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菲[1]2003年在《建筑在“框架”理论上的翻译过程模型》文中研究说明历经几个阶段的发展和演变，翻译研究的重点转为“交际”(Communication)。因此，交际的各方和交际的媒质自然是研究的两个关键。处于“交际”阶段的翻译研究可从两方面入手：译者的内心认知活动，以及译者应掌握的知识信息。第二个方面又可分为以翻译过程为导向和以语言学、文化因素为导向的研究流派。语言学发展至今已较为成熟，仍然留待解决的是跨文化交际中翻译的过程和译者的内心认知活动。 本文先从文化与翻译过程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几个已有的翻译模型，并以Christiane Nord的四个假设为指引，在奈达的信息交流过程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受文化束缚的翻译过程模型。之后通过借用心理学的“框架”概念，分析了思维活动的过程和层次并找出了“框架”与文化因素的关系，完善了该模型。 该模型表明：翻译过程若从信息交流的角度诠释，分为解码(decoding)和编码(encoding)。然而翻译是一个及其复杂的过程，并不是解码、编码的单纯相加。信息发出者的意图(intention)，最终信息接收者的期望(expectation)以及译者对这两者的解读和预测都应加以考虑。译者脑中有一个“转换机制”(transfer mechanism)控制着译者下意识地完成解读、比较的过程，使得译文既能符合原文意图，又能符合最终接收者的期望。这个所谓的“转换机制”就是认知心理学中的“框架”——决定事件发展的组织性原则。“框架”是内在的，稳定的，其形成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并表现为几个层次。正是处于不同层次的“框架”共同作用，使得译者产生自己对原文意图和最终接收者期望的理解，完成信息的转换。 通过承认“框架”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建立以框架理论为基础的翻译过程模型，我们可以将下意识行为上升到有意识的层面上去，从而帮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出决定并会有助于译员的培训和翻译教学。
付瑛瑛[2]2011年在《“传神达意”》文中认为尝试把汪榕培教授“传神达意”的典籍英译思想建构成一个适用于中国典籍英译的理论体系是本文研究的起点。如标题所示,本文对“传神达意”的探究与建构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构想是双管其下、齐头并进的。本文建构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思路是:借鉴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中观理论”和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原则—参数”模式对“传神达意”的内涵进行细致探讨,并用典籍英译个案分析“传神达意”在实际中的应用,从而达到建构的目的。“中观理论”主要用于对“传神达意”进行理论定位,旨在指出“传神达意”既具备理论的指导性又兼备实践的操作性。“原则—参数”模式主要用于确定“传神达意”的原则和参数,即“达意”和“传神”作为典籍英译的两项基本原则;“达意”的参数设定为“语义层面”、“语用层面”和“认知层面”,“传神”的参数设定为“文体”、“风格”、“意境”、“情感”和“形式”。本文总结出来的“传神达意”的参数其实是中西方所共有的,是译者在翻译时必然涉及到的,只不过缺失了系统归纳这一环节,本文所做的工作就是想改变这种面貌,把翻译中涉及到的参数都归到“传神达意”这个总原则、总标题之下。“传神达意”不是单纯的并列关系,而且偏正关系,即“传神地达意”,其中“达意”是翻译的基础,“传神”是“达意”基础上的锦上添花,两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于翻译要“达意”这个最基本的要求,翻译界并无任何异议,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翻译时译者应“达什么意”和“怎么达意”。对于“达什么意”,本文的观点是:翻译中的“意”应该是融合了原文本和译者主体的“意”,即译者对原文本的主体认知基础上的“意”;而对于“怎么达意”,本文的回答是用“中国英语”去翻译中国典籍作品。这里的“中国英语”至少包括以下两个内涵:第一,“中国英语”首先要是顺畅自然的英语,是一种符合英美读者阅读习惯的英语;第二,“中国英语”的使用是针对那些西方语言中所没有的而中国所特有的词汇。应该说,“中国英语”是一个统称,它把翻译中可能涉及到的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都包括在内了。对于“传神”,本文的观点是“传神”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东西,而是可以通过切实的分析捕捉到的。一般认为,“传神”论历经了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叁个时期,这叁个时期的特点各不相同。根据“传神”在这叁个时期的特点并结合翻译的本质来看,翻译中的“传神”应取唐宋时期提倡主客观融合的观点更为恰当,并以北宋时期苏轼的“传神论”为代表进行了详细论证。苏轼提出的“常理”、“凡人意思各有所在”等观点能恰到好处地应用到翻译研究当中。清朝沈宗骞在苏轼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神之正”的观点,即“各有所在”的“神”不易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然而,“传神”并非中国所独有,西方画论中也多见对“传神”的讨论,可见中西方在“传神”上有很多共通之处。当然,这不仅仅是个找共通点的过程,更是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建构服务的。将“传神达意”置于译文比读中旨在以一种有理有据的方式去检验“传神达意”两项基本原则在理论上的指导性及其参数在实践上的操作性。通过对“传神达意”的内涵、原则参数进行的细致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传神达意”完全可以作为典籍英译的基本原则,它不仅具备理论上的指导性而且具有实践上的操作性,是行之有效的一套原则和参数。它给读者的总体印象应该是:统而不死、活而不乱。因此,作者有理由相信,本文对“传神达意”和“典籍英译理论体系建构”双管齐下的探究能给日后典籍英译的研究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为导论部分,这部分主要论说本研究课题的缘起、相关背景等内容,同时介绍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文章结构。第二章主要讨论建构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几步准备工作。本章先是对“思想”、“理论”、“理论体系”等几个高频率使用的术语进行界定,接着分析将“传神达意”建构成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引出本文至为重要的方法论思想,即融合中国的诗性思维和西方的理性思维。最后在综合国内学者对建构理论体系看法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对于建构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设想。第叁章主要是对“传神达意”的主、客观因素进行详细分析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它们的内涵及要点。对“达意”客观因素的分析是从传统译论着手,通过分析“意义”的嬗变过程以确定本文的“达意”是什么;对“传神”客观因素的探讨主要从中国传统画论着手,接着分析它在古典戏剧、小说中的应用,为确定“传神”在翻译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最后,作者强调“传神达意”并非单纯的并列结构,实则是一种偏正关系,即“传神地达意”,应把其当作一个整体进行考量。第四章主要探讨“传神达意”与“中观理论”、“原则—参数”的融合。通过借鉴“中观理论”、“原则—参数”的研究思路对“传神达意”及其参数进行分析,以证实“传神达意”作为典籍英译基本原则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根据显性化参数的原理,“达意”的参数可分为“语义层面”、“语用层面”和“认知层面”,“传神”的参数可分为“文体”、“风格”、“意境”、“情感”和“形式”。第五章主要讨论“传神达意”在典籍英译实践中的应用。作者从古典诗歌、古典散文、古典戏剧、古典小说中选取个案进行比读的目的在于:一方面验证“传神达意”在理论上的指导性和实践上的操作性,另一方面在多个译文比读中凸显出“传神达意”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第六章是结论部分。这章首先对前五章进行小结,进而指出本研究的贡献、研究的局限性及可拓展的研究空间。
钟予[3]2017年在《建筑教育中的数学教育和教学》文中指出建筑,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旨在向人类提供实实在在的人文环境,建筑师执行的是最具体的人文关怀,数学则是人文精神最完美,最具体的体现,是人类共同文化遗产最核心,最根本的部分。轻视或取消数学教学,伤及了建筑教育的根本。本文探讨建筑数学的具体内容和教学方针,涉及国内外建筑数学教育的发展动向、受教育者的现实需求等。基于作者的实地考察和调研,发现建筑数学的教学应随时代精神、社会环境、学科发展以及实践需求不断调整。在此基础上,主张当代数学教学应顺应人文素质教育的改革趋势,避免系统数学知识的灌输,重在提高学生数学应用水平和造就人文精神、继承文化传统,并最终建立起与建筑创作关系更为密切的建筑数学课程,作为原有高等数学课的补充或替代。
张佳康[4]2018年在《建筑文本介词短语与被动句的翻译》文中研究说明本报告基于《建筑细部》(2016年第6期)的翻译实践撰写而成,全文包括任务描述、任务过程、案例分析和实践总结四个部分。译者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翻译实践的整个过程。《建筑细部》属于科技英语文本,涵盖范围广。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遇到了许多翻译问题,主要包括介词短语的翻译和被动句的翻译。在案例分析部分,译者结合翻译实践中的具体案例,重点分析译者在翻译介词短语和被动句时遇到的翻译问题,并详细介绍译者使用的翻译策略及方法。在处理介词短语的翻译问题时,译者主要使用了增译法和意译法;在翻译被动句时,译者主要使用了顺译、调整语序和意译的方法,将原文分别译为汉语主动句、汉语无主句和汉语被动句。在报告中,译者针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难点,提出了相应的处理办法,认真总结了自己在此次翻译实践中的问题和不足以及收获和体会。希望这些经验教训能为其他译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周龙燕[5]2014年在《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中国90年来瞿秋白生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总结与评述,目的是为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促进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本文的研究思路是：运用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作纵、横两条线的勾勒和铺陈,厘清瞿秋白生平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貌；将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放置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探讨各个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和深层原因,特别探讨中国共产党对瞿秋白的历史性评价与瞿秋白生平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90年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瞿秋白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评述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年10月-1949年9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起步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在中国最早开始于1921年10月10日《申报》上登载的一篇署名天我(江亢虎)的旅俄通讯,这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有关瞿秋白报道的史料。该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大体可分为叁类：第一类,瞿秋白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第二类,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第叁类,瞿秋白的传记文章。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悼念性、纪念性文章,仅有的几篇传记也相当的简明扼要。从总体特征考察,这一阶段在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研究,但其在研究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却不能因此轻忽或低估。理由有叁：第一,这段时期见诸于报刊的不带政治色彩的客观报道,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他们是瞿秋白生平研究赖以进行和深入的根本基础；第二,这一阶段距离瞿秋白牺牲的时间不太远,亲人、朋友、战友们撰写的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误记误忆的情况比较少,这些文章的记述真实可信,是瞿秋白生平研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叁,这段时期为瞿秋白写作简明传记的作者多与瞿秋白有着最直接的接触,对瞿秋白非常了解,他们传记中提供的史料都非常珍贵,对瞿秋白的评价也相对客观,他们的观点对后来者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第二章评述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年10月-1966年5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步入正轨阶段：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分散、零碎走向有一定的体系和规模。1955年中国共产党给予瞿秋白政治生涯的公正、肯定评价给学界的瞿秋白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在此大背景下,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走上现代学术发展的正轨,进入到自觉研究阶段。这一阶段,杨之华为宣传、研究瞿秋白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瞿秋白生平研究当之无愧的重要开拓者；丁景唐从挖掘和考证瞿秋白生平史料和研究资料开始,逐步走上有系统的瞿秋白研究之路,他所从事的瞿秋白生平史料、资料的整理、研究和考证工作在整个瞿秋白生平研究史中属开创之举,有筚路蓝缕之功。丁景唐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奠基人；这一阶段,温济泽撰写的传记文章较之前更为详细、具体,曹子西、上官艾明还开始了写作瞿秋白传记着作的尝试。凡此种种,说明此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初具规模,但大陆尚未出现整部的、正规的瞿秋白传记。第叁章评述“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黑白颠倒的阶段。“文革”十年,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也遭到破坏。瞿秋白因为一篇《多余的话》而被诬陷为“叛徒”,瞿秋白一生历史不断地被诬蔑和抹黑,学界逐步展开的瞿秋白生平研究遭受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声讨瞿秋白的文章主要被收纳在以下材料中：《讨瞿》(彻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资料汇编)(《讨瞿战报》1-14集汇编)(1967年10月由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出版)；《瞿秋白批判集》(《讨瞿专号》汇编)(1968年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出版)；《讨瞿》1-4集(上海工总司轻工业局文体工业联络站宣传组等单位出版)。这些材料对瞿秋白的批判无非就是歪曲历史事实,对瞿秋白的文章断章取义,进行扭曲和误读,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年10月一198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重新恢复阶段。“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并未消除。学术界也尚未形成健全、正常的学术氛围,瞿秋白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为瞿秋白平反昭雪并给予了新的历史评价。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逐步恢复并健康成长。在学者们打破思想禁锢、努力的探索和开拓下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回忆、纪念瞿秋白的文字,开始整理成书,编印出版；瞿秋白研究资料集和研究论文集也相继出版；周红兴的《瞿秋白诗歌浅释》、王铁仙的《瞿秋白论稿》等专题研究专着出版；杨之华撰写、洪久成整理的长篇回忆录《回忆秋白》也得以面世；陈云志、王士菁、周永祥等还进行了瞿秋白传记、年谱写作的尝试。在众多学术成果中,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和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代表着这一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主要还是处于推到“四人帮”强加在瞿秋白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匡正是非,恢复瞿秋白真实的历史形象阶段。第五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年1月-199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伴随着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六十周年、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等活动的展开,全国掀起一股研究瞿秋白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基础上,随着大量原始资料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学界关于瞿秋白“左”倾盲动和《多余的话》的评价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瞿秋白生平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阶段,学界在有关瞿秋白生平的专题性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少新成绩,出版了多部专论着作,如《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瞿秋白与他的同时代人》等；在瞿秋白传记写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如叶楠的《瞿秋白评传》、鲁云涛的《瞿秋白评传》、许焕隆的《瞿秋白评传》、许京生的《瞿秋白与鲁迅》等；在瞿秋白年谱编纂方面也取得了大丰收,学界出版了两部瞿秋白年谱《瞿秋白年谱新编》、《瞿秋白年谱详编》,还有一本大事记《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大事记述》。但是,瞿秋白生平研究并未全面展开,尚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第六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年1月-2013年)。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盛阶段。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对瞿秋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给新时期的瞿秋白研究指明了方向。伴随着民国档案资料和其他各种史料被逐步地公布和挖掘,特别是联共(布)中央及共产国际绝密档案资料(二十一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发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越发清晰、真实的被还原出来,学术界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最新的学术、思想前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瞿秋白生平展开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实考证方面,丁景唐、丁言模、丁言昭、梁化奎、周一平等一批学者作出了扎实的成绩；在佚文考辨方面,刘小中、丁言模编写的《瞿秋白佚文考辨》问世；在瞿秋白生平专题研究方面,吴之光、张秋实等的研究填补了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空白；在传记写作、年谱编纂方面,由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主持编写的《瞿秋白传》与刘小中、丁言模编着的《瞿秋白年谱详编》分别代表了当下瞿秋白研究界的最高研究水平：《瞿秋白年谱详编》是迄今为止瞿秋白研究界最为详备的一部年谱,《瞿秋白传》则是瞿秋白研究界最为翔实的一部传记。
杨涛[6]2011年在《建筑形态演进的科技动因》文中研究指明建筑是时代的载体,具有民族性,中国人不是西方人,中国人的建筑不该、更不可能西方化。民族的本性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要借助中国现代建筑得以体现:借助中国传统可以,但必须现代化;借助西方建筑也可行,但必须中国化。当代中国建筑缺失的是近现代以来一直没有探索到的,可以指引中国建筑在正确发展方向上前进的“新风格”。借鉴西方建筑的成功经验以解决中国建筑健康发展的问题,是本文写作的根本动机,探寻建筑形态演进的真正动因是本文写作的目标。建筑形态演进追随科学技术进步的规律是建筑风格追随时代的理论、实践印证,这值得我们反思150年中国近现代建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片面重视形式问题,这一状况导致我们难以很好地做到建筑的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统一,难以统筹兼顾的把握建筑所涉及到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在历史长河中,科学技术、建筑技术的发展与建筑形态的演进关系密切。本文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主干,以建筑技术、建筑形态为枝叶,构筑了一幅建筑形态在科学技术的影响下,不断演进的美妙画卷。古代科技处于手工业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人们的需求相对稳定,因而科技发展缓慢,建筑技术革新力度不大,建筑形态相对稳定。近代科学依靠科学实验来检验和发展科学理论,科学与技术逐步走向密切结合实现了两次技术革命。西方近代建筑借助新材料、新技术与新形式的应用,最终成功地完成了对砖石结构体系的古典建筑的革命。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依靠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一大批新兴技术不断涌现。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趋势,使西方建筑迅速摆脱了旧技术的限制,探索着更新的材料和结构,特别是钢和钢筋混凝土的广泛采用,促使在建筑形式上开始摒弃了古典建筑的“永恒”范例,掀起了创新运动——现代建筑完成了对近代建筑的批判,并使建筑形态得以升华。当代,计算机参数化技术帮助建筑师设计和控制更高级、更复杂的几何形体。计算机已不再是简单的绘图工具,而是从最初的直觉行为转成由系统理论指导的理性应用,带给建筑更多形式上的可能性。借助计算机技术,当代建筑实现了形态由量变到质变的“大爆发”。几千年的建筑实践表明,传统中国虽没有出现类似西方的完备的建筑学科与建筑体系,却不能否认中国传统建筑具有自己独到的建筑定位,即以实用为主旨的中国传统建筑“器物论”。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由于科学精神的缺失,在西方Architecture的冲击下,中国建筑失去了理性的判断力,盲目地接受西方Architecture的理念并把它当成中国建筑的发展方向。中国建筑发展应回归以人为本,风格当随时代。研究发现,西方建筑的发展演进中隐含着一条科学技术进步影响、制约建筑形态的内在规律,其建筑形态的演进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而然发生的。反观中国近现代以来建筑形态的发展,却主要走在模仿与追随的道路上,“固化”了中国建筑的风格。“风格”是果,不是因。中国现代建筑的“新风格”的真正来源是我们对当代中国人的建筑要求与中国当代状况的全面的、正确的研究与把握——既要做到以现代中国人为本,又要做到风格追随时代要求。
李慧希[7]2016年在《基于地图术（Mapping）的景观建筑学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如何应对大规模城市重构和计算机革命所引发的信息社会到来是本论文研究的重要现实背景。鉴于当代景观建筑学的复兴和景观都市主义的崛起,mapping成为当代文化、艺术和设计领域被广泛讨论和多方实践的主题。对于建筑学本身而言,mapping一方面能够成为建筑师理解当代的认知工具；另一方面能够成为联结景观、建筑、城市叁者的媒介;同时,mapping试图拓展建筑学绘画(drawing)研究,提供新的介入手段和设计操作工具。论文主要从"mapping的相关历史背景探究”和'mapping的理论与思想探索”两大视角展开研究,旨在对当前西方在此命题上的历史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和分析,并提出评判性的反思。论文采用了解释性历史研究的基本技术路线对mpping进行了全面的历史回顾,并通过符合当代的建筑学语境的多学科多义的复合式新式叙事图解和归纳法(国际经验总结)对mapping的概念和方法展开更深层次的研究。可以说,本论文既是对mapping历史、理论和思想的疏理和研究,又指向如何在景观都市主义背景下将景观、城市与建筑学结合这一基本命题。在对mapping进行了跨学科的系统性理论研究和西方实践策略与实例深刻剖析的基础之上,作者以南京新街口核心地区为例,展开了该场所的非物质空间的mapping可视化再现实验,并对这种非物质空间影响因子的可视化实践进行了专题研究,旨在真正把握mapping作为一种实践策略和再现工具的思想价值和创新价值。最后,作者对中国建筑学科内的mapping研究和实践进行了论述和立足于建筑学图示化实践本身的反思,提出了可能还不够成熟的观点和建议,期望能都给中国的建筑学科本身带来新的触动和启发。
彭文峥[8]2015年在《尹培桐学术贡献研究》文中提出建筑学术史研究中的重要个体——建筑学家,其个人学术成果作为学术发展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建筑学家的学术历程与学术贡献不仅可以揭示建筑学术史的发展进程及其内在规律,还可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前瞻性、开拓性指导。西南地区作为我国现代建筑学、建筑史学、建筑教育发展肇始的重要地域之一,至今仍是建筑学术与教育发展独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然而,从已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对西南地区建筑学术史和建筑学家的研究相对较为匮乏。尹培桐先生作为中国建筑事业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其学术研究思想与成果阶段性地代表了我国新时期建筑学科的发展轨迹,同时他也是西南地区建筑史学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个体,在推动中国现代建筑理论与外国建筑史学研究领域具有重大的贡献。因此,本研究选取在地区和学术领域兼具代表性的尹培桐教授作为研究对象,梳理他的学术历程与研究成果,并对他的学术贡献做出客观的评述。本文是学术界第一次系统整理和研究尹培桐教授的学术历程与贡献,通过结合时代背景的发展而展开的对尹培桐学术历程与主要研究成果及贡献的研究,展现了老一辈学者在艰苦环境下始终保持的对理想的坚持、对学术的关注,正是这样的学术精神为各自学术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此推动了中国建筑界学术研究的不断向前迈进。因此,对老一辈学者学术历程与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完善学术研究史的相关梳理,同时,老一辈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更是对年轻一代学者的正面指引。本文是在详细阅读了尹培桐教授的着作和掌握了与尹培桐相关的大量口述史资料的基础上,首先对尹培桐先生的成长与求学经历及工作经历进行了系统而详实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尹培桐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国外建筑理论的译介、日本现代建筑与理论研究,以及古建筑保护与更新研究做出阐释,并与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对其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特征及学术意义做出评述。论文最后在结语部分分别对尹培桐教授学术研究特点和学术贡献进行了总结与评析,并在文章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的启示和缺憾。
杨健[9]2008年在《论西方建筑理论史中关于法则问题的研究方法》文中认为对建筑学的质疑由来已久,其焦点集中在建筑理论的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从事的是一种理念复原的工作,试图将建筑理论研究还原到它本来的言说状态。具体的途径是回到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建筑文本,亦即回到建筑理论本身。所谓法则问题,是本文已经得到理论支持的前提假设,即认为建筑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从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规律中提取一些可供依循的基本原则,并为建筑实践提供指导。研究结果表明,关于法则问题的研究方法包括叁个层次:⑴文本诠释是建筑理论研究的本质状态,除了明显的说服功能以外,建筑理论的思考功能也是建立在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理论是一个文本参照的系统,并没有毫无上下文关系的理论。⑵存在着6种旨在获取法则的策略,它们组成了3个对子:隐喻和分类,类比和还原,实证和虚构。在这6种策略中,因其连续性、整体性、生成性和发散性,隐喻、类比和虚构组成了一个以“神话”或者诗学为表征的基本范畴,而分类、还原和实证,则因其收敛性以及与原子论、简化论的联系,组成了一个以“科学”为表征的基本范畴。⑶理性与修辞的关系体现了建筑理论研究的认识论特点:理性无法自立地存在,只有通过修辞才能够体现出来。这里所说的理性是理论理性,而不是日常意义上的实用理性,体现在追寻法则这一根本目的上;这里所说的修辞是广义修辞,而不是修辞学意义上的狭义修辞,涉及到本文提出的6种策略。具体的论证过程是在历史性叙述中依次展开的。叙述的起点是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终点是路易斯·康的演讲,涉及到欧洲和美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部分主要建筑理论,并体现在第2章至第5章中。第6章具体讨论了20世纪出现的叁个代表性文本,对法则问题及其研究方法的未来走向,以及可能的学术姿态进行了思考。在第7章即结语部分,对本文的前提和结论作出了反思和总结。另外,在探讨“文本诠释”的本体论地位的基础上,对一些针对本学科的怀疑论观点提出了若干商榷性看法,试图以此为目前的建筑理论研究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极富悖论性的是,最终的结论——并非有真理或者法则这样的东西可以为我们所掌握,而是因为我们需要在建造的过程中做到心有所依,以及,并没有什么方法论上的东西可以保证思考的绝对正确性和结论的绝对永恒性——却走向了论文写作之初的反面;与此相适应的是,一个笛卡尔式的论点接踵而至——至少有一个从事建造和思考的人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理性精神依然是我们赖以生存于世的基本原则,对法则的追求依然是建筑理论的终极目标。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当前的理论状态作出了一些前瞻性思考,结论是:第一,应该重新回归本学科的基本原理,第二,应该用一种虔诚然而敏于学理的心态向真理开放我们自己。这是一种“积极向后”与“悲观向上”相互交织的态度,特属于这个尚未明朗的历史时期。
史雷鸣[10]2014年在《符号学理论视域下建筑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将建筑以语言的方式与文学语言进行相关的分析研究。语言是人类文化的承载者,任何艺术,都是一种广义上的语言,而文学语言,也就是人类的狭义上的文字语言,却是最具备理性和思辨的严密的语言,也是唯一可以对自身进行分析的语言。文学作为一种艺术,作为人类最远离感官,最抽象的信息接受与处理工具和载体,承载了人类几乎所有的思想和精神。建筑,消耗了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能源,容纳着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成为经济重要的构成部分,同时,建筑也是最大的人工物,也就是最大的物质文化形态,建筑群所构成的城市,更是将这种尺度扩大到空前的尺度。人类一生中多半的时间,在建筑之内度过。这种最巨型的物质的文化和艺术以及财富存在,以及对于人类的意义,包括它的发展走向,都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本论文主要将建筑艺术递归到语言之中,将语言还原成符号学和语法,在符号学层面,梳理了符号学的修辞原理,我们可以把修辞分为结构性修辞和意义性修辞两大类。第一种是结构性修辞,主要包括:重复,排比,字数行数控制与调整,甚至平仄与韵脚处理。第二种是意义性修辞,主要包括:明喻,隐喻,象征,指代,通感,黏合(通过并置进行关联或对比),反向叙事(反语)。同时,意义性修辞还包括在所指能指转换时所完成的:虚与实的转换,抽象与具象的转换,人格化或者去人格化,物化,词性变化。所谓意义性修辞,几乎都可以用符号学中所指与能指的转换解释。由符号学的修辞方法,我们可以在符号学层面构建最基础的修辞学,这种修辞学,具有广义性,对于建筑和很多艺术门类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同时,分析了符号对于感官的依赖,论述了感官作为符号的根本基础,同时,将感官中的时间和空间感剥离出来,指出语言构建的坐标问题,并提出时间轴线的串列语言和空间域并置语言两大语言体系。这两大体系,在一般的感官中主要和视觉听觉两大人类主要感官的感知方式有关。基于感官的语言有局限性,它们之间也有互通性,语言中的一部分可翻译,部分可嫁接。尤其是建筑和文学,它们一个是时间语言,一个是空间语言,本文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嫁接翻译和重构的现象和其必然性以及原理,也分析了这种混合表达的艺术效果,并将这种原理和符号学的修辞一起推广到各种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在论述之前的两个问题的同时,依赖感官基础,本论文也论述了各种艺术语言的本体语言,也就是其他语言不可翻译不可替代的核心部分。论述了建筑的本体语言是空间和形态,并梳理了空间与形态的关系,为形态和空间在几何意义上寻找了相同基础和特征,并定义建筑空间为虚形态。同时论述了文字语言的本体是观念。本论文揭示了建筑向时间轴线扩展语言和叙述的原理和可能性,也论述了建筑走向观念化表达甚至戏剧性诗性的可能性。并进一步论述了建筑借助文字语言的嫁接翻译转述戏剧性重构等艺术语言方法和原理,以及论述了作为观念天然载体和思维语言本体的文学语言,实际上是所有艺术语言的内在隐含语言,同时论述了音乐语言的数学模型与建筑语言的轴线符号序列的数理模型的相通性,数理基础的相同性,从而论证了音乐性也是各种艺术语言的内含的隐性语言,并提出内语言的概念。从文化和美学角度看,形态和空间似乎是建筑美学的主要领域,但是建筑作为综合的艺术,可以混合多种语言和其本体语言,并且可以利用并创建外环境以及情境,建筑具有潜在的广泛的诗性表达可能和空间。本文想要强调的一个观念是,对于建筑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而言,它具有功能和语言的双重属性。而对于他者,也就是说,建筑对于非使用者而言,仅仅是语言。我们完全可以从统计学上发现,我们一生所看到的,被看到的建筑,多到难以计数,绝大部分都是从外部经过和审视。随着交通和城市化的发展,这种现象越来越加强。建筑的所有者使用者使用建筑的功能和语言两种属性,并话语。而绝大多数人,仅仅是从语言层面关注这些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事物,甚至是被这些建筑语言所强制性话语。语言在细分的层面上或者隐含着阶级性。政治,种族,性别差异,阶级的属性,都在语言中有其存在的子集,并且进行着公开的或者隐蔽的声张和言说。建筑作为一种语言,历来也承担着这种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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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神达意”[D]. 付瑛瑛. 苏州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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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于地图术（Mapping）的景观建筑学理论研究[D]. 李慧希. 东南大学. 2016
[8]. 尹培桐学术贡献研究[D]. 彭文峥. 重庆大学. 2015
[9]. 论西方建筑理论史中关于法则问题的研究方法[D]. 杨健. 重庆大学. 2008
[10]. 符号学理论视域下建筑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关系研究[D]. 史雷鸣.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