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慧[1]2004年在《我国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状态的根本改变。商品生产能力的提高，使我国经济由供给约束转为需求约束，有效需求问题成为宏观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为促进经济发展，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扩大内需，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有效需求问题，尤其是消费需求问题仍然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本文从有效需求概念的提出作为切入点，依次说明了从萨伊定律到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及其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的发展历程，着重分析了凯恩斯关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对策，并对该理论进行了评价。凯恩斯之后，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以及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和发展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这些分析为如何扩大有效需求做了理论铺垫。而具体的政策措施发挥的作用还要受到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制约。在考察了美国七十年代之前扩大需求的实践与政策之后，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得到了一定的启示。通过对目前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实证分析，发掘其原因。最后，本文分析了我国近几年来实行的宏观政策，同时对其效应进行评价，并且提出进一步的建议和措施。
高越青[2]2015年在《“中国式”产能过剩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发展一直存在“产能过剩痼疾”。自“十五”计划开始,我国政府将治理产能过剩列入了宏观经济调控工作的重点,不断出台各种整顿治理措施,但产能过剩不仅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已陷入“越调控越扩张”的怪圈。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经济增长持续下行并转而进入“新常态”。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也更加突出,已成为制约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的重要障碍,并正不断加剧宏观经济发展的系统风险。2013年底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指出：“产能严重过剩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若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化解,势必会加剧市场恶性竞争,造成行业亏损面扩大、企业职工失业、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能源资源瓶颈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直接危及产业健康发展,甚至影响到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大局”。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我国产能过剩的形成根源、寻找和制定行之有效的产能过剩化解方法显得意义重大。本文对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进行研究,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本文将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及供给学派理论的相关原理,从供给端切入。该选题充分考虑了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的基本国情,对实际的产能过剩化解工作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文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及案例研究法等,力图将研究建立在严谨的理论分析与坚实的经验研究基础上,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内容包括本文选题的背景、意义、“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定义、研究方法、全文的结构安排和研究框架以及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基本判断。对于产能过剩,学术界存在着一些争议,而对于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更是存在着诸多似是而非的认识和判断,甚至是在政策层面。本章在吸收大量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产能过剩实际情况,对“中国式”产能过剩做了全面而详细的阐述,形成几个对“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基本判断,具体内容包括对产能过剩界定、测度、成因和化解对策四个方面的文献进行述评。第叁部分提出了一个研究“中国式”产能过剩的新视角,也即从供给端研究“中国式”产能过剩。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能过剩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研究发现,虽然国内外经济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产能过剩产生了影响,但导致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还是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而企业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行为与我国的要素供给和供给效率有着紧密的联系,结合供给学派的供给理论,要素供给和供给效率恰是“供给边”的深层次核心所在。具体内容包括从供给端研究产能过剩的理论基础、相关文献综述以及从供给端对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分析研究。第四部分是要素市场扭曲与产能过剩。要素供给是“供给边”的一个重要内涵,它是生产和供给的前提条件,我国的要素供给呈扭曲状态,而导致要素供给扭曲的根源在于要素市场扭曲,本章就对要素市场扭曲与我国产能过剩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素市场扭曲会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扭曲激励,进而引发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问题；二是要素市场扭曲会对企业的市场退出产生扭曲激励,阻止企业市场退出,进而导致产能过剩问题的固化。对于要素市场扭曲与产能过剩间的联系,结合多晶硅行业的案例分析进行了说明,并且还进行了实证检验,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工业制造业28个行业1992～2013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证明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有着显着影响。本章的具体内容包括要素市场扭曲的定义、现状、成因、测度及要素市场扭曲对产能过剩形成机理的分析以及实证检验。第五部分是技术创新不足与产能过剩。供给效率是“供给边”的另一个重要内涵,由于构成宏观供给效率的基础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生产效率,而技术创新不足将抑制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以本章具体分析和研究的是技术创新不足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影响。首先是在产能过剩的形成阶段,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低下、核心技术匮乏的现状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影响,极易引发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结构性过剩等问题：其次是在产能过剩化解阶段,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低下、核心技术匮乏的问题不仅制约了产品出口贸易,还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而减慢了过剩产能的消纳速度,不利于产能过剩的化解。为证明技术创新不足与产能过剩间的联系,本章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工业制造业28个行业2000～2013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加快技术创新对产能过剩的化解有着显着的积极作用。本章的具体内容包括要技术创新的定义及我国技术水平现状、我国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技术创新不足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影响机理分析和实证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及对策建议。本章首先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及研究结论,然后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化解产能过剩的新思路,并具体针对第四章、第五章的分析结论提出了加快我国要素市场改革及技术进步的对策建议。最后,对今后的研究方向做了展望。综上,本文从供给端视角对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产能过剩其实是国民经济供给端存在的结构性失衡矛盾的具体表现之一,具体可从要素供给及其供给效率两方面进行分析；(2)地方政府通过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投资决策和市场退出施加了扭曲激励,进而引发产能过剩及产能过剩固化的问题,基于此,加快推进要素市场改革、改变要素市场扭曲现状对化解我国产能过剩有着重要意义；(3)技术创新不足在产能过剩形成过程中起一定助推作用,并对产能过剩的顺利化解造成较大阻碍,基于此,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加快推动科技发展对化解我国产能过剩有积极作用。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1)通过大量国内外文献的梳理、研究和分析,并结合我国产能过剩的历史经验及现状,归纳了“中国式”产能过剩的本质特征；2)构建了从供给侧研究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提出了基于供给侧的产能过剩化解对策。本文结合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我国产能过剩历史进行全面回顾,发现产能过剩是国民经济供给端存在的结构性失衡矛盾的具体表现之一,在此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了从供给端视角研究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基本框架,具体从要素供给和供给效率两个方面对我国产能过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对应的产能过剩化解对策；3)运用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产能过剩形成的直接助推作用,并发现技术创新不足是引发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加快技术创新对化解产能过剩有着重要的意义。
李树培[3]2010年在《我国的加速工业化战略与内需不足》文中研究说明十多年前,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的内需不足问题也开始显现。十多年间,对于我国内需不足问题的研究几乎没有间断,而且,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在2008年使我国的外部需求再度严重萎缩,内需不足问题又重新成为了无可争议的研究焦点之一。十多年间,人们对我国内需不足成因的认识不断深化,相关的研究文献已经汗牛充栋。十多年间,政府对于扩大内需(至少是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的努力几乎从未间断。然而,直到今天政府和学界对中国内需不足问题的解释依然观点纷呈,内需依然未能有效振兴,相反,居民消费在社会总需求中的比重仍在不断下滑。因此,研究中国的内需不足问题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依然意义深远且非常紧迫。基于已有文献的研究,本文从一个全新的更深层次的角度来探究我国内需不足的原因及相应的解决对策。本文认为我国的内需不足问题,包括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和结构性产能过剩两个方面。但是,不管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此次世界经济危机,都只是暴露和加剧了我国的内需不足,我国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长期存在的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不足问题,深层原因要从我国实施的加速工业化发展的战略中去寻找。通过对比现代化与工业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结合中国的国情,本文论证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本质上是以工业化建设为主要内容。虽然我们放弃了传统的赶超模式,但是面对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基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大国,尽管我们一再强调要以效益为核心,实现全面、可持续的发展,但实际上所实行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仍是一套以GDP发展水平为主要衡量标准的加速工业化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与制度改革都是为这一战略服务的,其中,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是这一战略顺利进行的基础,而对外开放和政治改革则是推进这一战略的两个加速机制,叁者之间呈现出一种一体两翼的相互促进格局。在加速工业化战略的影响之下,一方面,政治体制的改革使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被提到了空前的政治高度,各级政府经济建设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进而推动了大规模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制度的创新；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使我们引入的大量技术设备,先进的经营与管理理念和紧缺的建设资金；另外,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又极大地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可以说,加速工业化战略推动了萨缪尔森所讲的经济增长的所有的“四个轮子”,因此,在这一战略的作用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能创造出“中国的奇迹”也就不足为奇。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加速工业化战略在推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同样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内需不足问题就与其有密切关系。在加速工业化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在以GDP增长速度为主要标准的干部考核体制和财政分税制的激励与诱惑之下,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自身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其行为偏好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扭曲。为了追求短期内的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在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方面偏好短期化,在引资竞争中“破坏性竞争”现象普遍存在,在经济建设中与民争利、重复建设问题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由于我国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企业从国外引进相对先进的技术较为容易,再加上跨国公司的干扰、打压和我国政府的支持不够造成了自主创新的成本与风险较高,于是形成了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的动力与能力长期不足,对外技术引进依赖过重。并且,内生于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多是一些劳动节约型的,在以技术引进为主要的产业技术提升方式的情况下,我国的技术进步类型与资源禀赋特征之间存在着偏差。这样,在我国经济由加速工业化战略的作用而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该战略所导致的地方政府的行为扭曲和产业技术进步路径偏差交织作用,一方面既导致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进而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又产生了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并最终又都表现为了内需不足。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为了保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可持续地发展,这种过分依赖投资与外需的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变。而要提高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观念与发展方式,进而通过深化改革使制约我国内需扩大的相应的制度与政策得到根本的调整与转变。另外,还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一般经济领域的直接参与,更加注重发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服务职能,更加关注民生,加强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与引导。本文拟实现的创新有：首先,通过对比分析工业化与现代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论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战略在本质上是一套加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其次,本文把我国内需不足中的消费需求不足和结构性产能过剩的深层次诱因之一统一于我国加速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在肯定这种战略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成功的同时,集中分析了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第叁,为了充分阐述和证明本文的逻辑关系,在分析方法上本文采取逻辑论证、数理推理、博弈分析与实证检验多种分析方法相结合。
徐敏[4]2014年在《马克思消费理论及其对中国扩大消费需求的现实意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特别是作为最终需求和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最终环节，消费对拉动一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但消费率却出现了下降趋势。1978年到1992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率最高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消费率始终维持在60%到70%之间。但1992年之后我国消费率呈现持续波动下降的形势：1993年到1998年期间，消费率下降至50%到60%之间；1999年到2001年叁年间，消费率虽小幅提高，但始终维持在61%到62%之间；2002年到2010年消费率则出现了大幅度下滑，从59.6%下降到48.2%；2011年以来消费率虽小幅提升，但也没有超过50%，2011年的消费率是49.1%，2012年的消费率是49.5%。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叁驾马车，但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强。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消费需求不足是制约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症结。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性凸现出来。作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的一环，扩大消费需求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扩大消费需求需要理论的指导。马克思消费理论与西方消费理论是当今世界两大并存的理论体系，西方消费理论应用数理分析、计量分析等方法对消费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被国外学术界公认为消费理论的主流理论。我国当前正处于一个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双重转型期，消费需求不足受到更多的是转型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但是，西方消费理论就消费而论消费，并不考虑社会转型和制度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因此，西方消费理论并不能完全满足我国扩大消费需求的需要，我国经济实践迫切需要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指导。但是从国内外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研究来看，马克思消费理论的主要内容还没有清晰地呈现出来，针对马克思消费理论产生与发展过程、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历史贡献与当代价值的研究更是稀缺。国外学术界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很少涉及消费理论，仅有的一些研究也是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的框架内探寻与消费有关的问题。国内学者对马克思消费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且很好地处理了马克思消费理论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以及经济危机理论的关系，从而使得马克思消费理论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出现。但是国内学者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对马克思消费理论具体内容的解读，缺乏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系统梳理，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历史贡献与当代价值的研究明显不足。论文应用归纳演绎法、比较分析法、数理分析法对马克思消费理论产生与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消费理论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历史贡献与当代价值等进行了研究。同时以马克思消费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扩大我国消费需求的对策及建议。论文的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马克思消费理论在19世纪40年代萌芽、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步形成，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最终形成。第二，马克思消费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消费及消费结构理论、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理论、生产和消费比例关系理论、消费力理论、消费信贷理论、消费观理论。第叁，马克思消费理论对消费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1）将个人消费引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2）确立了宏观消费理论的基本范畴和主要内容；（3）科学界定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辩证关系；（4）提出了科学的生产和消费比例关系理论；（5）深入研究了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6）为消费差距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四，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方法论和基本原理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方法论有助于对消费形成科学而深刻的认识，有助于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消费理论。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基本原理说明：（1）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要整体推进，不可偏颇；（2）投资、消费、出口要协调增长，不可顾此失彼；（3）生产力和消费力必须协调发展，不能片面重视生产力而忽视消费力；（4）消费信贷对消费有一定影响；（5）正确的消费观同样非常重要；（6）合理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差距对消费有重要影响。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基本原理在当今社会依然适用，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第五，以马克思消费理论为指导，我国当前扩大消费需求应从正确处理投资消费比例关系、保持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良性互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流通业的发展、促进消费信贷健康发展、推动正确消费观形成等几方面着手。
郭伦德[5]2004年在《我国经济转轨阶段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文分四个部分展开，首先研究了财政政策在我国经济转轨阶段的地位与作用。财政政策的地位与作用，首先来自宏观调控在经济转轨阶段的地位。转轨阶段资源配置的过渡性、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财政的收支压力都可能引发经济波动，从而要求加强宏观调控。其次来自自身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与作用。体制性缺陷对货币政策作用的限制与财政政策自身特点使宏观调控对财政政策有更强的依赖性，在经济转轨阶段财政政策可以发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 本文第二部分对开放以来财政政策的回顾与分析发现，既往财政政策效应不好，短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虽然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长粗放、企业效益不断下降，政策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原因，加剧而不是缓解了经济波动，致使经济在大起大落中形成“政策周期”。需求不足背景下的积极财政政策表面上取得了较大成绩，比如，拉动了经济增长、通过投资基础设施等项目增强了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实质上却没有实现拉动消费需求的本来政策意图，致使经济内生的增长机制不能恢复，经济增长对政府投资形成依赖症，导致积极财政政策长期化，并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它表明本质上仍然是计划型财政政策的积极财政政策必须退出。政策周期和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是政府对经济的主宰，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建设型财政。既往政策实践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转轨阶段经济运行中的矛盾主要不是由市场调节而是由政府调节造成的，是政府活动范围超越弥补市场失灵范围的必然结果，企图通过政府直接干预解决矛盾往往适得其反。 本文第叁部分结合既往政策的经验教训对经济转轨阶段实施财政政策规律进行了探索：一是让政府回到弥补市场失灵的范围内，实现生产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是转轨阶段财政政策效应发挥的基础条件，二是把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结合起来是提高政策效应的根本途径。这就要求正确理解公共财政与生产建设型财政，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国有企业(包括金融企业)、政府内部之间的分配关系；这就需要积极探索把财政政策同市场化改革结合起来的根本途径。根据本文建立的“叁部门分析”，实现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结合的根本途径是促进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把政策着力点转移到为消除非国有部门发展的需求梗阻、投资梗阻与要素转移梗阻服务上来。本文据此提出了转轨后期财政政策基本操作设计。 最后结合规律探索，针对当前形势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与任务的需要，做出了改革开放新阶段财政政策选择：一是在政策基本取向上主张选择适度从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尽管总体上仍然是扩张性政策，但扩张程度己经减轻，并且要通过逐步降低政策扩张力度，最终实现赤字财政政策向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过渡。虽然与积极财政政策同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本质是不同的，前者实际上是退出政策，即通过保持一定的扩张度来实现稳健的退出，本质上是市场型财政政策。当前政策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扩张既是满足形势与任务的需要，也是为了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避免政策调整对经济运行的干扰，满足解决积极财政政策遗留问题的需要。适度从紧则是防范财政风险及其可能产生的信用风险或通货膨胀等消极后果的需要，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财政的需要。二是在收入政策上实行结合支出与税制改革而适度减税的政策。通过结构型减税推动税制改革，进一步优化税制，通过与支出的结合，发挥更大的效应或为减税创造条件。尽管理论界对是否应减税存在争论，但本文认为减税能够发挥出一定的正面效应，当前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减税空间，而且我国现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也存在减税条件。适度减税的内容主要有:结合农村税费改革，逐步取消“两税”;促进投资，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而适度减税;促进公平竞争，通过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而适度减税;实行促进就业、促进科技进步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调整部分税种和加强税收征管对冲减税财政压力等。叁是在支出政策安排上，实行调整支出方向，优化支出结构的政策，总要求是把国债资金投向的调整与财政日常支出结构的优化结合起来，一是保证重点，结合基本建设支出、文教卫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的优化，大幅度增加支农支出，把政策着力点转移到支农上来，把支农支出的着力点逐步转移到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上来;二是继续扩大科学研究支出，加强对非国有部门(中小企业)技术进步、个人科技型创业的支持力度;叁是弥补社保历史欠账，扩大社会保障支出，坚决压缩行政管理费支出和国有企业亏损补贴支出，为政府职能转变、国有部门要素退出等创造条件。四是在政策搭配上，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国有经济政策的要求是，通过深化国有经济布局认识，放宽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准入，转变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方式，加快国有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的要求是，在调控当前局部过热中发挥主导作用，在适度紧缩同时为结构调整提供支持，比如，支持农村金融、支持中小企业或非国有企业融资、加强对资本市场的调控等。
赵建军[6]2005年在《论产业升级的就业效应》文中提出许多学者认为,我国自 90 年代以来,工业走的是资本密集化道路,以致于出现了资本排斥劳动力的现象,就业弹性系数不断降低,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像低就业增长或无就业增长。有鉴于此,他们建议,应该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采取就业优先而不是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本文经过实证分析后认为,就业岗位不足的根本症结依然是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回归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决定就业的经典命题,并就此否认了就业优先的发展模式。有效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两部分。对于如何扩大有效需求,凯恩斯主要强调投资的乘数效应,但其投资理论面临着动态困境。扩大投资在弥补当期收入与当期消费差距的同时,也提高了下期的生产能力,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下期国民收入越大,其与下期消费之差也越大,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额越难靠投资来填补,如此循环下去,社会越富裕,经济危机就越是不可避免。对此问题,凯恩斯希望从改善收入分配,继而提高消费倾向着手。但他依赖的主要是非市场的手段,如利用税收进行二次分配、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本文认为,凯恩斯忽略了投资的收入分配效应。所谓投资的收入分配效应是指投资的数量增长引起资本收益率下降,从而资本收入份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会发生变化。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关于要素之间替代弹性为 1 以及要素收入份额占国民收入不变的假设值得怀疑,因而使用更具灵活性的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更符合客观实际。在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的框架内,根据按边际生产力分配原理,可以证明生产要素密集度对劳资分配份额及消费倾向的影响:当替代弹性小于 1 时,如果资本投入量相对增加,劳动收入份额将上升;当替代弹性大于 1 时,情况正好相反;当替代弹性等于 1 时,劳资收入份额不随要素投入量的相对变化而变化。实证分析发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经常小于 1,资本投入量的相对于劳动投入量的增加(即 K/L 上升),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一般来说,劳动者的消费倾向高于资本家的消费倾向,所以,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上升,会使得全社会的消费倾向提高。产业升级实质上是生产要素密集度不断变化升级的过程,即生产技术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到资本密集型为主,最后到技术密集型为主的演变过程。产业结构的升级必然要求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而更新设备、引进新的生产工
李和森[7]2005年在《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是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的意义或目的,不仅是农民健康的需要,也是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持续、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需要。 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言,主要阐述:选题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已有研究的局限性,以及本研究的重点内容、主要见解、基本思路或方法。第二章,社会保障相关理论研究,重点阐述: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农村医疗保障的理论界定,不同经济理论流派对农村医疗保障的影响,农村医疗保障的灯塔特性,农村医疗保障的公平与效率。第叁章,国际医疗保障体制模式比较,主要阐述:国家医疗保障、社会医疗保障、商业医疗保障、储蓄医疗保障四种体制模式的特征、依据、实践与启示。第四章,中国农村医疗保障的现状分析,重点阐述:我国现阶段农村医疗保障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矛盾和发展障碍。第五章,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体制的变迁分析,主要阐述:产权制度、经济体制与医疗保障体制的内在关系,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历史变迁,合作医疗制度兴衰解体及难以恢复与重建的根源分析。第六章,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体制的改革与完善,重点阐述:农村医疗保障既有体制模式及其特点,农村医疗保障体制创新的不同倾向、主要原则、现实选择和理论依据,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农村医疗保障体制的基本构想与主要政策取向。 自己认为,本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见解,某些方面可能有新意: 1.通过对国内外“社会保障”概念界定的比较研究和重新界定,揭示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创新的基点和重心,将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纳入整个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论证“社会保障面前人人平等”。社会保障的概念,具有动态性、历史性和国别性。然而,只有城市的保障,是残缺不全的保障;没有农民的保障,就不是真正完整的社会保障。本研究从城乡统筹的角度,对社会保障的概念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并重新进行了表述或界定,论证了包含医疗保障在内的整个农村社会保障的理论地位和灯塔特性。这可以说是研究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影响和制约制度创新的关键性条件。由此,似乎就可以更进一步地解释:
张巍[8]2010年在《刺激我国居民消费的财税政策研究》文中提出金融危机发生的两年来,由于海外消费需求锐减,我国内需不足问题更加凸显,尽管政府采取了系列措施拉动居民消费需求,但是我国内需低迷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危机来临之前,我国一些生产过剩行业由于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形成互补,海外市场的消费需求替代了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消化了我国部分过剩产能,降低了我国发生过剩危机的可能性,但也同时形成了我国东南沿海部分企业对海外市场的严重依赖。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居民长期依靠透支,提前消费、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遭到了惩罚,致使我国外需市场严重萎缩。加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经济相继实行了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限制我国相关商品出口,使我国的产品出口形式进一步看紧,降低了收入不高的居民生活水平,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我国原有的生产成本优势正在削弱,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后果。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形成的示范效应,使我国的成本优势遇到了极大挑战。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依然没有挣脱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全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我国多数出口企业都属于能耗高、污染重的企业,发达国家一方面享受着中国用自身污染和能源消耗的代价为其带来的优越生活,另一方面又指责中国对世界的环境污染要负有主要责任,这样的发展带来的社会成本过于高昂。为支持企业出口,各种优惠鼓励政策使我国政府付出了巨大的税收权益。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市场经济的地位并没有得到世界广泛的认可。每每国家间有些风吹草动,反倾销的报复手段就会降临到我国的出口企业,我国政府为鼓励出口而给予的财税让渡所带来的价格优势瞬间化为乌有,可谓得不偿失。十年内中国两次面对外来的金融危机,两次采用了扩张型的政策,这两次应对危机要解决的问题和侧重有何不同?只有回答好这个问题,才能真正的化“危”为“机”。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低下说明上次扩张型的政策只解决了内需不足的表面问题,深层次的社会发展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导致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居民收入没有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存在着国富民弱的现象,加之,各种社会福利保障措施不到位,致使老百姓无钱消费,也不敢消费。在基础设施相对健全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尤其是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和居民可持续消费拉动就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经济危机、外需萎缩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迫使政府在外在压力的情况下,痛下决心解决经济运行的质量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经济危机对中国而言就不仅仅是“危”,更是一种“机”论文通过对以下叁种方法达到了基本的写作目的：第一,进行了学科交叉研究。论文将财政学与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融合在一起进行学科交叉研究,在研究中注重对信息的综合处理和分析,期望通过这样的交叉研究建立一个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研究的新视角,并能够发掘到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普遍规律和我国居民消费的特殊性。第二,进行了比较研究。论文多次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既包括了对我国历史数据的纵向比较,也包括了对同期的其他国家资料的横向比较。通过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探寻了我国居民消费的特殊性并检验了国外经验在中国特殊环境下的适用性。第叁,采用了实证分析的方法。论文比较分析方法的运用多是建立在对大量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的基础上的。历史数据的运用对于总结规律,挖掘问题受益很大,对论点论据的证明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帮助。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论证了财税政策对拉动居民消费的有效性,进而说明在诸多财税工具中,哪种刺激方式更利于中国拉动居民消费,为政策建议的科学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全文由两大部分七章组成,第一部分是我国居民消费现状与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因素分析。论文首先介绍了目前国内外在消费需求理论方面的研究进展情况,以及国内外学者在扩大国内基本需求方面提出的相应财税对策的研究。接下来重点分析了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的现状,指出在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中,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快速下降是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低迷的主要原因,拉动我国居民消费应当首先拉动农村居民消费。最后,论文分析了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因素有哪些。本部分内容涵盖了论文第一章至第四章的内容。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第二部分主要针对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乏力提出了财税对策。论文首先回顾和分析了近十年来我国所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并进行了简要评述,为了进一步说明财税政策对拉动内需的有效性,作者运用了实证分析的方法进行了政策的有效性比较,为提出政策解决思路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了提出更加有针对性的解决思路,论文对我国目前财税政策中对拉动内需存在着掣肘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就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应当采取哪些应对措施提出了看法,并进而指出在制度上应当如何完善。本部分内容包括论文的第四章至第七章。通过研究发现,财税政策对解决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为实现这个作用,必须建立新型的以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财税体制。扩大居民消费是一个被国内学者广泛研究的问题,要想做到创新难度极大。通过研究,作者在如下方面有个人的见解：1.定义了“基本消费”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思想是,人们在消费的时候仅仅考虑物的有用性,而不考虑有用性之外的其他因素,属于较低层次的消费。这个概念的定义,是为了说明在收入低下的时候,消费品的功能性作用是消费重点,其他诸如环保因素则受制于收入因素,可以忽略不计。2.发展了“可持续消费”的概念。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作者的突破是,在与“基本消费”的比较中,建立了制约可持续消费的资源约束和收入约束两个关联性不是很大的概念间的联系,即可持续消费是收入约束力降低的情况下才会形成的一个居民高层次消费需求。3.通过比较再分配后居民收入格局的前后变化,得出了目前税收制度对我国居民收入的调节功能弱化,政府运用财政支出方式解决居民收入约束的问题更加有效率,主张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应谨慎面对财产税改革,应着力培养中国的中产阶级阶层。论文的写作涉及了经济学、财政学、生态经济学和消费经济学等各个方面,受学识所限,作者没有办法对这些领域的所有知识运用自如,写作中难免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甚至出现错误。有些新的观点还不成熟,缺乏实践检验,仅代表一家之谈。
袁晶[9]2012年在《马克思就业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1990年高校开始扩招以来，大学生毕业生的数量逐渐增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加入求职大军。而经济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受到冲击，劳动力跨地域流动越来越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求职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另一方面，大学生自身素质并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传统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企业竞争力不强，不能吸收足够多的劳动力，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的出现。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大打折扣，让大学生就业更是雪上加霜。本文首先综合归纳了散落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着作中就业思想和就业理论，认为相对剩余人口理论是其就业理论的核心，劳动力商品论是其就业理论的前提和基础，从工资理论、分工协作等方面探讨马克思就业理论。其次是梳理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就业理论，主要包括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发展经济学、自由主义的就业理论。最后，从不同的方面对两种理论进行比较，得出对解决中国大学生就业困难的一些思想和理论，为解决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持。通过对马克思就业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的比较研究，汲取二者的思想精华，结合中国当前实际情况，探析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路径。
孙红军[10]2016年在《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目标与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并且要通过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来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建设法治政府,是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战略、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一环。本文重点研究了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目标与路径问题。本文在结构上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地方政府法治化概述,主要阐述本文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包括法治与法治化;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角色;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等,主要是本文在后面的写作和分析要涉及到的一些概念。第二章为中西政府法治化历程与检视,主要是简要回顾和总结中国清末以前、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府法制(治)化历程;简要回顾和总结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的政府法治化历程,并从中汲取值得我们今天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进程可资借鉴的经验。第叁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现状、成就、实践困境和原因分析,主要是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法治化取得的成就(这成为我们今天继续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现实基础),剖析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仍然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第四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目标:建成法治政府,并将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具体化为建成依法行政的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廉价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第五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路径选择,主要是从执政党与中央政府“下压”、社会大众“上推”与地方政府相关的上下左右联动、协同角度分析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动力机制,从地方政府主体自律、社会主体参与、政社互动等叁个方面分析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程序机制,从观念更新(法律至上、以人为本、权利本位和公平正义)、制度创新(党政关系、央、地关系、吏治法治化)、和市民社会建设叁个方面分析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具体实现路径。最后是简短的结论,本文认为,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最终目标是建成法治政府,而这是一个过程,并且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我国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研究[D]. 安慧. 武汉大学. 2004
[2]. “中国式”产能过剩问题研究[D]. 高越青. 东北财经大学. 2015
[3]. 我国的加速工业化战略与内需不足[D]. 李树培. 南开大学. 2010
[4]. 马克思消费理论及其对中国扩大消费需求的现实意义[D]. 徐敏. 辽宁大学. 2014
[5]. 我国经济转轨阶段财政政策研究[D]. 郭伦德.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6]. 论产业升级的就业效应[D]. 赵建军.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7]. 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研究[D]. 李和森. 山东大学. 2005
[8]. 刺激我国居民消费的财税政策研究[D]. 张巍. 东北财经大学. 2010
[9]. 马克思就业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的比较研究[D]. 袁晶. 曲阜师范大学. 2012
[10]. 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目标与路径研究[D]. 孙红军. 苏州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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