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1]2003年在《社会转型与中国成人教育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世纪20年代我国成人教育开始兴起，80年代后成人教育作为教育科学理论的一门新兴学科渐渐得到较快发展。成人教育在我国迈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进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当前我国成人教育的价值中心是什么?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成人教育又该如何发展，才能引领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既是成人教育实践亟需面对的问题，也是成人教育理论研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研究围绕着当前我国成人教育重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重视精英教育和经济价值的事实，首先追溯了成人教育在我国现代化转型期间的发展过程，指出甲午战争和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高科技移植并不能代替制度的创新，精英教育也不可取代大众教育。然后从经济学角度阐发了我国近年来重点发展成人高等职业教育是后发国家在实施追赶战略初期发挥“后发优势”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指出它所隐含的局限性，认为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的优先发展已加剧了社会不公和政治文化创新滞后。在今后成人教育的发展中，应该把价值重心转向发展综合性大众教育，提高全民整体素质，通过培养现代化的人来推动社会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
卢媛媛[2]2017年在《高校成人教育价值研究》文中指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落实终身教育思想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国高校成人教育的价值与地位日益凸显。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成人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基本上完成了学历补偿教育的使命。当下,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面临着生存、生活、生命等多方面的压力与挑战,并由此产生多元化的学习需求,高校成人教育在新时期必须及时转型以期适应人们纷繁的学习需求,使其生活内涵不断丰富,生命更加精彩,并使其不断完善对自己生命价值的理解。同时,人们对于成人教育价值的认识与看法,会直接影响成人教育的发展方向。目前高校成人教育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源于人们对高校成人教育价值的认识存在偏差。因此,如何纠正高校成人教育价值存在的偏差,使人们重新认识新时期高校成人教育的价值已显得尤为迫切。本论文主体部分如下:第一章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其中研究背景作为重点阐述内容,主要表现为叁个方面:一是当前高校成人教育价值的争鸣;二是当前高校成人教育改革的推进;叁是当前成人需求多元化的彰显。研究目的具体来说就是分析当前我国高校成人教育的中心价值是什么?在未来的时期内我国高校成人教育该如何发展、实现,才能更好地实现成人自身完善、促进社会进步,引领中国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提出相应对策。第二章主要是文献综述及相关概念界定。文献综述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内关于高校成人教育价值研究综述;二是国外关于高校成人教育价值研究综述;概念界定部分主要是对高校成人教育、价值、高校成人教育价值等概念的界定。第叁章主要是对高校成人教育价值研究相关支持理论的阐述,包括终身教育理念、需要层次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价值理论。第四章主要是陈述高校成人教育价值的社会意蕴。主要分为二个层面;一是高校成人教育价值的历史特点;二是高校成人教育价值的社会分类。第五章主要是调查结果的呈现与分析。主要包括高校成人教育价值目标定位偏差、高校成人教育价值对象范畴狭隘、高校成人教育价值内容陈旧、高校成人教育价值表现形式落后。第六章主要论述未来高校成人教育价值应然发展趋势。本部分既是本论文的重点,又是难点。论文主要是针对目前高校成人教育价值偏差存在的问题提出些建议。主要包括:更新价值目标,社会与个人并重;拓展价值对象范畴,普及大众教育;强化专业价值建设,提高成人生存资本;突出多元价值需求,丰富成人生活情趣;创新价值表现形式,实现成人教育现代化等五个方面提出适宜未来高校成人教育价值的应然发展趋势。
余小波[3]2007年在《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以型为核心概念,牢牢抓住成人高等教育的型是什么,为什么要转型,转什么型和怎么转型四个关键问题展开,对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的现实基础、理论依据、目标指向、主要范畴和具体推进策略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形成如下基本结论:一、成人高等教育在我国具有存在的必要性。部分独立设置成人高校的撤并,仅仅意味着成人高等教育某些办学形式的改变;将成人高等教育完全融入普通高等教育的做法,并不适合我国目前的国情;以高等职业教育取代成人高等教育,更违背了成人高等教育多样性的特点。二、成人高等教育是“型”的存在着的。根据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以价值取向的不同作为成人高等教育型的划分依据,可将我国成人高等教育主要划分为学历导向型、职业导向型和学习导向型叁种型。叁、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型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建国前的雏型期、建国到1976年的塑型期、1977年到1986年的成型期和1987年至今的转型过渡期四个基本阶段。四、目前我国成人高等教育面临着全面转型的艰巨任务,顺应社会转型需要、促进成人发展、践行终身教育理念,是新世纪成人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应把向学习型的转变作为转型的方向和最终理想追求,向职业型的转变作为转型的必经阶段和当前的重点,经职业导向型这一中介和过渡,最终向学习导向型转变。五、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转型是成人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整体性变革和质的飞跃,使成人高等教育获得新的相对稳定的存在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观念的转变、制度的创新、结构的调整和质量的提升等方面进行全面变革。六、转型是一个矛盾交织丛生的复杂过程,其中既有支持转型的动力,也存在着反对转型的阻力,它们共处于一定的场域中,转型是这两种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博弈过程。在具体推进策略的选择上,应该注意:组织的学习化、机制的市场化、手段的信息化、保障的法制化和运作的有序化。
郑义寅[4]2009年在《社会转型与当代成人教育转轨》文中研究指明当代成人教育转轨是对中国社会转型要求的积极应答,作为构建创新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转轨必须以"人"的转型为核心,在全面创新的基础上,实现育人理念、目标、模式、方式的现代转轨,为社会转型开发符合时代要求的人力资源。
王晨倩[5]2017年在《山东省普通高校继续教育转型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以及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继续教育已成为我国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专门人才队伍、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迫切需要。近年来,山东省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数量不断减少,发展继续教育的重担落到了普通高校的肩上。山东省普通高校继续教育虽然为本省的继续教育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其整体发展仍有不足。山东省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必须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实现转型和创新,为山东省实现教育现代化和人才强省的目标贡献力量。论文第一部分从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等部分进行了相关阐述。同时,还对普通高校继续教育转型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为后续分析山东省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论文第二部分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概况,包含四个时期,分别是调整恢复发展时期(1978-1985年)、快速稳步发展时期(1986-1998年)、协调规范发展时期(1999-2009年)、转型创新发展时期(2010年以来),从而见证了每个时期山东省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取得的成绩及发展特点。论文第叁部分具体阐述了当前山东省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发展的现状,通过分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山东省教育发展统计公报》《山东省统计年鉴》的数据以及相关教育网站的继续教育发展资料,可以得知山东省普通高校学历继续教育稳步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快速发展。然而,山东省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在发展中也面临一些困境:办学定位模糊不清;继续教育信息化建设落后;共享性继续教育资源有待增加;与其他教育之间沟通衔接不畅等。论文第四部分是在前几部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山东省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实际,尝试提出山东省普通高校继续教育的转型路径:革新理念,明确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工作定位;转移重心,拓展普通高校继续教育职能;创新制度,改革普通高校继续教育体制机制;突破传统,转变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发展模式;立足区域,突出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办学特色;强化保障,促进普通高校继续教育健康发展。
张宇[6]2015年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教育补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型城镇化建设开启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新篇章,是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传承创新的战略举措,意在重新调整和配置资源与利益格局,强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理念,注重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利益受损群体,失地农民深陷生存、生活和发展的物质困境和精神囹圄,是社会转型的“深层次被动型边际人”,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巨大阻碍。本研究旨在弘扬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丰富失地农民的补偿方式,树立教育补偿的现代化功能,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良性循环系统,破解失地农民的“边际性困境”,使失地农民获得现代城市生存、发展和共同生活所需的资本和能力,具备现代性的人格特质,由社会发展阻力转化为社会进步的人口红利。循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坚持描述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范式,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辅以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借鉴了教育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及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深入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独特性及其过程中人的现代性的地位与表征,从历史和现实国情全面考察了失地农民的“边际性”困境,提出将职业教育补偿作为失地农民补偿的创新性和补充式方案,论证职业教育补偿之于失地农民生存、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合理性和适切性,阐明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补偿的价值体现和表征,明确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补偿的责任主体、实施方式,及其教育内容,并尝试构建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补偿的思路。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第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人的主体性、包容性、理性化和专业化等人格特质。第二,与传统农民和农民工群体不同,失地农民群体具有深层次被动型的边际性,表现出行为失范、角色认知混沌冲突、心理冲突及价值困境等“边际性”危机。第叁,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补偿具有损害矫正和资源分配正义两个维度,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适切性,主要通过资本构建和资本转换两个方式实现其价值,是破解失地农民边际性困境的重要途径和方式。第四,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补偿的责任主体由政府、学校和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叁大体系组成,为失地农民群体提供专业知识及技术、职业伦理与道德及市民行为规范等内容。第五,提升职业教育公信力,构建完善的职业教育补偿框架,提升职业教育现代性是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补偿得以实施的思路。
李树陈[7]2016年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角下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职业教育政策是国家公共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解决公共职业教育问题、满足公共教育利益为目的。从政治学视角来分析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规律,是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及其内容在职业教育领域的运用和拓展,能够提高政策形成的科学性,提升政策执行的实效性,满足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服务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大局。职业教育在我国当下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承担着为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职责和使命。在国家不断突出职业教育战略地位的顶层设计框架下,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政策环境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经费不足、技术技能人才未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和认同等。在国家“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下,如何克服存在的问题,调动政府、市场、企业、行业、学校、民众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积极性,实现利益共享,形成办好职业教育的合力和持久动力,实现职业教育公共治理现代化,成为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公共政策涉及到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调整与分配。职业教育政策是公共政策在职业教育领域中的具体表现,牵涉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益分配,具有明显的公共属性。职业教育政策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与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密切相关,影响到我国政治稳定、经济转型、社会和谐与文化繁荣,它是助推经济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对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需要对有关概念进行明晰界定。对治理、公共政策、公共产品、利益相关者理论、国家治理体系和职业教育政策及其体系等概念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为研究职业教育政策奠定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对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出台的各种职业教育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其对国家整体治理体系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为今后更好地处理好职业教育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的共生互动有着非常好的参考和借鉴。全球治理视野下,各国更加注重公共政策的构建。职业教育政策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到经济发展、产业调整、人力资本投入、国家繁荣稳定等多方面。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普及职业教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所提倡的政策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着重要的推动和借鉴作用。尤其是促使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全球职业教育治理协同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立足本国实际,紧密对接国际人才需求变化的动向成为诸多发展中国家的优先选择。纵观世界各个发达国家的历程,它们在推进本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都密切注意教育结构的调整与变革,尤其是非常注重发挥职业教育在整个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美国、德国尽管在国情、文化传统等方面与中国有很大差异性,但职业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规律对中国依然有用且相通,即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好作用,转变职能,为职业教育发展创设好外部环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起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增进办学活力,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全社会破除既有的各种歧视,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成才观,营造好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氛围和环境。这些都为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即以实际需求为导向、构建开放的运行体系、进行跨界性研究、进行国际化合作等,这些都成为新时期立足我国实际制定正确职教政策的必要参照。目前,我国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经济社会转型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教育发展也呈现出补齐职业教育薄弱环节、解决好结构性就业矛盾、实现多元化成才成长、顺应全民终身学习时代要求等特点。这种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公益性更加凸显,政府的主导作用将更加突出。政府需要进一步发挥职业教育发展理念的宏观思考,进行法律制度构建、机制体制政策层面上的战略安排,不断丰富内容和形式来满足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巨大需求。与之同时,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也要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成为促进政治稳定的重要途径、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新四化”布局的重要支撑、促进经济新常态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结国际组织、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基础上,围绕着我国职业教育实际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几个方面的进一步思考,如进一步细化顶层理性设计,包括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步提高职业教育办学层次,更加体现职业教育公益性、促进社会公平,坚持依法治教等方面,尤其是对《职业教育法》的修订提出建议;进一步改善政府宏观管理作用,包括明晰各级政府职业教育职能分工、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成才观、提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断创新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等方面,其中对营造全社会尊重技术技能型人才尊重的文化和氛围、弘扬和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功能,包括调动相关政府部门积极性、拓展行业组织功能、发挥企业办学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引导作用等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对如何进一步调动起来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合作办学的积极性提出了思考。综上所述,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思考,以期能够对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朱敏[8]2010年在《国外终身学习政策推展模式研究》文中提出自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学会生存》以来,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促成了终身学习作为政策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的关键起步、80年代的平稳发展和90年来以来直至21世纪的高调进展。鉴于对终身学习理念认识的差异,各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现实基础与发展需求的不同,作为政策的终身学习在不同国家的推展过程中呈现出形态各异的模式。论文以“终身学习政策推展模式”为研究主题,主要采用理论研究、比较研究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就终身学习政策推展模式的内涵及本质、理论划分维度、实践图景比较、主要影响因素和存在的问题等几方面展开论述,目的是为国际终身学习政策的推展提供一种理论上的总体分析或认识框架,深化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同时也希望为我国终身学习政策的进一步推展提供及时的国际性参照与现实反思。第一章对终身学习、终身学习政策、推展模式等几个关键概念进行了辨析和探讨,为论文奠定研究基础。第二章以较为详实的资料回顾和论述了主要国际组织及世界范围内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终身学习政策进程,在分析与比较的基础上,概括出国际终身学习政策发展的叁个整体性的阶段特征。第叁章在重点分析与比较国外有关终身学习政策推展模式的六项代表性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经过比较分析、整合和凝练,提出了划分终身学习政策推展模式的五个基本理论维度,即：政策的主要价值取向、责任主体、促进教育或社会转型的方式、作用范围及具体目标要求的一致性程度,并对每个维度之下的具体类型加以区分和描述。第四章依照上述所提出的理论认识框架,着重分析了英国、瑞典、澳大利亚和日本这四个国家的终身学习政策推展模式特征。第五章是对国外终身学习政策推展模式的一个总体性理性解读。主要结合第四章和第二章的研究数据,对诸多推展模式中存在的普遍性经验、主要影响因素、突出性问题这叁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其本质的认识：终身学习政策推展模式是社会各方动态博弈的结果,并不完全在理性选择的范围当中,受制于内、外部的诸多因素及其相互影响。第六章具体分析了我国终身学习政策推展的现状,并结合国外经验的基本启示,提出了进一步优化我国终身学习政策推展模式的可能性方案。
丁伟[9]2015年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时代背景前提条件下,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3月正式创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首先开办英文一科,这是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门函授学校,它不仅正式拉开了中国近代函授教育的序幕,亦成为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的嚆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函授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在上海一地及全国范围之内,始终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地位。在长达数十年的函授教育办学生涯中,这叁所函授学校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效果和社会效益,在中国函授教育史、中国早期远程教育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述叁所私立专门函授学校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先后开设了特色鲜明、办学优势突出的不同门类专业,均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成绩。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函授学校开设的所有专业中,其英文科创办时间较早、办学规模较大、办学持续时间较长、毕业学员人数较多、办学声誉较为显着,因此这叁所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相当突出,格外引人瞩目。商务印书馆最早从欧美引进的这种不受地域限制、打破时空藩篱的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和辐射力。从1915年至1946年期间,近代民营出版机构为民国社会工、商、学、政界等各个领域培养了多达6万多人的具有由"普通英语语言+一般社会用途英语+商业用途英语"知识、技能构成的多元化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据统计,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的英文科学员广泛分布在全国22个省及5个院辖市行政区域范围之内。函授学员遍布中国各地的众多行业领域,他们凭借自己所具备的英语语言优势,为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仅仅从在读学员人数和学员分布情况的角度来衡量,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已经相当突出了。更为可贵的是,商务、中华、开明将起源、发轫于欧美国家的这种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函授教育引入到中国的英语教育领域之际,都没有简单地完全照搬欧美的以高等职业教育为显着特征的学历函授教育体制。在近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综合考察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而是对此进行了合理的扬弃和本土化的创新。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始终坚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存的双轨教学体制,以中等教育为主体、兼顾高等教育,彰显普通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办学特点;动态性地设置课程体系,努力做到办学体制、办学层次、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多元化,以期更好的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如果将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历史轨迹连成一体,可以发现,后者与前者相比,既有借鉴与传承,又有超越与创新,其英语函授教育体制呈现出了更加灵活多变、更加富有弹性、更加具有本土色彩的显着特点。这叁大民营出版重镇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在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史上演绎了光彩夺目的篇章,有力促进了英语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科学化和本土化的发展进程。晚清以降,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所体现出来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实用性、民主性、科学性和开放性,这也是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内涵。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诞生,并取得一定的发展,这一重大教育事件本身就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有效缓解了有限的学校教育资源与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为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开辟了另外一条接受系统的学历教育、提升文化素质的校外新途径。毫无疑问,仅仅从英语函授教育自身发展的层面而言,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所从事的这种迥别于传统教育体制的开放式英语远程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就已经起到了重要推手的作用。在民国初期,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并没有被各级政府机构和教育主管部门所认可和接受。此后,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所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的影响、示范和推动下,上海市教育局在1931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43年7月分别颁布、实施了专门针对函授学校的管理法规。至此,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经过25年的曲折发展,终于在国家教育管理制度系统之内,占有了一席之地,最终进入了民国各省市的公立师范院校,与普通学校并行同时发展,得以被大力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函授教育制度在民国社会能够得以发展和普及,民营出版机构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对此功不可没。民营出版机构充分凭借其自身拥有的高素质人才智力资源和丰富的纸质媒介资源,开办了长达数十年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不仅大力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而且在经营出版事业的若干层面上也有效推动了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不仅为数以万计的在职人员提供极有针对性的英语函授教育,有效提升了社会各界职业人士的英语素质,加快西学在华传播的历程;而且还为社会各界培养、输入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有力促进了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近代民营出版机构长期开办英语函授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其中蕴含着某种教育规律,这些教育规律对当今的高等外语函授教育、函授教育及成人教育事业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不仅如此,通过办理英语函授教育,进而推动自身出版事业的发展,这对当今的出版文化事业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叶剑[10]2013年在《中国扫盲教育的转型研究》文中指出扫盲教育是成人教育中的基础性教育,它在中国已经有100来年的历史,扫肓教育为提高我国国民素质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扫盲教育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文盲人群的减少,扫盲教育面临着发展的危机,因为在传统观念中把扫盲教育等同于识字教育,于是随着中小学基础教育的发展,文盲问题就自然得以解决,没必要再发展了。笔者借助文献研究和调查研究发现,文盲和扫盲教育的概念存在着多种角度的解释,国内外对文盲和脱盲的标准都有自己的判断,这说明扫盲教育不是一个静止或孤立的概念，它存在着发展和变化。因此,笔者将扫盲教育的转型问题纳入研究视野,通过对扫盲教育现状的分析、文盲概念和特征的认识以及对教育本质理论的梳理,揭示出发展性扫盲教育的本质；又通过引入社会转型理论、终身教育理论、批判教育理论和成人学习理论来探讨扫盲教育转型的理论支撑;同时又对扫盲教育的塑型探索进行了分析,并确定发展性扫盲教育作为转型的方向；然后在这个方向指引下,讨论需要转型的范畴和探寻实现转型的条件。围绕这个整体脉络,本研究共分为六个部分。各部分的研究问题可概括如下：第一部分导论。这部分为是正式研究的准备,首先叙述了传统的扫盲教育开展方式难以继续、扫盲教育的发展在理论研究上不足、在政策层面也不明确这叁方面危机；其次,对扫盲教育、发展性扫盲教育、转型叁个核心概念在本文中的适用进行界定；再次,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已有扫盲教育发展问题研究中存在不足,由此提出扫盲教育转型这一新论题。第二部分扫盲教育的现状与转型的时代要求。从教育统计视野进行了扫盲教育的现状分析,并找寻背后的原因；也从国家指导思想中发现了扫盲教育转型是时代的要求。第叁部分发展性扫盲教育的本质。文自其实是一种知识贫乏的状态,这种状态又具有相对性,在不同的区域乃至文化下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并且这种状态本身也是可变的,这说明文盲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而扫盲教育是以对象进行定义的教育,所以对象的内涵和特征对扫盲教育的本质产生直接影响。综合教育本质和文盲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发展性扫盲教育是基础性教育、是启蒙教育、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教育和发展的教育。第四部分扫盲教育转型的理论基础和塑型探索。社会转型理论提供了社会变迁的基础理论,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关于教育转型和人的转型问题自然就提上了日程。终身教育理论是成人教育变革发展的指导理论,该理论特别重视扫盲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扫盲教育作为一种成人学习,要凸显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唤醒低文化群体主体意识,离不开批判的思想,所以批判教育理论要求扫盲教育在价值追求上进一步提升。而成人学习理论证明了成人文盲一样具备学习能力,通过激发学习内在的动机、以自我导向为主要方法,能够实现在生产和生活中的改变。转型意味着一种变迁的过程,所以很难割裂历史地谈转型。教育转型概念的分析,为扫盲教育转型提供了一些方法和途径上的参考。笔者根据保罗·朗格朗对扫盲教育是一种文化转型的判断,从精神的、制度的和物质的叁个层次上,去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扫盲教育的塑型过程,提出了扫盲教育的两种同属工具性扫盲教育的类型划分,并发现发展性是现在转型的目标。第五部分发展性扫盲教育的转型分析。这部分是认识转型的重点,笔者先就发展性扫盲教育的内涵与特征进行揭示,然后对工具性向发展性转型分几个维度解读其中的内容和实现途径,同时也对转型动力场中的动力和阻力进行了分析。第六部分发展性扫盲教育转型的实现条件。扫盲教育转型实现条件的选择难以独立于历史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之外,这种探寻既要明确探寻的结果,也要说明探寻的过程。通过制定扫盲教育规划、完善成人教育体系、建设扫盲师资队伍、鼓励民间组织参与等做法,可以为实现扫盲教育的转型提供条件上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社会转型与中国成人教育价值研究[D]. 王静. 南京师范大学. 2003
[2]. 高校成人教育价值研究[D]. 卢媛媛. 江西师范大学. 2017
[3]. 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的研究[D]. 余小波. 厦门大学. 2007
[4]. 社会转型与当代成人教育转轨[J]. 郑义寅. 中国成人教育. 2009
[5]. 山东省普通高校继续教育转型研究[D]. 王晨倩. 曲阜师范大学. 2017
[6].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教育补偿研究[D]. 张宇. 天津大学. 2015
[7].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角下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D]. 李树陈.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8]. 国外终身学习政策推展模式研究[D]. 朱敏.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9]. 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D]. 丁伟. 浙江大学. 2015
[10]. 中国扫盲教育的转型研究[D]. 叶剑. 西南大学. 2013
标签：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论文; 成人教育论文; 函授教育论文;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职业教育论文; 继续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