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有周[1]2004年在《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分析》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方式流入我国，同时我国也有很多资金加入到国际资本的循环之中，这种资本的国际流动已经对我国的国际收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本文首先运用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理论，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及国际资本流动的状况进行了分析；接着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利用有关数据和数学模型深入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入和国际资本流出对我国国际收支各账户以及国际收支调整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在最后一章从国际收支平衡和结构优化的角度提出了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有效利用间接投资，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加强对投机资本监管等政策建议。
李欣欣[2]2015年在《渐进开放下的中国境内外资本流动：动因、影响及风险识别》文中提出中国处于转型和渐进开放时期,伴随着金融市场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不断深化,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和作用越发重要。作为经济大国,中国经济成长的历史、制度和开放路径不同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中小型发展中国家。这种差异意味着中国市场的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动仍存在很多需要探索和研究的问题,例如,中国渐进开放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市场特征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中国的市场开放所要面对的国际资本流动风险是什么,更开放环境下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渠道有哪些等等。本文以中国渐进开放的市场为背景,研究与国际资本流动相关的包括动因、风险及影响等现实问题。以中国市场环境为背景,围绕国际资本流动,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国际资本流动的动因研究。中国渐进开放环境中存在经济增长率下降、金融深化和开放程度扩大等市场特征,这一部分将Metzler Diagram和Mundell-Fleming模型结合从理论角度研究国际资本流动的内在动因,并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联系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市场特征,讨论经济增长和金融深化等因素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的影响。第二,开放过程中的国际资本流动风险。渐进开放的市场环境会因为“叁元悖论”中“角点”的转换,因此会更多地面临汇率政策和国际收支政策的选择权衡,这其中估值效应带来的风险会伴随开放的深入不断增加。这一部分通过货币市场均衡、估值效应的理论模型对资本市场开放存在的风险根源进行梳理。结果发现,国际收支不平衡是货币危机的基础,而估值效应的影响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增大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因而在维持国际资本账户基本平衡的基础上稳定汇率是资本账户开放后更可行的政策目标。第叁,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影响渠道。这一部分通过货币市场均衡和产品市场均衡的联立,从理论上得出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市场价格影响的叁个可能的渠道:流动性渠道、货币政策渠道及财富效应渠道。此后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实证分析发现渐进开放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持续升值和货币政策束缚在开放初期抑制了货币政策渠道并促使流动性渠道发挥作用。这一结论与中国渐进开放过程中的货币主要基于外汇储备的发行特点是一致的。第四,从跨市场投资组合角度研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识别问题。这一部分借鉴Sharpe ratio的思路,通过将跨国投资过程看作是一个对金融市场和对货币市场这两大块资产的投资组合,建立一般性国际资本流动条件,在比较单位风险净收益的基础上来判断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规模。中国期货铜市场的信用证投机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条件的稳健性。第五,从国际资本流动的外部特征---周期性和冲击影响出发讨论风险识别。国际资本流动存在周期性,这一周期性源于不同市场间宏观环境差异,同时国际资本往往在外部冲击的影响下会出现波动增加的情况。国际资本流动的周期性拐点以及突然的外部冲击影响会对本国经济带来风险。这一部分基于周期性和外部冲击两方面提出利用AR(1)-GARCH(1,1)-时变Copula模型和NARMAX(Nonlinear Auto Regressive Moving Average with eXogenous inputs)模型作为风险识别的方法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汇改后数据能够显着反映国际资本流动的周期性特征;而逐利效应(return chasing effects)和资产组合再平衡效应(portfolio rebalancing effects)能够很好地解释国际资本流动周期性来源。另一方面,对于外部冲击的风险识别以次贷危机后美国QE政策冲击及中国4万亿刺激政策为背景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NARMAX模型能够较好预测流动冲击对市场的影响。本文主要贡献在于以下几点:(1)将Metzler Diagram的均衡分析方法引入分析中国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加入市场利率均衡方程,得到中国渐进开放环境中开放程度扩大、经济增长率下降、金融深化这些特征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逻辑。(2)从市场非均衡的角度讨论由估值效应带来的市场开放风险,这种讨论风险的角度不仅可以囊括固定汇率制度下的投机风险模型,还能对不同政策抉择提供理论支持。(3)利用货币市场均衡和投资市场均衡模型提出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国内市场的叁个渠道:货币政策渠道、流动性渠道和财富效应渠道,并通过实证论证了渐进开放过程中流动性渠道发挥主要作用,这一结论与渐进开放下中国的货币发行特点是一致的。(4)提出以国际资产组合理论为基础判别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动力和方向的方法。
王衍磊[3]2013年在《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效应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使得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国际资本流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推进，而国际资本的流动在为全球金融活动注入了巨大推动力的同时，由于国际资本的过度流动和流动方向的易变性，对东道国金融体系具有很大的冲击性，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体制建设尚未完善，在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扩大的背景下，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动态冲击效应是我国资本市场建设过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国际资本流动和我国资本市场的波动状况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一下问题的探讨：1）我国国际资本的流动渠道以及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的测算；2）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波动性进行综合分析；3）实证分析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动态冲击效应。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的研究工作和主要贡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针对我国国际资本的流动渠道问题，以国际收支平衡表为依据，从叁个层面展开分析，即表内直接项目下的国际资本流动；表内隐含项目下的国际资本流动；表外项目下的国际资本流动。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年度净额和月度净额进行了测算。其次，关于我国资本市场波动状况的综合分析，本文对我国资本市场的主体部分选取了上证综合指数、深证成分指数、国债指数、企债指数、中长期信贷月度增加额和期货市场交易额6个指标。利用中长期信贷月度增加额的月度数据，其它指标采用日度数据，分别构建EGARCH-M-GED模型，进行了我国资本市场波动性的综合分析，并对各指标进行了波动大小的排序。最后，关于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效应方面，本文选取了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长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关指标，以及我国资本市场的相关指标，利用2003.6-2012.12的月度数据，构建半参数回归模型和VAR模型测度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从而进行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半参数回归分析和脉冲响应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方面，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长期国际资本流动均为正的冲击效应；2）我国债券市场方面，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为负的冲击效应，而长期国际资本流动为正的冲击效应；3）我国中长期信贷市场方面，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为正的冲击效应，而长期国际资本流动为负的冲击效应。
纪蓓蓓[4]2007年在《国际资本流入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分析》文中指出在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国际间资本流动日益加速。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国际资本通过合法与非法渠道不断流入我国房地产市场。从国际经验来看，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不仅会对一国的经济造成影响，还会引发金融危机。发生金融危机国家的事实也证明国际资本的流动不仅会导致房地产价格泡沫形成，而且也是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重要原因。在我国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的现实背景下，研究国际资流入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更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本文依据货币供给的一般机理，从理论上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入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过程，并对国际资本流入对我国房地产价格进行了定量检验和分析。为了具体探讨国际资本流入对我国房地产价格所造成的影响，本文尝试在货币供给的框架内从理论上研究了国际资本流入对房地产价格的一般影响过程。通过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相关项目的分析，具体研究了国际资本流入我国的实际情况及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本文最后运用协整检验方法对我国国际资本流入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进行了定量检验。
霍强[5]2016年在《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及有效性研究》文中提出货币政策传导是货币政策从操作到生效的过程,也是货币资金通过金融体系循环流动及创造信用的过程,对货币政策目标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流动通过金融体系传导进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形成冲击。在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交错变化背景下,完善货币政策传导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论文以国际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理论为指导,从金融结构视角出发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及有效性进行深入研究,尝试构建分析框架,实证检验有关观点,提出相应政策建议。论文在回顾国内外文献和界定有关概念的基础上,采用IS-LM-BP模型图形分析考虑多种情况的开放经济货币政策有效性,梳理金融结构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及有效性的有关理论,扩展Karras(1999)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并采用数理方法求解经济开放度、金融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进而运用货币资金循环流动及货币信用创造机理加以定性分析论证。在此理论框架下,本文开展了基于金融结构视角的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及有效性问题的实证及应用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可以概括为叁个方面：首先,论文实证检验了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的间接融资体系(以商业银行为例)和直接融资体系(以股票市场为例)传导问题。第叁章分别从商业银行整体和个体两个维度验证了货币政策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存在性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在其中的影响。结果发现：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显着影响；运用整体银行体系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证实银行体系资产配置和负债选择两方面的风险承担行为都显着存在；运用微观银行个体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证实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都具有显着影响。第四章分两个阶段研究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的股票市场传导效果,一是实证检验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调控如何影响股票市场,二是实证检验股票市场如何影响实体经济产出和价格。结果发现,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规模和价格具有显着影响,但股票市场规模和价格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效果比较微小甚至不显着,货币政策的股票市场传导效果还较为模糊。其次,论文实证检验了中国金融结构和经济开放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第五章一、二节测度并统计分析了中国金融结构演进和对外开放度变化的历程及现状。第叁节计量分析表明经济开放度提高会削弱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并发现金融结构转型能够为经济开放度提高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提供解释。第四节定性剖析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原因,汇率制度、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叁元”实践的历史表明货币政策独立性空间被压缩,货币资金循环流动机理加剧了资本流动,而经济开放度提高会推动金融结构转型,金融市场发展快于银行体系,在商业银行过度承担风险和股票市场传导不畅的共同作用下,货币政策有效性不可避免被削弱。最后,论文尝试提出了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调整优化和相关金融改革的对策建议,主要是第六章的内容。本文提出“叁元”选择的可行路径是“货币政策独立程度较高+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较为宽松的资本管制”；货币政策框架应调整为最终目标加入金融安全的“五目标函数、权重动态调整”体系,中介目标循序渐进向价格型转型,操作工具注重开发结构性工具,加快构建利率走廊形成政策利率体系；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应审慎有序、协调配合,完成的时序和程度应是利率、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金融改革应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本质,加快发展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提升直接融资比例,构建稳健高效、灵活竞争、共享普惠的现代银行体系,推动金融结构向金融市场型转换。
张斌[6]2007年在《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积极的引资政策,对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拟通过对国际资本流动相关理论的探讨,透过我国近年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相关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国际间接投资对于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为了全面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本文首先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和国际资本流动相关理论,并探讨了我国外资流入的主要特点。然后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利用有关数据和数学模型深入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各账户的影响。这其中又以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考察和分析作为重点。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为满足国内资本需求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促进了我国外贸的发展,提升了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另一方面却为经常账户制造了大量逆差。在间接投资方面,外债虽然在近年出现迅速增长,但各项指标均在安全范围之内,并未对我国国际收支的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在文末笔者从国际收支平衡和结构优化的角度提出了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效利用间接投资并加强风险监管等政策建议。
全海欣[7]2009年在《中国资本外逃问题剖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系统梳理国内外资本外逃相关文献开始,首先确立一种符合我国当前外汇管理体制的资本外逃定义,即以是否符合外汇管理规定作为区分资本外流正常与不正常的重要标准和界限;然后通过综合比较国际国内通用的资本外逃测算方法,对主要的两种测算方法(直接测算法和间接测算法)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探讨,对直接测算法的部分指标进行修正,联同间接测算法对1982年—2007年的中国资本外逃规模进行了较为准确的估算。估算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资本外逃的高峰时期,进入21世纪,虽然资本外逃随人民币升值预期有所缓和,但依然维持在较高规模。国外对资本外逃的动机进行研究的理论众多,国内对中国资本外逃的成因分析也是众说纷纭,但真正影响中国资本外逃的原因可能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本文从微观、宏观和国际经济角度对影响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有关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选择了一系列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外商直接投资、国内外利率等,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寻找影响中国资本外逃的最重要因素。本文最终确立了资本外逃与外商直接投资、外汇黑市溢价、以及滞后两年的通货膨胀率的线性回归方程,并对各因素对资本外逃影响的贡献程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资本外逃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十分显着。我国放松资本管制的历程就是改革开放30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我国虽然在逐步放松资本管制,但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应当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可以预见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在借鉴比较国内外资本管制强度度量指标的基础上,本文对1994年以来我国资本管制强度进行度量,并以此为基础发现我国资本外逃和资本管制存在弱正相关关系。本文再结合货币政策独立性、国内外美元利差、资本流动、投资率和年储蓄率之间关系等方面的分析,对中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进行综合评价,发现我国资本管制有效性不高,尤其在限制资本流出方面有效性较弱。本文还对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渠道,如贸易项目、非贸易项目、资本项目以及其他可能渠道进行深入分析,并在对1997年—2007年中国内地与香港跨境资金流动分析中发现,中国在上述11年期间,有相当规模的资金流入香港。同时,本文从宏观、微观层面详细分析了资本外逃对中国带来的经济影响,分析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没有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显着影响的原因。最后,本文对我国政府在放松资本管制过程中,如何有效降低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破坏性,防范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提出应当积极推进金融深化、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减少经济扭曲及实行托宾税等政策建议。
张健[8]2010年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国解除资本项目下的交易与汇兑限制,融入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客观趋势的关键性措施。由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在给一国带来潜在收益的同时,也将一国的经济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内在缺陷充分暴露在外,使该国面临更多的外部冲击风险。因此,在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中,如何有效的进行政策搭配,合理安排政策次序,找到收益与风险的平衡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着力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本文从国内外资本项目可兑换理论研究入手,借鉴发展中国家实施资本项目可兑换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综合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金融学理论和国际金融学理论,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纵向比较分析和横向比较分析相结合、一般分析和对策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当前我国经济与金融的实际情况,对我国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收益与风险、核心条件、资本管制的解除、汇率制度等配套性措施作了系统性的研究。由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配套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对其研究所包含的内容较多,本文根据研究的需要,除导论外,共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础理论,这一部分主要包含概念界定、收益与风险、顺序安排、汇率制度选择等基础性内容；第二部分在结合第一部分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经济、金融的实际,系统研究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动因、条件、时机、顺序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第叁部分是有关中国资本管制的内容,与第二部分的逻辑关系在于,资本管制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系统的研究我国的资本管制,有助于更好的理解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一部分系统的论述了资本管制的理论依据,并在回顾我国资本管制制度的历史演进基础上对我国的资本管制的目标、手段、有效性作出了判断。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是有关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问题,本文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需要与中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相匹配,两者的匹配程度决定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风险状况,因此,这一部分系统的论述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演变,并对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制度改革后,现行汇率制度在运行中的缺陷及未来取向作了分析。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以下几处：1.在辨析国内外学者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定义的基础上,从通货兑换权的角度,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资本管制的概念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2.提出资本项目项目可兑换不一定要同时满足所有的前提条件,但为了降低风险,必须要满足一个核心条件,对不同国家来说,核心条件的选择可能因经济金融的基础不同而有所不同。根据本文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概念的新观点,认为对中国来说,这个核心条件就是我国出口产业竞争力的提升。3.在中国放松资本管制的进程中,必须注意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推进与汇率制度改革的有效匹配。这两者是有内在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两者的脱节将造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降低,进而带来风险的累积。本文始终认为,任何将资本项目可兑换和汇率制度改革割裂开来的观点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田苗[9]2010年在《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经济全球化将世界经济带入一个全新时代。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自由化,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了全球整体福利的改善,另一方面也使世界经济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各经济体联系更加密切。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为全球金融活动注入了巨大的推动力。然而在充分肯定国际资本流动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国际资本的过度流动和流动方向的易变性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使相关国家金融体系受到外来冲击,金融市场不稳定,甚至带来金融与经济危机。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能够迅速波及全球,必然存在着与危机相关的国际传导机制,这种机制与国际资本流动有着深刻的联系。但是,这场危机与国际资本流动究竟有着何种关系?这场发端于国际经济和金融中心、全球经济和金融制高点的危机,这场在技术最先进、制度最完善、监管最严格的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与以往多发生于国际经济外围、边缘和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充分地区的危机以及传导机制,究竟有何不同?国际资本流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又有何不同?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来进行分析和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国际资本流动与此次国际金融风暴的发生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与国际经济长期不平衡性的累积密切相关,而日益发达的国际资本市场和贸易往来成为危机酝酿和传递的主要渠道。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发展较为滞后,金融机构也不具备大规模跨国投资衍生金融产品的能力与经验,或市场本身就未完全开放,所受到的直接损失相对较轻。总的来看,在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形成发展中,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以间接投资为途径的资本流动将危机传导给了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通过直接投资和贸易途径传导给了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与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密切相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试图通过国际资本流动这个渠道,来考察其对中国经济诸如股票市场、出口贸易、资本账户、金融稳定性是否存在显着影响,以及如果存在影响,国内的货币当局应当怎样调整货币政策来减少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本文的选题和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本文所做的研究具体如下：1.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中美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具有明显的传递效应本文验证了中美股票市场均存在波动的ARCH效应,并通过GARCH模型,刻画了中美股票市场的波动性,生成波动序列,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验证了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作为一种渠道,确实能够在中美股票市场间起到传递作用,也就是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能够把美国股票市场的波动传导到中国股票市场,从而引起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随后构建了中国股票市场的TARCH模型。选取了反映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若干指标。如体现一个国家金融自由化、金融市场改革程度的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标,它对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造成外汇储备的增加,中央银行被迫采取货币冲销政策,而被动扩大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从而增加国内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进入股票市场,会对股票市场产生深刻影响；不同股票市场的收益率差,也决定了国际资本的流向,从而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2008年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世界经济流动性产生逆转,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也是显着的；同时还发现中国的股票市场本身也具有非对称效应,出现利好和利空的冲击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2.构建了中国出口贸易的依存度方程,考察了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冲击影响本文在分析国际流动资本进入我国的渠道时,首先考察了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账户(贸易渠道)。经常项目多年来保持强劲的顺差势头,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增长结构、对外进出口贸易政策和国内快速发展的经济势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金融危机爆发与扩散的环境下,通过对中国出口的依存度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贸易出口对美国和欧元区具有过高的依赖程度,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因素是中国经常项目中贸易项巨大波动和衰退的原因。运用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具体考察美国和欧元区居民消费、货币政策的变化以及FDI形式的国际流动资本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冲击影响。美国的居民消费总额的变化冲击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短期特点,而欧美的货币政策和FDI的冲击具有中长期效应。3.利用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利率政策的联动机制构建VEC模型本文利用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和中美利差的联动影响机制,实证分析汇率因素、中外利差因素和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的冲击效应。在构建的两个VEC模型实证结果中显示,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汇率、利差联动机制的研究,应该区别对待：汇率因素和利差因素对短期资本流动和长期资本流动的冲击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汇率因素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长期均衡影响是显着的,而利差因素和汇率因素在长期资本流动的长期均衡方程中尽管都不显着,但利差因素相对而言似乎更重要一些。因此央行在应对不同类型的国际资本流动对资本项目的冲击时,应运用汇率和利率的联动机制来调节国际资本流动,选择合理的资本账户开放步骤。4.构建了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安全测算指标体系本文从资本流入规模、资本流入结构和外汇储备、经常项目叁个层面选取8个指标,构建了我国国际资本流动安全测度指标体系。从结构和规模的角度,基本涵盖了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体系所涉及到的诸多因素,能够全面而有效的评价当前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体系的安全度。从实证结果来看,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体系在考察期内是安全的,绝大多数指标处于安全状态,但仍存在风险点,外债结构不合理,短期外债占比上升较快,存在一定的风险。应当适当调整我国外债的期限结构,降低短期外债的比重,减少流动性风险。5.研究了中国国际收支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考察了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负债项之间的关联程度。中国在近十年来一直面临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外部不均衡性问题,大量的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国外净资产成为总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央行票据发行在总负债的比例逐年上升,总资产和总负债的变动关联性很高。根据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理论,考察我国是否存在“货币需求机制”和“汇率安排机制”两个传导渠道,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状态空间方法的可变参数模型进行验证。前者最终通过国际储备表现出来,而国际储备又通过“汇率安排途径”影响基础货币,最终影响货币供给量。外汇储备对货币供给量平均影响强度为0.606,高于外汇占款作用于基础货币的平均强度为0.446,说明外汇占款作用于基础货币亦即“汇率安排机制”并非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唯一传导途径,间接证明了“货币需求机制”传导途径的存在。上述实证研究在验证了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股票市场、国际收支、金融安全和货币政策等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也为我国货币当局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体制变革、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
赵晓晓[10]2015年在《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国家金融安全的威胁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际资本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充分的流动性能使国际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出现种种问题使得我国在此情况下处于劣势地位。当前,资本流动不受限制而且相当自由,像我国这样金融体系等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会受到很大的威胁。本文以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为背景,结合2014年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现状,发现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具有以下主要特点:2014年中国国际收支延续2013年的双顺差格局,同时呈现较大波动性;中国直接投资稳步恢复增长,一直保持净流入状态,同时存在较强的波动性;证券投资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其他投资项目不断在顺逆差之间转化。本文主要应用克莱因法测算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包括国际长期资本流动、显性国际短期资本流动、隐性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值,并且应用ADF检验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HP滤波方法对变量之间进行长期稳定性可能的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对变量之间进行协整关系的确定。检验结果表明,国际长期资本流动可能通过直接投资、证券市场等对汇率市场、国内经济、金融机构及证券市场等造成冲击,进而威胁国家金融安全。国际长期资本流动是影响国家金融安全的最大隐患;我国的显性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上,显性国际短期资本流入是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隐性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率、实际汇率的影响均较为明显,并且隐性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或者其中的投机性资本流动是影响我国国家金融安全的主要原因,但其产生影响的机制较为复杂,难以用简单的线性模型进行反映。最后提出中国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家金融安全冲击的对策,主要包括:加强资本管制的控制能力;加强央行的监控力;加强国内经济的复苏能力;循序渐进开放资本市场;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增强科技软件监控。
参考文献：
[1].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分析[D]. 韦有周. 南京理工大学. 2004
[2]. 渐进开放下的中国境内外资本流动：动因、影响及风险识别[D]. 李欣欣. 上海交通大学. 2015
[3].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效应研究[D]. 王衍磊. 中国海洋大学. 2013
[4]. 国际资本流入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分析[D]. 纪蓓蓓. 南京理工大学. 2007
[5]. 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及有效性研究[D]. 霍强. 云南大学. 2016
[6]. 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研究[D]. 张斌. 天津财经大学. 2007
[7]. 中国资本外逃问题剖析[D]. 全海欣. 南开大学. 2009
[8].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研究[D]. 张健.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9]. 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D]. 田苗. 东北财经大学. 2010
[10]. 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国家金融安全的威胁及对策研究[D]. 赵晓晓. 河北农业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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