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1]2003年在《国家利益和多边工具：法国的联合国外交之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二十世纪，多边外交迅猛发展，已成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重要方式。法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联合国外交是其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选择了国家利益和多边外交工具作为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了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选取了联合国建立之初的戴高乐时期和跨越冷战结束阶段的密特朗时期法国的联合国外交作为比较对象，选取国际环境、法国的认知以及具体活动叁个指标作为参数，以法国的联合国外交的历史演变为主轴，试图通过对戴高乐和密特朗这两个具有明显特征的时期法国在联合国所展开的外交进行多层次、多领域的比较研究，说明在法国前后发生巨大变化的联合国外交实践中所存在的延续性，法国在不同的国际政治条件下展开的联合国外交战略都是其实现大国梦想和构建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的重要行为方式，是为了实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 在勾勒法国的联合国外交概貌的基础上，从单元的层次上说明在当今多边主义的框架中，主权国家作为多边行为最为重要的载体，其性质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国家利益因素对于处于多边主义制度环境中的主权国家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多边外交工具的选取仍然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政策工具；只是在这种多边多重博弈中，多种影响因素包括国际环境和国家认知导致各国为追求合法利益，在多边外交工具的选择上以及具体的行为方式上会有所变化。法国的联合国外交充分体现出根据国家利益选择多边外交工具的特征，表现出法国外交对于国家利益根本目标追求的延续性。
陈琳[2]2009年在《冷战后五大常任理事国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研究》文中认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协调、解决国际争端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60多年来,联合国维和行动经历了比较曲折和复杂的发展历程,既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冷战后五大常任理事国参与非洲地区的维和行动,对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健康发展以及对中国更好地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和世界发生武装冲突最多的地区,因此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地区。在已经开展的63次维和行动中,非洲地区就有26次,目前正在进行的16项维和行动中,非洲地区有7项,均超过联合国同期维和行动的40%。冷战结束后,在非洲地区安全机制不健全以及自身维和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开始直接介入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多种因素、多股力量、多重利益在此汇聚和碰撞,对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决策机构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对提交安理会讨论的实质性问题都拥有否决权,因此大国一致特别是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一致支持就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成功开展的必要条件。五大国态度积极、保持中立,矛盾分歧少,维和行动就会比较顺利,这是纳米比亚、莫桑比克、苏丹等非洲维和行动取得较好成效的重要原因;五大国态度消极、偏离中立,矛盾分歧大,联合国维和行动就举步维艰,安哥拉、索马里、卢旺达等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失败教训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冷战后,由于五大常任理事国对是否介入、如何介入、多大程度上介入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等问题认识程度不尽一致,实践程度也参差不齐,导致常任理事国因素对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国际社会在期待联合国维和行动对非洲的总体稳定及地区安全机制的形成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也增添了对五大常任理事国介入非洲主权国家内部事务而影响维和行动未来发展的担忧。从后冷战时期联合国非洲维和实践来看,五大常任理事国直接参与非洲维和行动并发挥突出作用已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必须要重新思考诸如否决权、主导权、中立性、正当性等关键问题和核心环节,重新认识五大常任理事国在非洲维和行动中所应发挥的作用和所应承担的角色,从而进一步认清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内涵和未来发展方向。为此,必须持续改进和完善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方式和途径,以协调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关系为重点,以坚持维和行动的联合国性质和发挥安理会作用为关键,以坚持完善和丰富在长期维和实践中形成的“维和叁原则”为基础,以加强区域性维和机制建设为补充,确保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健康发展,真正解决非洲地区冲突和维护非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中国而言,在综合国力提升和国际地位提高后,要从大国走向强国,必须最大限度地展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最大限度地履行国际道义、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有选择地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并发挥积极作用,对中国进一步完善对维和行动的原则和立场,进一步找准在维和行动中的角色定位,进一步深化在维和行动中的行动作为,具有非常深远的战略意义。
张吉军[3]2014年在《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外交理念既是外交实践的产物,也是外交实践的指导。外交理念充分体现着一国与他国、一国与世界的外交关系。这种体现反映着主权国家对于国家利益、权力、地位等诸多关系方面的认识与定位,包含着主权国家对其外交动力、外交目的、外交手段等诸多根本问题的深刻思考,同时深刻表征着主权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历史文化传统。外交理念规定了指导国家外交工作的价值原则,影响乃至决定着国家的外交战略及其政策选择,对外交谋划和外交实践起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对于我国而言也是如此。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外交实践中积累、形成并发展了一系列外交理念,包括"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而不同"、"和谐世界"、"互利共赢"和"命运共同体"等,指导着中国外交在捍卫国家利益,伸张国家正义,转变外交模式和提高外交能力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从外交理念的视角对中国外交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文本并不太多,而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新中国外交的历史发展脉络,帮助我们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更好地面向中国外交的未来。基于此,本文运用文本解读法、历史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等研究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发展。外交理念反映着一国在利益关系方面的价值取向,体现了该国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具体的外交理念则主要包括对于世界的认识、对于自身的定位以及对于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的诸多思考。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理论依据包括:一、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判断转变为改革开放以来"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过程;二是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中国领导人经历了从"两大阵营"、"叁个世界"、"多极化"直到"和谐世界"的转变过程。叁是自我认知的判断。从毛泽东时代强调"社会主义"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领导人认为应该充分运用资本主义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所取得的各种文明成果,实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目的。外交理念关注一国如何处理好下列几个方面关系的重要性:一是为人类社会做贡献与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关系。中国主张将自身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各国应该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制定政策。二是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中国外交新布局。叁是国家外交和党际交往关系。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加强党际联系和交往的原则。四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之间的关系。提出应该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形成和发展了一系列外交理念,特别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工作的新理念,包括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理念,使中国外交具有了崭新的形象。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形成的的思想渊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两个方面。在外交理念变化发展的原因问题上,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来综合加以分析。当代中国外交理念发展在国际方面的原因是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国内方面的原因则包括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考量和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进程。外交实践与外交理念之间相辅相成。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外交必将发挥更加重要和更富有成效的作用,如国际多极格局与国际体系的构建和巩固、战略思维的引领和大国责任的担当等。中国将提出何种对外政策,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提出何种世界观、时代观、利益观等将会考验未来的中国外交,检验中国外交的勇气和创造力。外交理念不仅能够解释某个特定阶段中国实行具体外交政策的原因,而且据此可以对未来中国外交的发展予以研判,因为外交理念是融合了某种价值判断的产物。
肖涵[4]2018年在《冷战后法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阶段性变化动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简称“维和”(Peacekeeping),是联合国旨在为发生冲突的国家创造实现持久和平的条件,实现从冲突走向和平的重要手段之一。自1948年联合国在中东建立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并由此发起第一次维和行动,联合国迄今共开展了71次维和行动,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即第一代维和行动(1948-1987)和第二代维和行动(1988-至今)。在有关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方面,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更多聚焦于维和行动的部署与结果,但对诸如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大国的维和政策与实践却关注不够。实际上,在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参与维和行动的国家的维和政策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法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世界主要大国之一,一直都是维和行动的急先锋,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冷战后法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却发生了阶段性的显着变化。冷战后法国参与维和主要可以分成叁个阶段:积极参与阶段、消极参与阶段、谨慎参与阶段。在维和的各个阶段,变化最为明显的是法国派遣维和军事人员的数量。在积极参与阶段,法国维和人员数量保持在月均千人的水平,但到了消极阶段则骤减至每月几百余人,而后在谨慎参与阶段又维持了一个中间水平。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受到来自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影响,比如国际体系结构、国际安全形势、外交关系的变化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的改变。其中,基于理性决策的基本逻辑,当有利因素明显大于不利因素时,积极参与的特征就比较明显;当不利因素明显大于有利因素时,消极参与的色彩就比较浓重;当有利与不利因素相对持平时,谨慎参与的考虑就会被凸显出来。展望未来,一方面法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面临新的机遇。区域组织或次区域组织参与维和行动越来越多,从而增加了法国参与维和行动的机会,其维和空间也得到相应地扩大;另一方面法国参与维和行动也同时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国际安全因素复杂化,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联合国维和行动叁原则屡遭质疑,新兴国家在维和领域激烈竞争等。最后,法国维和经验的启示还在于,会员国需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相关问题加强研究,并在参与过程中始终坚持联合国的主导地位,要不断加强与其他区域组织的合作,同时还有必要完善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才能更好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王发龙[5]2016年在《国际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海外利益久已有之而非新生事物,它随着国际交往进程的开启而逐渐产生,随着国际交往密度的提升而不断发展。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在各个问题领域和不同地理区域迅速拓展开来,已然成为国家利益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海外利益维护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相较中国而言,西方大国有着更为久远的海外利益发展历史和更为丰富的海外利益维护经验。整体看来,尽管中国自建国伊始即萌生出些许海外利益,但是中国海外利益的真正发展实际上是改革开放后的事情。新世纪以来,中国海外利益进入了全面、快速、持续发展的历史新时期。近年来,中国海外利益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源自体系、地区、国家等层面的多重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在此形势下,党和国家逐渐将海外利益维护问题提至国家战略高度,不仅在宏观层面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还在微观层面提出了具体的因应之策。与此同时,学界加大了对中国海外利益问题的研究力度,进行了颇有特色的理论探索。遗憾的是,学者大多就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现状、威胁因素、具体损失等问题进行相对孤立、就事论事的分析,而未将中国海外利益发展与维护问题置于宏大的历史视野下和高远的战略层面上进行研究。换言之,学界缺乏对中国海外利益问题的历史考察、比较分析和战略研究。作为海外利益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中国如果要进一步提升海外利益维护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必须首先回答下述问题,即中国海外利益发展经历了何种演变进程?中国海外利益维护采取了哪些主要措施、遵循了何种主导逻辑?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积累了哪些历史经验、存在着哪些现实问题、面临着哪些现实困境?本文基于国际制度的理论视角,遵循分析折中主义的研究路径,就上述问题试做分析。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叁大流派尽管均就国际制度理论进行了不同维度的理论研究,但是皆固守各自的理论假定、逻辑推理、因果机制,形成并固化了彼此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和范式隔阂问题。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学者对国际制度理论的运用亦大多限于某一流派,主要囿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狭小视野”,缺乏打破范式隔阂的理论勇气和实践尝试。本文试着遵循分析折中主义对接现实、还原复杂的研究路径,统合叁大理论流派关于国际制度功能的合理成分,研究颇具现实性、前瞻性、复杂性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问题。首先,本文基于对海外利益与国际制度逻辑关系的分析,搭设了全文的理论框架。我们认为,国际制度对海外利益具有因果作用和建构作用,即从权力、规范、认同叁大维度,共时性地影响着海外利益的生成、发展、维护。其次,本文以中国与国际制度的互动关系为研究主线,考察了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叁大历史时期内,中国海外利益的主要生成机制、基本发展状况、主导演变逻辑等问题。再次,本文统合权力、规范、认同叁大维度,通过运用理论分析、经验考察、案例研究等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叁大历史时期内,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主要举措和主导逻辑。最后,本文基于对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的理论研究、历史考察、现实分析,阐述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存在的现实问题、面临的现实困境。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经验考察,本文得出下述基本结论。第一,国际制度与国家之间存有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双向互动关系。作为国际社会的规范性结构,国际制度不仅能够外在地影响着海外利益所属国对海外利益的主观认知和客观实践,还可以内在地建构着海外利益所属国与海外利益所在国之间的观念认同、身份认同、利益认同。在以制度为本位的国际社会,国际制度不仅是各国发展和维护海外利益的有效工具,还是各国(尤其是大国)竞相追求的重要海外利益本身。第二,中国海外利益发展具有明显的历史性、变动性。具体而言,中国海外利益的范畴、主体、领域等方面,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叁大历史阶段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即整体上实现了从偏重国内利益到兼重国内利益与海外利益的转变,从偏重整体性海外利益到兼重整体性海外利益与个体性海外利益的转变,从偏重高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到兼重高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与低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的转变。第叁,中国海外利益维护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性。具体而言,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基本理念、主导战略、具体手段等方面,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等叁大历史阶段内,相对应地遵循了从权力主导到规范嵌入再到认同建构的基本演变逻辑。建国以来,中国在海外利益维护的实践进程中既积累了合理确立战略目标、适时调整重点任务、灵活变换具体手段等历史经验,又存在着理念落后、路径狭窄、战略缺失等现实问题。第四,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身陷多重现实困境,同时面临着体系性威胁因素、区域性威胁因素、领域性威胁因素所带来的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作为快速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不可将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重心和长远目标,止于中微观层面上如何保障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具体物质利益,而应置于宏观层面上如何消减在国际体系层面所面临的权力掣肘、制度约束、文化差异。第五,中国应该借鉴传统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模式,更应该探索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符合自身国情国力的海外利益维护路径,即应该秉持“提升自己、塑造世界”的战略思维,遵循国家融入国际制度体系的一般逻辑,在国际制度的参与、改革、创建等环节更加奋发有为,不断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国际制度路径。
黄萌萌[6]2015年在《德美外交行为模式比较研究：外交文化的视角》文中认为本文发现并引入德国学术界提出的“外交文化”理论,以此出发解读具有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战后德国外交文化特征。论文对比研究德美两国外交文化可以凸显其相异和相同之处,但研究重点仍是德国外交文化及其对冷战后外交行为方式的影响,对美国外交文化及其外交行为方式的研究主要作为参照物。“外交文化”理论是指一国社会各界所形成的与特定政治与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外交认同与外交观念,及其对于外交政策与外交行为方式的期待与要求。近代以来,德国历史多次发生断裂,其政治和外交文化也发生巨大变化。战后德国遭到国际社会严厉惩罚,国家分裂为东、西德两部分。1949年成立的联邦德国建立起议会制民主政体,随着公民政治参与程度提高、学生运动以及和平主义思潮崛起,促进了西德社会的历史反思,为其政治和外交文化的转折奠定了基础。西德民众逐渐摒弃以军国主义为特征的旧德意志外交文化,新的外交文化具有1.拒绝德国特殊道路；2.积极融入西方阵营；3.奉行多边主义外交4.向欧共体／欧盟让渡部分主权；5.保持克制文化等特征。冷战后,德国参与了一系列海外军事行动,由此展开了德国社会上有关其外交文化是否背离战后所坚持的“克制文化”的激烈争论。与德国不同,美国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美国政治体系与历史没有像德国那样发生重大断裂,美国外交文化具有历史连续性,其特点可以概括为：1.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徘徊；2.作为西方核心国家承担全球责任,这与“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观及客观上综合实力最强等因素密不可分；3.具有强烈的“国家利益至上观”和务实精神；4.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由于军事实力强大倾向于使用武力及武力威慑,而频繁动武也引发了社会大众的厌战情绪。美国对德国战后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以及社会观念影响较大,德美两国的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具有相似之处,这是跨大西洋价值观共同体的基础,也是本文选取德美外交文化特点对两国外交行为方式进行比较的前提之一。然而,德美两国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政治体系以及经济制度也存在差异,从而形成了不尽相同的外交文化。这种差异体现在政治思想、国家认同、对待军事行动态度、多边主义认知、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以及国家利益观等方面。总体来看,德国社会各界对于使用武力有着“神经质”的敏感,把武力只作为最后的解决手段,主张世界不同文化与政体之间的合作对话,渐进式推动国际民主,其外交文化更加具有思辨性,很大程度上并不认同美国操之过急的军事冒险行动,加之德国实力不及美国,因此无论从法律原则上还是外交实践中其外交行为都更加注重多边主义、尊重国际机制与国际法权威、限制武力运用并且提倡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本文着重通过外交文化阐释外交行为方式,但需要指出,外交文化固然是影响一国外交行为与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一国的外交行为同样受到国家利益、内政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肖刚[7]2001年在《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冷战后的日本联合国外交研究》文中认为一 冷战后日本政府的联合国外交核心目标是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在联合国外交中，坚持按照联合国的规定交纳高额会费、积极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进行发展与环境领域的外交、裁军外交、人权外交等等，均是为早日实现这一目标服务。 冷战后的政治思潮是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重要思想准备，是日本大国外交的思想基础。而冷战后的日本政府的联合国外交主张和冷战后的日本政治思潮有着鱼水般的密切联系。 冷战后的日本政治思潮有下列几个方面：一个是对“一国和平主义”进行否定的“新保守主义”，二个是脱联合国的“联合国尊重主义”，叁是主张充分利用日本对联合国财政贡献大对联合国施压的“软否决权”构想，四是主张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以大国为主轴进行国际协调的“协调下的霸权”论。 日本关于联合国改革的主张是90年代日本联合国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日本联合国改革的核心要求是安理会改革，安理会改革的主张始终围绕日本现实国家利益即谋求成为常任理事国进行。 日本认为安理会改革必须包括扩大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会员国。对新常任理事国可进行周期性的审查，新常任理事国应该有否决权，安理会应该有24个理事国。关于财政改革的主张，日本提出“责任支付原则”。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压现任常任理事国多承担联合国的会费，二是暗示日本已经取得常任理事国的责任能力。“新的发展战略”是日本有关发展的改革主张，该主张重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问题上的所有权”，在“发达国家、国际组织、NGO等”的协调下进行援助，并把“一揽子手段”和“个别手段”结合起来，这实际上对发展中国家实行双重标准。 二 在支撑日本政治大国目标的政治、经济、军事叁个种类资源中，以联合国为直接载体的资源占很大比重，因此联合国外交在日本的政治天平之中地位重要。 过去，日本为了自己的利益，更多地是利用世界的经济资源，提高了自己的经济地 —————正闪回—回——】口口口回问回口问口口b．．－—－－——位，现在，日本认为自己应该是政治大国，因此它把目光更多地集中在世界的政治资源上，如对联合国的经营便是如此。它对联合国的财政贡献，实际上是一种“投资方式和投资行为”。 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目标，日本联合国外交与它所追求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都有密切的关联。 ’ 对加入常任理事国的态度，在日本有积极派和消极派，两派都以国家利益为由，但结论完全相同。 在日本进行联合国外交的手法上，冷战时期和冷战后具有明显的历史继承性。 回顾冷战时期的日本联合国外交，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冷战时期其联合国政策的中心是“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千方百计地在联合国中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一切合法地位；第二，岸信介提出了自己的核政策理念，对以后的日本联合国政策影响巨大；第叁，非常热衷在联合国体系中谋取各种重要位置；第四，首次提出安理会改革问题与力图成为“常任理事国”。 冷战后的日本联合国外交措施主要有：第一，积极寻求在联合国中发挥主导作用；第二，提出“非核常任理事国”概念；第叁，选派骨干担任联合国关键机构的领导职务和成为理事国；第四，向联合国机构捐出巨款；第五，进行双边援助，为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寻求支持；第六，关注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的影响；第七，以争取经常当选非常任理事国推动加入常任理事国目标；第八，吸引联合国机构留驻日本；第九，利用八国集团的聚集力量向联合国施压；第十，在大学进行模拟联合国的活动。 在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中，它有两个主要的权力基础，一个是以经济大国的经济实力对联合国作出的巨额“财政贡献”，另一个是谋求发挥日本的全球军事作用的、以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为核心并谋求参加联合国集体安全的“军事贡献”，此外，同样是以日本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所进行的在发展领域的外交。 总的来说，日本是联合国的最大财政贡献国之一，仅次于美国，在任意捐款方面日本也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军事贡献”在日本联合国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一是因为日本一直希望通过参 4 加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以解决它的宪法所限制的不能拥有军队而同时可以使参加集体自卫 权合法化的问题，其二是它积极地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同样也希望通过维和的参 与达到修改日本宪法第9条之目的。前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结，因为联合国至今仍未 实现建立联合国军的承诺，而后者则是日本实实在在所已经体验过的“国际贡献”。 日本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动机是多方面的，首先这是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民
赵磊[8]2006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文中指出本文运用主流建构主义理论,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所提出的核心理论假设是:中国与联合国的互动实践形成了文化结构,即共有观念,特定的文化结构建构了中国的身份、利益和外交政策。研究过程中,论文将建构主义与层次分析方法结合,力图从“国际体系”、“行为体间”及“行为体内部”不同层面来全面分析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文化结构因素。此外,在静态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创立了研究中国对联合国外交政策的动态演进模型,以期提供分析、预测外交行为的简单量化方法。通过文本分析,本文将中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分为叁个时期:第一阶段是1949-1971年,中国将主权利益作为对联合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第二阶段是1972-1989年,中国与联合国的互动走上正常轨道,发展利益成为中国考虑对联合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指标;第叁阶段是1990-2004年,中国与联合国友好相处,以负责任的心态重视对联合国各方面行为的总体考量。在经验验证部分,文本指出,50、60年代,中国与联合国互动起点始于朝鲜战争。此后,双方互视为敌人。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定位下,中国对联合国外交政策的突出特点是挑战;在美国间谍案、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中国代表权等问题上与联合国针锋相对。70、80年代,各层次文化结构逐渐缓和,中国与联合国走上“正常化”道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以“工具性”视角审视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进入90年代,中国与联合国在“规范合作”基础上,形成了助益双方的“制度性环境”;在联合国“正面激励”作用下,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主动建构与联合国的“集体认同”。在案例验证部分,本文证实,观念性因素决定了中国对维和行动的行为特色。“稳步推进”由“参与者”上升为“引导者”是未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主要行为趋向。
贾健[9]2004年在《英国的联合国外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系统地梳理、分析、研究了战后半个世纪以来英国的联合国外交。描述了英国联合国外交的变化、发展过程，总结了英国联合国外交的阶段性特点和总体特点。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影响英国联合国外交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展望了英国联合国外交的未来发展走向。 在宏观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不同历史时期最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详尽、深入的微观个案分析，不仅是对宏观研究的补充，而且反过来也印证了宏观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 本文认为，英国的联合国外交，经历了以下四个历史性阶段，每一阶段的特征都非常明显。 一、从联合国创建到四十年代后期 英国是联合国创始国，也是联合国之父们设想中的维护战后世界集体安全的“世界四警察”之一。但是，各种不利因素使英国的战车难以驶上雅尔塔体制规定的世界五强的轨道。首先，国力的衰竭不能为英国提供充当世界大国的资源和支撑；第二，经过二战的洗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风起云涌的独立浪潮猛烈地冲击着大英帝国的殖民领土，建立在殖民统治基础之上的大英帝国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从根本上动摇了战后英帝国的复兴。第叁，在美、苏全球扩张的挤压下，英国国际地位迅速下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的联合国外交难以成为支撑帝国复兴的有力支柱。在联合国创建过程中，围绕着联合国的组成框架、组织机构等问题，英国与美、苏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有些方案为美、苏所接受，而有些则遭到了拒绝，“英国式联合国”方案最终破产。为了使联合国变成对英国有利的工具，英国支持法国加入五大国俱乐部，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经历了联合国成立初期的历史事件的巨大冲击，在殖民地独立要求不断高涨和美、苏全球扩张浪潮双重压迫下，英国在联合国中频频遭受挫折。英国的联合国外交开始执行抵制和利用的“两手”政策。 二、五十年代的联合国外交 在五十年代，战争几乎成为英国联合国外交的主题，英国参与朝鲜战争和苏外交学院博士论文:英国的联合国外交伊士运河战争的性质及其后果都不尽相同。可以说，朝鲜战争“不是一场英国的战争”，英国参战主要是为了巩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同时也是为了利用朝鲜战争的影响维护其东南亚殖民地的稳定。但是，英国又不愿意因为支持美国的朝鲜战争而影响与中、苏两国的关系，从而破坏英国在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搭便车”行为注定使英国变成了一个“半心半意的参与者”。最终这种骑墙政策使艾德礼工党内阁倒台。1956年10月13到n月24日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可以被看作是英国联合国外交第一阶段(战后初期到50年代中期)的高潮和结束。英、美关系跌落到战后以来的最低点，联合国启动了“团结一致，共策和平”程序，英国两次使用否决权，艾登内阁就此垮台，英国对联合国“两手”政策走到了尽头。 叁、在六十年代联合国反殖民行动的冲击下，英国联合国外交的战略调整 六十年代，联合国反殖民机制日臻完善，联合国加快了反殖民行动的步伐;同时，英属殖民地独立运动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尽管英国使用了各种手段应对来自联合国的沉重压力，但是仍然不得不调整其殖民地政策乃至全部的全球战略，英国开始了加速“非殖民化”进程的步伐。1958一1968年间，有27个英属殖民地、保护国和托管地宣布独立，遍布亚洲、非洲、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仅在非洲大陆，从1960一1968年间，就有巧个英属殖民地获得独立，到1971年，大英帝国在全世界的殖民体系己经土崩瓦解了。 四、英国寻找角色定位的自我探索和“东西方桥梁”政策:七、八十年代 “失落一个帝国，寻找一个角色”，是整整二十年间英国联合国外交的主题。在七、八十年代总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英国的联合国外交面临着极为困难的选择。首先是在美、苏对峙的前提下，如何确定联合国外交的角色定位;其次，随着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如何协调与欧洲国家的立场也是英国联合国外交的重要方面;第叁，如何避免联合国对英国海外利益造成损害，并且尽量利用联合国保卫英国的全球利益。 总体来说，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前期，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调整，但是英国在联合国外交中执行的东西方桥梁政策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总的特点始终是:一，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反对苏联;二，避免东西方关系恶化到第iv页共X页外交学院博士论文:英国的联合国外交不可收拾的地步;叁，争取利用美、苏缓和，强化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英国经济的复苏，以及福克兰群岛殖民战争的胜利，英国的联合国外交急剧右转:它一方面努力与美国站在同一立场上，坚决回击任何对英、美利益有损的联合国行动，另一方面，以大国首脑外交取代联合国外交，改善与苏东集团的关系，加紧进行“和平演变”。从此，英国的联合国外交逐步走上了追随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路线。 总结以上四个阶段的阶段性特征，本文认为，英国联合国外交是在沿着一条特征鲜明的道路逐渐蜕变的:即维护独立的大国地位、到?
仇发华[10]2006年在《西欧与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冷战结束后，地区安全成为国际社会及学术界的关注热点，地区比较研究也成为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重点。西方学者对欧亚安全的比较研究有如下叁种基本观点：亚洲未来的地区安全秩序将重复欧洲的过去；亚洲安全的未来将重复亚洲过去的中华帝国秩序；亚洲的未来既不会重复欧洲的过去，也难出现亚洲过去的地区秩序。在此基础上，笔者对西欧和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状况展开比较研究。二战结束后，西欧和东北亚地区面临相似的安全困境，即战后西欧和东北亚地区结构中的宿敌——法德之间和中日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随着冷战拉开帷幕，西欧和东北亚地区所面临的国际局势是不同的。苏联威胁的存在使西欧国家团结起来，并成为同一阵营的伙伴。而东北亚地区在美国及国际局势影响下，被两个阵营割裂。在这些相同及不同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西欧和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趋势。针对这一问题，笔者从叁个理论视角对比西欧和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发展，分析了地区经济一体化、地区大国合作及美国霸权同盟体系在两个地区所起的不同作用与影响。从地区主义角度讲，由于经济与安全之间的紧密相关性，地区主义对地区安全合作的发展影响深远。西欧和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都存在互动关系，但互动关系的性质不同。战后，西欧经济一体化与安全合作经过了相互促进的发展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基于安全考虑，西欧各国推动一体化发展，一体化成熟后又促进了安全合作。而东北亚地区由于安全顾忌，经济合作进展缓慢，这使该地区的安全合作缺乏经济动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缺乏良性互动的条件，从而导致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进展缓慢。西欧的“结构性地区主义”与东北亚地区的“开放的多层次地区主义”的不同性质影响了这两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发展。从博弈论角度讲，地区大国合作对于地区安全秩序影响重大。西欧地区和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博弈的性质也是不同的。目前，法德已经由二战后的零和博弈转变为变和博弈，而中日之间虽有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但某种程度上中日安全关系仍处于安全困境的局面。这种不同性质的博弈关系对两地区安全合作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法德轴心不仅推动了西欧一体化事业，而且法德安全合作为西欧多边安全合作的发展奠定基础。在东北亚地区，中日之间难以实现战略和解，不仅不利于东北亚地区一体化事业的发展，而且阻碍了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的探索。从霸权稳定论角度讲，美国在西欧和东北亚地区建立了不同性质的霸权同盟体系，即西欧的多边同盟体系和东北亚的双边同盟体系。美国的不同政策选择对西欧和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产生重大影响。西欧建立了北约集体安全机制，并出现了欧安会、西欧联盟及欧盟的共同防务和安全政策等多种安全机制并存的局面，而东北亚地区在美国双边同盟体系不断加强和冷战中两大阵营对立的影响下，多边安全合作进展缓慢，呈现出以双边同盟为基础的复合型安全秩序。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西欧和东北亚地区由二战后面临相似的安全困境到目前安全合作发展出现不同的趋势。笔者认为，东北亚的多边安全合作虽然应该借鉴西欧多边安全合作的经验，但由于两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处在不同的国际环境和条件下，东北亚地区不能照搬西欧的多边安全合作模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分析了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的几个路径选择。由于东北亚地区的复杂性，这些路径选择既存在可能性，又面临重重困难。路径一：从经济合作到政治安全合作的功能“外溢”。尽管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东北亚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的相对独立发展而使这种“外溢”功能的发挥困难重重；路径二：从双边同盟到多边合作的扩大。目前主要由美、日等国推动，但由于美国坚持以双边同盟为基础实现东北亚的多边安全合作，不为中、俄等国所赞同，前景不甚乐观；路径叁：六方会谈的机制化。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是东北亚各方经过30多年努力后找到的合作形式，有可能成为东北亚多边合作的平台，但由于美朝分歧尖锐，各不相让，而导致风波迭起，进展缓慢，前景如何有待观察；路径四：非传统安全合作引领传统安全合作。这既现实又必要，但非传统安全合作能否起到这种“引领”作用也仍须实践的检验；路径五：合作安全框架与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纳入到合作安全框架下，虽然在现实中有一定进展，但由于合作安全框架自身的局限使得其促成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的希望甚小；路径六：中美日大国协调与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从一定程度上讲，东北亚的安全秩序在于中美日大国协调。如果大国协调成功，则比较容易实现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反之，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进展必然缓慢且困难重重。笔者认为，在六种路径中，通过经济合作到安全合作的功能“外溢”，实现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具有较大可能，也被学界、政界寄予较高期望。在目前的条件下，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努力呈现出一种多层次的综合发展趋势。这种“综合性”体现在：从经济合作到安全合作的功能“外溢”成为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的基础，中美日大国协调是关键，合作安全模式是推动力，六方会谈则可能成为平台之一，多路径、多层次的努力并行发展，将使东北亚地区安全秩序保持一种稳定的张力，从而稳中求进，最终形成一个既不同于历史上的“中华朝贡体系”，也不同于西欧多边安全体系的独特的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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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冷战后的日本联合国外交研究[D]. 肖刚. 外交学院. 2001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D]. 赵磊. 外交学院. 2006
[9]. 英国的联合国外交[D]. 贾健. 外交学院. 2004
[10]. 西欧与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比较研究[D]. 仇发华. 复旦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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