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臣[1]2004年在《论现代技术负效应的表现形式、根源及对策》文中提出“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技术既给人类带来了福祉，又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危害。现代技术具有巨大的正面作用，体现在自然、社会、人本等层面上，比如现代技术推动着人类物质文明的昌盛和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以及促进社会的变革。与此相伴，现代技术负效应也日渐凸显。现代技术负效应表现形式繁多：比如，从产生原因上看，有自发性和人为性技术负效应；从技术效果看，有近期负效应和远期负效应、直接负效应和衍生负效应、显性负效应和隐性负效应等。本文主要探讨现代技术在自然、社会、人本等层面的负效应。而与其相应，现代技术负效应的根源亦复杂多样，作者主要从现代技术负效应的客体性原因、主体性根源和社会制度根源、文化根源等来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通过消除现代技术负效应的探讨，作者提出了减少现代技术负效应的对策：文化观念的转变；反思技术，合理应用和发展技术；完善社会建制等。
许俊华[2]2009年在《现代科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负效应及解决对策》文中提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以及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把人类带进了一个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科技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极大地推进着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进步。然而,当我们陶醉于现代科技文明的巨大成就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和时刻反思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也对我们人类自身、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一系列消极的、负面的影响。科技负作用不仅已经产生和存在,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和渗透,其作用范围的日趋扩展,科技的危害性和破坏力也不断增强。总之,科学技术的双重性和“双刃剑”效应,正日益明显和尖锐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如何全面而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现代科技的负效应及其成因?又怎样有效地防范和化解现代科技的负效应?这正是本文笔者着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本文的核心内容有叁个方面:第一,笔者以现代科技对人类自身、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为主线,深入揭示了现代科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负效应的表现形式和严重后果。第二,笔者从不同方面分析和揭示了现代科技的负面作用形成的主要根源。第叁,在研究分析了现代科技负面作用的成因的基础上,笔者试着提出了一些消除或弱化这些科技负效应的基本对策。目前,对于现代科技的负面作用,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对策的研究和实施,都明显滞后于科技和社会的现实发展。有鉴于此,笔者希望,通过本文能够对此有所积极的作用,为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科学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更希望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所裨益。
于丽颖[3]2017年在《马克思“人的技术化”思想视域下的人工智能风险》文中认为近年来,再次成为科技行业热点的人工智能,正在逐步进入我们的生活。一方面,人工智能带给我们很多福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动摇了人的主体性,威胁人们的就业、破坏了个人的隐私。乌尔里希·贝克(Urich Beck)认为,当前社会已经步入到风险社会阶段。本文依据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界定当今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以下简称人工智能风险,人工智能风险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引发的人为的、不可预见的不安全性。人工智能风险的危害形式是多样的,按其危害程度可分为短期的失业、隐私破坏、技术依赖,中期的威胁公众安全、加剧社会不平等,长期将消解人类主体地位。人工智能风险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可避免的产物,并随之愈加复杂和不可预测。当今人工智能风险凸显与人的活动,尤其是人的技术活动密不可分,因而从人与技术关系的视角揭示人工智能风险的形成机制、表现形式和规避方式不啻为一种合理的思考角度,马克思"人的技术化"思想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人的技术化"把人的本质与技术范畴联系在一起,指技术影响下人的生存状态,其实质是人与技术通过双向互动实现的辩证统一。基本内涵主要包括:第一,人的技术本性。技术与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一起诞生,并伴随着人类的进化而发展,技术作为人类的生存依据是构成人的本性的基本内容;第二,人的需要促进人的技术化进程。主体的需要是人与技术双向互动的现实依据,是人的技术化进程的不竭动力;第叁,其机制是人与技术互动实现的双向建构。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人的技术化机制表现为主体逐步向客体转化,最后再向主体复归的过程;第四,人的技术化最终导致人自身因整合了技术的力量而发生改变,其结果是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技术通过双向互动对人产生的正负效应。对人工智能风险的研究就是在马克思"人的技术化"思想的视域下展开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由于主体对客体建构和客体对主体建构存在局限性,所以人工智能风险是人与技术双向建构的结果,是在"人的技术化"过程中有悖于人的需要和发展的反价值的存在。马克思在他的时代也思考过技术负效应问题,如何规避人工智能风险,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为我们指明了一条现实出路,在马克思看来,要规避技术负效应,我们应该树立正确技术观、合理需求观,构建合理社会关系。人工智能风险日益凸显的趋势,使中国也不能置身事外而独善其身,中国以BAT(百度公司、阿里巴巴集团、腾讯公司)为首的互联网巨头在国家政策、规划的引导和支持下,在语音识别、无人车、深度学习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然而与人工智能技术如影随形的人工智能风险也如期而来,失业风险、隐私安全风险、技术依赖风险日渐突出,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避人工智能风险必须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相结合,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风险规避之路。其现实出路在于: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技术观。辩证看待人工智能技术,强化人工智能技术监督。其次,要合理需求、完善人性。人既是诱发人工智能风险的主体根源,也是规避人工智能风险的主体动力,技术需求的增长应以社会发展水平为限。最后,构建新型人与人的关系,保障人人共享科技成果的和谐社会是规避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本保障。坚持以人为本,恰当协调各种关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但我们不必过于恐慌。在马克思"人的技术"思想指导下,阐释人工智能风险的形成因素和规避方式,既为人工智能走出技术发展困境提供理论依据,又给我国规避人工智能风险提供一些借鉴。
于淼[4]2010年在《高科技异化及其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的高科技是人类的福音,它不仅把人们从笨重、单调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也把人们从繁杂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高科技如黑夜中的启明星,指引着人类走入现代文明的殿堂；高科技像高速列车,把人类载入繁荣昌盛的新经济时代。高科技无所不在,它正以一种几乎无法感知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激光影碟、多媒体把最新的娱乐信息大规模地传递给各种人群；数字化技术把清晰的语音与图像瞬间传递到大洋彼岸；再造基因使得改造生命、攻克癌症近在眼前。高科技向我们走来,高科技已融入我们的生活,高科技正启蒙着人类走进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形态——新经济社会。它以不可抗拒的威力渗透到当今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目前学术界对高科技的研究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对高科技异化的产生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同仁们的热议,高科技异化不仅是科学技术界的问题,它已经远远超出了科学技术界本身,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笔者拟就此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认识。文章首先介绍高科技异化的研究背景和意义,从最初异化概念的界定、内涵与特征以及高科技异化在自然界、社会和人类发展中的表现谈起。其次,笔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为指导,从高科技自身、社会和人类主体的角度去分析高科技异化的根源,帮助人们正确审视高科技异化根源的实质,并找出科学的对策。再次,笔者提出应建立健全高科技异化管理和监控体系,扬弃旧的自然观,营造新的高科技生态理念；摒弃高科技单纯工具论,建立人性化的高科技观,最后要求强化法律意识,提升全社会的道德修养和责任,构建合理的社会政策制约机制,规范高科技的社会应用,使高科技应用更加合理化。总之,文章从自然、社会、人自身叁个层面分析高科技异化的诸多问题,其目的就是让人们从多角度了解高科技异化并引起足够重视;让读者了解并消除对高科技异化的忧虑和恐惧,掌握和运用好高科技,使之为人类造福。
唐锡海[5]2014年在《职业教育技术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具价值取向的科学观蜕变为“技术理性”霸权。工具性教育强化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传统，导致职业教育偏离其宗旨。职业教育实践困惑源于学术自觉的缺失，演绎普通教育的理论取向，照抄西方职业教育的实践逻辑，使我国职业教育学缺乏自身品性，难以统摄职业教育实践。我国职业教育实践的困境和理论的迷惘，起自学界对职业教育本原的疑问。本研究旨在探索现代职业教育内在规定性——技术性：用技术哲学视野探讨和解释职业教育技术性，论证技术性即职业技术教育学最基本范畴的合理性。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逻辑、比较研究等方法，通过研究职业教育技术性的认识论基础、从技术对职业教育质的规定性、技术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和现代职业教育技术性的构建等内容，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技术进步推动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支撑技术传承与创新，人的技术化生存是职业教育存在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技术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第二，技术对职业教育具有质的规定性，技术表征着职业教育感性直观的实践逻辑。人的技术化生存规定培养技术人和职业人的职业教育目的；技术化生存决定职业教育本质；技术知识存在形式规定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组织，规制职业教育教学活动组织形式、方法和策略；技术负载价值影响职业教育的道德与伦理教育；技术“魅性”影响职业教育的人文性。第叁，技术性作为职业教育本质特征，其存在的合理性有赖于人们妥善处理技术性与职业性及教育性关系，平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第四，技术性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张扬人的职业教育生存权，只有立足于技术丰富性存在的事实，真正从历史和文化背景中理解技术，与其他各方面的教育形成有机整体，现代职业教育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之正道。第五，技术的基本属性及其与职业教育的互动关系是现代职业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技术哲学智慧是职业教育学理论的重要元素，技术学研究范式有助于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
田密密[6]2014年在《技术发展的“生态拐点”问题及其解决途径》文中认为通过对技术的“生态拐点”研究揭示了技术应用过程正负双向社会效应的关系。将技术发展中一些典型生态拐点的案例分析,运用数学中的函数微积分,对技术发展中的生态变化进行综合和分析,找出技术发展的生态转折点即技术拐点,并以此为契机来阐述技术发展中的生态轨迹。主要内容是：(1)通过对技术发展的主要生态指标的特征变化,进行案例分析,根据技术发展的生态拐点的含义,并结合数学方法,找出其拐点的发生大多是在技术发展带给社会负效应大于正效应的饱和期和衰退期。(2)对技术发展的变化、科技政策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化这几个方面的定性分析来进一步论证技术生态拐点的发生。(3)论述技术发展经过生态拐点引起的问题和对技术与环境系统中的变量因素人、技术、社会的作用分析。通过研究技术的“生态拐点”问题,找到生态拐点的出现的机制,探索解决生态拐点问题的方案,实现人-技术-社会的协调发展。(4)针对技术发展的“生态拐点”经过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与措施。首先,技术应用的生态化观念引导和工程师的技术生态伦理规制。其次,拓展生态化技术的研发并将技术决策纳入“文化—工程”双向维度。最后,对于新技术应用前需要专家评估与社会听证、应用中时社会监控以及应用后果的社会评价。对于技术的“生态拐点”规律的解读能够引导形成“技术—环境”系统的叁个方面：生态伦理观、技术生态化和技术社会监制。创新之处在于：(1)本文从哲学角度来研究一个新的课题即技术发展的生态拐点问题,并引入数学中“拐点”的含义以及采用了引入了数学函数微积分。(2)本文运用了案例研究的方法对研究技术的“生态拐点”产生的原因、机制、影响及消除,提出科学技术哲学的伦理研究范式。
侯丽岩[7]2017年在《管理工具及其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管理工具理论研究滞后与薄弱是导致管理工具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尽管近年来管理领域掀起了管理工具理论研究的热潮,但只是一种表面的热烈与繁荣,众多的研究者只是把管理工具当作即拿即用的“价值中立”之物。管理工具的概念近乎处于“黑箱化”状态,鉴于此,有必要用管理哲学思考之维度,阐释并厘清管理工具的深刻内涵,揭示管理工具“人造物”的属人本质,摆脱当代管理工具实践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在“事实”与“价值”相结合的层面,管理工具是由一定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政策、方式、方法所构成的有机体系,是“道”与“术”结合的统一体。这一概念回归了“人”的维度,把人阐释为管理工具发展的内在动力。以人性假设为主线梳理管理工具的历史样态,从“经济人”假设的“重事”型管理工具,到“社会人”假设的“重人”型管理工具,再到“文化人”假设的“人事并重”型管理工具,遵循约束人、激励人到发展人的演进历程,符合向善的发展方向。管理工具有机体的整体意蕴,表现为静态视角的工具结构层次,即内涵的目的-理念、制度-规范和技艺-操作等要素;而动态审视结构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的运作规律则是形成有机体的内在机理。面对管理工具构成材料功用的学术追问,是对管理工具积极价值的探究,主要表现为理论性价值、规范性价值和操作性价值;同时管理工具的强制性结构在客观上造成对人性压抑而具有消极价值。本研究对客观审视中国管理工具发展现状、思考中国特色管理工具发展和超越之路有一定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戴艳军[8]2005年在《科学技术管理伦理研究》文中认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时代特征之一。20世纪70年代,德国技术哲学家J·米兰多佛尔(Millendorfer)曾经预言:如果把工业化分为叁个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强调的是物质问题,第二次工业革命解决的是信息的问题,即将到来的第叁次工业革命,则要为人们如何在技术世界中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这个伦理学问题找出答案。果然,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科学技术社会应用的非预期后果,以科学技术伦理(文中均用“科技伦理”)问题为突破口,吸引了从学界到政府以至公众舆论的目光。人们分别从科学技术的本质、自然与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发展与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等多个不同角度对科学技术进行伦理反思,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科技伦理问题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与自然与人类社会内部双重和谐的产物,引发科技伦理问题的症结不仅在于科学技术自身,在于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反思,而且在于以这种价值观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管理(文中均用“科技管理”)活动之中。 科技管理作为人类理性地利用科学技术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国家建制化以来,人们通过对科学技术活动进行有效地计划、组织、控制,使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科学技术活动双重社会效应产生,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引发的生态破坏、环境危机、资源枯竭、战争频仍、贫富分化等灾难性后果,不仅要对人们科学技术活动进行伦理考量,而且要对人们的科技管理行为进行考察,通过科技管理目标的调整,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从而进一步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开辟将科技管理与科技伦理结合起来的交叉研究领域。 管理伦理作为一门研究管理活动中伦理道德问题的新兴学科,以企业管理实践中的伦理问题、企业管理与企业伦理结合的基础、企业管理中的伦理关系及其道德调节、企业文化中的伦理关怀与企业主体的道德素质为研究对象,目前正在成为国内外企业管理与企业伦理交叉研究的热门领域。尽管企业管理与科技管理的内容和特点不同,但是,企业管理伦理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对于科学技术管理伦理(文中均用“科技管理伦理”)研究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科技管理伦理研究也为一般管理伦理理论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将科技管理与科技伦理结合起来,搭建科技管理伦理交叉研究的理论平台,通过对科技管理伦理基本规律的探讨,提出有助于科技管理伦理实践的建议和对策。鉴于交叉性与综合性研究需要,论文主要运用了逻辑分析、历史分析、系统分析、案例分析及实证分析的方法,分以下六个阶段展开研究思路。首先,通过
谢俊贵[9]2019年在《高新技术社会风险的生发逻辑与控制理路》文中研究指明高新技术社会风险是高新技术与社会结合后引发社会问题、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运行和破坏社会秩序的可能性。高新技术社会风险具有强人为性、弱感知性、大危害性、广渗透性。高新技术社会风险的生发逻辑有无知无畏的冒进逻辑、离经叛道的逆天逻辑、急功近利的贪婪逻辑、别有用心的挟持逻辑等。随着高新技术竞争在世界范围的不断升级,有关高新技术社会风险的社会关切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特别社会关切。互联网技术、转基因食品、转基因婴儿、智能化技术等的社会风险,目前已达到很高的社会关切度。找出高新技术社会风险形成之理,确立高新技术社会风险防范之路,乃是当今高新技术社会风险控制的最根本最基础的工作。基于对高新技术社会风险基本特征和生发逻辑的分析,高新技术社会风险控制理路的重点在于:认知控制、道德控制、经济控制、法律控制、社会控制、技术控制。
参考文献：
[1]. 论现代技术负效应的表现形式、根源及对策[D]. 梁臣. 广西大学. 2004
[2]. 现代科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负效应及解决对策[D]. 许俊华. 合肥工业大学. 2009
[3]. 马克思“人的技术化”思想视域下的人工智能风险[D]. 于丽颖. 西南交通大学. 2017
[4]. 高科技异化及其对策研究[D]. 于淼. 东北财经大学. 2010
[5]. 职业教育技术性研究[D]. 唐锡海. 天津大学. 2014
[6]. 技术发展的“生态拐点”问题及其解决途径[D]. 田密密. 长沙理工大学. 2014
[7]. 管理工具及其价值研究[D]. 侯丽岩. 黑龙江大学. 2017
[8]. 科学技术管理伦理研究[D]. 戴艳军. 大连理工大学. 2005
[9]. 高新技术社会风险的生发逻辑与控制理路[J]. 谢俊贵. 社会科学研究.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