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升[1]2003年在《河西走廊绿洲城镇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河西走廊因丝绸之路而名扬古今中外，以城镇为发展极核、以城镇体系为骨架的整体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新世纪，新机遇。西部大开发、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知识经济象一次次浪潮滚滚而来，河西城镇何去何从倍受世人瞩目。 本论文从时间和空间的耦合界面，以城市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规划学、产业经济学、社会科学、自然辨证法的基本原理为主要理论支撑，对本区城镇的发展规律和内在机理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全方位的剖析，提出了新时期河西绿洲城镇发展的一系列方略。 论文第一章为本研究基于的主要理论；第二章主要分析了影响河西城镇形成、发展的因素和河西城镇的兴衰模式、空间演化规律。认为河西城镇的兴衰以人文活动为主因。河西城镇的城址变动明显，但核心城镇相对稳定；第叁章总结了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分析了河西城市化的现状和发展机制，在对河西城市化水平作出预测的基础上，提出了加速河西城市化的具体措施；同时指出城市化根本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取决于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第四章分析了河西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职能组合结构、等级规模结构、网络结构及河西城镇体系的发展机制，对各级发展轴和各级城镇作了规划；第五章对近域城镇的产业整合、功能整合、资源整合进行了分析，指出各方面的整合有利于城镇发挥整体效应和实现优势互补；明确了河西历史文化名城的开发阶段，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发展与保护措施；提出了重点发展、梯级递补的城镇发展方针；对矿业城市的持续发展、水资源与城镇规模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第六章在整个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河西城镇发展战略。 受实际资料、时间和个人能力的限制，论文尚有很多欠缺浅薄有待商议提升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学友斧正，以待日后改进。
朱少卿[2]2016年在《河西走廊绿洲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传统城镇化发展道路经实证检验,是不可持续的,产生了—系列的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问题。河西走廊深居内陆,绿洲城镇被荒漠所包围,在水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社会欠发达等因素的胁迫下,城镇化发展严重滞后。为摆脱相关因素的约束,提高城镇化水平及质量,走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成为河西走廊绿洲地区的历史必然选择。本文以河西走廊绿洲城镇的典型代表和国家第二批新型城镇化试点城镇——高台县为研究案例。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高台县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探讨,以期促进高台县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城镇目标的实现,为河西走廊绿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模式典范,促进区域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全面提升,以充分发挥河西走廊绿洲城镇的重要战略价值。在实证研究方面,文章首先从水资源、城镇土地资源及生态系统叁个角度对高台县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进行了研究。(1)水资源方面。通过PSR水资源脆弱性评价模型和复合系统水资源综合承载力评价方法得出：高台县水资源系统持续优化,经济—社会—生态—水资源复合系统协调能力显着提升但协调能力依旧较差,水资源利用水平与利用效率依旧相对较低。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系统的压力显着降低,但远超过水资源系统的可承受范围。水资源综合承载能力显着增强,但处于濒临超载的紧张状态,整个县域用水依旧紧张。水资源呈现出重度脆弱状态,人工响应措施并未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 (2)城镇土地资源方面。从土地人口承载力、土地经济承载力、土地建设承载力、土地环境承载力四个方面刻画了土地的综合承载力水平。目前城镇土地综合承载力水平较低,城镇土地使用强度、利用集约度及紧凑度较低,土地使用方式粗放,使用效率低,城镇土地资源的潜力和价值未得到充分开发,对社会经济发展及城镇化推进的巨大承载作用没得到充分利用；(3)生态系统方面。基于生态足迹和生态压力指数的计算得出,生态系统长期处于赤字状态和生态极不安全状态。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的实证研究之上,文章从经济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城镇体系空间关系及城镇化综合水平等七个方面入手,对高台县的城镇化发展进行了全面研究,揭示了高台县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研究得出,高台县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成果,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经济稳步发展,经济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为城镇化提供了坚实的后盾保障；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镇化内生驱动力逐步增强；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升,非农人口比重不断增加；土地城镇化为城镇发展提供了充足承载力；城乡融合不断深入,小康社会建设成效明显；城镇体系空间联系较为完善；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研究同时得出,高台县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1)经济城镇化方面。经济规模小,经济发展尤其是非农经济发展对城镇化的内生推动作用严重不足,对人口城镇化的带动作用过弱。财政及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及城镇化的推进作用被限制；(2)产业城镇化方面。二叁产业比重较低,第一产业比重过高,非农产业无法为人口城镇集聚、人口非农转化、城镇化内涵式推进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撑。工业化基础薄弱,发展严重不足,工业化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对人口城镇化的带动作用较差；(3)人口城镇化方面。人口城镇化率水平较低,人口非农化过程十分缓慢,是包含大量农业人口的城镇化,城镇化率虚高。城镇体系人口规模分布处于初始均衡状态,人口中心城镇集聚现象十分不明显；(4)土地城镇化方面。土地城镇化的推进速度过快,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及工业化的关系严重失调,缺乏人口集聚及内生动力的支撑,推进方式粗放,缺乏内涵,呈现低质量超前过快发展状态；(5)社会城镇化方面。城乡一体化水平严重偏低,城乡二元性依旧比较明显,小康社会建设水平距离全面小康的目标水平差距巨大；(6)城镇空间关系方面。公路网整体层次较低,结构不合理,路况较差,通行能力和通达便捷度受到严重制约：(7)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方面。研究得出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系统压力不断加大,影响了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提高。综合而言,高台县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主导性过强,过分依靠土地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推进速度过快,推进方式粗放；人口城镇化率低,城镇化非农基础薄弱,内生动力严重不足,缺乏人口集聚、产业及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是包含大量农业人口的城镇化,城镇化率虚高；城乡二元性较为明显；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较低,整体质量较差,缺乏内涵。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和社会经济基础实证研究之上,结合国家关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相关文件和精神,提出了高台县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原则和目标定位。关于原则,主要有：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生态文明原则；“四化同步”的建设原则；以人为本的原则；城乡融合的建设原则；控制土地城镇化速度,增强城镇土地集约高效利用原则；城镇空间关系优化原则；保护文脉,传承特色原则；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原则；大胆摸索,先试先行的原则。关于目标,主要为：绿洲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标杆和典范；绿洲城镇生态文明之城的发展先驱和样板；“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城镇。最后,文章总结性的提出了对河西走廊绿洲地区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高台县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1)基于生态保护的安全之城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安全之城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根本前提和必要保障；(2)基于产业升级的繁荣之城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繁荣之城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本物质保障和重要内生驱动力；(3)基于创新驱动目标的创新之城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创新之城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和重要发展路径；(4)基于“以人为本”的幸福之城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幸福之城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要求和核心内容；(5)基于文化繁荣的人文之城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人文魅力之城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灵魂和智力支持；(6)基于信息化的智慧之城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智慧之城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支撑平台；(7)基于生态文明的生态之城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生态之城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
马国霞[3]2003年在《水资源约束下的绿洲城镇发展模式研究——以张掖绿洲城镇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水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它是农业的命脉、工业的血脉，是地球上一切生物赖以生存不可替代的重要物质条件。人类文明的产生、城市的兴建、社会的发展与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对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资源短缺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战略性问题之一。1988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提出的一份报告中称：“水资源正在取代石油而成为在全世界引起危机的主要问题”。 张掖绿洲位于河西走廊中部，气候干旱、降水稀少，黑河是维系其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水系。绿洲城镇是张掖绿洲的精华，其存在和发展严格地受水资源约束，水资源的数量、质量和空间分布对绿洲城镇的规模等级、职能特征、空间分布、城镇体系及其生态环境具有很大的影响。在水资源的约束下，张掖绿洲城镇空间分布沿黑河流域呈“串珠状”分布，规模等级以小市镇为主，城镇产业结构趋同，经济关联度小，城镇化水平低。 张掖绿洲是典型的农业绿洲，90％以上的水资源用于发展农业。农业灌溉技术落后，工程性缺水和管理性缺水严重，直接制约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通过对张掖绿洲水资源承载力的计算，作者认为，本区水资源利用应进入第叁阶段—水资源经济利用阶段，调整产业结构，缩小农业用水比例，大力发展以二、叁产业为主的城镇经济，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选择合理的绿洲城镇发展模式是实现水资源合理利用与城镇健康发展的关键，通过对张掖绿洲自然、社会、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分析，提出张掖绿洲城镇的发展模式主要为：节水型城镇发展模式、产业结构优化模式、农业城镇型模式、新亚欧大陆桥绿洲经济带型模式。
钱雅坤[4]2016年在《河西走廊地区绿洲农业聚落营建经验调查与研究》文中提出河西走廊地区是我国干旱半干旱西北地区中的代表区域之一,对该地区农业聚落进行研究以指导今后的聚落营建,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以往主要在叁个层面对聚落营建进行研究:对西北地区和绿洲聚落的宏观研究,对河西走廊绿洲农业和地区内传统民居的微观研究,以及该地区不同聚落特征间的相互比较。尽管上述研究的角度各有不同,但多采用平行的角度对聚落进行研究,研究思路不够系统、对比类型化不明显,得出的结论是不甚明晰的。此项研究的研究对象选取为河西走廊农业聚落的营建经验,从自然地理气候条件与人文等地域资源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并运用系统化、类型化的研究思路,通过对不同类型的聚落营建经验进行归纳与分类,调查造成该地区聚落营建体系多样化及产生分化的原因,旨在达到找出地域资源和聚落营建之间关系的最终目标。由于地理环境不同,河西走廊涵盖了以不同自然水系为依据的地理区划。地域资源在叁大水系的差别源于地理地貌格局与气候环境的不同,并由此呈现出叁种相似而又不同的农业聚落营建类型。尽管划分聚落营建的类型看似是基于聚落地理边界的,然而此研究创新地提出从地域资源的角度对聚落营建进行分类,这样的分类在本质上依据的是地域资源的差异和其对聚落营建的影响。此项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四部分:第1部分——界定概念(第1章绪论):对相关概念进行阐述,明确聚落营建经验包含的具体内容,对各构成要素涵义加以说明;并对研究的重点,即构成要素中与地域资源密切相关的部分进行梳理。第2部分——类型梳理(第2章):对河西走廊农业聚落作一概述,分析其发展脉络。河西走廊绿洲及农业资源的分布与该区域的河流水系分布密切相关,根据这一关联对应到河西走廊地区地理区划上,本研究将绿洲农业聚落依照河西走廊地区的水系划分为石羊河流域、黑河流域、疏勒河流域叁大区块。第3部分——分区研究(第3~6章):结合实地调研结果,从前述叁大区块各选取代表性聚落作为研究对象,总结案例聚落营建经验及特点的共性和特性。多方位研究各类营建经验,说明在不同自然地理(地貌、气候等)、历史文化等条件影响下的聚落营建的特点及差异。第4部分——总结结论(第7章):探讨水系条件影响下叁大区块聚落营建经验差异的形成原因,总结不同类型营建经验的共性,说明地域资源(包括以水资源为主的自然资源与历史条件影响下的人文资源)与聚落营建之间的关系。论文从地域资源的角度对河西走廊地区农业聚落营建经验进行系统化研究,并用类型化的研究思路对其进行梳理;通过对该地区不同类型农业聚落营建经验的比较研究,总结地域资源与聚落营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进一步对未来的聚落营建合理利用地域资源提出启发,使资源利用的效益趋于最大化。
李鸣骥[5]2007年在《西北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城镇化过程与区域生态环境响应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西北干旱区属生态脆弱敏感地区,自然环境的演化有其相对独特的客观运行规律。在这种环境响应敏感地区,扰动因子的作用强度加大,会导致环境景观体系发生异变,异变的链式反应会完全或部分的改变区域生态环境。城镇化作为现代人类活动强度最大、方式最先进的文明生活类型,它对西北干旱区绿洲区域生态环境的扰动、影响范围、以及生态环境的响应反应机理、程度等,是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必须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在对国内外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变化关系、机理、模式及特征等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以西北干旱区黑河流域张掖市绿洲区为案例,反溯区域历史时期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出发,以地理学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为主轴,辅以生态学、生态经济学、气象学、经济学、城市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方法,探究干旱区环境下黑河流域城镇化对区域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重点探讨黑河流域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对城镇化格局和过程的响应关系;揭示干旱区城镇化过程与区域生态环境耦合反馈的内在机制;并对区域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的耦合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量化研究。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1.历史时期区域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化关系我们认为近3000年的历史时期内,清代乾嘉之前黑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变化主要驱动力为自然力,气候波动变化是最主要影响因素。人类活动是改变区域地貌景观、水资源利用格局的副作用力。乾嘉之后地区人口剧增,对区域绿洲开发力度加大,人类活动逐渐成为改变区域生态环境的主导力量。历史时期区域城镇发展与区域人类农业开发强度和开发阶段密切相关,随气候波动下的绿洲格局变迁发展变化。2.近38年以来张掖市生态环境变化特征主要表现为:(1)气候变化。张掖市近38年以来气候变化方面表现为气温明显升高;降水量变化不大,冬春两季降水量略有增加;大风与沙尘暴天气近38年来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张掖市气候变化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施雅风院士提出的西北地区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变化。(2)张掖市水资源环境变化。区域水资源供求矛盾日渐突出。黑河分水对区域水资源量的变化影响较大,水资源利用总量下降,水资源需求总量持续上升。工业、生态、生活用水量显着增加。目前随着节水型社会的构建,区域用水结构逐渐发生变化,水资源配置逐渐趋向合理,水资源使用逐渐向用水效率较高产业部门转移。(3)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土地覆被变化总体表现为质量下降趋势。其中林草地面积20年来持续下降;耕地面积略有增加,空间表现为沿黑河溯源上移较明显;城镇用地面积增加明显,空间上表现为沿河流、道路的轴向延伸,以及向黑河中上游地区的溯源扩张趋势;水域面积20年时间里除肃南县外,其他各县(区)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未利用土地面积总体表现为增加的趋势。3.张掖市城镇化发展表现为:(1)城镇化速度显着加快,但劳动力转移仍存在较多限制性因素。(2)城镇化发展中城镇空间结构受地域绿洲分布空间格局影响明显。空间表现为“团块—轴向”分布特征。与所处绿洲相适宜的城镇普遍规模小,综合性程度高,空间上缺少完善的结构体系和网络联结结构。(3)在运用能值流理论分析区域能值生产与城镇能值消费基础上,认为张掖绿洲对城镇化规模承载的能值流潜力较大,绿洲经济区城镇化的弹性容纳空间可以继续接受约6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4.张掖市城镇化发展与区域生态环境变化关系方面,城镇化对区域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程度的干扰与影响,区域生态环境应对这种干扰存在着双向响应性。具体表现为:(1)城镇化与区域气候变化关系。城镇化对张掖市的气候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一些作用。区域城镇化与区域部分气候要素具有或强或弱的正负相关性。存在着基于历史发展必然性上的城镇化与区域气候变化一定程度相关的偶然性结合。从而构成一种短期与长期、微观与宏观的区域系统时空辨证发展特征。即全球气候变暖一定程度上是现代人类活动作用所致,但气候变暖又促进了黑河流域社会经济的活跃,加快了张掖市绿洲城镇化的发展,而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又:进一步促进了区域气候一定幅度的变化。(2)城镇化与区域水资源利用关系。城镇化对区域水资源利用变化目前影响程度较低,尚不能引导区域人口、产业结构大幅度的转移,也无力改变当前区域水资源利用格局。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我们认为区域城镇化只能作为区域水资源利用格局变化的一种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促进因素,而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区域产业部门之间的用水结构。随着城镇化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镇化将会成为驱动区域节水型的水资源利用格局的主要作用因子。(3)张掖市城镇化与区域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关系。基于GIS空间分析方法与土地统计资料的数理分析,分别从张掖市宏观区域与中观绿洲经济区两个区域角度考察了1986-2006年张掖市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总体上城镇化对张掖市宏观区域与中观绿洲经济区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均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张掖市宏观区域内,城镇化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对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贡献率只占到生态环境恶化总贡献率的1.34%。而在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绿洲区域,城镇化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下降起着重要的驱动作用,城镇化引起的相关土地利用类型转变对绿洲经济区土地覆被环境的恶化贡献率达到48.79%。。
吴丽丽[6]2016年在《河西走廊绿洲生态网络优化布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新型城镇化水平进程的日益加快,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两者协调发展的矛盾越发突出,生境破碎化问题的显现给城市和区域生态规划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生态网络的稳定性。绿洲作为干旱、半干旱地区一种特殊的生态组成要素,是干旱地区人类赖以生存、活动与发展的基本场所,对区域生态环境有着重要作用。自古以来,河西走廊地区生态环境就相对脆弱,加之人们对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与利用,使得该地区土地荒漠化加剧、水资源短缺、内陆河断流等严峻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绿洲是河西走廊生态环境安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对其系统地研究是解决该地区生态问题的关键。生态网络思想源于19世纪,现已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被广泛应用,并取得显着效果。本文以河西走廊绿洲为研究对象,运用景观生态学理论,界定了绿洲生态网络的概念,采用网络分析法与最小成本路径方法相结合的思路,在生态网络理论的指导下,重点分析和确定已有和潜在的生态节点及生态廊道,合理构建河西走廊地区绿洲生态网络并对其进行智能评价,提出河西走廊地区复合型生态网络框架,规划河西走廊地区理想生态网络发展方向和潜在发展区域,以期实现区域生态健康可持续性发展。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1985-2013年期间,河西走廊各用地类型面积在不断变化,土地利用整体呈不平衡状态。其中,草地和未利用土地面积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过程;耕地、建设用地和水域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其中耕地“涨势”最为明显达到了0.993,接近于1。研究数据表明:在过去的近30a中,土地利用转换的方向主要为其它类型用地向耕地转换;从景观类型和景观水平来看,在研究时间段内,各类型用地景观格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耕地斑块数量的减小以及平均斑块密度的增大,说明以耕地为主的用地类型在向集约化发展,各用地类型空间连通性在加强,聚集程度在增加。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建设的开展。(2)选取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度指数、水网密度指数、土地退化指数和环境质量指数,作为河西走廊地区生态评价指标,测算出河西21市县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结果。采用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分别对2001年和2013年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智能评价,结果表明:嘉峪关市、玉门市、酒泉市、张掖市和山丹县生态环境呈倒退态势,而金塔县、阿克塞县以及古浪县则有所改良,生态环境趋好。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的建立,为后续生态建设提供了科学的考量和评价机制,避免人为、片面的评价模型。(3)根据河西走廊划分的镶嵌体功能区,提取出生态功能区中具有代表性的57个生态节点,建立总长度为3635km的78条生态廊道生态功能区连接网络。研究发现河西走廊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网络闭合度α指数为0.229、网络线点率β指数为1.368、网络连接度γ指数为0.469,成本比cr指数为0.9875。评价结果指数显示,生态功能区镶嵌体生态网络距离和网络密度值均处于显着低值水平,生态网络特征性一般;从网络密度来看,道路生态廊道的网络密度值为0.1067,平均每个节点的连线数2.56;水网生态廊道的密度值为0.0989,平均每个节点的连线数为1.64。节点之间连线数量的大小反映出两个节点关系的密切程度,无论是道路生态廊道还是水网生态廊道的密度值,均低于一般的网络密度值,表明河西走廊现状生态廊道之间的关联程度偏低,生态隔离现象突出,且主要的生态节点大致分布于绿洲地区,生态系统内部连接性在衰退。(4)复合型生态网络的构建将绿洲生态网络、道路生态网络和河流生态网络进行整合,提取出关键生态节点,并模拟出潜在的生态廊道,就整体而言该网络系统节点数与连接数的宏观统计特征符合幂律分布,为无标度网络,集聚效益好、成长性强。从模拟出的潜在生态廊道分析可以看出,绿洲生态网络与现实中的道路网络和河流网络在空间分布上有差异,分布的不均衡造成了生态断裂点。复合生态网络为今后生态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加强对生态断裂点的生态建设,形成区域生态屏障保护。复合生态网络的建立,验证了在“区域”尺度下进行的绿洲生态网络研究理论上是可行的。(5)根据复合生态网络中存在的核心生态节点和潜在生态廊道,为进一步优化生态网络,提出了“以张掖绿洲为依托,以民乐-张掖绿洲为生态网络核心发展环,以玉门-酒泉-敦煌绿洲生态带、黑河流域生态带和民勤生态带为核心扩展区域”的“一心、一环、叁带”的绿洲生态网络格局框架构想。该构想以提高河西走廊生态网络连通性和改善生态环境恶化为出发点,对于提高景观生态系统的连接度,强化生态源地、生态廊道、生态基质间的空间联系,进而维持河西走廊区域生态全局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李文旗[7]2008年在《基于水资源承载力的城镇化模式研究》文中指出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宝贵的自然资源之一,是其它资源所无法取代的有限性资源。水资源是农业的命脉、工业的血脉,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命脉,是地球上一切生物赖以生存不可替代的重要物质条件。水在城市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城市生存的首要条件,亦是城市经济持续增长和人口容量多少的决定性因素。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日趋严重,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资源短缺己成为世界范围内战略性问题之一。石羊河流域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东段,具有西北干旱区典型的水资源与环境特征。气候干燥、降水稀少,水资源严重短缺、用水矛盾突出。长期以来对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使区域生态环境面临崩溃的危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供水水源日趋紧张。水资源不足已经成为流域生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石羊河流域是西北内陆区典型的农业绿洲。长期以来农业用水量占到总用水量的85%以上。但是,农业灌溉技术落后,大部分地区采用大水漫灌,水资源的浪费较为严重。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低,用水效益低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为满足生产的基本需求,而严重挤占生态用水,超量开采地下水资源。致使全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高达150%左右,远高于国内外所认为的合理开发利用度。此外,对水资源统一管理严重缺位,流域内水资源分配不合理,导致下游的民勤绿洲严重缺水,荒漠化日益严重,部分地区出现大批的生态难民。本文通过分析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的赋存、利用现状,以及水资源利用与城镇化发展的关系,采用最大可承载人口数量法对石羊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进行估算,得出石羊河流域在维持生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下的最大理论承载力。通过分析计算,到2010年、2020年,石羊河流域最大理论可支撑人口分别为204万人,214万人。与石羊河流域的相关规划、政策及人口发展的趋势所预测的实际人口数相比,到2010年、2020年的实际人口将超过最大理论可支撑人口。因此,为了维持石羊河流域社会、经济、生态的持续发展,提高石羊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是今后全流域综合治理的重点之一。选择合理的绿洲城镇化发展模式是实现水资源合理利用与城镇健康发展的关键。石羊河流域未来城镇化模式应以节水为基本原则,提高水资源的承载力为目标,依此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了对策研究,以节水性、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生态叁效益结合为原则,提出了基于水资源承载力的约束下石羊河流域今后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模式:节水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产业结构优化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城乡协调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加快小城镇发展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芮旸[8]2009年在《干旱区城镇化发展的适宜模式及规划策略研究》文中提出城市是一个开放程度极高、依赖性很强的系统,它与周边环境和区域经济发生着相互作用。城镇化的过程不仅是一个人口迁移、景观变化、产业集聚、生态提高的过程,也是一个城镇发展进程与周边生态环境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呼包鄂地区位于中国西北干旱区,地处河套平原绿洲区,西邻我国北方沙尘暴的5大源区之一—鄂尔多斯高原区和巴丹吉林沙漠,南接毛乌素沙漠,生态环境异常脆弱。加之能矿资源的开发利用引发的环境污染,使得呼包鄂地区社会经济系统、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矛盾十分突出。本文以干旱区城镇化发展的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约束为研究出发点,以干旱区城镇化发展的适宜模式为研究对象,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干旱区城镇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解析和综述;通过对呼包鄂地区生态安全水平研判、经济社会系统发展态势评价、城镇化驱动因子和基本特征识别等方面的研究,揭示呼包鄂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生态环境效应;引入耦合概念,对呼包鄂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度进行分析研究;探讨生态环境与水资源约束下的呼包鄂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适宜模式与相应规划对策,以寻求区域PRED系统的协调发展。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定性与定量方法,力图为干旱区城镇化发展的适宜路径选择研究做出一定的创新工作。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案例解析,对绿洲PRED协调发展模式和节约型城镇化模式这两种干旱区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了综述;对位于东部河套平原绿洲区的呼包鄂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生态安全水平,以及两者的耦合发展度进行了量化分析,并指出呼包鄂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交互影响的耦合类型及耦合阶段,丰富了绿洲城镇化理论;提出了生态环境与水资源约束下的呼包鄂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适宜模式及规划策略,可为同类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
成刚[9]2007年在《大敦煌的保护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敦煌作为国际着名旅游城市，因丝绸之路与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存在而为世人所向往。但是，敦煌由于现在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由此导致了莫高窟、月牙泉等自然人文景观遭受破坏。敦煌正面临如何保护和发展的问题，因而展开敦煌的对策研究也就迫在眉睫。敦煌是我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绿洲城市，又是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交汇地带。本论文首先充分研究了绿洲城市、过渡地区发展理论、文化名城与文化旅游等相关理论与实践，初步总结出敦煌保护与发展的思路。本论文对敦煌与周边地区联系的紧密程度问题，分别从历史发展与当前发展两个角度展开分析；在充分论证大敦煌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基础上，建议组建大敦煌市，将敦煌市与周边的瓜州、阿克塞与肃北等与敦煌联系较紧密地区，一起划归大敦煌市管理，以实现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本论文采用SWOT的分析方法对大敦煌今后的发展形势进行分析。分别从宏观到微观的角度以及不同的空间尺度全面分析对大敦煌的优势与劣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最后提出敦煌保护与发展的对策。敦煌由于拥有高品质的旅游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突出的交通区位优势，具备一定的发展潜力。虽然目前面临生态环境特别是水资源环境面临严峻形势，但是可以尝试通过区域内城镇的整合、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产业结构的调整等措施，实现遗产、生态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紧紧抓住西部交通网络逐渐完善与全国旅游业稳健大步发展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敦煌的旅游集散中心地位，发展文化旅游，提升城市经济实力；通过构建以敦煌为结点的西北十字通道，来打造新时期的铁路丝绸之路，并以此来引导和推动西部内陆城市间的整体协调发展。
刘海猛[10]2014年在《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绿洲城镇化机理研究》文中认为绿洲城镇是我国西北干旱区人类生活和生产的核心，是干旱区内部人类活动最为集聚，人地关系最为敏感的区域。目前对于绿洲城镇化的起源、过程与机制等研究还相对偏少且比较零散，多数研究停留在现象描述与经验总结，缺乏理论上的系统论述。另外，面对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渐进转型与新型城镇化理念提出，绿洲城镇化的建设急需正确的理论指导与路径探索。复杂系统理论凭借其综合性、跨学科性与方法论的普适性，为研究绿洲城镇化这一复杂过程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与研究方法。基于此，本文在研究绿洲城镇的生成、演化、相变等过程中引入复杂系统的相关理论，首先界定了城镇化系统的内涵并建立其概念模型，分析了绿洲城镇化系统的开放性、自组织性、涨落、反馈性、非线性、不稳定性、支配性等演化特征。通过引入涌现、协同、“球-盆体模型”等概念和模型，创新性地从涌现生成、协同维生、临界相变叁个维度构建了绿洲城镇化复杂性的解释框架，并据此对诺瑟姆曲线进行了重新解读。在理论框架构建的基础上，根据协同学和耗散结构理论，综合运用自组织演化的序参量判据和熵判据，建立了绿洲城镇化子系统演化的协同度μi和系统整体演化的有序度Rs，从而构建了绿洲城镇化系统自组织演化的一般识别模型。通过分析绿洲城镇化系统内部各种序变量间的反馈循环，建立偏微分方程，确定模型参数，构建了绿洲城镇化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设定了常规发展、人口政策调整、产业政策调整、水资源的总量调配等4种模式进行模拟预测。案例分析结果表明：①2001-2010年威武绿洲的城镇化，除经济和水资源子系统呈平稳增长外，其他几个子系统均有不同形态的较大波动；②近年来武威绿洲城镇化系统虽逐年趋向更加有序稳定，但系统并未达到自组织临界状态，系统整体发展提升的空间较大；③按照城镇化常规发展型到21世纪中叶，凉州区城镇化率将达到70%，且2030年之前，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④人口政策和第二、叁产业增长率的变化对城镇化速度都有较大影响，水资源紧张型发展情景下，城镇化速度明显放缓；⑤绿洲城镇化的发展应建立自组织发展观和系统整体观，重视系统内的反馈循环，坚持城镇化系统的多样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河西走廊绿洲城镇发展研究[D]. 王东升. 西北师范大学. 2003
[2]. 河西走廊绿洲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D]. 朱少卿.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3]. 水资源约束下的绿洲城镇发展模式研究——以张掖绿洲城镇为例[D]. 马国霞. 西北师范大学. 2003
[4]. 河西走廊地区绿洲农业聚落营建经验调查与研究[D]. 钱雅坤.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6
[5]. 西北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城镇化过程与区域生态环境响应关系研究[D]. 李鸣骥. 西北师范大学. 2007
[6]. 河西走廊绿洲生态网络优化布局研究[D]. 吴丽丽. 甘肃农业大学. 2016
[7]. 基于水资源承载力的城镇化模式研究[D]. 李文旗. 西北师范大学. 2008
[8]. 干旱区城镇化发展的适宜模式及规划策略研究[D]. 芮旸.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9
[9]. 大敦煌的保护与发展研究[D]. 成刚. 兰州大学. 2007
[10]. 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绿洲城镇化机理研究[D]. 刘海猛. 西北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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