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付[1]2004年在《中英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歧视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研究是近几十年来语言学家们极为关注的课题，它们从不同角度、层次的探讨使得我们在这一领域有着较深的领悟。然而作者发现，长期以来主要以“自然语言(言语)”为素材的性别歧视研究有着其时间及空间上操作的局限性，而且它们无法充分地体现性别歧视的心理与文化层面。因此，作者认为，从“文本语言”中努力寻求性别歧视的存在不失为一个好的研究方法。作者指出，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在很大程度上显示的是一种历史现象，这方面中国和英语国家(英国为典型)古典文学作品中有着大量的共同之处，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本文认为，自古至今性别歧视存在的共同历史渊源在于封建时期的父权制社会秩序。这种秩序的持续使得性别歧视问题无法从本质上消除，即使在男女高度平等的社会，性别歧视现象仍会或多或少地在语言(或言语)中显现。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和英语国家长期经历的是父权制社会，它们之间显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可比性。 其次，中国封建时期的儒家学说和英语国家的宗教教义成为统治阶级影响、强化人们思想意识与思维方式的两大典型的武器。它们在特别规定女性的言行举止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换言之，这两大学说都不能公正地对待女性，她们一直成为被压抑和歧视的“第二性”。 再次，性别歧视的观念大量贯穿于汉、英古典文学作品中。作者通过对具有代表性和有影响力的古典文学作品的整理和研究，发现其中存有较为隐性的性别歧视以及女性被诋毁、遭压迫的语言表达。作者发现，性别歧视的语言更多地体现在成语、谚语、俗语的广泛使用上，这方面中国尤为突出。 最后，作者指出，任何文学作品皆系作家心理意图与现实社会状况相结合的艺术性的反映，古典文学作品也不例外。作家(尤其男性作家)藉其作品中扭曲的女性人物形象及其命运来表现特定的主题，因而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们对女性的歧视。另外作者主要通过中国两大古典小说的比较分析后认为，不同的作家在对待性别歧视的问题上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或是支持或是反叛。
李诠林[2]2005年在《台湾现代文学史稿（1923-1949）》文中提出台湾现代文学作品的语言载体有汉语文言、国语(白话)、方言(客家语、闽南语、台湾少数民族语言)和日语等多种样态。本文尝试从文本创译用语的角度构建台湾现代文学史，运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台湾现代文学进程中的独特的语言转换现象。 本文以语言转换为经脉，以台湾光复为界限，将台湾现代文学史分为台湾现代文学史的日据时段(1923．1．1-1945．8．15)和光复初期台湾现代文学(1945．8．16-1949．5．20)两个大部分(上下篇)进行论述；其中日据时段部分又分为两个小阶段(1937年6月日据当局废止台湾中文报刊及报刊汉文栏之前与其后)。并按文学本体与文学外围文化及两者的融混共生形态(主要表现为文艺论争)将两个大部分(上下篇)分别划分为文学外围书写、文学的内部考察、文学内外的纠葛缠绕叁个论述角度与层次。 文学外围的社会制度等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和外围书写(如流散写作)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映摄着台湾现代文学的中华文化意涵。 文学内部的边缘书写(如女性文学、地下写作、民间写作等)、语言转换(如中——日文间的转换、文言——国语间的转换、方言——文言及方言——国语间的转换等)、文化隐喻(如叙事结构的隐喻、人物形象的隐喻、背景的隐喻等)则显示了台湾文学追求进步、坚守中华文化的韧性抗争精神。 日据时段的文艺论争与光复初期的文艺论议组成了文学外围事象与文学内部事象沟通的桥梁，实时控导着台湾现代文学的中华文化本质发展方向。 经过对台湾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周边文化、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等的全方位扫描，本文认为，边缘书写、语言转换、文化隐喻，以及对中华文化的坚韧持守是台湾现代文学史最具规律性的文学现象。
朱骅[3]2010年在《赛珍珠与何巴特的中美跨国写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新教在华传教运动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目前学界从传教史和文化交流史角度对这一运动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占传教士主体的女传教士的微观研究却很不足,屈指可数的研究仅局限于美国“妇女研究”领域。女传教士研究面临的最主要困难是差会正式记录的匮乏,这是女传教士在传教界遭受性别歧视的历史结果。由此,本课题从新历史主义的文本观,探索女传教士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即从女传教士的跨国书写切入相关的主题研究。在这一目的指引下,本课题选择了赛珍珠和何巴特这两位着述颇丰的女传教士作家,以她们的跨国写作为蓝本,力图揭示身处中美两种文化交汇的边疆带上的这一特殊群体所具有的“边疆意识”。本课题在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域下展开研究,综合使用女性主义批评、东方主义批评和揭示中产阶级女性与帝国共谋关系的“天定齐家”理论,以此建立研究的基本学理框架。在文本解读方法上借鉴赛义德提出并证明行之有效的权威分析法,即“策略性定位”和“策略性建构”,尽可能全面展示女传教士在协调国家身份、宗教文化身份、种族身份和性别身份过程中产生的“边疆意识”。全文以女传教士的性别身份为中心,以性别身份与其它叁个强势身份的协调与对抗为脉络,展开下述七个方面的研究：第一章探讨“天定齐家”与“天定使命”的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和历史语境。首先,分析“天定使命”话语内含的宗教激情与扩张主义指向,由此揭示新教来华传教的政治与宗教本质；其次,介绍特纳“边疆学说”的文化内涵；第叁,探讨将女性束缚于居家空间的“纯正女性风范”话语和将女性送往海外的“天定使命”话语之间的逻辑矛盾,指出正是“家”与“国”概念在帝国主义思维中的可互换性,促成女传教士以“帝国的齐家者”身份奔赴海外,履行帝国进程中女性的“天定齐家”职责,同时又不挑战故国父权制的社会结构。第二章探讨美国在华传教边疆的女性空间。首先讨论“纯正女性风范”内含的虔诚、贞洁、温顺和齐家这几个主要参数在殖民语境中的变化,并以传记《流亡者》为蓝本,展示女传教士在华“帝国齐家”的文化策略；接着分析女传教士“双性同体”殖民身份的产生过程,仍然以凯丽的心路历程,分析不同女传教士对自然性属被帝国主义“异化”的态度；最后结合具体文本指出女传教士的“边疆意识”有助于她们形成文化相对主义观念。第叁章集中于何巴特特殊的跨界经历以及相关书写,探讨美国在华帝国事业的另一支——商业边疆,以及其中的两性空间分野,揭示个体拓疆者和国家意志之间欲拒还迎的复杂关系。首先揭示为商界“齐家”的“公司伴妻”们不得不附和帝国话语以证明自身在华“齐家”的合理性；接着分析美国商界男性在拓疆主体公司化后,个人主义边疆精神的凋零；最后分析男女两性在海外边疆中打破性别空间分野的可能性。第四章重点讨论女传教士与国家意志共谋的思想表现之一“恩扶主义”。首先,结合美国新教在华传教史,讨论赛珍珠和何巴特的跨国文本所不断倡导的,以基督教社会福音主义拯救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想；其次,讨论二人设想的,以具有美国民主思想的留美学生走向群众,间接拯救中国的思想,最后讨论“恩扶主义”思想面对中国革命兴起而产生的情感和意识形态困境。第五章主要讨论国家身份对审美活动的影响,分析赛珍珠和何巴特如何以或隐喻或直白的方式,通过文本的审美建构,将中国边疆化为美国的海外领土。首先分析了《大地》的“西部边疆”隐喻和赛珍珠思想中内化的杰斐逊主义边疆观；,继而分析何巴特的《满洲札记》如何通过不断与美国的拓殖史互文,直白地将中国看成等待美国征服的边疆；最后,讨论中国被边疆化而产生的唯美主义暴虐和帝国主义的怀旧。第六章主要讨论女性身份在获取他者知识方面的优势,以及这种优势对中国形象书写的影响。首先展示赛珍珠如何使用民族志写作手法重写中国形象,继而梳理赛珍珠为解构既有的华人刻板形象所做的学术努力,如中国小说译介和述评,最后补充指出像何巴特那样困守于“文化飞地”的美国女性,在创新“他者”形象方面的知识局限。第七章主要以赛珍珠为案例,研究女传教士回国后的身份定位。首先从后殖民理论视角展示赛珍珠如何利用白人种族身份的优势,以及公共言说空间华人知识分子的结构性空缺,确立自己的中国通权威身份,打破两性空间的藩篱；在此基础上,通过赛珍珠的非叙事类写作和社会活动,如建立“东西协会”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主持《亚洲》杂志的区域研究等,力图简要地勾勒出赛珍珠为种族平等、两性平等和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最后,归纳指出赛珍珠代言中国所无法摆脱的东方主义视域局限。以上七个方面的综合研究显示,来华新教女传教士的“边疆”,既是地理实体,也是心理隐喻,她们的“边疆意识”产生于性别身份和强势的国家身份、宗教文化身份、种族身份间不断协调的过程,每一个女传教士都在性别与其它叁种身份形成的张力场中为自己定位,努力在成就感与异化感之间寻求平衡。
王惠萍[4]2014年在《后殖民视域下的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以皮姆的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史研究模式作为基础。皮姆认为翻译史的相关研究环节是以译者开始和结束的，从而将翻译史的研究中心转移到了译者主体身上。译者的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其文化身份的影响。本论文采用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视角。依照罗宾逊对“后殖民”第叁阶段的定义，“后殖民”是二十世纪末我们对于政治和文化权力关系的看法，时间跨度为所有的人类历史。后殖民翻译理论对于文化身份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1）译者的文化身份是如何影响其译介活动的；（2）译者的译介活动是如何塑造本土以及异域的文化身份的。这两个层面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包括：（1）揭示译者文化身份对其译介活动的影响。戴乃迭的文化身份具有特殊性，既融合了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化身份，又受到其女性文化身份的影响，从而对其译介活动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2）展现译者译介活动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塑造作用。本研究考察戴乃迭在译介中国文学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及其译介作品的海外接受情况，以探讨戴乃迭的译介活动对构建中国民族形象的作用；（3）剖析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的权力因素，并给出相关建议。本研究借助对戴乃迭这一译者及其他相关译者的考察，以揭示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个阶段的对外译介情况，及制约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种种权力因素，并希望给出相关的建议和看法。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为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运用。一方面，本论文采用语料库实证分析方法，对《边城》四个英译本翻译语料库进行检索，给出文本分析数据，由此展示戴乃迭独具特色的翻译风格；另一方面，本研究采用例证、综合分析和归纳总结法，结合不同译本中具体的翻译实例，从微观层面对不同译本进行比较，并分析对比不同译本形成过程中的权力因素，最后归纳出制约译者译介活动的因素和译者文化身份的特点。在研究的时间维度方面，本论文同时运用历时与共时研究方法。一方面，本论文采用历时研究，具体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边城》四个英译本的比较，其二是戴乃迭译介生涯不同时期的代表译作比较；另一方面，本论文采用共时研究，对形成于同一时期的《沉重的翅膀》的戴乃迭译本与葛浩文译本进行比较。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后殖民视角考察了权力因素对译者文化身份的影响，以及译者文化身份的特点，具体为：其一，从宏观角度看，戴乃迭具备双重民族文化身份。在翻译活动中主要体现为杂合性、协商性和流动性的特点。（1）杂合性。戴乃迭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使她既能充分理解原作的精神，在翻译时尽力传递原作的风味，同时又能关注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2）协商性。戴乃迭的翻译策略受制于翻译活动所处的特定时代，处于各种权力因素的影响之下，其特定的文化身份是特定时期和语境下种种矛盾和冲突协商的产物。（3）流动性。戴乃迭的翻译策略随着其文化身份的流动而出现变化，其后期灵活变通的翻译方法是为了实现文化的顺利沟通而采取的有效策略。其二，从微观角度看，戴乃迭又具备女性文化身份。在译介新时期女性作家的作品时，戴乃迭充分关注了中国女性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历史和现实问题，翻译时在尊重原文内容和精神的基础上，采取相对温和的变通手段，以提升译文的女性主体意识，强化作品的女性主义色彩。
倪立秋[5]2008年在《新移民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以严歌苓、高行健和虹影为例,对新移民小说展开论述。论文先概述了华人海外移民和移民文学的简单历史,继而简述了新移民文学的源起与创作概况,在对严歌苓、高行健和虹影这叁个新移民作家的主要小说作品进行个案分析之后,再将新移民小说作家作品与早期移民小说作家作品、中国本土同期小说作家作品加以比较,探索新移民小说所显现出的文学特质、取得的文学成就与其应享有的文学史地位。本文认为新移民小说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许多作品与早期移民小说、中国本土同期小说相比丝毫也不逊色,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二者所取得的成就,值得学界好好重视并认真研究。
高国涛[6]2011年在《英国女性作家在新世纪中国的传播与研究》文中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近十年来,国内在译介英国文学的热潮中,对英国女性作家的翻译和介绍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本文梳理了大量的有关英国作家在中国翻译和介绍的资料,在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单独探讨英国女性作家在国内的传播和接受,以弗吉尼亚·伍尔夫、多丽丝·莱辛、和J·K·罗琳为中心,论述了她们在新世纪文坛的传播和接受。在结合比较文学传播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英国女性作家在新世纪国内传播中的四个问题。一是论述了新世纪英国女性作家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背景和基础,重点是通过对有关译介资料的统计和分析,明确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多丽丝·莱辛、和罗琳是传播的中心。二是梳理了这一时期伍尔夫、莱辛以及罗琳的作品在国内的译介情况,包括翻译、研究以及影响等,统计出了这一时期作品翻译以及研究论文较为确切的数量。叁是概述了这一时期伍尔夫、莱辛以及罗琳在国内译介的特点。四是简要地论述了英国作家伍尔夫对国内作家的创作影响。本文就这一时期英国女性作家在国内的传播和接受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通过对资料的整理、粗浅的论述,力图使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和关注能够继续向前推进。
严苡丹[7]2011年在《《红楼梦》亲属称谓语的英译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是对《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1892年到1893年间的乔利(H. Bencraft Joly)译本和1973年到1980年间的霍克思(David Hawkes)译本——进行的描述性研究。笔者选取《红楼梦》中的亲属称谓语及其翻译作为切入点,首先在微观层面对《红楼梦》中的亲属称谓语及其翻译进行了穷尽性的统计和定量分析,探讨了乔译本和霍译本的特点和差异。然后,在描述翻译学的宏观框架下,结合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将两个译本还原至其所产生的译语社会背景之中,探究这些特点和差异产生的社会和历史原因。研究发现:第一,19世纪末出现的乔译本和20世纪后期出现的霍译本在对亲属称谓语的翻译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词上的不同,乔译使用的古旧、正式的词语较多,而霍译使用的现代化、口语化的昵称较多;二是翻译方式的不同,乔译严格“忠实”于原文,而霍译则灵活变通,其称谓语的翻译更符合西方语言的表达习惯。且差异二较之差异一更为显着。第二,译语社会(即英国社会)的变迁与两个译本呈现出的特点和差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称谓语翻译中词汇使用上的变化反映出英国社会生活中家庭成员关系的变化。从描述翻译学的角度来看,称谓语翻译中译者选择的不同方式(或是策略)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第叁,19世纪的乔译本中使用的古旧词汇多于20世纪的霍译本,但数量非常有限。当源语文本为古典作品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亦会使用一些较为老式的词语,以照应源语文本中的时代背景。因此,即使译者所处时代有所不同,在用词的古旧方面并无显着差异。第四,称谓语作为人类社会经年累月形成的规则和长期约定俗成的习惯的产物,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极大的稳定性。两个译本虽然前后相差近一个世纪,但称谓语词汇本身的变化很少。本论文共五章。第一章是绪论。简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背景、缘由、意义及研究目的,交代欲解答的主要问题;对基本概念“称谓语”进行阐释,界定课题范围;说明本研究中对《红楼梦》版本的选择;然后,重点阐述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先概述描述翻译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和主要观点,而后探讨了两个理论与本研究的联系,以及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支持;最后提出研究假设。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主要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称谓语、称谓语翻译以及《红楼梦》中称谓语的研究情况。笔者从研究文献的统计学特征、研究对象的分布、研究文献的内容等叁个方面对前人的成果进行了梳理,并从人类学领域和社会语言学领域两个方面对国外的研究情况进行描述。通过分析现有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空白点,指出本研究的创新点。第叁章是对《红楼梦》亲属称谓语概貌及其翻译情况的描述分析。首先,笔者对亲属称谓语进行了系统划分;然后从父系、母系、夫系、妻系四个系统入手对亲属称谓语及其翻译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最后探讨了亲属称谓语中的一个特殊的小类——合称和互称亲属称谓语及其翻译。第四章是关于译本与译语社会关系的论述,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笔者首先探讨了译本与译语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即十九世纪末的英国社会对乔译本的影响和二十世纪后期的英国社会对霍译本的影响;然后综合分析译语社会的变迁对译本产生的影响。第五章是结论。笔者对本研究的结果进行总结,并阐述本研究的意义、局限性及可拓展的空间,对后续研究提出建议。本研究对于称谓语的英译探讨是基于《红楼梦》乔译本和霍译本的比较。学术界鲜有对上述两个译本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乔译本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笔者希望以此为开端,打破这种失衡格局;同时,本文对《红楼梦》前八十回及其两个英译本中出现的所有亲属称谓语进行穷尽性研究,弥补了以往杂谈、漫谈式研究的不足,为《红楼梦》及其翻译研究提供更全面翔实的资料;另外,此研究的性质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虽然描述翻译学是本研究的主体理论框架,但研究的起点是两个译本中称谓语在语言层面的转换。本论文从静态、封闭的文本系统入手,由内而外,至语言体系的外部系统分析而终,说明即使从外部因素来讨论翻译,也仍然需要对在源语和译语文化语境下的语言转换进行描写与分析,翻译研究始终不能脱离翻译的根本——语言。本研究证明将规范性翻译研究与描述性翻译研究结合起来是切实可行的,这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研究范式。
王培松[8]2016年在《二十世纪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理念流变》文中认为本文以时间为脉络,以关键人物为线索,通过1904年、1944年、1979年几个时间节点梳理了 20世纪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理念的变化。莱利、瑞恰慈和伊格尔顿对文学教育的不同看法标志着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理念从文献学到文学、从作品到理论、从英国文学到世界文学的范式转换。1904年,莱利担任牛津大学第一位默顿英国文学教授,他锐意改革文学教育,促使语言与文学在考试中分开。1944年的巴特勒教育法成为英国现代教育的转折点,教育的中央集权化推动了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的发展,文学教育理念逐渐从利维斯的精英主义转向文化研究。1979年到1997年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市场经济对英国文学教育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此时的文学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在大学文学教育中,重要的不再是如何定义文学,而是如何进行阐释。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文学在英国大学从辅助古典语言和英语教育的工具,最终变成一门有独特教学方法和原则的学科。然而,无论是从语文学、历史、理论,还是从文化角度开展文学教育,英国大学始终坚守人文和科学相结合的原则以及"生活、文学和思想"的文学教育理念。第一章追溯了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的历史。最初,英国大学文学教育只是辅助希腊、拉丁语言、演讲和修辞教学的工具。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促进了英语研究的全面发展,文学教育开始转向辅助英语研究。作为最早开设文学课程的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的文学教育理念是将历史研究与道德文学相结合。相比牛津大学从语言、文献和历史角度研究文学的理念,剑桥大学的文学教育具有哲学性并且十分关注现代文学。第二章解析了纽波特报告前后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文学教育理念。莱利和库奇促使批评成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考试内容。莱利改变了牛津大学文学教育内容不涉及现代的定式,从此,大学开始认真对待文学。库奇则为剑桥大学学院派学术研究风格奠定了基础。1921年出台的纽波特报告从国家层面确立了英国文学在大学的学科地位。报告指出英语语言和英国文学是国民教育的基础:英语学院要重视现代文学、中古法语或中世纪拉丁语;文学教师可以自己设计教学大纲,采用自己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阅读和进行戏剧表演等等。之后,剑桥大学理查兹和燕卜逊提出了语义批评的文学教育方法,标志着文学教育理念的关注点由作家转向作品。第叁章追溯了精英教育的渊源以及利维斯的道德批评理念。文本细读实现了诗歌批评由外及内,再向外部转化的过程,从而把读者、诗歌和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巴兹尔·威利的文学生态理念则为未来文学教育提供了新视角。五六十年代是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理念的争鸣探索时期。1967年,牛津大学文学教授海伦··加德纳提出了跨学科开展文学教育的思路,她认为批评是对价值做判断,建议学生既要广泛、大量、无偏见地阅读,也要愉快地阅读。此外,文化研究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学教育方法,文学教育理念从研究文学作品转向文化、历史、电影等更广阔的领域。第四章围绕市场经济影响下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的变化进行阐述。此时的大学文学教育已经进入理论时代。伊格尔顿从意识形态角度探讨文学教育,彼得·威德森则从文学和历史角度分析小说在当代的意义。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理念仍旧延续着个人体验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批评模式,一方面重视发扬民族文学的伟大传统,另一方面开始拥抱世界文学。
黄劲辉[9]2012年在《刘以鬯与现代主义：从上海到香港》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源于1920年代末的上海,战后同源分流,1940年代末以后兴盛于香港地区与台湾地区,1980年代随着先锋派作家出现,汇流大陆。华文现代主义川流不息,从未间断。刘以鬯(1918-)是传承上海现代主义与五四精神到香港最重要的人物,1949年南来香港,身兼作家与编辑双重身份,多年来在商业社会坚持现代主义艺术的创作与推广,扶持也斯(1949—)、西西(1938-)等下一代香港作家现代主义的发展。1985年刘以鬯发起创办并总编《香港文学》杂志,发起世界华文作家联会,以香港特殊的政经空间连接大陆与海外华文为己任,是华文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石。本文在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以及港台海外华文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密切联系的背景上,考察刘以鬯七十余年的写作生涯,尤其是1949年南来香港以后,上海记忆梦萦于字里行间,构成两座城市文化交缠的美学。本文研究重点是通过现代小说家刘以鬯及其作品,梳理上海到香港在文化上与美学上传承与转化的关系,有助补遗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全面的发展脉络。论文首章为导论,重新整理刘以鬯文学与现代主义及评估其研究价值。第章分为两部份,前部份重新检视历史,梳理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自上海诞生到分流香港地区与台湾地区的过程,并探讨刘以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后部份整理过往刘以鬯作品评论与研究。经本人收集、梳理、统计,历来大陆、港台与新马有关刘以鬯作品评论文章超过四百篇,另有不少外文书写的评论,包括英文、法文与日文,刘以鬯研究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问。本论文在研究角度上寻求突破,打破过往港台澳文学研究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隔阂。将刘以鬯作品研究置入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框架,整体性分析其文化与美学的传承与转化。第二章及第叁章从较宏观角度讨论刘以鬯作品整体的文化与美学特色。第二章分析刘以鬯与上海新感觉派和五四新文学关系,本文发现刘以鬯在文字风格与文学形式受到上海新感觉派成员刘呐鸥(1905-40)与穆时英(1912-40)影响颇深,在民族立场上却有分歧,刘以鬯能够将现代手法技巧与民族自主立场自然融和。他跟施蛰存(1905-2003)在民族观点上较接近,追求华文现代主义与世界同步。刘以鬯亦受到五四新文学鲁迅等的内省精神启发,作品往往对时代与社会辛辣批判,兼具个人反思。第叁章论及刘以鬯的城市迁移经验与文学作品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关注过去没有评论提及刘以鬯以新马为题小说的第一手资料。输文思考城市迁移对华文现代主义在文字、风格、美学上的影响,体验到战后中国文学多中心新局面发展的文化多元性。第四章至第六章以分析刘以鬯的文本为主,探寻现代主义纵向传承与横向发展的关系。前者指源自上海至香港的文化传承,后者指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在华文文化中的横向影响。第四章探讨刘以鬯的心理小说,分为两部份。前部份尝试寻求一种科学而客观的方法,剖析《酒徒》与上海新感觉派及西方意识流小说关系。通过文本内语言模式的归纳与比较,发现《酒徒》运用六种语言叙事模式,其中有来自乔伊斯《尤利西斯》(Ulysses,1922)及穆时英的启发。刘以鬯《酒徒》的贡献是有意建立一套崭新的华文语言系统,描写意识流不同程度的心理层次,同时《酒徒》内省精神可以追溯到鲁迅《狂人日记》(1918),可见《酒徒》在文化上和美学上有纵向与横向的传承与转化关系。通过同时代港台意识流小说比较分析,揭示《酒徒》在华文意识流小说中的重要价值。后部份讨论《酒徒》以后,刘以鬯发展了两种心理描写手法,一种是混合深层与表层心理的书写手法,另一种是纯粹表层心理的书写手法。电影视觉文化与城市生活文化出现,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特色,刘以鬯作品同样兼具这两种特色。第五章尝试以“城市图像”的概念阐释刘以鬯文本内各种城市时空演绎法与跨媒体经验(来自电影视觉、听觉经验与蒙太奇节奏)。刘以鬯对城市图像的探索,在上海新感觉派等视觉描写基础上发展,他主要受到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人物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1922-2008)横向的启发,从电影汲取崭新手法捕捉香港的城市经验,当中以《对倒》(1972)成就最高。第五章从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与李维斯陀(L6vi-Strauss, Claude,1908-)所启悟的“音乐结构”(composition)概念,分析《对倒》与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2000)的跨媒体影响。刘以鬯启发王家卫拍摄名作《花样年华》,该片获康城最佳导演殊荣。本章透过“音乐结构”剖析意义的方法,整理出刘以鬯如何从电影媒体汲取描写城市的手法,文学手法又如何启发电影,表现20世纪华文现代主义文学的文化多元与跨媒体互涉复杂现象。刘以鬯有一系列故事重编小说向来备受评论关注,以往研究方法多遵循“故事新编”概念,着重文本内版本比较,很容易忽略文本外因素,尤其是香港这种多元文化的商业城市因素。第六章以“现代复修"代替“故事新编”的说法。“现代复修”概念,来自历史古迹遗址复修的现代建筑方法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育观念。”现代复修”有利于将文本内的关系(新旧符号的和谐与张力)与文本外的关系(经济、文化、社区环境)作整体分析,对刘以鬯在财经或商业报刊连载的故事重编小说,尤其是中篇小说《寺内》(1964)那种雅俗共赏、新旧文字符号并存的作品,得到更精准有效的分析。“现代复修”作为一种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的观念,亦有助评估刘以鬯个人的上海记忆在香港城市现代化的特色。刘以鬯写作时间超逾七十年,作品数量极多,部份坊间失传。本论文在第一手资料发掘上有突破,例如中篇小说《龙女》(1952)、《第二春》(1952)、《星嘉坡故事》(1957)、《梦街》(1958)等,都是过去几乎没有评论过的作品。另外新近重新整理出版的旧作,例如《热带风雨》(2010),《甘榜》(2010)、《吧女》(2011)等,对本论文研究在新资料上也有很大支持。本人多次专访刘以鬯及其夫人罗佩云,他们在资料上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材料。总体而言,本论文较全面整体地梳理刘以鬯作品从上海到香港之间文化与美学的纵向传承与横向发展,为补遗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全面的发展脉络有所贡献。
俞晓霞[10]2012年在《精神契合与文化对话》文中认为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最有影响的文化团体。哲学家罗素、文学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E.M.福斯特、传记作家利顿·斯特雷奇、美学家克莱夫·贝尔、艺术评论家罗杰·弗莱、诗人T.S.艾略特、画家瓦奈萨·贝尔、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等众多知识精英都是该集团成员,他们通过与徐志摩、凌叔华、萧乾、叶君健、叶公超等中国现代文人的频繁交往,其思想理念和精神品格逐步成为当时中国文论文化建构的一支重要力量,并潜在书写了其时中国文化环境的特有生态。本文试图从整体文化品格、个体交往影响、文学团体比较、知识分子精神、现代主义诱惑、文化对话与误读等多个角度,对二十世纪上半叶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与中国文论文化的关系进行历史发掘和意义阐释,探索当时社会语境下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化氛围的形态生成与演变规律。文章的主要思路和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渊源、成员构成、历史发展和总体特征。其知识贵族的身份与反叛传统的姿态、松散自由的组织和孤傲排外的形象、作为文化个体的闪耀性和作为群体的共同性、错综复杂的性恋关系与纯洁持久的友情,构成了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特立独行的鲜明风格,也成为其倍受外界瞩目的原因。第二章借助大量实证材料,梳理和阐述布鲁姆斯伯里集团自上世纪初以来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从而为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在中国的影响与比较分析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依据。布鲁姆斯伯里在中国的译介也显示出,民国时期中国文艺界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吸纳与引介几乎与欧美同步,标识了“五四”后中国学人渴望跟上世界文明进程的焦虑和他们敏锐开放的西方视界。第叁章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和归总,阐述中国现代文人徐志摩、凌叔华、萧乾、叶君健、叶公超等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成员的个体直接接触与交游,在文化的邂逅与交互影响中显示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第四章通过影响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展开对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和京派、新月派等中国文学团体之间的整体风格异同比较。中上层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沙龙、办刊、吟诗、演戏等组织形式,共同的思想与艺术倾向,都凸现了“新月派”、“京派”等中国现代文化团体对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文化风格的模仿与相似性,体现了中英知识分子在文化身份认同与精神契合层面的有趣交集。第五章考察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知识贵族们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契合,探究大学与知识分子精神的关联性以及精英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文化影响力。剑桥之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正如北大之于民国时期的中国文人,大学所蕴含的理性与人文精神,成为孕育现代文化和知识精英群体的摇篮与温床,其对社会文化起到的引领作用至今仍具有启迪意义。第六章从个案分析出发,探讨和论述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成员们的诸多文化思想、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对中国20世纪现代主义生成发展的影响。面对布鲁姆斯伯里的现代文艺思潮,民国时期的中国学界有着既认同又抗拒、既吸纳又踌躇的矛盾心态,从另一角度而言,这种矛盾心态却彰显了他们面对现代主义诱惑时难得的清醒与自主。第七章通过历史的回顾和文化理论的分析,解析双方在文化交流中出现的对话和误读现象。从布鲁姆斯伯里人的中国观,以及中国学界对布鲁姆斯伯里的误读,显示出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双向交流的可能性与艰难性,但这种可能性与艰难性恰恰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异质文化的吸引力和自主性。结语从整体上对本文所研究的内容与观点进行总结和归纳,指出本研究跨文化视野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特点,探讨今后研究的拓展与深入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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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湾现代文学史稿（1923-1949）[D]. 李诠林. 福建师范大学. 2005
[3]. 赛珍珠与何巴特的中美跨国写作[D]. 朱骅. 复旦大学. 2010
[4]. 后殖民视域下的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研究[D]. 王惠萍.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5]. 新移民小说研究[D]. 倪立秋. 复旦大学. 2008
[6]. 英国女性作家在新世纪中国的传播与研究[D]. 高国涛. 福建师范大学. 2011
[7]. 《红楼梦》亲属称谓语的英译研究[D]. 严苡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8]. 二十世纪英国大学文学教育理念流变[D]. 王培松. 黑龙江大学. 2016
[9]. 刘以鬯与现代主义：从上海到香港[D]. 黄劲辉. 山东大学. 2012
[10]. 精神契合与文化对话[D]. 俞晓霞. 复旦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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