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颢[1]2018年在《基于体裁分析的学术引言写作及教学应用》文中认为学术写作是高校学生在自己所处学科领域进行学习和研究后必然要经历的一项写作活动。但就目前背景状况来看,一方面来华攻读学位的留学生不断增长,另一方面高校在中文学术写作教学上缺少配套的课程设置和相关的写作教学研究。留学生用非母语的中文进行学术写作不仅是学生的挑战,也是高校教师的难题。为了帮助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中外籍学生进行学术写作,同时为教师提供教材设计上的参考,本研究以学术期刊中的引言为研究对象,归纳本专业在引言部分的写作特点,将结果应用于学术写作教学中。语料来自于2016至2018年领域内发表的叁种重要期刊各10篇,即《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及《华文教学与研究》共计30篇。借鉴英文语篇研究中体裁分析(Swales,1900)方法,本文从宏观层面的语篇结构分析引言的布局安排,然后从微观层面考察引言在语言上的特点,从而分析作者如何组织文本,构成与目标读者沟通的语篇,最后尝试设计学术引言写作教学的参考材料。研究提出了本专业领域引言写作的结构模型,同时发现引言语篇主要由叁个语步构成。在每一语步内部,第一个语步中有叁个步骤,分别为确定中心议题、概括主题内容、回顾已有研究;第二个语步中有叁种可能出现的步骤,分别为指出差距或空白、提出问题、反驳前人观点;第叁个语步包含的步骤更多样,有通报当前研究情况、概述研究目的、指出本文结构、通报研究发现或结论、说明研究方法。相较于Swales(1990)的CARS模型,本文研究的中文引言步骤在使用上有所不同,语步方面则新增“提供背景知识”,用以为读者补充相关的知识概念或有关现象。论及语言特征,中文学术写作中存在常见的表达句式、客观正式的书面表达,以及表明作者情感态度的话语标记。两个层面的研究结果都应用于中文学术引言的教学设计中,作为今后中文学术写作教学研究的参考。
黄树生[2]2005年在《薛福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是一个风雷激荡的变局时代,不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更充满着新知与旧学的激烈冲突。薛福成活跃于晚清中国政治界、思想界、外交界和文学界,呼吁变法,倡导西学,自强救国,为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而不避艰险地探索、呐喊、奋斗,是杰出的爱国志士之一。 薛福成(1838～1894年)字叔耘,号庸盦,江苏无锡人。他是鸦片战争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早年怀抱“匡时济世”的雄心,以文章和见识崭露头角,为“曾门四弟子”之一;旋又应邀进入北洋戎幕,追随李鸿章办理洋务有年,以通达“时务”、力主变法称名朝野;中法战争期间出任浙江宁绍台道,因筹防抗敌政绩卓着,被擢为湖南按察使。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以通晓“洋务”着名的薛福成,钦命出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他在对西欧各国的政俗民情进行悉心考察的过程中,还致力于“收利权于西国,念流寓于南洋”,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海外侨胞的利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难能可贵的是,薛福成不仅是一位忠于职守、兴利除弊、政声卓着的能员干吏,而且还是个敢于直面丧权辱国之痛、积极进取,以自己的智慧和心血苦苦探索民族复兴的改革思想家。他几乎全程亲历了洋务运动,在为之出谋划策、身体力行的同时,既承继了林则徐、魏源等前辈“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并将其开拓得更为深广,又将曾国藩、李鸿章的“经济”思想总结得更加周全、更加深湛,实现了“源于洋务派,又高于洋务派”的转变;特别是出使以后,出于对西方政经体制的体认,又萌生了宪政改革的意识,使之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方面均有很多建树的独步一时、善于政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 薛福成在政治上提倡政治体制改革,推进近代化进程,赞赏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模式,主张民主选举,以民为本;在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大力发展民族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寓强于富;在外交上建议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对不平等的中外约章进行“补偏救弊”,建立新的睦邻国际关系,保护海外侨胞的利益;在文化上呼吁废止科举,兴办新学,采纳西方先进技术,中体西用,改进封建教育方式,培养人才;在军事上,建议创办新式海军,全面更新武器装备,作“可战之势”相威慑,力求和平发展的局面。 薛福成还是一位思想敏锐、勤于笔耕、着述丰赡、名垂青史的散文家。他以继承传统、善于创新和搏击浪潮的勇气,突破了“桐城派”的义法范畴,并有与时俱进的创新。他认为:“文者,道德之钥,经济之舆”。他追求经世创辟,从现实中发现题材,在典籍中寻找文思;叙论时要求做到演迤平易,声畅色楙;文辞上主张汲骈入散,既讲究博雅工丽,更兼雄壮刚健的气势,神韵超迈。 薛福成的文学造诣是多方面的,曾以酣畅的笔调,深辟的见地,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警世文字。这些作品几乎涉及到了中国古体散文的各种体裁,与社会现实密切关联,立论高、
曹佩升[3]2003年在《中英销售书的体裁分析》文中提出中英销售书的体裁分析
许丽青[4]2010年在《钱钟书与英国文学》文中指出本文题名为“钱钟书与英国文学”,主要还是一种“钱钟书研究”,并且区别于以往国内“钱钟书研究”的模式,试图在英国文学的背景和参照下对钱钟书的创作、学术和文人精神做一种新的相对全面一些的考察。钱钟书是40年代中国文坛上升起的一颗新星,也是兼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位名家,其创作和学术成就早在上个世纪就引起学界的重视。钱钟书的创作、学术都呈现出一种中西学的兼收并蓄,原因在于他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学者家庭,国学上亦有家学渊源；正是幼年的文学熏陶,使得他具备了更为敏感的文学感悟力和更为包容的接纳心态。林译小说所激起的兴趣,让钱钟书选择了英国文学作为自己在清华和牛津的专修学业,这六年的修习对于钱钟书的创作和学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钱钟书作为一个英国文学专业出身的学者角度而言,他与英国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的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研究他的创作与学术是不能撇开英国文学和西方其他国别文学的。本文分为七个部分,即序论、正文一至四章、结语和附录。各部分之间互相关联照应,但也各具体系性和自足性。本文篇章安排和各章主要内容大致如下：序论部分,一方面是对本论题相关研究成果和问题的综述,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对选题角度和方法论上的阐述。英国文学,对于钱钟书而言是一种可能的影响,更是一种有效的参照背景。本文第一章,有意将钱钟书的人生经历中有关英国文学研习的一段独立成章,目的即在于从钱钟书这段时间与英国文学的实际深入接触中去勘察他对英国文学的接收、消化和转化。此部分主要结合他所修习的相关课程、撰写的相关论文进行阐述。第二章,主要是针对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与英国文学的相关作品进行的一种比照分析。这部分涉及到的英国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钱钟书已有接触和阅读的,有一部分作品还是他深入细致分析过的。本章中的中英文学比照分析,主要从作品设置的空间格局、中心人物的群体特性、喜剧精神、对话艺术与修辞潜能五个层面展开。钱钟书在很多文学问题上常能找到一条贯通中西的通道,所以,第叁节则尝试对中英文学两种外源之于钱钟书的关系试做一种打通式的理解。第叁章主要探讨的是钱钟书的文学批评与英国文学批评的关系,他的文学批评呈现出对英国文学理论的一种更为直接的借鉴和参照关系。钱钟书一直很关注西方学界动态,对英国文学理论也有引介和评述,并且在实际的学术批评中也有借鉴英国文学理论,这主要以诗歌理论为主,又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20世纪I.A.瑞恰慈、T.S.艾略特的诗学理论为重点。第四章则跳开文学与学术文本层面的考察,回到钱钟书的现实人生,对他的文人精神做一种中英参照式的审视。首先是对中英文人精神传统的一种考察,其次的个案比较分析中主要选择了钱钟书关注比较多且与他个性气质比较接近的两位现代英国作家：A.L.赫胥黎和T.S.艾略特。
王立忠[5]2010年在《改革开放30年我国基础教育英语教科书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30年间,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我国教育事业获得了跨越式发展,教育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素质教育全面实施,国民素质显着提高,教育公平制度建设不断加强。30年的教育发展,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学校教育中,教科书作为教学活动的重要资源、基本依据和主要媒介,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课程实施的载体,是国家意志、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和学科发展水平的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手段。30年间,我国基础教育英语教科书也经历了恢复和重建、改革和创新、调整和深化几个发展阶段。因此,通过历史的考察、文本的分析、现状的审视、理性的论证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英语教科书建设的发展历程、阶段特征和流变趋势,对于深刻认识我国基础教育外语课程的本质、践行外语教育新理念、优化外语课程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和逻辑论证的方法,以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影响广泛而持久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为对象,从出台背景、教育理念、教育政策及教科书文本等方面予以分析和评论,对改革开放30年我国基础教育英语教科书建设的历程进行了全景式的探讨,弥补了以往英语教科书研究拘泥于某个版次或某个学段的不足,提升了外语教科书研究的层次,并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外语教科书研究的方法。论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章引论,对选题的缘由和研究的意义作了说明,对研究现状及相关文献作了综述,对研究的性质、方法及思路作了交代；同时,依据相关文献及目前的研究成果对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及相关概念予以界定,对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基础教育英语教科书建设的阶段作了划分：第一代：统编教科书(1978年—1990年)；第二代：中外合编教科书(1988年—2000年)；第叁代：新课程教科书(2000年—)。第二、叁、四章为论文的核心部分,每一章对应一个阶段,循以下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分析教科书的出台背景、当时主导性的教育理念、所依据的纲领性文件(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其次,对教科书的编制及颁行过程、出版单位等进行回顾,为后续的分析、评论作了铺垫；再次,运用文本分析法,从理论基础、结构体系、语篇、语言知识及语言能力五个维度对教科书进行有详有略的分析和评论,并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第五章,从总体上对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基础教育英语教科书建设的成就予以概括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予以反思或探讨,并对发展趋势或应然图景作了展望。结语则对本研究的欠缺和不足作了反省,同时也为自己后续的研究设定了更高的目标。
段劲楠[6]2012年在《译着：《流散诉求：亚裔/华裔美国的音乐、跨国主义与文化政治》及书评》文中研究指明郑苏(Su Zheng)的《流散诉求：亚裔／华裔美国的音乐、跨国主义与文化政治》(Claiming Diaspora-Music, Trans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Asian/Chinese America)一书属于“美国音乐领域”(American Musicspheres)系列中的九部着作之一,该系列由马克·斯洛宾(Mark Slobin)担任主编。郑苏的这本着作以美籍华人音乐生活为核心,提供了当今文化全球化语境下流散写作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案例,同时也为国内音乐和相关学术研究补充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全书正文共分八章。第一、二章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引入着作讨论主题,并深入对研究涉及的各理论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阐述；第叁章记录了现存最早的、与美国华人经历相关的音乐材料,并且分析了各类音乐创造与华人多样化的移民经历之间的关系；第四章全面概述了当前纽约市美籍华人逐渐形成的广泛的音乐体裁；第五章引入了美籍华人音乐创造的空间旅行；第六章通过族裔媒体产品、流行音乐、以及跨国族裔媒体网络的视角,观察了美籍华人流散音乐的世界；第七章通过7位移民音乐家个人的故事探索流散经历对个体音乐创造和音乐表达所造成的影响,并试图从微观上审视广泛的社会模式和人类个体能动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第八章讨论了跨越民族国家边界(该边界用于界定美籍华人音乐世界的范畴)的个体、音乐团体、文化机构之间的多重联系、互动、以及多向交流。书评名为“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音乐流散写作——从后殖民主义视角评《流散诉求》”,其一方面从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结合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理论中独具特色的方面对郑苏所做的流散研究案例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则对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翻译实践谈及了自己的观点。
莫再树[7]2012年在《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考镜》文中研究指明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商务英语专业已正式进入本科专业目录，商务英语教学由自发最终走向了自觉。但我国商务英语教学史的全面、系统研究至今阙如。学界在对近代英语教学史的研究中，已零星地旁及晚清英语教学中便已出现了的商务英语教学的史实，这些记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商务英语教学史实方面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尚缺乏以近代商务英语教学为专门对象的历史考镜和系统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务英语学界对近代商务英语教学研究意识的缺失，不利于我国完整的商务英语教学史的构建。鉴于此，本研究本着拂去历史尘埃、逼近历史事实、还复历史原貌的宗旨，对我国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源流进行考察。本文以晚清社会需求为背景，以晚清商务英语教学为切入点，以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发展史及商务英语教材为核心，以晚清商务英语教学不同主体、课程类别及教学法为脉络，既从宏观上勾勒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全貌和发展轨迹，又从微观上聚焦晚清各教学主体进行的商务英语教学，并在上述脉络下探讨晚清商务英语语言的变迁及晚清商务英语教学与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互动，较全面地考察晚清各类商务英语教材的演进、特点及编写依据和体例等，以窥其精微奥义。概言之，本研究首次对晚清商务英语教学进行源流考镜，主要研究问题如下：第一、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是如何演进的？其演进呈现出哪些特点？这一研究问题可细分为：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有哪些主体？各类商务英语教学的开展基于何种动因？各自的课程设置有何特点？各类学校开设的商务英语教学有何作用与不足？采用了哪些教学方法？晚清商务英语课程的属性是什么？晚清商务英语教育中是否有教育规划？表现在哪些方面？第二、晚清民间非标准商务英语语言是如何起源、发展及消亡的？有何语言属性及社会文化涵义？第叁、晚清商务英语教材是如何演进的？有何特点、编写依据和编写体例？如何评价晚清商务英语教材？本研究涉及语言学、历史学和教育学等多个相关学术领域，以英语教学研究为主线，借鉴历史学和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采取历史文献研究法，钩沉、爬梳、筛选、甄别、整理相关史料，对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进行考镜，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对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价。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和结论：首先，关于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第一、晚清商务英语教学主体和教学动因。晚清官办学堂的商务英语教学是在被动开放形势下采取的一种主动意识，教会学校的商务英语教学是一种利益导向下的世俗化与功利化的选择，民间商务英语教学是在一种以需求为导向的非正规教学。这种办学动因的差异性体现了晚清英语人才需求的差异性。第二、晚清商务英语课程设置及教学。（1）晚清官办学校出现了内容型商务英语课程教学和融商务专业知识于英语语言教学的端倪，其商务语言翻译实践开我国近代西方商学着作汉译之先河和商务经济类书籍汉译之新风。（2）晚清教会学校的商务英语教学从最初以内容为基础的专业英语课程教学发展到语言技能和商务内容型商务英语教学，再发展到商务英语课程的全面拓展，最后到基于近代化职业教育的商务英语教学。（3）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以英语语言技能和商贸内容为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职业性和技能性。（4）清末学制改革使官办学堂商务英语教学日趋式微，但也使商务英语的职业教育成为可能。第叁、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属性、教学方法及教育规划。（1）晚清商务英语教学从前制度化教育转向制度化教育，存在着正规教学、非正规教学和非正式商务英语学习。（2）存在着技能型和内容型商务英语课程。（3）语法翻译法、古安系列教学法、内容教学法和洋泾浜英语教学法在不同学校得以采用，各具特定的历史时代性、适应性和交际性。（4）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在教育主体、课程设置、教材选用与编审等方面体现了一定的教育规划，其教育规划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第四、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影响及不足。其影响表现在四个方面：（1）开我国商务英语教学之先河，教学内容具有较强的需求导向性；（2）培养了大批社会急需的商务英语人才，见证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3）是我国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最早实践；（4）是晚清社会心态日趋开放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不足表现在四个方面：（1）官办外语学堂的商务英语教学只是零星地带有些许商务英语教学的性质或成分，并未形成有规模的普遍的现象；（2）教会学校的教学是教会教育传教的一种世俗化和功利化选择；（3）民间商务英语教学具有很强的自发性、盲目性、纯粹工具性动机；（4）基本未深入西学内涵，文化教育意识严重缺失，大多数学习者难以从思想层面引领近代化进程。其次，关于晚清民间早期商务英语语言第一、CPE与民间早期商务英语的关系。盛行于我国通商口岸的中国洋泾浜英语（CPE）具有明显的商务英语特点，是一种为口岸商贸服务的英语变体。第二、民间早期商务英语的演变。（1）广州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分别是广州贸易制度和条约制度时期的中西商贸通用语。（2）CPE逐渐失去了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物质及思想基础，最终退出中西商贸交往的历史舞台。第叁、民间早期商务英语的语言属性。（1）从社会语言学来看，CPE是不同语言集团在商贸往来中产生的贸易混合语，其产生方式有别于传统的语言谱系。（2）从二语习得的视角来看，CPE是一种有限的二语习得，其形成与中介语的石化有相似之处；CPE的演变与发展基本符合中介语理论。第四、晚清民间早期商务英语的社会文化意义。早期商务英语打上了社会等级的烙印，折射出了早期中西商贸交往的轨迹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反映了口岸城市对外语和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态度的变化，反映了晚清社会的工具主义倾向和跨文化交际意识的缺失。最后，关于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第一、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的演进特点：从词汇会话集向写作及会话教材演变，从“汉字注音”向国际音标注音演进，从“词汇型”转向“句字型”，从CPE转向标准英语，从“准商务英语教材”转向专门的商务英语教材，学习方法从机械记忆转向摹仿、推类、循序而进。第二、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的特点、编写依据和体例。（1）特点主要表现在：商务内容多样化，实用性强，便于自修，跨文化交际意识的萌芽，编写者水平较高。（2）对商务英语重要性的认识、对商务英语语言和商务英语学习的认识分别是其编写的实践和理论依据。（3）编写体例：以义类编纂法编写词汇集，以话题型散点式编纂法编写会话教材，以文选型类聚编写法编纂写作教材。第叁、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的重要意义：（1）满足了学习商务英语知识和掌握商务英语交际技能的需要；（2）是我国商务英语教材建设的滥觞，反映了晚清商务英语教材建设的启蒙诉求。（3）见证了晚清洋泾浜式商务英语语言的兴衰，实录了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大量语料；（4）反映了晚清商贸语言接触的历史和文化，是研究晚清中西语言接触和中西商贸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依据。（5）对民国及以后的商务英语教材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晚清商务英语教材尚有诸多不足：（1）有些教材内容安排缺乏科学合理的思路；（2）所有教材缺乏语言学理论或外语教学理论的指导，教材内容缺乏深层次处理；（3）教材的用词、句式、风格、语气过于正式；（4）绝大部分教材缺乏助读系统；（5）多数教材较少涉及中西文化差异及跨文化商务交际。本文对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的考镜，从宏观上梳理了其脉络和演进历程，勾勒了其发展全貌，从微观上考察了课程、教学法、教育规划、教材等，对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影响与不足进行了评价，试图呈现一幅有血有肉的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发展的完整画卷。
刘雪[8]2011年在《中外英文学术期刊论文讨论部分的体裁对比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言学领域研究出现了两个热点话题:体裁和体裁分析。关于对各种类型的语篇进行体裁分析的文献层出不穷,还有更多学者对学术论文各个部分进行了体裁分析。例如,对学术论文的引言、摘要和结论部分进行的研究。然而对论文的其他部分,特别是对学术论文讨论部分进行体裁分析的文献并不多见。讨论部分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没有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而且,对中外英文应用语言学学术期刊论文讨论部分的体裁对比分析的研究尚未有人涉及。本研究选取60篇文章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分析。30篇来自中国学者撰写的英文应用语言学学术期刊论文的讨论部分,其他30篇来自母语为英语的外国学者撰写的论文的讨论部分。本研究建立了两个语料库,首先分别从这两个语料库中随机选取了15篇英文讨论部分建立了小语料库,应用Swales (1990)的体裁分析法(move-step),并结合Yang & Allison(2003), Hopkins & Dudley-Evans(1987)和Holmes(1997)的模式对这两个小语料库进行了体裁分析,由此初步得到了英文讨论部分的体裁结构。然后运用SPSS软件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中外学者撰写的论文讨论部分存在异同之处。相同点如下:首先,在讨论部分的长度和段落数量方面,两个语料库没有显着性差别。其次,在讨论部分的体裁结构方面,结果这一语步是中英期刊应用语言学学术论文中必须出现的步骤。不同点如下:首先,在讨论部分的句子数量方面,外国学者撰写的英文期刊讨论部分句子数量比中国学者撰写的英文期刊讨论部分多。其次,在讨论部分的体裁结构方面,外国学者撰写的英文期刊论文讨论部分的语步要比中国学者撰写的英文期刊讨论部分的语步种类丰富。中国学者撰写的英文期刊论文讨论部分大多数倾向于采用单一的语步模式。本研究结果对应用语言学论文讨论部分的撰写有重要意义。同时可以帮助外语教师培养学生体裁意识的形成,指导学生在理解体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论文讨论部分的写作。
陈奇敏[9]2012年在《许渊冲唐诗英译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古典诗歌既有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文学载体，又融入了浪漫主义诗风的影响,并在唐代取得了巅峰成就。在中西交流日盛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于2007年推出了许渊冲英译的《唐诗叁百首》，旨在帮助西方读者认识和了解唐诗之美，弘扬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拉近民族心理距离。在国内古诗英译领域，许渊冲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同时最具争议的人物。他在古诗英译的实践和理论层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古诗英译实践和理论形成过程大致分为叁个时期——储备酝酿期、发展高峰期和改进完善期。国外学者针对许渊冲古诗英译的研究还相当零散、不成体系，且由于评论者的专业背景、个人审美和文学倾向各不相同，其观点也褒贬各异、主观随性。而国内学者则从不同的角度对许渊冲古诗英译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究。针对许渊冲古诗英译的文论，近几年在数量和质量上突飞猛进，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法更加科学，但仍存在一些主观随意的感悟式点评，质量良莠不齐、观点褒贬不一。国内研究的常见局限性在于：理论视野不够开阔，批评标准比较单一，观点论证不够严密。笔者针对许渊冲研究现状中的局限与不足，对许渊冲英译《唐诗叁百首》一书进行了描写性个案研究，归纳分析译作的特点及译者的策略抉择，重构译本所遵循的翻译规范；同时考察其翻译规范的形成原因和运作效果，力图公正客观地评价译者及其译诗，为古诗英译的实践与批评提供些微有益的观照。本文采用了对比、描写、分析、推导等系列研究方法，重构许渊冲唐诗译本中隐含的翻译规范。为提高分析的效度与信度，本文尽量使客观描写与逻辑论证相结合，统筹对文化历史语境的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兼顾文本分析中的人文判断和科学论证。此外，在检验译本翻译规范的运作效果时，本文借鉴了比较权威的实证调查结果，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规范”这一概念本属于社会学范畴，是某一文化群体共同遵守的引导正确社会行为的观念或指令。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翻译规范研究逐渐从零散走向系统、从规定走向描写。系统开展翻译规范研究的学者首推以色列籍译论家——图里。通过对希伯来翻译文学进行大量而系统的考察，图里提出了规范运作于整个翻译过程的论断。图里认为，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通常受到叁类规范的制约：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初始规范决定译者对翻译的总体倾向，指译者首先须在源语文本规范与目标语文化规范之间做出基本选择；预备规范影响翻译政策和翻译的直接性；操作规范支配着翻译过程中所作的各种实际抉择，指导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使用的翻译技巧。在翻译规范研究中，研究者应以目标语文化为取向，关注译文中的常规性“迁移现象”，并根据译者的抉择倾向，重构译者所遵循的翻译规范。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为本文确立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笔者同时认识到，图里的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而笔者根据实际研究情景，适时调整主体理论的应用方式并发掘其它理论的多元互补价值。笔者遵循图里对翻译规范的分类，采用描写性研究方法，分别考察了许译《唐诗叁百首》所遵循的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许译唐诗的预备规范顺应了国家的翻译政策，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需求，涵盖了直接翻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当前，英美国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尤其是典籍文化的译介，总体表现出开放的接受态度；而中国也以空前积极主动的态度开展跨文化交流活动，推出中国文化精粹。中西文化背景共同营造了开放有利的翻译环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依据国家的翻译政策制定了适宜的翻译目的，所选翻译材料兼顾了弘扬民族文化精粹和激发目标读者兴趣的需求。中国译界认同并偏爱直接翻译方式，翻译发起方根据翻译能力和创作倾向选择了合适的翻译人选，使直接翻译能够顺利进行，文化交流能够增加深度。许译唐诗的操作规范隐含于译者在文本微观层面所选择的翻译策略之中。笔者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许译唐诗中的主要翻译问题可归为内容和形式两大类，主要位于十个层面，即：体裁之选择、建行之形式、音韵之表现、节奏之安排、标点之处理、语句之衔接、语义模糊之处理、意象之传递、文化专名之翻译、数词之翻译。而译者灵活处理这十个语言微观层面的各种翻译问题，其操作规范受到源语和目标语文化的双重影响,在不同的翻译语境下有不同的体现形式。译者以传达原作的主要形式特点和整体意境为目的，使译诗的体裁、建行形式、音韵特征和意象尽量贴近原作，并在此基础上适度融合英语诗歌的诗学特征，在最大程度上争取译诗的表述地道、逻辑清楚、语义明晰，呈现给读者带有唐诗韵味的格律译诗。在具体翻译过程中，译者灵活使用了增添、省略、转换、合并、切分、反译等翻译技巧，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许译唐诗的初始规范体现为宏观的译者翻译倾向和译诗面貌特征。许渊冲对于唐诗的本质风格要素十分重视，在翻译中尽量保留传译，以展现唐诗的特色和魅力，从而表现出靠近源语文化系统的翻译整体倾向。这种选择倾向是由译者的终极翻译目的决定的，即：让唐诗走向世界，提高中华文化精粹的国际影响力。然而在具体操作策略中，如标点、衔接、选词、句法等关联主题意义理解的细节方面，译者又兼顾了目标语语文化规范，比较均衡地处理了两种文化规范的制约作用。回顾总结许译唐诗的特殊文化语境，本文认为译本隐含的翻译规范体现了双重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是源语文化因素对译者的影响，具体而言，其形成主要受到政治经济发展格局、翻译目的、主流诗学、主流翻译观念和译者主体性等因素的影响。通过考察目标读者对译本的接受态度，可以认为，译本所遵循的翻译规范运作效果良好，许译唐诗的质量得到了目标读者的基本肯定，部分实现了跨文化交流的预期效果，为唐诗走向世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笔者提出，要使中国的古诗英译事业蓬勃发展，翻译实践者、批评研究者和出版发行方仍需共同努力，克服局限、发挥优势，切实提高中西跨文化交流的效果。本文从翻译规范角度对许渊冲唐诗英译进行了描写性研究，开拓了古诗英译领域的研究新视角。同时本文丰富了描写性翻译研究的成果，探索了翻译规范理论的实际应用模式，对翻译学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此外，本研究以国内典型译者的典型译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应用推广价值，期望能给古诗英译爱好者以理论及方法上的启迪。本论文只是关于许译唐诗的初步研究，还存在理论视野不够开阔、探讨不够全面深入、数据不够直接充足等研究局限，笔者在今后的研究中会进一步拓宽视野、改进方法、深化研究，力求发掘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卢小军[10]2013年在《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发生的一切已经并正在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的对外传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和偏见仍然存在，对我国的片面、不实甚至歪曲报道、对我国政策意图的误读现象依然严重。这种障碍的产生，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矛盾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大多数西方人不熟悉中国的语言、文化，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能正确解读中国的政策和主张等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向世界说明中国、介绍中国，是一项长期、艰巨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翻译特别是外宣翻译工作，对于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和合作，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外宣翻译是一种门面工作,其中的错误与缺陷会被放大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外宣翻译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翻译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反映在外宣翻译的效果上。1我国各级各类对外宣传材料（如政府工作报告、白皮书等政府文件，地方对外宣传报道、对外宣传画册、会展资料和公共场所告示标牌等等）的翻译中，错误或不规范的外文随处可见，翻译质量令人堪忧。不合格或是错误的译文不仅达不到对外宣传、告知的目的，还极易造成混乱和误导，直接影响我国的对外形象，不利于对外传播与交流，甚至可能产生影响深远、难以弥补的负面影响。本论文探讨了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并在维护和提升国家形象的视角下提出了若干外宣翻译策略。作者首先厘定了外宣及外宣翻译的相关概念，明确了外宣翻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其与文学翻译的区别性特征。为了对我国外宣翻译的历史和现状有个整体的认识，作者在仔细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和总结了我国外宣翻译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探讨了可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论文对我国外宣翻译中常见的误译类型进行了分类，简要剖析了造成各类误译的原因。本论文的重点是在国家形象视阈下探讨我国的外宣翻译策略。为了廓清研究思路，夯实论文的理论根基，作者对国家形象理论进行了阐述。从“形象”一词的历史来源和内涵入手，探讨了国家形象的定义和内涵，列举了相关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界定和理解，较全面地把握了国家形象的本质和内涵。作者紧接着概述了国家形象的特点，阐释了我国意欲构建的“和平、民主、文明、进步、富强、正义、负责、合作”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及其我国的国家形象战略。国家形象和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和外宣翻译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这看似很显然的问题，成了本论文亟需论证的两个核心问题。为此，作者专辟章节，分别以国家形象和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和外宣翻译为题，较为深入和系统地探讨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本文指出，国际传播生态环境依旧是西强我弱，我国的对外传播实力和影响力与我国日益发展的政治和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西方传媒大国主宰着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各种偏见、误解，对中国的妖魔化严重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着我国的国家形象。此外，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和传播的严重逆差，不但不利于我国向世界说明和介绍中国，而且不利于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国家文化形象的塑造。处境尴尬却重任在肩的对外传媒该如何摆脱如此现状呢？作者提出了更新传播观念、调整传播战略（具体包括调整外传播宣传内容、改进对外传播模式、改进对外传播技巧与艺术），提升对外媒体公信力，加强公共外交，打造对外传媒的“航母”，主动设置中国议题，建立应急处理机制，自觉进行对外文化传播、打好“中国牌”等七条建议。对外传播之于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重要性亦凸显了外宣翻译的重要性。在“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一节中，作者指出，外宣翻译的文本内容、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我国在国际传媒中的国家形象。具体来说，外宣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受众认知）与国家形象之间存在如下这种关系：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受众认知）→国家形象｛维护、提升、破坏｝本论文认为，外宣翻译是否讲究准确性、是否讲究可读性，是否讲究政治性，将会影响翻译质量、受众认知、传播效果和国家形象。为了佐证这一论断，作者从准确性与国家形象、可读性与国家形象、政治性与国家形象等叁个方面论述了外宣翻译策略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指出，采取或不采取（适当的）外宣翻译策略以及采取怎样的外宣翻译策略，不仅会直接影响译文质量，对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也会产生维护、提升和破坏等叁种效果。外宣翻译策略的探究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在探讨外宣翻译策略之前，作者从制约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文本内和文本外的诸多因素中，选取了意识形态、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意识四个主要影响因素，介绍了其中所涉及的相关理论并阐述了上述因素与外宣翻译策略的关系。此举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方面，避免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使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变成一种理性的、自觉的行为。另一方面，旨在使译者选择的翻译策略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在外宣翻译策略与国家形象之间搭建联系的纽带。在做好这番理论铺垫之后，本文提出了五种外宣翻译策略，即编译策略，语用等效翻译策略、平行文本比较分析策略、译释并举策略和语义结构起伏性策略等。论文从策略理据、表现形式、实例分析等方面详细阐述了这五种外宣翻译策略。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明了选题背景、（主要的）研究问题、（主要）创新之处、研究方法、论文构成及研究意义等等。第二章：我国外宣翻译研究的历史及现状。首先概述了外宣翻译的定义、（主要）特点、原则、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挑战等等，继而对我国外宣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我国外宣翻译研究存在的五点不足，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作者紧接着概述了我国外宣翻译常见的误译类型，并剖析了造成这些误译的原因。第叁章：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作为本论文的理论基础，作者厘定了国家形象的相关术语，明确了国家形象的概念、内涵和主要特点，说明了我国国家形象的现时定位及其国家形象战略。为了阐明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的关系，以利于从国家形象的视角下探究外宣翻译策略，论文从两个层面展开了论证：其一、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其二、外宣翻译与国家形象。通过这一环接一环的论证，外宣翻译和国家形象之间的关联得以廓清。借助于具体外宣翻译实例文章指出，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可能会造成维护、提升和破坏国家形象等叁种效果。第四章：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本章是本论文研究的核心。第一节论述了国家形象视阈下影响译者选择外宣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如意识形态、翻译目的、文本类型、读者意识等等。第二节提出了为维护和提升国家形象可资采用的五种外宣翻译策略，即编译策略，语用等效翻译策略、译释并举策略、平行文本比较分析策略和语义结构起伏性策略。第五章：结语。简要回顾和总结了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对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建议并作了展望。本论文主要采用了文献阅读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注重理论阐述与翻译实践的结合，以定性研究为主，同时辅以适量的数据统计的定量研究，两者互为补充；既有宏观的理论视角，也有微观的翻译策略，力求从不同角度，使用恰当的研究方法，系统、客观地反映我国外宣翻译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如何更加有效地进行对外传播，如何更好地做好外宣翻译工作，是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在全球传播体系中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和传播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的必需途径。可以说，我国各种对外宣传资料的翻译都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说明着中国，展示着中国立体的、全方位的形象。在这层意义上，外宣翻译中出现的各种错译、漏译、胡译现象就绝不仅仅是语言转换和译者疏忽诸方面的问题，而是说明中国，传播中国，展示中国形象，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外宣翻译也绝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肩负着塑造、构建、传播国家形象的伟大使命。从国家形象构建和传播的视角切入研究外宣翻译及其翻译策略，毕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希望本文提出的五种翻译策略能为我国各级各类外宣文本的翻译提供指导，减少和规避各种误译，更好地服务于说明中国，展示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的时代使命。从这层意义上看，外宣翻译策略的探究凸显了实践层面的应用价值和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1]. 基于体裁分析的学术引言写作及教学应用[D]. 李颢. 浙江大学. 2018
[2]. 薛福成研究[D]. 黄树生. 苏州大学. 2005
[3]. 中英销售书的体裁分析[D]. 曹佩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03
[4]. 钱钟书与英国文学[D]. 许丽青. 复旦大学. 2010
[5].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基础教育英语教科书建设研究[D]. 王立忠.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6]. 译着：《流散诉求：亚裔/华裔美国的音乐、跨国主义与文化政治》及书评[D]. 段劲楠. 上海音乐学院. 2012
[7]. 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考镜[D]. 莫再树. 湖南大学. 2012
[8]. 中外英文学术期刊论文讨论部分的体裁对比分析[D]. 刘雪.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9]. 许渊冲唐诗英译研究[D]. 陈奇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10]. 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D]. 卢小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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