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强[1]2004年在《《海国图志》与中朝日近代启蒙思想》文中认为中国、朝鲜(韩国)的近代史是一部民族危亡的辛酸史，但同时也是一部民族解放的斗争史，而日本近代对外史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便是施暴东亚社会的侵略史。追本溯源，在近代初期，当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东亚社会时，东亚中、朝、日叁国思想界面对这种全新的外来文化采取了不同的认知态度，介绍西方史地、政治、军事、科技知识，成为当时具有先进思想知识分子的主要工作，其中以《海国图志》为代表的新书，已成为这个历史时期东亚社会内部一部重要的介绍西方文化的汉籍。 1842年《南京条约》刚刚签订，经世学者魏源便推出“愤悱”之作《海国图志》。但在1860年前的中国、朝鲜并未得到广泛的传播，却被日本学者广为推崇。本文通过引用大量相关文献资料，拟从《海国图志》这一着作在近代初期中、朝、日叁国传播的不同境遇，以期通过这一历史现象，在一定层面上了解认识中、朝、日叁国近代社会的不同发展进程历史原因和历史启示。 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主要介绍爱国思想家魏源的生平及其着述《海国图志》的撰写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简要介绍《海国图志》的主要内容，评价《海国图志》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第二个部分主要论述《海国图志》一书，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以及社会运动的影响，评说中国近代思想家对《海国图志》的认识，以及《海国图志》中所阐述的思想对近代社会变革思想的借鉴作用，本章重点论述《海国图志》对洋务运动思想和维新思想的影响。 第叁个部分主要论述《海国图志》在朝鲜的传播及其对朝鲜近代思想的影响。 第四个部分详细地介绍了《海国图志》在日本被广泛地翻译、翻刻训点、训解，成为幕末日本人了解西方史地一部重要的汉籍，对日本近代思想的启蒙作用较为明显。 第五个部分是全文的论证核心部分，通过对《海国图志》一书在中朝日影响状况的不同、中朝日固有文化的差异性、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若干积极因素等方面的分析，来论证一种对外来文化失去了吸收、接纳、融会功能的文化必将成为先进思想发展的绊脚石。
刘勇[2]2015年在《《海国图志》研究》文中提出16世纪之前的人类社会处于相对隔绝的区域中,不同文明之问的联系相对较少,而从1500年左右西欧航海家开辟海上新航路,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人类逐渐走向不可分割的整体,学术界将这一过程称之为全球化。全球化的实质是“互动”,即不同人类社会、文化之间的相遇、联结、交流、交往、相互影响。全球化趋势的起点是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全球化的动力是欧美现代文化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互相碰撞与融合。西欧是现代化的开创者与传播者,西欧的机器大工业与民主政治,伴随着世界全球化,以强大的力量席卷亚洲、美洲及非洲,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主动回应也好被动回应也好,都逐渐跟进走向现代化。当西欧资本主义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面前时,《海国图志》最先发出向西方学习的响应,揭开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帷幕。本文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视角切入,从《海国图志》的文本出发,主要研究在中国面临西方严峻挑战时,《海国图志》如何作出积极回应——对世界趋势的清醒认识、对世界知识的详细介绍和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本文共分为五章,文章最后有结语,具体如下：第一章：《海国图志》概述。本章包括魏源的生平与思想和《海国图志》概述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魏源的生平与思想,介绍魏源的一生主要行迹、着述活动和主要思想。魏源的一生可以分为青少年时代、中年时代和晚年时代。魏源的主要思想有变易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和“师夷长技”思想。魏源超出时人的地方在于他能在公羊变易观和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因应时代课题而提出“师夷长技”思想。第二部分《海国图志》概述,从写作背景、全书的资料、内容与版本和中西文化观叁个方面对《海国图志》作一概览。《海国图志》的写作背景包括历史背景和作者魏源的个人准备。《海国图志》诞生与鸦片战争密切关联,创作于鸦片战争之中,完成于《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叁个月后。《海国图志》在资料上广征博引；在内容上包括六个部分,体现了志、论、图、表相结合的特点；在版本上主要包括中国的版本与日本的各种选本。在中西文化观上,《海国图志》不但把世界各国的情况介绍给中国,还把西方地圆日心说引入中国,破除了传统的中国地理中心论,同时坚持中国文化中心论,超前的提出中外一家论。第二章：《海国图志·筹海篇》。本章认为《筹海篇》既是系统的御侮总纲,又是伟大的思想启蒙之作,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在《筹海篇》中得以系统阐述。《筹海篇》的“议守”、“议战”、“议款”叁个方面是既相对独立又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的一个完整体系。“守”是御夷的中心,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保卫海疆安全是首要任务,“战”与“和”都建立在“守”的基础之上。在防守得力的条件下,根据敌我情况,抓住有利机会,进行适当反攻。而在防守得力、进攻得胜之下,并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对内改革,禁绝鸦片,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互市通商。《筹海篇》不是单纯的抵抗列强侵略,而是提出了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下,如何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筹海篇》对中国起着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睁眼看世界,中国开始真正认识西方,一幅崭新的世界图景展现在中国面前；师夷长技,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学习的步伐一步紧随一步；重视海防,中国开始改变重陆轻海的轨迹,逐步进入海洋时代；发展民用工业,中国开始改变重农轻商的观念,逐渐重视发展工商业与对外贸易；重塑民族精神,中国开始自我觉察,民族文化逐渐注入现代血液。第叁章：《海国图志》主体内容。本章主要讨论《海国图志》的主体内容。《海国图志》主体66卷的地志,是对世界各地的介绍,其中以介绍欧洲为中心,对欧洲的介绍以英国为中心。了解英国、学习英国、抵御英国侵略,是贯穿《海国图志》全书的主线。18、19世纪的时候,英国等的殖民势力已经深入到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和缅甸,中国对叁国的影响力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对叁国的影响力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明清时期西方殖民国家的两次排华事件表明,西方殖民势力深入到原本为中国属国的南洋地区,并且运用政府的力量和军事的手段将南洋地区变成自己统辖的殖民地。明朝后期至清鸦片战争前夕,东南亚秩序发生重大转折,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转向以英国为核心的殖民体系。面对西方的步步紧逼,《海国图志》提出“以夷攻夷”,应该给与某种肯定。当时的世界各地已经或者即将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而英国又是欧洲列强中最富强的国家和中国的主要对手,所以《海国图志》以“志”英国为中心,以了解、学习和制约英国为贯穿全书的主线。鸦片战争前后的西欧取得了全面进步,《海国图志》明确提出向西欧学习的只是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但对西欧的介绍不仅是军事,而是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取得了长足进步,《海国图志》让中国了解的是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英国,对英国经济、政治制度或明确或隐约表达了向往。俄国当时已是地跨欧亚的大帝国,在英国强大武力的威胁之下,《海国图志》以历史上的中俄关系为出发点,提出联俄抗英的主张。《海国图志》中的美国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不但因其抗击英国殖民统治的成功经验可资中国借鉴,同时因其民主共和制度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第四章：《海国图志》的影响。本章主要论述《海国图志》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海国图志》诞生后,因“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开创之功和“师夷长技”的支配之力,其影响深远而广泛,既纵贯中国近现代,又横及世界东西方。《海国图志》诞生的最初二十年,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应有重视,真正影响中国是从洋务运动开始。《海国图志》对中国的影响从清末一直持续到民国,贯穿整个中国近现代。“师夷长技”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逐渐突显其超越时空的不朽价值。而且,《海国图志》的影响横及世界东西方。《海国图志》从传入日本起就得到普遍的重视,具有新思想萌芽的思想家与政治家受到《海国图志》的影响,在日本的近代舞台上演绎了一场倒幕维新的活剧。《海国图志》在中日的命运截然不同,“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值得深思。《海国图志》传入朝鲜,促成了朝鲜开化思潮。《海国图志》也引起了西方的高度关注。第五章：《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本章从思想、内容及影响叁方面比较《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思想方面：《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都创作于鸦片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为抵制西方侵略而创作的意图是一致的,《海国图志》比较张显,《瀛寰志略》比较含蓄,二书一显一隐,显隐之间共同发出了鸦片战后中国人捍卫国家主权的时代强音；《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的思想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一些差异。内容方面：二书的结构体例上,《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各具特色；二书的知识特点上,《海国图志》以博胜,《瀛寰志略》以简胜；二书的考证优劣上,《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高下难分。影响方面：虽然《海国图志》比《瀛寰志略》的影响大一些,但是《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在详略上互相补充,人们是把《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一起放在认识和学习西方的天平上考量。结语：结语部分主要围绕“师夷长技以制夷”讨论《海国图志》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向的意义。“师夷长技以制夷”既突破了传统夷夏之辩的藩篱,拓宽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又坚持中华文化中心论,维护了中国人的文化尊严；既找到了应对西方挑战的有效途径,又使中国人重新找回心理的慰藉和平衡。“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解决当时中国人的文化焦虑的同时,迈开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第一步,实为中国近代文化转向之始。而且,“师夷长技”引导了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全过程,即引导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向的全过程。“师夷长技以制夷”既为近代中国文化转向之始,又引导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向的全过程,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向起到关键作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于近代中国文化转向的深远意义。
魏灵学[3]2015年在《鸦片战争与日本“世界认知”的转化——以江户时代“东西文化优劣论”的衍变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西洋势力的到来与西方知识的传入,促使近世日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不断嬗变。18世纪下半叶,日本的"东西文化优劣论"逐渐萌生,而鸦片战争作为近世以降西势东渐的一次高潮,促使这种思潮由"臆测"向"事实"演变。一方面,虽然尚没有彻底摒弃将西洋视为"夷"的传统思维,但幕府士人对于西方国家技术(器物)的优越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于东西方文化优劣的比较,开始影响幕府对外交涉的相关政策,"礼夷"、"通商"等主张相继出现,而所谓"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言论,或可视为明治时代"和魂洋才"的先声。
参考文献：
[1]. 《海国图志》与中朝日近代启蒙思想[D]. 胡志强. 延边大学. 2004
[2]. 《海国图志》研究[D]. 刘勇. 扬州大学. 2015
[3]. 鸦片战争与日本“世界认知”的转化——以江户时代“东西文化优劣论”的衍变为视角[J]. 魏灵学. 国家航海.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