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仲芳[1]2013年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置身于20世纪20至40年代复杂动荡的政治格局和恶劣严竣的社会环境中,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不仅没有走向衰亡,反而迅速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成为民国时期公认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学术机构,并在其时的经济学界发挥着积极的示范效应和领军作用。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之所以能很快从众多学术机构中脱颖而出,异军突起,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应时顺势,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办学宗旨,以“务实应用”为科教理念,以“中国化”为学术特色,并与工、商、农、学、政及国外学术机构密切互动合作,共同服务社会,推进学术,产生了丰硕的“中国化”学术成果,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性声誉：社会调查“独开风气之先”,指数编制享誉中外,“出版物驰名全球”,建言献策触动朝野。本文以时间演变为经,地点变更为纬,“学术中国化”为主题,截取1927年—1949年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为研究区间,将考察重点放在群体活动最为频繁、最具影响力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建国前创立、发展、繁荣、衰退四个时期(1927—1949年)的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分析、探讨,并对其成败得失进行总结评价,具体阐述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创立的背景与前提。简介欧美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并对中国经济学留学人员群体及中国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情况进行初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按照时间和地点的变换,分四个阶段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创立及其发展历程,并对各阶段人、财、物资源配置情况及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基本介绍。第二章主要厘清“学术中国化”核心定义,引介“学术中国化”两个层面评判标准,阐明南开经济学人、时人及今人对“学术中国化”的主要认知,及作者本人对“学术中国化”内涵的自我理解,进而为下文探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活动作好前期概念与学理上的铺垫工作。第叁章主要对南开经济研究所指数调研、工商调研、“叁农”调研等社会调研活动进行介绍,并结合西方社会调查方法,总结南开经济研究所“实证调研方法”、“计量方法”、“教授负责制”、“项目负责制”等社会调查“中国化”的特色和优势。介绍民国时期的社会调研概况,说明南开经济研究所社会调研的作用与地位。第四、五、六、七章主要探索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学术思想和经济理论,分类介绍其“中国化”学术活动与学术成果。其中第四章主要探讨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工业思想和理论。本章对比英、法、苏、美等工业强国“工业革命”历程及“工业化”路径选择,结合韦伯等人工业建设理论与主张,阐明南开经济学人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认知,探讨南开经济学人关于“资本因子”面前对外来经验与模式的态度,评析方显廷工业重心思想演变,并总结陈振汉对韦伯等人西方“工业区位”理论的传承与创新。第五章结合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20世纪叁、四十年代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相关理论和改造手工业有关思想,借鉴美、加、意等欧美国家合作组织模式和经验,介绍南开经济学人何廉、方显廷等人改造“叁农”思想,发展乡村工业、农业合作的有关思想与理论,总结其改造“叁农”的“中国化”特色与亮点,肯定方显廷、吴知提出的区别于步赫卡尔等人的乡村工业演变制度路径更适合中国国情。第六章探索南开经济学人在苏德成功经济模式面前认知态度,简析其“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计划自由经济”思想与理论的演变路径,总结其“中国化”的“混合经济”和“计划自由经济”模式,阐明南开经济学人运用西方经济学理立足中国实情提出的关于“国际贸易保护”、“外汇合理统制”以及财税改革的主张,并结合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欧文·费雪与霍曲莱的货币学说、皮古现款差额理论等,总结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货币金融与物价管制思想与理论。第七章主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教育中国化”举措和思想。首先对“轮回教育”风波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洋化”教育问题进行简要总结,进而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土货化”教育方针、“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方案与理念进行解析。第八章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教研环境,研究其与工、商、农、学、政社会各界合作与互动的关系。第九章围绕“得”、“失”、“同”、“争”四个方面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的活动与成果进行综合评价。“得”在学科建设的推进；“失”在学理构建中理论缺失；“囧”在教研环境的不到位；“争”在于学术思想上的四次大辩论。“结语”对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成功之“道”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其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于：“应时顺势”,适应了时代与社会大变革的需求,顺应了政府谋求经济建设的大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建所宗旨、“中国化”学术理念及“实用至上”的服务原则；一流团队建设与多元融资渠道。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发展是部不老的“传奇”,时至今日仍叶繁枝茂,学术生命如日中天。重翻其建国前这部尘封的历史,深挖其“学术中国化”的活动和成果,探索其历百折而不衰的“秘籍”,于昔于今,价值非凡,意义深远。
王春英[2]2003年在《论战国时期的战时经济》文中研究指明战国时代是一个从传统的宗法贵族社会向官僚社会作整体转型的大变革时代。这个时代的战争也获得了远别于任何战争的独特品格，即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新、旧社会体制的整体转型，使天下为一。基于此，战国时代的经济必然突现出这一前所未有的特殊性，即处于兼并状态的各大强国无不自觉地将国民经济纳入战争轨道，采取各种措施将经济生活置于国家绝对权力的支配和控制之下，服务于统一天下的兼并战争。本文就是从战时经济入手，研究它与战国时代的战争、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战国时代的土地问题及战国时代的商业活动的关系。
王经伟[3]2013年在《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经济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民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学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经济学科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自从民国政府颁布相关法令后,民国各式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兴办起来,从此我国近代经济学教育开始走向正规化、制度化,在此后一段较长时间里,各式高等院校纷纷开始创办经济系或商学院,不断的完善我国经济学教育,同时这些经济学机构培养的毕业生撰写了大量的经济学学位论文。这些论文在内容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与实践性,本身也反映出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程度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同时也是青年学子们最主要的科研成果。本文从选取经济学学位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内容为基本考察对象,对其进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将史料与经济学的方法相结合,以期考察出学位论文的特征、理论贡献、历史影响、现实价启示及理论局限。试图从民国时期青年学子群体的眼中来管窥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概貌,为全面探索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内容及理论贡献提供历史资料与文献依据。本文第一章对近代我国经济学教育机构的沿革进行概括,并简要介绍具有代表性的着名大学的经济系情况,从代表性着名大学中选取武汉大学在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学位论文史料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史料进行统计整理,得知其重点研究主题为：财政、西方经济思想史、农业、货币银行。在对民国时期经济学教育的整体框架进行描述和对论文史料剖析之后,文章的第二、叁、四、五章分别对上述论文史料重点研究主题进行分析,以此总结出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的经济思想总体特征。第二章是分析论文史料中关于中国财政问题的研究,本章主要探讨民国时期税收改革思想、预算与公债理论、抗战时期建立的“战时”财政理论体系叁部分。笔者就此进行剖析,从中探寻出西方财政思想对中国财政理论体系构建的深远影响及经济学教育机构为构建中国财政理论体系所做出的贡献；第叁章是分析论文史料中对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涉及内容有古典学派经济思想、新古典学派经济思想、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等各种经济流派的经济思想。笔者就此分别进行研究,并从这些史料的介绍和评论中,探究出西方经济思想流派的理论特征与演变路径,以及民国时期经济学高等教育对西方经济思想的传播程度和其对当时青年学子的学术影响,同时论文中关于经济思想流派的文章,也为我们现在研究经济思想史提供了极大的史料参考；第四章是分析论文史料中关于中国农业问题,该章主要以复兴民国时期的农业建设和对民国时期的土地问题为主要议题展开探讨。其中青年学子对民国当时农村经济衰败的状况深感不安,并分析农村经济落后的深层原因,同时提出复兴农村经济的建议。对于土地问题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地价税、租佃制度、土地改革等进行探讨；第五章则是分析论文史料中关于中国货币与银行的问题,论文史料涉及民国时期关于中国货币问题、物价问题、通货膨胀问题、银行建设问题等,笔者就民国当时若干问题及解决方案进行研究,发现其中不乏有直至今时还存在的经济问题,其当时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为我们解决当今经济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在文章的结语部分,笔者对本文进行了综合评价,首先分析了民国时期武汉大学经济学学位论文的特征,认为选取史料论文可反映出经济学学位论文的叁个综合特点：论文选题范围涉及广、论文写作紧密联系实际、论文写作受到西方经济思潮影响较多。之后就经济学学位论文的理论贡献、历史影响、现实启示和理论局限进行总结,以期为后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提供有力在的历史依据,为当今学者提供经济研究上的启发。
高璇[4]2011年在《民国《经济评论》（1947-1949）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研究所主编的《经济评论》是民国后期经济学界较为权威的一本刊物。它依托于中国经济研究所,仿照伦敦《经济学家》杂志的版式进行编排,即既有对时政问题的分析,又有对经济学术问题的研究,使其达到时论与学术的完美融合。它重视经济思想和先进经济理论的介绍,并对其进行分析和评论。它关注国际经济问题研究,通过对欧美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介绍从中获取经验,通过对远东国家经济问题的介绍从中吸取教训。他注重中国经济问题分析,将国际经验教训融合先进的经济理论,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诸多实际问题。本文试从期刊创办的情况以及所涉及的内容,对其进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从而来展现民国后期的经济思想脉络和特点。将史料与经济学的方法相结合,来考察期刊的学术贡献、历史影响及其现实价值。文章首先对《经济评论》的总体概况进行了分析。《经济评论》于1947年4月创办,至1949年4月停办,以周刊的形式进行出版,逢周六出版,共计出版5卷97期。《经济评论》以“着眼现实,服务公众”为指导,将经济学专业性与时政结合起来,突显其期刊的时政与学术相容的特色,从而体现出《经济评论》在当时经济学界的权威地位。《经济评论》有其强大的编作者阵容,编者团队主要是中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作者群体涉及十分广泛,大都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其中不乏有各经济领域的学科带头人。《经济评论》的文章涉及经济学诸多领域,其反映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理论、国际经济问题、中国经济问题、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学教学环境等。在对《经济评论》的整体框架描述之后,本文第叁、四、五、六、七章分别对上述《经济评论》所涉及的内容进行分析,以期从中剖析出其反映的经济思想。第叁章分析对象是《经济评论》中的关于西方经济思想流派方面的研究。期刊涉及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国家干预经济思想、马克思经济思想以及当时美国数理经济思想等各种经济流派的经济思想。笔者就分别对此进行研究,并从这些文章的介绍和评论中,寻找出当时西方经济思想流派的理论特征与经济思想史的演变路径,以及这些思想对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和对现实学术研究的启示。作者以为,就历史作用来看,《经济评论》上关于经济思想流派的文章能很好地反映民国后期的经济发展过程,能反映从民国初期追求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到民国后期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占主导地位这一变化；能反映从一味追求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接纳和宣传这一变化；就现实价值来看,《经济评论》上关于经济思想流派的文章,为我们现在研究经济思想史提供了极大的史料支持。第四章分析了《经济评论》中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文章。文章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宏观经济领域的理论、金融领域的理论、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理论这叁个方面。笔者就分别从这叁个方面对《经济评论》关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文章进行了评介,并从中描绘出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当时中国传播情况。第四章的分析,给笔者几点启示：其一,《经济评论》上所介绍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文章,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以国家干预为前提条件,学者们希望通过对这些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介绍和评价,为当时政府制定解决经济危机的政策提供一定依据；其二,凡经济学理论,其最终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理论脱离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就失去了其生命力；其叁,期刊关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介绍并不是全盘接受的,作者们更多地考虑西方经济学理论本土化问题,使之更适合中国国情。第五章以其他国家的经济问题为分析对象进行分析的。所涉及的国家区域主要有：欧美国家、远东地区以及东欧国家。笔者就以这些区域所包含的一些国家的经济问题为考察对象,进行分析和评价,并从中总结出这些国家解决经济问题的措施和方案。对其他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给笔者有以下两点启示：其一,在对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上,从那时起就有了明确的说法,即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市场经济,这两者只是管理经济的手段问题,不能作为断定国家性质的因素；其二,有时为了更深入的看清我国经济问题和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研究其他国家特别是具有类似经历的国家的经济问题,能给我们更好的启发。第六章分析了《经济评论》中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期刊所涉及这方面的文章,主要包括经济危机问题、充分就业问题、对外贸易问题、农业问题、国营事业问题、中国经济道路选择问题这六个方面的内容。笔者分别从这六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问题进行了评述,并以此勾画出当时我国经济的整体状况。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笔者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其一,《经济评论》上关于民国后期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其中不乏有直到今天还存在的经济问题,当时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为我们现在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内容；其二,《经济评论》上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的文章,其形式上来看不仅有专论的形式,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讨论的形式,相较于专论形式,讨论形式更有助于深入地研究某一具体问题,该种形式是应该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所大量提倡的。第七章分析了《经济评论》中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学术环境的文章。笔者也分别就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经济学的学术环境进行了分析,并想通过此种介绍来清晰当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强调经济学术独立的重要性。通过这一章的分析,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启示：其一,现代经济学分析过程中,统计分析方法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方法我们应在我们现在经济学分析中大力提倡；其二,与民国那时的经济学术环境相比,现在我国的经济学术环境在独立性上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仍然没有完全独立。在文章的结语部分,笔者对《经济评论》进行了总体考察,分析了《经济评论》积极影响因素,即它的学术贡献、历史影响以及现实启示,同时也考察了《经济评论》存在的局限性,以期达到客观评价的目的。
郭俊[5]2013年在《民国《银行周报》（1917-1949）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17年5月在上海创刊发行的《银行周报》“为我国银行界最早之言论机关”,也是民国时期最为权威的一本金融类刊物。它依托于上海银行公会,按照学术期刊的格式进行编排,其间不乏对学术问题的探究,也有对实务问题的分析,不乏对金融知识的介评,也有对其他经济问题的分析。它重视前沿金融理论的介绍,并对其进行分析和评论。它关注发达国家金融问题,通过研究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金融问题来吸取经验。它注重我国金融问题的分析,探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机构、新金融制度以及金融改革。它关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析来解读民国时期政府的宏观政策能力和宏观政策手段。本文试从期刊创办的情况以及所涉及的内容,对其进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以期来展现民国时期我国金融思想脉络和特点。将史料与经济学的方法相结合,来考察期刊的学术贡献、历史影响极其现实价值。文章首先对《银行周报》进行了总体概况分析。《银行周报》于1917年5月创办,至1950年3月停办,以周刊的形式出版,期间从未有任何间断,共发行34卷1635期。周报以“报告金融消息,研究经济事情,俾供银行业者之参考。”为其宗旨,将金融实务与经济学、金融学理论相结合,体现出实用性与学术性相容的办刊特色,体现出《银行周报》在民国时期的金融学界的权威地位。《银行周报》有其强大的编作者阵容,编者团队大多具有银行工作的实践经验,作者群体涉及十分广泛,大都具有海外留学背景。《银行周报》的文章涉及诸多领域,其反映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济理论、西方国家金融问题、我国金融问题、我国宏观政策问题以及合作经济问题、农村经济问题、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问题等。在对《银行周报》的整体框架描述之后,本文第叁、四、五、六、七、八章分别对上述《银行周报》所涉及的内容进行分析,以期从中剖析出其反映的金融思想、经济思想。第叁章分析对象是《银行周报》中关于金融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期刊涉及金融理论的考察和金融思潮的分析。笔者就分别对此进行研究,并从这些文章的介绍和评论中,寻找出当时这些金融基础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路径,以及这些理论对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和对现实学术研究的启示。笔者以为,就历史作用上来看,《银行周报》上关于金融基础理论的文章能很好地反映民国时期现在金融思想发展的变化；就现实价值来看,《银行周报》上关于金融基础理论的文章,为我们现在研究金融思想提供了极大的史料支持。第四章以我国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分析。期刊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我国金融机构概况的考察、金融业务的分析。笔者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金融业务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评述,并以此勾勒出当时我国金融的整体状况。关于我国金融业务方面问题的研究,笔者以为有以下叁点启示：一是《银行周报》上关于我国金融机构问题研究的文章,为研究现代金融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二是《银行周报》关于金融业务问题的研究,为研究现代合作金融和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文章的第五章以我国金融体制与金融改革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分析。期刊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我国新金融制度的考察以及我国金融改革的分析。关于我国金融体制与金融改革问题的研究,笔者以为有以下叁点启示：一是《银行周报》上关于我国新金融制度问题研究的文章,为研究现代金融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二是《银行周报》关于金融改革、金融制度分析,其中不乏有直到今天还有可供参考的意义。文章的第六部分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问题。期刊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我国货币政策研究的考察和我国财政政策研究的分析,并期望通过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业务析,来把握民国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的思想脉络。通过这一章的分析,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启示：其一,现代宏观调控不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产物,早在民国时期已有较为完备的宏观调控手段；其二,民国关于通货膨胀的调控手段和方式,放在当前政府宏观调控中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七章以其他国家的金融问题为分析对象进行分析。所涉及的国家区域或国家主要有：日本、欧美以及俄国等。笔者以这些区域或国家的金融问题为考察对象,进行分析和评价,并从中总结出这些区域或国家的先进的金融思想。对其他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给笔者有以下两点启示：一是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完备的金融机构体系为其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二是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为我国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第八章对《银行周报》所反映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分析,笔者分别对经济理论问题、我国合作经济问题、农村经济问题以及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问题进行了分析。通过这一章的分析,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启示：一是《银行周报》上关于经济理论的文章能很好地反映民国时期现代会计理论的传播的情况以及新兴学科财政学传播的情况；二是合作经济形式在民国时期已较为发达,厘清它的发展脉络,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合作经济。在文章的结语部分,笔者对《银行周报》进行了总体考察,分析了《银行周报》积极影响因素,即它的学术贡献、历史影响以及现实启示,同时也考察了《银行周报》存在的局限性,以期达到客观评价的目的。
杨丽娟[6]2013年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研究》文中提出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发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声,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间,赴俄取经的中国人前赴后继,络绎不绝。他们在社会主义苏俄实地考察后,撰写了有关苏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社会、外交等方面最新动态的“苏俄通讯”。这些通讯刊载于国内的相关报刊或出书,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同期,中国也翻译了罗素、纪德、爱金生、秋田雨雀、斯诺等外国作者的“苏俄通讯”。20世纪上半叶的“苏俄通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闻传播文本,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丰富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苏俄通讯”促进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推动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对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借鉴意义。对“苏俄通讯”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在结构上包括绪论、上编、下编叁个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几个相关概念的界定,如“通讯”、“游记”、“驻外记者”、“苏俄通讯”及发表通讯的媒介等；厘清了研究的对象为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前的国内外“苏俄通讯”。分析了目前国内对“苏俄通讯”“总体不足、个别热点”的研究状况；阐明了选题的原创性、重要性和现实性；提出在系统地收集“苏俄通讯”文本资料的基础上,先从个案研究开始,再上升到对“苏俄通讯”的宏观研究,并采用整体研究、历史研究、跨学科研究及比较研究等方法。上编共分十章,属于总论部分。第一章20世纪上半期中外“苏俄通讯”文献概述。着重梳理了“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等4个历史阶段中外作者的“苏俄通讯”文献传播情况,并对重要的通讯文献、重点作者及重要的刊发媒体作了介绍。第二章“苏俄通讯”作者队伍与传播媒介。阐述了中国“苏俄通讯”作者的现代转型轨迹,并对中国“苏俄通讯”的作者进行了分类。通过对“苏俄通讯”作者访苏频率的统计,可以看出作者对苏俄的关注度。同时分析了国内发表“苏俄通讯”的媒介的运作情况及出版环境的嬗变。第叁章“苏俄通讯”的特色与视角。论述了“苏俄通讯”时代性、政治性、整体性与倾向性的内容特色,分析了“苏俄通讯”的写作特色：在语言上新闻叙事语言、资料介绍语言与形象语言互补；在选材上散点透视与焦点透视相结合,在论述方式上讲故事、善评论、互文式写作并举。第四章“苏俄通讯”的传播分析。阐述了“苏俄通讯”传播文本生成,强调一个完整的“苏俄通讯”传播文本由“主干”文本及附属文本构成。介绍了“苏俄通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与自我传播的叁类传播路径,论述了“苏俄通讯”的传播效果取决于时代的需要程度、作者观察与思考的深入及作品价值的重要性,并论述了“苏俄通讯”所遵循的相关传播规律。第五章中外作者“行走苏俄”的多重意蕴。分析了中国“苏俄通讯”作者“行走苏俄”的前提条件,归纳了作者们“行走苏俄”的原因。分别选取了“边境”、莫斯科、“离俄”等节点,剖析了中外作者“行走苏俄”的路线；在分析友俄与仇俄的态度基础上,介绍了陈启修、戈公振、斯诺等观察苏俄的方法。第六章“解读苏俄”：别求新声于异邦。介绍了“大”、“富”、“新”、“文”等几个关键词勾勒出苏俄新国家形象；说明了苏俄通过新宣传、新教育打造新人类；通过对莫斯科及红场等新空间的介绍,突出了苏俄政治空间与社会制度的变迁。同时,带有时代特征的标语口号的嵌入,强调苏俄力图塑造新话语的努力。第七章“解读苏俄”：日常社会生活探究。通过“街头”、“公园”、“剧院”、“单位”等框架,解读苏俄民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日常社会生活,选取面包意象、红头巾意象作为苏俄民众生活的典型分析。论述了苏俄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突出集体生活,淡化私人家庭生活；突出革命生活,淡化宗教神圣生活；突出新式生活,淡化传统生活。第八章“解读苏俄”：另类镜像。分析了“苏俄通讯”负面宣传的基本表现,剖析了媒介的阶级立场是负面宣传造成的主因,并介绍了“苏俄通讯”负面宣传的一些手法。第九章“苏俄通讯”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苏俄通讯”与苏俄革命和建设、“苏俄通讯”与“苏俄理论”及“苏俄通讯”与苏俄传统文化等3对重要议题的关系。第十章“苏俄通讯”与苏俄经验的“中国化”、“世界化”。在分析中国学习吸纳苏俄经验的前提与基础上,从“苏俄通讯”角度解读苏俄经验“中国化”的具体内涵：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教育上推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在生活上推行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等等,并阐述了苏俄经验“中国化”带来的重要启示。在分析苏俄经验“世界化”的历史前提与理论依据的基础上,解读苏俄经验的“世界化”的理论内涵与普遍意义。下编共分十章,属于分论部分。第十一章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早赴苏采访的新闻记者——瞿秋白、俞颂华赴苏俄采访前的思想状况与成因,概述了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的大体轮廓与基本议题,评价了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的价值,对两人通讯也作详细的比较。第十二章抱朴、张民权“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中国早期两位无政府主义者抱朴、张民权20世纪20年代赴苏俄访问背景及两人“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并对二者通讯作了细致的比较。第十叁章陈独秀、李大钊“苏俄通讯”比较。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中共创始人的苏俄之行及“苏俄通讯”的基本内容,并对两人通讯作详细的比较。第十四章蒋介石、沈玄庐“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1923年“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苏俄考察,论述了两位代表人物——蒋介石、沈玄庐的“苏俄通讯”主要内容及苏俄之行后两人提出的“中国策略”,并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第十五章徐志摩、胡适“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现代中国着名的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徐志摩、胡适的苏俄之行,并在解读两人“苏俄通讯”文本的基础上比较了两人通讯的异同。第十六章胡愈之、林克多“苏俄通讯”比较。在解读20世纪30年代胡愈之及林克多“苏俄通讯”文本的基础上,比较了两人通讯的异同,强调了两篇通讯观察视野及语言方式的差别。第十七章曹谷冰、戈公振“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两位新闻工作者——曹谷冰、戈公振的苏俄之行及两人的“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第十八章丁文江、蒋廷黻“苏俄通讯”比较。记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两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丁文江、蒋廷黻的苏俄之行与其“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第十九章郭沫若、茅盾“苏俄通讯”比较。记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两位文豪郭沫若与茅盾赴苏俄访问的经过,论述了两人“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特别强调,两者皆指出了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必然前途。第二十章国外“苏俄通讯”译作选介。以洪福利《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罗素《游俄之感想》、韦伯《苏俄实业界生活一瞥》、斯诺《战时苏联游记》为例,介绍20世纪“10”至“40”年代的国外“苏俄通讯”基本内容与在中国传播情况。
李詹[7]2013年在《民国时期经济期刊的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民国时期,中国政局动荡,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导致各种矛盾异常尖锐与复杂,普通百姓受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但是,民国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一方面经济体制以市场化为导向,另一方面经济建设以工业化为目标。这样的时代背景为经济思想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并且,在经济专业留学生归国的带动下,经济学教育在国内逐渐兴盛,经济学着作大量发行,经济研究团体陆续涌现,经济研究在民国时期获得极大发展。经济期刊是广大知识份子和思想界人士、尤其是经济学者展示和传播其经济理论与见解的重要载体。当时的知识份子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注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为了探求问题的形成之因、解决之方,民国时期的知识份子分别在经济期刊上发表文章,提出见解,阐述理论,寻找措施,建言献策。本文以民国时期经济期刊刊载的论文为考察对象,将史料分析和经济学研究方法相结合,探寻其中展现的脉络和特点,系统梳理其中蕴涵的经济思想,总结民国时期经济期刊经济思想的理论贡献、历史影响、现实启示及理论局限,以对当前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文章的第一章对民国时期经济期刊的发展状况进行综述。本章首先从政治、经济和经济科学的发展叁个方面阐述民国时期经济期刊发展的历史背景。然后对民国时期经济期刊发行的数量趋势和种类进行归纳,并简要介绍代表性经济期刊的基本情况。最后从代表性期刊中选取样本期刊,并通过对样本期刊刊载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总结民国时期经济期刊经济思想的总体特征。文章的第二章对民国时期经济期刊论文中有关理论经济学及方法论研究的内容进行梳理。由于现代的理论经济学起源于西方,因此当时的经济学者对于国外经济学说做了大量的传播和研究工作。古典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其他外国经济学说的内容均有所涉及。并且,民国时期的经济学者开展了具备本土原创特色的理论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和民生主义经济学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最后,方法论是构成各种经济学流派理论体系的出发点,而且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会因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而得到不同的结论。民国时期经济期刊刊载的论文不但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而且对统计分析方法也进行了有一些有益的研究。文章的第叁章对民国时期经济期刊论文中有关工业化问题研究的内容进行剖析。通过1920年代的“立国之争”,知识界达成了工业化才能振兴中国的共识。但是在工业化路径下,产业重心应该如何选择,成为知识界讨论的热点,主要形成了以农业为发展重心、以工业为发展重心和农工并重叁种思想。在工业的发展问题上,当时的经济学者对工业发展与农业的协调问题、工业发展的次序、工业区位问题和工业企业的科学管理进行了深入探讨。此外,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应该选择怎样的经济模式也是知识界讨论的热点。从整体上看,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应该实行统制经济的思潮在1930和1940年代占据压倒性优势,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并且对统制经济在中国的具体实施措施进行了研究。但是,学者们也看到了统制经济模式中的弊端,而且强调经济模式的选择必须适合中国客观的历史条件。文章的第四章研究民国时期经济期刊论文中的农村经济思想。民国时期,在工业化的背景下,农村的发展明显落后于都市的发展。当时国内的资金也向都市集中,造成农村资金的匮乏。当时的学者对农村经济衰败的状况进行了深入解析。农业发展是农村经济复兴的基础,学者们分析了中国农业落后的原因,提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一些建议。此外,学者们立足于中国国情,对农业机械化是否合适于当时的中国农业生产进行了深入探讨。面对当时中国农村经济衰败、农业生产落后的现实,学者们还提出了各自复兴农村的建议。最后,由于土地不仅是农业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也是农民安身立命的关键资源,因此农村土地问题一直受到民国时期学者的重视,他们分别对农村土地性质、土地租佃问题、农村土地所有权进行了探究。文章的第五章探讨民国时期经济期刊论文中的财政金融思想。在财政思想方面,当时的学者主要研究了税制改革、财政管理和战时战费的筹集。在金融思想方面,知识界以金融建设和货币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与当时的金融改革相配合。金融建设思想以近代银行制度建设、农村金融建设和外汇管理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货币问题的研究以币制改革、货币与物价之间的关系和稳定物价的财政金融措施为重点。文章的第六章对民国时期经济期刊中有关涉外经济的内容进行了探讨。随着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逐渐瓦解,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1929年,世界经济恐慌波及中国,国内学者对世界经济恐慌爆发的缘由和周期性进行了研究,并对世界经济恐慌进行了反思。另外,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存在资金不足和技术缺失的问题,因此利用外资成为推进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当时的学者探究了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原则、方式及管理。此外,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对外贸易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无法回避的经济问题。民国时期的学者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状况,并提出了保护贸易的思想,还探讨了对外贸易的政策措施,希望能够扭转中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入超的局面,推动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文章的结语则根据上述六章的内容,对民国时期经济期刊经济思想的理论贡献、历史影响、现实启示及理论局限四个方面进行总结,冀望可以给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带来借鉴,并为当代学者提供经济研究上的启发。
黄昊[8]2011年在《抗战时期安徽县政改革研究》文中指出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安徽县政改革,经历了抗战前地方自治试办阶段、“剿匪”体制下保甲制推行阶段、抗战初期新桂系对基层行政的改革以及“新县制”在安徽的推行,共四个历史阶段。抗战爆发前,作为国民政府能够直接统治的省份,安徽的县政改革出于与红军作战的需要,经历了地方自治筹办与保甲制推行之间的转换。抗战爆发后,安徽沦为战区,其原有县及以下基层行政组织因日军入侵和长期“剿匪”体制下的弊端无法适应抗战需要而走到崩溃边缘。1938年初新桂系掌握安徽省政府后,依据广西经验、国民政府政策和安徽实际,对安徽县政在机构设置、组织原则、人员选用、政令施行等方面进行了改革。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在安徽推行“新县制”,融自治于保甲,一面力图恢复地方自治、一面不放弃保甲制。由于中央“新县制”参考了抗战前广西县政的经验,因此,抗战时期两阶段的改革有一以贯之的深化趋势。总的来看,抗战时期安徽县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抗战前土劣把持基层行政的局面,改善了民生,提高了基层政府动员民众抗战的能力,皖省基层民意机构及民主制度也得到从无到有的发展,为安徽省政府在身处敌后、日伪封锁的不利条件下坚持抗战直至最后胜利提供了物质与精神保障。但由于各种不利因素制约,改革未能彻底革除贪污和摊派,这些现象到抗战后期呈复萌与日益严重趋势,民众生活条件未得到根本改善,其基层民主权利的行使亦多流于形式。
方小玉[9]2009年在《民国《经济学季刊》（1930-1937）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学季刊》是民国时期经济学界的权威期刊,是国内经济学刊物的代表。它宣传西方经济学理论,并对其进行研究和效仿,进而结合中国国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诸多实际问题,反映的经济思想体现出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主流及特点。本文试从其创办、运营、出版及作者群体和内容分类等几个方面,对《经济学季刊》进行系统性分析,将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相结合,以考察季刊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古代中国没有经济科学,虽然史籍中有大量关于经济政策及经济活动的记载,但始终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经济学理论,这是由中国封建小农经济的性质所决定的。清末,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国门被打开,西洋的先进技术率先传入中国,随后国人发现仅仅拥有技术并不能真正富国强兵,于是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理论。西方经济学理论传入中国,得益于20世纪初的留学热潮。大批中国留学生奔赴日本和欧美,大多数人选择了经济学专业。二、叁十年代,这些留学生纷纷回国,投入到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之中。他们或进入高校任教,或担任政府官员,许多人成为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正是由于这些留学背景的精英,中国近代经济学才得以创立和发展起来。由于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经济学的专门机构,所以这些留学生回国后纷纷组建团体,相互之间交流学术思想。为了顺应形势,1923年中国经济学社得以成立。学社由留学英美的学生组成,社员大多是当时的经济学精英,很多人甚至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正是由于学社成员的理论权威性和社会影响力,使得学社成为当时经济学研究机构中的主力军。《经济学季刊》即是学社社刊,创办于1930年,至1937年停刊,共出版8卷29期,刊登文章333篇,作者达158位。《经济学季刊》实行编辑责任制,前后共有两位编辑,每位编辑的言论即代表季刊的办刊方针。1930年至1934年,季刊总编辑为李权时,他提出的办刊方针是立足国际、提升高度；1934年至1937年,季刊总编辑为唐庆增,他提出的办刊方针是着眼实际、学以致用。从办刊方针的变动可以看出,季刊宗旨前后经历了一个不断细化的过程,由着重理论研究到倾向于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季刊的资金是多渠道筹募,但主要源于中国经济学社基金、广告费用和私人捐助。季刊的出版则一直由商务印书馆承接,后因战祸,商务印书馆被破坏,则一度转由黎明书局承印。《经济学季刊》的作者主要是中国经济学社社员,其结构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由经济学界名人、商界名人、文化界名人和政界名人等构成。这些人大部分是留学生,具有相当高的经济学理论水平,他们发表的文章,大多代表着当时经济学发展的前沿,其观点在经济学界具有权威性。《经济学季刊》的文章涉及经济学诸多领域。笔者将其进行归类,以其所占篇幅的多寡,可将季刊反映的主要经济思想归为以下几类：经济思想史,经济学理论,金融与财政,劳动与土地经济,会计、审计与统计,经济政策等。其中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理论是涉及理论经济学的内容。金融与财政,劳动与土地经济,会计、审计与统计,经济政策等则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理论经济学的内容主要包括当时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传播,以及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探讨。通过对这些文章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经济学季刊》所宣传的经济学理论,均是西方近代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但诸学者并不是一味的照搬,而是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加以效仿,形成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第二,《经济学季刊》对于中国适合发展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希望寻找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但是由于这些经济学者留洋之时,看到的是西方世界的物质繁荣和文明的先进,所以他们还是倾向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应用经济学的内容则占据了季刊大部分篇幅。笔者将其分为七个部分：货币与金融,财政,劳动经济,土地经济,会计、审计与统计,国难时期的经济建设方案,统制经济思潮。结合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不难看出,这七个部分均涉及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面,且都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如金融方面,1930年前后,世界经济恐慌造成了银价的大波浮动,西方国家对银价采取的措施直接影响到中国的银价。为了应对银价的涨跌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国内学者均纷纷出谋划策,意在寻求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本位制,季刊上的文章大致提出了金本位制、银本位制、复本位制叁种意见,但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最后南京国民政府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尝试之后,实行法币政策,最终统一货币。这表明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研究上,而是将国际经济背景与西方经济理论,加上中国的实际情况,叁者相结合,力图总结出最合适的国民经济建设方案。其他几个方面也同样如此,均涉及现实经济问题。季刊针对每一次政策的变动,均会设专号进行探讨,对时政进行褒贬。《经济学季刊》除了在经济思想方面具有丰富的内容,在学风方面,也有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季刊大多数文章涉经济学的应用,可见季刊的目的是学以致用,用先进的西洋学理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同时,季刊中有不少文章涉及学者间的相互质疑和争辩,有些甚至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分歧,可见季刊对于学术交流中的辩论是支持的,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只要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对于各种形式的辩论,是持欢迎态度的。总之,研究《经济学季刊》的学术意义在于丰富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其现实意义则在于值得我们发扬和借鉴的地方,总归起来有叁点：不偏不倚的学术立场,学以致用和兼容并包的学风,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
杨帆[10]2018年在《日本对东边道地区经济资源掠夺研究（1905-1945）》文中研究指明东边道是清末时起,在东北边境地带设置的地方行政建制,因其辖区基本处于原“柳条边”的“新边”和“老边”的东侧,故将这一地区俗称为“东边外”,其辖区主要是今天吉林省的白山市、通化市、辽宁省的本溪市、丹东市,其辖县几经变革,民国初年,辖境最大时扩大到抚顺、大连诸市。因此,历史上的东边道基本是一个处于长白山西麓余脉、鸭绿江右岸、浑江两岸的广大山区,与近代历史上的“南满”地区多有重迭。东边道的建置存在时间贯穿于清末、民国乃至伪满洲国,甚至建国以后虽然该行政建制已不复存在,但在民间该区域概念仍然长期存在,是一个极赋历史记忆的区域。近代以来,东边道地区命运多舛,经历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洗礼,见证了近代东北民众的苦难。因清代“柳条边”的隔离封禁,这里成为封禁区的核心地带,保留了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农业资源,因此被日本垂涎已久;该区紧邻朝鲜半岛,当日本吞并朝鲜后,这里便成为日本侵略东北的前沿和重灾区。优渥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成为日本经济掠夺的重要目标。自甲午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里经历了日本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军事侵害和经济掠夺,是日本维系对外战争的重要经济资源来源地,因此,日本侵略势力在这里的一切所谓“建设”,都不过是维持它在其他地区发动战争的手段而已。东边道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侵略整个中国乃至侵略亚洲的缩影。把日本对东边道地区的经济掠夺作为展开研究的切入点,可以有力地驳斥所谓日本对中国东北曾作过有益建设的错误论调。事实上,日本侵略势力给东边道乃至整个东北的“建设”,远不及他们对该地区的掠夺和破坏来的更加深重,这是尤其值得世人铭记和警醒的。本论文由绪论和五章正文组成:绪论部分,介绍本论文选题的研究背景,相关研究现状,选题的意义、目标和内容,以及本论文的研究重点、难点和研究方法等。第一章是介绍东边道行政建制的产生、沿革,以及域内主要自然状况和资源状况等。从历史地理角度,介绍东边道在东北地区所处的位置和行政变化,以及在东北历史和地理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清末弛禁,尤其是进入民国以后,东边道因其优渥的自然资源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很快便焕发出勃勃生机。这里有丰富的林木资源、肥沃的农田、珍贵的矿藏矿产、以及纵横的河道运输等天然优势,在当地人民辛勤的努力下,使东边道的经济迅速振兴。同时,这些资源和优势,也愈发引起日本侵略者的觊觎。一战期间,整个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混战的间隙中,暂时得到了喘息和一定的发展机遇,经济上也稍有一点积累,但很快便悉数被日本侵略势力所侵夺。日俄战争日本获胜后,独占了整个“南满”地区,在加强对南满铁路支线建设的同时,日本还取得了在南满铁路周边的驻军权力。东边道恰在这个区域之内,成为被日本掠夺侵害的重点对象。为了继续对整个东北展开全面侵略,日本在南满地区建立了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东亚劝业股份公司等庞大的军事、政治、经济机构。第二章是论述日本对东边道地区农业资源的掠夺。东边道虽然地处山区,没有阡陌相连的大片农田,但却有着更为珍贵的农业特产资源,而这些农业特产正是日本垂涎掠夺的重要对象。日本在这里施行残酷的农业“出荷”制度,掠夺粮食等农产品。此外,还施行农业投资和产品倾销,将该地区变成其商品倾销地,通过贸易掠夺和金融控制,进一步压榨东边道人民。第叁章是论述日本对东边道地区林业资源的掠夺。东边道地处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右岸的高山河谷地带,得天独厚的气温与湿度,加上清代长期封禁而人迹罕至,从而孕育了该地区丰富优质的森林资源。对此,日本侵略势力垂涎已久。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便对这一地区的林业资源做了极为详尽的调查,并成立鸭绿江采木公司,垄断了该地区的林木采伐加工行业。“九·一八”事变后,其对东边道的林业资源的掠夺活动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此外,为了便捷地掠夺这里的林业资源,还加紧了对该地区的道路建设,尤其是铁路网的修建。第四章是论述日本对东边道地区煤炭资源的掠夺。煤炭是东边道内又一宗丰富的自然资源,亦是可以支撑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所需的主要能源。日本对东边道的煤炭资源前期也做过详尽的调查,随后有计划地展开了长期大规模的掠夺。尤其是伪满洲国期间,“通化省”及本溪、抚顺等地煤矿的矿权、矿产、开采运销皆被日本侵略势力所独霸,所掠夺的煤炭资源多达不可统计的程度。第五章是论述日本对东边道地区金属及其它矿产资源的掠夺。其中铁矿作为日本侵略势力对外扩张不可或缺且需求量最大的战略物资,更是日本主要掠夺的对象;金、银、铜、铝、铅、锌等有色金属也是日本侵略势力所急需的战略资源,同样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石棉、云母等矿藏在东边道地区亦有相当的存量,同样没有躲过日本侵略势力贪婪的魔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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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国《银行周报》（1917-1949）研究[D]. 郭俊. 武汉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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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抗战时期安徽县政改革研究[D]. 黄昊. 安徽大学. 2011
[9]. 民国《经济学季刊》（1930-1937）研究[D]. 方小玉. 武汉大学. 2009
[10]. 日本对东边道地区经济资源掠夺研究（1905-1945）[D]. 杨帆. 东北师范大学.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