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显有[1]2004年在《“返本开新”——现代新儒家之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关系探索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儒家学说为本位来吸纳、会通西学的学术流派。“返本开新”是其贯彻始终的思想文化纲领。所谓“返本开新”之“本”就是指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所开之“新”则是指体现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民主与科学。所以，“返本开新”也就是新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 现代新儒家自“五四”产生至今，经过叁代儒者的薪火相传，已发展为一个颇具影响的文化学术群体。梁淑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者，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了传统文化“老根发新芽”的信念，从此奠定了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的理论基调，也指示着现代儒学重构的致思方向。与早期新儒家笼统而抽象地谈论“返本开新”不同，以唐君毅、牟宗叁、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则旗帜鲜明并且更侧重于“返本开新”实现路径的探索。一方面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致使中国未能真正地现代化。但同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反对科学，其中蕴涵着民主与科学的种子，通过提出的“暂妄说”、良知“自我坎陷说”等途径，试图证明从传统的道德主体中，可以产生出科学理性来。以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的新儒家第叁代传人多在海外，由于理论视野和人生阅历的不同，比前贤具有更加开放的胸怀，在“返本开新”上多了一种自我批判精神，更注重求得人文与科学、道德与知识的平衡。 “返本开新”的缺失不仅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更重要的在于实践上无法操作。在新儒家的视野中，知性主体依附于德性主体而存在。正是他们所强调的儒学道德心性之“本”抑制了科学精神的发展和形式逻辑的产生，再由此去开出现代科学与民主是很难做到的。 现代新儒家对于传统文化价值的肯定，对于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探索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发扬儒家传统文化，对于今天防止科学主义，实现科学与道德并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今社会，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需要双向沟通与交流，实现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双向互动，才是应有之局。
熊秋野[2]2016年在《现代新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新儒家想要保护和发展儒家思想,就必须要解决儒学如何推动民族现代化的问题。现代新儒家自觉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民主与科学,牟宗叁先生更是直接以民主与科学来定义“新外王”,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这一“新外王”,对此,现代新儒家做出了共同的回答:“返本开新”、“内圣开出新外王”,即将民主与科学的问题纳入到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架构中加以阐发、说明、消化和处理。由此,儒学获得了发展之机,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化。“现代新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不仅具有极高的理论研究价值,而且因其浓厚的时代特性而对现实生活有极大的导向作用。本文以四个章节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现代新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全貌,并以此为契机重新审视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理论结构和内在缺陷,为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在21世纪的发展寻找合理的方向。第一章,首先界定“现代新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并着重论析冯友兰也是现代新儒家之一。其次以现代新儒家所处的历史时期为背景,考察其“内圣外王”思想发生的历史因缘,分析现代新儒家在社会大变革的环境下“如何提出”以及“提出了何种”内圣外王。第二章,选取了在现代新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上极具创新性、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叁位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冯友兰、牟宗叁,通过对叁位先生的“内圣外王”思想的详细而全面的研究,大致揭示现代新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核心。第叁章,站在儒家哲学理论的高度来审视“内圣外王”思想的内在结构,从学理的层面上厘清“内圣与外王是何种关系”,“内圣能否开出外王”,“内圣如何开出外王”这叁个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内圣外王”内在理论的缺陷,将“内圣外王”思想研究引向纵深。第四章,在前叁章研究的基础上,对现代新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的理论困境做出深刻反思,分析“内圣外王”思想在现实实践中屡屡失落的原因,并说明以“民主和科学”为内涵的新外王,并无必要一定从内圣中开出,并且在封建等级制度不复存在且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内圣外王必然要被赋予新的内涵以适应人类现代化的要求。
侯敏[3]2002年在《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一片呼声中，中国学术界走出一群坚定守护中华文化传统和儒学道德理性的文人学者，这就是现代学术史上的新儒家。梁漱溟和熊十力担当了文化麦田守望者的角色。五十年代后，港台新儒家钱穆、方东美、唐君毅、徐复观牟宗叁等人承传薪火，返本开新，贯通古今，融洽中西。港台新儒家在富瞻哲学和思想史着述中表现出对美学和艺术的学术关注。他们是诗人哲学家，凸现出20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史上独树一帜的“美学主义”和文化诗学。20世纪末，新儒家时来运转，其哲学思想备受学界重视。但是新儒家的文化诗学迄今尚未得到应有的系统研究，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只管研究新儒家的哲学思想，而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受学科限制忽略新儒家诗学的存在。其实，现代新儒家的文化哲学思想中包含了大量的诗学思想。笔者循着新儒家文化震荡中的返本开新的主题，蒂萼相生地向纵深推进，揭示出新儒家文化诗学的特质，即文化观照、生命透视、观念综摄和范畴转换，并且重点指出新儒家在人生文学观、仁道美学观、艺术心灵观，“生生”诗学观方面饶有深致。因此，展开对新儒家文化诗学的研究，具有学术开拓性意义。这对深入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回应文化全球化和西方文化霸权的挑战，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陈啸[4]2005年在《论寻根派文学的当代新儒家路向》文中指出当代新儒家所走的道路是一条会通中西,探求儒家思想现代化的新传统之路。他们以现实为根基,遥契古圣先贤的哲学慧命,自觉接续儒家“道统”,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明特别是儒家文化,以之为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吸收西洋文化,以之为“用具”,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进行加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既保持中国的传统和特色,又能适合时代潮流和世界的新型文化,开出儒家新形态,寻求其现代化。它是传统与现代的契合。其基本思想路向概言之即为“返本开新”。返归传统,自我批判,以开放的文化视野和鲜明的主体意识,“援西学入儒”,儒化西洋文化。而八十年代的寻根派作家在无意的有意间走了一条与当代新儒家相似甚至相同的道路。本文就循着他们的这一相似甚至相同的路径,重点考察了寻根派的主流作家在诗学美学、人格等方面所体现出的当代新儒学的情致。 本论文总共叁章。第一章分叁节,重点理析出寻根派文学所体现出的当代新儒家的叁种主要美学形态,依次为生命美学、非艺术亦艺术的文学人生化、道德理性的伦理美学。着重剖析了寻根文学在作品中所彰显出的新传统美学的意蕴。 第二章是人格论,重点探讨了寻根派作家在塑造人物时所体现出的传统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型,并依次归纳出其具体体现的诸如关注现实的功利性与艺术人生的追求、“天人合一”的现代践履者、也言义利的当下人、内圣人格的孜孜以求等表现形态,概括出了其合时代、合人情、合理性等的特点。 第叁章是对寻根派文学作宏观的历史审视,并附带论及寻根派作家。这章认为,寻根文学在对中国传统美学意蕴、人格等的开拓与显发等方面除了所具有的有价值的启示意义外,同时也有着其昙花一现背后带给我们的诸如对传统文明、文化自我等的深沉思索。
刘仲林, 周丽[5]2019年在《朱熹与科学:一理开二门——理学对科学的双重意蕴》文中研究说明在“以生通仁、以仁统生”的理学路径下,朱熹通过共相贯通的努力,使得其理学思想在理不离气的本体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天理归仁的价值论上分别证成了“所以然之理”与“所当然之理”的共相,即“一理开二门”。朱熹“一理开二门”之理学思想分别从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叁个角度呈现出对科学发展的双重意蕴:一方面体现在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既孕育又遏制的矛盾现象,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现代科学跨学科综合发展的启迪意义。
王锐[6]2019年在《“全球大一统之制”:《地球新义》与廖平的中外形势论》文中指出自从廖平治学“叁变”之后,他开始思考如何在体现普遍性的意义上表彰儒学,《地球新义》与相关论着就是这一思路的具体实践。它通过论述“大统”、“小统”之别,尝试从儒学的义理出发思考全球政治秩序,回应近代西方的全球扩张及其强势意识形态话语。此外,在它的论述里,对于中国传统的阐扬并非率由旧章,而是借助儒家的“文质论”,分析近代中国如何向列强取法富强之术,此乃华夏文明自我更生的关键所在。最后,廖平构想未来的全球秩序,特别强调中亚地区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位置,具有极为敏锐的战略眼光,可与麦金德在同一时期的“心脏地带”论相媲美,并且较之后者,更彰显了儒家“民胞物与”的政治理想,为世人想象一个更为理想的世界格局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思想遗产。
吴佩烔[7]2019年在《审美意识的重新发现:美国汉学研究中的艺术与审美意识关系问题》文中研究说明现代西方艺术史学科的建立发展过程中隐伏着艺术和审美意识关系的张力,产生了不同观点和处理方式:从以客体化的要求将二者区隔切割,到在艺术研究中回避和淡化审美意识问题但又保持二者的微妙关系,再到“新艺术史”潮流要求重新关注与发现审美意识。当美国汉学家将西方艺术史研究路线带入以中国传统绘画为主要对象的中国艺术研究时,以画论为重要锚点,对艺术与审美意识关系的处理既形成了与同期西方艺术史论中相似的微妙性,又遭遇了具有独特性的中国传统艺术史观及其对艺术与审美意识问题的不同倾向,并先于西方的“新艺术史”潮流开启了对审美意识的关注和重新发现;其后又在“新艺术史”推动下产生新旧融合的多元阐释路径。通过跨文化语境,美国汉学与西方艺术史在艺术与审美意识关系问题上形成了既有关联、又相互映照的诠释。
张万民[8]2017年在《宋代文学文化视野中的朱熹》文中认为一、思想史与文学史包弼德(Peter Bol)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于1992年出版后,其以文学观念作为思想史讨论核心的做法、试图改变唐宋思想史写法的尝试,引起海外汉学界的瞩目。2001年中文版出版,又引起中国学界的热烈讨论。不过,葛兆光先生在赞赏其敏鋭视角的同时,也提出了尖鋭的批评。葛先生指出,“包弼德的相当多的綫索和资料,似乎围绕着或依据着过去文学批评史或文学思想史理路而来”,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以文学史的綫索来替代哲学史的綫索,是否就能够阐明思想转型时代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1)后来,葛先生
辛德勇[9]2014年在《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文中提出关于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现代学者中较早探索这一问题的人,如藤田豊八、向达和秃氏佑祥诸人,本来已经找到了正确的解析路径,并且已经阐明其基本发展脉络。然而,后来的论述,不仅未能循其轨辙,更进一步,反而去其真相渐行渐远。本文一一辨析现有各种説法,试图说明,印刷术在中国产生的时间,不得早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而导致这一技术产生的文化和技术背景,是密教的全面典盛和从印度傅入中国的佛像捺印技术。
参考文献：
[1]. “返本开新”——现代新儒家之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关系探索的研究[D]. 丁显有. 南京农业大学. 2004
[2]. 现代新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研究[D]. 熊秋野.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3]. 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D]. 侯敏. 苏州大学. 2002
[4]. 论寻根派文学的当代新儒家路向[D]. 陈啸. 四川师范大学. 2005
[5]. 朱熹与科学:一理开二门——理学对科学的双重意蕴[J]. 刘仲林, 周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9
[6]. “全球大一统之制”:《地球新义》与廖平的中外形势论[J]. 王锐. 浙江学刊. 2019
[7]. 审美意识的重新发现:美国汉学研究中的艺术与审美意识关系问题[J]. 吴佩烔. 文艺研究. 2019
[8]. 宋代文学文化视野中的朱熹[J]. 张万民. 新宋学. 2017
[9]. 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J]. 辛德勇.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