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旸[1]2004年在《《万国公报》与晚清教育变革》文中提出《万国公报》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的一种中文报刊，它虽属教会刊物，但热衷宣传西学，注重报道世界各国新闻，并不失时机地发表一些变革言论，这不啻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学习和了解西方与西学的渠道，还会刺激他们以西方为参照体系对本国问题进行反思。本文从《万国公报》与晚清教育变革的角度入手，对该报有关教育问题的报道和评论以及对中国教育变革的影响进行考察和评析，以期对近代因西学东渐而引发的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和发展之认识得以深化。 本文正文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万国公报》对中国封建教育弊端的批判 《万国公报》对旧式教育制度和教育观念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叁个方面，即中国传统教育的体制、中国传统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教育管理和教学方法。在传统的封建教育中，教育成了科举的附庸，教学内容局限于儒家的几本着作，管理僵化，教学方法死板。基于这一现状，《万国公报》力倡对封建教育进行变革。 第二部分，《万国公报》对西方教育状况的宣传和介绍 《万国公报》所介绍的西方教育状况，涉及到学校类型、教学内容、教管方式、教育理念等。这些介绍，提供了关于西方教育制度及教育理念的详细情况，深化了人们对西方教育的认识，大大推动了西方教育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第叁部分，《万国公报》为晚清教育变革勾画蓝图 《万国公报》从建立新式学堂、课程设置的中西兼顾、倡导教育普及、搞好师范教育、大力推行留学教育等方面勾画了晚清中国教育变革的蓝图，所有这些对晚清教育变革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第四部分，对《万国公报》倡导教育变革的评价 《万国公报》所倡导的教育变革在更新教育观念，营造变革氛围、加速西学的广泛传播、中外比较中惊醒国人等方面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加速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它的主要意图是用基督教统治中国，它使中国基督化的局限性不应回避。
高黎平[2]2011年在《传教士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文中认为中国历史上，外国传教士大举来华传播福音发生在晚清两次中英鸦片战争前后，外来传教士在华传经布道的同时又进行了大量的西学翻译，他们的西学翻译客观上多方面影响了晚清文化社会，推动了其现代化的进程，并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丰富的西学翻译财富，因此，从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前的19世纪初到五四运动的20世纪初的百年，被翻译史学界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叁次翻译高潮。而在这第叁次翻译高潮中，比起来自他国的传教士，来华美国传教士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中代表性人物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以及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更是以其独到的翻译目的、丰硕的翻译成果、广泛的翻译影响声名显赫，堪称来华美国传教士中的晚清译坛“叁杰”。然而，虽然从20世纪初开始，国内史学界专家学者对外国传教士来华的活动有过研究，可他们的研究课题多半集中在他们所从事的宗教、教育、报刊、医疗、法律等领域；进入21世纪后，尽管国内学术界对外来传教士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20世纪的研究，但从翻译的视角对其进行探讨的论文或专着仍为数甚少，即使有，它们也是微观有余而宏观不足，无以展示美国来华传教士西学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关系之厚重主题。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通过梳理来华美国传教士在晚清译坛“叁杰”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各具风格的西学翻译以及其他美国传教士在西学翻译，一方面展示来华美国传教士个体与群体在翻译领域的丰硕成果，另一方面阐释他们的西学翻译对晚清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医疗、法律及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多视角揭示来华美国传教士西学翻译对中国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作用。第二，在梳理了在华美国传教士林林总总的西学翻译成果之后，论文以当代翻译界所认可和接受的翻译目的论与翻译操控论为主线，从翻译理论层面解读和分析他们西学翻译目的、翻译意图、翻译方法、翻译手段以及翻译所产生的相应影响，以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超越、有所突破，推进我国对外来传教士的翻译研究。针对这两大目的，本论文采用叁种研究方法。具体而言，首先，以史为线，即以中国近代翻译史为主要线索，以晚清历史发展及中美文化交流为重要背景，将美国传教士不同类型的西学翻译置于晚清不同的社会、政治、思想、宗教、教育等发展史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仔细的考察。其次，以点带面，即以晚清在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在不同领域的、具有独自特色的西学翻译为论文主体构架，辅之以其他在华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以期充分说明晚清时期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第叁次翻译高潮中的巨大翻译成就，及其与此次翻译高潮的掀起密不可分。最后，理论为基，即在分析晚清译坛在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的西学翻译叁个案例以及其他美国传教士在中美文化交流中对晚清翻译的叁大贡献基础上，用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re）的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与安德烈·利弗威尔(AndreLefevere)的翻译操控论（Manipulation Theory）对他们的西学翻译目的或意图、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产生和翻译影响从理论上做进一步深入的阐述。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是本研究中关于外来传教士西学翻译的切入点，解决的是来华美国传教士翻译“叁杰”林乐知、丁韪良、嘉约翰以及其他美国传教士译家在近百年不同时期的西学翻译在多大程度上是否真正全面体现、反映和推进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问题。如果说以“叁杰”为代表的美国在华传教士翻译叁大家分别在上海、北京和广州的西学翻译构成晚清译坛的叁足鼎立之势的话，那么其他分散在中国各地的美国传教士或是在“叁杰”影响带动之下或是个人有意识自觉进行的西学翻译在晚清翻译领域构筑起了近代中国翻译的庞大基础。这种颇具代表性的个体翻译加上具有广泛性的群体翻译展示了一幅富有美国特色的晚清西学翻译全景图，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留下丰富的翻译遗产，为解释或阐述本研究中的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主题提供了足够的译史与译学依据。本研究的对象是晚清译坛美国传教士翻译“叁杰”以及其他在华从事西学翻译的美国传教士。列举和分析的翻译材料收集自国内外近代翻译家、翻译史学家、史学家前辈们所留下关于外来传教士西学翻译的丰富史料。针对晚清文化社会不同领域的现代性问题，论文先是对美国在华传教士不同的西学翻译史料加以分门别类地梳理和阐述，进而以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为理论基础重点阐释译坛“叁杰”的翻译目的及其翻译目的所决定的翻译意图、翻译方法与翻译手段等翻译策略，然后以利弗威尔的翻译操控论为理论基础从广阔的文化背景研究分析他们的西学翻译，探讨他们的西学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的关系及其译着对晚清社会现代性的影响。本论文从丰富的翻译史料基础上的分析与阐述得出以下的结论：首先，姗姗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后来居上，超越了他国来华传教士，确切地说，就西学翻译的整体成就而言，他们比起他国前辈们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西学翻译方面奉献出更丰富的成果，对晚清文化社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其西学翻译在晚清也更具现代性。其次，美国传教士在晚清译坛“叁杰”各自的西学翻译都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其成就既非他国外来传教士可企及，也非美国同行所能比拟，因此，论文作者认为：这译坛“叁杰”的翻译所形成的鼎立叁足是中国历史上第叁次翻译高潮的稳定叁角支点。再次，如果说这叁个晚清译坛杰出的传教士翻译大家的翻译成果尚不足以全面反映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美国传教士的巨大成就的话，那么分布在中国各地其他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之总和在中国近代翻译宝库中应占有一席之地，并以此为支撑全面反映西学翻译。最后，在晚清外来传教士翻译活动的近百年历史中，不论在哪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不论是处于哪个特殊的社会变革中，不论是哪个特别的美国传教士译者从事西学翻译，不论是他们的翻译目的如何，不论他们在翻译实践中应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翻译手段等翻译策略，不论他们翻译什么样的西学作品，不论他们的译着对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方方面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有这些均可用当代为翻译界所广泛认可且普遍接受的翻译目的论与翻译操控论加以阐释和分析，使其貌似杂乱无章的西学翻译具有理论上的条理性和深度性，为中国当代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借鉴和启示。本论文总共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概论，主要从四个方面分别对本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理论基础和论文结构做概要性的叙述。本论文的选题意义在于通过对晚清译坛美国传教士叁大译家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美国传教士译者的西学翻译活动及翻译成果的梳理，从翻译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度探讨，以说明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第叁次翻译高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阐明他们的翻译对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重要作用，进而强调本课题的研究或多或少填补了中国近代翻译史研究的某些空白。研究综述先从宏观上在对晚清外来传教士在国内外的研究进行评述，然后从微观层面分别对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的研究做进一步的评述，最后指出之前研究的可取与不足之处，为本论文的研究指出一个明确的论述方向。本论文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二：一是以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为理论基础重点阐释译坛“叁杰”的翻译目的及其翻译目的所决定的翻译意图、翻译方法与翻译手段等；二是以利弗威尔的翻译操控论为理论基础，从广阔的文化背景对他们的西学翻译进行研究，以探讨他们的西学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的关系及其译着对晚清社会现代性的影响。论文结构线条式地交代了本论文七大章节的主要内容。第二章为林乐知西译——集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之大成。本章节首先涉及林乐知其人其译，探讨其西学译介的意图与策略及其在晚清的文化认同。其次，本章以翔实的史料展示一幅以林乐知为首的近代上海美国传教士翻译潮的图景，彰显出美国教士在沪的科技翻译及其成就、他们的科技翻译之天时地利人和及政治之要素以及美国在沪教士对近代中国科技译介的奉献。再次，以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A Review ofthe Times）与西学译介为例，本章先是回顾《中国教会新报》（Chinese Church News）到《万国公报》的嬗变，接着梳理美国教士在《万国公报》中的西学译介，尔后指出《万国公报》西学译介的策略和手段，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万国公报》西学译介之目的。本章的最后部分以林乐知中国近代军事经典之译——《中东战纪本末》(The WholeCourse of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为例，介绍林乐知与《中东战纪本末》的关系，阐述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之动机与翻译策略，并将《中东战纪本末》与同时代的传教士军事翻译做比较，以突显《中东战纪本末》在中国军事译史上的意义。第叁章为丁韪良西译——竖近代国际法现代性之丰碑。本章节在梳理丁韪良翻译经历与翻译成就的基础上，从本质上揭示其国际法翻译外在与内在之动机，并就其国际法译着从翻译动机视角窥视其应用的翻译方法与翻译手段等翻译策略，以引带出丁韪良一系列国际法译介在近代中国法学界乃至对整个晚清文化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拓展近代中国翻译的新译域；为晚清文化社会培养一批本土国际法译者；树立西学译介与政治结合的范例，并使得政界与学界的一大批有识之士具有国际法的现代意识；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创造并留下一串迄今为止还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法学新词汇。第四章为嘉约翰西译——立东渐西医现代性之标杆。本章节首先在简要梳理晚清美国传教士在澳穗的翻译活动以及西学翻译后，描述其西学译介的特色以及澳穗美国传教士西学东学翻译的意义；然后，检视了明末清初的医学翻译以及与嘉约翰同期的其他外来教士的医学翻译，把嘉约翰置于中国医学翻译更大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分析，以凸显其在医学翻译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成就；接着，切入嘉约翰在华的医学翻译的正题，从大夫到译家、在华翻译成就、医学翻译动机等叁个方面对上述正题加以阐释。最后，从西医现代性的角度，概括性地论述嘉约翰的医学译着在中国译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第五章为美教士翻译对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叁大贡献。本章节主要追述美国传教士群体来华几十年来在西学翻译领域对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叁大贡献。首先是美国传教士对晚清科技翻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回顾晚清来华美国传教士的科技翻译活动与历程的基础上，论文阐述了他们的科技译介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其次是他们对晚清翻译机构建立的贡献。本章总共列举了晚清时期在中国近代翻译界涌现出的九大翻译机构，它们多半与外来美国传教士的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九大翻译机构分别是让国人睁眼的叁支开路先锋、随洋务运动崛起的两大翻译主力以及促进洋务运动深入发展的四大推进器。最后是他们对晚清现代教科书的贡献。本章该节以晚清现代教科书编译机构为主线，梳理了在华美国教士编译教科书的硕果，探讨了他们教科书编译的定名原则及编译手段，阐发了他们教科书的编译对现代教育的意义。第六章为理论视域下“叁杰”译介目的、产生及影响。本章节首先应用当代翻译目的论，在指出晚清译坛美国传教士“叁杰”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及其异同的基础上，探讨“叁杰”的西学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其次，本章应用当代翻译操控论，从“叁杰”的西学翻译对晚清政治动荡的催生、对晚清转型社会变革的触动以及对晚清现代教育的呼唤等叁个方面追述“叁杰”西学译介产生的文化背景。最后，还是应用翻译操控论，本章节探讨了“叁杰”译介对晚清社会文化的客观影响以及对晚清社会现代性意识的发展。第七章为结语。本章节重点得出本论文的几大结论：第一，中国历史上的第叁次翻译高潮因晚清外来传教士的西学翻译而兴起。第二，从整体上看，后起之秀的美国来华传教士超越了他国前辈，在晚清翻译界独占鳌头，成为第叁次翻译高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第叁，先后来华的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叁大杰出的美国传教士翻译家是来华美国传教士中的代表，“叁杰”在各自领域独辟蹊径，所做出别具一格的西学翻译贡献为晚清译界所瞩目。第四，由其他美国传教士构成的翻译群体是晚清译坛不可或缺的基础力量，其贡献表现在多个方面。第五，在华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之最大作用是在晚清文化社会中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即一方面在晚清政治、思想、军事、宗教、教育、报业、法律等意识形态领域观念更新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在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起到了催化促进的作用。第六，在华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始终贯穿着明显的“目的”和“操控”。借助当代翻译理论中的翻译目的论与翻译操控论，我们可以从“叁杰”的西学翻译中解读和阐述出许多值得借鉴和令人深思的意义。
尹延安[3]2013年在《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研究（1815-1907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于充实的史料分析,本课题从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角度考察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活动对汉语演变的历史作用。传教士创办的最早中文报刊是1815年在马六甲刊行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其内容主要是阐扬基督教义理。郭实腊1833年在广州出版中国境内的第一份世俗与宗教内容并存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随后《遐迩贯珍》、《中西闻见录》分别成为第一份在香港、北京出版的传播西学知识的中文刊物,《六合丛谈》、《万国公报》等综合性报刊以及《格致汇编》、《小孩月报》等专门报刊的创办使得传教士中文报刊在中国社会的作用与影响越加突出。来华传教士的中文报刊活动持续了一百多年,和他们在华汉语学习与研究、西学汉译与出版等其它“文字传教”活动相比,影响面更为广泛。尽管与西学翻译一样,传教士中文报刊出版的主观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让广大中国人民接受基督福音,但客观上却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中文报刊译述文本语言突破了传统文言的束缚,在词汇、语体和文体等语言表现形式上孕育着变革,是清末民初国人主导的汉语现代变革之前最有活力的语言成分。随着一大批传教士中文报刊史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国内外学者从历史、宗教、文化交流和语言文学等角度对来华传教士所办中文报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等报刊个案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整体而言,当前学界对传教士中文报刊的研究相对集中在历史、宗教、新闻传播等领域,翻译学、语言学和文学领域的研究相对薄弱。现有成果中对传教士中文报刊的个案研究相对活跃,而整体研究相对不足,对传教士中文报刊的历史成果也就难窥全貌并加以客观评价。另外,语言文学视角下的传教士中文报刊解读分析较为零散,侧重于语言学习、新词创制、翻译史实和传教士宗教文学等方面,研究对象较为单一,缺少综合性,还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分析。因此,就语言研究方面而言,传教士在华所创办中文报刊作为他们汉语言活动实践的最重要载体,当前研究对百年间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特征及其变化在汉语史、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认识不够充分。本研究主要以19世纪来华传教士所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格致汇编》、《六合丛谈》、《遐迩贯珍》、《中西闻见录》、《中西教会报》、《小孩月报》和《万国公报》等八大中文报刊文本为研究对象,佐以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China Review(《中国评论》)和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教务杂志》)等叁种英文报刊中传教士发表的有关汉语语言研究和对翻译认识的观点。基于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境的分析,本研究将传教士中文报刊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翻译场域,以英国语言学界费尔克拉夫所构建的话语分析理论为框架,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叁个维度,对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文本语言做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在综合分析叁个维度的基础上,探寻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在促进汉语现代转型中的作用及表现因素。全文除绪言、结语外,共分六章,围绕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本特征、报刊译述语言实践与报刊译述语言影响叁个维度展开。首先,基于报刊译述文本的具体分析,从报刊新名词、文白杂糅语体风格、多样化文体形式叁个方面着重分析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的客观化形式,即“传教汉语”的话语形式特征与影响,进而阐述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文本在汉语“言文一致”与通俗化进程中所进行的语言实践及其积淀作用。其次,通过“西译中述”翻译模式、归化翻译策略、功利主义翻译观对汉译文本中语言使用的影响与制约的分析,从文本翻译实践维度探讨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文本语言的具体实现路径,论证了报刊作为“传教汉语”言说和“宗教书写”空间存在的合理性。第叁,文本的社会实践分析强调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文本语言对汉语变迁产生的影响,从报刊译述所呈现的传教士汉语观和翻译观、报刊中语言-文学互动和晚清士人回应叁方面论证晚清文化-语言-文学互动关系及其对汉语语言演变的影响。具体而言：绪言主要概述了选题价值、研究思路和内容。简要综述了目前研究现状,提出本研究不仅可以重新认识传教士报刊语言活动对汉语近代变革的影响与作用,还能拓展中国翻译史研究范围,充实晚清翻译史写作。研究思路和内容上,以社会学、翻译学、文体学等理论为参照,综合利用历史考证、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等研究方法,借鉴诺曼·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叁个向度框架,着重从报刊译述文本、报刊译述实践和报刊译述文本的社会影响叁个方面,通过具体文本分析,研究传教士中文报刊中“传教汉语”的语言符号特征、形成过程及对汉语言变化的作用、表现途径,揭示汉语言发展中的外来影响及局限。第一章主要从晚清社会与传教士两个角度来看中文报刊译述发生及其语言呈现的合理性与现实性。首先,从传教士对中文报刊在中国社会的积极作用认识出发,论述报刊译述和汉语学习与研究、西学翻译与出版等文字活动之间不可割裂的联系。其次,通过传教士在华汉语实践活动和语言比较学习的分析,论述来华传教士获得的汉语言能力在“文字传教”中的适应性及对报刊译述和西学翻译的影响与制约。最后,从传教士文化身份入手,以中文报刊写作文本与翻译文本的互文分析为基础,论述传教士中文报刊文本翻译和创作是合二为一的,难以绝对分开,并分析了报刊译述所存在的不足。第二、叁、四章属于报刊译述文本论部分,分别从词汇、语体和文体叁个层面分析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文本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第二章主要考察中文报刊所载的西学知识在汉译过程中产生的新词语、新概念的具体语言表现形式以及翻译原则和策略,并通过个案分析来阐述这些新译词在中国本土文化中被认知和接受的过程,以及对中国语言、文化系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第一节主要基于中文报刊发展分别分析了比附、音译、意译等新词创制方式和重新启用旧词来表达新义等方式在不同阶段报刊词汇创制中的具体运用。第二节从翻译过程入手,讨论了制约报刊新名词译介的语言和社会双重机制。音译、语义改造和意译、自创、生造等方式是报刊新名词创制的主要方式,但基于汉语固有词汇和词汇特点的格义比附是译词得以流传的语言规律。通过“国会”、“议院”两词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心理因素是制约新名词创制的社会机制。第叁节从译词的社会影响入手,分析了传教士个人或群体在译名统一上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中的种种努力,讨论了新名词语义涵化、词汇化和语法化等叁种主要汉化途径对转型期汉语词汇双音节化、多音节化演变的实际作用。第叁章集中于传教士群体在报刊译述中对文言与官话白话选择的历史考察,描述了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报刊语言实践中的翻译语体变迁及其历史缘由,并试图从中国语言文化背景出发来探讨他们的语体选择与实践对中国语言发展的重要影响。第一节中分析了传教士中文报刊对古白话、浅文理和官话等语体形式的吸收与变革,突出其文白杂糅与欧化特征。第二节从文本属性、译者主体性等文本内规范和翻译传统、翻译目的等文本外规范以及翻译策略认识等叁个层面分析了传教士报刊译述语体选择的制约因素。第叁节着重分析了报刊译述语体口语化与欧化在汉语变革中的具体影响,一是官话地位的提升；二是词缀对构词的影响；叁是句法结构扩展、语法手段丰富等因翻译引起的汉语欧化现象。第四章主要分析了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文本在文体形式上渗透与糅合的表现、原因及影响。第一节以第一份传教士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所呈现的各种文体形式为参照,重点分析了新闻体、翻译小说、时论文体等在其后创办的中文报刊中所呈现出的文体特征及发展。第二节侧重于报刊译述中文体选择原因的分析,从内、外两个界面讨论了文体选择与演变的缘由：中国传统文学文体的束缚与突破；译者主体性制约下的读者意识。第叁节从报刊译述文体的影响入手,分析了通俗化需求下的报章体、翻译小说、寓言和新体诗对中国语言文学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在前叁章论述报刊译述对汉语词汇、语体和文体的微观影响基础上,第五章为报刊译述过程分析,力图从文学与文化两个层面来分析探讨晚清中国社会与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文本的生成与影响。第一节从翻译模式入手,分析了“西译中述”合作翻译模式的特征与成效,它是中西文学-文化互动关系形成的重要一环。第二节基于报刊译述选材的考察,分析了不同阶段报刊选材与中国社会经世致用思潮的关联,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报刊译述文本文体糅合的必要性。第叁节从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文本生成、传播与消费过程分析入手,论述了报刊译述语言对中国语言变革所能带来的影响之可及性程度。第六章是报刊译述影响阐述,从宏观语境角度论述中文报刊这一新媒介所承载的新思想、新观念如何以新文学形式在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士人中产生影响,进而以文学语言的变革来推动汉语的现代转型。前两节侧重于文化层面的分析,第一节分析了报刊作为新媒介的作用,在思想、语言和文学层面的现代意义及其对自办报刊的影响。第二节从文学的角度论述了文学观念在中西之间的碰撞,特别分析了《文学兴国策》对中国社会的教化意义。还分析了报刊译述的西学知识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深远影响以及报刊在小说成为中国正统文学中发挥的作用。最后一节论述了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文本对晚清士人新型阅读、作者群体形成及其思想观念转变的巨大影响,尤其是是报刊译述语言作为一种思想工具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启发意义。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1)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是介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第叁语码”,它以报章为媒介呈现出来的文言浅近化,乃至文言欧化、欧化白话在不同报刊层面、不同阶段有着形式各异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以来汉语书面语流变的重要组成部分。(2)传教士中文报刊场域中的译述文本语言对汉语现代变迁的推动主要基于报刊译述文本实践中的文化-语言-文学互动,通过来华传教士汉语语言学习与研究成果、中文报刊译述文本书写两种方式在词汇、语体、文体叁个层面得以体现。(3)传教士中文报刊中互文性极强的翻译文本与创作文本里出现的新词语、衍变的杂糅欧化语体和形成的报章文体共同强化了推动汉语现代变迁的语言力量。首先,新名词的创制和传播使汉语的表达更清晰、更准确,逻辑性增强。通过概念的转变从思维层面上奠定文白转型的基础,并最终由古白话质变为现代白话。其次,传教士中文报刊在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西方文学译介与批评等方面促进了晚清文学语言与文体现代化的发生,进而引发文学与语言变革的互动。(4)比较视域下的中西语言研究,尤其是汉语语法研究是传教士进行翻译和创作的“规范”之一,并成为汉语现代变迁的理论来源之一。因此,在汉语现代变迁过程中,传教士中文报刊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与晚清文化、文学的互动,不仅表现在语言形式的外在变化,更从思想层面奠定了变革的社会基础。论文最后阐述了本研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与不足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李益顺[4]2014年在《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传播是在西学东渐、西力东侵的历史格局中进行,与科学话语传播结伴而行的是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而晚晴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经历了酝酿期、萌芽期与初步形成期叁个不同的阶段。其中酝酿期以传教士的格致话语传播为主,萌芽期以维新报人的格致话语传播为主,初步形成期则以辛亥报人的科学话语传播为主。从格致话语传播到科学话语传播的嬗变,就是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在理路与外在表征。格致话语与科学话语代表着两条不‘同的传播路径。一条是传教士格致话语传播路径,基本上沿袭明末清初传教士的“以学辅教”的宗旨,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格致”来指称Science,“科学”一词直到1905年间,《万国公报》上才开始使用“科学”词汇。传教士格致话语中的“格致”更多的是指称狭义上的科学,即自然科学,尚属“小科学”的范畴。并概述格致的本义、方法、分类、功能与精神等方面。鉴于晚清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实指中国人的自主构建,传教士只是起着一个中介与播种的作用。传教士中文报刊在格致话语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代表的的“《察世俗》传统”,“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科学内容很少,属于宗教期刊。另一个是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代表的“《东西洋考》传统”,以科学为主,宗教次之,类似世俗期刊。首先是“《察世俗》传统”主导,然后“《东西洋考》传统”取而代之。19世纪60年代以前,“《东西洋考》传统”一直被《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西闻见录》与《格致汇编》等传承。《中国教会新报》创刊后,两种传统共存。《万国公报》介绍了西方一些格致新闻、格致成果与格致理论,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1907年终刊后,传教士格致话语传播式微,“《察世俗》传统”回归主导。但“《东西洋考》传统”并未消亡,仍然被维新报人与辛亥报人所传承。另一条路径是中经日本的科学传播路径。维新报人与辛亥报人掀起了科学话语传播的两次高潮,具有“以学辅教”之表征。内容有区别,前者重视科学知识与科学新闻的介绍,是第一阶梯传播。后者更侧重于形而上的科学话语传播,是第二阶梯传播。并使用日文中的“科学”来指称Science。国内最早使用“科学”既非康有为,也非严复,而是《实学报》(1897年11月15日),但因未署名而难以确定身份。20世纪初“格致”与“科学”共存与混用,1905年以后,“科学”词汇才逐渐淘汰“格致”。日本成为了戊戌维新时期与辛亥革命时期科学话语传播的主要中介与信息来源。而日本国内的“科学”原本就有“大科学”与“小科学”两种发展趋势,但输入中国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系统之学”的“大科学”。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主要具有信息传递、科学启蒙两项功能,与当时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形成互动。一方面,科学话语传播是观念革命的助产士,也是认知图式变革的加速器,对人们的认知方式、认知的地理空间与知识结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宏观的宇宙天体、中观的人事社会与微观的物质世界都逐渐纳入人们的认知范围,科学的理性精神、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逐渐被人们所内化,科学传播所催产的这种深层变革,使得人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科学不再是奇技淫巧与旁门左道,而被正名,这是科学发展的外在要求。科学话语传播过程是近代科学的中国化过程,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之间碰撞与融合,并促成了中国古代科学的近代转型。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有五项特征,即信息源上的外源性、传播途径上的单向度线性传播、传播绩效上的局限性、生长周期上的短暂性、话语体系构建上的渐进性等。科学传播层面上,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基础,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而新文化运动是对晚清期刊科学话语传播的传承与发展,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二者一脉相承。
张涌[5]2016年在《李提摩太的西学着译研究》文中提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在华生活45年,集传教士、政客、学者于一身。他一方面怀揣救世理想虔诚宣教,努力救灾,扶危助困,从事着也许可以理解的本职使命,另一方面又积极参与世俗事务,针砭时弊,顾问政局,宣传变法,办学育人,在晚清社会变局中风生水起。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李提摩太倡导“以学辅教”的文化适应路线,着书立说,西学东渐,积极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向中国输入了政治维新思想、经济图强理念和教育革新意识,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以学辅教”的“教”并未如期开花结果,而“学”却插柳成荫。尽管李提摩太西学着译中的“救国良策”有宗教化误释和殖民化误导,但总体上更有旁观者清的合理洞悉,对晚清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较深,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巨大。本文将综合运用历史学、翻译学、传播学和宗教学等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在资料收集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以着译文本细读和历史文化描述为主线,综合探讨李提摩太西学着译的历史背景、阶段历程、成果状况、策略模式、语言特征、社会影响、本土回应和评价反思等方面的内容,力图重现这段重要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介绍李提摩太西学着译的历史背景。16世纪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基督新教提倡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支持对理性主义的尊重,实现了与近代科学的调和,同时以人本主义代替神本主义,更多关注社会问题,逐渐趋向世俗化。17世纪宗教复兴运动给新教注入了志愿精神和海外传教热情,众多传教士浮槎东来,其中自由派传教士为在异邦顺利传教而采取“以学辅教”的文化适应路线。另一方面,晚清中国外侮日亟,内患方深,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都在探寻不同的“救国良策”,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也置身其中,着书立说,对封建文化糟粕进行了批判,为中国未来出路建言献策。第二章梳理李提摩太西学着译的阶段历程。针对中国民众在灾荒中暴露出来的愚昧无知,李提摩太来华早期多以实验和演讲的方式进行科学启蒙,又为根除灾荒而针砭时弊,撰写了《近事要务》和《富晋新规》。在主笔天津《时报》期间,李提摩太对《时报》进行改革,侧重介绍西技、西艺、西政,支持洋务运动,传播新学思想,鼓励向西方学习,后将其中主要文稿汇编成《时事新论》。主持广学会期间,李提摩太积极组织译书编书、赠书售书和有奖征文活动,扩大传教士在华影响,同时领导发行《万国公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利弊兴衰,力促“醒华”和“兴华”,创造了西学着译的新局面。第叁章阐述李提摩太西学着译的主题内容。李提摩太西学着译成果丰硕,范围广泛,其中对晚清社会变革和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叁大主题是政治维新思想、经济图强理念和教育革新意识。政治方面如《列国变通兴盛记》阐明了变通与守旧之别,呼吁中国变法图强,又如《百年一觉》设计了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经济方面如《中西四大政》和《新政策》等介绍了众多具体的“养民之法”,又如《生利分利之别论》探讨了劳动生产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制度。教育方面如《七国新学备要》提出了中国教育发展的“综合融会说”,又如《速兴新学条例》为创立山西大学堂西斋提供了舆论宣传和理论支持。第四章分析李提摩太西学着译的模式语言。李提摩太的西学着译活动沿用了“西译中述”模式,主要合作人是蔡尔康。“西译中述”多由西人口译内容梗概,华士笔述成文,尽管可能造成语义失真等缺陷,但解决了早期西学着译缺乏专业译才问题。西学着译通过借用、改造和新创等方式形成众多的新名词,并在涵化中趋向统一,丰富了近代汉语词汇,同时译入语复杂多变的欧化句法增强了汉语表达的严谨性和逻辑性,推动了后期国人自觉“白话运动”。本章最后从“文以载道”视阈对《泰西新史揽要》进行个案研究,分析“西译中述”模式下译本体现出的“文”的重构性、“道”的超越性和“载”的会通性。第五章讨论李提摩太西学着译的影响评价。李提摩太早期对基础自然科学和世界史地知识的着译介绍,有益于时人“睁眼看世界”,他在批判中国封建文化糟粕的同时,在西学中探寻富国强民之策和文化未来出路,众多谏言建议、变法主张和改革方案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和前瞻性,触动了晚清经世致用思潮、维新思想和人文意识。另一方面,李提摩太作为传教士是伴随着殖民扩张和军事侵略而来的,着译主体的局限性导致了着译客体的片面性,他的较多着译文本通过改写、添加等方式进行宗教化误释,同时存在殖民化误导,美化粉饰西方侵华战争,并试图通过鼓吹“新政策”扩大列强在华权益。
陈亚淑[6]2016年在《《万国公报》的日本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早期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中,由林乐知担任主编的《万国公报》,办报时间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也最为典型。除大力推广“西学”,发表政论,鼓吹变法外,《万国公报》还用大量篇幅报道世界各国时事。《万国公报》为吸引中国人由仿效日本进而学习西方,减轻在中国传教的阻力,推进中国变法的进程,对日本的报道也一直持续,且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涵盖日本的方方面面。除了日本本国的新闻消息外,《万国公报》还用大量篇幅刊载了有关中日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与琉球、朝鲜等国的交往之类的时事评论,构成其涉外报道的最主要内容。凡此种种,遂构建起了多面多层的“日本形象”。对国家来说,大众媒介最基本的功能是环境守望,即以最快速度直接反映国外时事动态和发展趋势,而近代报刊是大众媒介的利器,是当时国人了解国际风云变幻的耳目和捕获信息的得力助手。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的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经历了以“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为重点的明治维新,在中日近代化竞争中占据上风。《万国公报》所建构的日本形象只是一个总称,实际上它是由日本的国家形象、政治形象、经济形象、文化形象等不同的形象元素构成,《万国公报》的日本报道涵盖了这些方面,其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信息给日本这个国家笼上了一层薄纱。貌似追求客观公允的新闻媒体常常是从特定的视角,选择特定的材料对事件加以报道的。《万国公报》是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纸,因此,《万国公报》建构的日本形象的出现与形成,变化与延续,尤其是对信息的选择与过滤,无一不受它身处的西方语境的影响与制约。《万国公报》建构的日本形象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却与西方人眼中的日本形象紧密相关,是在西方话语下,经过多种力量博弈、多种来源的参与、多样报道手段的运用而形成的。表面上由个体选择与决定的对日认识,其实却受到隐性的历史性、政治性、社会性等种种因素的制约,是政治、媒体、个体叁者互相影响的结果。从解读报刊对日本报道的视角出发,考察“日本形象”的构建与形成,也就是在探讨隐藏于背后的那个时代,探讨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交融与突变。总的来说,《万国公报》所建构的日本形象是文明与野蛮相交织的,是西方文化在世界观念秩序中认同自身而构筑的文化“他者”,固然存在夸张与扭曲,然而同时也不乏符合日本实际的信息。
展爱军[7]2009年在《《万国公报》与维新变法研究》文中提出《万国公报》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的发行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本文以《万国公报》及它对维新变法的推动为研究对象,简单叙述了《万国公报》的历史沿革和内容、发行等概况,论述了《万国公报》有关变法主张的整体发展态势。重点介绍了《万国公报》有关变法的具体内容、对维新志士以及对整个维新变法的具体作用。总体结论为:在当时中国西学东渐潮流中,《万国公报》把“宗教为体,西学为用”作为理论依据,刊发了大量时事政治和倡导变法的文章,对维新变法和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张飞飞[8]2004年在《《万国公报》中的妇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晚清来华传教士非常注重利用报刊来表达他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看法。本文选取了传教士在华所办的中文报刊中历史最久、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家——《万国公报》作为考察对象,以《万国公报》中关于妇女问题的内容为中心,探讨该报为何关注、如何关注及此种关注的影响。《万国公报》的前身是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于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教会新报》,发行至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停办,1889年复刊,并成为英美基督教组织——广学会的机关报。《万国公报》的创办者及主笔都属于基督教新教中的自由派传教士,自由派的传教属性及其此时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对基督教的渗入使得他们对中国近代妇女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内容上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万国公报》(1874—1883),这个时期传教士一方面介绍欧美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则对中国妇女生活现状中的贞节问题、缠足、女学问题开始进行批评;广学会时期的《万国公报》(1889—1907),这个时期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过早期,在内容上,对欧美妇女社会地位的介绍更加系统化,对中国妇女现状的批评则主要集中在缠足问题和女子教育这两个方面,并且不仅仅限于言论,还将一些开创性的主张付诸于实践,创办天足会,建立教会女学,动摇了中国传统妇女观中的陈腐观念,起到了一定的启蒙、示范作用。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妇女问题的看法是通过《万国公报》的发行得以传播扩散,尤其在广学会时期,广学会强大的发行策略使得《万国公报》发行的地域范围日益扩大,而晚清国家危亡的紧迫感也使得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万国公报》非常关注,并从传教士对中国妇女问题的看法和主张中汲取了一定的养分。晚清来华传教士的思想背景是“西方中心”主义和一切以基督教为指归,他们关注中国近代妇女问题以及一切相关活动都是服从于使中国福音化和西方化这个根本目标,其关注行为具有坚定的目的性和强烈的功利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刘雷[9]2009年在《《万国公报》的教育近代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鸦片战争后,列强靠着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带着“基督教占领中国”的信念,传教士们纷至沓来,依据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他们取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特权,然而传教成果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乐观,面对此种情况,传教士们不得不改变传教策略,变“直接传教”为“间接传教”——即从向群众传福音,发送基督教宣传品,尽量发展信徒的传教方法变为通过西方文化渗入来影响中国,使中国精英人物从接受西方的技艺科学、政治体制、伦理道德等,而改变中国社会,慢慢接受基督教的方法。而在中国创办报刊,是影响中国民众的十分有效的手段,在此种背景下,一些英美传教士创办了《万国公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要求变革的各种言论应运而生,教育变革也被提上了日程,《万国公报》利用此时机,发表了大量有关教育改革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推动了晚清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本文以《万国公报》和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以《万国公报》宣传的教育近代化思想为考察对象,从以下叁方面进行讨论:第一,《万国公报》宣传教育近代化思想的历史背景。第二,《万国公报》宣传的教育近代化思想的内容。第叁,《万国公报》对晚清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张露凝[10]2012年在《《万国公报》中“儒学辅教”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意图通过研读两次中西方宗教、思想和文化剧烈碰撞的历史，透过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磨合与整合，捋顺不同信仰、不同宗教、不同思想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关系和条件。初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借助先进的媒体作为平台和途径，向全世界传播弘扬。并且试图提出当前多元化世界，民族间、宗教间、文化间通过媒体和谐共处、求同存异、殊途同归的设想。众所周知，当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统的个人或者群体发生接触时，双方都无法维持原有的文化形态，而出现相互采借、接受对方文化特质从而使两种文化越来越相似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文化涵化的过程，特别是比较落后的文化自然地吸收先进文化的特质，来更新自身的文化传统，使逐渐衰落的文化获得新生。一般而言，文化涵化通常包括叁个相继出现但互有迭合的过程：文化传播、文化融合和文化创新。本文选取第二次西学东渐过程中，来华传教士所办中文报刊中最有影响力、最有代表性的《万国公报》为例，通过该报所发表的文章、传播的思想中借助儒家经典宣扬基督教义的内容分析，总结出传教士“儒学辅教”的策略方法，提炼出跨文化传播的几种模式，进而探索出两种文化接触、碰撞、交流、融会过程中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意义。全论文共计叁个章节，第一章简述《万国公报》与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的历史沿革。通过还原历史，分析基督教思想与儒家学说的共性和异性，初步探索《万国公报》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并阐述我选取《万国公报》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第二章从分析论述西学东渐过程中基要派与自由派的宣教方式切入，重点论述有关“儒学辅教”策略的几大问题：首先是集中分析《万国公报》中涉及中西方文化交流时“儒学辅教”范畴的几种理论学，其次是按照儒学辅教产生的效果重新划分模式类型，分析该模式的本质特点，分别进行消极类“儒学辅教”模式探究和积极类“儒学辅教”模式探究。第叁点，《万国公报》不同时间段内采取的“儒学辅教”方式，分析其中对《万国公报》传播基督教义中“儒学辅教”模式不同历史时期的划分详细展开。第叁章探讨《万国公报》“儒学辅教”产生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首先对《万国公报》中“儒学辅教”策略的模式与规律进行了总结，分析“儒学辅教”的叁种模式及其特点。分别是：厚耶薄儒的批驳模式、儒表耶里的借用模式、貌合神离的融合模式。其次，对《万国公报》“儒学辅教”过程中进行这一理念和实践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与阐述。这种历史作用包括了客观上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并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还包括了使儒家思想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以及为后世学者关于多元化的当前世界，各宗教思想文化之间的共处与整合提供丰富的经验总结和成功的历史借鉴。这些对“儒学辅教”的现实价值的思考，将给中国文化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打开真诚的启示。总之，一二百年之前，西方的文化使者用“儒学辅教”的方式向我们介绍神学经典和西方经典；今天的中国，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而我们的国学却在海外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我们能不能反省自身，能否也尝试以“神学辅教”的方式介绍中国的儒学经典和中华经典。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可以“反弹琵琶”，借用前人的文化交流模式，演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宏伟场面。这正是我们研究《万国公报》与“儒学辅教”这一问题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 《万国公报》与晚清教育变革[D]. 陈旸. 河南大学. 2004
[2]. 传教士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D]. 高黎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3]. 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语言文化研究（1815-1907年）[D]. 尹延安.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4]. 晚清期刊中的科学话语研究[D]. 李益顺.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5]. 李提摩太的西学着译研究[D]. 张涌. 安徽师范大学. 2016
[6]. 《万国公报》的日本形象研究[D]. 陈亚淑.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7]. 《万国公报》与维新变法研究[D]. 展爱军. 中南民族大学. 2009
[8]. 《万国公报》中的妇女问题研究[D]. 张飞飞. 清华大学. 2004
[9]. 《万国公报》的教育近代化思想研究[D]. 刘雷. 东北师范大学. 2009
[10]. 《万国公报》中“儒学辅教”研究[D]. 张露凝. 辽宁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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