰,略高于国家2003年卫生调查结果农村居民两周患病率139.5%o,其中慢性病持续到两周内的占74.8%;农村居民两周内患病后,有51.6%的患者到医院就诊,其中到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两级卫生机构所占比例达到64.4%;患者未就诊的主要原因是自感病轻占52.9%、经济困难占26.0%和无有效措施占16.5%。③单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妇女妇科肿瘤有关的共同危险因素为月经期有痛经、已绝经、绝经后服用激素类药物、哺乳、服用避孕药避孕、患有妇科炎症、患有其他慢性疾病史;多因素分析显示:服用避孕药(OR=11.800,95.0%C.I(1.870～74.476)、患有妇科炎症(OR=11.800,95.0%C.I(2.245～62.032)是农村妇女妇科肿瘤发病的独立的危险因素。④浏阳市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率为41.4%,疾病构成以慢性宫颈炎和阴道炎为主,分别占了68.3%和31.1%;35～50岁组的生殖道感染率最高,为45.6%;偶尔或不清洗患生殖道感染的危险是经常洗的1.59倍;农村妇女出现生殖道感染症状后,仅18.9%到医院就诊;结论:①浏阳农村居民慢性病患病率高于全国2003年农村居民慢性病患病率;慢性病谱与全国农村居民慢性病谱近似;浏阳农村10种主要慢性病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②慢性病成为农村居民的最主要的健康威胁;距离近成为其选择就诊单位时首要影响因素;农村患者因健康维护意识不强、看病贵经济压力大、慢性病难治愈等原因而放弃医治。③反复妇女生殖道感染是妇科肿瘤共同的危险因素。④浏阳市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率与国内相关调查结果接近;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防治的重点人群和高危人群是35-50岁已婚妇女;缺乏个人卫生知识和良好的性卫生习惯是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的主要影响因素:农村妇女出现生殖道感染症状后卫生服务利用率偏低;浏阳妇幼保健院近十多年来的普查普治政策仍将是提高农村妇女生殖健康的有效措施之一。第叁篇浏阳市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卫生服务现状调查目的:通过对浏阳市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基本建设情况与业务开展情况调查,为促进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发展提供依据:了解浏阳农村当前儿童免疫规划工作现状,为评价浏阳农村公共卫生工作落实情况提供依据。方法:对浏阳市36所乡镇卫生院的基本情况、卫生技术人员情况、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开展情况、近五年经费收入支出情况等进行全面调查;对浏阳市687所村卫生室进行普查,主要内容包括村卫生室基本情况、收支情况、农村公共卫生工作开展情况等;对镇头、叁口、杨花叁个乡镇从2003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出生的儿童共计630名儿童进行基础免疫和加强免疫接种情况的调查,并对计划免疫专业队伍建设、接种管理与资料建档等进行定性调查。结果:①浏阳市36所乡镇卫生院平均服务人口为36790人,平均每千服务人口的卫生技术人员1.5人;乡镇卫生院的卫生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比例88%;公共卫生服务人员院均值为3.8人;36所乡镇卫生院2005年的病床使用率为平均58.9%,年均诊疗18463.9人次;近5年来,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收入的2/3来源于预防接种:乡镇卫生院职工最多196人,最少仅7人,病床最多170张,最少的仅6张,业务用房面积多的10900m~2,少的仅400m~2,固定资产最多的2146万元,最少仅41万元。;②687所村卫生室共有卫生服务人员1158人、村医757人,每千服务人口有村卫生服务人员0.89人、村医0.58人,50岁以上村医占52.3%,无专业学历的的卫生服务人员占54.8%;36.7%的村卫生室业务用房面积低于45m~2,业务用房面积最大的有200 m~2,最小的只有1 m~2,相差200倍;固定资产最大值为150.0万元,最小为0.1万元,相差1500倍;687所村卫生室的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76.8%;村卫生室公共卫生工作主要是疫情报告、健康教育、接种通知、出生与死亡上报等工作。③叁个乡共有计划免疫专职人员5人,总服务人口98383人,计划免疫专职人员平均配置比例0.51/万人;叁个年龄组的平均建卡率为90.5%,平均建证率为86.7%;叁个年龄组儿童的“四苗”基础免疫全程接种率为75.06%,其中卡介苗(BCG)接种率91.52%,脊灰疫苗(OPV)接种率86.49%,百白破(DPT)接种率83.91%,麻疹疫苗(MV)接种率81.08%。儿童“四苗”基础免疫全程接种率2003—2005年分别为79.35%、76.74%、69.53%;叁年龄组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84.3%;叁年龄组的平均儿童百白破和麻疹疫苗加强免疫接种率分别是48.6%和50.2%;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儿童建卡率、建证率仅为57.4%和74.4%,四苗接种率和乙肝疫苗接种率仅为42.6%和48.9%。结论:①浏阳市乡镇卫生院的卫生资源相对较充足;浏阳市乡镇卫生院发展呈两极分化趋势,将影响到农村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性与可及性;政府投入相对不足,使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弱化。②浏阳市村卫生室发展两极分化趋势明显;村卫生室服务功能简单,以药品销售为主;服务人员年龄老化、专业素质较差。③所调查的叁个乡镇平均“四苗”接种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加强免疫接种率则整体偏低;乡镇级计免人员人手相对不足,导致接种半径过大,边远地点儿童的免疫得不到保障,影响乡镇计划免疫工作的有效开展;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儿童是计划免疫接种的薄弱环节;“四苗”接种率与乡级计免人员配备情况、出生年份、出生地点、是否有预防接种卡四个因素有关。第四篇浏阳市农村卫生服务调查的综合分析1面临的形势与挑战:①慢性病成为了威胁浏阳农村居民健康最主要因素,农村居民患慢性病后所面临的经济负担十分繁重,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杯水车薪,难以发挥抵御疾病风险的作用,导致患病后的卫生服务利用受到明显抑制。②乡镇卫生院是农民寻求卫生服务的最重要机构,在农村卫生服务网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乡镇卫生院的建设与发展两极分化趋势明显,同时其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呈弱化趋势;村卫生室虽然是农民寻求卫生服务的主要场所之一,但由于卫生服务功能简单,且建设与发展很不平衡,难以发挥网底的作用;浏阳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的现状不仅影响到农村卫生机构的公益性,而且影响到农村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性与可及性。③浏阳农村已婚的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率问题和妇科肿瘤问题不容忽视,健康知识与行为是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生殖道炎症又是妇科肿瘤的重要危险因素,但浏阳市农村妇女妇科疾病的卫生服务利用率很低,农村妇女保健工作面临较大压力。④浏阳市农村卫生机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不够合理,医疗、医技人员建设较好,而服务性公益性较强、经济效益较差的公共卫生与护理人员相对缺乏,难以满足农村卫生服务需求。2政策性建议:①参照《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制定浏阳市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建设标准,规范农村卫生机构的建设;加大政府对农村落后和偏远地区卫生院的投入,缩小卫生院之间的差距;加大对村卫生室服务人员的补充、培训与考评,确保农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②将乡镇卫生院服务功能社区卫生服务化,强化乡镇卫生院及临床医生的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加大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投入与专职人员配备,提高计划免疫、疾病预防、妇幼保健水平,保证农村卫生服务的公益性。③将慢性病的预防控制与管理作为乡镇卫生院和乡村医生的最重要职责之一,提高农民整体健康水平和控制医疗费用增长。④大幅度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标准,建议不低于城市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标准保证农民在患病时能得到及时治疗,帮助农民抵御大病风险。⑤加大对高危人群和重点保健人群的周期性健康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控制。3本次研究成绩与不足:①通过对浏阳市农村居民主要健康问题、卫生服务需求评价、疾病经济负担、卫生服务利用调查、乡村两级卫生机构的卫生资源配置以及卫生服务开展情况的系统调查,基本明确了目前浏阳市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压力,为浏阳市农村卫生发展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制订地方性的卫生政策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但本次调查研究没有对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质量进行深入研讨,也没有涉及农村精神卫生领域的调查,这都是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点。②在对浏阳市所有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公共卫生服务开展情况、经济收支情况、服务人员情况进行了综合调查的基础上,探索通过农村儿童基础免疫覆盖率的调查以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评价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核心工作的开展与落实情况,发现了目前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同时也为目前农村公共卫生工作滑坡的原因探索提供理论依据,还为评价农村公共卫生工作落实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指标,但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落实与效果评价需要更多的指标来综合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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