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师范大学）
高明的《琵琶记》被誉为“传奇之祖”，它是在早期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基础上改编而来的。剧中有关蔡伯喈的情节改动甚多，由之前的负心汉变成了全忠全义的孝子贤夫。大团圆式的结局更具有讽刺效应，反观蔡氏之前的种种反抗行为，二者在强烈的对比之下，又增添了几味悲剧新内涵。下面我们沿着“大团圆”的结局反向思考“三不从”下士人的种种清醒认知并试图有所突破的举动而又面临难局不得不妥协的行为，探寻其中蕴藉的深层意蕴。
一
“大团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典型情节，表现出了人们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追求团圆美满，而且在文艺作品中也追求于此的心理期盼。蔡伯喈、赵贞女及牛氏小姐三人最后和谐的婚姻关系表层上让读者几近忘却了之前蔡公、蔡婆憾死饥荒的凄凉画面。先诚然，前者式的结尾对于弱化类似后者的悲剧氛围是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但亦不可否认，结局是隐藏了一定的儒家“中和”传统文化心理和审美思想。剧中文本如若非要将蔡伯喈置于在赵氏两位贤女之中二选一的境地，是满足不了常人的情感需求的。一方面，三妻四妾在古代存在其合法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赵、牛两位从品德上皆堪称贫、富不同环境里的典范。《琵琶记》的戏剧冲突，无疑都是悲剧性的，但这种悲剧冲突并没有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同时，我们也不该忘却“大团圆”的结尾模式正是中国古典悲剧的普遍追求。
从家庭伦理道德层面而言，无论怎样忏悔式的“圆满”都弥补不了蔡公蔡婆死于天灾人祸的事实缺憾，反而更增添了几缕莫大讽刺的强烈感情倾向。众所周知，蔡氏父母是因横遭饥荒而殒命的，但作品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一般地反映天灾，而作者是以清醒的头脑和智慧的看法，寻求出天灾虽严重，但人祸更甚的道理。姑且撇开社会官府方不论，蔡伯喈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性格缺陷。文本第十六“丹陛陈情”一出总共罗列了五重上表缘由，从“事父母，乐田里，初心愿如此而已”[1]的孝顺情义到“臣草茅疏贱，如何当此隆誉”[2]的自谦品格，但不禁试问：为何对于家中已娶妻室的事实绝口不提？
从婚姻配偶层面而言，蔡伯喈既未做到对赵五娘的“钟情”，也没有尽到对有尽到对牛氏小姐全心全意的丈夫职责。一定程度上，此剧堪称一部负心婚变剧的复杂变体，赵氏始终是受害至深的女性。她是个十足可怜的弃妇。女性类似的境况其实远在诗经时代就已存在：“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氓》）；“不念昔者，伊余来塈”（《谷风》）……可以看出弃妇们都存在一个共同特征：愁绪郁结，悲怨浓重，缺乏反抗意识。不得不说，赵五娘确是个可怜又极度可悲的人物。但也正是由于她的善良坚贞从而更深一层的加剧了其缺乏现实反抗的悲剧底蕴。在最重要的婚姻问题上低了头，这是她从骨子里渗透出的一种无意识懦弱性情的表现。
当然，这也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大团圆”和赵氏人格中的这一缺陷相结合，碰撞出了一番别样的悲情花火，令人产生出含泪微笑的视觉反应。
二
这本戏原称《三不从琵琶记》，正因为有了“三不从”关目，整个故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即刻立体鲜明起来。
第一个“辞试不从”是这部戏剧境遇中矛盾冲突的起点。蔡家原本是“水波不兴”的一个美满家庭，就此给观众留下一幅其乐融融的和谐画面。场面一转，到了第四出，就表现出第一个“不从”的结果——赴试应试。在这家人的脑海之中，只有蔡婆和赵氏对考取功名是持有较为现实的认知，而剧中关键人物蔡伯喈作为饱读诗书的青年才俊，他理应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这句话背后的深意理解深刻，又为何只字不涉及？“修身”、“齐家”他都已经完成，上升到中举为国的高度也算是作为一个读书人题中应有之义，“孝”和“忠”本不属于同种矛盾的对立面。想必在蔡伯喈心中有关官场的现状肯定或多或少的有所耳闻和认识，一旦涉足，绝不会像蔡公所想的光耀门楣这般简单。蔡伯喈潜意识里是否早已意识到这一点，无法求证，但起码深层影响了他原本甘于安贫乐道而不愿奔赴仕途的单纯心境。
第二个“辞婚不从”，是三个互相依赖的“不从”中最主要的一个。封建制度的社会环境决定了“辞婚”必然终于失败，惟其如此，才能说明封建的婚姻制度之不合理，蔡伯喈这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能跟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进行一番斗争而终被压倒，才显示出他的悲剧性格；对观众来说，这一番矛盾冲突正引起他们对主人翁命运之特殊关怀，因而跟着事件的进程产生了哀怜之情和恐怖之感。可这矛盾冲突也不是孤立地去激动人心的，假如没有跟牛丞相甚至是皇帝发生抗争，而他的家中也未遭此重大变故，“辞婚不从”悲壮情怀就显得黯然失色得多。只有这样抗争与现实情节交加，才显得二次被强之极可憎恨。但是相信观众看到蔡伯喈第二次“不从”，必定会对他重燃信心并有所期待。因为蔡伯喈到底还不算是个太坏的人，毕竟他并不是张协、王魁的后身，陈世美的前辈，对寒门父母和结发糟糠之妻全然不顾甚至痛下毒手。可是，从各方面衡量，对强权婚姻缺乏清醒的认知仍然是他的感情软肋。蔡伯喈“拥双艳”的结局，充满了讽刺与鞭挞意味。
“辞官”不从是第三个“不从”，它和第二个“不从”同时进行，这也是与现实官场最为接近的有意识反抗。抗旨不遵的这种既不能真干又不能假做的举动，而蔡伯喈居然有那么大的勇气和胆量，公然地真实地提出来，这儿在他复杂的人物性格中便增添了几分正面性的光辉。本是“状元”的蔡伯喈，他的入仕并未提及为改变这种现状做出的努力，起初以为蔡的功成名就是他自己潜意识里都不曾发现的潜藏的复杂人性追求，由“不从”到“妥协”到“坚持己见”再到最后的“复踏官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结构，这里的做官，要么以实际行动为民请命，要么靠自身修养扬名天下，蔡伯喈显然是后者的典型。他既然深知封建势力的顽固自己无能为力，并且曾经深受其间接“迫害”，为何要回到这个被看做是封建势力滋生地的朝廷接受赏赐再次为官？与其说是给予了诸位当事人幸福美满的归宿，不如看作是掠夺了蔡伯喈为双亲深刻忏悔的机会。继续将他置于原本连自己都厌恶的名利场中，接受这早已摇摇欲坠朝堂的另类惩罚。
三
有人说：“中国古典悲剧作品呈现出这样的美学特征：以困境为起点，画了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圆。一幕幕中国古代悲剧都是一个求圆、画圆、破圆、恋圆的过程”。《琵琶记》亦不例外。其中高明别出心裁的当属最后这个所谓的“大团圆”，传统故事作品是以“五雷轰顶”的悲剧结尾，而《琵琶记》则以“旌表门闾”的戏剧收场。无论最原始的传说有没有“五雷轰顶”，但高明确实篡改了它，因为他有自己的人生经历所沉淀的独特想法。内容的改变，尤其是人物性格塑造上的天壤之别，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它涉及了作品思想性。高则诚则用大团圆的结局，把蔡伯喈的性格刻画得更加复杂、丰富了。在他眼中，也许蔡一人所受“惩罚”远不足以平息自己心中无处可诉的愤懑，唯有这样的结尾，既达到了“无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教化目的，更深层意义上代表了一个无法走出的“围城”，故事主人公永远无法得到彻底解脱，这是时代与历史的桎梏，才是有远见的真正“大悲”所在。
可见，表层的“大团圆”并不意味着完满，反观前面由蔡伯喈“三不从”引发的种种思考，悲从中“深”！
参考文献
[1]（明）高明著《琵琶记》，蔡运长注释，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2]（明）高明著《琵琶记》，蔡运长注释，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3]王光文：《中国古典文学的悲剧精神》，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