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松华[1]2014年在《基于以人为本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作为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突出人的城镇化这一城镇化的核心。论文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分析了改革前后两个阶段中国在两个不同体制下进行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并进行了评述,然后探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问题,最后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公平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突破了以往哲学家“抽象的人”的束缚,他以“实践的现实的人”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批判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发展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人本理论,历史上第一次把“以人为本”的理念植根于实践中,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从而为以“物本”依赖为基础的人向更高级的“独立的人”转变奠定了基础,真正实现了人本思想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尺度与现实尺度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揭示了城市和乡村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的不断斗争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关系的变革,进而改变城乡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城乡关系会经历一个“城乡同一——城乡对立——城乡融合”的发展历程。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工农联盟政治觉悟的提高,工农整体素质的提高等是城乡融合的基础和条件,城乡融合能够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其终极目的和归宿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启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大门,也拉开了中国式城镇化建设的帷幕。纵观65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可以发现,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发展历程,期间受政治影响很大,但城镇化总体呈现不断发展的态势。概而言之,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是城镇化起步和稳步发展的阶段,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一五”计划的完成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政治和经济基础；1958年到1965年是城镇化发展剧烈波动时期,大跃进、叁年灾害与政策失误、国民经济调整等大事件都影响到城镇化的发展,甚至大跃进停止后还出现了“逆城镇化”的现象；1966年到1977年是城镇化建设的停滞时期,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经济建设等,导致中国再次出现“逆城镇化”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顺了发展思路,经济建设和城镇化发展都朝着正确方向飞速前进,也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到1983年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城镇化发展阶段；1984年到1992年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阶段；1993年到2002年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形成时期；2003年至今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新发展时期。在当前阶段,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特别是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更是面临着众多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的加强、新型工业化的推进、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农业现代化的突破、产业集聚能力的增强、城市群规模的出现、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初步形成等,都为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必将加速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城镇化进程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城镇化质量不高、城镇化速度慢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城市中出现了新的“城市贫民”、“半城镇化”现象严重等,城镇化的推进还面临着不少的困难与挑战,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和就业制度等,制约着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城镇化建设理论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从2003年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开始,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开始由“物本”向“人本”转变,城镇化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城镇化,为此,我们必须走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道路。其中,集约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路径,智能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引擎,绿色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低碳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标志。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相关制度设计的缺失和部门服务的缺位,同时由于新市民的自身素质的限制和传统观念导致的文化冲突和认识偏差,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新市民往往遭遇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不平等,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必须同步进行相关制度改革,为市民提供制度保障；加强社区管理,营造和谐的居住环境；新市民加强自我调适,增强主人翁意识。总之,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社区、个人的共同参与,实行叁元参与模式,只有叁者各尽其责,互为补充,才能确保新市民公平的享受市民权利,实现人的城镇化。
邓文钱[2]2014年在《哲学视域中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文中指出城镇化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集中体现。然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城镇化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中国开启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仅用30年的时间就达到英国用200年、美国100年和日本50年才能实现的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在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的指导下，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速度缓慢、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凸显，各种“城市病”困扰着城镇的健康发展。如何避免西方城市化发展的老路，寻求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成为中国政府面对的重大现实课题。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是顺应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宜居梦”、“创业梦”、“幸福梦”的具体举措，是中华民族实现长期梦寐以求的“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中央就提出在破解城市内部二元结构过程中，走上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2013年11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走一条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城镇化新路。城镇化的实践探索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理论提出了要求。所以，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不仅是中国政界面临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也是摆在学界面前的一项重大研究课题。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国内外城镇化发展实践，在收集、整理和归纳关于城镇化问题研究的经典着作和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理论进行系统阐发和论述，力图实现理论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结合。首先从国外国内城镇化发展的理论脉络和实践脉络入手，依次对城镇化的相关概念、主要特征、功能定位进行剖析，系统梳理新型城镇化与“叁农”之间内在逻辑，分析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主要任务，力求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价值论的指导下，针对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危机和挑战，探索出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思路和新路径，展望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美好未来。本文的基本框架如下：引言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梳理和评述国内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新型城镇化所涉及的基本问题进行阐述。对本课题研究脉络、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同时强调了全文的重点、难点以及创新之处。第一章是城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探源，首先梳理了西方主要国家城市化道路的实践脉络，介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历程，概括出主要特征和一般规律；其次从理论与实践角度对中国城镇化历史脉络进行阐释，从而对国内外城镇化发展过程有一个总体性的认识，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内涵、特征和功能定位进行归纳概括。第二章为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与“叁农”问题的内在逻辑分析。这部分包括叁个内容：论述了农民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的本质要求，从理论特征到事例分析再到归纳总结；阐述农业智慧化是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的时代要求，从智慧农业发展的特征，分析了广西智慧农业的成功经验，从中总结了智慧农业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启示；探讨农村特色化是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的根本方向，概括了农村特色化的主要特征，结合山东威海苘山城镇化的成功做法进行经验总结。第叁章为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面临的现实困境和主要任务，分析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面临的主要问题，从主体定位、内容与形式、经济社会、城乡文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结合有关产业、法治、人文、社会、制度等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各种因素，提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第四章是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路径选择，主要分析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从智慧型、公平性、人文性、和谐型等发展理念，寻求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发展路径，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制定科学的城镇发展规划，激发社会发展的活力，实现“四化”的深度融合，清除城镇化的制度性障碍。第五章作为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的趋势展望。根据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发展实际，展望了未来城镇化发展趋势：城乡一体化趋势明显，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特色城镇趋势突出，智慧城镇逐步明显，生态城镇步伐加快。
钱振明[3]2008年在《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现状及发展方向》文中指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已逐步展开并日益兴盛,从而使"中国城镇化"成为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新的学科领域。但目前的研究与中国城镇化实践所需要的中国城镇化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发展尚有差距。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应当在城镇化发展的"中国经验"、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理论依据及西方城市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制度和政策支持体系、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前景问题等五个方面着力推进,以探明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及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的独特规律,并在借鉴和批判西方城市化理论中创新理论,发展来源于中国实践的中国城镇化理论,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指明实践路径的同时提供具体而有效的理论指导。
李柏文, 杨懿, 李慧新[4]2009年在《基于历史和产业视角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文中提出从城镇化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几乎一直在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从古代的行政型城镇化道路和市镇化道路,到近代的商业城镇化道路,再到当代的乡镇工业小城镇化道路。在1000多年城镇化历史中,中国只有约138年的时间在学习西方的传统工业城镇化道路。从城镇化动力产业的角度来看,中国推动城镇化依赖众多的产业,古代主要依赖手工业和商业,近代主要依赖商业和近代工业,现代主要依赖新兴工业和第叁产业。中国对城镇化动力产业的选择一向比较绿色环保。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产业的视角,以第叁产业作为中国城镇化的动力产业将是未来中国特色城镇化的主要道路之一。
杨振生[5]2017年在《建国以来德州城镇化历程及经验教训研究》文中指出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城镇化历程表明: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任何国家（地区）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不能回避城镇化。目前,全世界73亿人口中已有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城市,人类已经进入了城市社会的时代。但是通过工业化、城镇化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地区）人口总数仅有10亿人左右。除了在"冷战"背景下亚洲"四小龙"成功实现城镇化和现代化以外,还没有其他国家成功的例证。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因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停滞不前,有些国家甚至因过度城镇化陷入动乱而造成政权的更迭。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果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城镇化率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平均水平,那么中国城市人口将达到12亿人左右,中国城市人口数量将超过目前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城镇化规模之宏大,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之严峻,在世界城镇化历史上还没有先例。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顺利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重大而极具挑战性的历史课题。因此,对建国以来中国城镇化历程进行梳理研究,总结其中的经验,汲取教训,探求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基本规律,丰富中国本土化城镇化理论,并提出关于中国城镇化的对策和建议,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历程背后的思想和政策根源,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城镇化思想如何决定国家的城镇化政策,进而如何影响中国城镇化的实践,其中有哪些基本经验和问题教训。全文包括导论、正文五章和结束语叁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阐述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梳理了国内外城镇化研究成果,提出了论文的主体结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论文主体部分,包括第一至五章,从中共党史学的研究视角,以中国共产党城镇化思想和政策的历史演进为切入点,选取地级德州市作为研究案例,梳理建国以来德州城镇化历程,重点对德州"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进行系统研究分析,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城镇化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提出对策和建议。第叁部分为结语,主要归纳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创新点和不足之处,指出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和未来研究思路。本文将建国以来中国城镇化历程划分为政治型、经济型和新型城镇化叁个历史阶段。从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中共城镇化思想政策和城镇化实践叁个方面,对各阶段城镇化的历史合理性和局限性进行论证。本文认为,只有对中共城镇化思想政策和中国城镇化实践效果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刻分析,才能厘清中国城镇化的促进因素和制约因素,准确研判中国城镇化的未来趋势,从而提出中国城镇化的可行路径。因此,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循世界城镇化的基本规律,探索中国城镇化的特殊规律,不断总结经验,修正失误,才能创造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本文对建国以来德州城镇化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在政治型城镇阶段,德州地区城镇化在曲折徘徊中艰难前行。城市乡村在强大的政治控制力之下,基层政权得到巩固,社会高度稳定,呈现出低水平稳固的城乡关系。尽管这一时期德州地区工业化水平有一定提高,但是农业生产低位徘徊,缺乏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支撑能力,导致政治型城镇化战略下的"贫困"城镇化。"生产性"功能优先的城市理念和计划经济体制是最直接的原因,"大跃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运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既要肯定这一时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合理性,更要深刻反思其中的惨痛教训。在经济型城镇化阶段,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1992年开始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潮,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活力,拉动德州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与改革开放前的禁锢和贫穷形成鲜明的对比,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GDP增长为首要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城乡繁荣和人民的富裕。但是,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经济型镇化本质上也是一种粗放式城镇化.资源透支、环境污染、社会心理失衡等问题接踵而至,倒逼经济型城镇化模式向新型城镇转型发展。2004年以来,德州进入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结合本地实际,德州创造了一种"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本文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新型城镇化两个视角对德州市"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进行研究分析。实证研究表明,"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以农村城镇化为重点,以就地就近城镇化为路径,同步推进农业产业园区和新型社区建设,并将新型社区纳入全市城镇体系来规划和管理,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社区城镇化协同发展。"两区同建"城镇化模式是在国家新型城镇战略指引下,基于"自下而上"的一种新型城镇化模式的探索,为如何引导李克强总理提出的"1亿农民"实现就近城镇化提供了先行先试的成功范例。本文对"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进行分析研究,将德州市新型城镇化的实践经验上升到城镇化理论高度。总结出德州市"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所遵循的党的领导、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统筹发展等基本原则,归纳出这一基于地方实践的新型城镇化模式的主要经验,同时对"两区同建"城镇化模式面临的机遇、困难及存在的问题和教训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社区化、强化产业支撑、重视文化城镇化、侧重就近城镇化等对策和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六个基本结论:一是执政党的城镇化思想和政策决定着一个国家城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城镇化思想政策与城镇化实践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发现中国共产党关于城镇化思想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中国城镇化的顺利或曲折发展。二是世界各国国情各不相同,发达国家城镇化经验未必适用于中国,因此中国城镇化的道路选择,既要遵循世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更要遵循中国城镇化的特殊规律。叁是德州"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统筹解决城镇化和"叁农"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新型城镇化思想的成功实践,为中国城镇化提供了地方实践范例。四是城镇化是中国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所承载的意义远非经济领域本身,不能夸大城镇化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社会治理的稳定性更为重要,因此要有风险和忧患意识,走稳健的城镇化的中国道路,避免"激进"城镇化。五是在符合国家城镇化战略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应当尊重地方城镇化的创新做法,实践中即使存在失误,也要持包容的态度。六是要构建中国本土化城镇化理论。对城镇化的研究,要从城市规划学、区域经济学、人口学等学科高度,上升到哲学高度,构建中国学术界自己的城镇化理论体系,然后提升到国家层面上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体系,增强中国城镇化的理论自信,用理论指导实践,创造城镇化的"中国式"模式,为世界城镇化提供成功的经验和典范。
金月华[6]2016年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文中提出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虽然较早地产生于欧洲。而新型城镇化却是在城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是小城镇、城镇化概念的扬弃,是“城市化”这个概念的“中国化”。城市化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是工业、商业尤其是以制造业、加工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当然,城镇化不一定非得完全依赖于工业化及商业化,它也可以在农业产业发展基础之上的城镇化;城市化以非农化为直接目标,它试图将这类地区建成一座座现代城市,因而是一种“重构”过程,而城镇化可以是一种渐进式的城市化,非农化只是其终极目标;城市化体现了经济社会建设领域从乡村到城市两级对立的思维方式,而城镇化则体现出从两级到中介的辩证发展的思维方式,它来源于小城镇建设,试图让主体充分参与,它在允许保留乡村特质的基础上追求产业结构协调并进,逐步实现城乡一体,表现为就业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居住区域的城镇化。从外部环境角度看,作为城镇化发展到新阶段的新型城镇化特别注重公共服务城镇化、社会治理城镇化以及人居环境优美化等叁个方面。为此,本文共分七章加以阐述。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依据及选题的价值,国内外关于城镇化的研究现状、存在的不足,本文所采取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等。从而为本文的开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分析了城市化、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叁个概念之间的内在关系,不同之处,既揭示了城镇化作为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与理性选择,也分析了城市化与城镇化的异同点,论证了新型城镇化的特征。第叁章从思想基础、思想内容等角度揭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与当代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所处的时代出发,着眼于城市发展的未来图景,对资产阶级学者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城市化理论进行了深入批判,马克思认为,农村向城市的发展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工业向城市的集聚是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商业向城市的流动是市场规律的客观使然,因而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以及社会的进步性。但是,资本主义城市化道路使得农业越来越依附于工业,农民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形成了城市对乡村的统治与压榨,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对立以及农民对城市的人身依附关系。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社会应该从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走向城市与乡村的和解,城市从原来的城乡关系禁锢走向城乡关系的解放,最终实现城乡差别的消除。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切实落实以人为本,让城乡居民能够在宜居宜业的现代新城,在创新发展中做到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与持续发展,让城乡居民能够共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成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运用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实践中来,提出并践行了城乡一体思想,做到重工业与轻工业、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布局相对合理。“十八大”以来,中央确立了“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第四章根据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城镇化思想,从理论上论证了新型城镇化的内容,它包括主体的多元参与,以便把它建设成宜居宜业的现代新城,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种宜居宜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了实现人的生活方式现代化,体现在“宜居”;二是为了实现人的生产方式现代化,表现为“宜业”,两者完全统一于“人的现代化”建设理路中。第五章从类型学角度,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及资源利用等维度选择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叁明市永安市小陶镇以及泉州市安溪县白濑乡等叁类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作为“工业型城镇化”的代表,政府致力于以产业发展推进农民就地城镇化,以就业保障为抓手,以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为建设载体,让城镇化与环境美化统一起来,努力使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享有同等待遇,形成了共同富裕的新型城镇化典范。永安市小陶镇作为“半工半农型城镇化”的典型,该镇以生态经济作为核心,以公共服务作为抓手,推动美丽乡村建设,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模式。而安溪县白濑乡作为“农业型城镇化”的代表,他们以移民的诉求为导向、以保障移民就业为保障、以公共服务为载体因地制宜地建设宜居宜业的新型城镇,多主体共同参与移民安置。通过这些地方的调研,发现产城融合是一条推进城市与城镇、城镇化与新农村协同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之路。第六章站在“五大发展理念”基础上反思福建叁类新型城镇化道路所存在的不足,那就是:他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过于依靠政府的推动,更多地是外力推动的结果而不是主体的自觉行动,主要是各级政府通过运用行政的、财政的乃至法律的手段的强力推进而不是各社会主体自发的集体行动,更多地是被征地拆迁群众被动选择而不是主动城镇化的结果。这意味着他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失落了人,表现为城镇就业方式普遍缺乏,城镇生活习惯尚未转变,外来人员本地化成效不明,以人为本并没有得到真正贯彻。由此使得新型城镇化发展定位不合理,发展方式较为粗放,城镇社会管理水平滞后,可持续发展体现不够。第七章提出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发展对策,那就是要做到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公共服务、空间区域、社会治理及人居环境的转型升级。从内容上看,新型城镇化建设涉及物质性内容和服务性内容两个方面,前者强调如何建立一个宜居宜业的现代城镇,而后者则强调如何保证公共服务均等化,以践行以人为本、宜居宜业的发展道路及发展战略。这就要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顶层设计,形成多元共治与多元供给机制,建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评估机制,推助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理念,避免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的老路和弯路,着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注重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第一产业,壮大第二产业,完善第叁产业,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业,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人才保证,促进城乡、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保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性,切实增强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的动力。
许伟[7]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及其经验研究》文中提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将城镇化作为统筹城乡、启动内需、拉动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并指出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然而,如何实现传统城镇化道路向新型城镇化道路转型升级,却成为近年来困扰党和国家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鉴于此,学者们分别从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视野出发,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视角的研究则比较少见。事实上,无论是传统城镇化道路还是新型城镇化道路,都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实现方式。由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指导下,在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实践中,依据不同时期的国际背景和国情实际,以世界城市化道路为借鉴,历经前赴后继的接力探索而成。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认识、主张及其推进方式的选择,直接影响着该道路的发展路径和未来走向。基于此,本论文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及其经验研究为题,力求通过系统梳理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历程,提炼其探索成果并总结其基本经验,为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升级,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论文的选题依据、选题价值,国内外有关城镇化的研究现状、研究趋势,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确定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为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现实基础,主要从世界图景和中国实际出发,探讨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从世界图景来看,全球化、新科技革命以及城市在推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显着优势,促使城市化成为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中国迫切需要顺势发展城市化。从中国实际来看,城镇化是解决中国人地矛盾紧张、发展不平衡、城镇化严重滞后之必然,是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发展之必需。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拉美发展中国家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化道路都存在着各自的优点和不足,这不仅成为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要经验,也成为党探索该道路的客观必要。第叁章为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理论缘起,主要从中国传统城乡关系思想、现代西方城市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出发,梳理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思想来源。中国传统城乡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城镇发展要尊重自然、城乡产业发展要“以农为本”、强调城乡互为统一整体;现代西方城市化思想主要包括:芝加哥学派的城市化理论、城市政治经济学及世界体系理论、二元结构理论及聚集经济理论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主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列宁、斯大林的城乡结合思想以及毛泽东的城乡兼顾思想。并再此基础上,分析了此叁股思想对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所起的不同作用和地位。第四章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历程,主要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在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实践中,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历经开创、深化、拓展、创新四个时期,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其一,开创期:十一届叁中全会到十四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通过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准确把握,以世界城市化道路经验教训为启示,提出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为此,党中央先后在农村和城市引入市场机制,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开创了一条市场与政府双重推动,以小城镇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之路。在此基础上,党中央通过推进农、轻、重结构性纠偏,实现了城镇化由建国初的生产型向生活型转变;通过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小城镇,推动了小城镇迅速发展;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实现了东南沿海城市率先发展。其二,深化期:十四大到十六大,党的第叁代领导集体面对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制度遭遇危机,国内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小城镇发展出现瓶颈、市场化改革受到质疑等挑战,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并巩固了市场与政府双重推动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并提出工、农、城相结合,大城市与小城镇并举,重视城镇外向型发展的新主张。在此基础上,党中央依托全面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推动了城乡劳动力自由转移;依托工业园区建设和综合治理,推进了大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发展;依托西部大开发,推进了城镇化向中西部地区覆盖,进而从动力机制、规模形态、产业支撑、国际合作等方面,深化并发展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其叁,拓展期:十六大到十八大,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全球资源环境恶化、能源危机加剧,国内总体小康已经实现、叁大差距持续拉大、生态资源约束不断严峻等问题,将城镇化作为拉动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并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将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认识,由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发展方式层面,拓展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价值层面。为此,党中央通过各种惠农补农政策,推动了“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城乡统筹发展;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了城乡资源更加充分流动;通过培育城市群,推动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建设;通过发展主体功能区,推动城镇化向老少边穷地区覆盖。其四,创新期: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后危机和国内经济“新常态”,结合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化质量低下、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发展理念由“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进一步发展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使其内涵更加具体、外延更加丰富,进而使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有了更清晰、更精准的建设目标和发展方向——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为此,党中央通过进一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机制,推动城乡资源及人口更充分地自由流动;通过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城镇化由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依托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推动城镇化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型;通过“四大板块”、“叁大支撑带”建设,推动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各规模城市连片协同发展;依托美丽乡村和美丽城镇建设,推进有文化传承的城镇化发展;以扶贫攻坚为手段,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形成的中国特色传统城镇化道路的扬弃,是辩证的否定,是发展,更是创新。第五章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索成果,主要探讨历经30多年的接力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从科学内涵来看,该道路是指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实现由生产力落后、小农经济占主导、人多地少、资源分布不均的传统农业国,向生产力发达、工业和服务业经济占主导的现代工业国转变,最终实现城市现代文明与农村农耕文明和谐一体,现代化成果人民共享的途径和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下的一条子道路,归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系,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基本特征来看,该道路是中央政府、市场、地方政府叁重推动,土地与人口要素驱动,城市规模多样化发展,内生与外生结合推进的城镇化之路。从精神品质来看,该道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中的人民利益观和实事求是、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精神品质;并在体制制度依托、城乡互动路径、城镇空间策略、区域发展战略上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和谐发展思想的中国化成果——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第六章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基本经验,主要依据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所取得的成果,针对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问题,归纳并提炼出有助于应对当前困境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依据人民新需要调整城镇化建设思路,立足国情实际调整城镇化发展策略,坚持城乡一体化全面改革二元体制,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优化国土资源空间,坚持绿色发展应对城镇化资源能耗困境,坚持城乡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相得益彰。
常益飞[8]2010年在《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城镇化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评价为与美国高科技一起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城镇化不断对世界区域发展产生影响。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在我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其丰富的内涵和特点对我国城镇化发展提出新的要求。2002年以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共同推进成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主要特征。科学发展观以统筹为主题对城镇化提出新要求,以城乡统筹、集约发展、环境宜人、社会和谐、特色鲜明、生态可持续等为特征的新型城镇化不断受到重视。全文总体上包含两大部分：新型城镇化道路构建和甘肃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战略构思。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说明研究背景、意义和研究方法等；第二章为国内外城镇化研究进展；第叁章构建新型城镇化理论,阐释新型城镇化内涵及特征；第四章以甘肃为例,对其城镇化进程和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第五章提出甘肃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第六章从城镇体系叁大结构出发,提出一些调整和优化方案。
岳文海[9]2013年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型城镇化是我们党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深入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新命题和新战略。党的十八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进一步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新表述和新任务。特别是近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叁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再次阐释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这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①这说明,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5-10年综合发展结构的核心主题之一,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持久动力,是未来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无疑是我们党立足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现阶段突出矛盾的一次求解。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市化现象,他们深刻阐述了城乡关系对社会快速、良性发展的全局性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如果城乡关系改变,整个社会也会相应跟着改变。”②随着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城乡之间必定会走向一体化,实现融合发展,“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③。从而为我们展现出了城乡一体化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的重要地位。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俄国城乡关系如何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考察。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俄国,要想从根本上消灭城乡对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项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伟大任务,必须“把消灭城乡差别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④同时,“为了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还必须使千百万农村人口加强学习,改变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⑤。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思想。斯大林认为城乡对立的性质和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城乡这种对立关系是利益上的对立,根本在于制度上的对立安排”①。斯大林强调,要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结合,必须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进行经常交换”②。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城镇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城市文明,源远流长,极具丰富的内涵,对当代中国城镇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生产力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不断被解放出来,工业化取得了较大成绩,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的历史任务也被提到重要的位置,开始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新征途。依托各地区位优势、主导产业、动力机制、空间范围等,我国城镇化进程展现出多种多样的发展模式。探索各种不同城镇化的模式,可以为当代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积累丰富的经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以来,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在2011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这昭示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到由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变的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我国新型城镇化理论和实践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做出的卓越贡献。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体系的理论构成之一。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逾越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社会、文化等发展因素、条件的不同,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的过程和道路也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今受信息化、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影响,世界城市化发展开始进入新的阶段,显现出信息化、生态化、国际化等后现代特征。通过分析欧美、东亚及拉丁美洲等一些典型国家城市化的道路,总结其发展经验和特点,剖析其教训和弊端,以避免类似问题的再现,将使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走的更加健康。当代中国,把发生在中国的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强调为新型城镇化。这主要是因为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西方城市化及一些第叁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根本不同。新型城镇化的“新型”二字,既有性质和道路的“新”,也有具体方式和实现手段的“新”。性质的“新”表现为道路、制度和指导思想的独特性,凸显了我国新型城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领下的新型城镇化。具体内容和实现方式的“新”,除表现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四城”并举之外,还体现为新型城镇化是强调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农村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带动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并存的城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理论体系,应该着眼于“八大支柱”的建设和相互作用,即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农业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服务业是城镇化的后续动力,产业结构是城镇化的枢纽动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科学规划城镇化等级体系,“市场+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因地制宜探索城镇化模式,走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城镇化无论是水平、速度、空间分布和城镇体系,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迄今已经初步形成城市群、大中小城镇城镇等级体系和东、中、西不同的城镇化空间分布格局。但是总体上,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仍然处于加速发展阶段的前期。在我国农村人口向大中型城市和小城镇转移的浪潮当中,已经遇到了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些难题或因利益攸关冲突产生,或因体制机制不适应出现,涉及到就业、融资、环境等多方面问题,使得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和挑战。为了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本文提出了直面难题的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即：坚持正确思想的指导,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制定新型城镇化发展总体规划和构建新型城镇化度量体系；加快城镇化产业支撑建设和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加强新型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探索融资体制机制：推进管理体制改革和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坚持民生型和环保型城镇化导向。
邓兆洲[10]2011年在《基于城乡统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首先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城乡统筹和基于城乡统筹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等概念进行了辨析和界定,对关于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的国内外相关理论进行了介绍。接着,本文从户籍制度、城乡有别资源配置制度和农村土地保障制度等叁个方面分析了城乡分割对我国城镇化的制约;从城镇规模数量结构不尽合理,城镇化发展滞后工业化发展水平,在推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职能“越位”问题突出,城镇化发展质量不高,城镇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仍很严峻等五个方面阐释了我国城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文章论述城乡统筹是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必然选择。通过对城乡统筹必要性的分析,可以看出城乡统筹有利于城镇化全面、可持续推进。城乡统筹要求破除城乡壁垒,要求优化城乡资源配置,要求盘活农村土地资源,这些都有助于城镇化进程的推动,因此得出结论,城乡统筹是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的重要手段。最后,文章把城乡统筹作为一种思路、方法和手段,融入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具体措施,针对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得出城乡统筹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的五条实现路径:1、统筹城乡,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包括优先发展大城市,发挥大城市对农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充分转移农业农村人口;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突出小城镇衔接城乡功能等。2、统筹城乡,发挥新型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包括加强城乡信息化建设,依靠信息化推动城镇化;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依靠叁次产业协同发展推动城镇化;提高农民素质,依靠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推动城镇化等。3、统筹城乡,确保城镇化进程中市场基础和政府引导相结合。包括发挥市场对城镇化的基础性作用,农民进城主要由市场决定;统筹城乡管理,发挥政府对城镇化的引导作用;市场和政府既分工又合作,在城乡统筹中协调运行推进城镇化等。4、统筹城乡,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包括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要素流动畅通;统筹土地开发利用,科学制定城乡规划;改善城镇住房条件,让进城农民留得住等。5、统筹城乡,推进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包括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统筹解决城镇化进程中人口问题;转变城乡经济发展方式,在城镇化进程中节约能源资源;加强城乡生态环境建设,走生态型城镇化之路等。
参考文献：
[1]. 基于以人为本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D]. 罗松华. 武汉大学. 2014
[2]. 哲学视域中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D]. 邓文钱.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3].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现状及发展方向[J]. 钱振明.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4]. 基于历史和产业视角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J]. 李柏文, 杨懿, 李慧新. 生态经济. 2009
[5]. 建国以来德州城镇化历程及经验教训研究[D]. 杨振生. 天津师范大学. 2017
[6].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D]. 金月华. 吉林大学. 2016
[7].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及其经验研究[D]. 许伟. 西北大学. 2017
[8]. 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研究[D]. 常益飞. 兰州大学. 2010
[9].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D]. 岳文海. 武汉大学. 2013
[10]. 基于城乡统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D]. 邓兆洲. 重庆理工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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