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市100081）
摘要：生态旅游作为一种绿色消费方式，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1983年首次提出后，迅速普及全球。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旅游概念正式引入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较之于西方的生态旅游，我国的生态旅游呈现出“天人合一”生态价值观、自然与文化相结合的生态旅游资源和生态旅游市场规模无限制的本土化特征。
关键词：生态旅游；本土化；中国
一、前言
大众旅游伴随着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逐渐兴盛，且旅游活动对环境和能源的消耗。上百年来，近现代旅游实践表明，旅游开发对生态的影响，对旅游目的地涉及的利益群体的作用应引起足够重视，旅游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都会产生影响。生态旅游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但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引入中国。西方社会基本上处于发达国家，社会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国民素质较之发展中国家偏高，民众普遍具有成熟的生态环境意识。同时，西方国家普遍环保法律制度也十分完善，这些因素都促进和保障了生态旅游的开展。自1992年生态旅游概念引入中国以来，经历了理论介绍到本土化探索的过程，并不断推动中国生态旅游的实践发展。
二、中国生态旅游的提出与概念界定
生态旅游源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类工业文明后期的第一次世界环境运动,形成并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至今（赵爽，2013）。1983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以西班牙语“Ecotourismo”的形式首次提出“生态旅游”这一独立术语,并于1987年对其进行正式定义,生态旅游才以绿色旅游和可持续旅游的定位应运而生,蓬勃发展。1993年,“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会议”在京召开并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这标志着生态旅游概念在中国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得到确认。1995年“中国首届生态旅游研讨会”在西双版纳召开,会上发表的《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开始真正关注生态旅游。1995年中国生态旅游研讨会给生态旅游下的定义为生态旅游是在生态学的观点、理论指导下,享受、认识、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带有生态科教和科普色彩的一种专项旅游活动。它强调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国际上与生态旅游相关的概念有140多种,国内提出的概念也有近100种(吴楚材等，2007)。其中国外学者关于生态旅游140多种概念的定义中，最权威并被引用最多频率的定义是CeballosLascurainH撰写的定义：“生态旅游就是前往相对没有被干扰或污染的自然区域，专门为了学习、赞美、欣赏这些地方的景色和野生动植物与存在的文化表现（现在和过去）的旅游”。中国的生态旅游是舶来品,自20世纪90年传入中国,国内一些知名学者如卢云亭、郭来喜等在早期就对生态旅游做了概念界定,最初关于生态旅游的概念主要依据于对国外学者生态旅游概念的翻译，如卢云亭(1996)认为生态旅游是按生态学的要求实现环境优化,使物质、能量良性循环,经济和社会优良、高效、和谐地发展,并有丰富的值得观赏的生态项目,以不破坏环境为特征的风景旅游活动。郭来喜(1997)则把生态旅游界定为以大自然为舞台,以高雅科学文化为内涵,以生态学思想为设计指导,以休闲、度假、保健、求知、探索为载体,旅游者参与性强,品味高雅、形式多样,既使旅游者身心健康、知识增益,又能增强热爱自然、珍惜民族文化、保护环境的意识,弘扬文明精神,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体系。
随着生态旅游在我国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一些国内学者和政府机构开始重新审视生态旅游概念，如程占红等（2005）在剖析各种定义的基础上,探讨了生态旅游应具有的本质规定性,提出生态旅游是以大自然为基础,以生态学思想为指导,在保持基本的生态过程和社区整体完整性及其稳步发展的前提下,通过生态工程的实施和环境教育,最终实现人地和谐美的一种旅游活动。而2012年国家旅游局出台的《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管理暂行办法》直接将生态旅游定义为:“以吸收自然和文化知识为取向,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公众教育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旅游活动。”
三、中国生态旅游的本土化特征
与西方国家生态旅游发展之路相比，在中国生旅游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生态旅游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是在全球范围内环保意识及可持续发展的浪潮推动和带动下发展起来的。因此，生态旅游在中国主要依托国家和学者的引进和推动，缺乏广泛得群众基础，作为西方舶来品的生态旅游又与中国的传统价值具有一定的差异性。Weaver等（2007）指出在西方世界里，生态旅游往往有三个共同的标准：首先是生态旅游产品和旅游景点应以保护为主；其次是解说系统和教育是必要的；最后生态旅游必须在生态，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是可持续的。然而任何位于自然环境中的旅游开发或活动，在中国都可以被描述为生态旅游，不管它是否符合这三个共同的标准。这是由于我国的生态旅游不论从生态旅游市场还是从生态旅游供给方面而言，都还未发展成熟。
从外部原因来看，首先是我国还尚未形成负责任的生态旅游市场群体，社会大众对于生态和生态旅游的把握还不到位。其次是我国生态旅游教育任重道远，缺乏负责任的生态旅游开发企业。在经济利益的促使下，生态旅游企业更多关注于自身的利益，忽略对生态旅游本质性的把握。从内部原因来看，首先是我国对生态旅游认识不清。在我国,不少人对生态旅游旅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走向大自然,而忽视了生态旅游的环境教育和文化保护意义。其次是我国缺乏生态旅游的专业技术人才。我国生态旅游发展实践尚短,生态学和旅游学又相对独立,既懂生态学知识和旅游学知识,同时又能正确把握生态旅游内涵的专业人才缺乏。最后是我国缺乏真正科学的生态旅游规划。因此，中国的生态旅游受到我国基本国情、工业化进程、教育制度、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着如下多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旅游本土化特征：
（一）中国“天人合一”生态价值观
西方自然思想史上存在着三种解读人与自然关系的范式,即有机论自然观、机械论自然观和新有机论自然观,每一次范式变换都是一次自然观的转向。进入二十世纪，机械论自然观引以为傲的机器文化，难以拯救人类从战后废墟和环境衰退，因此新的有机自然观然应运而生。在新的有机自然观然中西方社会追求“人地分离”的价值观，因此西方的生态旅游区大多位于荒野和自然地区，主张人与自然的分离，西方的生态旅游资源观念强调其自然属性要具有“纯自然景观、原住民文化景观、荒野体验”的特点，生态旅游则被认为是一种非消耗性、教育性、探险性的新型旅游。
而中国与西方相比，中国历史悠久，传统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内容纷繁复杂，其中的自然观历经千年锤炼，独树一帜，是处理天人关系的规范。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天人关系问题，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主干，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可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界定强调了自然与人文的融合，突出风景名胜区的科研、教育、休闲、旅游等方面的社会性，这与西方单纯的自然保护区是大有不同的。西方人与自然界的分离的自然观决定了生态旅游资源是以自然为基础的，大多数具有这种观点的生态旅游者也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对生态旅游活动具有很强的认识。
与此相反，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价值观的影响下，自然不被视为孤立的，与人类文化和自然相结合的景观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西方社会中实行“人地分离”的价值观。然而，在现代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影响下，西方社会基本接受了生态保护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促成了近代生态旅游的蓬勃发展。但反观我国，尽管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就产生了“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但是这个观念中人与自然和谐的本质观却隐藏在帝国的政治和民间之下功利主义。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物质的追求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相对微弱的关系变得更为脆弱。因此，“天人合一”的观点只是当今中国的思想存在，很少投入到社会实践中，甚至不能演变成有效的环境伦理学科（YeW等，2008）。
（二）中国自然与文化相结合的生态旅游资源
在西方“人地分离”的生态价值的影响下，生态旅游往往是以自然为基础的旅游，文化旅游资源在生态旅游中占比很小。同时，在西方社会中人们基于对大众旅游对地区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带来的重重不利影响的反思下，开始倡导发展生态旅游。生态旅游尽量减少大众性旅游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危害，并把自然界视为环境教育的大课堂。西方的生态旅游区大多位于荒野和自然地区。即使原住民文化被列为生态旅游资源，也大多处于从属地位，或者只是为了增加旅游产品在市场上的多样性而被考虑在内。由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拥有“地广人稀”的资源禀赋条件，这些国家内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生态旅游区一般都远离居民区区内自然资源属性很强人文资源属性较弱权属问题矛盾较少。
相比于西方“人地分离”价值观下对于生态旅游的认证，中国生态旅游在“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引领下，导致生态旅游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难以分开。中国有句天下名山僧站多的古话，在中国，自然环境舒适的地方往往是宗教人士聚在一起的地方。基于中国人对文化的强烈偏好，我国旅游者更加愿意接受那些或多或少将文化与自然相结合的旅游活动。因此，中国的生态旅游不仅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的，而且还蕴含着许多的文化景观。尤其是在在中国的一些区域性生态旅游规划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的自然景观都被列为生态旅游资源，并发展成为生态旅游产品。如从中国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年）划分的8个生态旅游片区，文化都被强调为非常重要的生态旅游资源。因此，中国生态旅游资源明显呈现出自然与文化相结合的本土化特征。
（三）中国生态旅游市场规模无限制
Jafari在对二战后大量旅游学术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富有洞见的旅游学术研究发展的四个阶段模型，其中在第三个适应阶段模型中,一直将生态旅游作为大众旅游的替代产品,要求游客规模小,以游客群的高消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相比于传统的“大众旅游”，西方的“生态旅游”最重要的、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小众性。通过开展小规模的游客旅游模式，实现生态景观欣赏和荒野体验追求的目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并使旅游者受到生态教育。
在西方生态旅游发达国家中，往往本国人口较少，可供开发的生态旅游资源丰富。人们具有较高的物质文化水平，并且旅游业普遍发展水平较高，这些条件为西方生态旅游开展小众化的旅游形式提供了基础。然而，我国现阶段的生态旅游市场则呈现规模无限制的特征。首先，我国旅游业在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步后，正在步人一个旅游产业快速扩张、旅游市场需求不断膨胀的时期。其次，从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现阶段来看，我国的旅游产品和线路或多或少的都呈现着大众需求化的特点，即使是生态旅游产品也不例外。因此，如果我国在发展生态旅游过程中，以西方生态旅游的定义为参照，只是强调生态旅游的小众性、散客形式的特点，从我国现阶段生态旅游发展的情况来看，我们可能既找不到完全的生态旅游区，也很难找到完全的生态旅游者，所以我国的生态旅游市场呈现着规模无限制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造成的。
参考文献
[1]BuckleyR,CaterC,ZhongL,etal.SHENGTAILUYOU:Cross-CulturalComparisoninEcotourism[J].AnnalsofTourismResearch,2008,35(4):945-968.
[2]WeaverDB,LawtonLJ.Twentyyearson:thestateofcontemporaryecotourismresearch[J].TourismManagement,2007,28(5):1168-1179.
[3]郭来喜.中国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的基石[J].地理科学进展,1997,(4):1-10.
[4]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106-112.
[5]吴楚材,吴章文,郑群明,等.生态旅游概念的研究[J].旅游学刊,2007,22(1)∶67-71.
作者简介：宋世通（1993年3月—），男，汉族，河北省邢台市人，学历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宗教文化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