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自力[1]2007年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制约性因素探析》文中研究表明日本在成为经济大国后,争取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就成为了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交总方针。日本企图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从而实现对世界事务主导权的分享。日本制定了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中心任务的政治大国战略。为实现战略目标,日本开展了联合国外交,同时由于自身实力的局限,日本依靠美国来实现战略目标。以美日关系基轴为中心的追随外交和国内右翼势力、保守化政策使日本丧失了成为政治大国所需的最重要的软实力。日本的战略设计使日本既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也失去了周边国家对日本的支持。日本设计的政治大国战略所带来的制约阻力使其政治大国路困难重重。
郭晓琴[2]2004年在《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日本“政治大国”战略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确立和推行的国家发展总体战略，政治大国战略是日本在对战后“经济立国”总体战略进行修正基础上形成的。冷战的结束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世界进入一个构筑后冷战时代国际新秩序的关键时期，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调整国家发展战略以适应新的形势。早已不满足“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地位的日本，更是决心利用冷战后21世纪的“千年之变”向政治和军事大国迈进，并决心在新世纪和新的世界格局中占据重要一席。经过80年代和90年代日本政治家的不断努力和准备，日本国家战略的定位日趋明朗，提出并积极推进在构筑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实现其成为世界重要一极的“政治大国”战略。 21世纪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主要目标是：1），与西方大国平起平坐，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2），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中起主导作用；3），成为新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通过联合国来维护日本自身的利益。目前小泉内阁的国家战略依然是推进国家正常化，促成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普通国家”。积极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日本完全、彻底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正常国家”，并确保日本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其终极目标是成为可以在国际事务上拥有更多发言权和决策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是我国的近邻，它的任何举动都会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日本作为东亚大国之一，其国家战略的变化势必影响和带动该地区的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国际格局产生影响，因此对日本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也就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日本“政治大国”战略意义重大，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日本在新世纪的国家战略走向和国际形势尤其是亚洲的发展态势，有助于我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制定有效的对外战略。本文主要分叁部分。第一部分：日本“政治大国”战略产生的根源和发展。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叁个方面分析日本“政治大国”战略产生的根源，论述了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冷战后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调整 。
吕平[3]2013年在《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文中提出本论文着眼于对美国政府当前区域战略进行研究，即通过对2009——2013年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地区安全战略进行透视、剖析，评估其战略影响寻找中国对策。本文力图将新时期美国区域战略放在全球格局巨变时代背景下，寻找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的特点，在美国对中、朝、韩、日、俄、蒙战略中寻找内在联系，提取共性内容，实现宏观、微观分析的有机结合。通过对以上内容的分析，笔者尝试从战略高度解析美国各项战略举措，客观、全面地评析美国区域战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力求做到理论深刻、论述准确。本文主体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内容是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的环境剖析。奥巴马政府肩负着调整美国内外战略，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历史重任。以致于它既无法割舍主导东北亚地区欲望，又不得不谨慎介入域内事务。经典地理政治学的叁大学说揭示了东北亚在亚太地区的特殊地位，对理解奥巴马政府区域战略困境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居于东北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日本、韩国对美国巩固在东北亚优势具有重要的依托作用。陆海交错的朝鲜半岛、东海、台湾海峡是东北亚地缘矛盾集中所在，朝韩、中日、台海两岸叁大矛盾则成为奥巴马政府控制太平洋两岸实力变化的有力砝码。而雄踞东北亚大陆纵深的中、俄则是制衡美国霸权构建的主要力量，两国战略实力的增加令美国如芒在背。总体而言，东北亚战略环境对美国既富于机遇又充满挑战，虽然在该地区构筑完全霸权秩序的难度有所增加，但美国对其他各方的战略优势并未动摇。第二章主要内容是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目标与实力分析。美国区域军事目标相对冗繁，囊括维持对中国海上优势、遏制朝鲜核威慑能力、淡化俄罗斯强化远东海上力量影响、如期完成部署调整、保证战略资源供给等内容。经济目标则更加简明，包括构建“开放”的跨太平洋区域经济整合框架、捍卫美国对东北亚各国制造业优势。政治目标由巩固同盟体系、协调传统、新兴伙伴系统两部分构成。通观奥巴马政府区域战略目标，其指向性明确，可实现性较强。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国家实力独占鳌头，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一定程度削弱了美国的实力优势，其领域影响并不均衡。在军事领域，美国军事财政开支受到限制，但奥巴马政府区域军事财政资源保障并未动摇。在经济领域，美国国家经济实力基础牢固，区域经济战略受制于财政危机，可供调动的战略资源有限。在政治领域，经济危机影响微弱，美国区域政治战略资源充裕。综上所述，奥巴马政府实现区域战略的资源瓶颈尚未出现。第叁章主要内容是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内容解析。奥巴马政府区域战略也可以延续战略目标分类，从军事、经济、政治领域着手审视其战略措施。美军一方面通过部署调整维持东北亚地区前沿威慑，部队任务更为明确，进攻性更趋明显；另一方面利用技、战术创新，提高对中国压制能力。通过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奥巴马政府得以迅速打开区域经济整合局面，利用缔结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抢占东北亚地缘经济合作的主动地位，从而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扶植制造业复苏争取时间。面对东北亚岛屿争端同时激化的复杂局面，奥巴马政府采用不同介入立场，引导地区力量走向。新时期美国区域战略注重依托信息时代背景，利用与中俄社会直接沟通机遇强化对彼意识形态渗透，削弱两国制衡美国的战略实力。纵观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内容，其格局更加宏大、议题更为广泛、领域更趋全面、手段更为多样、内容承接更为连贯，对其战略效果实现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第四章主要内容是奥巴马政府对东北亚各国战略的多维透视。新时期美国对日战略集中于压制鸠山外交挑战，引导菅直人、野田佳彦内阁外交路线，捍卫“美主日从”基本关系框架。奥巴马政府对韩战略则侧重于诱导韩国参与规制中国的区域战略，曲意迎合李明博当局强硬北方政策，诱导韩国将中国崛起与朝韩关系恶化相联系，参与防范中国战略。由于中美关系影响广泛，奥巴马政府刻意将对华战略区分为全球、地区两大层次。在全球层次，美国维护与中国基本合作关系，合作解决全球问题。在地区层次，借助邻国对中国疑惧心理，加强联盟合作维持对华优势。对朝战略中，奥巴马政府打破美国对多边对话机制依赖，利用全球安全机制、地区军事联盟加大对朝鲜压力，同时注意避免压力过大导致朝鲜崩溃。奥巴马政府对各国战略思维内核在于“分而治之”，压制与拉拢并存，提高了各国合作处理地区安全问题的难度。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效能评估与中国的应对。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目标内正面效果居多，目标外负效果不足以抵消已取得成果，基本实现了预期效果。新时期美国区域战略效能有所提高，总体战略能耗获得较好控制。在战略影响方面，除在岛屿争端中偏袒日本遭到他国非议外，奥巴马政府区域战略获得域内多数国家肯定。在第二任期内，奥巴马当局可能在既有区域战略基础上，在全球战略收缩与东北亚战略重点等矛盾之间微调，以期完善对东北亚地区战略。奥巴马政府区域战略的成功映射出中国崎岖的崛起之路，中国只有摆脱思维束缚，面向未来最大限度挖掘战略机遇期价值，以“自变”带动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改善，才能破解美国的规制之局。
刘瑞丽[4]2006年在《冷战后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从战后到冷战结束,短短四十多年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其政治却无多大进展。因此,日本被称作“一流的经济”,“叁流的政治”。日本不再满足已经获得的经济大国地位,开始寻求成为政治大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就有成为政治大国的梦想。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发生了一系列有利于日本的变化,日本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了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步伐,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通过回顾日本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日本富有很强的侵略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会不择一切手段。所以,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能否实现,成为世界人民关注的焦点。同时,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必然会对其邻邦——中国,这个多次身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国家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近几年来小泉纯一郎首相接连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台湾问题、东海油气田之争等问题以及日本右翼分子不负责任的言论,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使中日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因此,有必要对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及其对日中关系的影响作以分析。 本论文共分四部分:第一章概述了日本战后政治理念的演进:第二章详细论述了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的含义和实施政治大国战略的主要措施;第叁章是对日本政治大国战略进程的几点估计;最后一章是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通过这四部分的论述,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中日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为恶化的时期,但考虑到各种因素,仍有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的必要性。所以,理智地看待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有助于我国政府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妥善处理中日关系不但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还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张斌[5]2006年在《李光耀、苏哈托、马哈蒂尔强国政治战略研究》文中认为李光耀、苏哈托、马哈蒂尔因其铁腕领导与所获成就而被人们称作东南亚政治舞台的叁位强人,他们都把各自的国家带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其成就与影响为世人所瞩目,在战后发展中国家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他们虽已走下政坛,却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丰富了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政治经验宝库。本文以国际战略学理论为指导,以政治战略理论为分析框架,主要运用国际战略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及系统理论的方法,从叁位领导人政治战略制定的目的、设计路线、实施手段、调控因素、运行效果等几个相互关联的方面,通过对他们各自政治战略的考察和分析,力求从中采撷出发展中国家求得和平与发展的政治战略的一般规律性认识。在分析探索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从总体上,李光耀、苏哈托、马哈蒂尔以发展经济为政治战略的核心目标,沿着立足于本国实际,以区域合作为引桥,以世界为发展舞台的政治战略路线,对内,以威权主义政治作为政治战略实施的动员与控制方式,集中运用国家权力以增加国家力量,对外,一方面,不断强化相互间区域合作;另一方面,在维护政治独立的同时,积极加强与世界大国的经济合作,并以内外配合,协调共振,维护稳定,发展经济,实现了发展历史的加速度,走出了实现现代化的“最短距离”。本文还认为:对于处于一定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统治者的政治战略中,威权主义政治与民主政治都属于社会动员与控制的方式与手段,关键是根据本国的实际加以适当的运用。另外,均衡是政治战略的重要原则,体现着制定政治战略的思想路线和实施过程的倾向性以及成果的归宿,也是对政治战略实施过程的调控与修正,政治战略的非均衡将可能导致目的与结果的背离。
韩晶晶[6]2014年在《二战后日本对东南亚政府开发援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全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战后重建成为当务之急。政府开发援助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倡导下开始成为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现象。日本作为二战的主要发动者,给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破坏,在战后有义务给予被侵略国以战争赔偿。日本战赔的主要对象是东南亚国家,日本借助政府开发援助的形式偿付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战争赔偿支付。这种有效的“战赔”最终成为日本ODA的缘起和雏形。日本对东南亚的ODA不仅在日本战后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上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缓解了东南亚受援国对资金和技术的急需。为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和重建贡献了力量。由于战后和平条约对日本政治、军事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的诸多限制,日本只能运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国家对外功能和国家利益,所以作为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ODA从一开始就被当成外交工具,也是日本在东南亚实现国家利益诉求的手段。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在世界援助体系中是极具特色的。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从整体上看“功利化”趋向明显。对于日本来说,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优势明显：在地缘经济层面,东南亚地区有着丰富的石油、木材、橡胶、有色金属矿产等日本经济发展急需的能源和工业原料,东南亚地区还有着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在地缘政治层面,东南亚的地理位置对日本来说极为重要,是日本石油进口战略通道必经之地,堪称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也是日本政治军事力量投射的首选之地和远投放的“中转站”；在地区关系层面上,东盟地区组织正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地区整合合作的有效机制,也成为东南亚地区与域外地区、国家互动的平台。在东南亚地区大国关系复杂,既有地区内国家之间的历史、现实纠葛,也有域外大国之间在东南亚的权力争夺。随着中国国家实力上升以及在与东盟的地区合作中占据越加重要的地位,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关系不断升级,这些都给在东南亚地区有着传统战略优势的日本形成巨大的冲击。为了维持自身在这个地区的优势以及地区合作上的主导权,日本运用各种手段加大在东南亚的权势,日本政府开发援助遂即被开发出多样的形式来适应已经变化的了地区形势,运用ODA在东南亚国家已形成良好效用的基础上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展开新一轮的博弈。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来阐释日本在二战后对东南亚实行ODA的状况。第一部分力图对日本政府开发援助进行一个综合解释,包括概念、理念、发展历程以及组织机制等基本要素；第二部分考察日本对东南亚主要国家的具体援助情况,便于更好地理解日本的ODA政策以及便于分析缘由给我们在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个别援助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第叁部分主要定性的对日本援助东南亚国家进行一个分析,得出其中的普遍规律。进一步分析日本援助东南亚的直接经济利益追求之外的政治诉求以及已经获得的政治收益；文章的第四部分是本文写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对于中国来讲,虽然对东南亚援助的时间很长,但是一直以来除了几个少数国家之外,中国对东南亚的援助一直不是整个援助工作的重点,但在冷战后,随着东南亚地区在整个国际社会地位的上升以及在地区合作中日益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东南亚地区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中国为了在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以及地区关系占据有力的地位,必须借鉴别的国家特别是日本成功的经验,对比日本利用ODA为外交工具的实践,找出中国对东南亚援助的不足以及改进的途径。
张怡潇[7]2016年在《战后吉田茂防卫思想与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文中研究说明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也是亚太地区安全领域举足轻重国家之一。由于二战中的战争罪过,日本背负了作为战争发起国应得的惩罚,即被剥夺战争权力。战后日本由于国际法以及自身实力的限制,选择了低姿态的“专守防卫”等防御型防卫政策。然而,当日本经济实力恢复元气之后,日本政府开始不断尝试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试图恢复到所谓的“正常国家”,甚至于2015年安倍晋叁第二次执政期间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法案。日本的防卫政策已经凸显出扩张的姿态,对于曾在二战中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主权国家和地区来说,不得不视为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提到日本战后防卫政策的发展,就不得不想到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战后初期,吉田茂运用其变幻风云的政治手腕在战争废墟上把日本重建起来,奠定了日本发展的基石。吉田茂根据其对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准确判断,制定出“日美共同防卫”、“防卫力渐增”等防卫政策,这些政策也成为战后日本历届政府制定军事战略的基本思想,对日本后世影响颇深。因此本文将吉田茂的防卫思想作为主线索,对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发展作详细的历史梳理。本文在理论方面选取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作为框架,提取了身份、规范以及认知叁个变量来分析战后七十年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动因。不同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更多的从文化以及认同的角度来理解国际政治问题。由于日本特殊的历史以及文化,建构主义对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从内因上来说是由于其国家身份的转变,而身份转变的基础则是由于日本经济实力的上升。经济大国的身份催生了日本政治大国的诉求,也使日本决策者开始着手“摆脱战后体制”的目标。另外,国内规范即《和平宪法》在制定之初就留有解释的空间,给日本调整防卫政策留下了缝隙。而且日本的文化传统使日本不肯只做“经济巨人”。最后,日本历届决策者受其历史文化以及战略目标的延续性影响,都对改变“防御型”防卫政策向“扩张型”转变情有独钟。当前,日本的防卫政策实质上已经向“扩张型”调整,这对于亚太地区来说是极为危险的事情。尤其是受日本军国主义迫害过的中国,不得不调整军事战略,以应对潜在的可能性威胁。这会引起诸多猜忌,甚至会引发不必要的军备竞赛,耗费大量物力财力和人力。对于整个亚太地区来说,也会引起新一轮的安全困境,导致地区安全环境动荡不安。美国是日本忠实的盟友,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从大方面来说对日美同盟会产生一定的帮助。但从另一方面,虽然美国政府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行为作了默许,但日本军事实力的提升也会使日本产生脱离美国的离心力,美国对日本的管控力可能会由此下降。日本“扩张型”防卫政策的转向从短期看确实对日本国家实力的提升有益,但把目光放大到整个国际社会,这未必是一件好事。
沈和[8]2017年在《21世纪初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研究》文中认为海洋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安全战略是维护国家权益、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在国家战略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近代以来,日本在追求“大日本主义”战略目标的过程中,采取了“海洋强国”的战略模式。在“扩张——收缩——再扩张”的战略模式演变中,不断扩大本国的海上势力范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的海洋扩张由隐性渐进发展向显性激进发展方向转变,其海洋安全战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为了探究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发展与调整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规律,明确其战略未来走向,本文共分为五章,通过海权论的理论视角,搭建了“地缘特性——国家定位——战略需求——战略路径——战略走向”这一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逻辑分析框架。第一章基于地缘政治学中的海权论及其衍生理论,搭建了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探析日本学界对于海权论的内化与应用过程,将西方理论与日本海洋安全实践进行了有机地结合。在不同历史时期外部环境的作用下,日本在海洋防御理论与海洋扩张理论的交替影响中,其战略模式呈现出阶段式的发展特征。但总体上可以归纳为“追求海洋大国的战略目标”、“选择与强者结盟的战略手段”和“重商主义的战略风格”叁方面特征。第二章按照“地缘特性——国家定位——战略需求——战略路径”的内在逻辑,以马汉提出的海权六要素为分析模板,明确了日本的海洋地缘特性和海洋国家定位。在此基础上,解读了日本在不同时期对于海洋国家的身份认知。无论是幕府末年的“海国”、还是二战后的“不沉航母”,又或是21世纪以来的“海洋国家”,日本的这一自我定位中潜藏着贸易需求引发的的扩张性战略动机,以及对他国控制海上航路的焦虑。上述战略需求是日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制定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推动力,决定了其战略演变的内在规律,是本文推导其战略发展走向的内在逻辑基础。第叁章梳理了21世纪初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实施所面临的国际体系和国内环境等现实基础,包括国际体系的大国因素、东亚区域体系的结构性因素、以及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因素。归纳了当前日本推行“海洋强国”战略的主要战略内容,包括调整防卫态势和构建新的地缘政治理念两个方面。明确了在“海洋国家”的“国家定位”下,日本的“战略需求”在新世纪的战略环境中的表现方式,力求探究外界因素与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制定之间的相关性。第四章归纳了21世纪初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实践的四种基本路径,即双边同盟路径、多边同盟路径、区域网络路径、以及拓展潜在权力空间的新路径。在上文中提到的国际与国内新态势的共同作用下,日本将日美海权同盟作为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军事行动和提升政治地位的基础;将多边同盟对话机制和应用集体自卫权作为介入区域内海洋争端和实施军事干预的借口;以“航行自由”为突破口,以价值观外交和经济拉拢为手段,构建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网络,打造海上贸易通道的延伸;同时以科技外交和对外援助为诱饵,向以北极地区为代表的潜在权力空间拓展势力范围,明确了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扩张本质。第五章在上文得出的内在逻辑与规律的基础上,预测了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即延续海洋扩张的发展道路,通过军力提升和经济拉拢等多重手段,完成“远交近攻”的同盟框架搭建,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与军事大国地位,维护本国在更广阔海域内的霸权控制。在此基础上,结合这一发展趋势给我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海洋安全战略发展的建议。本文以海权论为理论基础,利用“地缘特性——国家定位——战略需求——战略路径——战略走向”这一逻辑分析框架,考察了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内在演变规律以及战略实施模式。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受制于不同时期的外部环境因素,同时也受制于自身的海洋地缘特性、国家利益追求、国家目标设定等诸多因素。在不同时期侧重不同的利益诉求、实施手段和战略目标,呈现出“扩张——收缩——再扩张”的历史演变规律。本文将日本海洋地缘特性中所表现出的优势和劣势作为判定其国家身份和历史定位的横轴,将不同时期日本面临的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内经济社会因素作为历史演变分析的纵轴,通过对日本海洋安全战略演变的回顾、现实模型的解析、以及未来趋势的研判,勾画出了日本“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路线图,探究了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规律。通过对内在规律和演变规律的系统性研究,可以看出日本的岛国地缘特性和由此引发的战略需求是其制定海洋安全战略的内在主导因素。这一内在因素所具有的持续性特征,导致“海洋强国”的战略模式在日本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所体现,并且在不同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发展阶段中表现出不同的侧重,构成了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发展规律。未来的日本海洋安全战略也将延续这一规律,为了实现对更广阔海域的霸权控制,正在由单纯的海洋经济大国向海洋军事大国和海洋政治大国方向推进,日本进入了新的海上霸权扩张期。
赵春艳[9]2013年在《新世纪以来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实践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就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不断地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经过20多年的演进和发展,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日趋成熟。21世纪,基于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新认识,日本加快了对政治大国追求的步伐,对其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并日益呈现出朝军事大国迈进的趋势。另外,日本的主要政治势力已对成为“普通国家”,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谋求实现“全面大国化”这一战略形成了共识。21世纪,日本将成为政治大国定位为外交的最终目标,更加注重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种领域资源的综合利用。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关于日本要以什么方式成为政治大国和成为什么样的政治大国以及成为政治大国后会对周边国家产生什么影响这一系列问题,就不仅仅是日本一国的事情而是全世界人民都予以关注的事情。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就意味着其和平宪法第九条势必要被修改,军事力量势必要增强,这必然对亚洲乃至世界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新世纪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实践有助于我们正确了解新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走向。作为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中日关系的和平发展对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世纪之交,中国正快步向经济大国迈进,2010年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日本凭借经济实力正在加快走向政治大国,可以说中日两国进入了“强强型”关系的新格局。在政治大国战略这一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日本对华政策也进行了调整。对新世纪日本政治大国战略对中日关系影响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在发展新世纪的中日关系中制定有效的对日政策。
陈柯旭[10]2012年在《美国中亚战略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以地缘政治理论为视角,运用层次分析、历史研究、案例分析等技术方法,通过全面、系统地考察冷战后美国在中亚地区各个领域的渗透以及在中亚地区与其他大国的互动来剖析冷战后的美国中亚战略实质,并对美国中亚战略的功效和前景做出初步分析,旨在有助于中国清楚地认识美国的中亚战略,并做出恰当的战略应对。要研究美国的中亚战略,首先得确认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战略思维。论文通过研究美国历史上的叁个战略转折时期的领导人的战略思维,认为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是美国大战略的灵魂。正是在地缘政治思维的作用下,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国家战略都具有权力扩张性。冷战后美国的国家战略同样受传统地缘政治战略思维所左右,凭借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白宫的新主人们决定继续追逐被冷战中断了的世界霸权梦想。在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指导下,冷战后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被确定为排挤俄罗斯、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达到削弱俄、中挑战美国世界地位的能力和奠定美国在中亚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同时实现孤立伊朗的目标。当美国控制中亚后,它就可以利用中亚的欧亚大陆中心地位将美国在欧亚大陆东、南、西叁面的军事部署全面对接。冷战后,美国根据上述战略目标,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援助等手段对中亚进行渗透,逐步增强它在中亚地区的存在。政治方面,美国主要通过软硬兼施,上下兼顾的策略致力于向中亚各国输出西方式民主,使中亚国家成为美国领导的“民主大家庭”中的成员。军事方面,美国旨在按照西方模式和标准改造中亚国家。早在1994年美国就通过北约框架下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对中亚国家进行渗透。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还在中亚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在经济领域,美国开始试图通过修建绕过俄罗斯的中亚能源出口管道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进而逐步掌控中亚国家的经济命脉。发现此方案难以在近期奏效后,美国又推出“大中亚计划”。“大中亚计划”可谓是美国为了建立其在中亚的势力以及增强其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创举,它希望借促进中亚国家、阿富汗、和南亚国家间的合作来实现多重战略目标。美国中亚战略的另一重要工具是政府援助。美国的援助实质上是打着道义的旗号,谋取私利的战略工具。美国实施中亚战略,必定对中亚的外部大国造成影响,从而产生互动。对于美国在中亚与大国的互动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他们是美国挤压、遏制的对手,另一类是美国的盟友或想要拉拢的对象。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争夺最为激烈,两者在中亚的势力呈现出你进我退、此起彼伏的状态。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与中亚国家的传统联系和地缘优势有利于它们之间发展关系,美国想在中亚占据绝对优势十分困难。美国对那些被其视为朋友的外部力量则加以利用,尤其是土耳其。美国最初旨在将土耳其培养成为其向中亚地区投射力量的跳板,终因土耳其自身实力不足不能胜任而放弃。总体来说,美国的中亚战略在联合盟友达成目标方面是比较薄弱的环节,没有具体的政策和机制来整合盟友的力量,主要依靠它们在中亚地区谋求基于相同价值观上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默契来相互扶持。不过,美国也越来越认识到在中亚地区集盟友之力量达成战略目标的重要性,开始呼吁盟友间加强合作。总体来看,美国的中亚战略给美国、中亚国家以及中亚地区的其它外部力量都带来了相应影响。对美国而言,是利大于弊,它已从一个无从染指中亚事务的国家变成了对中亚事务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对中亚国家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影响主要是,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中亚国家增强独立性,拓宽外交舞台,提升国际地位；另外,美国在中亚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对中亚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民主输出活动给中亚播下了民主的种子；军事合作增强了中亚国家的国防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中亚的安全与稳定。消极影响在于：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动摇了中亚政局的稳定性,给极端势力提供了浑水摸鱼、借机做大的机会；美国与中亚各国合作步调的不一致致使中亚国家相互猜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从而削弱了中亚国家的地区合作意愿；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争夺增添了中亚的紧张气氛。除此之外,美国的中亚战略对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其它大国也有影响。美国的中亚战略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离其所追求的战略日标还相当遥远,究其原因,是以下因素阻碍了美国的中亚战略：第一,中亚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国家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分歧；第二,中亚国家的战略选择(大国平衡战略)；第叁,美国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和不同领域政策目标的冲突；第四,阿富汗反恐问题以及其他大国力量的制约；第五,对抗性的地缘政治思维是美国当前战略的最深层次制约因素。文章最后认为美国的中亚战略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至多也是根据其全球战略或欧亚战略的需要作出重心上的微调,他可能在某一时期获得并保持在中亚的优势地位,但全面控制中亚的战略目标终难实现。论文的结语部分指出美国的传统地缘政治战略思维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国际环境,美国根据这种战略思维所制定出的国家战略不仅目标难以实现,还可能将美国拖入灾难。中国不必对美国在中亚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咄咄逼人之势做出过度回应,坚持中国传统的以和为贵的地缘政治思维来建构和谐世界,坚持与中亚国家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联合发展的新安全观,坚持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以此应对美国的遏制。
参考文献：
[1]. 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制约性因素探析[D]. 田自力. 吉林大学. 2007
[2]. 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研究[D]. 郭晓琴. 新疆大学. 2004
[3]. 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D]. 吕平. 吉林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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