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玲王早早孙卉吕海珍顾煜/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学院
【摘要】本文在大量调查问卷基础上,以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三地六村共300农户调查问卷为样本,从微观行为方式层面考察了影响农村人情消费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人情消费能使人们的情感需求得到满足，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攀比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过度人情消费的风气。从众心理和投资回报心里也是进行人情消费的动因。回归分析表明人情消费支出增长与经济收入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农民家庭流动性水平对人情消费水平有正方向影响。总的来说，传统文化和从众心理的影响对人情消费的维持有主要影响，而在经济水平、家庭流动性、攀比心理等因素提高的影响下，人情消费增加明显。
【关键词】农村人情消费；影响因素；江苏省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农村人情消费也不断上升，人情往来的对象范围逐渐扩大,人情消费的名目增多总的消费数量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面对着一张张红色的请柬，一次次碍于情面的人情支出，农民普遍感到左右为难，又无可奈何。本文通过对江苏省三地六村的考察研究，分析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的现状、基本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并着重深入讨论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尝试着对农村家庭人情消费这一社会事实进行全面、系统地解读。
二、农村人情消费现状
本文的实证考察以江苏省三地六村为例,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300户农民的家庭人情消费状况进行具体调查,在2012年7月笔者走访了苏中、苏南、苏北的长江村、沙集村等6个村庄，调查方式为入户访问。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在过去一年内人情往来的对象、人情消费的方式、数量等。选择这些村农户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村子中保留着传统意义上的人情往来,乡情色彩比较浓厚。另一方面,这些村子分别能较好的表现苏北、苏中、苏南的经济发展状况。调查发现农村人情消费特点具体表现为:
（一）人情消费范围越来越广，由血缘圈向外扩展
最初的人情往来的主要对象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属，但是近年来，人情往来的重心也开始逐渐偏移，朋友，同事，同学所占的比重加大，且呈现上升趋势。朋友和同事这两个层次在人情往来中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加强，并且超过了有血缘关系的外围亲属，外围亲属在现代人情往来中正被边缘化，处于一种尴尬的低位。主要原因在于血缘关系较远，平时也无密切的联系，即使家庭出现困难也不会像其求助，对外围亲属的人情活动也不见得能够得到回报。相比之下，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朋友和同事则由于可以为家庭提供更多帮助而来往密切，走动频繁，逐渐成为农民人情网中的一个重要的“圈子”，并逐渐向人情网的核心靠拢。
表一2011年受访农户年均送礼标准情况表单位：元
数据来源：根据农户调查数据统计得出。
从表一可以看出，被调查的农户对核心亲属的送礼标准都普遍偏高，但对于次级亲属，朋友，同学，同事同乡的送礼标准差不多，除了苏南地区对次级亲属的送礼的标准平均数达到了400元以上，苏北和苏中都在400元以下，而且对次级亲属的人情消费和对朋友、同学、同事的人情消费相差不过几十元而已，不少农户反映，部分亲戚已经逐渐疏远，除了红白喜事，鲜少再有人情往来。对新一辈受过教育、在外打工的新一代农民来说，相比较而言像朋友同学，同事同乡来往比较密切，人情往来有利于彼此沟通感情，互帮互助。
（二）人情消费支出金额绝对数越来越大
人情消费的规模一直是学者研究调查的重点，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北京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中指出：人情支出正成为农民生活支出的一大负担。2009年农村家庭户均人情支出2701.31元，2011年增加到3092.51元，年平均增长率为7%。从各地区家庭人情支出水平来看，2011年中部地区家庭人情支出最高，为3369.86元，东部地区家庭人情支出数额为2880.95元，略高于西部地区的2860.06元。从2011年农村家庭人情支出分布情况来看，73.24%的农村家庭年人情支出为3000元以下，18.14%的农村家庭年人情支出为3000元至6000元之间，3.11%的家庭人情年支出为6000元到9000元之间，还有5.51%的家庭年人情支出超过9000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2）
对于江苏省的情况，根据问卷调查得到数据，整理得到如下表格：
表二2011年农户不同人情消费支出水平的户数统计
数据来源：根据农户调查数据统计得出。
从表二可以看出，由于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在苏南的华西村和长江村中，2011年农户人情消费总额集中分布在1500元-6500元，9000元以上的人情消费支出也很多。而在苏中和苏北的农户年人情消费总额较集中分布4000元以下。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人情消费不仅总体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其单笔支出也越来越大。被调查者中鲜有人的单笔人情消费低于200元，很多受访者表示现在的礼金规模大多在200元以上，对于比较亲密的亲朋，礼金一般都会上千。关于核心亲属的送礼标准，有25.33%（76户）的受访农户表示他们的送礼标准达到甚至超过1000元，更有甚者单笔礼金金额达到5000元。
单笔送礼礼金越来越大，总体规模逐渐膨胀是人情消费最显著的特征。
（三）人情消费支出趋于货币化
农村居民的人情消费的方式主要包括实物形式的礼物和现金形式的礼金两种，但从总体上来看，使用方式最多的还是礼金，人情消费货化的倾向日趋明显。
我们将人情消费的方式分为四种，分别为：现金，直接送礼金；实物，送一些实物形式的礼物；生产合作，即出力帮忙操办红白喜事；解决实际问题。
图一受访农户送礼方式扇形图（如上图）
根据我们调查得到的数据可以看出，85%的农户人情消费的方式为送礼金，只有11%的农户表示会送实物。而且不少农户反映，单独送实物的情况几乎不再发生，现如今，送实物的同时，往往也会送现金。在调研时，芦洲村的农户特别举了一个例子：现在亲友邻居会在新生儿满月的时候来探望产妇和孩子，在以前只是赠送补品和婴儿用品，但现在的礼物却以礼金为主。
（四）送礼名目越来越多
调研过程中用到的问卷中提及的送礼种类有十种：一、结婚；二、建房或乔迁；三、升学；四、参军；五、过节；六、生日；七、工作变动；八、找人办事；九、丧事；十、探病慰问。在实际调研过程中，根据村民反馈的信息，我们发现送礼种类的大部分，村民都会在日常生活的人情往来中涉及。出生礼、婚礼、葬礼是生命仪礼中的三大庆典。在过去，也就只有在这三大庆典时，村民才会准备酒宴，广发请帖，宴请亲朋好友，三大庆典便也成了家族聚会、亲友互相交流的机会（何静，2005），而近几年来，乔迁新居，考上大学，生日等也成为聚会的理由，导致农民的人情消费支出增加。
（五）人情往来频率也越来越高
由于人情消费的范围越来越广，人情来往的人越来越多，加上送礼名目也变得纷繁复杂，农户之间的人情往来的频率也加大了。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村民年送礼次数在六次以上，只有12%的农户送礼的次数在六次以下，年送礼次数超过15次的农户占到了受访农户总数的15%。
图二2011年受访农户送礼频次分布图
二、农村人情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人情消费支出是每户家庭都不可避免的支出，它对维系社会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的人情消费行为受众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在各个因素的作用下，人们的人情消费行为也呈现差异性。
（一）“礼尚往来”是我国的传统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素来注重人情消费。“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我国素来是一个讲究人情、重视礼仪的国度，中国传统的宗亲人文精神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也十分重视“礼”，体现其思想精髓的《十三经》中就有《周礼》、《仪礼》和《礼记》，从仁爱、国家制度和社会交往三方面来论述“礼”（田维绪，2010）。“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人情消费有时候也被称为“随礼”、“凑份子”，它长期植根于重视“礼尚往来”的中国社会，在日常生活中本着“礼尚往来”的朴素观念，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性格、偏好、价值观等个人意愿，有选择地投入一些感情、物质和金钱，这种有来有往的人情互惠造就了人际之间一种浓郁的人情味以及融洽的人际氛围，维持并巩固既有的亲属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这种人情消费，能使人们的情感需求得到满足，情感生活得以丰富，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人们日常交往关系的确立与完善提供了前提条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二）在攀比和从众心理作用下，人情费愈演愈烈
1.攀比心理
通常情况下，很难直接衡量个人的收入水平，个体收入一般是通过个人的支出体现出来的，送礼金额的多少当然成为了农户相互衡量收入多少的一个重要标准。而人情消费的对象基本是交往密切的亲朋好友，彼此都比较了解，尤其在送礼者的收入较高但送出的礼金较低时，不但送礼者本人面子上过不去，还可能会引起不少非议，被认为是吝啬的人。这种情况下，农户为了顾全面子，只好将礼金维持在一般水平上。一些虚荣心强的农户甚至会以高额的礼金引起大家注意。再者，人们总是把人情往来的频繁程度以及送礼的多少作为衡量人缘好坏、感情厚薄的标准，认为这是维系感情的纽带、关系亲疏远近的象征，于是逢事参加必定送礼，而且亲朋好友之间礼尚往来，互赠礼金，层层加码，礼金的数额越来越大。
2.从众心理
时历仪礼中涉及的人情往来，是不可避免的。各种传统节日是从古一直延续下来的，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财富，不可废弃。对于像生命仪礼中的三大庆典：出生礼、婚礼、葬礼，村民们准备酒宴，广发请帖，宴请亲朋好友，也无可厚非。但是近年来人情往来的名目越来越多，或许村民对此会有些许不满，为了顾全面子，也只能和大家一样。在从众心理影响下，无论送礼名目合理与否，村民都会选择送礼，而且送礼标准也渐渐趋于一致。
（三）投资回报心理推动人情消费增长
人情消费除了满足人表达情感的需求外，也潜在的成为农村家庭融资的一种手段，虽然这并不是人情消费的直接目的，但却是农民进行人情消费行为的一种动力。婚丧嫁娶和建房子是每个家庭的大事,也是农村家庭一笔很大的支出,这必然对某些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的。虽然仪式性活动的发生频率低,但是它的规模大,而且对于这类功能大农村人情消费而言，送礼的人多，且礼金数目大,这样便为办事家庭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减轻了大笔资金支出带来的负担。俗话说礼尚往来,人情亦如此，这就是说，对送礼者来说他所送出去的人情就像是一种“延期储蓄”,这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人情消费对家庭经济的互助功能。
（四）农民的经济收入与人情消费的支出呈正相关关系
为了分析农民人情消费与经济收入的关系，选择调查中得到的年人情消费支作为被解释变量（用Y表示），选择受访农户的农户年收入出为解释变量（用X表示。
利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用规范形式将参数估计和检验的结果写为
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年收入）与解释变量（人情消费）之间的可决系数为0.858113183，说明所建的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数据拟合的较好。
对回归系数进行t值检验：，所以年收入对人情消费支出有显著的影响，当年收入每增加一元，人情消费支出平均会增加0.0504元。所以农民的经济收入与人情消费的支出呈正相关关系。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迅速，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大幅度的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的增加也是农民人情消费之风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一，人情消费作为支出的一部分，其规模自然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支出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增加。
第二，农村中较先富裕的农户，由于收入上升得快且多，其赠送和收到的随礼规模都以较大速度增长，而示范效应逐渐推动其成为新的随礼习惯，这使得人情消费随礼水平不断地趋于一个新的标准。
第三，送礼水平只会单方面增长，即人情消费只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增长，而且由于受到风俗习惯、“面子”等因素的影响，人情支出很少因为收入减少而减少。这符合棘轮效应,即人的消费习惯形成后，具有不可逆性，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尤其在短期内消费是不可逆的，其习惯效应也较大。消费者易于随收入的提高增加消费，但不易于收入降低而减少消费，以致产生有正截距的短期消费函数。即“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第四，随着农民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通货膨胀影响下商品的整体价格上升，使得农户在操办红白喜事的投入大幅提升，近年来酒宴的价格节节攀升，仪式形式呈现多样化、复杂化，也使得仪式支出费用增加。基于这些支出的上升，人们便希望亲朋好友的资助增加，缓解一下一时紧张的经济压力。
（五）农民家庭流动性增大使人情消费规模变大
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加之城乡隔离政策的松动，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城镇转移，外出打工已经成为某些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浩浩荡荡的农民工潮流冲击着过去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模式。李祥忠就曾将农村家庭分为流动家庭：夫妻双方均外地打工、半流动家庭：夫妻一方在外地打工，另一方留守在家和留守家庭三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农村家庭的人情消费进行了比较研究。他经比较表明，留守家庭、半流动家庭和流动家庭在人情消费动机和后果等方面是具有差异的，而在消费方式方面差异并不明显。（李祥忠，2008）
多数的农民工选择了妻子留守的“半流动式”，即在入城时把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孩子留在农村，这样农民的交际范围不再仅限于亲戚和村子里的乡亲，为了拓展新关系，人情圈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人情支出也随之增加。
家庭中主要经济来源者职业若是农业劳动者(种植者，养殖农民)该家庭属于留守家庭，若主要经济来源者的职业是外出务工人员，该家庭属于半流动家庭。（表六）
从表中看出留守家庭的平均年人情消费支出为1770元远低于外出务工人员的4130元，虽然一定程度上与外出务工人员的年收入高于农业劳动者有关联，但也受人情消费支出次数的影响，表中可以分析得出农业工作者因其社交范围仅限于亲属和生活的村子，主要是维护原有的社会关系，所以一年内送礼次偏低，而外出务工人员，因为需要拓展新的社会关系比维护原有的社会关系，所以人情消费的频次会偏大从而导致总支出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