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1]2010年在《战后日本赔偿外交研究（1945-1977）》文中研究指明日本的“赔偿外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战争善后处理过程中突显出来的独特的外交现象,它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外交、资源外交、文化外交等外交方式,而是具有其特定的内涵。对此,需要我们从战后赔偿的主体、内容、特征、形式等方面进行清晰的梳理、界定和理论阐释。日本的赔偿外交总体上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日本的赔偿外交具有不同的涵义。从赔偿主导权的变化看,由“美国主导下的日本赔偿”转向“日本操作下的战后赔偿”;从赔偿的形式看,由战后初期的惩罚性“拆迁赔偿”转化为冷战时期的协商性“劳务赔偿、资本赔偿”。在这样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日本经过长时段、艰苦的赔偿外交交涉,实现了以善后赔偿为契机,开发东南亚市场,复兴本国经济,并从此走上国际政治舞台的战略目标。赔偿外交的实施,既巩固了日美同盟关系,提高本国外交的自主性,又逃脱了严厉的战争处理和赔偿。这是由于二战后东西方对峙的冷战体制、日美安保体制和日本奉行的经济中心主义取向所使然。本文针对日本赔偿外交的历史演变,从体系、国家(包括美国和东南亚诸国)、个体叁个层次对其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随着日本赔偿外交在东亚范围内的实施,日本在政治、经济、国际影响等方面获得了重大收获,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日本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客观上也对受偿国家的战后经济重建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在实施赔偿的过程中,由于日本没有彻底解决战争赔偿问题,特别是没有深刻地反省战争责任,没有对受害国家和民众诚恳地给予道歉与补偿,反而以善后赔偿为手段,推崇经济利益至上主义,大搞经济扩张,追逐商业利益,忽视了国际道义与正义,从而导致了周边国家反日、厌日情绪长期难以化解,成为相互认知上的主要障碍之一。事实上,日本的赔偿外交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弭饱受其战争侵害的亚洲各国民众的反日情结,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日本提升国际形象的能量,从而使日本不得不面对“经济巨人”与“政治侏儒”长期并存的现实。
张蕾[2]2015年在《美国全球战略与日本战争赔偿方式演变研究》文中提出美国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要晚。在20世纪初之前,美国在国际社会中一直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国家安全没有受到严重威胁,美国政府认为这种状态可以避免其他国家与本国的纷争。但是随着历史的向前推移,这种状态已逐渐不适应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趋势,美国不得不转变思维,开始制订其国家安全战略。而对于日本战争赔偿事务的参与,则是美国开启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契机。战争赔偿则是战争结束后,战败国对战争受害国物力、财力等方面的补偿行为,它关系到战争受害国的损失能否得到公正的补偿。另外,战争赔偿还是一种对战败国精神及道义上的谴责及惩罚,因此战争赔偿在整个国际关系史上就显得十分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实力大增,开始酝酿并筹划其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与此同时,美国以主要战胜国的身份对战败国日本实行了单独占领,因此也就对日本的战争赔偿政策握有相当大的主动权。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美国政府制订了严苛的对日赔偿政策,以防止日本的法西斯势力东山再起。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美国在调整其全球战略的同时,对日政策开始发生转变,对日本的战争赔偿尺度也逐渐放松,甚至一度有过支持日本不履行赔偿义务的行为。战后美国对日本的赔偿政策历经数次变动,逐渐宽松,赔偿方式也经历了从实物拆迁赔偿到劳务赔偿再到资本赔偿的两次转变。这一系列的转变自始至终都是以美国全球战略的适时调整而随之转变的。在整个赔偿政策的制订以及赔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美国为其全球战略披上道德的外衣,将日本的战争赔偿纳入了其全球战略的棋局。与此同时,日本也抓住时机,变被动接受美国安排为主动根据本国利益对赔偿政策进行调整,努力适应,不断将惩罚性的战争赔偿转变为复兴本国经济道路的方式之一。因此,可以说美日两国在战争赔偿问题上进行了一场互利的博弈。
李垣萤[3]2017年在《战后日本的东南亚赔偿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旧金山对日和约》(下文简称《旧金山和约》)生效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将战争赔偿作为一种外交手段,以最大限度地减轻赔偿负担、恢复和发展本国经济、重返国际社会为目标,将东南亚地区作为重点,借赔偿之名、行资源开发与经济扩张之实,不但如愿以低代价解决了赔偿问题,还成功地开辟了东南亚市场,为日本经济注入了巨大活力,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战后日本的国家形象。战争赔偿本应属于战败国的义务,但是日本却能在这个问题上同战胜国讨价还价并实现了自己的利益目标。是什么因素推动并催生了赔偿外交?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究的问题。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科学考察一国外交政策开辟了一条折中的道路:既坚持国际体系结构作为国家行为的第一推动,又主张将体系论忽视的国家内部因素带回研究议程之中,以弥补体系论在解释国家行为和政策方面的不足。本文借鉴了这种思路,将研究层次划分为国际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和精英层次,其中国际体系层次的结构变量是影响国家行为的核心自变量,国家层次和精英层次是从庞杂的国内因素中细分出来的两个层次,被视作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赔偿外交产生的根本动因正是国际、国家和精英叁个层次作用的结果。从国际体系层次来看,战时同盟的分化、美国远东战略的调整、东南亚地区权力真空的出现为日本的赔偿外交提供了先决条件和外部动力;从国家层次来看,不论是出于追随美国、改善外交环境的政治考量,还是为了拓展本国经济的生存空间,日本都必须首先解决赔偿悬案才能打开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从精英层次来看,日本财界对赔偿外交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决策者在该问题上也存在共识,这使得赔偿外交作为一项连续性政策得以顺利进行下去。战后日本东南亚赔偿外交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对于东南亚各国来说,一方面日本提供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在帮助东南亚国家重建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受偿国对日本经济的不对等依赖。日本是赔偿外交的最大赢家,借此摆脱了孤立的外交环境,国家形象得到显着改善,并且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和投资场所。从短期来看,赔偿外交对美国的远东战略起到了补充作用,巩固了西方的反共阵线;从长远来看,赔偿外交过程中形成的一些交流对话机制为后来东亚地区合作机制提供了借鉴、奠定了基础。
樊倩[4]2018年在《日本对菲律宾战争赔偿问题研究（1945-1976）》文中研究表明战争赔偿是战后日本重返东南亚的重要工具。菲律宾作为接收战争赔偿最多的国家,是日本“赔偿外交”的关键一环。本文主要是通过对日菲战争赔偿问题的背景、双边谈判、实施等方面的全面论述,进一步剖析日菲赔偿问题的影响及特征。战后,菲律宾因战争期间所受严重损害而向日索要赔偿。美国却因其自身战略需求掌控日菲赔偿进程,并为日本之后赔偿立场的转变提供了契机。1951年9月,《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战争赔偿开始成为日菲双边谈判的重要内容。最初,日本依靠美国的支持和自身良好的经济发展对菲赔偿采取相对消极、保守的政策。但随着国内、国外局势变化,日本的赔偿态度开始转向积极、主动,希望利用“赔偿外交”恢复和发展其在东南亚的地位,而对菲赔偿成为重中之重。最终双方于1956年签订《日菲战争赔偿协定》。其后实施赔偿的20年内,日本不断利用赔偿将经济因素渗入菲律宾,并占领菲律宾的资源与市场;而菲律宾因没有建立完善的分配、利用、监督的体制,导致赔偿实施的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目标。日菲战争赔偿因处在冷战背景下,而成为美国亚洲战略的重要内容。日本抓住机遇,利用赔偿同菲律宾开展经济外交,再不断进入整个东南亚地区。事实上,日本通过对菲赔偿在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也掩盖了赔偿本身的惩罚性。
李梦醒[5]2018年在《日本对印度尼西亚的战争赔偿问题研究（1951-1958）》文中指出战后日本赔偿是指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作为战败国为弥补战争造成的损失而对被侵略国作出的国家间补偿。受国内外局势的影响和在美国的操纵下,日本和48个战胜国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其中,印度尼西亚在《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上签了字却没有批准,并于1951年12月18日同日本就赔偿总额、支付方式、支付期限等问题开始赔偿交涉。在印尼使节团访日到双方签订《日本国和印度尼西亚赔偿协定》的六年内,以《沉船打捞赔偿中间协定》的签订、亚洲局局长倭岛英二访印(尼)和小林中特使访问印尼为节点,双方谈判经历了叁个阶段。总之,印尼赔偿问题从提出到解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呈现出时间长、过程曲折且复杂的特点。本文从客观、主观两个方面分析了双方谈判历时持久的原因。客观上,除了印尼政府提出的赔偿金额超出日本的实际支付能力之外,还受印尼国内政局和缅甸、菲律宾赔偿谈判进程的影响。主观上,指出日本谈判态度不积极及赔偿意识薄弱,进一步揭示出日本战后赔偿从“战败国理应对战胜国赔款补偿”的道义性行为转变成日本“企图重返东南亚,同东南亚进行经济合作”的工具。同时,通过同缅甸、菲律宾赔偿问题作对比,分析印尼赔偿问题的特殊性。除此之外,本文对“赔偿问题的解决对日本以及日本同东南亚政治经济关系产生怎样的重要影响”进行了阐述。
于群[6]1995年在《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始末》文中研究表明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始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于群日本战争赔偿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系到战争受害国的损失能否得到公正的补偿，关系到日本所允许保留的工业设施与水平是否与彻底摧毁日本战争潜力的原则相抵触，也关系到日本能否真正与战争受害国建立和平共...
张民军[7]2003年在《日本战争赔偿研究》文中提出日本战争赔偿作为战后处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直受到各国政府和社会各方的关注，也是学界研究一大热门课题。在充分借鉴和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在研究视角上取多边模式，以日本战争赔偿为中心，对远东委员会各个成员国的对日赔偿政策及日本的战争赔偿对策作多维度的分析，不但关注美国、中国、苏联等大国，也极力探究菲律宾、澳大利亚等远东委员会中的中小国家在日本赔偿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求对该问题作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本文在史料的征引上将充分利用相关当事国的文献史料和研究着述，并加以比照，力图实现史料来源的多元化。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外，本文还将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全文由绪论、下文和参考文献叁部分组成。绪论就国内外学术界50多年来对日本战争赔偿问题的研究状况做一学术史的回顾，并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资料特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正文分五章。第一章详细阐述了战时美国、中国的对日政策，特别是对日赔偿政策的制订过程。 第二章论述战后初期美国主导下的拆迁赔偿。由于苏联在日本赔偿问题上挑起的“战利品问题”之争，远东委员会各国在日本赔偿问题上展开了多边博弈，加之日本为缩减赔偿而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持，这些因素成为赔偿问题迅速解决的障碍。随着美国转变对日政策，拆迁赔偿于1949年5月被终止。 第叁章论述美国在推行片面对日媾和的过程中，与盟国展开关于日本赔偿问题的双边磋商。美国通过杜勒斯-莫理逊谅解、澳新美条约换取英联邦国家支持对日和约。对于顽强坚持对日索赔的菲律宾，美国则以劳务赔偿的条款加以笼络。对于对日媾和磋商中出现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则由台湾当局和中国大陆分别与美、苏进行对日和约的双边磋商，双方均以争取代表中国出席和会为首要目标，遂使赔偿问题在中国对日政策中渐趋边缘化。追随美国片面媾和政策的日本则通过日美双边磋商对和约的条款施加影响。在旧金山和会上，劳务赔偿的条款得到确认。 第四章论述旧金山和会后日本主导下的赔偿交涉。首先在美国的斡旋下，台湾当局以放弃赔偿为代价签订了日台和约。接着在美R共同开发东南亚政策的指引下，日本与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通过双边磋商解决了赔偿问题，R本以战争赔偿为契机实施经济外交，成功地开辟了东南亚市场。 第五章采用比较的方法，从两个角度继续探讨日本赔偿问题。一是从盟国对德、R、意叁国战后处理的角度出发，通过比较德、意。日叁国的战争赔偿模式以说明日本战争赔偿的特殊性；二是从个案分祈的角度出发，比较菲律宾与中国备自的对日索赔实践，以说明中国放弃赔偿的复杂性。 第六章是结束语，对H本战争赔偿问题作一概述。 参考文献部分则罗列出本文征引的中、英、日文文献论着。参考的工联网址、相关的硕（博）士论文。
许屹山[8]2013年在《毛泽东的日本观研究》文中认为中日关系是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也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复杂、最敏感的关系之一。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口关系成为历史学界、政治学界、外交学的重点和热点。迄今为止还没有从某一个特定的人物个体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发展变化的视角来系统研究中日关系的理论着作和专业文献。因此,换一个角度来审视,从近现代中日关系演变的背景出发,以近现代中日关系史和中共党史相结合的视角,以毛泽东这一党史方面特殊人物个体的日本观来研究近现代中日关系及其演变,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意义。“观”即对事物的认识和看法,“毛泽东的日本观”可以简单界定为：在近现代中日关系演变的不同时期,充当不同社会角色的毛泽东对日本的总认识和根本看法。具体外延包括：在上述总的方法论指导之下,毛泽东形成的对日本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也包括毛泽东在分析、处理中日关系时形成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及所采取的对日战略、策略等。毛泽东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若干个不同时期,每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既有继承性,又有重大不同,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影响每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日本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每个特定历史时期中日关系面临的主题和矛盾的外在因素,又有国家利益的因素,也有毛泽东个人特性及战略策略方面的原因。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的日本观所代表群体对日本的不同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代表了一个进步青年学子对日本的认识；建党到九一八事变前则代表了一个共产党员对日本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对日认识；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对日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则代表了中国政府的对日认识。毛泽东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后,毛泽东的日本观直接指导了中国共产党对日方针的制定,新中国成立后则直接决定了中日关系的基本走向。在毛泽东一生认识日本的历史轨迹之中,毛泽东的日本观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对日方针、政策尽管有所变化,但前后一致,始终不变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一是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独立;二是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两大思想遗产是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的精髓之所在,也是毛泽东对日观中的主题与灵魂,始终贯穿于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的日本观的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是把握毛泽东一生日本观的一条主线,更是我们必须永远继承与不断发扬的思想瑰宝。在毛泽东一生认识日本的历史轨迹之中,毛泽东的日本观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思想瑰宝,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教训,认真对其进行总结,在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低谷的大背景之下,从毛泽东的日本观中得到一部分启迪和智慧,修复陷入低谷状态的中日关系,促进当今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借鉴作用。本文分为导论、主体和结语叁个主要组成部分。导论从选题意义、研究范畴的界定、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主要内容(含基本观点、研究重点与主要创新)五个大部分介绍本文的相关情况。主体为本文的主要部分,主要分为七章内容,包括如下：第一章为毛泽东的早期日本观(1910-1920)部分。以毛泽东作为个进步青年学生的日本观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作为一个进步青年学生的对日认识。第二章为建党到九一八事变前毛泽东的日本观(1921-1931)部分。以毛泽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日本观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了从建党到九一八事变前毛泽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对日认识。第叁章为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的日本观(1931-1945)部分。以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日本观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了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整体的对日认识。第四章为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的日本观(1945-1949)部分。以毛泽东个人的日本观和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观两方面的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本章继续考察了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中日关系特殊时期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及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整体的对日认识。第五章为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的日本观(1949-1976)部分。本章为毛泽东的日本观最为丰富和复杂的部分,以毛泽东个人的日本观和中国政府的日本观两方面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的演变为基本线索,集中探讨了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前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及所代表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对日认识。第六章为毛泽东的日本观的特点部分。从宏观上分析了毛泽东-生不同历史时期日本观的叁个主要特点。第七章为毛泽东的日本观对发展当代中日关系的启示部分。联系当今中日关系的现实,主要概括了四个方而的启示。结语为本文的总结部分,从宏观上总结了毛泽东一生认识日本的历史轨迹及毛泽东的日本观留下的思想遗产。
杨光[9]2010年在《中共关于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演变》文中提出中共的日本战争赔偿政策深受国际、国内政治形式变化的影响。战后初期,中共反对美国主导的日本战争赔偿政策,反对以日本的赔偿支援国民党政府打内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坚持在国际框架内解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以对抗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会。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着眼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关键,调整对日政策,决定免除日本的战争赔偿。在与日本政府复交谈判中,中共坚持中国人民拥有要求日本战争赔偿的权利,抵制了日本政府借助日台和约否认战争赔偿的企图。
戚景[10]2014年在《中国对日战争索赔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主要围绕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对日索赔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束语叁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就问题缘起、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国内外研究状况等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第一章,主要就中华民国政府的对日战争索赔进行了系统考察。本章重点论述了战时国民政府的抗战损失调查、对日索赔构想以及战后初期的对日索赔情况。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对日索赔态度是积极的,在先期“拆迁赔偿”中争取了较大份额。但随着蒋介石败逃台湾和美国转变对日占领政策,台湾当局的“索赔”变得举步维艰,直至后来为获得所谓“正统”地位而在“日蒋和约”中宣布放弃对日战争索赔。第二章,主要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对日战争索赔进行了全面探讨。本章首先详细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战时及战后初期对解放区的战争损失调查；其次,阐述了新中国对日索赔政策的制定以及为实现对日媾和所做的努力；最后,论述了中国政府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对日战争赔款要求的相关史实。第叁章,主要分析了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战争索赔的原因及其影响。该章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本章首先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考察了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战争索赔的原因；其次,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阐述了放弃对日战争索赔对中日两国的影响；最后,结合当前中日关系的新形势分析了民间对日索赔的依据和现实意义。结束语部分,主要就我国对日战争索赔问题进行了反思。该部分在综合前叁章内容的基础上得出了叁点认识,并简要分析了中国政府处理中日关系的新思维。
参考文献：
[1]. 战后日本赔偿外交研究（1945-1977）[D]. 田野. 吉林大学. 2010
[2]. 美国全球战略与日本战争赔偿方式演变研究[D]. 张蕾. 西北师范大学. 2015
[3]. 战后日本的东南亚赔偿外交研究[D]. 李垣萤. 山东大学. 2017
[4]. 日本对菲律宾战争赔偿问题研究（1945-1976）[D]. 樊倩. 河北大学. 2018
[5]. 日本对印度尼西亚的战争赔偿问题研究（1951-1958）[D]. 李梦醒.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6]. 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始末[J]. 于群. 日本学刊. 1995
[7]. 日本战争赔偿研究[D]. 张民军.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8]. 毛泽东的日本观研究[D]. 许屹山.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9]. 中共关于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演变[J]. 杨光.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2010
[10]. 中国对日战争索赔问题研究[D]. 戚景. 华中师范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