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峰[1]2004年在《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营销网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市场是全球潜力最大的市场之一,同时也是营销环境最为复杂的市场,主要表现在市场空间范围大,消费需求复杂,中间商处于新旧体制转轨的大变革时期等等方面。目前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近400家来华,投资项目达2000多个,美国排名前500名的大公司已有二分之一以上到华投资。这些跨国公司面对中国复杂的市场环境,精心进行营销网络的规划与管理,取得了诸多建立境外营销网络的宝贵经验,同时也有一些失败的教训。因此,研究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的营销网络模式并进行比较分析,对我国企业成功地建立境外营销网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的研究方法是:选取进入中国最具品牌价值的、处于各行业领先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跨国公司,进行营销网络方面的实证性分析与研究,从而总结出具有典型意义的营销网络模式。营销网络模式包括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一是营销网络的演变模式,二是营销网络的规模模式(长度、宽度和广度),叁是营销网络的系统模式(投资式、契约式和管理式),四是营销网络的管理模式(网络成员的选择、评价与调整等)。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问题的提出。指出了论文选题的意义以及国内外文献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和研究的回顾并给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营销网络的概念。在这里本文给出了营销网络的基本概念、流程、功能和建立营销网络的必要性;第叁部分为跨国公司在中国营销网络模式的比较。文章从营销网络的演变、规模、系统和管理四个方面对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营销网络进行分析并分别总结出以着名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各种营销网络模式;第四部分为对我国企业建立境外营销网络的启示。该部分在总结了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的营销网络模式的特点以及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的同时提出了一些我国企业建立境外营销网络的意见和看法。
李健[2]2008年在《从全球生产网络到大都市区生产空间组织》文中指出全球化和信息化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两大最重要特征和动力源,其对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但如何架构这种影响的过程和机制则成为重大课题。本论文试图将全球化推动和影响下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纳入一个更广阔的研究框架中,从地方化与全球化互动的作用进程探索区域和城市发展新的机制和实质,从而为目前我国的各种城市、城市群和区域发展规划与战略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依据。传统的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基于区域内部发展动力和经济学原理的分析,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理论依据,但却无法将全球化等外部作用力纳入自身理论体系。泛泛的全球化探讨又多局限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中,缺乏综合理论框架以真正把握住全球化作用的社会和经济实质。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从新马克主义的批判视角,分析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和产业转移的社会实质,同时基于地方化的劳动力商品属性分析了地方对跨国资本的迎合,但缺乏将多尺度下多重作用力纳入综合研究框架的能力。而本论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框架的研究试图弥补以上研究缺陷,为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提供一些有益的补充。基于以上研究目的,本论文基本研究思路是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分析框架的总结和构建着手,进而以此为理论基础过渡到大都市区生产空间组织的探讨。在论证过程中经历了叁个层次的分析,先从全球生产网络中经济地理学意义的企业生产空间组织及其空间扩散、地方镶嵌,过渡到城市经济学内容的城市经济、城市产业及其空间功能分区研究,再而过渡到兼具城市地理和城市经济学意义的“大都市区生产空间组织”。力求论文在逻辑上的逐次递进和结构上的完整。第1章是绪论。首先介绍论文选题依据和来源,在分析研究背景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研究的实践及理论意义,指出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代表了劳动分工在国际层面的扩展和深化,将为全球化经济发展及地方化的区域、城市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目标、思路和方法。第2章是对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框架的研究综述。在对全球生产网络研究背景、脉络和流派分析基础上,主要依据曼彻斯特学派研究并综合管理学派观点,提炼出本论文以企业、制度、关系/流、空间/地方为主要考察维度,围绕价值、权力与镶嵌等基本内容探讨的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同时提出将金融、信息、物流和人才培训等价值生产支持性活动纳入全球生产网络研究中的观点。最后指出未来全球生产网络研究应注重物质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广泛整合,同时要创新研究方法,更多采用一些关于网络研究和全球价值链/全球商品链的定量统计分析。第3章是对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组织关系的探讨。从经济地理学中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入手,结合模块化操作、转包生产,经价值链到企业生产网络,揭示出全球生产网络基于产品内分工组织形式的国际劳动分工本质。提出全球生产网络以跨国公司为媒质,营造出一个延续了新国际劳动分工发展的“价值链陷阱”。这个陷阱在全球尺度以微笑曲线的形式而存在,发达国家掌握价值链高端管理、研发及营销等环节,发展中国家多以生产制造和一般组装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全球生产网络是一种动态的关系网络,其治理模式并非绝对平行的关系而阶层性广泛存在。但全球生产网络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又并非是一个“零和”概念,也即这种阶层性并非绝对制约的关系,某些时候可能形成反制约。第4章是全球生产网络空间扩散、着陆直至镶嵌的探讨。跨国公司成为主导全球生产网络空间扩散的最主要行动者,发达国家彼此之间的相互渗透仍是全球生产网络空间扩散的最主要形式,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空间扩散的重要力量,从而使全球生产网络生产组织关系更加复杂化。而全球生产网络的地方镶嵌具有复杂的运行机制,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面内容,从跨国公司看通过海外投资提升自身竞争力和把握市场开发机会成为目前主要动力;从地方看积极的投资和贸易政策、良好的基础设施、廉价而优良的生产要素条件以及基础设施、开放的市场等都成为重要动力。论文还以中国和日本作为案例,考察中国以劳动力、资源等比较优势吸引外资和开拓国际市场,与日本以高技术开拓国际市场的发展差异模式。第5章是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框架的计算机产业实证分析。从实证结果看,计算机产业全球生产网络已经基本形成,在劳动分工原则支配下各价值链环节已完全分割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作与竞争。但全球生产网络在空间布局上并非是均质化,“全球在地化”及“在地全球化”都需要在特定条件下实现。技术研发、品牌营销与高端制造位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形成拥有独特资源如高端研发能力和精密工程技术的“卓越研发中心”。价值链低端的一般部件制造、组装等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能提供及时且成本较低的“成本节约中心”。近些年许多跨国公司也开始将部分非核心的高端技术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或直接设立区域总部、研发中心,这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产业升级提供了机会,同时促进了网络成长。但就中国计算机产业考察,关键技术的缺失使得中国计算机产业生产网络价值链构成并不完整,同时由于中国大陆计算机企业国际市场开拓的不足,与国外知名企业的生产和技术联系也多以国内市场开拓为主,造成中国作为一个特定的地域已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而本土计算机产业尚未全面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局面。未来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发展仍在于本地企业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融合。第6章是从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到大都市区生产空间结构模式的嫁接。首先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新的区域空间组织进行分析。其次从传统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入手,包括宏观的分工、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创新理论及空间扩散理论到微观的城市土地利用模式,都被用来进行全球生产网络空间作用机制的解释,最终从价值链分解、空间配置与集聚等特性纳入大都市区生产空间组织范畴中。而从全球生产网络构成要素到大都市区生产空间结构组成要素的对应关系入手分析,最终塑造了大都市区生产空间结构的一般模式。在区域空间结构分析中,则包括多尺度的视角:全球城市体系、全球城市、全球城市区域最终落实到一个典型的大都市区模型。第7章为论文从全球生产网络到大都市区生产空间组织案例分析部分。本章首先对区域核心城市的上海城市经济及其空间组织状况进行研究,显示上海城市经济已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但对外贸易结构却依然显示上海制造业在价值链环节方面处于仍处于低端地位。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体现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价值链环节的劳动空间分工;其次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揭示全球生产网络在整个长江叁角洲地区的地方镶嵌以及空间扩散,进而通过总量及结构指标考察区域城市功能体系的等级性。从区域工业区发展揭示出全球生产网络地方镶嵌发展的实质:即更多成为跨国公司低端价值链环节制造组装的基地。并对工业园区对城市的空间引导进行分析,实践从空间到空间的嫁接。最后部分为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的长江叁角洲发展战略:必须突破“价值链陷阱”,重视技术创新,引导整个区域制造业生产不断转型迈向高端化,代表整个中国占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制高点。同时加快上海全球城市的建构,注重城市功能等级提升,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管理和控制的新核心,这是长江叁角洲城市群发展的最高战略。第8章是结论篇。主要对全文进行总结和归纳,提炼出关于全球生产网络研究、从全球生产网络到大都市区生产空间组织分析中的一些基本结论,并对该领域以后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提出粗略的建议。本论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些创新尝试。①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验证了计算机产业中不同价值链环节价值生产能力的差异,在全球生产网络定量化研究方面作出了一定突破。验证了“价值链陷阱”的存在,并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指导思想。②继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之后,从一个更为综合的全球生产网络框架探索城市生产空间组织,并将全球化力量与地方化力量进行整合研究,在传统城市空间结构模式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大都市区生产空间组织模式。③从生产及贸易结构的角度入手,分析上海及长江叁角洲地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对上海的劳动空间分工进行案例分析,验证了作者提出的大都市区生产空间组织模式,并以长江叁角洲地区为例进一步扩展到更大尺度的大都市区域生产空间组织。
刘婷[3]2006年在《服务业跨国公司网络研究》文中指出作为其它产业的黏合剂，服务业在当前各国总体经济中快速增长，并以全球化的面孔进入国际市场，直至目前已在整个跨国公司体系中占据十分突显的比重；同样，在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企业经营环境复杂多样化的新挑战下，以及信息技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跨国公司纷纷建立起集全球一体化和地区响应于一身的全球网络体系，而其网络嵌入程度直接决定了跨国公司整体的运营成败。因此，以服务业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以跨国公司网络为研究内容的本研究在这样的双重实践前沿背景下呼之欲出。从理论背景来看，通过从服务业跨国公司理论探讨的历史沿革、跨国组织、企业网络、跨国公司网络和服务业跨国公司网络结点研究等五个方面的文献梳理后发现，现有文献对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研究尚不充分，而对跨国公司网络的研究相对单调和肤浅，且未讨论网络结点和网络关联至网络嵌入的关系，从而发展出了本文对服务业跨国公司海外机构网络嵌入性研究的理论立足点。因此，本文立足于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通过分析其特质和网络控制，以及网络结点延伸的动力，将议题推向海外机构的“叁网络嵌入性”问题，为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网络构建和嵌入提供现实指导。在这样的现实与理论前提下，本研究首先通过对跨国公司网络的基本元素和嵌入性进行基本的界定，使网络嵌入性超越“点”(海外机构)和“线”(网络关系)而以“体”(结构性)的姿态呈现出来，同时分析了网络的叁种形态，剖析了网络是“是什么”、“包括什么”和“怎么样”的叁维度。在网络嵌入超越网络结点而又不脱离结点的思维框架下，本文接下来分“网络结点”和“网络嵌入”两个篇章来以服务业跨国公司海外机构为对象进行深入探讨。对网络结点的分析一方面包括了对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特质和网络控制的分析，通过对服务、服务企业和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深入解剖挖掘出其特有的本质属性，并以此为基础来了解服务业网络控制(进入模式维度)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包括对网络结点延伸的动力分析，结合OLI优势和外部驱动力分析，找出服务业跨国公司以市场寻求为主导的四种海外扩张战略动机，并指出其“全球化”的战略导向。以上述网络结点的探讨为铺垫，本文将重心落在了对服务业跨国公司海外机构网络嵌入性的分析上。从隐喻性的网络维度上，本文以Bartlett & Ghoshal(1989)的跨国公司内部一体化网络和Porter(1990)、Andersson等(2002)为代表的外部差异化网络所形成的双网络嵌入为基础，纳入了“非正式网络嵌入”的新内涵，构建了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叁网络嵌入”模型，并从分析工具的网络维度上勾划了该模型的六维评价体系。因此，以服务特性、跨国公司理论等跨国公司海外机构的内容为条件，以网络结点和网络嵌入的关系为连线，以叁网络嵌入性及其评价体系为结果，本研究构建了服务业跨国公司海外机构叁网络嵌入性的影响因子模型。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以SPSS13.0为分析工具对该模型予以实证分析，在实证中同时对服务业和制造业跨国公司、服务业内几个具体行业跨国公司的网络嵌入性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实证研究结论和本研究整体的结论，难免存在不足以供未来补充探讨，并就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现状提供了其构建网络的几点启示。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在制造企业的价值链基础上构建了服务企业的价值链，并将服务业跨国公司价值链中的各项活动与四种战略动机相结合，找出了二者间合理的对应关系。即，营销和服务对应市场寻求，生产和外部后勤对应效率寻求，内部后勤和生产对应资源寻求，战略性资产寻求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活动环节。2．在包括内部网络嵌入和外部网络嵌入的双网络嵌入基础上，将“非正式网络嵌入”纳入，构建了一个服务业跨国公司海外机构的“叁网络嵌入”模型，并以网络嵌入性的广度、强度、稳定性、协同性、结点在网络中的地位及网络发展为六维勾划了该“叁网络嵌入性”的评价体系。3．在海外机构的进入模式和战略动机的调节作用下，以服务特性和影响跨国公司网络结点延伸的OLI优势为影响因子，以服务业跨国公司海外机构的叁网络嵌入性及其六维评价体系为对象，构建了服务业跨国公司海外机构网络嵌入的影响因子模型。在实证中意外的发现，服务异质性可能起到调节作用。
王宝平[4]2014年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多元城市网络与价值空间分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化时代,以全球网络为研究对象的世界城市网络与全球价值链成为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在价值链功能分工日益成为城市间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以及塑造城市网络体系的主要力量的背景下,本论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切入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寻求全球价值链与世界城市网络联系的理论基础,并建立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的世界城市网络分析框架。论文共分为八个章节。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讨论全球价值链体系下的世界城市网络组织模式,在实证研究方面则从全球价值链及跨国公司价值链的空间布局入手,通过跨国公司价值链体系构建多元世界城市网络,继而分析价值链——生产者服务业融合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网络,最后对长叁角城市网络的价值空间分异进行研究。第1章是绪论。首先介绍论文研究背景、选题依据,指出在全球价值链功能分工日益成为城市间经济联系主要形式的背景下,运用全球价值链分析世界城市网络的构成与内在联系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框架和方法。第2章是城市网络理论的研究综述。主要对世界城市网络和区域城市网络的研究进展及缺陷进行总结。认为世界城市网络理论研究仍未摆脱世界城市单一中心模式的研究视角,将具有全球化职能的低等级城市排除在研究范畴之外。区域城市网络探索了世界城市与其腹地城市的网络联系,拓展了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地理范畴,但与世界城市网络的衔接讨论甚少。最后梳理了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城市网络研究进展,指出全球价值链为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分析工具。第3章是世界城市网络价值链模型构建。在城市网络中,价值链功能专业化是城市节点价值生产的主要形式,城市间的价值链内部贸易是城市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城市价值功能专业化的基础由城市所具有的绝对优势、相对优势、竞争优势所决定,不同城市所有具有的价值生产专业化优势是城市区位优势、交易成本变化、集聚经济、新经济增长动力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网络中各个城市所具有的价值链功能专业化优势并非一成不变,其随世界体系、产品生命周期、经济长波的变化而变化。跨国公司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塑造者,其价值区段的空间组织方式决定了城市网络的组织结构。生产者服务业作为外部化于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重要价值生产环节,是连接城市网络内部不同价值环节的“粘合剂”。第4章是全球价值链的价值生产与空间组织。在国家尺度对智能手机价值链的研究发现,位于价值高端环节的标准制定和品牌营销主要由美国和韩国控制,中国台湾及欧洲国家在核心部件制造和品牌营销环节也占据一定地位；代工与组装环节主要由台湾地区公司控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智能手机全球价值链中主要承担价值链各环节的制造功能。在城市尺度对ICT产业跨国公司的案例分析发现,研发环节主要分布于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城市,在发展中国家也形成了北京、上海、班加罗尔等研发功能集聚城市；生产环节主要集聚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中心城市;营销与服务环节主要分布于世界各国的首都或经济中心城市。第5章是基于跨国公司价值链的多元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本章基于52家ICT跨国公司价值链的空间布局,分析多元城市网络的构成与联系。多元世界城市网络的组成要素不仅包括高等级的世界城市,同时也包含一定数量的专业化生产型城市和专业化研发型城市。发达国家世界城市主要承担价值链中总部控制及销售功能,发展中国家的世界城市不仅承接跨国公司在当地的区域管理及销售功能,还承担价值链中价值产出较低的生产功能,少数发展中国家的世界城市如上海、北京等也承担价值链中的研发功能。专业化研发型城市主要位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中心城市,如美国的波士顿、欧文以及英国剑桥、布里斯托尔等,专业化生产型城市主要位于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苏州、墨西哥的蒂华纳、巴西的玛瑙斯等。多元世界城市网络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其中世界城市处于网络的核心,具有较高的联系强度；专业化研发型城市与生产型城市处于网络的外围,联系强度较小。第6章是价值链——生产者服务业联系下的中国城市网络研究。本章基于价值链与生产者服务业的融合视角,以中国上市ICT公司与金融、法律、会计等生产者服务公司的联系结构分析中国城市网络,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网络形成了以北京、深圳、上海为核心服务型城市的城市网络结构。其中,北京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服务型城市,以北京为核心的城市网络具有最为广泛的网络空间联系；上海主要向长叁角地区城市提供生产者服务,而与区域外城市联系较少；深圳是珠叁角城市网络的服务核心并具有一定的区域外服务能力。第7章是城市网络价值生产的空间分异研究。本章从价值生产与分配的表现形式入手,建立企业利润、工人工资、政府税收叁位一体的价值生产模式。在长叁角城市网络的整体价值分配中,工人工资是价值的主要分配形式,其次为企业利润,政府税收占总价值的比例最小。在长叁角城市网络内部,苏州ICT制造业创造的价值最高；上海居于次位,其他依次为杭州、南京、常州、宁波、南通、嘉兴、扬州等城市。各种价值形式的空间分异规律主要受到技术租金、人力资源租金、组织机构租金、关系租金、自然资源租金、政策租金等价值链租金的影响。从长叁角城市网络ICT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所处的地位来看,其整体主要承接ICT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与装配环节,而长叁角城市网络内部基本形成了以价值链分工为主导的城市间经济联系。第8章是结论。通过以上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能够发现世界城市网络与全球价值链两种全球化背景下的地理模型具有内在的联系,世界城市网络是全球价值链的空间载体,全球价值链是世界城市网络的主要联系方式。基于全球价值链税角的多元世界城市网络可以从更广泛的地理范畴刻画城市网络的内在联系。
张云逸[5]2009年在《基于技术权力的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研究》文中认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发展实践表明，地方企业网络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增长载体，并因此而受到了以马歇尔、克鲁格曼等为代表一大批新经济地理、管理学家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地方企业网络内部的权力关系和增长要素发生了重要变化。支撑网络发展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传统优势要素逐渐被技术所替代。凭借所拥有的核心技术，一些生产型的跨国公司成为区域市场的控制者、网络的关键行为者，成为地方企业网络发生、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由跨国公司嵌入的地方企业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技术权力不对称现象，并直接影响了该国区域创新能力建设。然而，基于网络内部权力平等的传统新产业区理论已经不能解释上述新经济地理现象。因此，本文拟从区域经济关键发展要素——技术与关键行为者——跨国公司入手，研究网络内部权力不对称关系，进而摸清发展中国家地方企业网络演化机理，为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和指导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服务。论文以导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网络权力与企业空间行为、企业创新”(08JA79004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文化环境差异对上海地区中德企业网络构建的影响”(40371033)、上海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人文地理学”(B410)及上海市科委重点软科学项目“张江高新区产业布局规划研究”(076921010)等课题为支撑，通过对上海市汽车企业的访谈和实地调查，辅之国内外文献的搜集和分析，对技术权力与企业网络演化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案例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出现了重视“关系”转向研究的趋势，重视网络内成员间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对网络动态变化的影响。格瑞非等学者以资源依赖理论为基础，将权力的概念引入到企业网络分析中，侧重于权力在网络演化过程中的网络治理作用。但却忽视了网络不同发展阶段，权力作用机制及网络演化的空间和创新效应的差异；对关键行为者的市场和订单控制权的分析研究较多，对技术权力关注较少。区域发展实践表明，在知识经济时代，学习和获得技术已经成为决定发展中国家生产型企业网络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跨国领导公司在网络发展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技术权力运作方式，才导致地方企业网络具有了不同的发展特征和空间、创新效应。因此，建立技术权力与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的动态关系，是研究网络技术提升、创新发展及空间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论文在总结、评述了国内外权力及企业网络演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界定了技术权力的概念、内涵，论述了其作用的条件、方式以及技术权力与企业网络之间的关系。以“技术权力——领导公司——网络关系”为主线，以技术权力的空间作用和创新作用为支线，系统地论述了地方企业网络的空间指向、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及一般路径。在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由德国大众和通用汽车引领的上海汽车企业网络的演化路径、技术权力作用机制、网络效应以及网络企业空间集聚的动力、领导公司对创新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技术权力是新时代地方企业网络最为重要的演化力量。技术权力不仅具有一般网络权力的控制作用，同时具有独特的创新作用。技术权力的控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领导公司的股权控制、技术锁定、标准控制、专利控制等方面；而其创新作用则体现在领导公司内部的技术转移、技术示范、技术扶植、技术培训等。此外，技术权力依赖于一定的时空条件。只有在技术力量不对等、主客体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下，技术才能成为一种权力，才能具有控制力。同时，技术权力总是存在于特定的地区。宏、微观技术通道是影响技术权力的重要因素。宏观技术通道主要包括领导公司母国的政策、自身的投资战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环境等，而微观技术通道则涵盖投资地的区位条件、区域创新环境发育程度、技术资源基础和产业基础等。技术权力在良好宏、微观通道结合的地区表现尤为明显。第二，技术权力影响企业空间行为和创新能力，进而影响地方企业网络的演化。领导公司利用技术控制、设立技术标准、加大技术转移服务等手段，影响相关企业的区位选择，进而促进了企业网络的空间行为和创新能力。在技术权力的作用下，地方企业网络的发展表现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网络组建期，技术权力是决定网络区位的关键因素；在网络成长期，技术权力直接影响着地方企业网络对网络外企业的吸引力；在网络发展阶段，技术权力的创新作用表现突出。在技术权力的作用下，地方企业网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从网络的组建期到发展期，网络成员的数量和质量不断上升，网络密度、强度逐渐增大，网络结构由垂直树枝状向水平方向发展，网络的功能亦由进口组装向生产组装再向研发转型，网络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即地方企业网络升级过程十分明显。第叁，少数整车制造公司主导着产业的发展及空间分布，技术权力对汽车企业网络发展影响十分明显。上海汽车企业网络是我国跨国领导公司介入最早、发育最为完善的地方汽车企业网络。在德国大众和美国通用汽车的技术权力作用下，上海汽车企业网络经历了由无到有、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过程。企业网络的功能和结构不断完善，网络内成员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目前上海汽车企业网络已经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各类汽车研发机构高度集聚，本土企业开始具备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汽车创新中心，技术权力对网络区位选择和创新的影响十分突出。在网络发展的初期阶段，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垄断地位，领导公司对本土企业实施了较为严格的技术控制。而政府通过采取设立国产化率目标、引入新的竞争者、降低本土企业研发成本等措施，大大降低了本土企业对外资领导公司的技术依赖，提升了网络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了企业网络的健康发展。随着本土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上海汽车企业网络内部的权力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本土企业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技术权力控制逐渐转变为技术合作。
李仙德[6]2012年在《基于企业网络的城市网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化蓬勃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对企业空间行为和城市空间组织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地理因素仍然是影响企业网络和城市网络的重要因素,城市在全球化时代更加彰显出其作为创新中心的重要性。通过分工、权力、租金作用机制,行动者共同建构起了从地方到全球的企业网络。随着区域性、全国性、全球性的企业网络的发展,城市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促进了城市网络的发育。城市网络是企业网络不可或缺的嵌入环境。企业的各种流动只有在城市网络之中才能得以快速、有效的运转,从而将地方化的比较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网络塑造了城市网络,城市网络亦反作用于企业网络。二者相辅相承,相互建构。企业网络及其嵌入的城市网络更成为信息化时代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引擎。基于企业网络的城市网络研究也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前沿议题,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两种取向分别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和社会网络分析(SNA)。ANT是一种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思潮,认为关系无所不在,并不否定结构的存在,而是主张超越结构主义,更为注重内在的关系和过程,侧重于定性地揭示企业网络和城市网络形成的过程。SNA则可以更为精确地量化揭示出企业网络和城市网络的内涵以及联系的性质,在基于企业网络的城市网络研究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在中国确立起来。企业空间组织受到行政力量的影响逐步削弱,主要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企业出于多种目的在区域、国家、全球空间尺度上布局,形成复杂的企业网络。企业总部—子公司的联系构成了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内涵。总部集聚的城市成为网络中的控制中心,具有强大的权力,在劳动空间分工过程中也能够获得更多租金。批判地学习和借鉴国际前沿理论,开展基于企业网络的中国城市网络研究,将有利于完善中国城市网络理论框架体系,丰富国际城市网络理论研究,对促进中国城市网络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区域尺度上,本研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基于企业网络的长叁角城市网络的研究有以下结论：(1)长叁角城市网络存在着空间极化的发展趋势。以上海为核心,杭州和南京为次中心,沪宁(除常州、镇江外)、沪杭、杭甬Z字形发展走廊城市(除常州外)具有强大的网络权力,成为网络的控制中心,并且是网络结构中的结构洞,能够获取更多网络租金。以苏中(除南通外)、苏北、浙西南(除台州外)城市成为网络中的依附节点。常州、南通、台州这叁座城市则处于半边缘状态。(2)长叁角城市网络结构受到行政区经济的影响。浙江城市、江苏城市分别以南京、杭州为次核心形成小派系。江苏城市凝聚成片的现象尤为明显。与基于全行业企业网络的城市网络相比,基于服务业的长叁角城市网络受行政区经济的影响更为明显。2005年,江苏和浙江基于服务业企业网络的城市联系存在着明显的行政区经济的特征,2010年跨越行政区的联系有所加强,但行政区划的影响仍然存在,形成了南京、杭州向省内辐射的网络形态。(3)就整体而言,基于企业网络的长叁角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和第叁产业发展水平分别对全行业网络以及服务业网络节点中心度具有正面的影响。企业家精神是影响网络点出度的重要因素。在国家尺度上,本研究从企业网络与城市网络相结合的视角,研究以上海为核心的长叁角对中国城市网络的引力主要有以下叁点发现：(1)以上海为核心的Z字形发展轴线城市在长叁角城市网络中对外吸引与辐射能力较强,其中上海对中国城市网络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而苏北、苏中、浙西南城市不仅对外投资相对较少,辐射能力薄弱,在吸引能力上也相对落后于Z字形发展轴线城市。无论就长叁角对外的吸引力或者就辐射力而言,城市网络之间的相互联系率先在经济中心城市发生。(2)上海对中国城市网络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存在着区域性的差异。华东、华北、华南城市经济区与上海的联系十分密切,其中长叁角是上海吸引力和辐射力最强的地区。华东区、山东区、东北区、西南区、湖北区、新疆区、西藏区的引力以辐射力为主,权力作用大于威望作用；对华北区、华南区、福建区、西北区以吸引力为主；威望作用大于权力作用。(3)上海对中国城市网络的辐射力,存在着明显的邻近扩散以及等级扩散特征,趋向于国内的经济中心城市以及地理邻近的城市；对中国城市网络的吸引力趋向于沿海以及沿江T字形发展轴线城市。其中北京、深圳是上海吸引力前两位城市；以上海、北京、深圳为总部的中央企业在京-沪、深沪联系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全球尺度上,从FDI和ODI视角研究长叁角与境外经济联系主要有以下四点结论：(1)外商投资促进了长叁角崛起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全球-城市区域,然而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发展路径也将长叁角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就长叁角内部而言,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参与新的国际劳动,不同于江苏、上海以外资为主体的发展路径；浙江在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出口上的表现要优于江苏和上海。对外资以及外贸的结构分析,表明：东亚、北美、西欧是长叁角重要的贸易伙伴,其中香港是长叁角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以及重要的出口市场,对长叁角全球-城市区域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2)对长叁角上市公司2005年、2010年对外投资形成的跨境城市网络的分析表明,长叁角上市公司对外联系主要集中在东亚、西欧、北美以及离岸金融中心等地,其中香港是这两个年度长叁角企业对外设立子公司最多的城市,长叁角企业在香港主要从事投资控股、进出口贸易、信息服务等业务,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信息中心的地位密切相关。香港发挥着连接长叁角区域性城市网络与世界城市网络的桥梁作用。(3)长叁角跨境城市网络的总部控制中心集中在以上海为核心沪宁、沪杭、杭甬Z字形发展走廊的城市,其中上海的核心引领作用明显,此外,杭州、南京、宁波、绍兴、苏州等是长叁角对外投资最为活跃的城市,而苏北、苏中、浙西南城市(除台州外)的表现相对逊色。回归分析表明,金融业发展水平与企业家精神对长叁角ODI具有正面的影响。(4)对于长叁角发展而言,长叁角跨境城市的发展有助于提高长叁角在世界城市网络的总部控制权力,并提高在城市网络中的位置,从而实现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办公室的转型,充分利用国外各种资源,赢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从而突破“价值链陷阱”。在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本研究展开叁个讨论：(1)企业作为企业网络的空间组织实际上也是一个集聚与扩散的过程。长叁角全球-城市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除了外资企业以及中国中央政府、长叁角地方政府的交互作用之外,长叁角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在区域、全国、全球尺度上的网络化过程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企业与城市的网络化过程是长叁角全球-城市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城市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企业网络布局逐步突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长叁角两省一市都市连绵区也正加速形成之中。(2)基于上市公司企业网络的城市网络分析,可以将长叁角全球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总结为：一轴叁中心,以上海为核心、南京和杭州为副中心。Z字型发展的发展轴线对长叁角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3)上海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城市网络中的两个重要节点,一方面需要发挥“全球城市”的功能集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等高端要素,加强对中国乃至世界城市网络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世界城市性”,加快培育世界级的跨国公司,从而加强对中国乃至世界城市网络辐射力,从而在国内及国际两个扇面发挥出更大的网络优势。综合上述叁个实证分析,本研究认为：(1)在区域尺度上,长叁角要加快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鼓励企业突破行政区划的束缚,优化网络布局,推动企业网络向相对欠发达的苏中、苏北以及浙西南地区扩散,促进长叁角城市网络相对均衡发展。(2)在国家尺度上,长叁角的核心城市上海要进一步加快实施“四个中心”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对中国城市网络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尤其是要加强对华北区、华南区、福建区、西北区的辐射力。(3)在全球尺度上,长叁角要积极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鼓励更多上市公司拓展海外企业网络,从而加强长叁角对世界经济的总部控制能力,从而实现长叁角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办公室的转型升级。
唐文军[7]2009年在《私营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运用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 SNT)研究我国私营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经济社会学可以简略地定义为用社会学的传统分析和解释经济现象。经济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目标一致,而且与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大体相似,但在有一点上,经济社会学与普通经济学是截然不同,那就是,经济社会学强调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在经济中的作用。人生活在社会之中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联系,人必然参与到社会制度之中。这种联系与参与在个体层面和整体层面深刻地影响着经济活动者的经济行为(查德·斯威德伯格,2005：1)。按照着名经济社会学家理查德·斯威德伯格(1991)的考证,经济社会学有着悠久的传统。经济学与社会学在20世纪以前可以说是“合二为一”的。诸如熊彼特、帕森斯等,都可划入经济社会学家的范畴。经济社会学在20世纪20年代陷入停滞,直到20世纪70-80年代才又重新崛起(斯威德伯格,1991：2005)。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就在美国哈佛大学大行其道。哈里森·怀特教授,这位在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建树颇深的学者,为这一理论的全面推广与深入发展做出了巨大努力。1985年,格兰诺维特发表了《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问题》,用精致的网络方法分析经济问题与企业问题,产生了巨大学术影响,随后怀特的其他学生们也纷纷在顶级经济学与社会学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系列论文与着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1985年,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会上倡导创建新的经济社会学,他认为“旧式经济社会学”与工业社会学并无两样,而且已经衰亡。而新的经济社会学则需要向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发起挑战,直逼市场结构、生产、价格体系、分配消费等微观经济学的核心,至此,经济社会学的新运动也就采用了“新经济社会学”这一学科名称(斯威德伯格,2005：32-33)。而新经济社会学与“旧式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最为显着的区别,就在于运用了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被广泛用于企业组织的结构研究。罗伯特·埃克尔斯(Robert Eccles)甚至将高度稳定状态的关系网络称为“准—企业(quasi-firm)",沃尔特·鲍威尔(Walter Powell)也对此予以了充分的关注。许多新经济社会学家还与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的交易成本理论,与钱德勒为代表的主流管理学家的多部制企业组织理论对话交流,大量在组织研究和在工业社会学研究领域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深化与发展了网络理论(Swedberg,1991:269)。本文在摘要开首部分如此简略地介绍经济社会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沿革,无非是强调,本文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工具分析私营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私营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想证明,本文的这一理论思路是有学术源流与学术正当性的。用社会网分析企业组织本质上属于结构主义的方法。这个由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文化人类学中开创的这个学派,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着人们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结构主义的方法强调事物的整体性,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社会生活是由经济、技术、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复杂整体,其中某一方面除非与其它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便不能领悟要义和得到全面理解。结构主义方法的本质和首要原则在于,它力图研究联结和结合诸要素的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不是分裂地研究一个整体的诸要素。基于以上结构主义的基本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组织存在于我们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体系之中,作为企业组织的最重要的构成要素的企业家,自然也是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众所周知,由于特殊的国情,我国的私营企业是相对于国有企业具有某些特殊属性的企业,私营企业的业主与高级管理者,自然也表现出有异于国有企业管理者的特殊属性。特殊的国情的一个公认的外显表现就是中国是一个关系取向的社会。对一般人而言,所谓学会做人和搞好关系,就是要建立并维系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友谊网络,使其在遇到各种麻烦情况需要人帮助时能有人及时伸出援手。若以人际关系作为观察我国社会的切入点,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我国私营企业家由于特殊的企业环境,对于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更有着比普通人更为深刻的认识。因此,以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剖析我国私营企业家及其企业经营管理行为,无疑是一把有效的钥匙。本文运用网络分析方法所观察的私营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个体中心社会网,即以私营企业家个人为中心,向外延伸建立的关系网络。用个体社会网衡量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行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研究,遵循通常的方法,对所调查的私营企业家的社会网络情况有一个总体的描述。本文在研究中,还注意利用相关案例对本文的研究结果进行佐证,在相关章节的后面附录案例,作为前面的理论或实证研究的佐证,可让研究的问题获得更清楚的经验检验。本文的通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导论。在导论中,本文以我国私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叁十年的过程中通过曲折的发展道路,成为我国总体经济重要支撑的事实,说明私营企业健康快速发展于国于民的重要性而缘起本研究,阐述进行本研究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并强调了运用社会网理论及分析方法对私营企业家社会关系网分析的学理基础与正当性。第二章为理论综述。此章较为全面的梳理了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源与社会资本理论的源与流,勾勒了国内外学者用社会网理论分析企业组织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在综述中,本文对于我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着名学者如费孝通、林语堂、钱穆和梁潄溟,以及我国台湾和海外华人学者关于中国社会的特性及其社会关系的开创性文化研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示。此外,综述还对社会资本的文献予以了充分的注意。还值得一提的是,综述关注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正负效应,这与不少研究者只重视社会资本的正功能形成了明显的区别。通过梳理已有的相关研究及其认定的不足,为逻辑地引导出后面的研究打下基础。第叁章承接上文,建立了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假设,并对私营企业家的个体关系网进行了描述统计。在此章中,本文以资源依赖理论为出发点,从理论上解释了作为研究对象的私营企业家何以要特别重视构建、经营和利用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缘由,以此,本文建立了主要研究假设。并重点在于对私营企业家的个体关系网进行了描述统计。第四章是对社会关系网的社会资本对私营企业创业所起的作用的分析。通过侧重考察企业创业期的“叁项准备”与“四项支持”,可以看到不同的网络在企业初创中所发挥的不同功能,验证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设。第五章考察了私营企业内部管理中的社会关系网的作用。本文认为,企业内部结成网络,按人际关系的逻辑进行管理,从而维系着企业的内部运转,是社会关系网络在企业内运行的最重要特征。对此,本文通过描述企业核心层的构成、企业高管的选任标准和对企业重大决策的影响叁个方面来予以证明。其中高管选任的能力标准得到企业主的重视,说明企业主的理性与科学性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本章验证了本文的第二个假设。第六章着重从产品生产支持、管理支持、营销支持叁个方面来讨论私营企业主利用企业外部关系网络资源的情况。本章的研究支持了本文的第叁个假设。结合前面两章的内容,我们看到,社会关系网络在企业创业、内部管理和外部支持叁个方面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至此我们对私营企业全面的关系网络运作,有了一个初步的轮廓。接下来的两章分别做了两个专题研究,意在对社会资本在一些特殊方面的作用进行深入挖掘。第七章讨论了私营企业利用社会关系网进行关系型融资的做法。研究发现：资金短缺的私营企业通过多频次的互动建立和维护与银行的良好关系；良好的银企关系增进双方信任,降低企业从银行获取融资的难度。银企关系靠业务互惠和私人友情共同维护。至此,本文的第四个假设得到验证。第八章将研究视野扩大到国际市场。许多私营企业都涉足了国际商务。社会关系网在私营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中如果能够产生影响,则更能有力地证明社会资本的强大渗透力。研究表明,私营企业的外贸业务与其社会关系网络是相互镶嵌的。在从事国际业务的过程中,被调查企业高管不仅认可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而且在实践中着力与外贸伙伴建设与维护关系网络,强关系成为私营外贸企业的市场、业务开展与双方人际关系强度保持了一致。此章的研究为“社会关系—外贸业务互镶模型”提供了成立的经验基础,并证实了本文的第五个假设,说明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的确对私营企业的经营行为具有极高的解释力。第九章为最后一章。这里讨论了私营企业建立、维护和运用社会关系网络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对第六个假设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验证。特别重要的是,本文虽然赞成私营企业运用社会关系,但并不等于说同意滥用社会资本。本章讨论了社会资本获取与利用的成本与负面效应,并用相关的案例予以佐证。需要指出的是,对社会资本的成本与负面效应的研究,应是本文一个较为重要的贡献。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私企业主建立、维护与运用社会关系网络,是真实世界的社会经济生活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社会资本在私营企业的创业期,对企业的生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企业创业的心理准备、产品选择准备和资金准备方面,亲属等血缘关系支持力度最大。除血缘关系对业主的帮助外,朋友在每个环节也给了私营业主极大的支持。3.在私营企业的内部管理中,社会关系网的作用得到了证明。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私营企业在选任高管的标准中,能力的重要性超过了“关系”,这是理性与科学性的表现,是企业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制度保证。4.私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还依赖于外部关系网络的支持。在这个方面,外部网络中的生意伙伴和私人朋友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同时党政领导会以朋友的身份提供支持。5.关系型融资是解决私营企业资金瓶颈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私企注重与银行建立并维护良好的银企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相互的信任程度,能有效地降低私营企业的融资难度。6.社会关系网络在私营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中作用独特。通过国际化业务的专题研究,发现外贸业务镶嵌在私营企业与贸易伙伴的人际关系之中。强关系即为市场。业务量与交易双方的关系紧密度正相关；交易的风险与双方人际关系层次反向相关,双方人际关系好则交易风险低,反之则高。7.私营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经营是有成本的。社会资本的滥用将导致社会资本的潜功能逐步显现,最后使得正功能向负功能转化,负面效应出现。用人失误、企业腐败、日常管理混乱、企业领导层内部冲突和合同、债务纠纷、多元化失误等导致企业生命突变的重要导火线往往归因于社会资本的滥用。本文在以下几点力图对私营企业的研究有所贡献。1.研究方法与视角的不同。当前对私营企业的研究,传统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是主流。这些研究的共通特点,就是把私营企业与现实生活相剥离,将研究对象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本文运用社会关系理论与网络分析法和嵌入性视角研究私营企业,恰恰把私营企业置于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网络之中,形成与主流研究方法的差异,有可能获得对私营企业真实运作的新洞见。2.本文在研究中,不光看到社会关系资本对私营企业的正面作用,同时强调其负效应和网络成本,并对网络成本予以了新的分类。从而使我们对社会资本有了较全面的认识。3.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讨论了私营企业的关系型融资。一如在相关研究中反映的那样,关系型融资虽然是金融经济学的热门话题,但那些研究还是主要运用金融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在讨论“融资”面,本文的研究聚集于“关系面”,这就使我们可能深化对关系型融资的理解。4.本文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讨论了私营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对私营企业开展国际商务的研究,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一方面很难解释国际贸易的模式,同时还对实务界产生了误导。本文的研究是另辟蹊径。此外,本文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外贸业务与社会关系的互镶模型,并通过了相关检验。这一模型在外贸研究中是全新的理论探索。
李正彪[8]2005年在《企业成长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新经济社会学的领域,其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则是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在国外受到极大的重视,成为企业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这是因为企业本身就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主体——出资者、经营者、员工、消费者、债权人、政府、供应商、分销商、特殊利益集团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围绕着以经济利益为核心交织而成的多重、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虽然新经济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对以人际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已较为充分,但经济学对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内容、变迁及其作用机理等问题的研究却还是个崭新的课题。 本文共分五大部分。第一大部分为导论,在对本文选题的意义阐释的基础上,界定了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内涵和类型,对本文的研究方法、结构、创新点作了交代。第二大部分(第一章)是对相关理论的评述。第叁大部分为第二章和第叁章。第二章研究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信任;第叁章研究作为企业社会资本的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经济功能。第四大部分为第四、五、六、七、八章。第四章动态研究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演进;第五、六章研究企业内部的关系网络;第七章研究企业间的关系网络;第八章研究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网络。第五大部分是第九章。作为论文写作的目的和结论,探讨了如何构建企业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全面系统地梳理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结构洞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企业网络理论等基础上,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作为本文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信任、社会资本等核心概念的内涵进行
王刚[9]2015年在《组织学习、创新网络与跨国子公司逆向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世界,知识源日趋分散化、多样化,发展中国家也可能成为创新发源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中国市场建立研究机构,实践着逆向创新模式。它们在中国的创新实验成功之后,把创新成果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包括发达国家。中国本土企业想要“走出去”,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国际化创新问题：即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发现、识别和获取分散知识进行创新,并将创新推广到全球。逆向创新成为企业国际化创新的新模式,有可能成为新的“常态”。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也日益关注,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案例的现象描述和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成功因素进行探索、归纳和总结,缺少针对跨国公司逆向创新内在机制的研究。本研究在确定研究目的后,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并对相关研究进行总结。以创新空间视角对逆向创新内在机制进行分析,构建了“创新网络——组织学习——逆向创新空间”的初始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主题,选取在华跨国子公司为案例样本,通过多渠道获得有效资料,对案例进行编码、总结。修正并补充了理论框架研究细节,得到逆向创新空间模型,并对逆向创新空间的各个子系统进行了细致分析。通过研究论证,发现：(1)跨国公司逆向创新空间具有动态的增长性,也就是说跨国公司经历了弱逆向创新向强逆向创新的演变。在弱逆向创新阶段,逆向创新各环节割裂,创新空间较小。在强逆向创新阶段,逆向创新各环节有所深化,各环节之间的协调性增强,创新空间增大。(2)跨国公司逆向创新空间的增长性受到组织学习、创新网络、组织学习与外部创新网络互动、组织学习和内部创新网络联动的综合影响。外部创新网络节点的成熟是逆向创新空间增长的基础；内部创新网络演变是逆向创新空间增长的保障；组织学习宽度、学习深度和学习强度的强化是逆向创新空间增长的充分条件,使得逆向创新空间的增长成为“可能”的现实。最后,研究指出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并给予相应解决思路。研究丰富了跨国公司逆向创新研究,对中国本土企业学习跨国公司创新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文嫮[10]2005年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地方产业网络升级机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以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为特征的地方产业网络,正逐渐嵌入全球价值链。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单纯从地方产业网络内部,挖掘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已很难把握区域间产业重塑的动态变化。因此,在注重地方产业网络内部联系的同时,重视区域外部联系,结合全球价值链分析区域经济现象和中国地方产业网络的升级机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这便成为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 本文以地方产业网络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这两条分析线索,贯穿于研究的始终。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国地方产业网络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原因和背景,阐述了中国地方产业网络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所面临的升级压力。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分析了地方产业网络的升级机制,构建了中国地方产业网络升级的理论框架,并探讨了中国地方产业网络升级的途径。文章认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地方产业网络升级的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从地方产业网络内部来说,“创新能力”产生了地方产业网络升级的“原动力”;而嵌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外部联系,特别是领先公司对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行为,既对地方产业网络升级产生“推动力”,也产生了“阻挡力”。中国地方产业网络的升级,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然而,目前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地方产业网络,大多数发育程度不高,创新能力有限,其升级主要受外部联系左右。 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以浦东集成电路(IC)地方产业网络为例,探讨了地方产业网络的升级压力,描述了浦东IC地方产业网络基于“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的全球竞争格局。依托大量实地调查资料,文章从内部联系评估了浦东IC地方产业网络的创新能力大小;从外部联系探讨了浦东IC地方产业网络与处于美国硅谷、台湾新竹的全球领先公司,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互动,对浦东IC地方产业网络升级带来的巨大影响。最后,笔者通过实证部分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国际相关研究不完全一致。本文认为,价值链治理者—全球领先公司,对地方产业网络升级的推动或阻挡,决定于地方产业网络的升级行为是否侵犯了其核心权益,而不是决定于升级行为的“种类”。领先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会推动地方产业网络实现非关键性升级。而一旦地方产业网络的升级行为,侵犯其核心权益,不管是“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功能升级”,还是“链的升级”,都会被领先公司阻挡和压制。 本文在理论研究部分以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石,借鉴了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原理,采用价值链分析和网络分析的方法,对融入全球化的中国地方产业网络的升级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实证研究中,笔者选择了嵌入“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的浦东IC地方产业网络作为研究对象。它作为外向型地方产业网络,与全球价值链的整合程度最高,面临的升级的压力非常大。文章的实例研究,建立在笔者为期半年的实地调研基础上。为了保证采集信息的准确和代表性,笔者在浦东IC产业各
参考文献：
[1].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营销网络研究[D]. 李华峰. 清华大学. 2004
[2]. 从全球生产网络到大都市区生产空间组织[D]. 李健.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3]. 服务业跨国公司网络研究[D]. 刘婷. 复旦大学. 2006
[4].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多元城市网络与价值空间分异研究[D]. 王宝平.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5]. 基于技术权力的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研究[D]. 张云逸.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6]. 基于企业网络的城市网络研究[D]. 李仙德.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7]. 私营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研究[D]. 唐文军.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8]. 企业成长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D]. 李正彪. 四川大学. 2005
[9]. 组织学习、创新网络与跨国子公司逆向创新研究[D]. 王刚. 大连理工大学. 2015
[10].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地方产业网络升级机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文嫮.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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