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常[1]2004年在《欧盟一体化视域中的文化多样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问题在当前欧盟一体化研究中正逐渐成为热点。本文围绕欧盟一体化中的文化多样性问题，在考察欧洲文化多样性政策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缘由分析，并对文化多样性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作出初步探讨。本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是把文化研究放到特定的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中，就文化、经济与政治叁者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同时探询欧洲文化对亚太合作的积极意义。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对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文化多样性政策的历史考察。文化多样性政策的发展大约经历了叁个阶段：酝酿阶段、起步阶段和发展阶段。在酝酿阶段，欧共体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有了关于文化多样性方面的协调规定，但没有共同的文化多样性政策；在起步阶段，开始考虑欧共体一体化进程中深层次的动力，提出尊重各国各地区的文化，并且开始制订文化多样性基本法；在发展阶段，摒弃以前从经济角度考虑与处理文化问题，把文化同经济、政治同等看待，并且把文化多样性纳入自己的职权范围，列入自己的战略目标和任务。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欧盟保持文化多样性的缘由。其原因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是综合作用的结果。欧洲历史发展进程是滋生文化多样性的温床；国家利益是制定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考量；民族特性是产生文化多样性的深层次原因；欧洲社会思潮是发展文化多样性的内在动力；美国文化大量渗透是影响欧盟文化多样性的外部动力。 第叁部分：系统论述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对文化多样性的指导原则、政策与文化发展计划。欧盟的主要指导原则是：第一，建立欧洲内部文化交流，不断加强对欧洲各国人民的文化与历史的了解与传播；第二，欧盟通过弘扬欧洲层面和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事件，既达到发展活跃各地方、地区和成员国民族文化，也达到发扬光大共同的文化遗产的目的；第叁，通过欧盟的干预模式与决策模式创造一个有助于欧洲文化多样发展的环境。欧盟制定了视听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书籍与阅读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并对文化发展计划做出了比较明确与全面的规定。 第四部分：主要探讨文化多样性对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作用。文化多样性赋予欧盟力量和活力，它构成欧盟一体化的前进动力;文化多样性对加快欧洲一体化进程有特殊作用;文化多样性是欧洲均势思想的当代实践，能够促进欧盟协调发展;文化多样性改变了欧洲公众观念，认可了文化差异背景下的国际合作;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文化多样性可能成为一体化的迟滞因素。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是就保持欧洲文化多样性对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作用提供一种系统的解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通过对文化、政治、经济比较研究综合分析，来发现文化多样性影响经济政治发展的潜在性和长远性的因素。
刘军[2]2017年在《东盟认同过程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全球化和地区主义的发展,东盟一体化发展迅速,而成员国地区认同的强化成为了东盟一体化能否真正实现的关键因素。本文以东南亚国家对东盟的认同为考察对象,主要从历史理论视角来探讨东盟认同的起源、传承、强化、前景等问题。尽管现实和未来要求东盟成为命运共同体,但其情感却来源于过去,所以探讨东盟认同的历史发展辩证关系十分必要。东南亚历史意识的客体存在与主体认知密切相关,而现实认同所体现的历史意识的文化价值传承值得人们去反思和再构。故而东盟成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文化的认同观念传承是东南亚地区意识变迁的重要方面,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体系的出现以及殖民入侵增强了地区意识的复杂性,民族认同、宗主国认同和次区域意识相互交织,对现实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东盟成立后,东盟一体化与东盟认同相互促进,东盟关于“地区认同”的表述大致出现在1976年,此后东盟意识更加成为东盟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推动一体化的重要方式,但国家利益和主权是地区认同强化过程中的“禁地”。东盟认同的建构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现阶段东盟认同的内在建构主要集中在文化认同层面,而国际认同和身份认同水平较低。东盟在与“他者”的互动中,自我认同不断发展和强化,以寻求与他者相区别的自身特点和价值观。历史形成的国家认同和地区认同的辩证关系影响着东盟认同的建构,在解决外部问题过程中东盟有较强的凝聚力,但在处理地区内部事务时,东盟认同感较弱。东盟民众当前接受的认同模式是一种“民族认同+东盟认同”的模式,东盟认同未来的发展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共同命运、安全感、归属感、凝聚力、不同层面的共有价值观等是东盟认同的核心因素,这些文化价值观在东盟认同建构中起着导向性和基础性作用,但国家认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东盟认同发展的基础。
谢倩[3]2011年在《外语教育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人类社会的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一就是语言的多样性。外语作为国际间语言文化交流的主要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体现各国的主流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取向,同时也强烈地反映出不同语言在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版图中的历史演变、空间分布及社会影响力。研究比较国外发达国家近期制定的外语教育政策对我国开展新时期外语教育政策规划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体现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本论文主要从国家发展的宏观视角出发,对国外发达国家近期制定的外语教育政策与我国外语教育政策进行比较研究，从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等多元视角、分析探讨学校层面的外语教育政策在实现国家战略中的作用和影响。涵盖了以下九个章节：第一章主要阐明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研究方法,论文内容的体系架构,论文关键词语的基本概念。第二章重点探讨了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国际背景：主要从现代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变化最突出的几个时代特征,即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全球化的发展、后现代思想和多元文化思潮以及国际移民浪潮,论述了它们对各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多重影响。第叁章在综合评述国内外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理论依据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我国制定外语教育政策应采取的观念取向。第一,借鉴教育政策理论扩宽了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视野,不仅关注外语教育政策文本的内容,还对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开展政策评价。第二,根据语言经济学的理论,外语教育必须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与之协调发展。借助语言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使我们可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地评估论证外语教育政策。第叁,语言生态观倡导适应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时俱进地维护和发展语言多样性,调整人们意识形态中的语言价值观。语言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是保持生态系统平衡的必要条件,也是外语教育多元化和开放性的基础。第四,马列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的本质是没有阶级性的,是一种全民现象,但是外语·教育,就不仅仅是全民现象,而是实现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工具。新中国语言观则是对马列主义语言观的继承和发展,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应是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必须要贯彻科学发展观,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出发点,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目标。第四章从文化多样性、语言权利、社会身份认同、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商业经济和语言消费等方面探讨了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多元化社会视角。正确的外语教育政策应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活力,加强国际合作,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应有利于促进文化多元化繁荣发展,有利于培养大量国家发展所需的具有良好外语素养及宽阔国际视野的各类人才,有利于促进国民学会学习,提高再学习的能力,实现终身教育及人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保障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五章阐述了欧洲近现代历史以及多样化的社会语言现实,比较分析了欧洲学校外语教育低龄化和语种多样化的特点。《欧洲语言教育政策制定指南》以及奥地利外语教育政策国家报告的案例分析阐明了21世纪欧洲教育政策的核心是强调外语学习的社会和政治功能,促进欧盟民主公民权的教育和社会融合,致力于个人多语能力的终身发展。以《21世纪欧洲外语教师教育纲要》为代表的欧洲外语教师教育政策建立了统一的欧洲外语教师教育基准,欧洲外语教育政策规划在行政立法、机构设置、语言教育政策工具形成和评价过程等方面对我国制定、实施外语教育的中长期规划具有重大的启示。第六章深入比较了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美国移民社会的多种族和语言多样性是外语教育发展的有利资源,通过对美国学校外语教育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对比,以及联邦政府外语教育政策立法演变的比较分析,阐明美国国家语言政策从强调英语中心主义的单边政策到重视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的变化。联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特色的外语教育政策,充分发挥了其在语言规划上的主体导向作用,从立法和行政的高度保障外语教育的发展,外语教育和国际教育并重。外语教育政策规划主体性明确,机构设置比较完善。外语课程的《5Cs标准》体现了美国当代最新语言习得理论,代表了21世纪外语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美国外语教师教育政策体现了教师的专业化和标准化统一发展,以可持续的、不间断的、终身发展为目标,这些是对我国外语教育政策规划工作的有益借鉴。第七章首先探讨了澳大利亚学校外语教育发展的简史,外语教育从面向精英群体到面向全体学生的重大转变体现了澳大利亚多元化文化政策。其次分析了澳洲语言教育政策叁种社会因素：宪法对多元化政策的推动、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的驱动、社会融合的要求。澳洲外语教育政策多为指导性的政策而非强制性的立法,使得优质外语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普及利持续还存在较多客观上的阻碍。但是澳洲政府在外语教育政策规划方面重视外语教育宏观层面的规划工作,无论是从上世纪80年代的《国家语言政策》还是90年代《亚洲语言发展策略》和《非英语语言教育申明》,还是本世纪的初叶《学校外语教育计划2005-2008》,国家层面的外语教育政策和各州、行政地区的教育机构出台的一系列的外语教育政策和措施,从制度上保证了外语教育的持续性和连贯性。通过统一的外语课程框架的颁布,优秀外语教师教学标准的建设,使全澳的外语课程设计,教学评估和教学方法能够取得共性。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强调外语教育在多语种的社会中促进国民团结,反对种族歧视,追求平等、公正的社会主流价值观,这些都是对我国开展新时期外语教育规划工作具有重大启示。第八章主要回顾和评析我国外语教育事业发展历程和相关教育政策。回顾了我国外语教育发展的四个主要阶段的基本情况,分析我国甘前外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若干建议建言：新时期外语教育政策规划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中长期教育方针指导；要努力提升我国外语教育现代化社会文明内涵；新时期外语教育政策应促进多元文化的双向交流而不是单向的输入或输出；外语教育政策规划需要科学、系统、多学科交叉的科研方法等。第九章紧密结合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的战略日标和实际需要,论证了我国未来发展对外语人才的社会需求及培养要求,并且为建构新时期我国中长期外语教育政策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在基本原则,优化政策规划的主体、客体及政策环境以及外语教育人口规划、语种规划等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言。在新时期制定我国的中长期外语教育发展规划,不仅需要考虑考虑到外语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还应该紧密结合《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国家中长期人长发展规划纲要》等国家级发展规划的战略目标及要求,统筹兼顾国家发展需要及公民人生全而发展的需要。
肖丹[4]2015年在《欧洲跨文化学习研究》文中认为欧洲作为一个语言、文化多样性存在的大陆,呈现出一幅巨大的马赛克图景,而同源的欧洲文化蕴含的价值观以及共同的战时记忆、共同发展的理念使欧洲融为一体,成为国际关系领域最为重要的地理政治学创新。欧洲在二十一世纪将此理想图景描述为“多元统一”。这样的欧洲对世界而言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典范。团结、开放、合作的欧洲实现了战后欧洲创建者们的理想,建造一个不同以往的和平世界。然而这种图景并非凭空而来,它只能产生于一种共同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让欧洲认识到危机和威胁,并将欧洲视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因此,跨文化学习成了欧洲历史与现实发展的选择,从经济一体化逐渐走向政治一体化,通过推行跨文化学习理念与策略,使矛盾不断缓解,对立得到缓冲,不断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欧洲跨文化学习是指在欧洲环境下所推动的、在不同文化互动交往中促进学习者个体知识、态度或行为的转变过程。欧洲跨文化学习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为处理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一种政治和教育框架。欧洲跨文化学习超越了对多样性的表面称颂,促进人们反思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反对歧视,尊重文化身份的多样化,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能力以促进社会变革。欧洲跨文化学习也是一个教育过程和一种品质,培养个体在欧洲多元文化社会中共同生活的意愿和能力。要理解欧洲跨文化学习对欧洲实现“多元统一”社会目标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需要对其开展的历史背景义、理论与政策支持、跨文化学习形态与特征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和全面分析。欧洲跨文化学习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复杂与丰富交织的发展脉络。它从二战后开始逐步发展,随后经历了消除种族意识及危害、促进外交与贸易发展的战后调解以及和平重建阶段,促进移民融入的移民“临时”教育和移民文化融入阶段,传承欧洲共同传统、发展民族文化、培养欧洲文化多样性的认同阶段,从多元文化走向跨文化、培养积极欧洲公民意识的欧洲一体化深度融合阶段。跨文化学习不仅在不同历史时期满足了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也迎合当今欧洲深度融合、缓解社会矛盾的现实需要,其教育和政治功能符合了人们追求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和平美好愿景。欧洲跨文化学习在深厚理论的影响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成为了相互信任和共担责任的转化工具。欧洲的跨文化学习基于对文化的理解,在终身学习理念指导下,动态构建学习者的跨文化能力。跨文化学习不仅关注学习者的经验学习与生活情境,促进学习者在经验与反思的联系中获得一种实践性、实用性的学习成效,而且还强调参与者彼此协商身份认同和寻求共享意义的文化交往,双方在协商过程中获得理解、尊重和支持,学习新角色的义务与权利、态度与情感,关注自己和他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对不同价值观的理解。在欧洲的社会关系中,面对挑战、化解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协同合作、遵守共同规范。而在跨文化学习领域,欧洲委员会及欧盟委员会等组织制定的、对各成员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以条约、指令、决定、建议和意见等形式出台的各种政策构成了引领成员国及公民共同遵守的规范。欧洲跨文化学习就是在这些语言、文化和教育政策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下,极大地加强了对跨文化能力和欧洲公民意识的培养,促进了欧洲文化认同和社会团结。欧洲跨文化学习在理论指导与政策支持下,采用各种具体的跨文化学习策略,使跨文化学习理念贴近民众、深入民心,也使欧洲跨文化学习呈现出特有的形态与特征。欧洲跨文化学习联盟与欧洲委员会青年部是具体负责开展跨文化学习的专门组织机构,它不断推动欧洲跨文化学习实践,从而将理念转变为具体行动。欧洲跨文化学习的主要策略包括:关注青年成长的跨文化学习计划、欧洲范围内的人员跨国流动学习、学校课程开设以及大量非正规的、贴近民众生活的跨文化学习活动。这些策略关注了校内外、国内外和欧洲所有民众的跨文化学习,充分体现终身学习理论提倡的无处不在的学习内容和方式。此外,欧洲跨文化学习在实施过程中也呈现出与其理论基础一致的不同层次和过程特征。欧洲跨文化学习不仅是一种教育活动,更是一种整合性欧洲概念,呈现出强化跨文化学习的政策引领、彰显跨文化学习的对话意义、重视跨文化学习的渠道拓展、突出跨文化学习的社会成效的基本动向。纵观欧洲跨文化学习,其基本经验可归纳为:注重语言平台建设、强化青年主体地位、发挥跨国组织的推动作用、注重多样化活动载体、突出跨文化能力培养。这些经验能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启示,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跨文化学习的全球性意义、民族性意义和个体性意义。
武贤芳[5]2015年在《法国地方分权改革与府际关系的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1982年地方分权改革与法国府际关系的变迁为研究对象,将之置于法国国家构建与政治治理变迁的发展脉络中,在世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背景下,探讨法国地方各级政府的结构与治理特征,分析地方分权改革对法国府际关系的影响。地方分权改革前法国中央集权的体制里包含诸多分权因素,这是社会党崛起于地方得以进行地方分权的制度条件。地方组织机构与层级的多元阻碍中央对地方的垂直控制,多党制与多元选举体制在地方造就复杂的地方执政网络,多元思想理论形成对中央集权的冲击,欧盟发展更是从外部消解着主权国家的权威。法国地方分权改革以政治分权、行政分权、职能分权、机构分权、法人分权、立法分权、政党分权与社会分权的方式,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公务法人和社会转移权力。保留国家驻地方机构的同时,法国在地方形成偏重“自治之责”的市镇、“统治之责”的省级和“治理职责”的大区叁级自治政府,存在市镇联合体等地域公务法人,文教、商业、行会等诸多公务法人,不同性质的参与主体构成法国地方治理网络,地方分权改革前法国已经呈现分权化的特征。地方分权改革在分权的同时亦在收权,地方权力的实施被施加诸多限制,改革后府际关系依然受制于各种集权。国家和中央政府通过驻地方的国家代表确保政治统一,通过中央各部驻地方的职能部门确保行政一致,通过行政部门保留的立法权力确保立法统一,通过政党政治把地方选举纳入全国选举体系,通过大区计划合同确保经济一致,通过刚性与柔性并举的控制手段确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与影响力。法国的分权改革有其理论根基与制度框架。法国国家构建从民族国家、宪政国家到民主国家的发展,政府治理历经科层政府、合同政府和整体政府,前者作为法国地方改革的地基,后者作为改革得以进行的框架,使得法国地方分权改革更像是在房屋打好地基、搭建框架之后的内部装修,而不是彻底推翻重来。地基和框架作为法国政治和社会进行改革与发展默而不宣的存在,作为西方宪政国家共识性的存在,值得后发展国家在进行分权改革时借鉴与注意。
喻锋[6]2009年在《治理视野下的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区域化已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当中一个极为突出的体制特征。区域化从属于全球化的整体进程,其持续推进有着区域主义的具体形式和实践。随着国内和国际的界限逐渐淡化、区域间范围的日趋模糊,以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互动日益密集,区域主义向上影响到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秩序的构建,向下与国家以及地方、社会团体乃至个人等多元化角色紧密相联,构成了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结构进行塑造的主要推动力量之这就为治理的擢升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土壤。治理是为社会设定明确的目标,并为该目标的实现提供激励和制裁、进而监督和调控社会依从的持续的政治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全球和区域性公共问题的出现对传统的社会管制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治理作为独立于主权国家及国家间治理框架之外的新的治理范式应运而生。在区域主义安排当中,区域各成员通过创建公共机构、塑造公共权威、制定管理规则以维持区域秩序,为满足和增进区域共同利益而走向联合或者共同行动,从而推进了治理在区域层面的实践。概言之,区域治理就是径由区域主义的实践步伐来推动区域共同福祉、秩序和价值实现的一种新的进路。区域协调发展缘于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区域发展差距的客观事实,它不仅与产业布局、资源配置、国民收入分配等经济问题息息相关,也同样关乎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不断深入,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得以自由流通和配置,区域性制度安排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不断涌现,这些就使得一国之内的不同区域之间、跨境经济区内的不同部分之间、以及区域共同体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市场机制作用空间的持续扩展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各个国家和地方之间由于自然禀赋和经济社会基础等差异所导致的发展水平差距日益拉大,进而对政治社会稳定以及区域乃至国际秩序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由此,传统的区域协调发展出现了内涵与外延的扩展,被赋予了有关经济与社会聚合、区域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新的意涵,其关切的视域也更开始超出传统的国界阀限,更趋整体和宏观。在有着纷繁复杂的整体性地区史、区域主义实践最为成熟的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展已经构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典范。就微观意义上的区域观念而言,欧盟的区域协调发展是以欧洲次国家区域和地方的发展为其社会基础的；就宏观和中观意义上的区域观念而言,欧盟的区域协调发展又是以欧洲一体化和次区域合作为其整体性社会背景的。因此,欧洲的区域协调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一部一体化的发展史。现如今,欧盟的区域协调发展已经逐步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关切,迈向一种新的以兼具内生性、整体性和综合性为特色的区域发展聚合；在特定区域内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通过良性竞争与紧密合作,从而达到一种区域内部和谐及与区域外部共生这样一种协调发展的高级阶段。正是在欧盟治理的宏观范式下,欧盟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议程经历着一个治理转向。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和政府间合作的框架,经历着从国家中心朝向多层网格的结构再造,从政府管理导向合作治理的路径变迁,从单纯的政府间主义迈向超国家主义和区域间主义的层次升级。具体而言,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的治理转向体现在其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过程的变化当中,从而构成了欧盟治理作为一种独特治理范式的权力架构、制度规范与政策过程有机统一的整体性图景。其一,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的治理结构演进。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超国家机构、次区域组织、主权国家、次国家区域和地方乃至个体等行为体都参与其中,同时也实现着自身权利地位和作用方式的扬弃,其相互间的关系模式也朝向开放、透明和包容的方向实现了演进。今天的欧盟是一种多层次、组织间多层网格状治理结构。欧盟区域协调发展治理结构的演进表现在叁个维度：上行扩展：从政府间主义到超国家主义的跃升。下行延伸：次国家区域主义的复兴。外向互动：区域间主义的崛起。其二,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的治理机制变迁。欧盟治理是一整套相对系统和完整的制度框架,是成员国应对共同面对的形势所集体作出的一项积极的制度反应,也是区域层面上形成的具有一定制度竞争优势的新的制度形式。欧盟区域协调发展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欧盟基础条约法律、成员国法律和跨国法律机制中有关区域协调发展的实体规范,以及治理决策运作机制的程序规范和一般性原则的“软法”规范。在此基础上,欧盟区域协调发展治理机制遵循其独具特色的民主机理,呈现出以共同体方法模式为主、兼有社会伙伴程序和开放协调方法模式特性的混合状态。其叁,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的治理过程转型。区域治理是一种社会政治运行模式的创新,区域性公共政策及其政策过程构成了区域治理的基本实现路径。现如今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过程业已超越了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和政府间合作框架,超国家实体、成员国及其地方实体乃至个体等各个层级都在其中结成伙伴关系并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了多维互动的治理格局。基于其谋求“善治”的诉求,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过程囊括了决策、执行和监督的一整套政策网络,配置以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并附以官方评估、市场反应与公民参与叁位一体的治理评估体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策循环。诸行为体在其中的关系又非等级制的,而是在一种扁平化、透明化和非排他式的新型伙伴关系基础上实现了协调互动,从而构成了一个开放的政策流程。总之,欧盟是一个利益与价值共同体,为了平衡欧盟内部不同行为主体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实现一体化的均质化发展和平稳升级,构建一个多维度、网格状、机制化和开放式的区域治理框架就成为欧盟的现实选择；而弥合区域发展差距,构建欧盟范围内的经济、社会与地域聚合,进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就构成了欧盟治理的基本内容之一。欧洲的成功经验表明：欧盟致力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改革和发展业已擢升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治理实践,它是对欧盟治理范式的一种具体阐释和运用。正是欧洲政治文化传统中长久以来一直浸润着的公平、聚合与多元统一的价值理念,映射在欧洲区域整合的现实当中,并塑造着其具体政策进程,这才成就了区域协调发展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深远影响。从更宏观的视野观之,欧盟致力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治理的价值取向、行动理念和基本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将产生一定的普适性影响,这一治理范式所代表的人类社会发展观的实现取向将会通过欧盟的影响力而辐射、扩散到更广阔的范围。具体到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而言。在我国区域发展的实践当中,如何统筹城乡共同发展、统筹东西部平衡发展、统筹国内外协调发展,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健全国内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机制、促进区域公共管理治理转型以及推进跨境区域合作治理等方面有所作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考察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的治理经验,以此来观照中国的一些现实问题,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李寅瑞[7]2017年在《《文化创意产业促进法》立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间的竞争从硬实力转向了软实力,文化创意产业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软实力的集中体现。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已制定相应法律促进本国或本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我国也已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国家支柱产业来发展,在法治时代,通过法律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必然的选择,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共同路径,制定《文化创意产业促进法》尤为必要。我国规划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已有多年,但是进展不顺,仍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研究。首先是法律的名称或者说是产业的命名意见不一,当前国内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称谓还有“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和研究发现,应当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正式的产业名称,相应的立法也应确定为《文化创意产业促进法》。其次,文化创意产业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而且还具有文化功能,在立法时必须从文化、经济、权力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制定《文化创意产业促进法》。任何法律的制定都以保护权利为目的,《文化创意产业促进法》的制定涉及到人权(文化权)、社会权和国家权力,这叁权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体现了制定该法的必要性。国家立法规划和政策基础、地方立法实践、理论研究论证以及产业客观发展需要等则奠定了《文化创意产业促进法》立法的可行性。再次,从官方披露消息来看,《文化创意产业促进法》将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但是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并不相同并具有位阶关系,《文化创意产业促进法》是文化领域内的基本法,该法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而非全国人大常委会。文化创意产业关乎着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而文化安全的背后则是文化主权,因此文化主权应当是该法的首要法律原则。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源于个人能力,加强对个人文化创造保护十分重要,产权保护原则是该法的第二个法律原则。产业发展不仅需要法治,更需要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自由竞争原则作为该法的第叁个法律原则有利于建设良好的市场环境,进而促进产业的发展。最后,通过考察境外国家和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相关法律规定,并借鉴其有益的启示,提出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促进法》在具体内容上可以主要规定这几项:1.文化保护、2.市场与竞争、3.人才培育、4.税收优惠、5.尊重地方特色等。为此,应当尽快制定《文化创意产业促进法》,不仅能够保护人权、繁荣文化,还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增强国家竞争力。
李明明[8]2004年在《欧洲联盟的集体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欧洲认同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对欧洲认同的概念、作用及其如何形成做出了分析。文章着重讨论了叁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欧洲认同?第二,为什么需要欧洲认同?第叁,欧洲认同如何形成?首先,通过对集体认同概念的分析,本文探讨了欧洲认同的概念。在论述了欧洲认同产生的历史进程之后,通过对欧盟官方关于欧洲认同的话语,文章分析了欧洲认同的叁个方面:欧洲文化认同、欧盟公民身份和欧盟外交和防务认同。其次,文章指出,发展欧洲认同的目的在于培养欧盟精英和民众对于欧盟的归属感以及他们作为欧洲人的身份意识。欧洲认同的形成既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有力手段。它的形成有利于增强欧盟治理的合法性,有利于解决欧盟的民族主义问题。第叁,根据集体认同是原生还是建构的理论假定,文章把有关欧洲认同形成的理论分为两大类。在这些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有条件的建构主义的观点。本文赞同集体认同本质上是建构的观点,认为欧洲认同的形成将是一个有意识的建构过程。然而本文也认为集体认同的建构不是任意的,它的形成需要一些必要的原材料和一定的历史条件。在欧洲认同将如何建构的问题上,本文认为培养欧洲人一种积极的身份意识是欧洲认同建构中的一个基本原则。第四,文章接着讨论了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在当前的欧盟,解决民族认同和欧洲认同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了欧洲认同形成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由于民族认同仍然是成员国民众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认同形式,所以欧洲认同应该在和现有的民族认同共存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多元主义是这种共存发展的主要原则。通过对相关民意测验的分析,本文发现民族认同+欧洲认同的共存模式已经为越来越多的欧盟民众所接受。这也证明了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共存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然而,基于不同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一体化进程中的不同经历和认知,欧盟各成员国对于欧洲认同和本民族认同关系的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最后,本文讨论了欧盟和他者的关系。在和他者的比较中体现自身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一直是集体认同建构中的一个方面。在欧洲的历史中,“欧洲”观念的产生是和各种他者的比较分不开的。通过分析欧盟和一些有意义的他者如土耳其、美国、外来移民等之间的关系,本文揭示了欧洲认同形成中的另一面。文章的主要结论是欧洲认同的发展应该以史为鉴,着眼于欧洲的未来和欧洲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在此基础上培养欧洲人对欧盟的归属感、以及一种共同命运意识和共同生活的愿望。 1
马丽[9]2017年在《他者想象与文化认同：外国涉华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研究》文中指出国家形象不仅展示着一国的整体面貌,也是他国衡量双方关系的重要尺度。近年来,围绕中国形象产生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始终不绝于耳。中国国家形象一直在“他塑”中因他者化的立场和价值观念而不断变化。这不仅折射出国家形象他塑诉求和愿景的不同,也影响着我们自身形象塑造的方向和重点。纪录片在塑造国家形象上具有独特的优势。纪录片以影像的直观性和纪实性记录国家历史,其影像表达的叙事技巧、对象选择以及符号化呈现蕴含着创作者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内涵、思想性和审美性。同时,纪录片也是历史的再现,承载着历史变迁的重大变革。因之,纪录片成为呈现国家形象建构和传播的有力途径。本论文试图通过典型文本分析,研究“他者”视角下中国形象影像化建构和传播的特征和规律,进而探索中国国家形象影像建构和传播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策略,最终推动中国国家形象的完善和强化。本文从纪录片的他者视角和影像表达两个维度入手,以文本分析和比较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横向对比和纵向深入,分析《The Story of China(中华的故事)》“他者”视角下的中国形象及其生产机制,并由此推演国家形象影像建构的现实策略。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梳理中国国家形象影像传播的研究现状和概况;第一部分,从影像叙事的角度对纪录片The Story of China中中国形象的展现进行分析;第二部分,通过典型符号的解读,勾勒出本片中中国形象的基本框架,寻找西方纪录片中中国形象的阐释路径;第叁部分,剖析本片所呈现出一个历史悠久,深具民族记忆、谦和有礼,尊重祖先传统、和谐包容,追求和平崛起的中国;一个和谐包容,追求和平崛起的中国;此后,与同时期其他影片进行对比研究,展现出国家形象影像建构的视野差异以及表达视角的不同;第五部分,深入探讨这一中国形象产生的生产机制,并从传播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设性的意见。本文认为,The Story of China是英国媒体对中国赞赏眼光之下的深情诉说。它以精巧的构图、细致的结构和典型化的符号呈现,塑造了历史悠久、谦和有礼、和谐包容的中国国家形象。这样的国家形象是他者想象和文化认同的结果,同时也是话语交合的结果。它实质是西方从仰视视角下的欣赏式解读,也是对中国形象和文化的正面表达。鉴于此,跨文化交流中国家形象的正面客观表达、多维解读以及与外交政策的良性结合,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传播策略。
王在亮[10]201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合作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托大缓和、大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逐渐取得了自身综合国力的持续性快速提升。在这种发展进程中，区域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国内外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合作缺少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理论研究。面对这种研究弱点，本文期望在对区域合作一般理论进行抽象总结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合作的理论渊源、西方理论借鉴以及理论演进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论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以及案例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面向未来的中国区域合作理论进行了富有前瞻性的思考，主要是对中国区域合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体系设定以及手段选择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刻剖析，希望能够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中国区域合作理论和实践发展有所帮助。本文围绕着引言和五章正文展开分析：引言，是论文的导入部分，主要阐述研究问题的提出、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等多方面，对论文整体进行一个总体概述。第一章，着重对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进行分析，主要对区域合作的理论起点、衍生概念、影响要素以及主要内容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其中，区域合作的理论起点是区域、合作以及区域合作，区域合作的衍生概念包括区域化、区域性、区域主义、区域间主义，区域合作的影响要素主要包括全球化、国际体系、国内政治、文化因素、国家利益、重大事件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合作的基本内容主要分为区域经济合作、区域政治合作、区域安全合作以及区域文化合作。第二章，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合作的理论渊源进行分析，主要对马克思的世界交往理论、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区域合作的主要观点进行系统梳理，并总结出它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合作的基本启示。第叁章，对西方国际社会上那些相对成熟的、具有很强认可度和现实执行力的区域合作理论进行系统总结，并对那些能够对中国区域合作理论产生借鉴意义的一些理论进行归纳，主要包括欧洲视角下的区域合作理论和美国视角下的区域合作理论两个部分。第四章，从历史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区域合作的理论演进过程进行梳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有关区域合作理论的主要观点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区域合作总体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有关区域合作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区域合作理论则是对前二者的进一步完善，叁者之间环环相扣，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全面的中国区域合作理论体系。第五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对面向未来的中国区域合作理论体系进行前瞻性思考，主要包括中国区域合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设定以及手段选择四个方面，希望建构一个符合中国自身发展实际的、能够指导中国未来区域合作实践的区域合作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 欧盟一体化视域中的文化多样性[D]. 陈春常.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 东盟认同过程研究[D]. 刘军. 云南大学. 2017
[3]. 外语教育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D]. 谢倩.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4]. 欧洲跨文化学习研究[D]. 肖丹. 西南大学. 2015
[5]. 法国地方分权改革与府际关系的变迁[D]. 武贤芳. 浙江大学. 2015
[6]. 治理视野下的欧盟区域协调发展研究[D]. 喻锋. 武汉大学. 2009
[7]. 《文化创意产业促进法》立法研究[D]. 李寅瑞. 安徽财经大学. 2017
[8]. 欧洲联盟的集体认同研究[D]. 李明明. 复旦大学. 2004
[9]. 他者想象与文化认同：外国涉华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研究[D]. 马丽. 兰州大学. 2017
[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合作理论研究[D]. 王在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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