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衢[1]2003年在《湘西沅水流域城市起源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湘西沅水流域为研究空间，以历代统治者对该流域的开辟经营时间为序，以研究城市起源与发展为切入点，以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交通和地理环境为背景，依据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用历史的眼光，从各个不同的视角来综合研究湘西沅水流域城市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以期为该流域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增强民族团结，加快扶贫攻坚和推动城市化进程等诸方面提供切实的理论依据。 史前时期，文章探讨了本流域早期人类活动与城市起源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文章揭示了楚对本流域的开辟经营和楚、秦东西对抗格局，使本流域的城市起源与发展具有早熟性、军事性和殖民性。 秦汉时期，文章阐述了在国家统一格局下本流域郡县两级城市体系的形成和中心城市临沅的确立过程。 叁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文章分析了分离格局下本流域城市起源与发展具有军事性和短暂性的历史原因。 隋、唐时期，文章阐释了在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的背景下，统治者通过广设郡(州)县和设立沅陵郡等措施，实现了中上游与下游地区的分治，推动了本流域城市的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文章分析了“溪洞经济”和“蛮酋政治”对本流域城市起源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宋、元时期，文章着重剖析了两宋开边南进和设立沅州的历史原因，以及羁縻土司制度下，“生地”与“省地”分治对城市起源和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明、清时期，文章以滇黔开发，统治者大举开边，辰州、沅州升府和凤凰设道为背景，分析了本流域城市发展由临水型向山区平坝型发展的历史原因。 近代至民国时期，帝国主义的入侵，鸦片的种植与贩运以及抗战的爆发，带来了本流域城市短暂的畸型繁荣。 建国以来，随着公路、铁路建设的发展，带来了本流域城市格局的大调整，临水型城市日趋衰落，区域性中心城市怀化和吉首的地位日益稳固。 总之，湘西沉水流域的城市起源与发展，在城市地域空间上具有由北往南的推进性;在城市发展时间上具有逐步演进性;在城市功能动因上具有军事性、早熟性、民族性和殖民性;在城市形态上，具有从临水型到山间平坝型的交通区位性;在城市等级规模和网络体系结构上，具有城市规模小，县城小镇林立，墟场集市无数和中心城市迁徙不定的特点。 因此，本文以流域为空间，以史事为时间，以水为纲，以地为目，以城市为点，以地理环境为面，做到时空有序、纲举目张、以面衬点，使本流域城市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规律得以彰显。
周红[2]2011年在《湖南沅水流域古镇形态及建筑特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是百浩工作室“长江中游古镇调查与研究”项目的子课题,同时也是武汉理工大学与日本神奈川大学合作研究项目“中日湖北古镇街道共同研究”项目的后续研究项目。沅水流域地处武陵山脉与雪峰山脉交汇之处,地形多变,地貌复杂,自古陆路交通困难。沅水是一条古老而绚丽的文化之路,自明清西南大开发以来,沅水成为祖国西南地区对外进行物资交流的交通孔道,在区位上具有北通巴蜀,南抵粤桂,西扼滇黔的优势,该流域地区古代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无一不是以“船来船往,舟楫络绎”的古镇及其码头为中心节点展开。因此,抓住了古镇就抓住了该流域文化的重心,可以说,该流域尚存的古镇为我们展开的是一幅幅鲜活的“清明上河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为难得的是,沅水流域境内居住着汉、苗、侗、瑶、土家等20多个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杂居区,给古老的沅水流域古镇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体现了多元文化融合共生的特点。本研究在对沅水流域地区古镇的多次田野调查和史料收集的基础上,从文化线路的角度对古镇展开系统研究,运用了规划学、建筑学、环境学、历史学、水文地质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知识,采用综合的技术路线方法,首次通过“沅水”这条文化带将该流域地区的古镇串联起来。首先,从流域特征、地理特点、交通方式、经济特点、民族构成、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对沅水流域地区的地理与人文环境进行详细的考察和研究；第二,从古镇形态演进历程、古镇选址特色、古镇空间形态的组合关系、古镇街巷空间形态特征等方面对古镇的城镇形态特点进行研究,重点剖析了从旧石器文化时期至今起源已久,跌宕起伏的形态演进过程,同时,从流域的整体性出发,总结出沅水流域古镇沿水轴发展方向分布的特点,从古镇与山体、河流之间的关系,以及古镇街巷之间的组合关系,总结了“顺应环境、灵活多变、码头主导”的古镇形态特点。第叁,从建筑类型、空间布局、典型建筑、特殊构件、建筑文化等几个方面对古镇的建筑营建技术进行分析,并结合古镇的多民族文化特点,探讨了古镇建筑特征；最后,针对沅水流域的历史文化遗产特点以及目前古镇的保护现状,提出从文化线路的角度,对该流域的线形文化遗产建立分层保护体系,综合考虑遗产保护、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系统的管理和保护开发,寻找顺应性的“活态”的古镇保护与发展模式。沅水流域地区的古镇山同脉、水同源,相似的地貌环境、相通的流域经济、共融的多民族文化使该地区的古镇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承载着厚重的地域文化,是我们了解该地区社会经济和地理文化的“活化石”,其空间形态布局及其建构文化均体现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设计理念。
章睿[3]2012年在《湖南沅水流域传统集镇空间结构研究》文中指出湖南省地形多样，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地物质形态及其商业模式的多样性。其中，省境内沅水流域地区是最主要的欠发达地区，基本上是我国中西部边远山区，经济总体水平较低。祖先逐水而居，故流域内分布众多因水而兴的集镇，相对闭塞的自然环境，使其中许多保存较好的传统街道、建筑得以延续，堪称奇观。这些传统集镇多可追朔到明清时期，是沅水流域地区一段重要的历史积淀，作为湖南传统经济、文化的物质载体，具有极高的艺术科研价值，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与不可再生的人文景观。传统集镇，无论规模大小，大多选址得当，空间体系结构清晰、价值取向明确，并在集镇自身职能的行使、社会秩序的维持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易于为居民所认知与把握。传统集镇空间结构的研究离不开空间要素的研究，离不开“叁大问题”、“两个层面”的研究框架。集镇空间结构的形式主要包括集镇范围内各种物质实体的密度、布局及其形态，而集镇空间的范围，又因其各自的形成原因，包含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由于地域内在经济联系形成的空间体系，即经济空间；另一种是由于行政地理区划设定的集镇空间，即行政空间，任何集镇空间范畴的现实状态都包含上述两种涵义。关于集镇空间结构的研究，其本质就是要研究空间要素对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以此来发掘空间结构演替的相关规律，及在此作用机制影响下的空间结构演替趋势。本文研究总体构架遵循从整体到局部的结构主义研究手法，并在各层次的主要问题上层层深入抽丝剥茧，对“原型”（空间的集散）的理解与把握贯穿始终。关于空间结构的“原型”研究，包括第2、3、4章的内容，分别从宏观（外部空间）、微观（内部空间）两方面入手，研究流域集镇空间结构、形态及其演替过程。关于沅水流域传统集镇可持续发展的策略研究，提出以史为鉴，从集镇空间演替机制的作用规律入手，对传统集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对理性的建议，强调矛盾的共时性与发展的挑战性。最后，以实例设计说明在集镇发展过程中对集镇内部特别是重要历史街区及其建筑的更新性保护设计研究。
安芮[4]2017年在《水道、集镇与民族社会》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以地理通道中某一物资流动作为出发点来切入西南区域社会,已成为这一地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在西南独特的自然环境背景下,物资作为维系当地社会经济运转的基石,既是地域经济形态的反映,也对当地的空间格局和民族社会等方面有诸多深入浅出的影响。本文以潕水流域(以主干?阳河为主)中的桐油贸易模式为主要研究内容,同时以“桐油”为衔接要素,以潕水流域上叁个表征——水道、集镇和民族社会——为论述对象,试图揭示桐油贸易中所反映的潕水流域的地域特征。本文具体围绕四个关键内容展开:首先,从自然环境及地理条件的角度出发,阐述潕水流域地区“两山夹一水”的地理区位,凸显潕水水道作为湘黔东西向水路通道,与湖广沅州一带“犬牙交错”的行政关联性。由此推及潕水流域在自然地理、行政区划上与湖南怀化地区的线性关联;其次,从桐油贸易市场圈的角度,对潕水流域上游镇远、岑巩、玉屏等油桐原料产地进行分析,阐述桐油贸易之所以在这一地区盛行的先天优势和分布特征,揭示以镇远东部,岑巩南部和玉屏西部,也就是?阳河与支流龙江河交界地带的“流域型”桐油原料产地分布特点;第叁,以湖南洪江古商城为例,阐述潕水流域集镇兴起的区位因素和商贸因素,探讨传统集镇的商贸功能和商帮团体对于桐油贸易的助推作用,同时也初步反映桐油贸易对于“洪江商帮”的凝聚作用,最终形成了以洪江洪油业为砥柱的潕水流域下游地区精加工市场和转销市场;第四,以桐油贸易中所涉及的贸易环节和参与群体为对象,勾勒出前期桐油贸易模式中从上游原料生产者“就地居民”到下游精品生产者“江西帮”的过渡性改变,体现潕水流域桐油贸易从上游到下游层层精进的过程,同时也反映在桐油贸易后期下游深加工地向上游原料产地延伸的趋势。另一方面,因时代背景的不同,传统桐油贸易中的贸易环节和职业群体如“桐农”、“榨坊”、“油号”等,会跨越传统的角色界限而有新的界定。从传统桐油业到民国“统购统销”时期,由于国家垄断资金的介入,潕水流域的桐油生产、运输、加工环节从个体散帮逐步向组织性团体转变,销售载体逐步由地方商帮团体向代理性商业公司转向。而到了新中国时期,桐油贸易集中体现为人民公社、生产队式运营。最后,依据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和研究,试图将“一体性”和“过渡性”的线性思维代入这一流域型区域,就潕水流域的地域性特点进行尝试性总结,以期达到对潕水流域一线的整体性思考。同时也思考潕水流域现今依然作为西南物资运输工程通道,在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上面的重要性。
罗运胜[5]2010年在《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文中提出本文以明清时期湘黔交界雪峰山和武陵山区之间的沅水流域为研究区域,以经济开发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考察流域内的农业开发、工商业发展以及相关的社会变迁,在此基础上,探讨多民族杂居山区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开发之得失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绪论首先介绍了沅水流域的自然地理和明清时期的政区地理,然后叙述了沅水流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背景和现状,提出本文所拟探讨的问题和研究思路。正文共分为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考察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劳动力资源的调配和开发是地区经济开发的基本方面。首先概述了明代以前的人口概况,沅水流域在元代以前的各时期中已经接纳了大量的北方人口,为明清时期的经济开发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明初开设贵州后,僻处湖广西南及贵州东部的沅水流域,成为湖广连接云贵的最重要通道。明代湖广的大开发与滇黔的大开发,包括大规模的军屯等移民运动,促进了夹处其间的沅水流域的户口增长,流域内的人口从明初的数十万增至后期的大约二百万,经济开发进程也因此得到空前的推进。清代,沅水流域的人口规模从乾隆中叶的四百多万增至清末的六百多万,大规模的外来人口集聚落居和普遍的人口流动,使沅水流域经济开发进入高潮。第二章论述沅水流域的农业开发。农业开发是流域经济的发展基础。明代以前,沅水流域的农业处于粗放阶段。从明代实行军屯开始,流域内的农业开始走上与中原农业接轨的道路。本章重点考察了流域内的土地开垦历程及其成效,水利建设的成绩及其演进过程。然后对流域内的作物种植包括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进行描述和分析。研究表明,明代的土地开垦集中于沅水流域的平原、河谷、盆地、低山和丘陵,成效相对有限。清代,在垦复明代田地的基础上,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持久的垦地运动,导致沅水流域土地利用率几乎达到极限。明代的水利建设仅在少数地方取得成效,清代才是水利建设规模最大的时期,达到了传统技术条件下山区水利建设的高峰,为农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的作物种植经历了从推广稻作到推广玉米、甘薯的主要过程,也延续了传统杂粮作物的种植。稻作是沅水流域耕地利用的最主要方式,但水利建设困难重重,而杂粮种植过于粗放,玉米、甘薯的种植只是缓解了民食紧张问题。在经济作物和经济林特产的种植和经营方面,主要是桐茶油、木材以及蜡等少数几种产品得到较大规模的开发利用,获得了相应的经济效益,不少地区居民的收入因此增加,然而对山区资源的掠夺性开采日益严重,生态环境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总之,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的农业资源开发规模较大,但并不平衡,结构失当,商品化层次低,不少地方未能解决民食问题。第叁章讨论了流域内的工商业发展情况。手工业的发展是社会分工的基础,沅水流域的手工业水平直接关系到农业和商业的发展。明代以前,沅水流域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很落后。明代,手工业和商业才有较明显的发展。通过对主要手工业行业比如纺织业、矿冶业、榨油业、木材加工及相关行业发展的考察,反映出外来工匠的贡献很大,产品实现了一定的商品化。清代,沅水流域进而成为全国性市场体系的一部分,来自省内外各地的众多客商在沅水流域的经商活动相当活跃,为流域内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资本,使流域开发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流域内的城乡市场普遍发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第四章考察了流域内的社会变迁。日益扩大的经济开发必然对流域内的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要充分理解经济开发的成效,就有必要考察区域社会变迁的性质、方向和速度。本章从宗族、士绅、族群关系、物质生活等方面展开探讨。结果表明,在经济开发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流域内宗族发展不是很普遍,明代主要限于下游地区,至清代中叶才逐渐向中上游地区普及。士绅阶层的力量薄弱,在地方事务中作用有限。族群冲突频繁,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缓慢。第五章探讨了流域内社会经济的区域差异。由于面积广大,地形复杂,水系分布不均衡,土地肥瘠和生态环境变化不一,明清王朝对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政策不同,人口和民族分布状况有别等多种因素,沅水流域内部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变迁进程存在明显差异。不仅各经济因素的区域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各不相同,而且县域内部的经济与社会差异也明显存在。结语部分对沅水流域的人口发展、社会变迁与农业开发、手工业发展以及商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系统表述,既强调了自然条件以外影响经济开发的重要社会因素,又探讨了经济开发进程对于社会变迁的促进和制约作用。总结出流域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特点及其规律。
刘枫[6]2014年在《湖湘园林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通过对大量文献史料、考古实证及民间传说的梳理,结合实地调研,对湖湘园林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剖析,力求系统地、全面地揭示湖湘园林从起源到发展各历史时期的本来面目,总结湖湘园林发展的规律及其特点。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对湖湘园林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以下几点：(1)湖湘园林起源于迄今6500余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澧县城头山“中国第一城”考古发现的祭坛、稻种、墓葬等遗迹,证明湖湘园林起源于原始的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等祭祀活动及其附属设施。(2)对湖湘园林发展各历史时期进行了分析,总结出湖湘园林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七个阶段：①秦统一以前,为湖湘园林的起源萌动期。湖湘园林起源于迄今6500余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城头山遗址的城门、护城河、祭坛、墓葬、稻田等遗迹齐全,具备了园林的基本要件。②秦汉叁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为湖湘园林的初始发展期。该时期,王室园林、陵园园林、衙署园林形成基本格局,塔、庙、宫、观等园林建筑悄然兴起。③隋唐五代时期,为湖湘园林的高速发展期。宗教园林、贬官园林及马楚时期兴建的王室园林,达到历史最高的水平。④宋元时期,为湖湘园林的平稳过渡期。书院园林兴起,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潇湘八景的出现,丰富了湖湘园林的文化内涵。元代实行土司制度,促进了少数民族聚居区园林文化的发展。⑤明清时期,为湖湘园林的发展成熟期。宗教园林、私家园林、衙署园林、王室园林、会馆园林等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此时的湖湘园林,数量多、门类全、品位高,是进入成熟发展期的主要标志。⑥近现代(1840-1949),为湖湘园林的中外融合期。中西园林艺术的融合交流,对湖湘园林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为湖湘园林的全面发展期。城市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公共园林的相继兴起,各类型园林全面发展。(3)通过对湖湘园林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总结归纳出以下主要园林类型及特点：①祭祀园林：起源早,生命力强,园林布局大多中轴对称,较大规模的建有亭台楼阁。②王室园林：择地于权力中心,集王宫、园苑为一体,楼阁殿堂、廊榭亭台与自然山水景观互为衬托。③陵园园林：大多选址风水宝地,园林布局规整,广植树木,隐蔽性强。④衙署园林：一般设在所辖中心区域,园林空间布局以前衙门后庭苑为主,园林绿化程度较高,古树名木也很常见。⑤湘西园林：以湖湘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所营建的园林为主。依山面水、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其主要特征。⑥寺观园林：多择名山胜地,强调中轴对称,主次分明,古树名木多有栽植。⑦私家园林：造园手法灵活多样,占地面积大小不等,亭台楼阁、山水植物等园林要素依园主的意愿营建。⑧庄园园林：常建于城郊,规模宏大,园林布局以田园式风格为主,常凿池、建亭廊等。⑨贬官园林：多在贬官活动区域内选址营造,以祠、庙、阁、楼等园林建筑形式为主,园林文化内涵丰富。⑩书院园林：一般在环境清静、自然景观秀美的地方修建。园林布局以讲堂为中心展开,中轴对称,多重院落组合。天井、连廊及四周常设有园林小品。⑩会馆园林：是集聚会、商谈、食宿、娱乐等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园林。大院高墙,门楼宏伟,园林建筑装饰精美。选址多在繁华商业重镇交通便利之处。⑩公共园林：功能齐全,形式多样,具有公共游览性,兼收传统与现代不同的造园风格和造园理念。(4)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了“贬官园林”这一概念,即指被流放、贬谪、罢黜的官员,亲身设计并营造,以及后人营造的,与流贬官员关系密切的文化氛围厚重的各类型园林。
周婷[7]2014年在《湘西土家族建筑演变的适应性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气候变暖、臭氧空洞、雾霾天数激增等等各种不适于人类生存的环境现象涌现，警示着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性正在受到挑战。“适者生存”这一为全人类所信奉的真理，已经成为危机信号，将对“适应性”的关注直逼眼前。湘西地处“中国之中”，有着独特的自然条件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四十余个少数民族聚居于此，以土家族最多，而永顺以其在湘西土家族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成为土家族文化研究的典型。天然屏障的地理隔离，孕育和维持了其特殊鲜明的民族文化，建筑演变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点。正如达尔文以特殊且更清晰的家养物种变异作为研究起点，本论文视集体无意识环境下建筑的适应演变为自然选择过程，以永顺为例，探讨湘西土家族建筑从源起至今整个演变历程中，建筑在自然环境、经济技术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共同选择作用下的适应性机制。并基于机制规律，尝试提炼建筑的演变模式和趋势，进一步提出以人工选择介入自然选择的调适路径，从而引导适应的方向和效果，维护和谐人居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叁章）为背景理论的阐述。包括研究工作的准备、适应性相关理论的论述及机制要素的划定，并根据湘西土家族地区的背景沿革将其建筑演变分为形成时期、成熟时期和变迁时期叁个阶段；第二部分（第四～八章）为机制要素的分析。以对永顺土家族建筑的实地调研为基础，首先分别介绍各时期村寨、民居与宗教建筑形制的适应性演变（第四、五章），然后分别从自然、社会文化、经济技术叁部分环境要素，论述在建筑演变过程中环境的选择作用（第六～八章）。得出形成时期建筑的适应性凸显为自然环境的选择作用，成熟时期社会文化环境的性质决定建筑文化性的适应方向，而当下正在发生的种种变迁现象是由于极端复杂的经济技术环境选择作用凸显的结果；第叁部分（第九章）为机制生成与调适的总结。通过对湘西土家族建筑演变历程的梳理总结，阐述建筑的适应性是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经济技术环境共同选择的结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往往凸显为一种或几种环境要素的主导作用；建筑的适应性推动了建筑的螺旋式演变。最后针对湘西土家族建筑在当前环境下产生的适应性问题，尝试基于适应性机制规律进行调适，将建筑发展引导至更积极的适应方向。
肖冠兰[8]2015年在《中国西南干栏建筑体系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基于对西南地区现存的丰富的干栏建筑的田野调查和现有研究成果,对西南地区干栏建筑体系的系统性研究,目的是在西南地域文化视野下系统总结西南广大地域中多样化的干栏的系统关系和特点。针对目前对单一地区或单一民族干栏研究的现状,本研究具有“整体观”的积极意义,对更全面把握西南干栏建筑文化和加深对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的认识有重要价值。论文选取西南地区具有代表性和保持着较为完好原生态的村落或集镇作为干栏的样本采集地。通过在这些村落、集镇展开的田野调查、测绘访谈等工作,一方面补充和完善了西南地区干栏的影像、图纸资料,另一方面动态地考察了西南地区干栏建筑的特征演变与空间分布的关系,结合学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为系统研究提供了基础。在历史文化层面,先从对世界范围内的干栏文化现象进行阐述,指出了世界栅居现象的存在是源自人类早期文化的同源性,再从民族关系和文化特质上分析了亚太栅居文化区的亲缘性。在中国范围内,利用考古遗址,出土器物和古代文献中的信息探索了中国干栏的兴衰过程和形态出现分化的历史节点。在针对西南干栏体系的研究上,论文运用了文化地理学中“形式文化区”的概念,将“干栏”作为一种形式文化的指标,根据这个指标的分布情况,确定出滇西沿边地区,黔南桂北山区,武陵山地区叁大干栏建筑文化的核心区。并从地理和历史的角度,阐述了这叁大核心区空间范围的结构、形成过程是和西南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自治、移民活动、改土归流这些政治活动以及对外的交通路线布局有直接关系的。结合这叁个核心区的人文地理特点,对其“地域文化属性”与其“建筑类型特征”进行关联性研究,在区域差异和类型差异两条线索上做出“区、系、类型”的区划,并结合实例详细剖析各区系类型的建筑特征,总结出干栏建筑在空间上从滇西沿边到黔南桂北,再到武陵山的叁个区域,代表了滇云系、黔桂系和武陵系叁个不同的区系,在这样的地域空间内呈现出了从原生(全干栏)——嬗变(半干栏)——蜕化(局部干栏及山地建筑)的演化历程。对于干栏的“群体”——聚落,运用“文化景观”的概念进行研究,剖析“人地关系”、“人人关系”的互动结果对聚落最终物质形态的影响。在营造学的范畴,总结了西南地区干栏建筑中具有代表性的“叉手”和“穿斗”两种结构体系在屋架、出挑檐口等方面的技术特征,从匠作文化的层面分析了西南地区风俗各异的营建习俗下共通的匠作文化的机制。论文结构上形成了从文化、文化区、建筑、聚落、营造几个层面的整体研究框架。从研究方法上引入了“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参考了“考古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实现了干栏研究领域的学科交叉;从研究结论上分析了地域文化视角下西南地区干栏的谱系关系,以及从区系建筑类型特征的对比中总结出的干栏的形态演化规律。
曹亚男[9]2012年在《湘西苗族踏虎凿花研究》文中认为湘西苗族传统手工艺“踏虎凿花”是民间剪纸艺术的一种特殊形态，作为一种具有物质形态和文化内涵的民间手工艺品，凝聚着大量的历史信息和时代信息。本文选择艺术民俗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以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图文资料和口述资料为分析对象，探讨“踏虎凿花”与苗族服饰、地域文化的关联，认为“踏虎凿花”是文化涵化、文化交流的成果。民间艺人将凿纸纹样创造性的用于苗族服装的刺绣底稿，使剪纸艺术不仅能满足民众节庆期间装饰、审美需求，也能满足苗族刺绣日益复杂精致的发展需求，并成为一部分精于凿纸工艺的民间艺人的谋生手段，从深度和广度上拓展了凿纸功能。凿纸作品花样复杂、图案精美，从构图上丰富了刺绣的表现手段。对踏虎凿花的传承分析显示“踏虎凿花”的出现改变了民间剪纸以女性为主体的创作格局，形成了一批以男性为主的行商---凿花匠。“踏虎凿花”从原生态剪纸，经历工具变迁成为“凿纸”，并最终成为国家非遗从而走向城市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对其变迁动因进行分析，得出“踏虎凿花”的变迁经历了多种合力的作用，物质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乡土社会中的人群涌入城市引起的文化场的移位、民族国家文化的发展需求、民众闲暇生活方式的转换、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都在或深或浅地影响着踏虎凿花的变化。作为传承凿花的中坚力量，传承人们对凿花的认识经历了从自然到文化自觉的发展过程。凿花艺人们从民间艺人到行商，从凿花工艺的自然习得者到主动学习者和保护者，通过身份转变，不断顺应时代变化。“踏虎凿花”通过吸收、借鉴符合大众审美观念的图案、装饰技巧和营销手段，不断创新其表现形式，体现了民俗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其成功的变化过程值得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借鉴和参照。
汪峰[10]2010年在《长江中游人居景观研究》文中提出叁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经济大开发的同时,城乡人居环境建设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这一时期也呈现出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历史文化遗存遭到破坏和城乡地域文化特征丧失的问题。长江中游地区(指长江从宜昌至九江的流域范围)是我国国土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优越、同时自然生态还未严重退化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处于中游,极具发展潜力,其历史文化遗产是万里长江流域中的精华。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长江中游人居景观已开始呈现出环境承载力不堪重荷的迹象,需要加强规划控制和引导。在我国面积最大、经济和自然生态地位最重要的长江流域,根据发展的态势和生态环境特征分为叁大段:上游、中游和下游。作者从本人的出生地和多年规划工作所在地形成的关注中心出发,鉴于上游(大西南)和下游(长叁角)地域人居环境已有众多学者从事富有成果的研究,从本专业的角度选择,本文研究长江中游的人居景观问题。近两百年洪灾出现的频度和危害性迅速增长和加大,表明了长江中游城乡生态系统失衡逐渐加快。与此同时,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考察,长江中游人居景观丰富的地域历史文化如何传承和演进,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的特色,也是规划建设实践中一项迫切的课题。论文通过对长江中游的历史和当(现)代人居景观的分析研究,从两湖平原(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和鄱阳湖平原地域人居景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中,总结长江中游人居景观的文化特征。并结合长江中游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人文条件,分析长江中游人居景观形成的原因。梳理人居景观源流,研究长江中游城乡景观形态与文化景观特征,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探索人居景观的保护和科学发展的新路径。论文主要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对“长江中游人居景观研究”这一课题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进行限定,简要介绍了文化景观的内涵与外延及其分类,对人居景观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明确提出了本课题研究目的意义、方法和内容。并根据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课题的创新点和研究框架,认为历史景观和当代景观的关系应是辨证统一的,是延续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最后走向多姿多彩而又和谐统一的人居景观结构。第二部分,从纵向梳理了长江中游人居景观的历史演进过程及面临的问题。阐述了自然地理背景是人居景观形成的基础,地域文化背景是人居景观形成的重要原因。第叁部分,横向论述了长江中游人居景观自然及经济文化背景、文化区系特征,对保护发展现状进行剖析。即从文化的深层结构来考察其人居景观的特征,充分挖掘其价值内涵。第四部分,对长江中游人居景观体系进行架构和整合研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及各主要沿江城市人居景观,分别进行实证研究。第五部分,对长江中游人居景观文化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进行研究。提出了长江中游人居景观文化解码与整合途径,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路径。第六部分,对长江中游和谐人居景观体系进行研究。提出了长江中游人居景观可持续发展之路的规划理念与方法以及创造人居景观地域特色的途径。第七部分,论文结论:构建和谐的人居景观——和谐社会的实体空间显现。
参考文献：
[1]. 湘西沅水流域城市起源与发展研究[D]. 张衢. 湖南师范大学. 2003
[2]. 湖南沅水流域古镇形态及建筑特征研究[D]. 周红. 武汉理工大学. 2011
[3]. 湖南沅水流域传统集镇空间结构研究[D]. 章睿. 湖南大学. 2012
[4]. 水道、集镇与民族社会[D]. 安芮. 贵州大学. 2017
[5]. 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D]. 罗运胜. 武汉大学. 2010
[6]. 湖湘园林发展研究[D]. 刘枫.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4
[7]. 湘西土家族建筑演变的适应性机制研究[D]. 周婷. 清华大学. 2014
[8]. 中国西南干栏建筑体系研究[D]. 肖冠兰. 重庆大学. 2015
[9]. 湘西苗族踏虎凿花研究[D]. 曹亚男. 赣南师范学院. 2012
[10]. 长江中游人居景观研究[D]. 汪峰. 重庆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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