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礼[1]2016年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亚经济合作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进程,本文仅是对这一进程的技术性解释。区域经济合作原本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但由于未能考虑到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因而难以刻画其全貌。事实上,各国在制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时不仅要权衡经济得失,也要权衡政治得失,不仅遵循市场逻辑,也遵循权力逻辑,可见,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而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视点。依循这一思路,本文首先从供给的角度完善了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分析框架,进而鉴于东亚经济合作的“危机驱动型”特点,将东亚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历程分为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起步期(1997~2009年)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深化期(2009年以来)两大阶段,分阶段地考察了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本文的根本目的旨在解决叁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思考区内外博弈约束下区域公共产品得到有效供给的条件;第二,思考两次金融危机后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同结果及其成因;第叁,思考地区实力格局转换背景下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景及其影响因素。全文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对本文的选题立意、已有研究及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研究方法、结构安排、创新及不足进行了概括性介绍。第2章“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概念与理论解释”,对全文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首先,本文中的“东亚经济合作”并非泛指东亚地区内任何时期、任何形态的合作,而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20世纪90年代后期正式启动、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理想目标的经济外交实践。其次,论文对区域经济合作已有的理论解释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并发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明显强于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区域层次的拓展和应用。最后,论文对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渊源、脉络和局限性进行了简单介绍。第3章“区域经济合作的公共产品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贯穿全文的理论主线。首先,论文阐述了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公共产品的关系,通过剖析“区域公共产品”的逻辑内涵界定了产品的供给模式、扩展了产品公共性的判断标准、明确了产品的形态和内容,进而将上述概念操作化,使其适用于东亚经济合作的实践。其次,论文用“预期收益”、“供给成本”和“外部性”叁个要素刻画出单个国家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决策变量,并赋予它们新的理论含义。在此基础上,论文以国家异质性和利益相关性为切入点,强调非平等的成本分担、非均衡的收益分配和域外大国介入的阶段性,从根本动力、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等方面尽可能地完善了区域公共产品理论,论证了各国实现合作供给的条件,即:在厘清不同国家收益敏感性和成本敏感性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供给机制重塑各国的成本-收益结构;承认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域外大国的利益相关性,妥善应对其介入。第4章“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进展及成效”,是对1997年后十余年间东亚经济合作历史的理论解读。首先,论文分析了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的起因,指出这是区域公共产品需求不断“发酵”的必然结果。其次,考察了本阶段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容和特点,即:贸易类区域公共产品是供给重点,投资类区域公共产品是其“副产品”,两者都呈现出明显的“质次价廉”特征。随后,论文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本阶段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效,结果表明:尽管存在较为严重的“面条碗效应”,但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确实较大地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因而是相对成功的。最后,论文分析了实现相对成功供给的叁条原因:各供给方都以绝对收益为主要关注点;供给的总体成本较低,且大国的选择性激励降低了小国的个体成本;外部性较小,且“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美国的有限介入较好地实现了外部性的内在化。第5章“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及突破”,是对2008年后东亚经济合作困境的理论解释。首先,论文考察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度经济一体化趋势,以及该趋势对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需求,进而区分了东亚对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一般需求和重点需求。然而,现实问题是,东亚各类区域公共产品的“优质化”进程都陷入了困境,导致这一困境的成因有叁个方面:各国对相对收益的竞争削弱了供给的根本动力,高昂的供给成本强化了供给的内部约束,美国的全面介入强化了供给的外部约束。最后,论文考察了东亚各国为突破“优质化”困境所采取的策略:RCEP已经成为东盟主导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尝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在成为中国引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模式,二者都对突破困境有一定帮助,但相比之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更为积极。第6章“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对未来东亚经济合作趋势的理论预测。论文首先明确了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前景的确定性,即:供给主体的范围已不可避免地泛化到东亚之外,实现“纯粹东亚”供给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各类区域公共产品将形成多层次共存且无法相互替代的局面;供给机制将更加多元化且长期并进。但我们不能确定的是:东盟能否继续充当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心,中日之间的供给竞争将走向何方,美国主导的“亚太化”供给发展前景如何。最后,要实现区域公共产品的可持续供给,就必须将已然分化的预期收益再整合,促使主要大国承担更多的供给成本,在TPP、RCEP和“海上丝路”叁大供给平台的竞争与互融中将外部性内在化。第7章“我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选择”,是对我国今后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理论思考。在崛起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双重身份下,我国能否有效提升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取决于叁个方面,即:是否有着清晰明确的战略定位以解决供给意图和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能否选择合乎实际的供给策略以协调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化解现实中的具体风险。但无论如何,“大周边”地区已经成为我国走向强国之路的战略依托带,我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从而为我国多层次、全方位的经济外交提供新的动力和空间。最后是“结论”部分,对本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
舛田佳弘[2]2003年在《中日经济合作博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日本对华ODA(政府发展援助)为例，针对中日经济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了中日经济合作中的“囚徒困境”。同时根据纳什均衡的核心思想，提出实现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由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的转变，从而走出经济合作中的“囚徒困境”是达到双赢的关键。并结合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理论，论述了达成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双边协议机制是向合作博弈转变从而摆脱“囚徒困境”的有效途径，并联系一些区域集团化和一体化的实际，论述了中日合作向一体化方向发展的现实可能性。
唐志红[3]2005年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文中认为本文通过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开放及互动特征的研究,初步构建了基于经济全球化的一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一般模式。论文基于全球化的新背景,界定了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内涵、优化的路径,并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产业结构优化评估的指标系统。利用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内涵,对美国、日本、印度和巴西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分析。论文针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状况,讨论了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博弈论的基本理论,界定了经济全球化下世界各国产业博弈的协调博弈性质,并展开了对中美、中日、中欧产业博弈的战略分析,提出了基于博弈战略的产业选择及产业政策着力点。结合中国特有的大国优势和后发优势分析,论文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战略基点以及目标展开了讨论。围绕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论文提出新时期的产业政策从发展型向竞争型转变,重视对世界经济规则的应用,考虑与相关产业利益博弈的政策协调,注重利用军用技术的大力发展和民用化,以便在推动安全化战略过程中突破WTO规则的约束,并高度重视技术标准战略对于提升中国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和优化产业结构的重大意义。在产业结构优化战略实施中,注意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注重本国市场和全球市场的作用的结合。积极运用产业组织政策,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陈立兴[4]2006年在《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财政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接受西方宏观经济学观点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宏观调控理论的研究大都着眼于国家内部或单边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效果分析。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事物当中，宏观调控政策调整的外部性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中国的财政政策等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不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国内改革和融入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提高周边国家和全球经济增长率、保证世界经济稳定运行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中国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全新领域。因此，中国当前参与国际经济事务过程中所奉行的经济理论和执行的财政、货币政策面临重大变革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多数研究仍然处于消化和应用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偏重于微观层面应对单一冲击或实现单一目标的对策研究，没有过多地突破传统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在解释现实经济运行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没有对客观存在多年并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做出系统的经济学分析，二是忽视了在宏观层面通过合作使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国际经济协调政策研究。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的过程中，一直积极参与不同层次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在这种国际经济协作趋势下，在这种国际经济协作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宏观调控理论也正在不断丰富和形成，在“和平崛起”这一指导原则提出之后，研究崛起的中国将对区域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什么影响、周边国家如何看待综合国力不断上升的中国以及如何在崛起过程中保持和平等一系列问题，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理论研究中国的重点。作为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中国财政政策将在政府采购、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税收、国债发行等几个方面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研究和探讨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财政政策的这些变化是本文的主要内容，各部分紧紧围绕这一主题，探讨不同层次的国际经济协作对中国经济特别是财政运行的影响，并针对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从财政政策调控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的应对措施。第一章从回顾亚当·斯密创立财政学开始，阐述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蒙代尔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研究、国际财政研究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理论的研究，认为目前财政理论的发展和财政政策的研究的范围已经逐步扩展到国家以外。因此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战略和“和谐世界”新理念对财政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财政政策理论研究和实践必须具有全球视野。第二章应用博弈理论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在各种层次的国际经济协作趋势不断扩大的新背景下，并没有一个超国家政府的权力存在，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政策不再由纯经济理论所决定，而是受到各个参与方的影响，是所有国家进行博弈的结果。通过博弈模型分析，在国际经济协作过程中尽管始终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但实力不同的大国和小国都可以通过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和合作实现帕累托改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还在博弈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亚太地区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财政政策方面转变和实践，阐述了不同国家通过财政政策的协调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所做的努力。第叁章首先回顾了日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财政政策，对财政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评价，总结了日本在参与国际政策协调、应对石油危机和日元升值的冲击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由于日本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的亚洲国家，又是中国的近邻，其发展的轨迹以及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其次回顾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在一体化过程中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方面的协调措施。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国家、非洲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安排，因此欧盟一体化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其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财政税收安排对中国当前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这一章的最后总结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的税收调整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新趋势。第四章首先比较了近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崛起的异同点，中国经济崛起将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更大的空间，同时也会形成更大的冲击。因此中国实施“和平崛起”战略，无意于在经济实力壮大过程中寻求霸权或支配世界事务，而是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贸易和投资的发展等和平手段来获取世界资源，摆脱国内资源短缺、环境压力和社会矛盾的困扰，并通过不断扩大国内市场为其他国家带来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威胁；其次，重点论述了“和平崛起”战略对中国制定财政调控政策、参与不同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的指导作用，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对周边地区和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中国财政理论的发展和财政实践使中国财政调控能力日益增强，各种财政调控措施成为“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首先阐述了WTO的主要原则和WTO框架下的博弈格局、中国在WTO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参与WTO的利益，然后在分析加入WTO对中国财政运行的影响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在WTO框架下财政政策调整策略，主要是关税水平逐年下降、出口退税政策的优化、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化以及履行对政府采购制度的承诺等等，还分析了中国参与多哈回合谈判过程中的策略和谈判过程中一些与中国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财政政策调整效果。第六章论述了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国财政政策的转变与创新。在回顾了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安排、中日韩经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参与区域协作面临的复杂外部环境，提出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协作的应对措施和财政安排。中国应该以亚洲为依托，积极参与各种层次的区域经济协作。财政政策方面，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国家内部区域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探讨建立亚洲区域经济协作补偿机制，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运行和政策的跟踪监测，协调好国内外政策的操作力度和方向，减小区域合作的阻力等等。最后从财政收支的角度，简要分析了中、日、韩叁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前景及其对未来中国财政收支产生的影响。第七章系统地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实践和财政理论的发展，一是改革开放后的赤字预算的实践和财政平衡理论的变化，充分利用公共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政府经常性支出要向公共财政方向转变，增加教育、健康和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二是关于国债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债在宏观调控中发挥巨大作用。对国债功能的认识，由单纯弥补财政赤字，到为国家经济建设筹集资金和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对国债运作的认识，由临时性偶然操作到长期持续运用。回顾了1981年以来，我国国内债务发行经历了重大变化以及重新启用国债、举借国内外债务的重要作用。叁是灵活运用各种税收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努力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四是通过一系列财税政策措施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措施有扩大公共消费支出，加强政府采购制度建设，增进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调整现有的外资税收政策，引导外资投向，提高外资利用水平，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出口与进口贸易的平衡发展等。第八章从调节内外平衡出发，探讨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问题。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的协调应该以保持经济的内外平衡为最终目标，当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进行积极调控。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方面，要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和组合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组合，适度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积极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宏观和微观各个层面，建立和完善规划、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优化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还要从加入WTO后参与世界产业分工的高度，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发挥综合效应。第九章探讨了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当前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内部因素主要有：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市场经济的不完善；中国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和保护市场的能力均面临着严峻挑战；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步伐缓慢，尚不能满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其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增大；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外部因素主要有：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很多不利影响；外资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输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知识产权纠纷加剧；国际资源争夺白热化：跨国公司“攻城略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强势压力等等。经济全球化还对中国地方财政运行产生较大压力，主要表现在经济全球化会加剧地方财政的支出压力和地方财政的融资困难，因此应尝试地方政府举债，加强地方财政特别是加强财政融资能力，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妥善应对挑战。当前中国应该利用WTO体制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具体的应对措施一是在发展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用开放应对开放中的危机；二是全面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参与WTO规则的制定；叁是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分散国家经济风险；四是充分利用WTO救济体系与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正当经济利益；五是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推行全球共同安全和可持续安全观念。维护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财政安排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改进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提高政府行政控制能力以控制经济风险；第二，把支持自主创新作为公共财政的重要政策目标；第叁，充分发挥政府采购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扶持功能；第四，运用针锋相对的策略，灵活应用关税、非关税、出口退税等措施应对来自各个方面滥用反倾销、限制进口、技术壁垒和环保壁垒条款：第五，注重零关税对中国市场的影响。
李静秋[5]2014年在《中国东北地区扩大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发展趋势转向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90年代，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日益成为学界和政界所关注的焦点。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遭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走向低迷的状况下，中国充分发挥了引擎作用，使其与世界各国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迅速提升。在东北亚区域内，中国东北地区以其在政策、区位以及经济等方面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在其沿海经济带、沿边经济区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增加，彼此之间的友好沟通和交流更加频繁。因此，本文首先对中国东北地区在扩大与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比较优势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并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相关性分析对其扩大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伴随着东北亚区域合作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与其发展的融合和促进日益明显。中国的迅速崛起在给东北亚区域合作带来积极因素、为各邻国带来中国红利的同时也使美日韩等国感到了空前的威胁和压力，加之历史和政治上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东北亚大国之间的政治社会关系错综复杂，问题和矛盾较为突出。本文接下来分析了中国东北地区扩大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制约因素。将合作博弈理论与非合作博弈理论相结合，对制度因素进行了博弈分析。另外，对东北亚区域内各成员国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等经济方面的制约因素和地缘因素等进行了阐述，指出在现阶段东北地区扩大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所面临的问题。同时对东北地区自身存在的对外开放水平不高，体制机制尚不完善、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经济发展过于分散、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有待于进一步加强、高端人才紧缺，人才分布不均等方面的障碍因素进行了分析。接下来，本文对中国东北地区扩大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路径进行了一一探讨。第一，东北地区各省建立自由贸易先导区，加强同东北亚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互动。第二，加强东北地区的沿边合作的开发，其中包括吉林长吉图经济带、黑龙江绥芬河沿边经济区以及“东边道”、“西边道”经济带的开发开放。第叁，加强东北地区的跨境合作，主要阐述了“一桥一区两岛”的开发与合作。第四，加强包含蒙古在内的东北四省区的联动机制的建立，为中国东北地区的全面开放奠定基础。本文接下来对东北亚区域全面合作对各国和地区产生的福利影响进行了分析，运用Walras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来分析和探讨东北亚区域各国组成关税同盟或建立FTA所带来的福利效应。运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及其数据库，将数据递推理论与静态机制相结合，设定中国、日本、韩国、蒙古、俄罗斯、东盟、欧盟以及其他国家关于建立FTA及其相关领域的税收冲击政策，指出其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逐一对各国（组织）做出相应的分析和判断，以此说明中国东北地区扩大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经济意义和现实意义。最后提出东北地区扩大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政策措施，指出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进程中所应采取的政策措施，着重积极促进中日韩双边、叁边合作，从而更好地推动东北亚区域的全方位合作。另外，对东北地区各省区扩大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辽宁省主要是沿海经济带和腹地经济的发展，吉林省主要是图们江区域的发展，黑龙江省则主要是沿边地区的发展。本文对东北地区扩大与东北亚区域合作问题的研究，将进一步明确东北地区沿海经济带的发展定位，明确东北四省区整体互动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共九章，除绪论外，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学术命题，即第2章：国内外文献综述。从传统区域合作视角、国外自由贸易区视角以及东北亚区域合作方面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同时从后危机时代东北亚格局、中国建立自贸区以及新形势下的自贸区建设叁个方面对国内相关文献进行了阐述，以此作为论文分析的基础和前提。第二部分理论演绎，即第3章：中国东北地区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相关理论。对本文所涉及的比较优势理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论的相关概念、理论基础、自由贸易（园）区的相关理论以及一般均衡模型的相关理论加以阐述，以明确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第叁部分现状分析，即第4、5、6章：中国东北地区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比较优势及现状分析。第4章阐述中国东北地区所具有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以及经济优势，说明中国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5章通过对中国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区域各国在贸易、投资、能源、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情况加以分析，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相关性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实证分析，论述影响中国东北地区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各项因素的相关性及原因。通过4、5两章的分析，第6章分析了影响中国东北地区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制约因素，通过构建博弈模型，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东北亚区域各国在区域合作的战略选择过程中对自身利益诉求以及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权衡和考虑，提出制约中国东北地区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因素，同时指出制约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经济因素和地缘因素。第四部分发展方案及前景分析，即第7、8章：第7章提出了中国东北地区扩大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路径，即建立自由贸易先导区、加强沿边合作与跨境合作、推动东北四省区联动机制等。第8章通过运用CGE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各国在区域合作中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和得到的福利，分析了东北亚区域全面合作的福利影响，指出中国东北地区扩大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发展方向及必要性。第五部分政策建议，即第9章：在前面各章所得结论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在东北亚区域合作新环境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中国东北地区扩大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黄金宇[6]2018年在《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贸易多边体制的支持者,但最近十多年来,日本明显加快了签署FTA的步伐。截止到2018年7月,日本已经完成了17个FTA的签署,8个FTA正在谈判,其中日本-哥伦比亚FTA实质性达成一致,RCEP、日本-加拿大FTA均表示要在2018年取得实质性进展,日本-土耳其FTA和中日韩FTA正加紧谈判,实际上只有与海合会和韩国的谈判陷入停滞之中,尤其是日本-欧盟FTA的签订使日本从落后的状态迅速成为东亚地区的“排头兵”,与韩国并肩领跑。在FTA谈判中,农业议题是非常重要和敏感的领域。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立国之本,因此世界各国普遍对农产品贸易进行保护。随着FTA在全球贸易自由化浪潮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面对日本这样巨大且贸易保护水平很高的农产品市场,FTA谈判将会变得更加激烈。当前国际贸易自由化大潮中,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面临着巨大考验,在不断加强的保护中日益衰落的日本农业已经无力经受自由化的冲击。基于这样大环境下,日本FTA谈判仍取得了显着效果,既推动了本国FTA谈判进程,又较好地保护了农产品市场,因此对其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值得进行研究。文章以日本FTA进程中的农业议题谈判模式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日本FTA战略的发展历程,总结出了五种谈判模式,分析了这五种谈判模式产生的历史和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的现实根源,在对谈判效果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经验。文章认为,日本深入地思考并灵活运用关税手段,通过设置复杂的关税减免模式既保护了本国农业又推进了FTA,取得了良好效果。对中国来说,日本是中国农产品出口最重要的对象国,中国如何应对日本的谈判模式,以及中国耕地少、农产品竞争力弱等特点与日本类似,如何借鉴日本谈判模式推进FTA值得思考。此外,即使不考虑中日双边FTA,两国在RCEP及中日韩FTA中也将直接交锋,因此有必要研究日本的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做到有的放矢,占据有利地位,既保证谈判结果有利于中国农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扩大中国农产品出口。文章分为7章展开。第一章是绪论。说明了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研究意义和目的,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梳理并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简要评价。第二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理论基础。分析了博弈论与国际贸易谈判、国家利益理论与农业保护、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农业贸易政策制定等相关理论,建立了FTA协定签署或不签署的“囚徒困境”模型,分析了国际政治学关于“国家利益至上”理论要求保护农业贸易与国际主流经济学要求建立自由贸易体系之间的摩擦与矛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建立了双层博弈模型分析了农业贸易政策的制定。第叁章是日本FTA战略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梳理了日本FTA的签订过程,总结了日本FTA的立足东亚精选谈判对象、迅速扩张由双边EPA向巨型FTA转变、先易后难采取EPA形式取代FTA、提高标准力争主导规则、维护安全力保战略资源稳定进口等五个主要特点,并从历史文化传统、国内政治决策体制之间的分歧、国际上的美日同盟以及日本农业现状等方面对日本FTA进程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第四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的谈判模式分析。归纳了日本十多年来在外务省、经产省、农水省等纲领性文件指导下,在FTA具体谈判实践中的五种谈判模式,即:完全排除农产品的谈判模式、保护最敏感产品的谈判模式、利益交换的谈判模式、“外交优先”的谈判模式、全盘考量国家利益的谈判模式。在双层博弈模型基础上,分析了上述模式的建立、“赢集”的构成、模式的探索碰撞与实现、模式的复制与推广。第五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根源分析。日本悠久的农业保护政策构成了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历史根源;农业持续低迷、粮食依赖进口、利益集团博弈等经济、外交、政治因素是现实根源。通过对全球化、区域化两个阶段分析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演变过程,并通过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的叁个FTA之间农产品贸易降税模式的比较,直观地说明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探讨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对农业议题谈判的影响。第六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和实证分析。在建立谈判效果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对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发现日本的农业贸易保护政策若做出较大让步将面临巨大的农业经济损失和政治风险,因此遵循着尽量不做让步、尽量保护农业核心利益、尽力争取到政治、经济、外交、战略安全等方面利益最大化的思路。实证方面,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对日本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中国、东盟等12个国家或地区在2006-2015十年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了关税、人口规模、贸易距离、人均GDP、实际GDP增长率、农产品生产总额、汇率、物价增长率、是否同盟国、FTA是否生效对日本农产品贸易额和对日本农产品进口额的影响。在分析中发现关税税率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既对进口价格、数量产生影响,又对进口、出口产生影响,尤其是与FTA是否生效交互发生影响。分析表明农业议题尤其是关税谈判在FTA进程中起着重大的决定性作用,日本通过复杂的关税减免模式既保护了本国农业又推进了FTA,取得了良好效果,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谈判经验。第七章是启示与建议。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总结了中国FTA进展现状和中国农业贸易保护现状,比较详尽地提出了中国在农业贸易保护及农业议题谈判方面的建议,同时就推动RCEP和中日韩FTA谈判进程分别提出了建议。
刘光溪[7]2006年在《共赢性博弈论》文中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区域化进程加快，国家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和相互认同。国际间经济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在趋同，共同的利益面在扩大，“求同存异”与“和而不同”的理念在国际关系中日渐发挥重要作用。国际贸易博弈因此正日益摆脱基于“丛林法则”的非合作无序竞争。作为有效治理国际贸易博弈困境的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就是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主流体制，其核心价值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法则，是经过谈判博弈形成的有约束力的协议与规则。WTO成员之间的国际贸易博弈，就是基于市场经济规则约束的合作性有序博弈，这种博弈不仅受到国家利益的驱使，而且也要符合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要求。每个成员的涉外经济发展战略制定都要体现这种国际贸易博弈规则的变动、完善与强化。在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约束下，各成员博弈的结果是社会总得益趋向扩大，各方得益多寡虽有所不同但总体趋向于不为零的正数，所以，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博弈本质上是合作的共赢性博弈。这种博弈是对各方都有益的博弈，是共赢的结局。各博弈方就要致力于通过提高内在竞争力而取得竞争优势，间接造福于各博弈主体，对这种博弈的研究也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简要概述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艰难历程入手，系统分析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博弈的本质，寻找该体制下各成员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并博弈制胜的基本规律，进而提出了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国际贸易博弈是共赢性博弈的理论观点。国际贸易共赢性博弈是指：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中，各成员为了实现共赢性的利益格局，进行着激烈的政治与经济较量，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国内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增大加深，参与各方在制度设定中和规则约束下，均能得到博弈收益，完成这一过程并达到共赢性博弈的结局。WTO成员鉴于共同的长远与战略利益，其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是一种辨证互动，加之多边贸易体制近半个多世纪积累起来的一整套规则体制、约束保障机制、利益促进与扩大机制，为WTO成员实现共赢性博弈提供必备的内生性制度条件。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格局的大变革与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区域化的深入发展，客观上为实现共赢性博弈创造了重要的外部条件。主客观条件的具备，充分说明共赢性博弈论不仅对进一步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本身与国际贸易博弈主体人格，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纵深发展，而且对引导人类社会沿着国际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路径，把“和谐社会”的理念运用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构建未来和谐大同世界，均具有一定的理论启迪与现实意义。
姜延书[8]2009年在《中日纺织服装产业合作博弈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与日本同为东北亚的两个纺织强国,在国际出口环境不断恶化的条件下,中日两国纺织服装产业开展合作,对扩大两国内需、促进两国经济增长及调整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影响中日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具体因素,建立合作博弈模型,对中日纺织服装合作需要满足的充分必要条件进行分析,并对合作的可行性进行了验证,得出结论认为合作博弈是中日纺织服装产业的最优选择。
刘静烨[9]2015年在《相对收益与国家间博弈：政治竞争关系与东亚区域贸易协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国家间战略互动为分析框架，从东亚国家参与区域贸易协定的偏好形成以及政府间博弈两条线索出发，分析了在存在政治竞争关系的东亚国家间区域贸易协定达成的动因。导论部分主要是提出研究问题。对国内外学术界在东亚地区主义分析中关于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互动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文献综述。在把握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状况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并确立了国家间战略互动的研究路径，为随后的分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一章首先分析了政治竞争关系与东亚区域贸易合作互动关系的研究路径，对本文的核心概念进行操作化，提出文章的基本假定，并提出研究假设，继而创建了“偏好—博弈”的分析模式。且通过回顾东亚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历程，总结在东亚区域贸易协定发展过程中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互动情况。第二、叁章是论文的理论部分，系统阐述在政治竞争关系下东亚区域贸易协定的形成。第二章着重研究东亚区域贸易协定的需求分析，也就是国家偏好的形成。这一章内容涉及偏好的形成，以及具体在东亚地区，各国参与区域贸易协定的政治偏好与经济偏好。这是从国家的维度探讨了“东亚区域贸易协定的战略互动模型”的一方面内容。第叁章着重研究东亚区域贸易协定的供给分析。在回顾国际关系的博弈理论归属和现实背景的基础上，总结出东亚区域贸易协定在国家博弈层面的具体变量。这是从国际的维度探讨了“东亚区域贸易协定的战略互动模型”的另一方面内容。第四章采用案例分析法，以中国—东盟自贸区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为例，对“偏好—博弈”研究路径下的政治竞争关系与东亚区域贸易协定展开研究，一方面分析了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过程中的各成员国间的战略互动，另一方面研究了在两大自贸区建设过程中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互动。结论部分回顾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并对中国的周边经济外交提出政策建议。通过本文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在东亚地区存在政治竞争关系的国家间，在进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中相对收益的考量和政府间博弈是重要影响因素。具体到东亚区域贸易实践中，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周边国家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担忧，进而对中国区域合作策略产生疑虑。导致当下需要各国拥有更强的政治意愿才能推动东亚区域贸易协定的进一步深化。为此，中国实施周边外交过程中，应该更加灵活地运用经济和政治两个手段。使经济外交与中国周边安全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保障中国周边的与繁荣，趋利避害，服务于中国整体外交的开展。
张仕荣[10]2006年在《21世纪初期中美日安全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文中认为本文主要运用政治学的方法对21世纪初期台湾问题在中美日安全关系中的嬗变及其展望进行比较分析。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是台湾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与中国的国际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冷战后美、日两国一直涉足台湾问题,成为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最重要的外部障碍。后冷战时期,中美日叁边关系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呈现相互依存、相互借重、相互防范的复杂态势,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中日关系则遭遇历史、领土等问题的困扰而处于停滞状态,而美日联手遏制中国的态势十分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台独”势力谋求台湾“法理独立”的步伐逐步加快,台湾问题日益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也成为中美日叁国安全博弈的焦点。针对当前中美日叁边架构不平衡的现实状态,中国要通过积极推动建立有利于中国国家统一的中美日安全框架来遏制台湾的“法理独立”,一方面要继续加强中美关系,通过“区分议题”推动两国在经贸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促使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边缘化,另一方面要理性处理中日关系,防止台湾问题衍生为中日诸多历史与现实冲突中的主要问题,有效地规避美日同盟介入台海局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要使中美日安全架构处于基本平衡的状态,形成对“台独”分裂活动的有效遏制。与此同时,要密切关注美日台“隐性安全同盟”的形成及其发展趋势,一方面认清其形成的现实基础、战略目标、组织形式及其严重危害,另一方面认清由于美日台叁方固有的内在矛盾导致同盟内部出现了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境及其走向空洞化的基本趋势。中国要围绕台湾问题有针对性地对内政、国防、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对日外交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尤其是对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统一的根本需要。在本文中,还尝试运用了博弈论对于中美日安全关系中台海局势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初步预测。此外,中国要准确评估美日之外的国际力量对于台湾问题的影响,从而利用各种积极因素,规避各种消极因素,有力地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在本文中,实现中国的国家统一目标要分两个阶段进行。通过构建中美日安
参考文献：
[1]. 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D]. 马学礼. 吉林大学. 2016
[2]. 中日经济合作博弈研究[D]. 舛田佳弘. 四川大学. 2003
[3]. 经济全球化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D]. 唐志红. 四川大学. 2005
[4]. 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财政政策研究[D]. 陈立兴. 东北财经大学. 2006
[5]. 中国东北地区扩大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研究[D]. 李静秋. 辽宁大学. 2014
[6].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D]. 黄金宇. 辽宁大学. 2018
[7]. 共赢性博弈论[D]. 刘光溪. 复旦大学. 2006
[8]. 中日纺织服装产业合作博弈分析[J]. 姜延书. 国际贸易问题. 2009
[9]. 相对收益与国家间博弈：政治竞争关系与东亚区域贸易协定[D]. 刘静烨. 外交学院. 2015
[10]. 21世纪初期中美日安全关系中的台湾问题[D]. 张仕荣. 中共中央党校.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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