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光[1]2002年在《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非均衡成因探析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若干非均衡的特征，各微观市场运行的非均衡矛盾凸现，经济发展的空间非均衡问题日益突出。非均衡现实的存在，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深度发展的重要瓶颈。研究非均衡现象的成因，探寻解决的对策，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国内外对非均衡经济理论及现实应用的研究虽形成了大量文献和成果，但很少有将其置于开放经济环境下的论述。本文正是立足于开放经济的背景，试图抽象出两大非均衡现象中共同的开放性特征因素，寻求发现非均衡经济与开放经济的某种内在关联。在确立“非均衡理论”、“新古典趋同假说”和两种“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文章的理论基础后，通过构建关于叁个微观市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国际收支）的两阶段模型，对地区间非均衡经济成因修正后的“出口基地”模型，本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两大非均衡现象的成因进行了探析，其中主要分析了对外贸易活动对非均衡形成的影响。研究表明：（1）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活动通过使要素禀赋优势发生变动并自我强化，可以内生地改变一国产业结构，从而影响国内各市场的出清状况。非均衡经济的出现，表面上是受到开放经济的外部冲击而造成，实际上其根源在于一国内部产业结构发展的非均衡；（2）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并非遵循静态比较优势规律指导的恶果，其重要原因之一恰恰是没有真正发挥本地区的丰富资源及比较优势。在对两大非均衡问题的开放性成因进行分析之后，结合中国加入WTO的最新形势，文章从开放性因素的角度讨论了针对上述两大非均衡问题的对策。对两大非均衡问题成因的开放性因素探析和及其理论依据表明：对一国整体发展而言，着眼于培育未来竞争优势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应当更有指导意义。但在涉及一国内部地区间经济非均衡问题时，新古典主义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对落后地区经济起飞的指导作用更为重大。有鉴于此，本文最后提出了在WTO外部约束框架之下中国选择开放性对策的建议。
尚晓晔[2]2016年在《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理论与实证》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日益成为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都普遍关注的问题：收入分配格局不断恶化、消费不振、投资过热、出口萎靡、技术进步乏力、产业结构一直未能实现优化等等。而这些问题,追根溯源都与要素市场价格扭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转型。本文旨在从理论和实证上厘清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为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可行的办法和思路。本文的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本文利用C-D生产函数测算出我国各省的资本和劳动要素市场价格的扭曲度,然后利用住宅用地与工业用地价格之比度量土地要素价格的扭曲度。在此基础之上,构建模型,分析了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资本市场的扭曲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不显着,而劳动市场的扭曲和土地市场的扭曲会显着影响劳动收入占比,但不同的是劳动市场的扭曲会降低劳动收入占比,而土地市场扭曲的扭曲则会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状况。政府采取转移支付等政策来调节初次收入分配结果时,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会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起到一定的作用。然后,本文就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首先是对消费的影响。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分别构建了包含收入分配和不包含收入分配的两个回归方程,分析显示,在没有加入收入分配这一解释变量时,资本、土地和劳动的要素价格扭曲都对消费有显着影响,资本的价格扭曲会提高平均消费倾向,而劳动和土地的价格扭曲会显着降低平均消费倾向;加入收入分配之后,资本和劳动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回归系数数值都变小了,且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显着,验证了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影响消费的传导渠道：资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主要是通过收入分配来影响消费的,而土地市场的扭曲则会直接影响消费。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于投资的影响体现在：资本市场的价格扭曲不利于投资,而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扭曲有利于投资；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投资来说,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扭曲的影响更大,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来说,资本市场的价格扭曲影响程度更大；并且,资本市场的价格扭曲不利于FDI的流入,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的价格扭曲有助于FDI的流入。对于出口来说,每个要素市场价格的扭曲都有利增加出口。对于技术进步,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扭曲度的提高会降低二叁产业的产值之比,也会降低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值之比；而土地市场扭曲程度的增加会提高二叁产业的产值之比。本文这部分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要素价格扭曲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传导渠道等,同时也可以为我国改变增长驱动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新的思路。最后,系统归纳总结了前文的研究内容,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要素市场化改革、改善收入分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建议和措施。
马长有[3]2005年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格局的时代课题。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在我国进入21世纪之际做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部署,目前,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随着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日益凸现,从金融视角思考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就势将成为必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此体系中金融支持具有不可替代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金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并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因此,如何充分发挥金融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强化其支持力度,探索金融支持西部经济发展的途径,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当前金融部门必须重视并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 本文笔者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联系作为贯穿全文始终的指导思想,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西方金融深化理论的有关原理、方法及研究成果,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经济日趋市场化和开放化的大背景中,从金融深化、投融资体制、区域资金流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金融运行效率等方面揭示金融发展对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剖析西部地区金融浅层发展的特征、成因及其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制约,并从西部地区的具体实际出发,探讨和论证促进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以增强金融支持西部经济发展的若干战略途径和具体策略。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其结构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导论。主要阐明了西部经济转型时期金融支持的重要性和选题的目的、意义,概括了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创新点和方法。 第二部分: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回顾与评价。经济增长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纵观经济学发展历程,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
魏玉梅[4]2016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中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反映社会公平的风向标,高等教育肩负了调节社会利益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既是一个教育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没有“教育小康”,也就难有“社会小康”,没有“西部小康”,更难有“全国小康”。因此,西部高等教育公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具有战略性地位及价值,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动力与途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与要求,体现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水平与标志。人民群众享有受教育机会的充分程度是反映社会公平和“五位一体”建设水平最重要的标志,只有在西部高等教育公平的动力驱动下,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本研究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指导思想和研究背景,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公平观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公平思想为红线,以中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视角,采取思辨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相协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横向与纵向比较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对我国对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现状与问题、成因及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本研究主要包括六章内容。导论部分主要对选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重点、创新点以及拟解决的问题等逐一做了阐述,同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为其后各篇章的研究做好理论准备。第一章是基本理论部分,主要围绕核心概念、相关理论基础以及研究视角叁方面进行了阐述。包括界定核心概念、明确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衡量指标、介绍本研究选择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叁种资本视角的缘由、明确每种资本视角的考察维度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本章同时还继承和扬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选择了较有代表性、解释力和适切性的相关理论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观与教育观、正义论、文化再生产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能够为本研究能够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每种理论基础来源、对本研究的启示以及与本研究的契合性进行了介绍。第二章主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教育公平理念的发展脉络。本章从教育公平理念的源头——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公平观入手,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教育公平理念继承与发展的成果——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公平思想,最后立足于教育公平理念的最新理论平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阐述了新时期教育公平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认为促进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既是高等教育事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规定。第叁章阐述了我国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挑战。本章对西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中部、东北部叁个区域以及西部地区内部叁方面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了西部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不平衡现状。同时,从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小康社会的发展差距、西部地区与东中部经济与教育发展差距两大方面着手,揭示了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困境和障碍。认为西部地区要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西部高等教育公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战略地位,要明确西部高等教育公平之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当代价值。第四章是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现状分析及问题揭示部分。本章为论文的主干环节,主要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基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大背景,对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状况进行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的详细考察,探讨了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现状,揭示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问题之所在。首先,分别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校在校生人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高校招生计划、录取分数线、高校区域布局和区域经济水平等几个维度分析了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总体现状,揭示了西部与东部发达省区之间存在的公平差距事实。其次,分别从不同家庭子女在各类高校中的分布、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以及专业选择的差异状况叁个主要方面,揭示了占有不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家庭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方面存在的较大差距。第五章是对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问题进行归因分析,是论文的主干部分之一。本章主要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总结和归纳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导致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的内在机理,并构建了叁种资本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作用机制模型。分别从宏观原因和微观原因两大方面进行了归因分析,宏观原因主要表现为叁方面:教育政策与管理体制之弊为直接性原因;招考制度“城市化倾向”之偏为主导性原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困为发展性原因。微观原因主要表现为叁方面:经济资本对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客观限制;社会资本对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潜在压力;文化资本对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文化干预。在归因分析基础上,本章将叁种资本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作用机制确定为直接作用机制和间接作用机制两大方面。第六章是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对策体系构建部分,是本文的落脚点和重点。基于所揭示的问题,笔者提出了促进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五项基本原则:发展性原则、公益性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差别原则和补偿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五位一体”的对策体系,试图通过政府引领、社会应和、高教主导、家庭跟进以及技术推进五个方面推进西部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一是政府引领,创建“教育小康”与“社会小康”和谐共荣局面,具体策略为: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健立健全法律法规建立统筹机制,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增投基础教育,适度弱势文化补偿;合理规划布局,实施教育资源共享;建设“教育小康”,促进“社会小康”。二是社会积极应和,创建“社会文化繁荣”与“城乡资本均衡”的新生态,具体策略为:加强家校广泛联系,促进学社密切合作;推动社会文化建设,缩小文化资本差距;发动社会力量办学,完善贫困生资助措施;叁是高等教育主导,秉持“公平”与“质量”并重的教育机会公平理念,具体策略为:改革招生考试制度,缩小家庭社会资本差距;构筑信息援助网络,提供全方位择校信息;加强城乡校际互动,实施教育文化交流共享。四是家庭积极跟进,形成“资本数量”与“家教质量”互补共生的新格局,具体策略为:增加公共文化产品数量,提升家庭教育质量;转变传统教育思想观念,营造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努力提升家长文化素养,积极参与子女的教育过程;切实增强家长信息意识,提高家庭文化资本总量。五是技术推进,促进“信息技术公平”与“教育公平”的深度融合,具体策略为:借鉴美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经验;突出教育信息化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现实价值;以教育信息化促进西部教育公平。文章最后指出,教育非均衡发展无益于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社会公平的语境中才能最终达成,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高等教育系统内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本质上是社会整体系统中不平等和不公平的投射和体现,随着人们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公平及正义保障机制的不断完善,相信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将日趋公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终将会实现。
史建明[5]2007年在《河北省经济波动周期性及成因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经济发展始终与经济波动相伴而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的总供求受计划制定者主观意志的影响很大,经济波动的内在规律性受到很大程度的干扰和扭曲,经济增长多次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模式的转换,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强,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进入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阶段。经济周期是超越体制和发展阶段的普遍现象,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企图通过各种人为的手段消除周期波动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甚至在某些条件下还会加剧波动,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但是,人们可以在逐步认识、掌握经济周期波动规律的基础上,尽量避免一些人为因素造成的过度剧烈的波动,从而减弱其对国民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本文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界有关经济周期已有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运用现代化的分析工具对占有的相关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试图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多借助于各种定量方法对建国以来河北省经济波动周期进行科学的测定,找出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特征与性质,并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探讨了引起河北省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真正原因。研究经济周期的目的就是:在了解周期形成机理的基础上,建立科学、有效的周期监控体系,预测周期走势,预先做好应对准备,尽量减缓波动幅度,降低有可能造成的损失。最后,探讨了建立科学合理的周期监控体系并对周期进行有效调节的措施和思路。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着重考察了经济周期概念的形成、演化以及西方和我国经济学家解释经济周期发生原因的一般理论学说。第二章,对建国以来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历史进行全面、客观的统计描述。首先,对研究中所涉及的指标体系的选择、周期阶段的划分、周期长度的衡量方法以及经济周期的一些基本概念等问题做出说明。其次,通过对河北省经济周期的划分、周期波动类型的分类,客观描述了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轨迹。最后,本文对河北省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做了数理检验。第叁章,主要对河北省建国以来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和性质作了深入探讨。首先,从波动幅度(和波动系数)、波动高度、波动深度、波动的整体位势、波动的扩张与收缩长度五个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前后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总体特征及其变化;其次,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分叁次产业分析了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结构特征。第四章,对河北省和全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状态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河北省与全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轨迹非常相似,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5。但是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更加剧烈,经济运行状况也没有全国经济运行稳定。第五章,着重分析影响河北省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首先,我们把影响因素分为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两大类。在外生因素中,重点分析了自然因素、人口因素、政策因素、技术因素、心理因素的变化对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在内生因素中,着重分析了制度因素、投资因素、消费因素、价格因素、财政因素、货币因素、外贸因素的变化对国民经济整体波动的影响。其次,通过计量经济分析,研究了不同时期具有时间序列数据的各个因素变化与国民经济总量(GDP)变化之间的相关程度,从中发现,这些因素的变化与GDP的变化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以此进一步运用回归分析方法,通过建立这些因素增长率指数与GDP增长率指数的回归方程,具体计量它们之间影响程度的强弱。第六章,在讨论建立周期监控体系必要性以及改进和完善中国经济周期监控体系的基础上,阐明了对河北省经济周期进行调节的基本思路。在这一章里,主要是立足于上面章节对经济周期波动客观规律和形成机制探索的基础上,寻求能够降低经济波动频率和幅度,减轻经济波动危害的对策。经济周期波动既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理论问题,更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实践问题。其测定、分析和预测工作十分重要但也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今天,及时、准确地测定和分析经济周期波动出现的新变化,并进一步探寻其内在形成机制更是一项艰难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希望本文的研究能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能为各政府职能部门和学术界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参考意见与建议。
袁飞兰[6]2009年在《中国开放经济下的宏观非均衡研究》文中指出自建国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层面一直存在着显着的非均衡特征,这一经济现实与20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理论界兴起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所蕴含的假设前提以及思维逻辑是相一致的。国内学者运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非均衡特征、状态作了大量而精辟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一方面,主要集中于传统计划经济与双轨制经济时期;另一方面,大多局限于封闭经济的背景中。本文以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与理论支撑点,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我国现阶段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非均衡状况,在此基础上,为我国宏观经济尽可能地均衡发展提出了有效可行的政策建议。首先,探讨了我国劳动市场、内贸市场以及外贸市场各自非均衡特征之间的内在相互联系,指出它们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即劳动力素质结构的非均衡性及由此形成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导致了内贸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最终形成了外贸市场的结构性非均衡特征。其次,从非均衡理论的角度分别探讨了我国结构性失业、总量性失业问题的根源所在。指出我国结构性失业源于劳动力素质结构的非均衡性;实际工资水平过低,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失衡,致使中低层次劳动力市场和传统商品市场之间相互约束,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形成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中的凯恩斯失业均衡,是我国当前总量性失业问题的症结所在。再次,以前文对我国劳动市场、内贸市场以及外贸市场具体所处的非均衡状态的研究分析为现实依据,建立了我国现阶段开放条件下的宏观非均衡模型,即出口性—进口性模型,研究了各种经济政策和经济冲击所带来的就业、产出、国际收支等方面的经济效应。最后,根据全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大力培育高层次劳动力,改善我国劳动力素质结构;提高我国实际工资水平,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水平;采取扩大对出口部门产品的政府购买、减少税收、提高出口退税率等积极的宏观政策来缓解目前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负效应。
曾勇[7]2016年在《中国东西扶贫协作绩效研究》文中认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率先完成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国际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其中,东西扶贫协作,即组织东部地区较发达的省市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被认为是扶贫开发方式中最能有效解决贫困问题的、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扶贫方式。实践也表明,东西扶贫协作,有利于动员全社会力量扶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扶贫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合理配置,有利于促进东西部资源优势互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逐步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实现东西部的共同发展。自1996年开始实施以来,我国东西扶贫协作取得了很大的扶贫成效,较好地解决了贫困难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据统计,至2014年底,全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12.8万个贫困村和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2015年完成减贫1442万人,截至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为5575万人),重点分布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其中,贫困发生率超过10%的有西藏、甘肃、新疆、贵州和云南,贫困人口数量超过500万的则有贵州、云南、河南、广西、湖南和四川。如果到2020年,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还有集中连片整体贫困现象的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没有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意味着,"十叁五"时期我国必须平均每年减贫超过1000万人,每月需要减贫接近100万人。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是扶贫开发,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就是打赢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采用常规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难以完成这一任务。作为最能有效解决贫困问题且极具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方式,东西扶贫协作必须提高认识、创新思路、完善政策、强化措施,为确保"十叁五"时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国东西扶贫协作绩效如何进一步提升,非常有必要。为此,本文从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系统学和管理学等视角,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依照理论-现状-实证的基本思路,在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极具中国特点的孤岛型贫困的学术概念及其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总结了 1996年至今近20年来东西扶贫协作的历程、政策演变和有效举措,探讨了东西扶贫协作的动力机制和宏观绩效,结合上海对口支援云南工作实例的分析和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绩效的评价,研究了东西扶贫协作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效果,结合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和上海对口支援工作实际,探究提升东西扶贫协作效能的新路径,试图提出与经济新常态相相适应的扶贫政策建议。本文共分为八个章。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思路、方法、意义、创新点以及本文对贫困的概念和内涵的界定,探索性的提出了孤岛型贫困的基本概念。第二章是本文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系统总结了中外反贫困、区域经济发展、东西扶贫协作、扶贫绩效评价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厘清了本文研究的基础及出发点。第叁章全面梳理了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状况,结合"孤岛型贫困"的诠释系统分析了贫困的概念、类型、特征和形成的一般机理,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的历史沿革、东西扶贫协作的演进历程和主要举措。第四章是探讨东西扶贫协作的经济效益和动力机制,采用规范研究和边际研究方法探析东西扶贫协作的动力机制和宏观绩效。第五章探讨沪滇结对帮扶的做法与特色,以"解剖麻雀"的方式,以沪滇对口帮扶为典型案例,对省域层面的东西扶贫协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析。第六章是实证分析部分,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计量分析了沪滇结对帮扶的宏观绩效,采用AHP方法构建了结对帮扶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沪滇对口帮扶项目资金的微观绩效进行了评价。第七章阐述了新时期中国扶贫开发的总体思路及基本内容,重点建构了孤岛型贫困减贫的总体构想和具体的实现路径。第八章是研究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旨在归纳总结本研究的基本内容及重要观点,给出东西扶贫协作绩效提升的建议,并指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围绕实现国家提出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东西扶贫协作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探究,丰富了东西扶贫协作的理论文献,拓展了东西扶贫协作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东西扶贫协作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实地组织了对口地区有关部门开展自评、抽评工作,在理论层面、方法层面、实践层面都具有一定创新。同时,本文还总结梳理了中外扶贫开发与减贫策略,归纳分析了沪滇对口帮扶的代表性举措、资源整合机制以及新探索,具有很强的政策借鉴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本文主要阐述分析了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孤岛型贫困的基本概念、特征、现状及其形成的一般机理;二是东西扶贫协作的背景、进程、特点和亟待解决的制约因素;叁是衡量东西部扶贫协作绩效的基本方法及其主要分析结论;四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典型案例——沪滇对口帮扶的特色、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五是中国孤岛型贫困减贫的总体构想和实现路径;六是提升东西部扶贫协作绩效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了五个方面的主要结论:一是中国孤岛型贫困概念的提出及其减贫的实现路径。(1)中国的孤岛型贫困是呈片状、点状贫困分布格局下形成的具有鲜明区域性、多维性和持续性特征的一种慢性贫困现象。(2)孤岛型贫困的人口主体是农村留守人口,其形成的一般机理包括区位、政策、社会叁大机理。(3)提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建档立卡和发放专项救助津贴,是孤岛型贫困人口减贫的具体实现路径。而生态移民、构建"无缝隙"减贫工作机制和分类制定转型发展模式,则是孤岛型贫困地区减贫的具体实现路径。二是东西扶贫协作的理论作用效果。(1)有利于受援地区经济总量增长,对减轻东西部经济总量差距有所帮助。(2)有利于受援地区经济增速提升,对缩小东西部经济增速差距有所帮助。(3)对整体效益的作用效果具有权变性,取决于生产要素在东部和西部的单位边际产出。叁是沪滇对口帮扶的经验借鉴。(1)整村推进、产业帮扶和社会事业及人力资源开发是典型举措。(2)政府、市场、社会叁个层面的资源整合机制是重要特征;(3)打工经济、小额贷款模式引入、龙头企业带动是有效探索。四是沪滇对口帮扶的实证作用效果。(1)沪滇结对帮扶投入对减少贫困人口、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收入水平具有显着的作用。(2)新农村建设、产业帮扶和民生帮扶对减少贫困人口、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收入水平具有显着的作用,但作用大小存在差异。(3)扶贫资金管理和瞄准机制对减少贫困人口、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收入水平有影响。五是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和实证测算。主要包括投入管理、过程管理、产出与效果、社会评价等4个一级指标以及23个二级指标,对案例项目的微观绩效评价结果为良好。
王炬[8]2009年在《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模式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现重庆城乡统筹发展为主题,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为主线,系统地回顾和借鉴城乡协调发展理论、二元结构理论和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等,明确界定研究的基本范畴和分析基点,规范性地定义和解释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内涵、目标和依存条件;然后,运用历史分析和计量检验方法,实证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绩效水平,揭示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影响因素和传导机理,进而提出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带动模式、带动路径、带动条件、制度创新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一、研究内容围绕城市带动农村发展进程中的城乡关系问题,研究重庆城市怎样带动农村发展,主要研究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1)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概念规范及绩效评价规程在解析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从基本概念入手,揭示并确立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内涵、目标、内容和依存条件以及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绩效评价规程,构建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2)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绩效评价与问题探讨根据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系统特征,建立基于PSR框架下的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对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进行评价;然后运用灰色关联法对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绩效进行综合评价,揭示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3)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首先从时间、空间两维视角探究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轨迹和特征,然后从社会再生产活动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和制度角度系统地定性分析城乡居民差距的原因;并利用重庆1997-2008年统计数据,采用相关系数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检验;在此基础上采用偏最小二乘法估计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揭示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子。(4)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网络化”模式及实现机制在探讨国内城市带动农村发展主要模式及其推进措施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出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此基础上,结合重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与特征,提出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要选择“网络化”带动模式,并分析“网络化”带动模式的保障条件和实现机制。(5)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路径选择与保障条件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论,根据重庆市情以及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网络化”模式推进的内在要求,研究并提出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主要路径与保障条件。(6)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制度创新基于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进程中制度缺失、创新不足及其成因,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关键制度创新,构建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二、研究结论(1)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具有极其深刻的理论内涵现阶段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是一种国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倾斜,是城市和农村要素双向互动的过程,是收入反哺与要素反哺的全面带动过程。在城乡着异巨大的背景下,城市带动农村应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目标是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使城乡居民享有平等地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建设的权利,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享有同质化的生活条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城乡基础设施互通、城乡产业发展互动、城乡劳动就业平等和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均衡。要使城市有效带动农村发展,必须建立统一的城乡制度体制、形成合理的城乡产业结构、建立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和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2)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绩效不显着,城乡差距仍在扩大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绩效水平是逐步提高的,但总体绩效仍不理想,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格局未得到根本改变。其中,1997～1999年期间,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综合绩效属于差级别;2000～2006年期间,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综合绩效属于较差级别;2007～2008年期间,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综合绩效属于一般级别。从综合绩效的绝对值来看,综合绩效数值偏低,数值最大的2008年按百分制计算得分仅为45.07分。重庆农村发展滞后于城市发展的矛盾仍然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由1997年的3.13倍上升为2008年的3.81倍,这一差距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城市未能很好带动农村发展已影响重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一是阻碍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整体发展层次的提升,梗阻了重庆城乡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二是致使农户既缺乏扩大生产规模的欲望,缺乏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的动力,又缺乏根据市场需求来生产产品的动力和能力,阻碍了农业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进程;叁是阻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制约了农村居年收入水平的提高;四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缺乏有力的财政支撑,农村面源污染、水土流失等问题突出,影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4)多因素相互作用导致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绩效偏低一是传统农村城镇化模式严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二是工农产品剪刀差降低农业自我积累能力;叁是农村资本存量不足阻碍农村经济发展;四是农村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且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妨碍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五是农村低效率生产方式引发农村生产要素大量外流;六是不公平的财政分配政策增大了城乡差距。(5)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应走“网络化”带动模式的发展道路“网络化”带动模式的实现条件有七大构成要素:统筹城乡规划,形成城市带动农村网络化发展格局;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运行能力;构建利谐城镇体系,建立以产业化为基础的城镇网络;提高大中城市综合实力,加强网络节点辐射力:加快小城镇建设,加大城乡网络系统密度;鼓励企业集团化,积极推进产业网络化进程;培育农村市场,协调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网络化”带动模式实现的动力机制来自于五种动力的耦合:城镇增长极的辐射效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推力作用、基础设施的公共关联效应、政府宏观调控的引导效应和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创新。(6)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必须寻求有效的带动路径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基本路径是:一是发展城乡优势关联产业,提高城乡经济的关联度和融合度。重庆应把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旅游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电力热力燃气的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保险业等作为城乡优势关联产业,并大力发展。二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市民化。一方面要发展壮大各类城镇增长极,扩大就业容量,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另一方面要加强就业安居扶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叁是发展现代农业,夯实农村发展基础。重点是:加大农业投入和扶持力度,提高农业设施装备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推进农业结构战略调整,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创新农业经营组织形式,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保障条件。(7)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需进一步完善带动条件城乡协调发展需以相应的条件作保障,重庆要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带动条件:一是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优化城乡产业结构及布局;二是完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环境,降低城市要素进入农村的成本和门槛;叁是建立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四是构建城市带动农村网络通道,增强城市对农村辐射功能;五是整合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力量,形成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合力。(8)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制度保障体系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困境最根本的根源在于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制度保障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重点在于推进与“叁农”密切相关的系统的制度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就业管理制度、财政支农制度、公共服务体制、社会保障制度、农村金融制度等),构建有利于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新的制度轨床,才能实现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叁、政策建议(1)全面深化配套改革,为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实质要求是革除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旧制度,为此,要全面深化配套改革,为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二是深化财政制度改革,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叁是深化劳动就业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四是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构建农民均等享受发展成果的体制保障;五是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推进金融服务“叁农”;六是深化人口管理制度改革,消除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障碍;七是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2)构建优化城乡网络,创造“网络化”带动模式实现的良好条件一是科学制定城乡统筹规划,构建城乡网络化发展格局;二是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乡网络运行能力;叁是建立以产业化为基础的城镇网络,构建大城市、中等城市、百强镇、中心村为一体的城镇体系;四是继续推进“百强镇”工程,加快特色小城镇建设,加大城乡网络系统密度;五是继续推进“百万产业化工程”,鼓励企业集团化,积极推进产业网络化进程;六是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十地、资本等要素市场以及产品交易与流通市场。(3)发展城乡优势关联产业,促进城乡经济互动发展一是特色优势农业。重点发展柑橘业、畜牧业、中药材种植业、竹业、花椒业等产业。二是农产品深加工。重点发展柑橘、肉类、榨菜、魔芋等综合深加工。叁是旅游业。积极打造长江叁峡、大足石刻、乌江画廊等一批特色旅游精品。四是住宿和餐饮业。通过品牌化、特色化、规模化建设,构建多层次、多类别、多功能的住宿和餐饮体系,挖掘美食文化,开展菜品创新研究。五是交通运输业。以交通主骨架、枢纽节点、农村和偏远地区交通建设为重点,建设结构合理、规模适度、功能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六是电力业。加大农村电网改造力度,逐步完善城乡输配电网。七是金融保险业。加大对农村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扩大农村金融业务范围,增大小额贷款力度和范围。(4)提升农村人口综合素质,加速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一是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提高农村学校师资水平;二是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增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叁是加大实用技术和非农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发展现代农业或非农产业就业能力;四是加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五是加强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建设,坚持实施“百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工程”,大力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第六,着眼于农民工就业安居扶持工作,促进已进城经商务工农民向市民转化。(5)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一是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在工农业之间分配格局,提高各级政府运用财政手段支持农业的能力。二是突出财政支农的重点。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新技术推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市场信息服务等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开发的支持力度。叁是完善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制度,扩大农民使用良种补贴范围。四是完善国家支持农业和资金投入的法律法规体系。五是制定并实施向农业与农村发展倾斜的金融政策。六是改造传统农业。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在农业中引进资金、现代农业技术装备、农业科学技术、现代经营形式等新的生产要素来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6)维护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叁峡库区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其生态安全影响重庆乃至整个长江流域,因此维护叁峡库区的生态安全至关重要。一是减轻人口对库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压力,按计划将生态过载人口尽快转移出来;二是将库区腹地及周边地区不适宜的经济活动移出并治理工业污染;叁是优先发展环保型城乡关联产业,为城乡环境保护奠定经济基础;四是组织城市科技力量推动环保技术创新与应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第五,政府要健全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制度保障,提高城乡环保工作的独立性,加大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监管力度。四、论文创新点(1)基于PSR原理,结合城乡系统特征,构建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2)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和灰色关联法对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和综合等绩效进行了评价,为重庆城市更好带动农村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3)以相关系数法、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偏最小二乘法为主,从社会再生产活动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和制度角度展开了对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因的详细研究。(4)提出了适合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对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进行了创新。五、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受资料、时间和研究能力的限制,本研究存在待完善的地方: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但是,本研究从经济、社会、生态等层面对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进行绩效评价,导致在分析结果上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城市带动农村发展需要系统地制度创新,但是,本研究仅分析了与“叁农”相关的制度创新问题。上述待完善的地方,本人拟作进一步深入细致地研究。
温馨[9]2015年在《空间财政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空间财政是近年出现在公共经济前沿研究中的崭新课题。在本文给出的一般化定义中,空间财政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的财政行为主体之间基于空间依赖关系而产生的财政资源跨辖区配置活动以及对这些活动进行规制协调的统称。空间并非确指某种地理特征、行政辖区或经济区域,而是一个具有抽象内涵与具体外延的理论概念,特指某种经济行为所具有的内在空间属性与外在空间效应。空间属性与时间属性一样不可或缺,其对经济行为产生的外在影响即所谓的空间效应。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讲,空间效应可以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术语表述为不同空间权重下的空间依赖关系,而在本文的理论研究中则意味着财政行为或者公共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面临不同的交易成本。进而,由于广义空间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不一致,在非平滑的现实经济系统中,地区间的财政差异必然同时存在,且能够通过适当的实证方法加以测度、估计和检验,在理论分析中亦能够有效地进行模型化,并配合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作为初步的尝试和探索,本文主要选取了中国31个省级政府的公共经济统计数据作为经验分析的样本。这是由于,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和地区差异较大的国家,财政行为的空间属性和空间效应都能够得到较充分的体现,结合中国国情和体制特点进行的理论建设更具有现实的解释力和实用性。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开展了空间财政视角的理论建模和拓展应用,并在公共规制层面提出了“分区建制”的具体构想与实践建议。全文的核心思想在于,将财政行为所具有的空间属性和外在空间效应归结为广义空间交易成本下的地区间财政差异,在财政分权、财政竞争以及财政分区协同与合作的大背景下加以分析、控制、协调以及规制,在保持适度财政差异的基础上促进财政政策供给的区际均衡和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对均等化。尽管本文的理论分析范式和实证研究方法与一般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研究有所区别,但就基础理论的承继关系和理论研究的落脚点来看,本文主要体现了包含空间影响的非均衡协调发展理念,具有相当程度的创新性与包容性。全文共分7章：第1章：导论。提出问题,阐述研究背景、意义、逻辑层次与篇章结构等。第2章：空间财政的理论内涵、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式。较为系统地介绍和阐释空间财政概念的基本内涵与构成要素；对研究对象进行广义与狭义上的界定和区分；在批判继承传统地方财政理论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对空间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加以借鉴汲取,探索包含空间交易成本的财政理论建模方法；最后简要介绍空间统计、空间计量经济学等实证研究方法和工具,兼顾了与理论研究方法的结合。第3章：中国财政分权的多维测度与空间分异。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是研究当代中国财政和公共经济问题的重要体制性背景,同时又是地区之间财政相对比较优势的体现。由于财政分权安排涉及到财政管理运行的诸多方面且不同省份之间的财政体制差异较大,与单一测度方法相比,多维测度方法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比较信息。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经典统计分析和空间统计学方法,将我国省际分权指标可视化,直观地反映出我国各个省区的财政分权水平及其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第4章：地区间财力差异的空间结构与成因探析。这一章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是使用较为规范的财政数据,对地区间一般财政差异进行空间上的分解与分析；二是从流动性税源空间配置的视角,将一般财政差异中所包含的局部差异进行归纳抽象,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空间滞后模型对其空间结构的可能成因亦即空间经济机制的存在性进行计量分析,使得财政差异不仅表现为一般财政收支问题,而且很大程度上源自空间经济内生因素。第5章：空间经济机制下的财政介入与财政竞争。结合中国的财税体制特点,首先对权威体制下的财政变量进行适当的理论抽象并引入核心边缘模型,以此作为基础模型分析税收和补贴对生产、消费以及市场均衡的影响；进而探讨在分权安排下存在地区间财政竞争时的非对称收益,以及财政竞争对贸易自由度亦即相向不相等的空间交易成本的影响,讨论了公平视角下地区间公共物品溢出均衡时的门槛补贴条件及其与税收水平的动态关系；在数值模拟的基础上分析了税收、补贴与工资水平、产业份额变动之间的动态关系,初步揭示了相机决策时点的选择问题以及市场分割与脱节等现象。第6章：非对称财政调控的稳定性与非均衡协调。作为第5章的拓展,针对现实经济中可能普遍存在的地区经济和市场非对称、非均衡的状态,结合财政的职能与政策目标,探讨了在存在经济集聚力和分散力的市场中如何进行财政调控的问题,在对地区间财政博弈进行条件约束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流动性要素进行空间配置的同时如何实现财政调控稳定性的理论条件,以及在财政差异突破稳定性条件时如何进行非均衡协调的问题,提出了构建补偿准则下的转移支付机制以及促进财政合作的理论构想,并对模型的适用性与可能拓展进行了说明。第7章：分区建制构想下的财政协同与公共规制。在阐述分区建制构想的基础上结合客观实际,深入分析了我国财政分区的内在动因与实践形式,进而提出了在财政分权、分区与区域市场经济联系的激励下促进财政协同合作的可能路径,并在规制层面进行必要的配合,即通过实施以“因素法”为主导的财政均等化措施硬化预算约束,同时加强对财政外部性的治理,规范预算软约束。
主父海英[10]2010年在《金融负外部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选题是从金融组织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角度来研究金融外部性,特别是金融负外部性问题。围绕金融负外部性这个主轴,从各个角度和层面研究金融活动的外溢效应,尤其是金融成本溢出的问题。微观个体的金融风险承担行为会给宏观经济带来外部效应,宏观的金融政策或金融活动甚至会带来国际间的溢出效应。金融组织本身的成本和收益不等于社会的成本和收益,经过宏观经济的传导,金融领域的外部效应尤其强大。本文基本结构如下：第1章绪论,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理论与现实意义等,强调了全球化背景下研究金融负外部性的重要的战略意义。第2章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外部性、金融外部性等概念进行经济学溯源,重新思考了金融全球化的动因和二元效应,重点是对外部性理论的提炼、整合与补充,为全文打下了理论基础。第3章对金融外部性本质进行深入探析,创造性地诠释了金融外部性的概念与分类,重新对金融外部性产生的本质进行再思考,指出金融外部性是金融市场中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张力,金融市场的制度失灵所致的“官能障碍”是金融外部性的本质诱因,强烈的金融外部性必然催生新的金融制度。分析了金融准公共物品的“金融阈值”、“供给问题——金融公地悲剧”以及垄断经营所诱发的金融外部性等,揭示了金融负外部性理论与自然原理的耦合。第4章是对不同金融发展路径下的金融外部性的一个集大成的整合和重新界定,以麦金农-肖的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分析了M-S范式的金融自由化下的金融负外部性,重新思考了金融压抑下的金融正外部性的负效应,对金融约束下的政策效果及干预边界进行了收益——成本评估。第5章构建了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各层次的金融负外部性的分析框架,首先从经济发展角度审视了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溢出效应,发现发展中国家承受了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外溢成本；然后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梳理了各层次的金融外部性,重点分析了国际货币、汇率政策等的国际金融负外部性。第6章构建了“金融创新-金融虚拟性-金融负外部性-金融危机”动态路径模型并进行验证。本章从社会设计者的角度建立了金融危机视角下金融创新的最优动态路径模型,分析了参变量对动态路径的影响与政策意义,并由之演绎出如下命题和结论：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既可以正相关,也可以负相关；金融负外部性与金融危机互为内生；金融危机深度的边际成本随时间递增、金融负外部性增加。从各次危机中筛选出有针对性的事实和数据对该命题进行了经验支持。第7章探讨虚拟金融的负外部性。首先从理论上界定了混淆不清的虚拟经济、金融与虚拟金融的关系,对虚拟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分别从外汇交易、股票市场、其他衍生工具等方面进行了实证考察,指出虚拟金融的货币增值是其自我扩张的源动力,分析了虚拟金融通过外溢效应伤害了实体经济。第8章对金融市场中政府行为的金融负外部性进行集中阐述,首先从理论上进行了政府行为及其外部性的经济学诠释,然后以汇率政策、金融市场中的寻租行为、政府救济等作为政府行为的代表深入探讨其溢出效应并提出有关对策。第9章是我国房地产的金融负外部性探讨,该问题是当前的敏感问题,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本章基于房地产业的金融属性,通过大量数据对房地产业的泡沫进行测量和评判,结论是当前房地产业既非经济的支柱产业,亦无“财富效应”,反而是以全局经济和社会效益损失来换取自身的经济绩效和片面发展,此乃房地产业的成本社会化。第10章针对前九章分析的各种金融负外部性提出了解决之道。首先是强调重视社会责任,重塑金融经济伦理,其次是在理论上确定了金融干预最优边界,提出了改变竞争规则的国际货币改革的建议,利用火车头理论(Locomotive Theory)和博弈分析提倡国际间合作,对当前热议的国际货币改革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是利用金融外部性的成本—收益的经济效应分析,通过利率(不同金融发展路径)、汇率、金融创新、虚拟金融、金融市场的政府行为、房地产金融等诸多方面研究金融外部性,主要是金融负外部性问题。微观上涉及金融机构的风险社会化,宏观上涉及某些国家性的利益集团利用金融霸权,过度的开发全球的金融资源,进行有利于本国的宏观金融调控政策。再次揭示了金融双刃剑的本质,对当前金融的“去功能化”对经济造成的伤害发出警示。强调被漠视的金融伦理,既在微观上强调金融干预的合理边界,又以宏观的视野,探讨通过国际政治与经济的新平衡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来解决目前全球面临的宏观金融负外部性问题。综上,本选题有着理论和现实的重大研究意义,尤其是在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的前前后后和危机深度蔓延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金融负外部性的重要影响。可以说,此次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上个世纪及本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负外部性的集中、极端表现和例证,尽管对其描述性的文字已经汗牛充栋,但对其真正意义上的反思才刚刚开始,故而,当前研究金融负外部性这个选题更凸显了其深刻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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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开放经济下的宏观非均衡研究[D]. 袁飞兰. 宁波大学. 2009
[7]. 中国东西扶贫协作绩效研究[D]. 曾勇.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8]. 重庆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模式研究[D]. 王炬. 西南大学. 2009
[9]. 空间财政问题研究[D]. 温馨. 东北财经大学. 2015
[10]. 金融负外部性研究[D]. 主父海英. 辽宁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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