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鑫[1]2006年在《基于人力资本产权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成为我国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攻坚领域,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模式将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与外资银行竞争中国有商业银行竞争能力的构建。本文试图从人力资本产权入手,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机制以及治理效果评价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提供理论指导和借鉴。 首先,本文以国有商业银行的特殊性为研究基点、以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为主线,运用系统论、协同学及场论的观点,提出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场的空间理念,通过分析银行治理基本构成要素的协同表征和场论推断构建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一般框架。 其次,在公司治理的一般框架下,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机制的角度对国有商业银行治理模式进行了探索。第一,从产权及控制权配置的角度研究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具体而言,从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权安排出发,遵循商业银行产权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运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的配置;通过决策树的判断与经营者效用模型的综合分析,提出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控制权与经营者的行为模式选择及最优配置。第二,从人力资本产权激励的角度进行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重构,通过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微观设计与运行,积极探索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的价值实现及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最佳权力制衡。 再次,从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角度对国有商业银行治理模式进行了研究。从市场机制、监管者机制、债权人机制等利益相关者权力制衡的角度研究国有商业银行外部治理机制,具体是以人力资本产权为纽带,引入外部治理机制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力求实现人力资本产权影响下市场机制、监管机制与债权人治理机制的外部机制的有机统一。 最后,在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治理机制进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提出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整合与提升,并构建商业银行治理的指标评价体系,从而实现基于人力资本产权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优化。
张敬[2]2004年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监管机制问题研究》文中提出2005年外资银行将全面进入中国金融业，在面向世界逐步开放金融市场的背景下，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体制、资产质量和信用等级、人才结构及技术装备等方面，均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面对严峻的国际金融形势及经营步履艰难的国内银行业，如何有效实施金融监管并不断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运作的效率，以减少、降低和化解金融风险，已成为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升级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本文从考察银行监管产生的理论动因出发，在明确监管目标与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国内外银行监管制度体系的比较分析，提出了我国银行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监管制度的构建与发展提出了政策性建议，对强化我国金融监管功能，提高监管效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张庆[3]2008年在《论德国银行监管体制与结构模式》文中提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造成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和伴生的巨大风险性。从历史到现实,人们在享受金融带来的福利的同时,也深受金融危机的危害。在各类金融中介机构中,银行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使银行在经营理念、管理手段和风险控制等诸多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同时,这些急剧变化同银行业固有的风险一起也造成了银行业前所未有的危机。1980-1996年期间,IMF的180个成员国中,有130个国家的银行业发生过严重问题或金融危机。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银行业一直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制最为严厉的经济部门之一,即使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自由化思潮及各国普遍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银行业仍是沿着管制-放松管制-再管制的轨迹前进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的金融监管普遍加强,其中不仅涉及监管技术的进步,更涉及金融监管体制结构的分合。各国政府为了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金融的平稳运行,着手改进对银行业的监管和完善金融安全网。各国政府希望通过对银行实施有效监管,来纠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社会福利。德国的银行监管应该被看作国际上银行监管的榜样。虽然德国一直奉行全能银行制度,银行业和证券业同在一个实体下运作,并没有严格的防火墙。但从二战后到现在,德国国内从未发生过严重的银行危机,更未发生过全面的金融危机。鉴于此,本文从德国银行监管体制与结构模式入手,以期为中国的银行监管提供一些启示。针对银行监管体制与结构模式这一主体,本文分6章进行论述。第1章为前言。第2章为金融体制比较。本章以德国金融体制为重点,从机构研究法和系统研究法出发,分析了德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同时作为对比,分析了美国市场主导型金融体制和中国的金融体制。结论是:作为银行监管的客体和环境,中德两国的金融体制更为相似,从而为中国银行监管借鉴德国经验奠定了基础。第3章为银行监管理论及其评述。围绕为什么要对银行进行监管、如何有效地实施监管和如何设置银行监管体制的结构模式这叁个问题,对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进行梳理和评述,为后面的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笔者在这一章通过对理论的梳理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如果要顺应混业经营趋势建立统一监管,则银行监管机构应该从中央银行分拆出来,成为独立的机构。第4章为银行监管的现实框架设计。根据对银行监管理论的梳理和各国监管实践的总结,笔者将银行监管的现实框架总结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微观层次是指为有效实现银行监管目标而实行的双重监管机制,即事前监管措施和事后安全网,它侧重于银行监管的微观层面。而宏观层面主要涉及银行监管的机构设置,即结构模式。第5章为德国银行监管实践。首先,笔者通过对德国银行内部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发现,德国银行监管的成功还取决于银行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因此,提出了以银行公司治理为银行监管第一道防线的观点。然后根据上一章的现实框架,分别按双重监管机制和银行监管体制的结构模式的顺序探讨德国的银行监管。第6章为中国的银行监管及其问题研究。这一章按以上分析的思路,分别对中国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双重监管机制和监管体制的结构模式进行分析,并主要借鉴德国经验对中国的银行监管提出改进建议。笔者在这一章针对中国银行监管的改革,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当条件成熟时,分别在银行业各大集团(国有商业银行、非国有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银行)内部建立自愿存款保险体系,并完善其他辅助措施;第二,未来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改革方向可以是建立流动性调剂银行,该银行由中央银行和各银行参股组建;第叁,随着混业经营的发展,银行监管体制的结构模式分叁步走:第一步是加强协调,第二步是建立伞式监管结构,第叁步是建立弱式统一监管结构。
崔鸿雁[4]2012年在《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也在不断地变革中。从西方国家监管制度的变迁看,金融监管经历了自由—管制—放松管制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状况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与我国的经济金融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这一切构成了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变迁的深刻的经济金融背景。本文旨在对建国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逐渐成熟的基本过程作一比较系统地回顾和分析。本文分导论和六个章节：第一章为导论,诠释金融监管及监管制度的含义,回顾国内外研究状况,说明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简要提示本选题的研究思路、内容框架、研究方法与特色。第二章开始至第五章,结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和对监管制度、监管行为的根源性探究,把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章束缚与控制(1948—1978)：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二章启蒙与探索(1979—1984)：金融制度改革起步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叁章冲突与融合(1984—1993)：金融制度改革构建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四章调整与突破(1994—2004)：金融制度改革调整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五章深化与再探索(2005至今)：金融制度改革深化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六章是对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的总体考察,实际上也是全文的一个总结。在对每个阶段监管思想的分析过程中,先从分析当时的监管思想形成的背景入手,进而对监管具体制度建构等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然后分析其中蕴含的思想特征与演变过程,最后对该阶段监管思想进行总体评价。在对每一发展阶段的分析中,既统一思路,又突出各自的特点、突出阶段特征。经济实践的发展与金融业的变革催生了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监管思想,从而推动了制度的形成,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通常还伴随着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广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时这个过程也发生在特定的空间脉络中,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以金融监管组织制度、市场制度、法律制度的不同层次展开。因而,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在时间脉络中呈现出历史的演化特征,而在空间脉络中又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特征,时间与空间脉络的交错与协同,共同构成了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化的动力。无疑,监管思想的变更来源于市场变革,而各个时期制度的创立和创新无一不受到思想的启发、孵化与引导。无疑,制度的变革和思想的创新互相促进、互为动力。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1949年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思想变迁,既可以使我们理解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理论本土化的思想根源,又为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理念创新和政策选择提供思想资源。本文以经济思想成长为主线,分析了金融监管制度演变的思想脉络。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演变加以系统地梳理,揭示其内在的发展演变规律,能够为探索监管制度继续完善的路径、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全新的思考视角。
李红坤[5]2007年在《资本约束下银行机构激励相容监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所形成的银行监管，是一种激励不相容的监管方式。这种监管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金融稳定，但这是以牺牲银行效率为代价的，妨碍了银行的金融创新，具有金融压抑的特征，既增加了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又增加了银行部门的监管服从成本，监管效率低下。近些年来，随着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为经济激励理论带来突破性进展，银行监管理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形成了激励相容的监管方式。激励相容的银行监管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给予银行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与监管者形成良性互动，既维护了金融稳定，又给予银行广阔的发展空间，是世界银行业监管方式演进的必然趋势。对这种监管方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在资本约束背景下，进一步研究资本约束下银行机构激励相容监管问题，加深人们对激励相容理念的理解，推动我国银行业监管方式的发展。本文首先通过评述管理学与经济学中的激励理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激励理论以及新规制理论，梳理出激励理论与新规制理论的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文献研究表明，由于经典激励相容理论的局限性，激励机制设计走入一个怪圈——激励机制越复杂，从理论上看就越有效率，但在实践中却越不易被广泛应用，这一点充分显示了既有理论的巨大局限性。因此，一方面，考虑到制度性金融风险，本文设计出了测量激励相容度的定性和定量方法；另一方面，对资本约束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资本约束的本质含义进行了阐述，指出资本约束型的质量成长模式是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在此基础上，对资本约束与激励相容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激励相容和资本约束要以监管绩效为基础协调发挥作用、不可分割”的结论。最后，在该部分本文还对资本约束下激励相容理念在新巴塞尔协议中的具体体现进行了研究，从而得出结论：资本约束与激励相容理念不仅体现在理论研究中，而且体现在国际银行业监管实践中。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银行业资本现状、日常审慎监管及退出叁环节激励相容性进行了系统分析。通过对银行盈利性与资本充足率关系、银行盈利性与资本结构的实证检验，发现我国银行业资本数量虽然严重偏低，但在隐性存款担保机制尚发挥主要作用条件下，具有一定的激励相容性；可是以核心资本为主的资本结构是高成本资本结构，具有激励不相容性．并对国有银行注资方案进行了评析，由于历史原因，政府对银行业注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这种注资方式具有低激励相容性。通过对我国银行业市场约束力的实证检验，发现目前我国银行业市场约束的作用还非常微弱，隐性存款担保机制下对银行业监管的力量不是主要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政府。本文列举了详细的数据，并且还进行了两个案例研究：“山东省某市金融业日常审慎监管激励不相容调查”和“我国银监会实施监管收费的激励不相容分析”，说明了无论在宏观层面上还是在微观层次上，这种政府主导下的银行业日常审慎监管具有激励不相容性。通过对银行失败与资本比率的实证检验，发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银行失败与资本比率都呈现显着负相关性质。我国银行业资本比率严重不足，但仍然能够持续经营下去，是因为隐性存款担保机制尚在发挥主导作用。通过理论和案例研究证明，与资本约束机制相比较，隐性存款担保机制无疑有许多弊端，但在中国目前环境下，完全放弃隐性存款担保机制、施行资本约束机制还需要承担很高的成本。因此，隐性存款担保机制虽然使我国银行业退出机制具有低效性，但还是有其激励相容性的一面。不过，随着银行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种低效性会越来越明显，不利于优胜劣汰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与此同时，资本约束机制的正面效应会越来越显着。在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监管再造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结合国际银行业监管方式的最新进展，在资本约束下，以激励相容为核心，包括激励、约束、相容叁个环节。在这部分，笔者还设计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资本约束下问题银行处置方案。
刘先[6]2016年在《经济周期波动与银行风险控制》文中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金融行业有效的配置了稀缺的资源,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金融行业作为现代经济血液的功能越来越重要。而现代金融体系中最基础,却又是最重要的商业银行体系的核心地位越来越重要,商业银行体系理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一类特殊的企业,自从其诞生以来就伴随着风险。因此,商业银行自成立后就每时每刻离不开发现风险,经营风险,规避风险,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及商业银行本身就在不断的寻求改进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以求最大限度地控制风险。本文系统分析和比较了内地商业银行与香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系统,其中主要涉及到中国内地的商业银行与香港地区商业银行的风险形成机理的比较与分析；内地与香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体系框架、法制环境、外部监管体制及内部控制体制等方面的比较与分析；内地与香港商业银行风险度量的比较研究等。试图将香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先进理论运用到内地商业银行风险控制领域,重点通过向量自回归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经济周期波动对两地银行风险控制的影响,以及探索两地所表现出来的对风险的不同应对状况和两地之间风险控制框架异同,找出其中的特殊性和关联性。本文就中国内地商业银行及香港地区商业银行风险控制体系的改良,从内部预防与操作体系及外部环境两方面提出若干设想。对于商业银行发达国家（地区）的风险管理经验进行批判的吸收,结合我国内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起有我国特色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商业银行风险度量和管理模型；建立起良好的商业银行内部信用评级模型,完善我国内地商业银行目前的信用评级制度,为风险管理提供客观公正的企业信用资料；建立起良好的信用外部环境,完善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数据库,建立起我国内地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模型,以数据库为基础检验风险管理模型的有效性；加快我国内地内地金融业的市场化的进程,加速金融法律相关研究；重视社会及商业银行内部的信用文化建立,重视内地商业银行的内部信用制度创新。
余宏[7]2010年在《国有银行监管及体系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在一国金融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国国有银行产生背景和由来的特殊性使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必须充分肯定国有银行一直以来对经济社会全方面发展的积极贡献。在历经20多年的渐进式改革后,随着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全面铺开,以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启动,进人了实质性改革阶段,改革目标直指“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按国务院的部署,达成了大体一致的改革思路和路径设计,四大行改革的基本步骤是：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开上市。本文从国有银行资本金及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分析,得出国有四大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造是将政府的权力控制在规范“使用权”的范围内,核心内容是完善四大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由资本金特殊性可知国有银行长期以来存款人利益一直被国家隐形担保所忽略,而保护存款人利益是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所以要求对国有银行的有效监管介入,以实现有效治理是保证国有银行改革平稳过渡的有效手段。通过对我国国有银行监管原则、内容、目标以及国际银行业监管启示,通过国际监管发展方向的激励相容监管目标,制定我国国有银行涵盖了政府监管、银行机构内控、市场约束为主的叁方面子系统的激励相容银行监管体系。本文从考察银行监管的相关理论入手,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剖析了我国银行国有银行、国有银行特殊性及监管的历史沿革以及现存问题,结合对西方国家银行监管的比较借鉴,对如何构建我国的有效银行监管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具体内容如下：序言部分,简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并且从有关国有银行研究、国有银行监管方面对国有银行国内外研究现状做了一个综述,最后大概交代了本文写作思路。第一章结合国有银行特殊历史背景和体制,考察了国有银行及国有银行监管的相关理论,国有银行存在逻辑及发展由来,最后通过国有银行资本金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分析,得出监管介入到国有银行改革的必要性。第二章回顾了我国国有银行监管的历史沿革过程,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发展进行了简要的评价,从政府、市场、国有银行自身总结了我国国有银行监管实践中现存的问题。第叁章从若干方面对西方国家的银行监管进行了介绍和比较分析,并阐述了西方国家银行监管对我国的启示。第四章从改进外部监管、健全银行机构内控、加强市场约束等几个方面对如何构建我国国有银行有效的监管体系进行了探讨。本文的主要贡献：通过历史分析法得出国有银行存在逻辑及特殊性；通过存款人监管弱化的实证分析得出监管介入到以公司治理为核心的股份制改造中；提出激励相容监管方向和理念构建有效监管体系。
袁昌菊[8]2005年在《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深化,金融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用。金融的发展水平和深化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已成为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和社会经济的调节机构。1991年,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始于1979年,经过20多年的实践,形成了以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主,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深化金融业的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化运行机制,降低金融风险,就成了当前我国金融业改革的核心内容。在我国,由于保险、证券、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历程短,因此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如银行业。而在银行业中,历史和体制的原因,造成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商业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实现宏观调节的基础,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我国整个银行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因此,金融业改革的成败建立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的成败之上。要想保持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后金融体系的稳定,深化和加快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是当前银行工作的重中之重。保持国有商业银行稳步健康的发展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六届叁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商业银行……等要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决定》指出:“建立健全现
郁方[9]2009年在《中国银行业垄断与规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银行业的垄断机制与政府规制有着什么内在关联?开放与竞争格局下银行业是否仍属垄断并需要反垄断规制?在既有的研究文献中难以找到满意的答案。而银行业垄断与规制作为市场化进程中难以廻避的问题,在中国这种特殊案例中又极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基于这一现实本文研究的核心目标是,系统地分析中国银行业的垄断机制及其是否构成影响竞争、效率与公平的负外部效应,为政府适度进行反垄断规制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本文创新性的提出一个基于垄断与规制机制关联性分析的理论研究框架,这一视角更契合中国独特的银行业垄断模式。在此框架下运用机制设计、制度经济学等理论,采用规制者偏好假设、成本分析、博弈分析等工具,提出5个关联的理论假定并进行演绎验证,对中国银行业垄断与规制机制的生成机理及其二者的关联作出解释与推理。本文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在所构造的理论框架下,运用SCP分析框架等工具实证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得出银行业仍处于高度寡头垄断格局的结论;沿着历史脉络系统分析中国银行业垄断机制演变的约束因素,得出叁大理论主线是垄断机制形成的基石、国家金融控制偏好战略下金融资源的不公平配置奠定国有银行在市场竞争中的垄断优势、叁组利益集团博弈约束着规制机制变革的结论;分析政府规制这一决定性变量对银行业垄断机制与市场结构的影响,对中国银行业的垄断效应、目前的规制机制及问题进行了客观评析,得出超经济势力的银行业垄断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效应,并使银行业规制变革付出高昂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的结论。提出下阶段中国银行业合理规制机制构建与反垄断规制的设计框架。本文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定义—超经济势力垄断,即采取行政权力、特许经营权与资源不公平配置而形成的垄断。据此,本文定义中国银行业垄断机制的制度性本源是,国家作为叁权合一主体形成的超经济势力垄断。从而使国有银行垄断的负外部性成因,利益集团博弈所引致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规制目标的偏离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得到解释。同时,本文还创新了一个超经济势力垄断下公民金融资源公平享有权命题。提出中国银行业超经济势力垄断从两方面构成了对金融资源公平享有权的侵害:一是导致地方金融与农村金融的弱化,并直接引致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城市中下层金融消费群体和广大农户金融资源享有的利益侵害;二是垄断机制引致的不良资产、寻租腐败等高昂经济成本通过国家财政金融政策转换直接构成对全体民众金融资源公平权益的侵害,这一命题的提出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中国银行业的垄断效应。
秦纳杰[10]2010年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特殊性研究》文中指出金融是一国经济的核心,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有商业银行的高效、稳健发展需要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还不尽完善,对于公司治理机制的改革还需进一步深入。本文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涵义界定与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的特殊性出发,以经济法的独特视角着重阐述国有商业银行在以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内部治理以及以银行监管为主要方面的外部治理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在分析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法理基础上,通过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国际性比较,积极探索完善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一些措施和建议,以促进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高效、健康、有序的发展,增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迎接全球经济的挑战。全文共分为叁个部分。第一章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与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分析。首先对于公司治理进行概念上的辨析,通过对强调传统的股东利益至上理论与强调股东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之间的比较分析,运用经济法整体利益的理念,得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是有关商业银行内部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系列组织框架和制度安排,是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结合。其实质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机制以达到商业银行内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层之间以及外部相关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的权力制衡。同时对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进行相关阐述。接下来从国有商业银行的特殊性入手,指出国有商业银行在股权结构、社会功能、委托代理关系、更高风险性等方面有着不同于其它商业银行的特点,进而深入分析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指出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必须高度重视公司治理目标、内部治理机制以及外部治理机制。第二章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现状与问题辨析。本章分别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治理机制两个方面剖析了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其中内部治理机制主要分析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等方面,而外部治理机制则主要阐述了银行监管方面的内容。通过股份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初步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内部治理机制,但股东会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董事会结构不尽完善、董事选择机制缺失、国有股董事的两难境地、监事会的监督作用不明显、对高管层缺乏长期激励成分等成为制约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的最大障碍。同样,在外部治理机制中我国目前的银行监管制度体现着外部监管严格、内部监管弱化的特点,但在监管法律体系、银行信息披露、对监管机构的监督、监管体系协调机制等方面仍然需要加以完善。第叁章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本章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国际经验借鉴,以经济法的独特视角,分别从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治理机制两个方面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完善措施。其中在充分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国有商业银行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的几点思考；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提出了完善国有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几点建议；通过对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分析以及对银行业监管的启示,提出了适应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监管的几点措施。
参考文献：
[1]. 基于人力资本产权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研究[D]. 张鑫. 河海大学. 2006
[2].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监管机制问题研究[D]. 张敬. 长春理工大学. 2004
[3]. 论德国银行监管体制与结构模式[D]. 张庆.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4]. 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研究[D]. 崔鸿雁. 复旦大学. 2012
[5]. 资本约束下银行机构激励相容监管研究[D]. 李红坤. 浙江大学. 2007
[6]. 经济周期波动与银行风险控制[D]. 刘先. 辽宁大学. 2016
[7]. 国有银行监管及体系构建研究[D]. 余宏. 西南大学. 2010
[8]. 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研究[D]. 袁昌菊. 四川大学. 2005
[9]. 中国银行业垄断与规制研究[D]. 郁方. 华南理工大学. 2009
[10].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特殊性研究[D]. 秦纳杰. 中国政法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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