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爱水[1]2004年在《21世纪初期河南省新设城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城市的设置，作为国家行政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上层建筑，根据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新城市的设置必须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城市化潮流，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 河南省作为我国的中部大省，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设市工作缺乏科学的论证，造成设市时快时慢、忽冷忽热；直到上一世纪90年代，在河南大学王发曾教授的主持下，河南省完成了第一轮的设市预测与规划工作。但经过10多年的发展，河南省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迫切需要一份新的规划来指导设市工作。在此背景下，笔者选择了河南省作为研究的区域，在深入研究影响设市因素的基础上，对河南省所有县城设市条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与评价，并对设市总量、空间布局和时序安排进行了科学论证。本文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部分：回顾总结了河南省的城市设置与发展历程，并对取得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第二部分：对影响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各种微观因素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并就自然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基础设施因素及政策措施因素等对河南省新设城市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 第叁部分：探讨了影响设市的宏观因素，从河南省产业构成、经济发展状况、区位因素及城市体系建设四个方面着手，研究了宏观因素对河南省新设城市的影响。 第四部分：选择合适的评价模型和指标评价体系，对河南省所有县城进行了综合评价，探讨各城镇的综合发展指数，以此作为评价综合性城镇设市条件的重要依据。对于专业性城镇，因其结构和功能的独特性，故不能完全用量化方法进行评价，笔者在定量评价的基础上，对各城镇的设市条件进行了定性分析。 第五部分：在深入研究有关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有关计算，对河南省在本世纪初期应设城市的数量、空间布局及设置时序进行了科学规划，并就规划期末河南省城市体系发展状况进行了展望。 第六部分:为圆满完成河南省新城市设置规划，实现城镇化发展目标，提出了几项应采取的政策措施。
王发曾[2]1999年在《21世纪初期河南城市区域化发展的重点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在分析了新世纪城市化的必然趋势后，研究了下世纪初期河南城市区域化发展的基础和主要策略中的重点问题。
付春[3]2005年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化进程、原因及特点分析（1949-1957年）》文中认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化水平起点很低,区域城市化发展不平衡,而且城市化的畸形特征明显。解放以后,随着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统一,政治机制开始成为主导城市化发展的核心动力机制。为彻底改变旧中国城市化的不合理状况,新中国政府通过采取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调整城乡关系以及国民经济运行的计划化等措施对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发展步骤以及发展方向进行了逐步调整,从而促进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根本性的转变。 “一五”时期,由国家所确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战略、城市重点发展战略使新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区域经济布局、城乡经济关系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在中苏结盟的国际环境和安定的国内政治环境下,国家凭借“泛政治化”的优势通过计划体制和制定正确的城市发展政策得以集中全国资源,以超聚集经济在短期内促使中国城市化飞速发展;其次,快速的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口流动的加大也成为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原因;另外,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第一、二、叁产业在此一时期都得到快速的发展,由此推动了城市化的加速。 1949～1957年的8年间中国的城市化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不仅城市数量不断增多,城市人口显着增加、城市规模明显扩大,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而且不同区域的城市发展也渐趋平衡。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化因此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一是新中国城市的性质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的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性城市,城市化性质由非自主性、非民族性向独立的自主的城市化发展转变;城市化进程总体特点表现为稳定、快速,城乡分割的社会/经济二元结构
黄立[4]2006年在《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949-1965）》文中研究表明1949-1965年的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时间单元，由于新的社会制度的实验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在思想、理论、技术、体系等方面均呈现了比较独特的形态，是近代城市规划的结束和现代城市规划的开始。 论文的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对本文研究对象和范围进行界定，并在国内研究状况、选题意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阐明本研究的目的是力图全面考察1949-1965年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地位。第二章在回顾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历史轨迹基础上，对其进行分代、分期、分段的划分，并重点界定1949-1965年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的分段与内容、城市和城市规划的类型；第叁、四、五章从城市规划发展的历史背景与城市化发展历程着手，分叁个阶段详细考察城市规划从近代规划的自发延续开始，到苏联规划的全面引入，直至规划的摸索与反思的发展历程，对各阶段的典型城市规划活动进行案例分析，并总结各期主要历史特征。 第六章回顾了历史城市保护与旧城改造的历史，考察了二者的辨证关系，探寻了导致历史城市保护失败与旧城改造方式泛滥的根源，认为其发展的历史特征是社会主义的文物保护观、实用主义的文化观影响、激进主义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 第七章从城市规划体系建构的角度，对其子系统城市规划法规体系、城市规划管理体系、城市规划编制体系进行历史考察，从国家政权建构、法律规范颁布、技术编制磨合等方面来综合讨论城市规划作为政府行为、法律规范、技术手段的时代特征。 第八章从范型的角度，对苏联、近代与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理论和规划活动进行历史比较，指明近代城市规划的隐性延续和苏联城市规划的显性导入两种范型的影响途径，总结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源与流关系，即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是近代与苏联的交集、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统一的自主过程。 第九章从城市规划学科与教育的历史渊源中，阐明了中国现代学科的城市规划核心内容、学科基础扩展的历程，通过规划教育来疏理城市规划学科在中国的形成脉络，并总结了规划学科与教育的共生关系和历史特征。 第十章对这一时期城市规划历史特征进行全面总结，并探讨了后续研究方向。
刘志鹏[5]2014年在《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政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关于国民党在华北的党务活动最早可上溯至同盟会时期,此时国民党以一个革命党的身份出现在华北这一君主专制基础浓厚的地区。民国初建,由于华北这一原清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军阀势力雄厚,南方革命军始终未能进入,国民党仅有少数人潜伏活动,党务影响薄弱。伴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党于1928年底逐步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政权,“党治”体制确立,华北地方党部由秘密逐步转向公开。然而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华北的政治社会环境,却又迫使地方党部由公开转向秘密。国民党党部在华北昙花一现的过程,反映了全面抗战爆发前党部在与华北各地方实力派及日本势力角逐中的边缘化境地,也是国民党弱势“以党治国”在华北地方社会实践中的尴尬现状。完备的组织系统是国民党进行政党领导的重要前提,而战前由于日本的压力和地方实力派的抵制,国民党在华北的各级党部基本陷入停顿。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决定恢复华北各级党部。经1938年4月国民党临全大会及五届四中全会之决议,华北沦陷区各级党务机构纷纷重建。但是不同于大后方的国统区党部,华北沦陷区各省党部在沦陷区特殊环境下不断迁徙流动,成为流动的省党部。严格说来,国民党党务组织只有省县两级党部,为加强华北沦陷区党部在地方抗战中的领导,国民党中央指示各省依军事地势及交通等情形,实行党务分区制,以解决省与县之间存在的脱钩现象,同时还致力于完善各级县党部组织。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省、区、县叁级党务机构的建立与完善是其领导华北沦陷区党务的重要组织前提。由于地处沦陷区域的特殊环境,华北地区国民党党员的吸纳机制和党员群体的构成形态不同于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在国民党中央及各方努力下,沦陷区党员数量曾一度增长,但由于取消了预备党员制度,党员的吸收没有经过预备期的考察和甄审,直接发展为正式党员,致使党员素质下滑,加剧了国民党在沦陷区基层党组织的涣散无力,以致于国民党在沦陷区只能依靠地方党部委员群体支撑着党务在地方基层的发展。然而华北沦陷区形势错综复杂,处于日伪、地方势力及中共等多方杂处的境域,党务运作异常艰难。战时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群体,在国民党中央的派任与管理下,蛰伏于山东敌后担负发展党务及领导抗战建国的工作,为抗日御侮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最终受恶劣环境、本身素质及内外纷争等因素的影响,国民党党务工作推进缓慢无力,不仅无法抵御日伪的进攻,就连自身的生存都难以保障。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的训练、宣传及经费管理构成了国民党党务运作的重要内容。鉴于华北沦陷区特殊的环境及国民党组织机构的流动性,沦陷区人员的教育及训练,除国民党中央所属训练团轮流调训外,还专门在战区筹设中央训练团分团就近训练,华北各战区及省市亦根据自身沦陷区的实际情形,相应成立各级训练机关训练党务干部及国民党党员。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十分脆弱,加上日军的打击,愈益潜伏不张。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开始逐步恢复华北地区的宣传工作,在建立省县各级党务宣传机构的基础上,采取多种宣传途径进行宣传。华北党务经费由国民党中央直接划拨与分配,这些经费对于党务活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汇转困难、紧缺与管理不善的弊端。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党政、党军、党团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华北党部在地方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华北沦陷区地方党政关系发展基本态势在表面上是党政分开到党政领导一元化的过程,具体到各地情形也多有不同,但实际上地方党权难以撼动地方政权,战区及沦陷区的党政纠纷二直未曾中断。党军关系体现在军队党务与政工机构的设置与实际运行上。抗战军兴,国民党中央开始重设政治部与军队特别党部,同时党务由军队政工兼办,党军关系仍然是“以军统党”的形态。叁民主义青年团直属于国民党中央,团务即是党务。华北沦陷区特殊政治生态下的叁青团在发展组织、争取青年、普及教育等方面进行过一定的努力,但却一直停滞不前,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其与地方党部既有某种联系,又有组织人事上的冲突,反映了国民党中央派系斗争在华北地方上的延伸。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对外的党务活动还表现在与日伪、中共、民众等势力或力量的关系处理上。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沦陷区国民党针对日伪的军事打击、情报调查、策反活动及思想清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给予日本侵略者及各地伪组织一定程度的抗击,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其对日伪的打击程度与国民党当初的设想还存在很大差距。抗战初期国共的合作抗日在很多方面都卓有成效。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对待党外政治团体,尤其是共产党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屡屡挑起反共摩擦,在华北沦陷区对中共态度起伏较大。此外,国民党在华北沦陷区建立各种民运机构,组织和训练农民、工人、妇女、青年等民众团体,并发动和指导民众在敌后进行破坏、情报、劳军等活动,这些对取得民族抗战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其党务运作的薄弱性、动员程度的不平衡性和指导思想的反共性,逐渐被华北民众所抛弃。战时平津党务系统的运作,展现了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城市党务的拓展。抗战期间,平津党务系统渐次恢复,处于沦陷区的党务人员借助天津租界及秘密技术潜伏活动,处境备极艰危。虽然组织松懈、党务人员附逆等不良情形所在多见,但也有许多党务人员能不计危险、奋力完成各种工作。新建的天津党部依托于天津租界为掩护,其负责下的民运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是以国民党原设于天津英法租界和由华北其他地区移于英法租界的单位为班底,联合平、冀、绥、察、热、鲁等日占区的机构而设立的一个隐蔽性的联合组织,直属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主负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党政军的联络与协助。总之,华北沦陷区的国民党代表了国民党地方党务中一个特殊的形态,其组织运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及地域特点。因应抗战需要,国民党在党务组织,党员吸纳,干部选拔,日常的训练、宣传与经费管理,处理政党内派系间、党军间、政党间及与民众的关系方面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为其在狭促的沦陷区环境的发展赢得了一定的政治空间,这对于争取抗战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国民党在沦陷区的种种失利,除了局势艰危之外,也是国民党自身固有弊端合乎逻辑的发展的结果。
郑利霞[6]2009年在《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及其逻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以教育和知识立国的今天，高等教育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已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高等教育应当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受教育的需求。高等教育布局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功能的发挥，从而影响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影响高等教育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程度。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结构，是高等教育宏观结构的一种表现形式。依据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是高等教育系统与环境关系的集中表现，社会历史环境往往直接通过社会结构影响和制约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当环境对高等教育系统提出新的功能期待之时，高等教育功能的变化又会促进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调整。高等教育的诸功能之间既具有融合性，又存在竞争性，这种竞争性对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有着直接的影响。影响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人口、地理状况和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分战略性调整和适应性调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往往采取不同的思路、方法、策略对高等教育布局进行相应的调整。自清末洋务学堂发端至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走过了精英阶段百余年的沧桑历史。晚清以降，洋务学堂从沿海“登陆”，开启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新的篇章。民国时期，分区设置高校的重要设想和大学区制的试行初步奠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的基本格局。抗日烽火中，国民政府对于高校内迁重组与复校回迁的规划与调整，使得西北西南地区的教育落后状况大为改观。上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是建国初期高等教育布局调整中涉及面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事件，改革的结果至今仍在发挥着影响作用。“大跃进”后的大调整结束了高等教育无序膨胀的混乱局面，之后的“叁线建设”加强了内地和中小城市高校的建设，改善了高等教育的布局。“文革”时期提倡“搬迁就是革命”、“分散就是路线”，高校“越办越大，越办越下”，高校迁往农村以及一系列的迁停并转，我国高等教育布局调整陷入有史以来最混乱最荒唐的状态。“文革”结束后，高等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从沿海到内陆梯度推进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引下，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形成了东强西弱、从沿海到内地差距逐渐拉大的态势。精英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布局调整是在社会重大转型时期所进行的有破有立、以立为主的战略性调整，其着眼点在于通过建立新的结构秩序来代替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旧的结构秩序。总体说来，其具体的调整行为是典型的“国家模式”，即通过政治变革和政治动员，以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为主导，自上而下推动实施的，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功利主义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以前，高等教育是实现国家目标的直接工具，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布局很少考虑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及需要，各地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很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行业经济向区域经济的转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逐渐加强。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和大众化。以高校数、每万人口中在校生数等指标，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等角度，于规模、层次和新的办学形式等方面来分析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在大众化早期的变化与特征，实证研究表明：从横向上看，大众化早期我国高等教育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优化和改善，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但加强中西部和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紧迫性也日益凸显；部分省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未能适应和满足其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不同地区本专科结构的趋同性日益严重，这说明高等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协调现象。从纵向上看，随着大众化的快速推进，高等教育地方化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国高等教育的重心进一步下移，地市州域高等教育在数量上迅速增长，在办学层次上逐步提升，已经成为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批新的地方高等教育亚中心发展起来了，地市州域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改变了高等院校过分集中在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布局状况；高等教育由省会城市向地市州延伸的速度具有区域差异，不仅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和制约，也因此未能有效促进高等教育在省际间的均衡布局。地市州域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不仅意味着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调整，而且意味着高等教育功能的下移和拓新，使得高等教育更贴近民间，能更有力地服务于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大众化早期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是高等教育系统自成体系的适应性调整，其着眼点在于通过自我调整维持布局结构间的合理比例关系，以适应规模的持续增长。与精英阶段相比，大众化早期高等教育布局的变化及其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大众化早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高等教育原有的布局结构特征、国家的政策调控和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以及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等因素，也在影响着大众化早期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发展变化。未来的20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加速演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推进等基本环境和主要任务，这对于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合理调整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契机。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来看，大众化中后期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应以追求均衡发展和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为目标，并要处理好非均衡发展的手段与均衡发展的目标、整体优化与自成体系、增量调控与存量盘活、集中布局与分散布局等四种关系。为此，必须重塑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关系，优化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模式；重构公共教育权力体制，科学区分各级政府的责任与权限；加强制度建设，巩固布局结构调整的效益；实行积极差别政策，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继续推进高等教育地方化，大力发展地市州域高等教育。
陈慧青[7]2009年在《中国高校布局结构变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校布局结构是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反映了高校的空间分布、地理位置以及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状况。高校布局结构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变化,它是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联系的纽带,影响着高等教育功能的发挥。论文以高校布局结构变革为研究对象,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考察高校布局的动态结构和静态结构,遵循高校布局结构为何变革、如何变革以及变革什么的逻辑主线,采用文献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等研究方法,在系统论、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和高等教育变革等理论的观照下,对高校布局结构变革的理论基础、发展历程、形成机理、空间演变规律以及空间形态等内容进行深入研究。论文主要涉及四块内容:一是高校布局结构变革的历史回顾,重点探讨高校布局结构在不同时期和社会背景下的变革历程,并将建国后高校近60年的演变史总结为“两程四段”的过程,“两程”以改革开放为界,“四段”分别是建国初期(1949～1965)、“文革”时期(1966～1976)、改革开放初期(1977～1991)和改革开放中后期(1992～)。高校布局结构在每个阶段变化的内容、特点与表现各不相同。二是高校布局结构变革的机理分析,通过对高校布局结构变革主体的力量变化、实现方式以及形成机制等问题的探讨,指出高校布局结构变革在国家、社会和高校叁大主体相互作用的动力下,在实施手段或方式的措施保障以及作为约束条件的系统环境的变化中最终得以实现。叁是从空间演变的角度审视高校布局结构变革,研究指出高校布局结构在宏观空间、中观空间和微观空间上的演变规律。从宏观上看,高校布局结构的四个演变阶段实质上是一个空间重构、空间断裂、空间延伸和空间整合的过程;从中观上看,高校布局结构的变革与城市的关系表现为集聚——扩散——再集聚的过程;从微观上看,高校与城市的空间关系随着城市化进程逐渐密切。四是从空间形态上总结高校布局结构变革的规律,通过“共时态”分析,指出高校布局结构分为六种空间模式,并对集中分布与分散分布两种经典模式的表现形态与形成原因进行分析,指出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共同作用、历史惯性的路径依赖、高校发展的内在诉求和外部效应的客观需要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常黎[8]2007年在《河南省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将行政区划视为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一种制度安排,以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相互作用,即区域经济发展引致行政区划进行相应调整,而行政区划制度和格局变迁又反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为理论分析主线,从市管县体制、县级市设立、市辖区设立与调整等3个方面,重点研究了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河南省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改革和调整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全文除导言和结论外,共分五大部分。首先,简要分析了河南省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以获得对河南省行政区划、区域经济发展及二者关系的基本认识。在此基础上,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分别研究了市管县体制、县级市设立、市辖区设立与调整的模式和演变过程,行政区划改革与调整的区域经济发展效应,以及行政区划改革与调整存在的突出问题。基于这些分析,提出了优化河南省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构想。归纳这些方面的研究,本文得到了以下结论和理论上的认识。市管县体制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河南省市管县体制经历以服务大中城市发展为取向和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为取向两个阶段,采取了由原地级市直接管辖由邻近地区划入的县(市)、将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将县直接升格为地级市、地市合并等4种市管县体制的模式。在计划经济时期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初期,市管县体制对河南省中心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实行市管县体制,通过运用行政手段,把周边的县纳入到中心城市的范畴,形成了以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为基础的特殊的刚性城市-区域系统,城市产业发展由此获得一定的规模经济,有效地促进了地级市作为中心城市的职能发育。同时,市管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地级市的行政区域内,原来的城市与县之间的行政壁垒被打破,城市和农村之间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市场在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空间增大,有利于县域经济在与城市之间的分工中发挥比较优势。河南省的县级市设立采用了切块设市和整县设市两种模式。1978年以来,以整县设市模式为主导。通过县级市设立对市域经济发展影响效应的定量分析,可以发现,撤县设市对本地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撤县设市实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性质由以农村经济、农业经济为主导向以城市经济、非农产业为主导的转变,诱导市域经济功能、管理体制、发展战略发生重大调整;有效促进了市域经济的增长,且这种影响表现出时段变化特征和地域差异;推进了市域城市化进程。县级市的设立对河南全省的经济空间格局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长时效的。首先,县级市的加快设立对改善河南省城镇体系结构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导致城市空间分布的局部集中。其次,撤县设市打破原有市县分置、城乡分割格局,实行城乡合治模式,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行政区划基础。河南省的市辖区设立与调整采取了4种模式,即,撤销郊区、实行区辖乡镇管理体制,撤县(市)设区,从一个或几个县(市)析置部分行政区域、增设市辖区,调整市辖区和周边县(市)的部分行政区域。实践证明,设立和调整市辖区是培育和壮大中心城市的制度性选择,也是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首先,市辖区的设立和调整对中心城市产生了明显的成长空间扩张效应和城市功能区优化效应,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对城市的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次,市辖区的设立和调整,通过实现中心城区和周边农村区域行政管理与组织的一体化、空间的一体化,经济的一体化,在一定时期内较好地解决了城乡分割、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促进了各市辖区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制度设计的缺陷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看,河南省市管县体制、县级市设置、市辖区设立和调整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市管县体制已经成为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县级市数量偏少、空间布局不尽合理。市辖区设立和调整将大片农村区域划入城区,造成了城乡管理上新的矛盾,带来一定程度的虚假城市化,引起城市空间粗放式扩张,对于划入的偏远农业地区,城乡融合效果并不理想。针对河南省行政区划存在的问题,从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内在要求,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出发,本文提出了近期河南省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的设想。即,在保持行政区划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区分类别,逐步推行省直管县体制;积极稳妥地设立县级市;继续增设和调整市辖区,适度扩大中心城市规模,加快中原城市群建设,培育和壮大区域性中心城市。关于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行政区划改革和调整呈现出2个转向,即区域经济转向和城市型政区转向。亦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发展中心城市及发挥其在区域经济中的组织功能成为行政区划改革和调整的重要驱动力。在现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下,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循环互动和动态协调关系。真正实现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根本上解除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
张彦台[9]2012年在《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民国时期的华北城乡市场中，为买卖双方从中说合构成交易、代客买卖或为买卖双方执掌度量衡器而从中收取佣金者——牙商不可或缺。研究牙商既可以显示民国时期的经济运行实态、商品生产和流通规模、国家和地方税收、政府的商业政策，也可反映市场结构变迁、商业资本的运转和增殖、区域文化等内容。本文主要利用档案资料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保存、未刊的社会调查资料系统地研究民国时期的华北牙商。在民国以前，华北牙商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大多是单个的、零散的，经商活动各自为战。民国以降，政府改变了压抑商业、歧视商贾的态度，对商业的封建束缚随之放松。“牙帖定额化”制度的取消使华北地区牙商群体迅速的发展壮大。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叁个时期：1912——1928年，华北牙商快速发展阶段、1928——1937年，华北牙商繁盛阶段、1937——1949年，华北牙商曲折发展阶段。牙商所经营之产品，以农副产品为主。民国时期，牙商开设的牙行资本组织形式包括独资、集资与股份制叁种类型。由于行业经营活动的差异性，各种牙行的人员构成和各自分工也各有差异。牙商一般具有某些特殊才干：对货物有鉴别能力、善于沟通的能力、善于交际的能力等。华北牙商的经营职能包括：栈房职能、中介代理职能、信息和服务职能、金融职能、公证和收付货款职能、对市场进行管理的职能和批发职能等。牙商在工商界占据重要的地位，其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发展，并执商界之牛耳，与独特的经营谋略密切相关。在营业收入方面，牙商的一个显着特点是，他们能凭各种不同的本领，以种种方法来敛财。牙商在经营运作中不仅需要一定的支出，而且往往要以大量的资金投入经营过程。民国时期牙商群体的构成广泛。既有弃政经商的官僚，也有靠盘剥百姓积累财富的地主和豪绅；既有资金雄厚的资本家，也有无任何资本的贫农和无业游民；既有从旧式商业中走出来的商贾、学徒，也有新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既有亦官亦商的代表，也有半农半商的典范。一个成功的牙商背后，往往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说，牙行成功的客观条件就是这个社会关系网络的有效性，在这张关系网中，牙商与政府、帮会、购销客户、出口商、金融、保险业、脚行、转运业等保持密切的关系。交易场中，几乎所有行业的牙商都有一套神秘的行话和暗语。行话与暗语既是民间秘密语言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又是一种民俗语言文化。牙商的行话与暗语，一方面是牙商群体内部交际的工具，主要用来保守牙商内部秘密、有维护牙行利益的功能；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牙商阻断买卖双方知情的手段，便利于牙商对生意的把持。除了语言以外，民国时期，活跃在华北地区集市上的牙商衣着穿戴也很特殊。牙商对近代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生产与消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牙商资本向工业领域扩展，成为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资本来源。牙商除了向企业家流动外，还有个别的牙商向银行家流动。早期牙商的主要职能是介绍买卖，保持着代客买卖的中间商性质。但不少在城市营业的牙商很快就突破了这种经营范围，有的直接经手办货，自营大宗买卖，开始转化为批发商、实体商或牙商兼实体商。凡市场买卖交易的货物，只要是经牙商为媒介的，统要承担相应的税负。华北牙商的税负制度大概有四种形式：牙税盈余制度、牙税等级制度、牙税包商征收制度和牙行营业税制度。政府向牙商征收税负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叁种：政府自征牙税法；牙商同业公会代征牙税法；招商招标承包法。牙商税负是地方财政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前，华北各省市的牙税和牙帖捐的收入逐年增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华北牙商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挫折，牙税的收入也相应的减少。从理论上来讲，牙税性质本质上应该以牙商为课税的主体，以牙商所获得的佣金为课税的客体。但是，在实践中，并不是完全如此。牙商税负除了汇解到各省财政部门外，还要留拨一部分作为地方经费。税款主要用于地方行政建设、教育经费、军费、公益性事业或其他事项。牙商在遇到税额过重、战争摧残、自然灾害等情况下，其应缴纳的税课可以呈请政府批准核销减免。牙商的营业执照称为牙帖，牙商只有领取牙帖才能开展中介代理活动。民国时期按照政府规定和商业管理，牙帖的传承与继替呈现出多种方式：牙帖继承制、牙帖连任制、帮帖替代制、商民申请制、官府招募制和牙帖租用制等。牙商必须经政府登记注册，办理某些正式的手续，才能从政府领取管理机关核发的牙帖。领取牙帖后的牙商，其合法经营活动受到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的保护。牙商如果在牙帖有效期内因故歇业，必须到官府办理注销“牙帖”的手续。在中国牙商事业发展史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牙商法规和华北各省市地方性牙商法规，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体现出了牙商法制建设由传统到近代的渐进发展历程。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牙商法规和华北各省市地方性牙商法规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体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其对新中国的经纪人法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的经纪人法规中的若干规定可以在民国牙商法规的传统中找到根源。档案和文献史料显示，华北牙商纠纷数量和类型均出现增长趋势；牙商纠纷的形态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姿态：在追逐利益面前，政府、牙商、商户、农民、商会、同业公会等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纷争不断，甚至发生多起群体性事件，构成对社会和商业秩序的严重威胁。纠纷解决的途径与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华北牙商具有明显的区域独特性。一方面，他们推动了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华北专业市场的兴盛；另一方面，华北牙商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牙商在积累了丰厚的利润后，将资本向流通领域、生产领域和金融信贷领域扩张和转移。这种扩张和转移即体现了资本的周转和增殖，又体现了中国近代商业的进步。牙商、牙商文化与市场经济扩大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牙商是民国时期商品生产规模扩大与市场经济扩大的产物；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扩大又同时呼唤成熟的牙商和牙商文化的复兴。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的繁盛与演变除了地缘、血缘与业缘关系外，更主要的是由一种精神、文化来支撑的。推进民国时期华北牙商文化的复兴对于商业的繁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具体而言，市场经济的扩大需要发扬华北牙商的叁种精神文化：诚信公平、义利并举；信息意识、调和折中；竞争协作、创新进取。
王发曾[10]2003年在《21世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深层次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必然向深层次发展。文章分析了21世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必然趋势,指出城市的区域化发展和个性化发展是城市化深层次发展的两条主要途径,重点论述了这两种发展形式的意义、基础和主要策略。在城市数目、规模、地域扩展的基础上,深层次发展的群体形态——区域化发展,应以城市体系调控为主要策略;深层次发展的个体形态——个性化发展,应以城市更新为主要策略。文章还以河南省城市体系、深圳市、上海市、吉隆坡市等为案例,对区域化发展和个性化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1]. 21世纪初期河南省新设城市研究[D]. 于爱水. 河南大学. 2004
[2]. 21世纪初期河南城市区域化发展的重点问题研究[J]. 王发曾. 地域研究与开发. 1999
[3]. 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化进程、原因及特点分析（1949-1957年）[D]. 付春. 四川大学. 2005
[4].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949-1965）[D]. 黄立. 武汉理工大学. 2006
[5]. 华北沦陷区国民党研究[D]. 刘志鹏. 山东大学. 2014
[6]. 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及其逻辑研究[D]. 郑利霞. 华中科技大学. 2009
[7]. 中国高校布局结构变革研究[D]. 陈慧青. 厦门大学. 2009
[8]. 河南省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 常黎. 河南大学. 2007
[9]. 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研究[D]. 张彦台. 河北师范大学. 2012
[10]. 21世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深层次发展[J]. 王发曾. 经济地理.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