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自强[1]2007年在《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策略的互动关系研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对于企业融资决策和产品市场经营决策的研究一直是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分别展开的。由于假定条件的限制,上述两类研究都没有考虑到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造成他们难以对现实中的企业行为进行合理的解释,甚至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我们在国内外现有研究基础上,将两者结合,深入分析产品市场竞争策略与公司资本结构的互动关系,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还能为我国公司评价和优化资本结构提供科学参考,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有关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关系的研究——着名的MM不相关理论的例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笔者在第二章对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综述。在第叁章中,笔者在古诺寡头竞争环境中提供了一个基于破产成本下的债务对投资影响的新模型,并且探讨了财务杠杆改变后公司本身及竞争对手产量投资决策变化的情况。由于产品市场竞争战略中还包括了研发与广告投资竞争,因此我们将公司负债融资引入到研发投资竞争的研究之中,重点讨论当对手研发投资的溢出效应达到不同水平时,公司负债水平的变化对研发投资竞争以及公司价值的影响,以便与前述无溢出效应下的产量投资模型相比较。在第四章中,笔者对债务期限结构如何影响产品市场策略——广告投资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短期负债、总负债与广告投资规模正相关,长期负债与广告投资规模负相关。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了负债水平对产品市场策略的影响,因此本文在第五章中着重探讨了产品差异化策略对公司负债水平的影响,创造性地利用产品差异化程度作为产品市场势力的测度,研究其改变对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并且通过对家电业中低负债的春兰股份与高负债的深康佳的案例比较研究,从竞争战略的角度就企业是否应该执行财务保守政策加以分析。在前面章节的研究中,我们没有考虑公司股东与其代理人以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可能存在的代理人问题,但是负债对公司投资战略影响的代理效应问题不应该被忽视,因此本文在第六章中引入负债的代理效应,进一步探讨负债双重效应——代理效应与战略效应下的公司产品市场投资战略。笔者提出,在不考虑债务期限结构和债务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当一个企业单方面提高债务水平时,其在产品市场上是否会增加投资不仅取决于债务融资的有限责任效应,还取决于债务水平变化导致的经营者权利责任扭曲程度的快慢;在考虑债务期限结构和债务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利用短期债务为固定资产投资进行融资的公司面临着债权人的融资约束,因此该公司的经理有可能进行产量操纵,使公司在1阶段的产量超过没有代理问题时的产量,而对手公司的产量降低。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本文在第七章中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1-2005年间的年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现有的有关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策略关系的分析大多数仅采用单方程模型和普通最小二乘法,而在本文中笔者按行业竞争程度划分研究样本,根据前几章理论模型结论所提出的有关公司资本结构与其竞争战略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的假设,通过建立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战略的联立(结构)方程模型,采用叁阶段最小二乘法,从产品竞争以及代理人问题的角度,对公司资本结构与其投资(包括广告投资以及固定资产投资)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各项实证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验证了我们前面理论研究所得出的有关公司资本结构与其竞争战略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相关关系的结论。第八章则是对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创新与不足之处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总结。
曾宏[2]2003年在《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资本结构选择的互动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Modigliani和Miller(1958,1963)开创现代资本结构问题研究的先河开始,财务学界就围绕“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是否相关”这一关键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但多数研究都没有将资本结构决策问题与产品市场竞争情况联系起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Brander and Lewis、Maksimovic等为代表的一部分财务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此展开研究,由此产品市场竞争与资本结构互动关系的研究发展起来,使得资本结构研究逐渐超出单一企业的框架,极大地拓展了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视野。与最近几年国外该领域热烈的讨论相比,我国目前在该领域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因此,有必要结合我国转型经济体制的背景,探讨产品市场竞争与资本结构的互动关系。本文在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转型时期产品市场竞争和资本结构的特点,对产品市场竞争行为与资本结构决策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作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取得部分成果,为我国企业优化资本结构、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提供一些参考。本文的研究工作从层次上分为六个部分,相应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本文第一部分对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最新发展作出较全面的综述。资本结构理论的近期研究主要是从公司治理结构和产业组织两个方向展开。根据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对基于产业组织的资本结构文献作出非常翔实的综述,在形成本文研究文献基础的同时,也为国内其他研究学者提供该领域研究的详细进展。本文第二部分对企业目标、融资制度与融资行为作出了分析。该部分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从控制权角度将企业目标明确为股东权益最大化,从而为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与资本结构决策行为明确了决策目标。然后,建立理论模型在单一企业框架中分析国家融资制度下的我国企业融资行为,对转型时期企业软预算约束导致贷款扩张冲动的原因给出清晰的解释。研究表明:政府的干预使得银行违背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决策原则为企业提供更多数量的贷款,最后形成银行的巨额不良债权。这种情况在产业竞争的框架下,是否会得出同样的研究结论呢?本文第叁、四、五部分的研究工作则回答了这一问题。本文第叁部分对转型时期我国产品市场竞争与资本结构的特征进行描述。转型时期,多数产品市场的竞争行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无序和混乱,一部分产业内还存在恶性竞争情况。而我国企业资本结构最主要的特征是高负债率、内源融资小。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内部人控制和产品市场竞争压力下产生的非理性投资行为进行了分析,探讨非理性投资行为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第四、五部分将结合转型时期产品市场竞争与资本结构的特征对两者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WP=5>本文第四部分主要分析资本结构决策对产品市场竞争行为的影响。由于不同债务契约下进行的债务融资对产品市场竞争行为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首先在标准债务契约下,通过对经典理论模型的介绍来阐述债务融资对产量竞争、价格竞争以及竞争中合谋行为的影响。继而,本文设计了一个包含债务重组和转型时期软预算约束特征的最优债务融资契约,并分析了使用这种债务契约进行融资对产品市场竞争行为的影响。该部分研究表明:①在现代公司有限责任制度下,标准债务契约融资在企业产品市场竞争中可以发挥特定的承诺作用,可以使企业竞争策略对竞争对手产生攻击性,也可能招致竞争对手的掠夺性竞争行为。并且,不同融资工具的采用,会影响企业竞争中的合谋行为。②在本文设计的非标准债务融资契约中,企业对债权人的支付为企业实现利润与债务数量的最小值,债务重整失败的概率与企业债务数量、债务重整产生的支付义务正相关,与企业持续经营价值、政府预算补贴负相关。③企业的预算约束越硬,竞争达到均衡时的产量越高,并且均高于无负债时的产量。④当竞争对手的融资受到约束时,企业的产量竞争策略取决于特定的信息结构。如果企业知道竞争对手融资约束和生产成本的充分信息,企业可能会采取掠夺性的竞争策略,并且,竞争对手的预算约束越软化,企业掠夺性竞争行为成功的可能性越小。本文第五部分则分析了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资本结构决策行为的影响。由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相当复杂,难以建立理论模型加以讨论,故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根据行业进入是否存在特定行政许可为标志,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两组,通过两种竞争形态下企业资本结构选择过程的对比分析,揭示产品市场竞争行为对资本结构选择的不同影响。实证结果表明:①处于垄断竞争行业的公司资本结构决策表现出不大顾及自身盈利能力的倾向;与此相反,完全竞争行业的公司由于面临强大的竞争压力,比较注重自身的盈利能力,量力举债。②我国上市公司在融资方式的选择过程之中也体现出与竞争形态相适应的特点,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过程首先是建立在调整历史年度累积的杠杆差异(负债不足或负债过度)基础上,再满足公司总资产规模变动引致的融资需求。③公司最终采用何种增资方式,不同竞争形态下的企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垄断竞争行业内的企业,是在综合累积杠杆差异、总资产规模变动
金红英[3]2017年在《关于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资本结构选择的互动关系分析》文中指出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企业发展水平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而融资活动作为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融资结构对企业的未来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产品市场竞争与融资结构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而且对企业融资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通过对企业资本结构以及其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探究,并且相应的得出企业未来融资行为的启示。
卿锋[4]2005年在《产品市场竞争与融资结构互动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产业经济学理论与资本结构理论的相结合,产生了资本结构产品市场竞争学派,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该领域的研究与发展表明,企业的融资结构决策是企业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企业战略以及资本市场环境等因素进行的合理商业选择。企业的融资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企业的融资结构决策与产品市场竞争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竞争与企业融资结构有其不同的特性。我国企业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产品市场竞争日趋理性,资本市场正在逐步完善,金融衍生工具得到长足发展,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在上述背景下,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特点,以及企业产品竞争环境与融资结构的相互影响,对于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促进上市公司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本文主要对产品市场竞争与融资结构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并考察了我国经济转型时期产品市场竞争和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主要特性,由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除绪论外,共分四个部分论述。第一部分对资本结构理论的演进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对产品市场竞争学派的主要理论成果进行了论述,以此作为本文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对主要类型市场结构的特点以及对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以融资结构为被解释变量,以市场结构指标为解释变量,选取样本行业的五年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实证验证了市场结构对企业融资结构具有重要影响;第叁部分分析了融资结构对企业竞争战略的影响。论述了融资结构对企业两种主要竞争战略的影响和支持,从而有助于企业竞争战略的实现以及企业业绩的提高;第四部分对我国转型时期市场竞争和融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利用文章的研究结果,给出了市场竞争环境中理性融资结构的判断标准,并对优化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提出了相关建议。
吴昊旻[5]2007年在《产业特征、产品市场竞争与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司融资结构决策与其产品市场竞争战略关系的开创性研究始于Brander and Liews(1986)的有限责任效应模型,但后续研究成果基本上集中于叁个“分离”的方面:即有限责任模型、战略掠夺行为模型和债务融资对投资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本研究遵循Wanzenried(2003)、Campello(2006)等的研究思路,结合资本结构理论最新成果,运用非对称信息静态博弈相关原理,基于内生化债务合约分析以及债务双方信息分布结构、生产成本等影响的创新视角,构建了一个相对扩展的关于产业/行业特征、产品市场竞争(强度)与公司融资选择的、二阶段双寡头竞争的理论分析模型,并采用我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近5年数据,在叁大产业再分类和行业受管制与否样本分类基础上进行叁者联动关系的实证研究,检验结果较有力的支持了理论假设和实证预期;很多结论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研究以及上市公司融资选择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主要研究结论及其创新性如下:1.本文的扩展理论分析模型得出了企业的负债与产出战略选择关于企业所面临的(行业)需求波动z_i、市场规模α、产品异质程度γ以及生产成本C_i等因素变量共同影响之下的内在关联规律,其中尤以产品异质程度γ的关联最为广泛。理论分析基本上得到一致的实证检验。2.作为产品市场竞争强度的替代指标,行业集中度HHI与第二产业总杠杆显着正相关以及在其他产业正负关系并存的检验结果与国外主流结论基本一致。公司间竞争策略敏感度CS与第二产业总杠杆显着正相关(剔除产品市场竞争指标MIL、MIG后)的检验结果支持本文预期;但亦存在显着负相关的正负关系并存的结果与国内外显着正相关的主流结论不完全吻合。我国上市公司融资选择较少考虑产品市场竞争强度因素影响,融资选择的战略决策能力有待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融资选择与其产品市场的竞争(强度)影响以及公司特征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产业/行业差异。3.本文首次采用行业/产业杠杆中位数MIL(显着正相关)、资产增长率中位数MIG(显着负相关为主)指标作为产品市场竞争的替代变量,检验结果基本与国外证据一致。两指标可以作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选择的重要决策依据。4.公司特征因素对资本结构选择影响的检验结果基本支持国外相关实证结论,但个别因素影响(如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资产构成)与国内主流证据并不一致;产品独特性(UNIQ)指标与公司杠杆选择的非单调关系完全支持了本文理论模型中关于产品异质性γ、市场竞争强度与公司杠杆选择的内在关联的分析结论。检验结论丰富了国内的实证研究。5.不同的产业分类方法对研究产业特征、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的互动关系结果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叁大产业的行业再分类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的显着性水平弱于国内学者按增长率产业分类法进行行业再分类的检验结果。
靳灵聪[6]2012年在《产品市场竞争与债务融资选择互动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直以来,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和企业在产品市场竞争上的行为是分开进行研究的,但是渐渐的,金融经济学家和产业经济学家认识到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与产品市场竞争行为是互为因果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内生关系。首先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状况会影响到其利润水平,进而影响到企业的财务状况,对企业当期的债务融资数量形成限制,最终会对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产生影响;其次企业的债务水平高低,长期负债比例和短期负债比例的多少,这些债务约束要求企业必须在一定期间内获取足够的现金流量偿还债务,进而影响企业在产品市场竞争中所采取的行为,也就是影响了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本文考虑产品市场竞争的结构指标和绩效指标,用HHI指数将样本分为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两组,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主营业务利润率、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叁个变量提取主成份,得到产品市场竞争绩效指标,之后选取2008~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实证检验了产品市场竞争与资本结构、债务期限结构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1)在垄断性行业,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显着负相关,长期借款比例与产品市场竞争显着正相关,短期借款比例与产品市场竞争显着负相关,也就是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低,长期借款比例越高,短期借款比例越低,其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产品市场竞争与资本结构显着负相关,与长期借款比例显着正相关,与短期借款比例显着负相关,也就是说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其资产负债率越低,长期借款比例越高,短期借款比例越低。(2)在竞争性行业,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显着正相关,长期借款比例与产品市场竞争相关性不显着,短期借款比例与产品市场竞争显着负相关,也就是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短期借款比例越低,其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产品市场竞争与资产负债率显着正相关,与长期借款比例显着正相关,与短期借款比例显着负相关,也就是说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其资产负债率越高,长期借款比例越高,短期借款比例越低。
章细贞[7]2009年在《基于战略观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白Modigliani和Miller(1958)开创性地创建MM资本结构理论以来,对资本结构的研究成为财务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但是,长期以来,对资本结构的研究都遵循着传统财务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者们极少对公司战略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忽视了财务理论与战略理论的结合。理论研究相互脱节所造成的后果是,在实践中,企业如何在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以及企业的资本结构受哪些因素影响等问题,仍是难解之迷,经典财务理论难以对企业的实际融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战略管理与财务理论的交叉融合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从战略的视角,本文构建了战略观的资本结构研究的基本框架,并据此对影响资本结构的外部环境、战略资源、多元化战略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阐述了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和企业最优资本结构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并按照战略管理的研究范式,提出了基于战略观的资本结构理论,构建了战略观的资本结构研究的基本框架。认为资本结构是管理者考虑外部环境的约束和内部资源和能力的影响所作出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反映了管理者在资本结构选择中的动机和目的以及企业的战略和意图,同时资本结构决策作为公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支持公司整体战略,服务于公司战略目标。依据所构建的战略观的资本结构研究框架,本文首先基于外部环境的特征,对外部环境与公司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剖析,并从决策弹性和创新投资视角建立起基于外部环境的资本结构决策模型。以深市、沪市上市的非金融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其外部环境存在着明显不匹配的现象。表现为越是在动态环境、市场竞争激烈行业的公司,却选择了相对较高的负债比率,特别是更具风险的短期负债率;而在稳定环境、市场竞争程度较低行业中的上市公司,其负债比率却较低。基于资源基础观,通过对战略资源的特征进行分析,得出资产专用性是战略资源的重要特征之一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观点,构建了一个考虑外部环境、资产专用性的资本结构决策模型。通过战略资源的资产专用性特征架构起战略决策和资本结构决策之间的联系。并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正相关,而且随着竞争强度以及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增加,资产负债率也随着上升。从风险分散、交易成本、代理成本叁个方面对多元化战略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剖析,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公司多元化战略对资本结构有显着的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多元化程度显着正相关,单一业务型公司的负债水平最低,主导业务型和相关业务型公司的居中,非相关业务型公司的负债水平最高。研究结果支持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以及风险分散理论的预期,但不支持基于代理成本理论的假设。为了弥补单一方程检验的不足,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对外部环境、战略资源的资产专用性特征、公司多元化战略与资本结构之间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资本结构与以营业费用比率测度的资产专用性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同时,公司多元化经营增强其债务融资能力,反过来,资本结构也影响公司对多元化战略的选择,即资本结构与多元化经营程度之间互为影响。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最后从公司内外两个层面提出优化资本结构的建议。从公司微观层面,公司资本结构决策应考虑如何与其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特性相匹配,以及对其所实施的多元化战略的支持与配合,以从资本结构决策中获得竞争优势;从公司外部的宏观层面而言,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强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为公司创造良好的财务管理环境,如优化股权再融资政策、改革国有金融体系、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等。战略观的资本结构研究在国内外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的研究从理论上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也为实践中,我国企业在融资决策和战略管理中如何将两者结合,以获得竞争优势和取得良好绩效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借鉴。
周海燕[8]2015年在《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文中指出政府与市场关系是长期以来的世界性话题,随着时代发展,理论界众说纷纭,派系层出。环视当代中国,自1978年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叁十多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依靠政府强制之手与逐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日益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焦点问题。如何实现强势政府向服务型政府之转变,是中国经济改革之重任,任重而道远。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以1927-1937年民国建设为例,阐述民国十年黄金期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政府适时的正确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对民国十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与总结,为当代中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一定借鉴与参考价值。围绕核心观点,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选题价值、文献回顾、研究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等。文献综述部分,通过对民国十年经济发展与发展原因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指出已有研究对1927-1937年民国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认识不足,未能准确解读这一时期政府与市场双向互动推动历史发展的事实,亦未能准确解读好政府与国家资本、民营经济等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已有研究或仅肯定市场作用,无视政府当年以强制性制度供给在诱致性市场创新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土地改革中回避租佃制度优化实为农业发展的较优选择,故本文从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与诱致性市场创新相结合的视角,全面阐述与评价南京国民政府在战乱年代推动的农村改革。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部分,概述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史,并指出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其张力的施展必须基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与历史传统;基于政府与市场理论之研究视角,归纳本文核心观点,同时明确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最后提出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中国现代化的内外危机及其发展模式转型。国内危机方面,体现在国内新旧军阀分裂混战导致的政治动荡,20世纪30年代市场危机的出现与自然灾害频繁打击;国外方面,体现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全世界,世界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大规模世界性战争在所难免,而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对中国侵略的长期存在,都加速了中国国家主权的不完整性;理论挑战方面,为摆脱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凯恩斯主义形成与成功实践,美国与西方多数国家走出危机,并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世界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亦趋向日益成熟,对古老而落后的中国而言,是危机亦是挑战;发展模式新选择与威权政府建立方面,阐述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开始迈向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导向的转型,南京国民政府威权统治逐步确立,并创建具有现代性的政治制度。第叁章为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政策环境创新,主要论述南京国民政府供给的各项制度改新。土地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法律确认,主要资源及矿产所有权的明晰,财产登记的法律保障制度完善,都推动现代产权制度的确立;关税制度的革新促进关税自主权的实现,盐税制度市场化改革,废除厘金制度,促使现代税收制度的确立;废弃银两制度改用银元制度,法币政策确立现代币制,四行二局的国有银行制度之形成,推动南京国民政府迈向金融国家资本道路;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项法律措施,鼓励工业科技发明创新,支持农业科技与技术改良,完善人才引进与培养制度,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广泛引进留学归国人才参与国家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出台系列政策,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等,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发展对外贸易,以协调工商业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引导各类民间组织发展,支持商会与同业公会组织制度改组,创建农会制度,支持民间建设力量进行乡村建设活动,推动民间组织服务经济发展功能之发挥;南京国民政府发起农业复兴运动,租佃制度优化改新,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资源保护与农田水利建设制度的改进,促进农村秩序的恢复与城乡协调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全方位制度创新,虽然存在某些不足或制度的有效性有限,但总体上适应了时代需要,为经济恢复发展奠定基础。第四章为政府主导下市场的互动与多元创新。土地与主要资源的确权实现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要素多元流动,主要资源国有化经营,企业资本集中化加速;税制金融制度创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税制现代化改善了市场交易环境,现代货币促进了市场流通,金融国家资本市场化运作;人才引进与科技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工业科技改新推动了生产进步,农事技术的市场运转与推广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专家与专业人才投身工农业建设;工商业经济协调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主要工业领域全面确立,壮大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力量,提高工业化水平;民营经济朝资本集中化方向发展,民营经济多元化发展活跃市场空间,并带动工业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对外贸易拓深国内外市场;民间组织发挥联接政府与市场的中介作用,商会维护商人利益,同业公会维持市场秩序,民间乡村建设力量投入农业教育与经济建设推动了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开启对中国"叁农"问题的探索;农村改革中的诱致性市场创新,现代银行支持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农业合作社联接城市金融救济农村,缓解农业资金短缺,推动农业技术改良与进步,对城乡经济发展起到联动效应;小农户经济发展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上述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互动与创新,体现了 1927-1937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发展,虽然存在某些不足或发展的有限性,但总体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第二次经济黄金期的出现。第五章为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评价与现实启示。本文指出对于经济落后大国而言,中央政府统治权威的保持与政治稳定非常重要;南京国民政府大量采用留学归国专家与精英治国,专家精英在制度设计与决策实施方面,结合中国国情广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经验,有利于减少制度试错成本;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动态与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政府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是必须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应依据本国国情与历史传统;农村改革方面,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是核心问题,发展农户经济与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同时注重传统文化建设。当然,民国十年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亦值得后世加以总结与借鉴。第六章是研究结论与展望。通过对民国十年建设中,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分析,得出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正确而适时的政府调控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袁建军[9]2012年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处于转型时期的攻坚阶段和风险社会的现实是中国当前突发公共事件频发的深刻背景。多元社会主体协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已成为基本共识。其中,企业的力量虽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尚待深入推动。本文的研究就是试图通过研究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来推动企业的参与,形成政企良性互动、危机有效治理的局面。本文力求在吸收和借鉴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寻求突破,试从常态下政府与企业交换互动关系入手,分析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的互动模式、场景、过程、困境,并进而提出进一步构建政府和企业良性互动机制的建议。以价值-资源-影响力-交换为核心要素的政府和企业交换框架,为理解常态下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视角。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政府和企业的互动与两者的交换关系存在一定的契合。在政府和企业交换的分析框架中,价值内在限定了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域,预设了两者交互作用的集合;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资源结构与水平为其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潜在可能;影响力则是这种潜在可能向现实转变的中介力量,它通过比对行动者力量来揭示原本毫无现实关联的行动者交往的未来,从而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交换行为则是政府和企业理性互动的结果表现之一,是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持续性互惠行为。运用政府和企业交换的分析框架,当前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政府和企业的互动关系,可被概括为信息控制、自由裁量、制度供给和身份认定等四种交换模式。信息控制模式是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政府和企业交换最为常见的形态,它依赖于双方对信息的控制。自由裁量模式建立在政府和企业各自的权力基础上,以权力行使的自由空间为交换的资源。制度供给模式是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政府和企业四种交换模式中最为开放和透明的一个,它为政府和企业的交换提供了正当性辩护。身份认定模式建立在依附于身份资格的利益基础上,其核心在于身份资格的巨大利益价值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每一种交换模式都有其内在的运作逻辑。从文本规范、角色定义和问题评判角度分析互动的场景、过程和困境会更有助于深入把握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的互动。政府和企业的互动场景主要分布在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的减缓、准备、响应和恢复等各阶段;政府和企业的互动与企业作为事件源头方、事件波及方和事件协助方的不同角色有关,但都包括慎思、表达、响应和反馈等基本行为过程;政府和企业的互动困境主要表现为信息共享基础薄弱、资源整合效率不高和责任承担模糊不清等叁大方面。交换分析框架为理解政府和企业互动困境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主要表现为政府和企业价值诉求及其内在根深蒂固的一致与分歧;政府和企业在风险认知与应对方面固守于传统和经验,并走向趋利化;交换场域的非规范化,包括分工协作程度差、互动耦合度低等;交换行为的闭合程度高,即传统行政命令方式和全能政府的延续。推进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良性互动机制的构建,需要调整政府和企业在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的工具价值,实现价值的规训与祛媚;建立有效的资源互补机制,主要包括建立基于电子政务的、公私合作的资源调度平台、应急产业市场以及公平合理的风险和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动态平衡的政府和企业相互影响机制,使之在网络化危机治理体制的基础上推行常态化的危机管理,塑造共识型的安全文化;建立政府和企业的开放互动机制,避免封闭性的缺陷。
徐腊平[10]2009年在《跨行业框架下企业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行为互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在跨行业框架中考察上下游企业产品市场行为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内在机制。具体而言,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首先,从上下游企业专用性关系投资维度,利用负债的承诺作用及信号传递功能,分析企业如何运用负债激励上下游企业进行专用性关系投资,并提出企业资本结构与上下游企业专用性关系投资存在反向关系的理论假设;其次,从上下游企业议价能力维度,分析上下游企业议价能力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内在机制。由于负债可以阻止议价能力较强的上下游企业掠夺企业剩余,企业可根据上下游企业的议价能力来安排资本结构,进而本文提出企业资本结构与上下游企业议价能力存在正向关系的理论假设。本文运用静态模型与动态调整模型从行业层面对本文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在控制住产品市场竞争强度等因素后,企业的财务杠杆与上下游行业的研发支出强度呈显着的负相关,但企业所属的行业与上下游行业的相似程度,并不影响企业财务杠杆与上游行业研发支出强度的负相关关系;(2)企业财务杠杆与上下游行业内的企业个数呈显着的负相关,企业所属行业的企业个数越多,企业财务杠杆与上下游行业内的企业个数的负相关关系就越强;(3)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幅度随上下游行业研发支出强度的变化而变化,二者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4)企业资本结构随上下游企业议价能力的动态变化做出调整,上下游企业议价能力越趋向下降,企业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程度就越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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