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琼[1]2003年在《试论英国工党的意识形态改革》文中指出从政党政治的发展来看，政党意识形态是政党建设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应当随着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而不断改革与创新。本文选取了英国工党这一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为典型，通过分析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改革，论证了政党政治时代，政党不能因循守旧，必须改革过时的意识形态，才能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发展。 本文首先回顾了英国工党的意识形态传统。从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的概念入手，分析了政党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及政党意识形态的类型，对政党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在这些一般理论的指导下，对英国工党自成立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传统意识形态进行了回顾，叙述了其主流意识形态由最初的劳工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 随后，本文分析了英国工党意识形态改革的成因。70年代以后，英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发生了巨大变化，工党出现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给其执政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在上台执政愿望的巨大推动和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趋势的促使下，在一系列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面前，工党不得不对自己传统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改革势在必行，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接着，论述了工党意识形态改革的主要途径，包括：对过去意识形态的继承与扬弃；对党的一系列价值观的刷新；以“第叁条道路”为特征的新意识形态强调变革与创新，增强了实用主义色彩；意识形态超越了传统的“左”与“右”。 最后，从工党意识形态改革中得出了几点启示：政党的意识形态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同时还必须与本国的国情相结合：政党应将意识形态与具体政策紧密相连，朝务实化方向发展；政党应谨慎地调整、改革意识形态。
武振华[2]2015年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研究》文中认为意识形态不仅是一个政党区别其他政党的标志,也是一个政党奋斗的旗帜,具有凝聚人心、整合社会力量、指导方向的功能,历来为各政党所重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肩负着领导13多亿人口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任,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显得更为重要。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包括方方面面,大体可以归结为理论建设和实践部分。理论部分又可以分为价值观念、利益代表、语言表达,实践部分又可以分为纲领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机制、政策实施效果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研究就是将这两部分结合起来,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扩大社会认同,并转化为社会意识,成为群众自觉行动的向导,其目的是发挥执政党意识形态应有的作用,永葆党的先进性,为长期执政服务。全文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意识形态”从缘起到“终结”的基本理论。主要围绕着“意识形态”的真实与“虚假”,论述“意识形态”演变经历了从“观念学”到“虚假意识”、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再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意识形态演变,重点探讨“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以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为更好地理解政党意识形态理论做好铺垫。第二部分,阐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主要结合意识形态一般理论,论述执政党意识形态一般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特殊性,即,中国共产党承担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实质上是国家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第叁部分,阐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逻辑。主要论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基本理论和基本要求,重点阐述意识形态社会化与现代化、群众化、社会认同的关系,以此说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必然结果是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奠定思想基础,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彻底胜利。第四部分,阐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的经验与不足。主要论述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叁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处于执政地位以后,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外部封锁到对外开放转变过程中,意识形态社会化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为今后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社会化提供帮助。第五部分,阐述国外执政党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中的启示与教训。主要通过阐述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为代表的西方主要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原因、过程、效果,阐述苏共意识形态“改革”的惨痛教训,为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意识形态社会化提供参考和警示。第六部分,阐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主要阐述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各种政治思潮相互冲突与交融,致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流意识形态产生了冲击。中国社会转型,又为多元思潮的传播提供了土壤。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些思潮,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必须面对的问题。第七部分,阐述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社会化的途径。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社会化要坚持现代化、群众化和社会认同叁原则,这里主要从坚持党的意识形态国家化、坚持党的意识形态文化、坚持意识形态与利益挂钩、坚持意识形态在社会化过程中的领导权等四个方面分别给予论述。重点阐述马克思主义要坚持与时俱进,增强开放性、包容性,牢牢占据舆论阵地的主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与人民大众的需求结合起来,走中国化、时代化和群众化的道路。
张子恺[3]2012年在《英国大选视角下的工党主流意识形态演变》文中指出现代政党的执政之路永远是在其政治纲领与社会现状之间寻求平衡,英国工党的竞选历程为此提供了最佳范例。今天我们很难直观地看到过去的一个世纪给工党留下的种种烙印：这曾是一个以社会主义信条为奋斗目标的工人阶级政党,即便现在它仍然含糊其辞地表达这一诉求。然而如今工党呈现给我们的所有明显外表也仅是在20世纪最后叁十年被赋予的,它曾一度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高歌猛进,也经历过意识形态的低谷徘徊；有过连续执掌唐宁街十号的起承转合,而同样的它也纵容自己坠入险象环生的激进主义深渊。工党的创立要归因于英国工会运动在20世纪初的发展。这种起源使得工党的早期历史处于劳工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它的前身“劳工代表委员会”与其说是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不如说是劳工阶层实现议会代表权的实用主义工具而已一一至少在1910年之前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由于在1924年以前工党从未进入过政府,它的指导思想也仅能体现在大选中的纲领。而且即便如此也是必须做出某种程度的牺牲以赢得自由党的支持,后者在一战前英国政坛的地位使得力量微弱的新生政党不得不与之结盟以扩大影响。不过这十年间(1910-1920)工党确实在稳步发展,1922年大选是工党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标志,它开始以议会第叁党的角色出现。早在1918年新党章通过时,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便开始接替劳工主义成为工党官方的意识形态。新党章“第四条”社会主义条款虽然未能在当年的大选中为工党带来明显社会效应,但是一战后伴随着自由党的衰落,工党的潜力却因其社会主义倾向而充分释放。两次世界大战促使英国人开始转变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工党在1945年大选中完胜并形成第一个多数派政府。工党在1945年的瞩目成就得益于公有制和福利国家的承诺,这也是英国式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基石。战后英国的经济社会现实非常有利于工党政府将上述构想付诸实践,而事实证明第一届工党内阁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但是进入50年代以来,英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新变化,中产阶层的日益壮大使得浮动选民的比重上升。对于阶级色彩非常明显的工党来说,它不得不面对民众对其社会主义信仰的疑惧。50年代工党在大选中接二连叁失利,正是这种社会变化的集中反映。伴随着工党离开政府,修正主义思潮对公有制的反拨造成党内分歧与争论愈发明显。1964年威尔逊以“科学革命”与公有制的结合赢得大选,这给英国民众以“现代化英国"的许诺同时也短暂弥合了党内的裂痕。然而工党政府的宏伟蓝图却因英国经济持续的颓势而捉襟见肘,第一届威尔逊内阁除了在应付前政府留下的困局和巩固议会多数两方面取得些许成就外,尚未带来“科学革命”就已下野。对工党来说更严重的是左右翼的倾轧从端倪初现走向白热化。虽然1974年工党再次执政,客观经济形势却更加恶化。工党对英国社会的变化仍缺乏清醒认识。而随着罢工浪潮的高涨,党内左翼逐渐与工会势力联合起来加强了对全党的控制。1979年、1983年、1987年和1992年连续四次大选英国民众拒绝相信工党,这是对其日益左转的激进姿态的否定,更是工党社会主义信条全面危机的表现。不过,实质性的转型早在1987年就已开始,政策反省运动和组织结构改革为工党带来了活力。“社会主义的守门人”富特交出领导权使得左翼控制工党的时期结束。金诺克、史密斯和布莱尔前后相继对工党的指导思想和与工会关系做出调整。左翼的偏执曾将工党引向永远淘汰出局的险境。然而80、90年代是工党深刻反思与调整的时代,1995年新“第四条”的出台和党章的修订则是对这一转变历程的总结：工党已完成了从阶级党向全民党的过渡,它将变得越来越像保守党,抑或是它们变得更像彼此。工党1997年大选的胜利与其在1945年的成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前只属于北部老工业区的政党现在同样能从南部的中产阶层中获得高支持率。虽然北部选区仍是工党的重要阵地,但它在南方的进展同样显着。“第叁条道路”不仅为英国带来了连续十叁年的工党政府,即便在保守党接过权力时它也是今天英国最好的选择。
巨英[4]2005年在《英国工党“第叁条道路”评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所论述的“第叁条道路”是20 世纪90 年代在欧美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兴起的一种新的政治思潮,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它试图针对时代变迁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传统的左右政治意识两分法建立起一种政治理论和政治运作模式。本文论述了“第叁条道路”理论的典型――英国工党的“第叁条道路”。首先,本文第一部分采取统计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法,分析了“第叁条道路”形成的背景。英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在20 世纪80 年代前后的新变化及英国工党求生存、谋发展的需要成为“第叁条道路”形成的直接动因。而冷战格局的结束、科技革命、欧洲左翼力量的重新崛起则为“第叁条道路”理论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本文第二、叁部分采取追踪考察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系统地分析了英国工党“第叁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本文更加系统地分析了“第叁条道路”理论的新型价值观、新政治、新经济和新全球秩序观,突出了“第叁条道路”的创新与变革及包容性。同时,通过对工党政府执政两届以来的政策及实施结果的分析,系统地概括出其宪政、经济、社会及外交等方面的政策。最后,本文第四部分采取了比较分析方法,对英国工党“第叁条道路”的理论与实践给予系统的评价。通过对“老”工党、“新”工党及保守党叁者的比较,本文认为“第叁条道路”是一种实用主义、选举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政治运作模式,它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工党是否能够克服其目前存在的缺陷:无系统的经济理论、党内分裂倾向、选举主义所面临的压力等等。它是新的时代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处于实践中的复杂现象,是一种“有虚有实”的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新问题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运作模式,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邵芮[5]2017年在《当代中国对英国政党外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英两国关系一直受到两国的高度重视,英国作为典型的两党制国家,政党对国家外交具有重要影响,两国的政党外交对两国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本文对“政党外交”与“党际关系”、“当代中国对英国政党外交”与“中国共产党与英国各政党党际关系”关系进行了区分,得出这两对概念根本差别。对“执政党”与“在野党”进行研究,得出执政党与在野党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研究保守党和工党两个英国主要政党的历史和相互关系,得出中国可以利用英国两党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发展两国政党外交。其次,本文分别从中国共产党对英国在野党外交和中国共产党与英国执政党外交两个方面对中国对英国政党外交进行了系统阐述,得出执政党外交是中国对英国政党外交的主轴红线,在野党外交是中国对英国政党外交的重要杠杆。再次,在总结中国对英国朝野政党外交的历史的基础上,得出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对华的不同特点,得出未来中国共产党对两党的工作重点,对保守党要以文化交流为主;对工党,则需要加强两党政党建设交流。最后,本文得出中国共产党在与英国政党交往的过程中,要以国家利益和经贸关系为切入点,双方要发展全方位的外交。
邓沛琦[6]2015年在《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混合所有”、“混合所有制”及“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于1993年十四届叁中全会和十五大报告等党的文件中先后被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实践探索中,针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弊端和转轨中存在的问题,逐步突破所有制界线,提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大改组和大转型的产物,它是多元化产权投资主体跨行业、跨所有制、跨产业的多样化经营的一种企业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组织经营模式和经济形态,在我国20多年实践发展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截止2012年底,从全国整体看,混合所有制经济占我国500强企业的80%。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为122.9万个,占企业登记总数的15%,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3%,其税收贡献比占47%。其中,央企及其子公司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例接近57%,有少数中央企业的子公司占比达到了80%。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态,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强大生命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在我国经济增长处在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叁期迭加”的“新常态”下,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2013年,十八届叁中全会重提“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在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作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新战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混合所有制是由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产权主体相互投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其基本表现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资联营等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经历了初步发展、基本形成和深化完善叁个阶段。多种所有制的共存与共同发展、国家层面的理论创新和政策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资本市场与产权市场的发育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了基本条件。根据所有制、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辨证关系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实践形式。而混合所有制则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的制度安排。混合所有制经济寓于混合经济之中,是混合经济的基础。而混合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度融合的结果。事实上,从世界潮流来看,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的混合经济。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得各国投资主体之间的经济混合程度不断提高,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混合日新月异。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先后告别单一所有制而共同走上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道路。虽然各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特色不同,但是混合所有制以适应各国经济发展转变的需要,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种必然趋势是“生产社会化规律”、资本社会化发展规律、市场经济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规律,以及第叁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等共同作用下促使了世界经济走向公私混合的市场经济新时代。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搞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20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在经历了数百年放任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后发展到在国家干预下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二战后,随着国有企业的出现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英国开始实行国有和私有动态发展,相互依存,由此出现了混合经济或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态。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和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都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的产物,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特征各不相同,因而有其借鉴与启示,但不能照抄照搬。在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财富创造,调整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尤其是进一步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仍然存在活力不足、经营机制不灵活以及民营企业实力不强等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再次成为本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是以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为主线,以产权制度为核心,为抓住改革的战略机遇,必须继承和总结我国以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开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视角与路径。在新的时期,面对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上的问题,关于混的分类、混的模式、混的时机等问题亟需研究。本文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与调研访谈相结合法、历史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法,并更加注重经验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形成了一套全面的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体系。本文共分七章,各章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本章内容首先介绍了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其次,对本研究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根据文献分析,阐述了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根据全文研究,提炼出创新点,并提出研究展望。第二章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概念及其理论渊源。首先综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性质和特征,以及混合经济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区别与联系。其次,进行混合所有制相关概念辨析。最后,着重论述了中西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与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本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叁章为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历程及模式。首先,探讨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主要探讨国有化、私有化、中间道路、“大社会”等时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其次,总结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分析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与特征。第四章为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历程与模式。首先,分别从宏观政策和微观实践两个层次探讨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其次,总结归纳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归纳和分析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及特征。第五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思想演进及模式定性比较。综述了英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比较了两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与特征。着重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进行全方位比较,包括宏观运行情况、微观操作、股权结构、利益相关者安排等方面。第六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量化评价与比较。首先,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总体情况进行比较。其次,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层面建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曲线,以进一步考察中英社会经济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耦合评价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分别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基础环境与现状进行评价。最后,运用边际分析法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第七章为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首先,归纳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的启示。而后,运用路径依赖分析,通过构建路径的锁定与突破模型,探讨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发展现状,构建出我国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升级模型与范式框架。最后,基于启示与改革的路径突破、升级与范式,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建议。
孙春胜[7]2014年在《论英国自由党的兴衰与启示》文中提出随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政党政治时代。所谓政党政治时代，有两个标志：一是政党的存在与发展是各国的普遍现象；二是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是依靠政党执掌国家政权来治理国家的。由此，政党成为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成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对执政党而言，其建设的好坏既关系到它治国理政的成败，又关乎到自身的兴衰沉浮。英国自由党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老牌资本主义政党，其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兴衰成败，跌宕起伏的曲折史，它的经验教训对于世界其它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建设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从世界政党发展的诸多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影响政党发展的因素是复杂的。但总体可以概括为内部和外部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因素会对政党的发展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但相比之下，决定一个政党兴衰成败的因素往往是内部因素，尤其对于执政党来说更是如此。从内部因素看，首先，影响政党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党的意识形态，既包括意识形态的选择，也包括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意识形态决定着一个政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其次，是政党自身的组织建设，尤其是自身的民主建设以及党的团结，这是一个政党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保障，无论是分裂还是内斗都会使一个政党垮台，英国自由党的衰落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再次，是政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能力，不仅是关乎一个政党执政根基是否稳固的问题，也是关乎一个政党的前途与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英国自由党发展的历程来看，其兴盛离不开一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基础，如工业革命对社会阶级结构的影响、光荣革命对王权与议会关系的调整、自由主义思潮在英国社会中的日益盛行等等。同时，也离不开党的自身建设和适应性调整。同样，自由党的衰败也与大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如经济萧条、国家干预增强等等。但从根本上看，自由党的衰败主要在于其党内高层的几次分裂，尤其是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发生的高层分裂导致了英国自由党元气大伤，而日渐走向没落。当然，其它因素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英国自由党的发展，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以及英国工党的异军突起等等。近年来，英国自由党开始呈现逐步复兴的迹象，尤其是通过与保守党联合执政，进而重新在政坛崭露头角。但自由党能走多远，能否再度走向辉煌，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英国自由党兴衰起伏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第一，政党的发展必须要顺应社会时代的发展要求，要能够及时提出适应时代的新政策、新主张，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才能赢得群众的支持；第二，一个政党必须有一套严格的、执行力强的组织纪律，才能在关键时刻使一个政党确保党内高度的团结和统一；第叁，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充分认识到思想上建党的重要性；第四，抓经济、促民生是政党长期兴盛的根本保障。本论文主要分七个部分：引言主要对论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思路和创新点等问题进行了简要阐释和介绍；第一章主要涉及了有关政党兴衰的相关基础理论；第二章对自由党的历史发展作了纵向的追溯和考察；第叁章对自由党兴盛的主要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细致地剖析；第四章探究了自由党由盛转衰的根源；第五章对自由党复兴的迹象及其成因作了分析、归纳；第六章主要揭示了自由党兴衰对我们党的建设的重要启示。
李颖[8]2016年在《战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潮研究（1945-1949）》文中提出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普遍认识是：社会主义是一种在公正平等的价值目标的指引下,以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为手段来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学说和理想。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受当时国际国内客观形势的影响,在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探讨或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想之潮。自由知识分子们就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社会主义与政治民主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与实现手段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而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流派——马克思主义,从表面上看,的确不乏批评与质疑之声,但细致分析他们的言论,却不难发现在自由知识分子中实际存在着一股对马克思主义隐而不察、用而不觉的认可和运用的潜流。受国际国内客观形势的影响,到1948年底,这股社会主义思潮逐渐走向分化,大多数自由知识分子选择认同共产党引领的社会主义道路。综合来看,40年代中后期自由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思潮只是伴随当时的“中间路线”思潮而产生的一个规模有限的次生性的思潮,但与之前自由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思潮相比,具有一定的探讨广度和思考深度。从这股社会主义思潮的主体诉求及其言论主体的社会联系来看,其主流性质应该是左翼社会改良主义思潮。在4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它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扩大民主阵营的力量,但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产生了客观的历史负作用。而这一思潮的分化,有利于自由知识分子回归现实与理性,最终选择科学的社会主义。审视这股社会主义思潮的潮涨与潮落,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叁个自信”,对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引领社会思潮都不乏启示意义。
迟萍萍[9]2005年在《英国工党依法执政研究》文中提出英国是政党政治的起源国家。进入20 世纪以后,工党崛起并逐渐取代自由党成为与保守党轮流执政的第二大党。作为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工党身上打着深深的阶级烙印。但是,作为一个自始就认同资本主义宪政制度的政党,工党又自许遵守宪法游戏规则,依法上台,依法执政。但是,关于工党依法执政问题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却少有涉及。本文拟选取工党如何依法执政问题作一专题研究。文章首先从20 世纪初的英国宪政背景入手,指明当带有浓厚阶级色彩的工党诞生之时,英国两党依法执政的政党政治模式已经基本成型。工党代表的阶级利益要求它最大限度地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工党又是一个认可既有民主宪政制度的政党,这就决定了工党只能以宪法规定的程序和方式争取和行使执政权。阶级利益和依法执政之间不时发生的冲突,使工党在执政过程中遭遇了比其他执政党更多的两难困境,致使工党在英国执政舞台上起起伏伏,费尽周折。不过,从总体上看,工党在面对两难选择时,基本上是从宪政党的身份出发的,坚持了依法执政原则。从选举上台,到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再到棘手问题的处理,工党都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上运行的。当然,说工党基本做到了依法执政,并不等于说它已做得十分完美,相反,工党在依法执政中有时是相当艰难和勉强的。正因如此,在20 世纪内,工党的执政时间远少于保守党。工党自身对这个问题也逐步有所认识,所以,最近几十年来,工党领导层相继采取措施,从党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和组织结构上不断进行改革,淡化原有的阶级党痕迹,强化宪政党色彩。几经努力,工党终于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段时间内以新的姿态出现于英国政坛,并以绝对优势击败保守党,在大选中胜出并成功连任至今。由于英国的政党政治对于其他国家的政党政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研究英国工党如何依法执政对于深刻理解西方各国政党政治的运行规律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学术意义。同时,对于推进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法治建设的步伐,进一步提高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水平和能力,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段会平[10]2004年在《英国工党社会保障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保障问题是现代国家社会经济制度及其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工业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公民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力。英国是资本主义的发祥地，也可以说是社会保障的摇篮。英国社会保障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601年英国伊利莎白的旧《济贫法》。自从圈地运动和走上工业化道路以后，英国政府于1834年又颁布了新的《济贫法》。新济贫法为社会保障确立了国家承担最终责任的原则。1900年英国工党成立。工党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斗争基本上是围绕着增进工人福利、推动福利国家的建立而进行的。在英国福利国家的建设过程中，英国工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工党通向执政的道路上，它始终把社会保障视为社会改造的目标之一。英国工党的社会保障政策基本上可以分为形成、发展和改革叁个阶段。从工党成立到二战，是英国工党社会保障政策的形成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保障政策涉及到了当代福利国家提供的主要福利内容，比如养老金、失业、贫困、社会保险与社会服务以及对住房的干预，这说明英国工党的社会保障政策已经形成，但体系还不完整，待遇水平也不高，各个项目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工党的这些社会保障思想与政策，为二战后建立“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冷战时期，是英国工党社会保障政策的发展阶段。二战后，英国工党建立了以国民保健、国民保险、住房援助、个人社会福利和教育补助五个方面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构成“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福利国家”；威尔逊的“经济新政”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于中途夭折了。这个时期的工党政府从公平性、普遍性方面完善和发展了英国工党的社会保障政策，对改善人民生活、缓和阶级矛盾、相对稳定资本主义的运转，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冷战结束至今，是英国工党社会保障政策的改革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英国全方位社会保障的弊端日益显着，同时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WP=3>欧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布莱尔本人成长经历的影响，还有苏东巨变、冷战结束以后，作为资本主义让步政策的社会保障政策，已经失去了社会主义制度竞争的外部压力等原因，1997年上台的年轻的英国首相——工党领袖布莱尔，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主要表现在改革失业保险和医疗制度、调整养老保险、恢复最低工资制度、加强财政纪律等几个方面。改革的目标是使社会保障政策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即在风险与安全、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布莱尔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渗入到社会保障政策的方方面面，它比较侧重于福利具体条款的调整、完善，从传统的福利国家到“社会投资国家”，从“普遍性原则”到“选择性原则”，从关注平等到关注效率以及管理重心从发放社会津贴转变到社会的优质服务等等，但布莱尔的社会保障改革损害了贫困阶层的权利和利益。从总体看，布莱尔工党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较为平稳、审慎，并没有触及到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 英国工党的社会保障政策曾是西欧乃至世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是影响西欧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英国工党社会保障政策的演变和发展，能加深我们对英国工党社会保障政策的本质认识，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 试论英国工党的意识形态改革[D]. 陈琼. 中共中央党校. 2003
[2]. 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社会化研究[D]. 武振华. 河南大学. 2015
[3]. 英国大选视角下的工党主流意识形态演变[D]. 张子恺. 南京大学. 2012
[4]. 英国工党“第叁条道路”评析[D]. 巨英. 新疆大学. 2005
[5]. 当代中国对英国政党外交研究[D]. 邵芮. 外交学院. 2017
[6].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D]. 邓沛琦. 武汉大学. 2015
[7]. 论英国自由党的兴衰与启示[D]. 孙春胜.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8]. 战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潮研究（1945-1949）[D]. 李颖.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9]. 英国工党依法执政研究[D]. 迟萍萍. 山东师范大学. 2005
[10]. 英国工党社会保障政策研究[D]. 段会平. 新疆大学. 2004
标签：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论文; 政党及群众组织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英国保守党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德国政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