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军[1]2004年在《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实证研究与对策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城乡一体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长期以来，形成了“先进城市、落后农村”，“城市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二元结构局面，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消除二元结构，加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及其相互作用是经济高度发展今天的一种必然趋势。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市已经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方针，经过十多年努力，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21世纪初是上海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人均GDP已接近5000美元，正向8000美元发展，这也是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时刻。但是，近年来，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出现了减缓的趋势，主要可能是我们对城乡一体化的理解、所处的阶段、应采取的发展战略措施等方面不够准确。为了正确理解城乡一体化的含义与发展规律、目前上海郊区城乡一体化的特征与所处的阶段以及进一步明确未来上海郊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等问题，本文首先在对城乡一体化理论进行追踪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城乡一体化理论的理解，本文比较认同中国科学院在中国国情第叁号报告“城市与乡村——中国城乡矛盾与协调发展研究”中所提出的观点，即：城乡一体化是处理城乡发展和关系的一种指导思想或战略，“是改变城乡分割和城乡分治的做法以及重城轻乡的倾向，按城乡通开、城乡结合的原则，把城市和乡村纳入统一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系统，建立新型城乡协调关系。目的在于改善城乡功能和结构，实现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协调城乡利益结构和利益再分配，从而加快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逐步削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别”。其实质是通过调整城乡社会经济自然资源的配置，形成城乡职能与空间一体化。其次，在借鉴国内外城乡一体化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和上海市情，对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制约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应用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理论，提出了推进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五点战略对策。 研究表明，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高速发展，上海郊区无论城乡居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还是郊区城镇的基础设施与乡镇工业都有明显的提高与发展，本文应用日本学者山田浩之等对城市化阶段划分的方法对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上海虽然局部区域已经基本具备加速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物质条件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具备了向高层次城乡一体化迈进的条件，但总体上仍处于城乡一体化的初级阶段，如果能妥善解决好目前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应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上海城乡一体化便可顺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目前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障碍、集体经济产权不明、农民土地的收益分配无保障、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城镇布点分散与农村产业集聚效应弱化、郊区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资源与环境保护突出、外来务农人员管理混乱、开放经济中的城乡文化差异所形成的冲突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上海郊区城乡一体化进程。要提升上海城市综合竞争力，就必须全面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率先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坚定不移地走城乡一体化发展方向。本文认为，上海要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主要应加强以下五方面战略措施，即:调整空间结构、优化郊区发展环境，形成中心城与郊区相互交融的格局;以经济一体化发展思路，促进郊区经济水平和综合实力的提高;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保证城乡人民享受同等社会福利与保障;加强人口疏导和管理，建立城市、农村、外来相互融合的人口一体化局;加快城乡生态一体化建设，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的统一。关键词:二元结构上海郊区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战略对策
佟沛育[2]2014年在《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基层政府能力建设》文中提出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对社会保障供给与公众对之的需求之间的制度性、结构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社会保障在城乡间的非均衡供需矛盾的扩大势必严重阻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如何深入探讨基层政府作为社会保障政策执行主体在推进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中的受制根源并妥善解决之，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如何从理论的高度结合实践的需求，探索基层政府在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中的能力建设成为本文的写作基点。本文结构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即为导论，主要阐述论文写作的起源与研究背景、文献综述、基本概念界定以及研究的基本方法等；第二章为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基层政府角色定位，从宏观到微观深入分析基层政府在社会保障一体化中的权利与资格。第叁章将研究的主要问题聚焦于从理论层面，由表及里深入分析基层政府能力不足的主要成因。第四章提出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基层政府能力建设评估体系，作为各地基层政府可供通用的基层政府在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中的能力水平的评价标准以及为第五章实证分析奠定测评基础。第五章则从实践的角度，分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选取上海市9个处于典型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基层政府，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就其供给社会保障的能力进行评价和比较，通过对比分析，得出上海基层政府统筹社会保障中影响其能力的主要影响因子及实施效果；二是从实践的角度，针对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的实际情况，通过专家访谈和居民问卷调查，为小昆山镇社会保障一体化进行实证研究并提供一个改善其镇政府提升社会保障统筹的可行对策。第六章再次探讨基层政府在社会保障一体化中应当确立的更为积极的角色定位，并就如何提升基层政府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能力提出针对性建议。本毕业论文具有以下叁个基本特点：一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既进行深入的理论开掘，又直面当前政府管理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实践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二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有机统一。既系统剖析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建设问题，又多维透视城乡基层政府提升推进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能力建设问题；既注重构思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的总体战略，又着力探究社会保障一体化创新的具体路径和政策建议。叁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高度协调。本论文的形成，建立在大量的深度访谈、典型的个案调查、充分的问卷调查和统计数据基础之上，采取统计分析、计量分析的方法，从而使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更具有科学性和有效性。
郝华勇[3]2015年在《湖北省城镇化质量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城镇化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城镇化的过程不仅表现在城镇数量的增长、城镇规模的扩大、城镇人口比例的提升,更是一个资源要素在城乡地域间优化配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空间等方面的系统演化。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但城镇化发展方式粗放、城市病凸显、半城镇化现象等问题制约着城镇化正效应的释放,城镇化质量日益成为切入点来研究城镇化发展方式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阶段,在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端水平的双重目标引领下,提升城镇化质量既具备结构优化的经济背景、也契合追求发展质量效益的目标要求。湖北作为中部崛起战略支点,面临国家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有利机遇,立足区域发展基础、推进城镇化质量提升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示范效应。全文以“城镇化质量界定——城镇化质量实证评估——城镇化质量制约因素——城镇化质量提升路径”为研究思路,运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界定了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分析框架、价值取向,以湖北省域单元为例证,在实证评价基础上归纳湖北城镇化质量的制约因素,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提升湖北城镇化质量的具体路径。论文的通篇内容分为6章,其中：第1章为导论。分析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现状。认为研究城镇化既要关注城镇人口的规模增加和比例提高,还要强化对城镇化涉及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各方面质量的考察,避免盲目追求城镇化速度和数量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外对城镇化的微观研究难以应对我国城镇化宏大的规模、空前的差异和复杂的动因,国内对城镇化质量的研究存在分析框架模糊、研究视角泛化、机制归纳匮乏等不足。第2章为城镇化质量内涵与研究范畴的理论分析。从发展理念、空间形态、资源环境、统筹兼顾、目标导向五个方面解读了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质量诉求。界定了城镇化质量的内涵与分析框架,即：产业支撑是动力、城镇体系是载体、公共服务是保障、生态环境是基底、城乡统筹是腹地、文化特色是品位。梳理了城镇化质量的价值取向：以生态文明为基底、以“四化同步”为过程,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第3章为城镇化质量实证评估。分别构建省域、市域、县域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做实证评估。对湖北省域城镇化质量演进态势做评价后,又将湖北纳入全国省域单元做比较分析,并对全国31个省域单元的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数量、城镇化质量与数量的偏差做实证比较。横向对比之后,又将湖北城镇化质量作区域分解研究,从省内市域、县域两个层面探讨了不同尺度区域城镇化质量的差异及空间格局,提出差异化的提升对策。第4章为城镇化质量制约因素分析。依据城镇化质量分析框架及实证研究结论,可将湖北城镇化质量的制约因素总结为：产业结构升级缓慢,重型化的工业结构带来的就业效应不显着,从动态趋势看,湖北产业结构演化对城镇化提高的影响作用趋势在减速增长。城镇等级体系的首位分布特征明显,运用分形维数考察湖北城镇体系的演化,表明湖北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比较松散,首位城市垄断性强,且自2004年以来这种垄断趋势并未减弱；城市间存在产业同构,武汉市高端产业优势不突出；城镇空间组织方面,省域主中心武汉市的人口、经济集聚效应明显,省域副中心及其他城市集聚效应偏弱,县域城镇化对全省城镇化进程贡献较小。湖北在公共服务供给上仍显不够,不能够满足快速城镇化人口对公共设施和服务的需求。城乡收入差距略小于全国,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均低于全国水平。湖北自然生态本底条件优越,湖泊众多、森林覆盖率高于全国水平,但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的依赖程度较高,高能耗的产业结构与低赋存的能源储量形成矛盾。湖北历史底蕴深厚,但依托文化资源实现的旅游业发展仍显不够,城镇个性及文化彰显仍需加强。第5章为解决对策。基于城镇化质量分析框架和湖北的现状短板,提升湖北城镇化质量的具体路径包括：强化产业支撑,产城一体发展,构建符合省情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结构升级并扩大就业效应。优化城镇体系结构,数量比例要协调,形成一主两副多极带动；职能分工要差异,形成互补发展格局。完善公共服务需要政府担负起职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则要在公共服务提供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强化财政的民生投向,弥补公共服务短板；将外来人口,即农民工群体逐步覆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设生态文明,在发展起点上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界定城市的扩张边界,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开发格局；通过产业结构生态化、空间结构集约化、基础设施绿色化、生活方式低碳化、生态产品价值化等环节,落实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全过程。发展结果上,强化绿色考核,将“绿色GDP”、“生态文明型城镇化”等绿色绩效纳入考核。城乡一体化发展上把握着力点,发展现代农业、优化农村发展环境、培养新型农民；促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士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壮大县域经济。文化传承上,注重突出地域、历史和文化特色,凸显武汉、襄阳、荆州等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风貌,保护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的原真性与完整性,彰显荆楚文化魅力。第6章为论文的结论与研究展望。总结归纳了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可能的创新点,并指出了在论文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今后进行完善和提升的重点与方向。论文的创新点可以归纳为：阐述了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建立城镇化质量的分析框架,并以湖北省为研究对象,依据城镇化质量分析框架,系统剖析了省域城镇化质量的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在提升城镇化质量的路径中,构建了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全过程的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为其他区域同步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综观全文,认为城镇化质量是既涉及理论问题又实践性很强的一个命题。区域城镇化质量研究需要持续关注其动态,做系统化研究。今后应突出城市群作为城镇化主体形态的区域研究,在研究深度、数据来源、案例借鉴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这也是后续研究的着力点。
熊竞[4]2008年在《我国特大城市郊区（域）行政区划体制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以城市化为表征的城乡转型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也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主要成就。从地域依托看,在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中,特大城市郊区无疑承担着重要使命。城市化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逻辑和空间的演变过程和结果,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制度层面的转型至关重要。行政区划作为国家权力空间配置的一项基础性、支架性的体制安排,其在中国的重要性也非同寻常。我国特大城市郊区政区体制在实践中通过积极调整,基本适应了(特)大城市郊区的迅速发展,然而由于旧有体制惯性较大和改革整体性推进中的某些偏差导致以上改革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欠缺和问题。如不及时加以研究和解决,势必影响到城乡的共同富裕、和谐社会的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和背景,本文的研究得以展开:第一章:交代了论文的研究意义、篇章结构与研究方法等基本概况。第二章:论文首先从对特大城市郊区(域)行政区划体制概念的理解切入,对这一较长的表述进行了逐个概念的辨析与界定。这里遇到了几个难点,一是“郊区”自身是一个既有明确特征,但又存在一定模糊特点的相对概念;二是我国特大城市郊区的重要性凸显且发展迅速,使其研究更具复杂性;最为“烦恼”的是在体制上,由于我国实行市管县体制,使得郊区的范围“泛化”,更多的“郊区”(行政郊区)已超出“郊区”概念本身的涵义。为此,我们引入了“郊域”的概念,在我国特殊的市管县体制下“郊区”与“郊域”对应于“市区”与“市域”。在明确这一概念之后,我们从政区地理学的角度对文章中经常出现的“行政区划(政区)体制”、“行政区划(政区)调整、变更”、“行政区划(政区)体制改革”等表述做了界定。最后,以图形化的方式给出了本文特大城市郊区(域)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研究的概念和研究对象与范围。第叁章:是从目前大量郊区、行政区划相关理论和观点的角度做了一个归纳。为更深入的认识郊区发展的动力机制及特点,文章主要选择集中与分散这一组对立又统一的概念出发,从区域、城市、郊区叁个层面进行了探讨。而在认识行政区划的特点上,我们则选择了另外一组对立又统一的概念,即集权与分权,并同时也选择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上下政府之间叁个层面,来分析行政区划的本质特征。此外,对郊区发展中重要的城乡关系理论以及我国城乡关系的特点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最后,对特大城市郊区(域)政区体制相关的其他理论做了介绍,包括城市型政区设置上城乡分治与城乡合治的讨论,政区层次与幅度理论中尖型与扁型的差别以及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这一部分为文后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支撑。第四章:是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搜集与述评。我们分别从(特)大城市郊区的发展与管理的文献综述,(特)大城市郊区制度与创新的研究进展,以及(特)大城市郊区政区体制中区县级政区、乡镇级政区、村居级政区的研究述评叁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并从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研究内容上提出了现有研究的相对不足之处。第五章:是对我国现代市制开创以来,(特)大城市郊区政区体制的近代演变进行了耙梳。我们将(特)大城市郊区政区体制演进的这段历史划分为叁个时期,一是晚清民初至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分治主导下的狭域农村型郊区制;二是改革开放初20世纪初,城乡合治主导下的广域城镇型郊区制;叁是20世纪初至今,我国出现了城乡分治下适域城市型郊区的苗头。最后,从形式合治(分治)与实质合治(分治)的两个概念出发对我国郊区(域)政区体制的演变做了一个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第六章:是对境外若干典型郊区区划体制概况的介绍、评价和对我国的启示。其中美国的边缘城市、市政自治体、特别区,英国的郊区新城,澳大利亚的田园型市镇(Rural City),日本的市分等制,我国台湾地区的县下辖市等在我国大陆目前特大城市郊区发展态势下具有借鉴意义。第七章与第八章:是对中央直辖市上海的郊区政区体制的实证分析。第六部分是侧重上海郊区区县级政区体制的探讨。以城乡关系为视角,描述了1927年上海建市以来,郊区(域)政区也走过的一条分治理念与合治理念转换下的体制演变之路,进而,对目前上海郊区区县级政区的现状我们作出了四个思考,并引入断裂点模型构建了一个探讨郊区县改区标准问题的分析框架。第七部分着重对上海郊区的基层政区(乡镇级与村居组织)情况做了分析,有总括性的历史分析,也有更为详细的以浦东地区为主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再次提出了对基层政区改革的若干思考。第九章:是本文的政策建议,指出了我国特大城市郊区(域)政区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现状问题、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并区分了中央直辖市与省辖特大城市在未来郊区(域)政区体制改革上的不同模式框架和方案设想。第十章:最后一章从主要观点、创新努力与论文不足等方面对做了一个总结。
吴江[5]2010年在《重庆新型城镇化推进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关于重庆新型城镇化推进路径的研究。论文通过深入考察重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客观现实与既有相关研究成果,借鉴要素流动与集聚理论、城乡一体化理论、制度创新理论并理解其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界定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路径,形成对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的规范认识,以此确立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分析基点。运用历史分析、计量检验方法,从制度和数量两个维度,探寻重庆城镇化路径演进的基本矛盾,实证重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问题与特征,揭示重庆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的影响因子与机理。在此基础上,围绕城乡统筹的公平关系,确立重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定位与战略框架,设计重庆新型城镇化推进的现实路径,创新重庆新型城镇化路径的制度体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一、主要内容本文的内容从结构上可分为导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四部分共10章。第1章为导论：通过分析研究背景,发现和界定问题,确立研究目标、内容、思路和方法。第2章为理论研究部分：通过借鉴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形成对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路径等的规范认识。第3-6章为实证研究部分：第3章比较考察国内外新型城镇化路径的实践,获取重庆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第4章回顾重庆城镇化路径演进的历程,揭示重庆城镇化路径演进的基本矛盾,发现重庆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的趋势；第5章分析重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原因；第6章分析重庆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的影响因子与机理。第7-10章为政策研究部分：第7章确立重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定位和战略框架；第8章设计重庆新型城镇化推进的现实路径及其实施步骤；第9章创新重庆新型城镇化路径的制度体系并提出具体制度安排；第10章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二、基本结论1.新型城镇化本质上是一场以人为中心的、涉及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的全面转型和深刻革命,蕴含着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彼此关系的和谐融洽以及整体效益的整合提升新型城镇化是以实现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以新型产业和信息化为推动力,追求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高效发展的多元演变过程。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侧重点、主体、模式及动力机制都有着显着的区别。在新的时代背景和体制环境约束下,新型城镇化在遵循城镇化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具有以人为本、市场主导、城乡统筹、多元协调发展等新特点。2.城镇化路径演进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调整与融合的过程,在重庆城镇化路径演进的过程中,“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征依然明显,但政府的适时、适当退出以及市场的适时、适当进入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和要求重庆城镇化路径演进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目标选择与工具选择、自然选择与理性选择的结合体,不仅带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烙印,还闪烁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生光辉。虽然政府作用是重庆城镇化路径演进的主要影响因素,始终与国家总体战略、重庆发展战略以及重庆经济社会现实基础保持一致是其最明显的特征,但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也愈加凸显,将成为重庆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的基本影响因素。更加强化市场的导向功能、更加优化政府的推动职能、更加重视协调发展、更加关注“人”的本性与利益将是未来重庆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的基本趋势。3.受制于自身条件薄弱、政府作用不当的观念滞后、市场功能难以发挥的制度限制、政府与市场互动不强的关系错位等原因的迭加影响,重庆新型城镇化发展效应释放有限重庆新型城镇化促进了人口转移、经济集聚、产业转变和结构转型,但其发展效应释放有限：一是总体水平相对滞后。不仅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也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二是结构体系不合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间结构偏差严重,城镇规模结构比例为1：5：13：13,不尽合理；叁是区域发展失衡。“一圈两翼”城镇化率分别为62.75%、32.69%和24.49%,城市首位度分别为8.81、2.12和1.22,处于城镇化发展初期、中期和高级阶段的区县比率分别是22.5%、45%和32.5%,发展呈现非均衡特征。四是城乡关系失调。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3年的3.65：1扩大至2008年的3.81：1。其成因主要有自身条件薄弱的历史原因、政府作用不当的观念滞后、市场功能难以发挥的制度限制以及政府与市场互动不强的关系错位。4.路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多维过程,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与耦合的过程,重庆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的影响因子众多且机理复杂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产业提升和充分稳定的非农产业就业机会是重庆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的重要条件与保障；第二,发展经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升劳动力素质和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对于重庆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第叁,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就业政策、市场体制以及经济社会失衡发展等已经成为重庆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的重要屏障。5.基于新型城镇化内在的本质规定,既有的经验模式、路径依赖和现实基础,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定位与战略框架,现阶段重庆新型城镇化路径的现实选择就是：“市场导向与政府推动的协调、多元型”路径新型城镇化路径通向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既是人类社会、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规律性结果,又是人们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而设计和构建的结果。根据既有的理论研究、经验模式、路径依赖与现实基础,重庆新型城镇化应走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城乡一体化为总目标,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导向性作用和政府的宏观性、推动性作用,通过多种具体方式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市场导向与政府推动的协调、多元型”路径。其中,“市场导向与政府推动”是基本机制,“协调”是核心理念,“多元”是具体推进方式。6.制度创新供给滞后化、效应释放有限,制度设计上仍然没有完全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掣肘了重庆新型城镇化路径的顺利推进,必须创新重庆新型城镇化路径的制度体系制度创新是重庆推进新型城镇化路径的基本前提和有效保障。应在遵循公平与效率兼顾,城乡统筹、目标可行,体系完整、有序推进,全面系统、把握底线等原则前提下,以政府和民众为两大主体,以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为两大支撑,通过强制性和诱致性的变迁方式,构建服务于新型城镇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公平的、高效的制度体系。目前制度创新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金融制度等。叁、主要创新1.形成对新型城镇化本质内涵的“新”认识通过借鉴前人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上展开的对城镇化本质的讨论,尤其是对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比较分析,形成了新型城镇化本质内涵的“新”认识,即“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市场主导、城乡统筹、多元协调发展的城镇化”。2.揭示出城镇化路径演进的一般规律通过对重庆城镇化路径演进轨迹的分析,揭示出城镇化路径演进的一般规律,即“城镇化路径演进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调整与融合的过程”。虽然政府作用是城镇化路径演进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将成为新型城镇化路径演进的基本影响因素。政府适时、适当退出以及市场适时、适当进入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和要求。3.找到了与重庆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通过对重庆新型城镇化路径现实选择的宏观环境(战略机遇与面临的挑战)、依据(理论依据、经验借鉴与现实基础)、条件(有利条件；制约因素)的综合分析研究,找到了与重庆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即“市场导向与政府推动的协调、多元型”路径。四、政策建议1.坚持以人为本,壮大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针对即将或正在转移的农村人口,彻底消除限制其转移和流动的障碍,积极引导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农民进城就业和落户；针对已转移的农村人口,除提供稳定工作机会、培训渠道和较高工资水平外,还让其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国民待遇”；建立市场调节机制与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机制,降低流动成本和风险,壮大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2.强化市场导向,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绩效水平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口转移、要素集聚、产业升级、城市内部结构调整和外部扩张与竞争等方面的导向作用；通过竞争机制,优化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利用市场机制天然的信息优势和对创新能力的鼓励,提高重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绩效水平。3.推进城乡统筹,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长效机制立足国家中心城市,提升城市综合实力,增强城市辐射带动能力；积极推动内外环产业结构转型；建立稳定的支农资金投入增长机制,突出财政支农的重点；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培育和发展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构建城乡发展良性互动机制,通过统筹城乡的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实现城乡资源和要素的高效流转。4.多元协调发展,形成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合力格局通过网络化路径全面拓展主城特大城市；全力支持万州加快建成重庆第二大城市,形成“渝东北翼”带状城镇发展区,“渝东南翼”点轴状城镇发展区,实现主城、区县城和小城镇协调互动发展；建立“一圈”与“两翼”产业协同发展新机制,建立健全区域协作机制；形成“城乡分工合理、区域特色鲜明、资源要素优势充分发挥”的产业体系；树立生态立市和环境优先的理念,以“绿色化、可持续、集约化”为标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不断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5.优化政府推动,营造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谨慎发挥政府的作用；充分把握和利用试验区的“政策洼地”效应与先行先试权；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法制建设,把提供“低水平、广覆盖、均等化”的城乡公共服务作为其基本职能,切实维护转移人口的根本利益,为城乡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创造良好的条件,加快重庆新型城镇化进程。
张翠[6]2014年在《上海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乡二元分割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不仅影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影响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运行的公平和效率，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也是社会保障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论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上海为例，研究上海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构建，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论文通过对上海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历史沿革及现状研究，分析现在上海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中叁大基本医疗保险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通过分析得知上海叁大基本医疗保险在筹资模式、筹资水平、补偿项目和补偿水平存在的差异。接下来研究了城乡一体化体系构建过程中的责任分担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并对它们的责任分担机制研究，强调政府在体系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梳理了上海基本叁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及运行现状，剖析现有制度的不足；同时，对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情况和居民对一体化的态度进行了调研，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结果分析，得出了相关结论，为构建上海基本医疗保险一体化体系提供了实证证据；研究了国内外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城乡一体化的做法及对上海的经验启示。构建上海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应当遵循政府主导、逐步过渡的原则，构建上海梯度发展的城乡一体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通过基础平台和多层次辅助平台的设计，打破城乡之间的二元限制。基础平台制定了合理的缴费标准，即以城镇居民16-60岁之间的人群缴费水平为基础平台的缴费水平，对于农村居民不足部分由政府承担。辅助平台的设计是根据个人需要和经济发展水平自由选择不同水平档的缴费，同时享受与之相对应地补偿待遇，并以个人、企业及政府的缴费能力为切入点对这一体系设计进行验证与修正。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将逐渐并轨统一，并将与城镇居民的运行并轨，最终实现上海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完全城乡一体化。最后，对构建上海基本医疗保险城乡一体化后上海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从经济、政策、人口叁个因素进行了验证，提出了完善上海基本医疗保险城乡一体化运行的对策与建议。
武小龙[7]2015年在《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一是城市发展中的"伪城市化"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是指,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城市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和消费水平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这种掩盖在城乡经济增长光环下的城乡居民实质上的权利不平等现象,可以说是城乡关系失调的一个真实的反映。二是农村发展中的"空心化"现象,这一异质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是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包括人力资本空心化、土地抛荒化、家庭空巢化、公共服务空心化等多种形态表现。这一现象对城市化发展、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推进均有较大影响。透过这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可得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城乡关系失衡。故而,本文主要围绕"城乡关系失衡"这一核心问题意识,着力提出"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这一新的理论概念,试图以实证为辅助的规范研究法,尝试性地建构起"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中国城乡关系应然形态的理论架构,从而为城乡关系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生态学"的视角提出并建构"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理论体系。这一研究主要从叁方面展开:第一,利用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城乡关系"共生发展"的总体概貌,即"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发展指向;第二,在价值层面上,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论证了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第叁,在实践路径上,提出并论证了"中央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地方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村社共同体重塑的乡村建设路径"叁个操作性措施。对此,本文的研究展开分为以下七大部分:第一章:导论。这是本文的开篇。一是,基于相关的社会现象和背景,确定本文的研究问题,从而明确选题的目的及其意义。二是,确定研究对象后,着手对已有研究展开文献综述的梳理,包括对已有成果展开形式上的考察,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角度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进路展开述评,对国外城乡关系理论研究的脉络展开梳理,从而提出本文研究方向。叁是,对本文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语汇展开系统诠释,厘清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共生发展之间联系和区别,并进一步界定城乡共生发展的基本内涵。四是,阐明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与逻辑思路,并指明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存在不足。第二章:共生理论:观察中国城乡关系转型的新视角。本章主要提出共生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论证其与中国城乡关系研究的适切性。一是,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二元性秩序"问题,并且这种"二元性秩序"正逐步萌生出"共同发展"的内生性诉求。二是,阐述了 "共生理论"的内涵、实践运用及其与城乡关系的契合性,共生理论构成了"共同发展"内生性诉求的理论先声与理论依据,该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共同进步、合作共赢,强调的是一种病态到常态的发展过程;目前"共生理论"主要集中于物种共生、生态景观建设、以及区域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应用较为薄弱;而在研究要素、研究目的、研究过程上,共生理论均与城乡关系紧密契合。叁是,简要阐述了中国城乡关系的"病态共生"与"常态共生",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存在、城市偏向政策的依然严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显着等方面,"常态共生"则是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指向,这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层面的"对称互惠共生"系统。第叁章: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病态共生。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以奠定本研究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础。一是,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梳理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历程,总结出中国城乡关系主要经历了 "寄生共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叁大演变形态。二是,从实证层面对当下城乡关系的现实境况进行描述性分析,指出城乡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主要表现为区域整体性发展、城乡经济发展、城乡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失衡与严重差距;同时,对当下城乡差距程度以及波动趋势进行实证评价,指出中国城乡差距程度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阶梯性递增的趋势,并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差距水平呈现波动性扩大趋势。叁是,从理论层面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逻辑进行了总结提炼,指出建国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主要遵循"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内在发展规律,而"病态共生"则是城乡关系发展至今的总括性表达,体现为一种城乡二元的结构以及公平效率的丧失,本质上反映为对社会正义的缺失、偏离和违背。第四章: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内在机理"的理论解释。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为什么"这一问题,主要利用"中央—地方—民众"叁层分析框架来解释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原因。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引入"城市偏向理论"对中央城乡关系发展的战略决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指出中央"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是城乡"病态共生"关系形成的本质原因,这种"城市偏向政策"主要表现为1978年之前的价格偏向和1978年之后的非价格偏向。二是从"地方政府自身"(作为一种官僚机器特性)的角度,引入"策略主义"的分析维度,指出地方政府(县乡两级)在城乡关系建设中的"策略行政"是引发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发展"的直接原因,这主要表达为叁大基本策略:对"硬指标"的变通、经济短期行为、"争资跑项"的策略行为。叁是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指出在乡村结构转型下"乡村空心化"所带来的乡村建设动力不足和民众基础缺失构成了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共生"的又一潜在原因,这主要包括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化"、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化"、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化"。"中央的政策偏向、地方的策略行政、乡村的基础缺失"共同构筑起了中国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机理。第五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常态关系的理论建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应是什么"这一问题,系统阐明城乡共生式发展的理论架构。首先,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阐释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其次,分别从"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维度建构了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五位一体"的共生体系:一是城乡"政治共享"发展机制,包括:政治实体性资源的共享、经济实体性政治资源的共享、规范性政治资源的共享,也即是政治权力组织的合理安排、国家财政的合理性分配、政策制度的合理性设计;二是城乡"经济共荣"发展机制,包括:城乡土地收益共荣机制与工农业发展共荣机制,也即是"土地发展权同等、权属利益均等、国民经济合理分配",以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叁是城乡"文化共融"发展机制,这主要从"文化观念、文化符号、文化记忆"叁大层面建构"城乡文化共同体"以促进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真正共存与融合,从而带来城乡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发性秩序;四是城乡"社会共建"发展机制,包括:官民合作共建、民众集体行动共建,即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居民的合作参与来推进城乡社会民生事业的共生发展;五是城乡"生态共治"发展机制,这一机制以生态型政府为建构基础、以合作式治理为建构路径,通过政府主导,民众、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参与来达成城乡生态合作善治关系与永续性发展。第六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践路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怎么做"这一问题,旨在阐明具体的发展策略。一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立足于乡村本位的价值思考以及践行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二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城市市场(共生界面)的引导、以及政策制度(共生环境)的支持。叁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中央、地方、乡村的衔接来共同推进,分别是:中央层面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包括探索"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之路、打造"差异化"的新农村建设方略、寻求"合作化"的城乡融合新模式;地方层面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包括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转变、以及建立科学发展的政绩评价体系;乡村层面的村社共同体重塑路径,包括强化村社权力以应对"权威空心化"、吸引人才回流以应对"人才空心化"、塑造村社认同感和凝聚力以应对"合作空心化",当然,还有必要在"城市包容乡村发展"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城乡共同体",以此来促成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现。第七章:结论与讨论。一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二是,对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政治学讨论,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社会正义"理念的重构;另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强国家的治理、以及强社会的初步发育"。
杨钧[8]2016年在《城镇化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相互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处于二元分割状态,城镇化与农业和农村发展严重脱节。新时期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并推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协调至关重要。城镇化必然引起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也需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来相适应。因此,深入研究城镇化与农村产业结构的关系,探讨农村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协调互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城镇化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关键问题展开,重点探讨和解决了叁个基本问题:其一,城镇化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相互影响机理是什么?其二,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状况是怎样的?其叁,如何基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来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1)城镇化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相互影响机理是什么?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方式和路径是怎样的?本文在对城镇化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进行界定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理论阐释和模型推演分析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主要理论路径下城镇化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互动机制。揭示了城镇化主要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规模效应和外部性效应对农村叁次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深刻影响,通过要素流动和需求机制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通过促进土地集约利用、生产组织方式转变和区域间劳动力转移影响着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同时,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要素和产品的供求机制,影响城镇化的发展。在二者关系中,城镇化对农村产业结构的影响更为直接和突出,农村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的影响是渐进和长期的。(2)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状况是怎样的?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叁次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产业的规模化及专业化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效应、特征及其途径是什么?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在对我国城镇化发展进行测度和时空评价、协调性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实证检验了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叁次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产业规模化及专业化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叁次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呈现出了非线性的相互影响关系。城镇化发展对农村第一、二产业占比的影响路径是倒u型的,而其对农村第叁产业占比的影响路径是u型的。反之,农村第一、二产业占比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路径是u型的,而农村第叁产业占比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路径是倒u型的。就区域效应而言,在市场机制更为完善的东部区域,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叁次产业结构调整的相互影响关系更为显着,而在中西部地区这一互动影响关系的显着性相对较弱。就结构效应而言,经济发展城镇化与农村叁次产业结构调整的相互影响最为显着,这也是其主导作用的具体体现。(2)适度的城镇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发展产生了长期的积极影响。一方面,在正向和负向的双重效应的作用下,适度的城镇化发展可以加速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过度的城镇化发展不利于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缓慢的长期动态进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发展的短期效应并不显着,而在供给与需求、生产要素和可持续发展等理论路径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发展产生了显着的长期影响效应。就区域协调性而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于城镇化发展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西南等一些经济欠发达省份。(3)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业产业规模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更为显着。在土地集约利用、生产组织方式转变和区域间劳动力转移等理论路径下,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业产业规模化之间呈现出了显着的相互影响关系。然而,由于受到农业产业专业化固有发展路径的影响,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业产业专业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并不显着。(3)如何基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来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基于已有研究结论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条件下促进我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在农村叁次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应当利用城乡经济要素流动效应、发挥城镇经济的外部性效应、借助城镇化发展的规模效应、依托城乡经济发展区域效应,差异化地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应当基于城镇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引导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基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合理制定城镇化发展策略,基于农业产业结构的长期效应积极促进农业组织化建设,同时应合理推进城镇化发展与农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协作机制。在农业产业规模化及专业化方面,应当完善土地的流转机制保障农业产业的规模化及产业化,发挥城镇经济外溢性促进农业产业的规模化及专业化,优化人力资源的供需保证农业产业的规模化及专业化,制度革新信息化平台加速农业产业的规模化及专业化。
万宣辰[9]2017年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农业大国,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带来了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为了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业生产的需求,中国农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合作组织逐步建立,虽然在当时为农村建设和农村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制度的限制,使其发展陷入困境。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农村金融体系逐步建立。1996年,中国农村金融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农业银行网点遍及中国城乡,资金充足、服务功能多样化,并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农村经济发展实际上一直处于发展迟缓的阶段,农民的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严重,这不但影响我国农村经济未来健康的持续发展,更会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研究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之间的关联,以及如何发展和创新我国农村未来的发展逻辑和模式迫在眉睫。本文基于当前农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现状,以及前人对中国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出发,阐述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他们之间的关联,探讨了我国农村金融未来的发展模式和路径,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我们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给出了城乡一体化视角下我国农村金融创新发展的逻辑,包括农村金融发展环境的创新模式和逻辑,构建了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的理论和框架,提出了农村金融信息化的新模式以及相应的特点和所面临的困难,并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给出了深化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具体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导论主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简要厘清了本文研究的必要性,同时明确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明晰了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并进行了相关文献的综述,明确了前人对该问题的研究程度。第2章主要介绍了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对论文撰写所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和可能运用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简要且清晰的整理,是整个论文撰写的基础和前提,同时阐述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演变及特征。其次本章还重点分析了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背景和特点,并给出了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的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特征。最后,本章分别就不同国家发展程度进行分析:以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以及完善的农村金融法制框架,以此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农村金融正是这些国家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以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一些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以小额信贷为核心,发展农村微型金融和非正式金融组织,建立了符合本国国情又各具特色的组织与制度体系。这些丰富的国际实践经验对中国农村金融的建设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3章通过var和vec模型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选取农村人均gdp增长、农村金融相关率、农村贷存比率、农村存款比率和农村投资比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中国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但中国农村金融相关率与中国农村人均gdp增长存在负向关系,说明中国农村金融的体制问题依然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阻碍。因此,我国在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重视农村金融相关率的提高,发挥它们对农村经济的重要作用,也要强调农村金融的信贷结构、农村金融资本的运作效率以及农村金融环境建设,保障农村金融自身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第4章主要分析了城乡一体化视角下中国农村金融的创新发展和研究。分别从创新逻辑、创新环境和创新实践叁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农村的金融创新发展。就创新逻辑来看,我国农村金融应当遵循普惠逻辑,确保每个农民拥有享受现代金融的权利,还要以激励相容逻辑来充分考虑每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时还要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做到市场配置逻辑和政府监管逻辑的统一。此外,坚持法治逻辑,做到在法治的轨道上创新农村金融发展。就创新环境来看,论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面论述了我国农村金融创新发展环境。研究表明在当前推进农村金融创新发展是符合时代要求、行业发展的重大举措。就创新实践来看,论文对我国现行的农村金融创新实践进行了总结,尤其是对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土地收益保证贷款和直补资金担保贷款进行了概括,剖析了内涵的逻辑。第5章研究了如何构建我国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以及金融信息化的模式建设问题。新农村建设需要资金支持,构建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是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叁农”问题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自身的系统性缺陷,导致农村金融体系不能有效地服务于农村经济的改革发展,因此需要构建一个更加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因此,本章首先探究了农村金融体系设计的方法和模式,构建了“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叁位一体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的基本构架。第6章主要探讨了农村金融信息化是我国金融信息化的薄弱环节,要建立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就必须首先改善资金流动效率,必须加强农村主要金融机构的信息化建设。在此基础之上,本章提出了农村金融信息化的具体解决思路,以及未来农村金融信息化的发展模式。第7章,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本章给出了深化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通过前几章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可知若要加速推进农村金融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尊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客观现实,跳出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打破人为的主观预设,重构现代金融服务系统。同样也必须遵循民本金融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市场化导向原则以及协调发展四大原则,在此基础之上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产品,优化城乡金融生态环境,强化城乡金融政策支持和监管体系建设。
芮旸[10]2013年在《不同主体功能区城乡一体化研究：机制、评价与模式》文中指出区域差异是地理学的基本规律,空间分异是地理学研究的基本视角,空间公正与城乡转型压缩是地理学研究的新命题,在国家整体转型与区域发展格局优化的背景下推动城乡一体化,逐步消解二元结构是城乡发展的新诉求。为此,本文围绕突出区域差异性、社会公平性、转型整体性、演化动态性的思路,针对城市化地区、农业地区和生态地区叁类地区发展定位与方向的不同,因地制宜,探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多元动力机制、评价体系及发展模式,将既有助于深化对区域分异规律与城乡转型进程的认知,也有益于继承与创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亦将对主体功能区战略在城乡层面的推进有所裨益。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不同主体功能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机制构建。城市化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可概括为新型工业化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健康城镇化,投资以及政策制度；农业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机制体现为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适度城镇化有机构成的内生力机制,以及交通通信技术发展、行政力量推动共同形成的外生力机制；生态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机制体现为受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制约的调节机制,城市对农村的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并存的作用机制,以及城乡间人流、物流、资金流、“软件流”运行的实现机制。(2)不同主体功能区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指标体系的构建应体现区域功能定位、反映社会公正诉求、突出城乡共同转型,均分为目标层、系统层、状态层、变量层和要素层5个层级。其中,城市化地区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由8项状态指标、20项变量指标和44项要素指标所构成,着重突出了反映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的具体指标；农业地区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由8项状态指标、19项变量指标和40项要素指标所构成,着重突出了反映农业绩效水平的具体指标；生态地区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由8项状态指标、18项变量指标和49项要素指标所构成,着重突出了反映生态产业发展水平和城乡要素流动状况的具体指标。(3)研究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状态评价。其中,户县城乡功能协调度、社会公正度均一直保持不断上升趋势；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子系统与公平子系统的耦合状态正处在磨合阶段,渐趋同步发展；城乡耦合发展度已从1992年的0.2032增至2011年的0.4235,城乡一体化水平正在加速提升,城乡互动融合趋势愈发显着。澄城县城乡功能协调度波动相对较大,社会公正度大体保持不断上升趋势；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子系统与公平子系统的耦合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将一直处于不断磨合与波动响应的状态;城乡耦合发展度依次经历了稳步增加、停滞不前、波动上升和快速提高4个阶段,已从1992年的0.2089增至2011年的0.4491,城乡一体化水平正在不断提升,城乡互动效应明显增强发展,但协调程度变动大。太白县城乡功能协调度、社会公正度均一直保持不断上升趋势,但后者提高极其缓慢；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子系统与公平子系统的耦合状态正由低水平协调阶段转向拮抗阶段；城乡耦合发展度仅从2002年的0.1627增至2011年的0.1830,城乡一体化水平提升缓慢,城乡互动效应趋于增强,但协调程度减弱。(4)研究区城乡一体化现实动因剖析及优化路径设计。其中,户县城乡一体化现实动因包括城乡内生动力因子、城乡发展潜势因子、人口转型程度因子与增长有序水平因子,其中第一个动因最为主要,其它叁个的影响程度均不显着；优化路径包括增强内生动力、提高发展潜势、推动人口转型、实现增长有序。澄城县城乡一体化现实动因包括城乡内生动力因子、城乡生活质量因子、“叁农”转型程度因子与结构优化潜力因子,其中第一个动因最为主要,第二个次之,其它两个的影响程度相对不太显着；优化路径包括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提高城乡民生指数、推动“叁农”同步转型、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太白县城乡一体化现实动因包括城乡环境质量因子、城乡生活水平因子、城乡关联强度因子与生态产业素质因子,其中第一个动因最为主要,第二、叁次之,最后一个的影响程度相对不太显着。其城乡一体化的优化路径包括：提升城乡关联强度；提升生态产业素质；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乡生活水平。(5)不同主体功能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选择。城市化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适宜模式为全域城市化模式；优化路径为健康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城市智慧化、农业产业化、农业都市化、农业信息化“六化”同步推进；实施对策为统筹城乡资源配置、要素流动、产业发展、规划建设、收入分配与社会管理；空间模式为“多中心+组团化+轴向拓展+圈层扩张+分区管控”的全域城乡网络化、扁平化空间格局。农业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适宜模式为城乡等值化模式；转型路径为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特色农业、精致农业转型,推动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城市居民转型并创新农民合作组织,推动传统农村向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型农村社区转型；空间模式为“中心地体系构建+现代农业梯度推进”的新型城乡发展格局。生态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适宜模式为城乡“流”调控模式；调控路径为推动人口、物品、资金、公共资源、技术、信息、观念等要素“流”双向、自由、对称、高效、顺畅、有序、规范、循环流动；调控方式为城乡“流”载体、“流向”、“流量”、“流程”优化；空间模式为“生态安全格局+点轴空间系统”的复合城乡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1]. 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实证研究与对策分析[D]. 张建军. 南京农业大学. 2004
[2]. 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基层政府能力建设[D]. 佟沛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4
[3]. 湖北省城镇化质量问题研究[D]. 郝华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4]. 我国特大城市郊区（域）行政区划体制研究[D]. 熊竞.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5]. 重庆新型城镇化推进路径研究[D]. 吴江. 西南大学. 2010
[6]. 上海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研究[D]. 张翠.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4
[7]. 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D]. 武小龙.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8]. 城镇化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相互关系研究[D]. 杨钧. 湖南大学. 2016
[9].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D]. 万宣辰. 吉林大学. 2017
[10]. 不同主体功能区城乡一体化研究：机制、评价与模式[D]. 芮旸. 西北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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