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雯[1]2016年在《疼痛的父子—《孽子》身体叙事研究》文中指出白先勇是中国旅美作家“留学生文学”的代表人物,也被称为“台湾现代派小说的旗手”。《孽子》是白先勇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台北新公园一群被父亲放逐,论落为娼,不断寻找心灵家园的同性恋孩子们的故事。《孽子》中大量运用身体叙事,描写了同性恋少年的身体、被父亲驱逐的身体、从事性交易的身体等。《孽子》既不同于中国古代同性恋小说,也不同于西方的同性恋小说,而是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本文将借助身体叙事学理论来探究《孽子》的这种独特性。本文以身体触觉为切入点,分析了《孽子》中的“身体触觉和痛觉”、“手”、“性与补偿”,以及《孽子》中的父子身体的疼痛,探寻了《孽子》中的人物是怎样对待身体疼痛的,并尝试寻找解决《孽子》父子关系困境的可能性。绪论部分介绍了白先勇小说研究的现状,以及本论文的切入点。第一章介绍了身体叙事学理论,从身体触觉出发研究了《孽子》中的手和《孽子》中的性与补偿。父子关系失和引发了身体疼痛,但身体疼痛并不能通过身体接触来彻底缓解,孽子们的身体仍然处于疼痛中。第二章集中论述了父子这一身体血缘关系,分析了父子双方的疼痛,梳理了父子关系的困境。父亲难以理解儿子,儿子难以面对父亲,儿子没有办法缓解父亲的身体疼痛,因为儿子就是父亲身体疼痛的原因。第叁章分析了父子双方是如何试图缓解身体疼痛的,论述了《孽子》中失而复得的身体感觉、父子们利他与自救的行为,接着结合个体心理学提出了解决父子关系困境的可能性。结语总结了白先勇善于表现人物痛楚的艺术特色。本文通过对《孽子》的身体叙事研究,更清楚地看到了白先勇在《孽子》中所表达的“痛楚”：赤足被放逐出家园的痛楚、“陷入流沙”中的痛楚、身体被啃噬的痛楚、饥饿的痛楚、拥有“孽子”的父亲的痛楚、得不到父亲谅解的“孽子”的痛楚、父子关系陷入困境难以解决的痛楚……《孽子》中人物的“疼痛”揭示了身体在社会生活中受压迫的状态,“疼痛”同时嘶喊着减轻痛楚的渴望。身体叙事这一研究角度,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孽子》中无处不在的、多种多样的“痛楚”。
李静[2]2003年在《论白先勇的宗教意识》文中指出白先勇是一位饱含悲悯情怀的当代台湾作家，从发表的作品可以看出宗教意识对其自身的人格行为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论文拟以蒂利希为代表的宗教文化学为理论基础，探究白先勇与宗教意识的契合关系以及在小说中所呈现的宗教精神和叙事策略，力图考察宗教与文学、文化的互动性，进而在反思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中来显示宗教文化的终极关切的巨大作用。这样，不仅为解读白先勇的悲悯情怀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研究视角，而且为宗教文化融入人文建构提供了借鉴。 绪论：宗教就是终极关切。蒂利希认为“宗教就该词最广泛、最基本的意义而论，就是终极关切，就是人自己的存在和意义。”“作为终极关切的宗教是赋予文化意义的本体，而文化则是宗教的基本关切表达自身的形式总和。简言之，宗教是文化的本体，文化是宗教的形式。” 第一部分：主要分析白先勇宗教意识的渊源。白先勇的审美心理中存在着宗教意识的因子：1、个性气质：童年的创伤性经验造成了敏感、孤僻、内省的性格，为产生宗教情绪提供了良好的土壤。2、家国兴亡：动荡不安的生活经历，为接受并形成宗教思维提供了心理积淀。3、文化积淀：长期的古今、中外文化熏陶，使得终极关怀的宗教精神深入骨髓。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白先勇悲天悯人的宗教精神。主要有:1、无常故苦。具体包含了作者的叁种感情:对历史兴衰的沧桑感、对人世变化的无常感、对人情难料的苦难感，从中透露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2、报应轮回。小说中存在着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情节和细节，意在揭示人类的灵肉之争和生死之谜。3、原罪救赎。小说讲述了人类的原罪欲，期待着用爱的救赎来提升生命价值。 第叁部分:主要分析白先勇宗教化的叙事策略。主要有:1、_上帝的俯视。具体包括叁种叙事视角，①圣子审视:在儿童视角的细节化、主观化基础上构筑圣子的神圣人格。②圣父期待:在圣父对人类命运的全知“叙述”和“展示”中期待建立终极的信仰。③圣灵评判:在对人物命运远距离地冷静观察后感悟圣灵的启示。2、天上人间的徘徊。白先勇的叙事结构就好像命运之神引领凡人在天上人间探寻生命的真谛，包括“人间—天上—超脱”模式和“人间—天上—人间”模式，背后的深层结构象征漂泊者寻求精神家园和心灵自由的艰难过程。 结语:文学需要宗教精神。白先勇把宗教从“神学”的地位摆脱出来，与作为“人学”的文学发生互动交流，进而使文学真正地进入形而上的终极关怀的层面。
郁葱葱[3]2013年在《历史的变迁与生命的沉浮》文中指出白先勇是台湾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文化心理结构影响着白先勇观照世界、生命和历史的方式，同时也成为他叙事伦理观念生成的重要动因。在白先勇的小说中，历史被推到远景，历史变动中人的命运的沉浮成为他文学书写的主要范畴。本文旨在探寻白先勇叙事伦理的内部结构，进而探究其与文本建构抑或小说叙事之间的关系。本文共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从叙事伦理的生成入手，分析白先勇小说创作的精神倾向。白先勇的叙事伦理的生成主要源于叁方面：一是童年经历造成的时间与历史的无常感。二是远离故土，造成的精神与文化的双重“怀乡”。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佛道的救赎思想。这些因素，氤氲出了白先勇创作过程中的感伤情结，练就了他小说创作中的救赎意识；第二部分，论述叙事伦理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在叙事过程中，作家遭遇到多种伦理困境，这也是小说中人物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为消解这种生命沉浮的焦虑，白先勇提出多种伦理构想。从文本分析入手，梳理出作者在小说中建构的几种主要的叙事伦理关系，即死亡伦理、历史伦理、时间伦理和传统文化的伦理追求；第叁部分，细致阐释出白先勇小说的叙事伦理策略，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白先勇主要运用叁个叙事策略对历史、生命、文化进行自己独到的解读。一是寓言化的历史阐释，本文从主题学角度探讨小说的寓言化使用，探究其诗学意义，对民族寓言与生存寓言的架构，是白先勇对历史与人类的存在产生的沉重思考，是与生命的一次次“对话”。二是复叙事，一种生命生存状态的重复叙事。白先勇将复叙事的叙事策略贯穿于他的小说世界中，分为“柏拉图式”和“尼采式”重复，运用文本细读，来寻找以上的复叙的原型。叁是互文性，传统文化的价值再生发。白先勇对昆曲及其他中国传统文化，由爱生怜，由怜生忧。重点论及昆曲文化智慧的文本转化及再创造，以期用文本的建构留存其精华之处。白先勇的这种文本建构方式，不仅反观生命与历史，更是挖掘出了二者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以此让生命的存在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能够自我解围与救赎。
吴鹏[4]2009年在《论白先勇小说《孽子》中的佛教意识》文中研究表明白先勇是一位有着强烈宗教意识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充满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宗教意识在他的小说《孽子》中也不例外,在小说《孽子》中充满了强烈的佛教意识,表达了白先勇对于人生痛苦的认识以及在痛苦中完成自救和救他的终极关怀意识。
兰楠[5]2016年在《白先勇《台北人》修辞幻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修辞幻象作为广义修辞学领域一个较新的概念,在短篇小说中的运作方式及意义具有重要的修辞研究价值。本文在前人对该概念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理解对其重新做出定义,并从观念内核与语境因素两个层面分别对《台北人》中涉及的修辞幻象予以阐释。根据修辞幻象的不同链接方式,将其链接形态分为连锁式修辞幻象群和聚焦式修辞幻象群,前者环环相扣后者聚焦统一。依据白先勇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小说技法,将修辞幻象的建构策略划分为融合传统文化因素与借鉴现代派技法两个大范畴,前者包括古典诗词、传统意象、巫术及迷信、色彩驾驭这几个传统文化因素,后者包括意识流和镜像投射。最后对修辞幻象建构意义的探讨是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分别以审美意义和文本意义作为切入点来进行的。本文力求以修辞幻象对《台北人》所进行的文本解读能够做到更加立体、全面、深刻。
常世举[6]2007年在《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宗教意识》文中研究表明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中浸润了浓厚的宗教意识,既有人生本苦的佛家体验,又有悲天悯人的基督情怀。白先勇能够成功地疏导自己的情感焦虑,这与他对宗教具有某种程度的亲近有关。他最终并未皈依宗教,但他的创作与宗教血脉相连、精神相通。
周丽芬[7]2013年在《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城市形象》文中研究表明白先勇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也是当代最早为大陆读者接触到的台湾作家。他小说中的城市，除了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之外，自身也是个性鲜明的主体。本篇论文主要就是探讨其小说中的城市形象以及白先勇在创立这些城市形象上的特色。本文前两章从作者不同的城市形象创立方式和于创立中所寄予的不同情感出发，将他作品中的城市形象分成遥想中的城市和现实中的城市来分别进行论述。在每一个大的分类下面，都各举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为例，如桂林、南京、上海以及台北与纽约。笔者先挖掘作者本人对各个城市的印象与情感，然后结合作品中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和他们对这些城市的感情、记忆，及他们在这些城市中的生活经历与遭遇来整体把握作者在作品中所重构的城市形象。在对这些城市形象有了整体性的把握之后，文章第叁章是对于作者在创立城市形象方面的特色的探索。一是中西对比视野下对城市的一种文化定位。今昔对比更多凸显的是人物内心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而中西对比更为着力的则是不同质的文化之间的矛盾，更能表现出城市间的这样一种文化差异，更好的满足我们此处对比的目的。本章在这种中西对比下，总结了中西城市间在文化上的这样叁点差异：传统与现代的差距、自由与专制的对弈以及那些在外国的华裔漂泊者们对于城市在“他乡”与“家乡”的定位上的区别。二是作者的历史意识给城的形象创造所带来的一种历史意味，和作者对于城以及城中人的一种悲悯观照。这种中西对比视野下的文化定位，特殊的历史意味和独特的观照视角，使得白先勇创立的城市形象烙上了特有的白氏印记。
王雷[8]2008年在《散论白先勇的悲悯情怀》文中指出宗教试图解决人生的痛苦以求解脱,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动力之一。作家白先勇并不信仰宗教,但他不排斥宗教,他选择了宗教情感的超越性,即俯视众生的悲悯情怀。文章以悲悯情怀为视角与切入点,一方面从白先勇的生存阅历与文化积淀论其悲悯情怀,另一方面从他的小说出发进行主体论述。
赵蕊[9]2008年在《论白先勇小说创作中的悲悯意识》文中研究表明悲悯意识是白先勇小说创作中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出身于贵族家庭的白先勇在童年时虽然锦衣玉食,却饱受肺病和战乱迁徙的折磨,幼小的心灵过早体味了孤独和无常,从而奠定了其悲悯意识贴近生活的低视角；他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通,加之对宗教观念的主动接受形成了其悲天悯人的艺术特质。这两点共同构成了他悲悯意识的渊源。我们从白先勇小说刻画的边缘人物身上,可以看到其悲悯情怀的不同表现：创作早期的短篇集《寂寞的十七岁》中,作者的悲悯还局限于一己悲欢的感伤,主人公多是与自己童年有相似情感经历的孤独寂寞的少年,他们在目睹成人的畸形世界和经历了迷途式的行走之后孤独地成长。在对命运的感悟和思索中,作者体会了历史流变的沧桑,对辉煌不再的军人和顺从命运的女性有了更深的同情和宽容,在他们的生存困境中燃亮一盏不灭的“心灯”,激发他们的命运意识。母亲的病逝和置身异域的双重刺激所引发的生存思考投射到身处夹缝的游子身上时,作者试图探索中西文化中中国人在认同危机中的生存意义。长篇小说《孽子》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奇特而又不无柔情的特殊世界——同性恋王国,从父与子,灵与肉,情与法的矛盾中,展现悲悯的终极目标“救赎”的完成过程。在社会结构发生转型与变动的今天,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文化权威的消失,道德力量的弱化,为这个时代的人们留下了精神的迷茫和痛苦,重建文化新传统,寻求自我认同的价值资源,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和精神选择。白先勇在创作中所秉持的宗教般的悲天悯人精神是对人的生命意义的追问,对社会的批判、同情和拯救,有助于文学真正进入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层面。
徐晓凡[10]2017年在《小屋与舞厅/酒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白先勇是当代着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编剧家,他的作品主要包括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散文集《树犹如此》等,这些作品对大陆、台湾以及海外的华文界影响至深。白先勇的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空间,而这些空间又有着独特的意义;同时这些空间在白先勇小说中的应用极其频繁,并且经常发生变易,这已经成为他小说的一大特色。但是,学术界对白先勇小说中空间及其变易的研究却并不充分,虽然有学者提到白先勇小说中一些具体的空间及其变易,但大多是在分析其他主题时寥寥几笔带过的,并没有学者专门对这些空间及其变易进行系统的梳理、深度的探究,而这便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本文绪论部分主要对白先勇的研究现状、研究成果进行了整体的梳理与归纳,同时阐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指出了白先勇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空间,即小屋与舞厅/酒吧,同时对这两个空间出现、定格在白先勇记忆的原因进行探究,并由此确定了这两个空间自身的悲剧性属性。第二章指出小屋与舞厅/酒吧这两个空间在小说中的象征,即小屋象征着“悲剧性的避难所”,而舞厅/酒吧象征着“通往深渊的‘捷径’”,并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对这两个空间在小说中所显现出来的悲剧性属性进行了解读。第叁章同样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通过小屋的空间变易以及舞厅/酒吧的空间变易,去具体分析在这两个空间的基础上的空间变易是如何强化小说的悲剧性的。结语部分对白先勇在创作过程中对空间及其变易的使用进行了整体的评价,并指出从空间角度去分析白先勇小说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参考文献：
[1]. 疼痛的父子—《孽子》身体叙事研究[D]. 余雯.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6
[2]. 论白先勇的宗教意识[D]. 李静. 河北师范大学. 2003
[3]. 历史的变迁与生命的沉浮[D]. 郁葱葱. 沈阳师范大学. 2013
[4]. 论白先勇小说《孽子》中的佛教意识[J]. 吴鹏. 科教文汇(上旬刊). 2009
[5]. 白先勇《台北人》修辞幻象研究[D]. 兰楠.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6]. 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宗教意识[J]. 常世举. 天中学刊. 2007
[7]. 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城市形象[D]. 周丽芬. 安徽师范大学. 2013
[8]. 散论白先勇的悲悯情怀[J]. 王雷.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 2008
[9]. 论白先勇小说创作中的悲悯意识[D]. 赵蕊. 河北大学. 2008
[10]. 小屋与舞厅/酒吧[D]. 徐晓凡. 西南大学.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