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照兰[1]2003年在《苜蓿种质资源评价及优良育种材料的遗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苜蓿是最重要的豆科牧草资源，其蛋白质含量高，利于产业化生产，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开发利用潜力。本文以我国新疆南北疆及部分国外苜蓿材料为对象，从形态农艺性状、秋眠性、营养成分、种子储藏蛋白以及RAPD标记多个层次上进行了苜蓿种质资源评价及其优选材料的遗传分析。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来自伊朗、澳大利亚和前苏联等国外苜蓿材料中，具有相对较多的半秋眠、非秋眠苜蓿类型。中国新疆北疆地区的苜蓿种质材料秋眠性一致，均为秋眠类型；南疆苜蓿材料中有一定数量的半秋眠类型，秋眠性等级达到4和5级。 农艺性状指标中种子产量变异幅度最大，63号材料种子产量最高，几份黄花苜蓿材料种子产量较低。15号材料总生物量最高。大部分南、北疆材料能安全越冬，国外材料越冬率在10％-100％不等。在牧草质量方面，20号、78号、87号、117号、134号、52号材料，同时具有高于均值的粗蛋白、氨基酸含量和低于均值的粗纤维含量。杂花15号、63号及紫花25号、26号、22号、134号、65号、87号、101号、79号苜蓿材料，综合农艺性状较好，可推荐优先利用。 苜蓿种子贮藏蛋白研究表明：北疆苜蓿材料基因分化高于南疆或国外苜蓿材料，具有更加丰富的遗传变异；22号材料与其他所有材料遗传距离较远，是一份十分特殊的苜蓿材料，可以考虑在育种研究中优先利用。 RAPD分析结果表明：16份苜蓿材料平均多态位点百分率75.82％。由Shannon指数和Nei指数估算的材料间的遗传分化比例基本相同。84号材料和15号材料，是两份遗传变异更高和遗传潜力较大的苜蓿材料，可以推荐生产试种或供育种家利用。 种子贮藏蛋白和RAPD分析结果一致表明苜蓿的遗传变异主要存在于材料(品种)内。几个层次研究结果有所不同的原因是由于这几个层次的遗传变异反映了苜蓿基因组中不同基因位点的变异情况，而这些不同的基因位点可能具有不同的变异水平。 在聚类分析中地理分布较近的(材料)品种首先聚类，表明它们之间具有更多的基因交流机会和品种的遗传组成趋同。少数来自不同地域的材料首先聚类，可能与早期的引种或材料保存繁殖过程中自然杂交开放性受粉有关。有些地理关系较近的材料，遗传距离较远，可能是材料基因较为原始保守或生境差异较大所致，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王俊杰[2]2008年在《中国黄花苜蓿野生种质资源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黄花苜蓿(Medicago falcata L.)是温带草原广泛分布的优良牧草,具有许多紫花苜蓿所不具备的优良性状,是苜蓿育种和品种改良的重要基因源。我国拥有丰富的野生黄花苜蓿种质资源,开展其野生种质资源的考察搜集,研究其野生种群的遗传结构和遗传变异的分布格局,主要农艺性状和抗逆特性,对于我国黄花苜蓿种质资源的保护、种质创新和苜蓿育种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中国黄花苜蓿野生种质为材料,在居群水平上从形态学、农艺学、细胞学和分子标记等方面对黄花苜蓿野生种质资源进行了系统的鉴定和评价,主要结果如下:1.中国野生黄花苜蓿各个器官中都存在丰富的形态变异,居群内的变异大于居群间的变异。可分为4种根系类型,3种越冬芽类型,2种短地下茎类型,3种地上茎颜色;7种叶片形状,4种花色和4种叶表面毛被类型。提出了黄花苜蓿荚果形态分类的新方法,并采用该方法将黄花苜蓿的荚果准确地划分为13个形态类型,确定了黄花苜蓿荚果的基本形态和变异类型,认为在黄花苜蓿野生居群中出现的荚果弯曲程度超过半圆形的各种变异类型属于黄花苜蓿与紫花苜蓿(或多变苜蓿)杂交后代的荚果变异类型。2.野生黄花苜蓿的主要农艺性状在居群内和居群间都有明显的差异。种子萌发的时间为12～13d,居群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发芽势上,发芽第6天统计发芽势较为合理。野生黄花苜蓿种子的硬实率高达74～100%,机械破除硬实后的发芽率仍然很低,发芽势和发芽率总体上低于供试的俄罗斯居群,居群间的变异则大于俄罗斯居群。不同居群的物候期差异明显。返青～分枝期和成熟～枯黄期,居群间的生长速度差异最大,是进行表型选择的良好时期。黄花苜蓿野生种质的产量普遍较低,居群间地上单株生物量差异明显。综合聚类将34个居群分为3个农艺性状类群。3.提出采用多指标综合指数法对黄花苜蓿种质进行个体和群体2个层面的抗旱、耐盐性评价的新方法和观点。采用该方法对42份材料抗旱性综合评价的结果表明,黄花苜蓿野生种质在个体和群体水平上的抗旱性都普遍高于紫花苜蓿栽培品种,筛选出19个群体抗旱性强的居群,8个具有抗旱性突出个体的居群。评价出6个总体抗旱性最强的居群。采用综合耐盐指数法对34份材料耐盐性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黄花苜蓿在种子萌发期的整体耐盐性明显低于供试的紫花和杂花苜蓿品种,只有2个居群表现出较强的群体耐盐性,苗期的耐盐性显着增强。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有16个黄花苜蓿居群的群体耐盐性超过耐盐性很强的中苜1号紫花苜蓿,6个居群中存在耐盐性突出的优良个体,综合评价出6个总体耐盐性最强的材料。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综合指数法”能够有效的对不同黄花苜蓿种质材料的抗旱性和耐盐性做出定量评价和排序,该方法在其他牧草种质资源抗旱性和耐盐性评价中具有通用性。4.染色体研究共检测出2n=2x=16的二倍体和2n=4x=32的四倍体2个倍数水平,包含M、m、sm和st 4种染色体类型。首次在中国黄花苜蓿野生种质中发现数目不等的B染色体,并在部分居群中检测出随体。采用Stebbins(1971)的核型分类方法将32个居群划分为1A、2A、2B和3B四种核型。采用Romero(1986)的核型不对称参数分析,清晰地反映出不同居群间核型不对称性的变异十分丰富。32份黄花苜蓿野生种质在染色体数目和类型、核型不对称性等方面都反映出居群的地理特征和种内进化的方向性规律。新疆黄花苜蓿的变异明显大于内蒙古和供试的俄罗斯黄花苜蓿。5. SSR分析表明,5对引物在13个黄花苜蓿居群中获得了167个SSR多态性位点,多态性达到98.24%。新疆居群的平均多态位点数和多态位点百分率均高于内蒙古居群。Shannon指数和Nei指数分析显示,中国黄花苜蓿野生居群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和基因分化多样性,居群内的遗传变异大于居群间的变异,新疆黄花苜蓿的遗传变异大于内蒙古黄花苜蓿的遗传变异。聚类分析显示出居群的地理聚类趋势,一些居群的独立聚类表明它们的遗传特异性。6.综合分析认为,新疆是中国黄花苜蓿的起源地,具有从形态到DNA分子水平的多层次和丰富的遗传变异,是我国苜蓿育种得天独厚的宝贵资源。内蒙古地处黄花苜蓿分布的边缘地带,既有黄花苜蓿丰富的遗传变异,又表现出系统进化的独特性,在苜蓿杂交育种中具有特殊意义。
魏臻武[3]2003年在《苜蓿遗传多样性分子标记及其种质资源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来自北美、欧洲、澳洲等地区和我国地方品种和育成品种等55个苜蓿(Medicago sativa)种质为材料，对苜蓿遗传多样性、适应性和生产性能相关性状进行评价。 品种比较试验结果表明，不同苜蓿品种(系)的生长速率具有明显的差异，各次刈割时的生长高度不同，适宜刈割期也有差异，最终表现为小区产量的差异。两年田间试验测定，苜蓿平均鲜草产量为46.4 t／hm~2，参试材料小区鲜草产量在71.5 t／hm~2～17.74 t／hm~2之间，全年鲜草产量在品种(系)间差异极显着(P＜0.01)。不同苜蓿品种(系)各次刈割时的生长高度差异极显着(P＜0.01)。参试材料中，国内地方品种生长高度普遍低于引进品种。来自南澳的品种(系)生长高度在各次刈割时均表现出较高的生长高度。全年生长高度名列前五名的苜蓿品种(系)是L33、Sitel、WL320、Super7和L287，全年生长高度分别达到316.4cm、309.2cm、308.2cm、303.2cm和302.1cm。全年生长高度排列最低的五个品种(系)均来自国内地方品种(系)，它们是准格尔、呼盟、敖汉、阳高和无棣，全年生长高度分别是127.9cm、148.4cm、152.3cm、183.1cm和195.2cm。根据生长速度的快慢将苜蓿的生长能力分为快速生长、普通生长、慢速生长和生长不良四种类型。试验证明，优良苜蓿品种可以保持较高的生长速度，同时再生能力强。平均日生长速率在可以达到2.2cm／d～2.6cm／d。试验中各苜蓿品种(系)表现出鲜明的秋眠特性，国内地方品种(系)与国外引进品种(系)的秋季生长高度差异极显着(P＞0.01)。L287、L90、L173、L33、Super 7等南澳品种(系)表现出较高的秋眠高度。我国地方品种的秋眠高度均较低，其中秋眠指数最高的材料是新疆大叶苜蓿，其次是天水苜蓿。有些地方品种的秋眠指数较低，与极秋眠的匍匐品种Jindera相近。 对首稽生产性能相关农艺性状进行主成分分析，测定20项有关首稽生产性能的指标，对不同首稽品种生产性能和相关农艺性状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首稽鲜草年产量与第二次XlJ割时的生长高度和主茎高度之间的相关程度较高，相关系数分别为0.8315和0.8301。而首楷鲜草年产量与主株分枝数和主枝叶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44巧一0.1192。首蓓生产性能相关农艺性状主成分分析有八个入选因子，其中第一主成分为刘割因子，贡献率为46.389%。八个入选因子主成分累积贡献率达91.871%。第二主成分和第叁主成分确定为分枝数因子和高度因子，贡献率分别为12.817%和10.288%。从各主成分因子的特征向量值可以看出，首稽第一次XlJ割时的生长高度与第二次XlJ割时的生长高度呈负相关。首稽第一次刘割时生长高度越高则第二次XjJ割时的生长高度越低;首蓓第一次刘割高度对第二次以后的XlJ割高度的影响逐次降低:第二次刘割时的主枝侧枝数越多，则第叁次XlJ割时的生长高度和鲜草产量越低;第一次XlJ割的鲜草产量对全年的产草量影响较大，以后两次刘割的产草量对全年产量的影响逐次减小。第一次XlJ割和第叁次刘割的青干草产量与全年青干草产量有较大影响，相关系数分别为0.8456和0.8443。在生产实践中，应当高度重视首次XlJ割的适宜刘割期，第一次刘割过迟不仅影响XlJ割后首楷的再生，而且决定全年的鲜草产量和青干草产量。 从现有1500多个RAPD随机引物中经过大量筛选，筛选出了36个扩增条带清晰，重复性好的引物，可以在不同首稽品种(系)间检出较高的多态性，每个引物具有4一8个多态性位点。在55个国内外首稽品种(系)中获得了182个多态性位点，用于构建首蓓品种DNA指纹图谱。利用RAPD分析建立的九个首楷品种的指纹图谱表明，九个首蓓品种RAPD标记多态性高，具有不同的特异条带，呈现出清晰的指纹特征。利用2一3个RAPD引物可以将不同首稽品种准确区分开来。在首稽基因组中扩增出了丰富的SSR多态性，筛选出的8对SSR引物中，多态性达到98.8%。首稽基因组DNA的SsR丰度差异较大，叁核普酸(ACT)n引物Al份扩增的SSR位点达26个。筛选出12个IsSR引物可以在首蓓基因组中扩增出DNA片段，占筛选引物总数的33 .3%。首楷基因组IsSR指纹图谱多态性丰富，稳定性比RAPD强，引物为通用引物，实验条件易于掌握，是很好的鉴别首楷品种的分子标记。通过RAPD检测的55个首稽种质的群体遗传距离为12.6123。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将55个首蓓种质划分为两大类和两个遗传距离较远的品种。一些首猎品种(系)的独立划分表明了它们的遗传特异性。 利用RAPD标记可以将国内地方品种和育成品种聚类为四类和叁个品种。公农1号、甘农3号和天水首稽与其它国内地方品种(系)保持较远的遗传距离。RAPD分析表明陇中、陇东、河西、尉县、阳高和佳木斯等首稽品种之间的遗传距离小，亲缘关系近。SSR标记检测的首稽种质遗传多样性的聚类结果将55个国内外首蓓种质划分为五大类型和叁个品种。与其它首蓓种质保持独立的叁个品种分别是甘农3号、润布勒和Jindera。SSR分析检测结果说明了甘农3号首蓓种质的特异性，这与RAPD分析检测的结果相同。与RAPD分析的聚类结果一样，SSR分析也将陇东、河西、陇中这叁个甘肃地方品种聚类在一类中。以田间观测数据进行聚类分析计算的结果也表明陇?
关潇[4]2009年在《野生紫花苜蓿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苜蓿(Medicago sativa L.)是豆科苜蓿属,耐干旱、冷热,产量高且质优,能改良土壤,因而被广泛栽培利用,主要用制干草、青贮饲料或用作牧草。本研究采用形态学、光合遗传特性及SRAP分子标记技术,以世界15个国家的42份野生紫花苜蓿为材料,从表型、光合和DNA分子标记叁个水平对野生紫花苜蓿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分析,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野生紫花苜蓿具有丰富的表型性状多样性。在13个重要表型特征中叶面积的变异幅度最大,株丛形态的变异最小。各表型特征间相关分析说明主茎直径与主茎长度以及叶表面毛与叶背毛呈极显着正相关,叶面积与千粒重、叶宽、叶长都是极显着正相关。2、42份野生紫花苜蓿的主成分分析表明:不同种质之间表型性状间的主要变异来源于生长习性、花色、千粒重、叶面积以及越冬率这五个因子的影响。将供试材料分为5个类群的聚类结果显示了苜蓿生殖生长状况的差异。3、首次在国内运用技术较新且在牧草类作物应用非常少的SRAP标记对42份野生紫花苜蓿种质进行研究,用13对引物扩增,共扩增出273条带,其中多态性条带为229条,多态性比率83.88%,高于目前所报道的其他作物,每对引物组合平均21条的多态性条带。各材料间的GS值范围在0.498～0.882之间显示苜蓿种质资源间存在着非常丰富的遗传多样性。42份野生紫花苜蓿材料的聚类结果将所有材料划分为5类,典型特征是叶面积、千粒重、花色的不同,研究表明SRAP标记更能准确的反映材料的遗传多样性。4、研究了42份材料的净光合速率日变化曲线发现:按表型性状所分的五个类别中各材料的净光合速率的日变化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但115号、122号、114号这叁份材料的变化趋势与组内其他材料表现出了不一致的趋势;但SRAP分子标记所分的五个类别中各材料净光合速率的日变化趋势在各自类别中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见,光合特性也是研究遗传多样性的重要手段,光合特性和分子标记以及表型性状对于研究苜蓿的遗传多样性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李志勇[5]2011年在《扁蓿豆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机理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扁蓿豆是一种很重要的豆科牧草,在畜牧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揭示扁蓿豆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及遗传结构,并为该种质资源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以7个地理类群的59个扁蓿豆居群为研究对象,从表型性状、叶片解剖结构、种子贮藏蛋白、ISSR分子标记及AFLP分子标记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价和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各类群与环境生态因子的相关性。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28个表型性状和9个叶片解剖结构特征的变异系数的差异均较大,其中叶面积、株高、单枝花序数、花序的种子数、花序的结荚数、千粒重、茎色和生长习性等是引起扁蓿豆种质表型变异的主要性状;栅栏组织厚度、海绵组织厚度、维管束直径及叶片厚度基本可以代表叶片解剖结构大部分的变异信息。栅栏组织厚度、海绵组织厚度及叶片厚度与生态因子中的年降水量呈显着正相关(P<0.05),表明这3个性状随降水量的变化发生变异,它们与扁蓿豆种质资源的抗旱特性有关,为扁蓿豆抗旱结构的特征之一。2、种子贮藏蛋白电泳检测结果表明,不同居群间和地理类群间均有明显的多态性。供试的基因多样性h=0.1548,Shannon多样性指数I=0.2744,表明居群间变异程度较高,遗传分化大。内蒙古和西藏地区扁蓿豆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较丰富,北京地区扁蓿豆种质资源的遗传差异较小。聚类分析可把59个居群扁蓿豆种质资源分为10类。3、选用18个ISSR引物对59个居群进行分析,共检测出143条谱带,平均每个引物的总扩增带数为7.94条,多态性条带的比例为80.41%。居群间基因多样性指数为0.3297,基因分化系数为0.8349,内蒙古和西藏地区扁蓿豆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较丰富,北京地区种质资源的遗传差异较小。聚类分析可把59个居群扁蓿豆种质资源分为8类,与种子贮藏蛋白的分析结果一致。4、利用EcoRI/MseI酶切组合和4对选择性引物,对49个居群进行AFLP扩增,总扩增条带数目为36条,多态性达100%。地区间的遗传变异小于居群间的遗传变异。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显示供试居群可分为8类,来源地相同的部分居群聚在了一起,但也有相互交叉现象。5、叁种遗传标记水平反映出的遗传变异程度和遗传多样性水平不同。种子贮藏蛋白标记反映出的居群间遗传差异最大。采用表型性状、叶片解剖结构特征、种子贮藏蛋白、ISSR及AFLP标记等研究方法对供试扁蓿豆种质资源进行综合评价的效果较好,尤其以种子贮藏蛋白和ISSR检测评价方法为佳。综合以上研究结果表明:⑴扁蓿豆种质资源在居群内和居群间均具有十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且居群内的遗传多样性高于居群间,表明其遗传变异主要来源居群内。⑵不同地理类群间的扁蓿豆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的差异较大,来源于内蒙古地区的遗传多样性高于其他地区。⑶不同的遗传标记方法的聚类结果不同,但部分来自相同或相似生态地理环境的居群均可以聚为一类,说明地理来源相同的居群的亲缘关系较近。⑷采用表型性状、叶片解剖结构特征、种子贮藏蛋白、ISSR及AFLP标记等方法对扁蓿豆种质资源进行综合评价的效果较好。这将为扁蓿豆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和利用提供依据。
刘青松[6]2014年在《苜蓿种质资源的评价及遗传多样性研究》文中指出2012年至2013年,对种植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沙尔沁地区的26份紫花苜蓿种质材料进行农艺性状、生理特性及分子标记叁个方面研究。在2013年6月15日、7月29日和9月10日对26份苜蓿种质材料进行生长高度、分枝数、产量等农艺性状测定；并于7月10日、9月10日及11月10日取苜蓿新鲜叶片,测定其游离脯氨酸及丙二醛含量；于2012年9月提取不同苜蓿种质材料新鲜叶片DNA,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苜蓿种质材料的遗传多样性、遗传特性与农艺性状特性之间的关系,为最终筛选出适宜呼和浩特地区种植的苜蓿品种提供依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26份苜蓿种质材料中,来自荷兰的叁得利和塞特、中国的组合2及美国的苜蓿王4份苜蓿种质材料不管是从全年株高、分枝数、再生速率,还是草产量等其他方面均优于同等条件下的其他苜蓿品种,在呼和浩特地区种植时可优先考虑；决定苜蓿草产量的主要因子为苜蓿株高和再生速率；对26份苜蓿种质材料进行8个农艺性状聚类分析,最终将26份苜蓿种质材料聚为4大类,表现为在种植地区农艺性状生长表现相似的苜蓿种质材料聚为一类。2.低温条件下,国内低秋眠级别的苜蓿种质材料较国外秋眠级别较高的苜蓿种质材料叶片中游离脯氨酸积累量较高,丙二醛积累量较低。若保证在呼和浩特地区极端低温条件下苜蓿能够安全越冬,则应优先选择国内低秋眠级别苜蓿种质材料。3.对26份苜蓿种质材料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在相关系数0.71处,将26份苜蓿聚为4大类,聚为一类的大多表现为遗传背景相同或相近的苜蓿种质材料,而荷兰的叁得利、塞特、得宝,和中国的新疆大叶以及澳大利亚的猎人河聚为了一类,可能是由于在这些地区发生过引种从而导致了不同苜蓿品种间基因的交流。4.对比26份苜蓿种质材料的农艺性状聚类和分子标记聚类结果,农艺性状聚类结果主要与不同苜蓿种质材料与种植地区土壤、气候条件等有关；而分子标记聚类结果主要与不同苜蓿种质材料遗传背景有关。
闫伟红[7]2010年在《冰草属和鹅观草属部分植物种质资源遗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冰草属5种12份和鹅观草属7种27份种质材料为研究对象,采用居群取样,从形态学、生理学、醇溶蛋白、同工酶、ISSR分子标记和生产性能等六个方面,对上述种质材料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分析,结果如下:1.两属供试材料在形态特征上均存在丰富的遗传变异。其中,种间变异大于种内变异。引起冰草属和鹅观草属形态变异主要有8个和9个性状。Shannon指数分析显示,光穗冰草和细茎冰草、肃草形态多样性指数最大,蒙古冰草、岷山鹅观草形态多样性指数最小;有5个种居群间形态多样性大于居群内形态多样性,有5个种与其相反;肃草地区内形态分化大于地区间形态分化,有8个种与其相反。欧氏距离聚类结果再次印证了两属植物传统分类的科学性。2.有6个生理因子影响冰草属和鹅观草属植物叶片的生理代谢功能,它们分别是丙二醛含量、电导率、可溶性糖含量、相对含水量、叶绿素b含量、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和丙二醛含量、电导率、脯氨酸含量、叶绿素a含量、相对含水量、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在分蘖期～抽穗期,开花期～成熟期,不同物种生理代谢功能差异较大。同一物种不同材料间生理特性无显着差异。3.醇溶蛋白呈现多态性。冰草属和鹅观草属植物多态百分率分别为89.19%和92.50%。通过各遗传参数分析显示,冰草属种间遗传多样性大于种内遗传多样性,鹅观草属种间遗传多样性小于种内遗传多样性;冰草和岷山鹅观草遗传多样性最大,细茎冰草和黑药鹅观草遗传多样性最小;垂穗鹅观草地区间遗传分化小于地区内遗传分化,有5个种与其相反。4.过氧化物酶和酯酶谱带差异明显。冰草属和鹅观草属的多态性比例分别为90.00%和100.00%,其中,冰草属过氧化物酶的多态性小于酯酶,而鹅观草属正好相反。通过各遗传参数分析显示,种间遗传多样性大于种内遗传多样性;冰草和垂穗鹅观草遗传多样性最大,细茎冰草和直穗鹅观草遗传多样性最小;直穗鹅观草地区间遗传分化小于地区内遗传分化,有5个种与其相反。5.基因多样性丰富。利用ISSR分子标记技术,7条和21条随机引物从冰草属和鹅观草属供试材料中,分别检测出83条和177条多态性谱带,多态性比例分别为94.32%和92.17%。通过各遗传参数分析显示,冰草属种间遗传多样性大于种内遗传多样性,鹅观草属则相反;蒙古冰草和垂穗鹅观草遗传多样性最大,光穗冰草和黑药鹅观草遗传多样性最小;有5个种地区间遗传分化大于地区内遗传分化。6.生产性能差异明显。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11个和9个农艺性状与冰草属和鹅观草属产量密切相关。蒙古冰草和肃草草产量最高,冰草和直穗鹅观草种子产量最高,光穗冰草和岷山鹅观草草产量、种子产量均最低。抽穗期～开花期,不同物种生长速度有很大差异,是鉴定和评价最适宜时期。聚类结果不能完全反映两属内不同种间亲缘关系,但能揭示其生产能力的差异性。7.聚类分析显示,冰草属大部分材料基本能够聚在本种内,且聚类情况与地理来源相关。鹅观草属同种材料没有严格聚在一起,垂穗类和直穗类种质也未严格单独聚类,少部分材料聚类表现出地理同源性。从形态学、生理学、蛋白质水平和DNA分子水平获得的聚类结果基本吻合,生产性能与上述聚类结果不同。相关分析表明,不同标记水平,各多样性指数和遗传参数与原生态因子相关性不显着。8.在种间亲缘关系和系统演化上,从形态学、生理学、蛋白质水平和DNA分子水平上,推测沙生冰草很可能是冰草和蒙古冰草的天然杂交衍生种,验证光穗冰草是冰草的变种;推断小颖组垂穗鹅观草、岷山鹅观草为原始状态,长颖组肃草、多变鹅观草、直穗鹅观草为进化状态。9.根据Mantel检测结果,利用形态学、生理学、醇溶蛋白、ISSR标记和生产性能测定等研究方法,鉴定和评价冰草属种质材料,会得到比较好的效果。利用形态学、醇溶蛋白和ISSR标记等方法,鉴定和评价鹅观草属种质材料,也会收到较好的效果。同工酶的鉴定结果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张晨[8]2018年在《基于SSR分子标记的新麦草种质遗传多样性及群体遗传结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为了丰富新麦草种质资源的分子遗传学信息,提高新麦草种质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且挖掘新麦草优良的等位基因和稀有基因,了解新麦草亲本材料的遗传特性和遗传组成成分,本研究收集了来自国内外不同地区的28份新麦草种质资源,充分考虑其异花授粉的繁殖特性,运用SSR分子标记技术从28个群体基因组和171个单株基因组两方面揭示新麦草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及群体遗传结构信息,并对其亲缘关系、遗传分化程度等方面进行分析。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筛选的16对SSR引物在群体组新麦草材料中共检测到261个等位基因,253个多态性位点,平均每个引物扩增15.81个位点;38对多态性好的SSR引物在单株组新麦草材料间检测到308个等位基因,275个多态性位点,平均每个引物获得8.11个等位基因,单株材料遗传多样性水平高于群体材料。2.大部分新麦草材料的遗传相似性系数介于0.7~0.8之间,表明新麦草群体材料及单株材料的整体亲缘关系较近,分布较集中。3.不同分类方法(UPGMA聚类、NJ聚类、PCA主成分分析)将新麦草材料划分为叁大类,结果体现了类群内大部分新麦草材料分布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其余类群无明显地域分布特征,但主体材料较明显。4.对新麦草群体材料和单株材料进行群体遗传结构分析,当K(最佳类群数)=3时,群体材料及单株材料分别被划分成叁大类群。(1)以Q值大于0.5为划分标准,类群1、2、3包含的材料分别占总体的57.14%、10.71%和28.57%,其余2份材料遗传结构较复杂划分为混合类群,群体遗传结构分析与主成分分析结果较一致。叁个类群的近交系数(Fst)大小为类群3(0.4008)>类群2(0.3702)>类群1(0.2339),遗传多样性水平为类群1(0.2973)>类群3(0.2790)>类群2(0.2085),类群3的分化水平较高,类群1的遗传多样性较高。(2)以Q值大于或等于0.6为划分标准,类群1、2、3包含的材料分别占总体的52.05%、36.84%和4.09%,12份单株材料划归到混合类群中,分类结果显示遗传结构较单一的单株材料的划分结果基本一致,遗传结构复杂的单株材料划分结果有一定的差异。
刘振虎[9]2004年在《中国苜蓿品种资源遗传多样性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采用形态学、等位酶及AFLP分子标记技术，以中国苜蓿40份材料为样本，以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的34份材料作对照，首次从表型、蛋白质和DNA叁个水平对中国苜蓿品种资源的遗传变异与其进化和分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取得了中国苜蓿品种资源遗传多样性分布规律的初步结果。 针对8个形态学性状变异的研究发现，中国苜蓿种群遗传变异十分丰富，参试材料种群内的变异大于种群间的变异。在形态学性状中，第一真叶高度具有最高的变异水平，种群内的变异系数达26.40％，其余的性状中变异超过10％的还有叶长宽比指标，达14.26％。相关分析发现，除叶宽和单株分枝数两个指标以外，其余各性状之间都表现出显着的相关性。主成分分析表明，植株高度因素和叶长因素构成了第一主因子，在所有形态学变异来源中，这两个因素起着主导的作用。 通过对4种等位酶系统LAP、EST、PGM和MDH的淀粉凝胶电泳分析发现，在22份中外苜蓿品种(系)材料中共检测到9个基因位点和28个共显性等位基因。研究在遵循孟德尔遗传规律的基础上按照单体酶和二聚体酶在同源四倍体紫花苜蓿中的酶型规律对各酶谱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苜蓿种群等位酶分析平均多态位点比例为74.07％。在多态位点上的等位基因频率范围在0.788～0.003，平均每个位点上的等位基因数为2.73，明显高于外国对照种群(0.785～0.002和2.43)。 首次应用AFLP分子标记技术对我国北方苜蓿分布区12个省份的具有代表性的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 L．)种群40份材料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40个中国苜蓿种群的AFLP标记图谱显示了较高的多态性。从筛选出的4对AFLP引物组合(分别是E35／M50、E35／M49、E38／M62和E40／M47)中共得到到177条清晰的显带，其中97条呈多态性，平均每对引物扩增出44.3条带，多态性带的比例达54.8％。采用Nei的遗传相似系数和遗传距离矩阵得到的中国苜蓿种群间的遗传距离范围在0.548～0.802，聚类结果表明，起源以及分布区较近的品种(系)具有优先聚类的趋势。
娄燕宏[10]2015年在《高羊茅农艺和品质性状的遗传多样性及其SSR标记的关联分析》文中认为随着现代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草地畜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草食畜禽数量不断增加,对牧草的消费量和需求量逐步增大,迫切需要选育高产、优质、适应性强的优良牧草新品种,以期与畜牧业的快速发展相适应。目前,我国牧草新品种选育工作远远落后于国外,已有育成品种数量较少；生产能力、抗逆性能不突出；远不能满足我国草食畜牧业生产、生态建设、环境绿化等多方面的需求。高羊茅不仅是一种常用的冷季型草坪草,更是一种重要的牧草,广泛应用于人工草场。而且,优良高羊茅品种的鲜草与干草产量高,牧草品质优良。但是,目前高羊茅种质资源的研究主要还停滞在种质资源的考察、搜集、评价与入库保存的基本研究阶段,缺乏系统深入研究。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定位高羊茅重要农艺和品质性状基因位点对其进行遗传改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不同地理来源的高羊茅种质材料为研究对象,对其农艺和品质性状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期筛选优良高羊茅种质；同时采用SSR分子标记对各高羊茅种质资源进行遗传多样性评价,基于连锁不平衡作图,进行关联分析,从而发掘影响高羊茅农艺和品质性状的关键基因位点。取得如下主要结果：1、本研究115份供试高羊茅种质的生育期差异较大,其出苗期的变幅极差为13 d,商业品种的出苗最快,欧洲群体的出苗速度最慢；其抽穗期、开花期的变幅极差均为14 d,美洲和亚洲群体的抽穗期较早,欧洲群体的抽穗期总体表现较晚。2、各高羊茅种质资源的主要农艺性状存在广泛的遗传变异性,尤其是株高、叶枕距、每穗小穗数、单株穗数、穗重的变异系数均大于20%。高羊茅商业品种的株高、叶枕距均显着小于野生群体的。除主穗分枝数外,同一地理来源的不同高羊茅种质间的其它农艺性状都存在较大变异,其中,欧洲群体的单株穗数的变异系数最大,亚洲群体次之。高羊茅各群体的穗重的变异系数也较大,从中可筛选出优异高羊茅种质作为新品种直接利用或用作杂交亲本及供体、受体材料。3、各农艺性状的相关性分析表明,株高与穗长、叶枕距、每穗小穗数、穗重均分别呈极显着水平正相关；穗长与叶枕距、每穗小穗数、主穗分枝数、穗重均分别呈极显着水平正相关；叶枕距与每穗小穗数、穗重均分别呈极显着水平正相关；每穗小穗数与主穗分枝数呈极显着水平正相关；每穗小穗数与穗重呈显着水平正相关；每穗小穗数与单株穗数呈极显着水平负相关。4、主成分分析表明,前3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到82.816%,能概括7个主要农艺性状的绝大部分信息,穗长、单株穗数和主穗分枝数为影响高羊茅农艺表现的主要性状。聚类分析表明,地理距离和农艺性状间未存在严格的一致性。5、各高羊茅种质的品质性状均存在广泛的遗传多样性,主要品质性状的变异系数由大到小依次是粗脂肪>粗蛋白>干物质。商业品种的粗蛋白含量显着大于亚洲和非洲群体,这充分印证了高羊茅育种过程中对其粗蛋白含量的正向选育。高羊茅亚洲群体的干物质含量、粗脂肪含量均最高。高羊茅野生群体的干物质含量变异系数大于商业品种的；除欧洲群体外,其它各野生群体的粗蛋白含量变异系数均大于其商业品种的；除亚洲群体外,各野生群体的粗脂肪含量变异系数均小于商业品种的。6、各高羊茅种质主要品质性状间的相关性分析表明,粗蛋白含量与干物质含量呈显着正相关；粗蛋白含量与粗脂肪含量呈显着正相关；而粗脂肪含量与干物质含量呈负相关。各高羊茅种质各品质和农艺性状间的相关分析表明,干物质含量与株高、叶枕距和每穗小穗数分别呈极显着负相关；与穗长、穗重分别呈显着负相关；与单株穗数呈负相关。粗蛋白含量与穗重的呈显着负相关。7、共检测到51个SSR位点与高羊茅的株高、穗长、叶枕距、穗重、单株穗数、主穗分枝数、每穗小穗数相关联。其中,14个SSR位点与株高相关联；12个SSR位点与主穗分枝数相关联；4个SSR位点与穗长相关联；11个SSR位点与穗重相关联；8个SSR位点与单株穗数相关联；11个SSR位点与每穗小穗数相关联；1个SSR位点与叶枕距相关联。值得注意的是,9个分子标记(M1、M2、M3、M4、M19、M35、 M40、M54、M193)与高羊茅多个农艺性状相关联。M1、M2、M35、M54位点同时与主穗分枝数和每穗小穗数两个性状相关联；M19位点同时与株高和叶枕距相关联；M40位点同时与单株穗数和穗重两个性状相关联；M193同时与株高、穗长两个性状相关联；M3、M4两个位点同时与主穗分枝数、穗重和每穗小穗数3个性状相关联。尤其是M1、M2、M3、M4对主穗分枝数的表型解释率都超过了10%。8、高羊茅品质性状与SSR标记的关联分析共检测到41个SSR位点与高羊茅的干物质含量、粗蛋白含量、粗灰分含量相关联。其中,26个SSR位点与其粗蛋白含量相关联,且6个分子标记(M213、M214、M215、M216、M217、M218)与其关联性较强；12个SSR位点与其粗脂肪含量相关联,且6个分子标记(M253、M32、M169、 M168、M100、M29)与其粗脂肪含量的关联性较强；4个位点与其干物质含量相关联,其中,M49与其干物质含量的关联性最强,解释率最大。同时检测到一个分子标记(M100)与其粗脂肪含量和干物质含量两个性状相关联,解释率分别为12.8%和12.7%。关联标记的性状变异解释率普遍较高,大部分为10.0%以上。9、共检测到14个SSR位点同时与多个高羊茅的农艺和品质性状相关联。其中,6个SSR位点(M213、M214、M215、M216、M217、M218)同时与其粗蛋白含量和株高相关联；M40位点同时与粗蛋白含量、穗重和单株穗数相关联,表型变异的解释率是3.2%-7.6%；M100位点同时与干物质含量、粗脂肪含量和每穗小穗数叁个性状相关联,表型变异的变异系数是5.8%-12.7%。这些与高羊茅品质性状相关联的基因位点可以为今后高羊茅的品质育种提供重要的遗传基因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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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基于SSR分子标记的新麦草种质遗传多样性及群体遗传结构分析[D]. 张晨.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8
[9]. 中国苜蓿品种资源遗传多样性研究[D]. 刘振虎. 北京林业大学. 2004
[10]. 高羊茅农艺和品质性状的遗传多样性及其SSR标记的关联分析[D]. 娄燕宏. 湖南农业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