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征军[1]2013年在《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戏剧典籍作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学、文化价值的重要承载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牡丹亭》因其浓艳华丽的语言、恍惚迷离的情节、宏大辉煌的结构、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以及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和要求个性解放的主题，感染了千千万万个读者，成为英美文化系统译介中国戏剧典籍的代表。在近280多年的中国戏剧典籍“西渐”过程中，诸多汉学家和华裔学者如艾克顿、张心沧、翟楚/翟文伯、白之、宇文所安等人为中国戏剧典籍及《牡丹亭》的英译和对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诸多国家翻译文化工程推动之下，中国戏剧典籍迎来了对外译介的黄金时节，《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呈现加速度的发展趋势，张光前、汪榕培、许渊冲/许明等国内译者的新译本竞相涌现。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不同版本、类别的英译本已逾二十余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牡丹亭》在内的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具有“单一性”、“规定性”、“分散性”的显着特征。研究者多从语文学模式出发，提出中国戏剧典籍“应该”如何翻译，而对作为跨文化交际意义而存在的戏剧典籍英译过程中涉及到的机构、市场、形式库、消费者等各种制约因素、尤其是译本在目地语系统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多有忽略。这与中国戏剧典籍英译的跨文化特性大相抵牾，也与当前《牡丹亭》的英译盛况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意图的实现格格不入。因此，本文拟以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理论、译介学、佐哈尔文化构建论为基础，以翻译规范、创造性叛逆、赞助者、诗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为切入点，在中英文学、文化系统之下客观考察、描述《牡丹亭》英译过程中的翻译、传播、影响等问题，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期对当下的戏剧典籍英译和其他翻译文化工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意见。研究表明，在中国戏剧典籍《牡丹亭》“西渐”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汉学家、华裔学者“译入”模式和国内学者“译出”模式，而且两种模式产出文本的最终结果也截然不同。前者是英美文化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文化构建需求而对中国戏剧典籍进行的主动式译介。后者是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于复兴中华文化、改变中国国家形象为目的，译者主体与国家意志相结合之后，面向英美文化系统的一种推介方式。在第一种模式之下，身处英美文化系统之下的译者能够协调自身翻译活动与目标语机构、读者、市场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以适应本土意识形态、诗学及文化形式库调整的需求。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后定格在以译者为中心、充分性与可接受性有机结合的规范之下。尽管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翻译风格不尽相同，但在唱词/诗文、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个性化语言、文化意象这些关键要素的处理上，他们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尊重原文唱腔和诗词的格律和形式，但绝不因韵损义，而是以英语自由诗灵活多变的诗行、大致相仿的节律来翻译原文的内容和神采，必要时，辅之以扼要的注释来解释文中带有强烈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和文化现象；在处理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和个性化的语言时，译者首选的策略是在原文语义框架内创造性的再现原文的表达效果，并以地道的语言将不同人物的语域特征加以区分；在对待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他们采取的是尊重而非清洗的态度。其文本接受对象，也由普通的英语大众读者转向具有汉语语言和文学教育背景的专业读者。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由于翻译策略、外部影响因素等差异的存在，不同的文本在流通渠道和象征性资本再生产领域的表现各不相同。艾克顿、翟氏父子译本逐渐被边缘化，而白之、宇文所安、张心沧的译本则得到了英美文化系统读者的青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白之译本在目的语市场、机构、读者等因素的推动之下，逐渐融入英美文化汉语文学教育体系，最终改变了目的语汉语戏剧文学形式库的构成。此外，白之所译《牡丹亭》还不断被收入专业人士所编各类中国文学选集、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工具书之中，实现了“经典化”，成为英美文化系统大中院校学生反复阅读的对象。就效果而论，白之《牡丹亭》译本的经典化不仅推动了《牡丹亭》在英美文化系统内的进一步传播和美国本土的文学创作，还对后续的文本生产、流通方式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第二种模式生产的译本实际上出于原语文化建构的需求，对目的语文化形式库的一种的“规划”或“干涉”。在经历个人与国家意志结合的两种方式变革之后，在国家政治和文化需求或明或暗的影响之下，国内译者采用或选译、或编译或全译的方式，实现了《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终定格在面向原语系统为主、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规范之下。在杨氏夫妇早期的《牡丹亭》对外译介过程中，为英语读者计，译者对原文的戏剧形式、内容、文学意象、典故等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语言现象都被进行了简化处理，且少有注释。在唱词诗文的翻译上，译者不拘于原文的韵律和形式，采用自由诗的形式进行了对译。当20世纪90年代张光前英译《牡丹亭》时，译者对原文的文化内涵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在唱词和诗文的翻译上，译者采用素体诗英译的策略，并试图保留原文的节奏、韵律甚至是原文的分行方式。而2000之后出现的汪榕培、许渊冲/许明译本则从自身的翻译理念出发，对原文的戏剧诗学形式给予了较多关注。其翻译规范基本上服务于译者“传神达意”“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翻译理念。在唱词、诗文等关键点的翻译上，为了实现各自的翻译目标，叁位译者都采取了多种方法来重塑原文的音韵和形式之美。但对原文韵律、形式的追求迫使译者不得不对原文诸多的语义信息、文学文化意象进行了抽象化、泛化、甚至是删节的处理。而且全剧55出，两类译文竟无一处英文注释对原文涉及到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解释。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信息的一种过滤，与英美文化系《牡丹亭》英译的主流翻译规范存在较大反差。当上述译文借国家之力进入英美文化体系之后，无论是在流通领域，还是在象征性资本的再生产渠道，它们都未得到目标语读者的充分肯定。以白之为代表的英美文化系统生产的《牡丹亭》译本仍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国内各译本目前仍然无奈的处于“边缘化”状态。“经典化”与“边缘化”的强烈对比实际上言说了《牡丹亭》国家译介形式的失利。追根溯源，其原因主要在于《牡丹亭》对外推介行为发起者和组织者对文学译介活动和英美文化系统《牡丹亭》译介现状认识的不足。从操作层面来看，国内译者不太合理的翻译策略和意向读者的错位也是其失利的重要根源。它对当下的中国戏剧典籍对外译介及中国文学“走出去”诸多翻译文化工程的启示在于：在启动某些翻译出版工程之前，必须树立正确的文学译介理念；在制定计划时，要广泛征求英语读者，尤其是以汉学家为代表的专业人士的意见，进而理清“译什么”和“为谁译”的问题。在“谁来译”这一问题上，《牡丹亭》英译这一个案再次清楚表明单纯依赖国内译者的努力实在是不明智之举，充分发挥西方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优势，中外合作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有效途径。在“如何译”这一问题上，则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操作之前，客观细致分析具体文本的译介现状，从目的语市场和读者需求出发，超越归化和异化的藩篱，或编译、或选译、或全译，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将中国文学作品译入英美文化系统。当然，延伸、拓宽中国文学对外传播途径，开拓新的传播渠道，切实施行图书制作、出版、发行的“本土化”计划也是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举措。
向鹏, 陈凤, 何树林[2]2012年在《《牡丹亭》翻译研究现状评述》文中研究指明文章通过追溯《牡丹亭》英译的历程,对《牡丹亭》翻译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牡丹亭》译本众多、译者名家辈出而《牡丹亭》翻译研究却相对滞后的事实,希望翻译界有更多的研究者来关注《牡丹亭》的翻译研究,从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与发展。
张予宣[3]2019年在《“传神达意”视阈下《牡丹亭》两英译本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中国着名戏剧典籍《牡丹亭》的白之译本和汪榕培译本的前二十章节的译文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传神达意"理论,分别从"字词达意""比喻达意""形似""神似"四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白氏《牡丹亭》译本和汪氏《牡丹亭》译本均属优秀译本,且各有特色。但是相比而言,汪译本比白译本更适合于典籍英译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
张翠进, 秦国丽[4]2015年在《《牡丹亭》英译本的翻译伦理学视角对比浅析》文中提出20世纪末,翻译伦理学重归西方学者的讨论范畴,其中安德鲁·切斯特曼系统提出了翻译伦理五大模式,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该文试从翻译伦理的五大伦理模式出发,以其为衡量标准,对比分析《牡丹亭》两英译本,以证明翻译伦理五个模式中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可行的,可以作为一个衡量标准用来检测和评估的翻译作品的质量和优劣,也可用来指导和规范译者的翻译行为。
朱玲[5]2015年在《昆剧翻译的多模态视角探索》文中指出中国昆曲于2001年入选联合国首批“人类口述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昆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由文学、音乐、舞蹈、表演、妆容、服饰、砌末等要素构成,具有多模态、多符号系统的特性。许多昆曲剧作也属中国文化典籍的范畴。在我国政府大力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今天,昆剧的翻译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然而,昆剧的翻译和翻译研究现状却差强人意。截至当前流传下来且尚能演出的昆剧共计102个剧目,已有译本的仅有20多个,并且其中绝大多数是选译本或编译本,只有极个别的剧目有全译本。针对昆剧翻译的研究在国外尚未发现,在国内研究极少,基本都只考察它的文本信息传译情况,与其他文学样式的翻译研究未作区别,忽略了昆剧多模态的戏剧艺术属性。至今也尚未出现用于指导昆剧翻译的译法框架。多模态话语分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西方兴起,我国对这一理论的引进仅有十年,目前对它的研究仍主要停留在评介、阐释、综述阶段,或对理论的简单套用,鲜有批判性的研究,更尚未触及戏剧和戏剧翻译领域。应用该理论解决中国语言学研究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让西方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领域听到中国语言学界的声音,已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昆剧具有多模态性,而翻译要回归语言、回归文本。本文采用多模态昆剧翻译研究视角,不仅考察译作对原作文本信息的传达,还通过挖掘语言文字所附带的多模态信息,考察译者将多模态信息通过目的语的语言文字在译文中的传达。实证研究部分选取了译本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昆剧代表作《牡丹亭》和白之、张光前、汪榕培、李林德、汪班的五个英译本。根据昆剧在语言文学、音乐声腔和舞台表演上所体现出的多模态性,参照多模态话语分析领域专家Gunther Kress、Theo Van Leeuwen共同构建的视觉语法和Theo Van Leeuwen构建的听觉语法框架,从视觉模态和听觉模态的视角对原作进行话语分析并对五个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所用到的研究方法包括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与取样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与评价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我们发现,五位译者对原作中多模态信息都有所关注,并在各自的译文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传达。然而,五位译者对原作中视觉模态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这叁大功能在译文中的传达情况并不均衡,予以传达的信息主要包括再现意义中的行为过程,互动意义中的情态和构图意义中的信息值、突显方式和取景。涉及的视觉符号标记有动作、景物、颜色、形状、布局、视觉典故等。在听觉模态方面,五个英译本对原作听觉模态信息的传达也有所选择,主要体现在声音时间、曲调发音和音质音色叁个方面。涉及的听觉符号主要包括音韵、节奏、迭字、语气词、修辞手法和听觉意象等。在理论构建部分,本文倡导突破案头剧和场上剧二元对立的传统译法分野,回归昆剧的艺术本真——多模态性。根据昆剧翻译的特点,提出了剧作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义衰减。我们把模态转换中的意义损失叫做一度失真,把语言传译中的意义损失叫做二度失真,并针对性提出了多模态标记的识别和再语境化的译法策略。从昆剧原作的语言文字中可以识别出的多模态标记主要体现在视觉和听觉两方面。视觉符号标记主要有再现意义中的动作,互动意义中的颜色,构图意义中的信息值、意象和突显。听觉符号标记主要有声音时间中的格律,曲调发音中的断续连续和音质音色中的文字发音。通过目的语将这些识别出来的多模态标记在译文中进行再语境化主要包括四个步骤,分别是选择、排序与取舍、前景化和考量受众因素。多模态标记的识别和再语境化两个昆剧译法策略,共同构成了多模态视角下的昆剧译法框架。
刘郁[6]2014年在《翻译修辞学看《牡丹亭》译本》文中研究表明翻译的研究离不开修辞,两者结合就衍生了翻译修辞学。修辞功能分叁个层面: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根据修辞学的理论资源,结合《牡丹亭记》的两个译本(汪榕培译本及许渊冲译本)对比,来研究修辞学的基本论题:修辞技巧以比喻、象征的英译为例;修辞诗学从人物视角、思想呈现方式和不可靠叙述的英译分析;修持哲学论述参与人的精神构建。本文通过修辞学的角度来看翻译,并且以汤显祖的名作作为赏析读本,初步探究翻译修辞学的建构。
文军, 李培甲[7]2011年在《国内《牡丹亭》英译研究:评述与建议》文中研究表明依据对国内《牡丹亭》英译研究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等的统计,从七个方面论述了其研究现状:单个译本评价、对比研究、翻译策略、唱词研究、传播研究、语言学视角的研究、文化研究。文章还对《牡丹亭》英译研究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张玲[8]2014年在《汤显祖戏剧英译的副文本研究——以汪译《牡丹亭》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汤显祖戏剧英译的副文本研究有助于清晰、精确、全面地揭示汤显祖戏剧翻译边缘领域所包含的翻译现象,从而使我们更客观全面地思考汤显祖戏剧文本的翻译行为和过程,及其如何对读者产生影响。本文将借鉴法国叙事学理论家杰拉德·热内特提出的副文本理论的研究方法,以汪榕培教授英译的汤显祖戏剧《牡丹亭》为例,审视副文本因素与翻译活动、译作面貌和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副文本如何引导和影响译文读者感悟汤显祖戏剧作品的价值所在。
董单[9]2015年在《戏曲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以《牡丹亭》为例的英译与传播研究》文中指出一、汤显祖与《牡丹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是《牡丹亭》中的名旬。《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也称《还魂记》,是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1550—1616)的代表作,与《西厢记》《长生殿》《桃花扇》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名剧。汤显祖,江西临川人,字义仍,别号玉茗堂山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有"东方的莎士比亚"~①之称。一生着有《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临川四梦",其中以《牡丹亭》艺术成就最高,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古典戏剧的巅峰~②。故事讲述
潘智丹[10]2009年在《淡妆浓抹总相宜：明清传奇的英译》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古代文人剧作家创作的明清传奇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明清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明清传奇的英译实践目前已经得到一定的发展,然而翻译界对明清传奇英译的理论研究相对不够充分。理论的主要功能是其认识功能,为了深刻地认识和解释明清传奇英译的翻译实践、揭示明清传奇英译的翻译规律,本文以描述性翻译研究为基础,通过对明清传奇的文本分析和对《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四部明清传奇的七个英语译本进行的案例分析,建立明清传奇英译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科学、客观的研究成果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依据为保障,为了确保研究成果的可靠性,本文在进行明清传奇的英译理论研究时把与翻译相关的文本分析、翻译语料库、翻译转换研究和翻译规范等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注重定性分析也注重定量分析,既注重系统分析也注重综合分析,使整个研究集描述性、分析性、比较性、解释性、评价性和统计性六种属性于一身,目的是确保所建立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具有真正意义的学术价值。具体来说,本文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以对明清传奇的文本分析为起点。文本分析属于定性分析,通过文本分析本文总结出明清传奇的文学文本具有语言层面、文学层面、文化层面和美学层面四个层面的特征,其中语言、文学和文化层面的特征分布在文本的不同层次中,而美学层面的特征实际上包括分散于其他叁个层次中的能够带来审美体验的信息,并且不同层面的特征之间具有不可割裂的相互关系。确定文本特征之后的工作就是以研究所选择的案例为语料建立翻译语料库,并参照所挑选出的文本特征设计语料库的标注方案,然后根据标注方案对语料库中的语料进行文本特征与翻译特征的人工标注。标注后的语料库就可以通过检索提取所需的数据,对研究对象进行定量分析。除了以语料库为基础的定量分析之外,对所选案例的翻译转换研究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目的都是寻找译者在翻译具体的文本特征时采取的普遍性翻译策略,即翻译规范,和个性化翻译行为。将译者的翻译规范与个性化翻译行为进行综合分析和整合之后就可以提出明清传奇的翻译原则,进而建立明清传奇英译的翻译模式。通过定性分析和以语料库为基础的定量分析,本文建立了明清传奇的总体翻译原则、各个层面特征的具体翻译原则及同时处理明清传奇不同层面特征的动态翻译原则。另外,本文还在系统、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明清传奇英译的翻译模式,包括自然主义模式、现实主义模式、印象主义模式和唯美主义模式,本文所选的七个译本分别是这四个翻译模式的典型代表。当然,本文建立的四种模式的正确性和解释力都有待在将来的翻译实践中进行检验,如果这些模式能经受住足够翻译实践的检验,明清传奇的翻译理论便能够最终建立起来。总的来说,本文认为,不论采用哪种翻译模式,只要译文能够实现翻译的交际目的,能够体现明清传奇的基本特征,就是有价值的翻译作品。如果译文能在此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再现明清传奇的美学特征,就可以称为佳作。正所谓,“淡妆浓抹总相宜”,翻译的艺术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明清传奇的翻译世界中永远只有更“浓”的译作,永远没有最“浓”的译作,但即使是最“淡”的译文,它折射到目的语中的也是一抹飞红。明清传奇的英译就是要求在满足“淡妆”的最低标准的基础上不断向着“浓妆”的最高标准前进——“学无止境”,艺术更无止境。
参考文献：
[1]. 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D]. 赵征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2]. 《牡丹亭》翻译研究现状评述[J]. 向鹏, 陈凤, 何树林.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3]. “传神达意”视阈下《牡丹亭》两英译本对比研究[J]. 张予宣. 江汉石油职工大学学报. 2019
[4]. 《牡丹亭》英译本的翻译伦理学视角对比浅析[J]. 张翠进, 秦国丽. 海外英语. 2015
[5]. 昆剧翻译的多模态视角探索[D]. 朱玲. 苏州大学. 2015
[6]. 翻译修辞学看《牡丹亭》译本[C]. 刘郁. 全球背景下的修辞与写作研究——2014年第叁届国际修辞传播学研讨会论文摘要集. 2014
[7]. 国内《牡丹亭》英译研究:评述与建议[J]. 文军, 李培甲. 英语研究. 2011
[8]. 汤显祖戏剧英译的副文本研究——以汪译《牡丹亭》为例[J]. 张玲. 中国外语. 2014
[9]. 戏曲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以《牡丹亭》为例的英译与传播研究[C]. 董单. 京剧的文学·音乐·表演（上）--第六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5
[10]. 淡妆浓抹总相宜：明清传奇的英译[D]. 潘智丹. 苏州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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