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
最近电视、报纸都频频报道，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主要邀请美国最富有的个人或家庭参与，参与者捐献出过半财产，用于慈善事业，捐赠可以在参与者生前完成，也可等到身后再实施。这一承诺并无法律效力，也不是为了减税，完全是一个“道德承诺”。
据《福布斯》杂志所列，美国有400名亿万富翁，是世界上富翁最多的国家，他们名下财产合计大约1.2万亿美元，若能捐出一半，善款总额可望达到6000亿美元。在《福布斯》以财富530亿美元身家排名第二位的盖茨，到目前为止已捐款慈善事业超过280亿美元。以财富470亿美元，身家排名第三位的巴菲特，已承诺将自己财产的99%捐给慈善。“捐赠承诺”行动才刚刚开始，目前美国已有40位亿万富翁响应，捐赠总额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还有许多回应者。盖茨和巴菲特希望能说服美国大约400位亿万富翁捐赠他们的财产。他们将于今年9月到中国来，明年3月到印度去，与这两个国家的富豪谈谈慈善事业，希望慈善理念能在各国传播开来。亿万富翁将绝大部分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这是一种无私之举。李锐同志讲，世界上第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应是比尔·盖茨，现在又多了一位共产党员是沃伦·巴菲特，他们不仅带头捐献，还有信心游说那些还没有接受“捐赠承诺”的富豪将财产自愿捐赠给慈善事业。如果这一愿望能实现，会使亿万富翁的财产大大缩水，为世界上弱势群众提供了帮助，缩小了社会上的穷富差距。
过去也有富人做过一些慈善捐献事业，如中国四川的刘文彩，但属于个别的，没有这么大的群体，捐献的财产也没有这样多，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大量涌现，为慈善家提供了物质条件。当一个人在饥饿时，只有一个馒头时，比较小气吝啬。当一个人吃饱后还有大量面包时，这个人容易慷慨大方。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时，要想获得一点财产是非常不易的。因此人们比较吝啬，爱财，如巴尔扎克写的资本主义初期的《高老头》的主人公就是爱财如命的吝啬鬼。在蒸气机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剩余劳动还比较少，资本家要想获得较多的财富，只有残酷压榨工人才能多得一点剩余价值，所以蒸气机时代，剥削特别严重，出现工人绝对贫困化。
到了电气时代，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全球一体化、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技术一体化、信息一体化，生产社会化已普及全球。在高度生产力社会化水平下，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小，社会财富大量涌现，个人消费已微乎其微。这时如果有人经营得当，短期内就成为亿万富翁，客观提供丰富物质条件，使他们与财产的关系不那样吝啬，比较慷慨大方，才出现了大量的慈善家。
第二，观念的转变。在生产水平低下，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时，容易产生封闭保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这是利益驱动。当生产高度社会化，形成一体化时，认识到离开对方自己也不能生存下去，会产生“人不为他也会天诛地灭”的想法，这时互利双赢成为一种共识，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发生变化，出现劳资两利，白领工人甚至金领工人大量出现，工人由绝对贫困变为相对贫困，这也是利益驱动。有人计算过，在欧元出现之前，持100马克在欧盟15国走一趟，什么都不买，只兑换货币手续费就用去50马克，花的时间还不计算在内，利益的驱动使欧盟各国取消本国货币，使用统一欧元。人不利他也会天诛地灭的意识发扬，承诺将财产贡献给社会，成为一种人格高尚，逐步形成一种新观念、新价值观。巴菲特称，留下1%的财产已经够他和家人生活所需，持有更多财产，“并不能让我们更快乐，更幸福。”比尔·盖茨夫妇一再承诺，只给子女留两三千万美元，其余均用于慈善事业，因为把更多的财产留给子女对他们不利。身家1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巨头皮肯斯在其捐赠承诺书里提到：“我很久以前就声明过，我喜欢赚钱，也喜欢把钱捐出去。我不大赞成财富继承，总体来说它弊大于利。”拥有180亿美元财富的纽约市长隆伯格尔称：“我一直都觉得最正确的做法是为子孙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不仅仅是给他们一些钱。孩子们从你的善行里获得的益处胜过继承财富。”(见《深圳特区报》2010年8月6日，A14版)
第三，虚拟资本的作用。虚拟资本是一种脱离实际资本的有价证券，它的票值与交易市场上的价格有直接关系，而与实际资本无关，虚拟资本的作用难以估量。马克思在讲到股份制的作用时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情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88页)这里讲的是股份制对资本集中的作用，而虚拟资本的增值作用大大超过了集中作用。比尔·盖茨的财富形成，一不是来自万贯家产，二不是靠资本的积累和集中，而是靠股票的增值。由于微软的知识产权在市场有很高的信誉和业绩，使微软股票在市场上几倍地翻番，使比尔·盖茨曾成为世界首富。王选院士说：美国微软创建于1975年，11年后(1986年)股票上市，上市后的10年中，依靠认股权吸引了一批优秀人才，并造就了300名百万美元的富翁(见何伟《观念撞击的火花》，20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北大方正也要效仿微软。沃伦·巴菲特就是经营股票的被称为“股神”。他们的财富来得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而在捐赠承诺上就比较慷慨。
对这种“捐赠承诺”行动怎样评价，是用假慈悲，来挽救资本主义，还是一种改良主义，来延续资本主义，抑或是历史唯物主义使人们焕发出一种善良的仁慈呢？我认为应该是后者，历史唯物主义使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发生变化，自愿进行共产。
如果这种看法能成立的话，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问题》一书中所讲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它之所以还没有为自己开辟出道路，还没有获得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是因为它遇到了社会上衰朽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斯大林选集》，543页)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是客观规律，任何社会力量都不能阻碍它发挥作用。恩格斯在讲到工人参加议会选举票数增长时说：“它的增长过程，是自然地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不可抑制地发生，并且安然自在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成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609页)这就表明“社会上的衰朽力量”，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无能为力。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社会发展规律，它不论在哪一个社会都会发挥作用，只有发挥作用的形式不同，而无有停止不起作用之时。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客观规律，它“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到了条件成熟时，不论什么社会，什么政党执政，一些社会现象会应运而生，这一具有共产主义特色的“捐赠承诺”运动，就是一个实例。只要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客观规律，它指明了社会发展趋势，标明社会发展的轨迹，不论什么政党执政，共产主义因素(如社保、公费医疗、捐赠承诺、股票公众化，等等)会不断产生、发展、壮大，社会发展会条条大路通罗马——共产主义。
20世纪70年代末，王震以中国政府副总理身份访问英国，当有人问王副总理访英有什么观感时，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辛子陵，《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类似这样的话，列宁早就讲过：“共产主义＝苏维埃＋电气化。”一个“搞得不错”，一个“电气化”，这两者都指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表明共产主义的生产力水平，只因政党、政权不是共产党执政，因而不是共产主义，这样共产党就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商标，共产党主义社会就成为共产党的专利。其实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十项政策，有许多政策在非共产党执政国家实现了，而在一些共产党执政囯家反而没有实现，这还不值得深思吗？
列宁的“共产主义＝苏维埃＋电气化”，已被人们奉为经典，表明共产主义必须具备政权和生产力两个条件，这样就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规律的客观性。这一规律一是不认执政党性质；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讲，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国家就会消失，哪还有苏维埃。所以，列宁这一公式应重新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