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洪波[1]2004年在《融合中的嬗变—汉代政治文化传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汉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两汉经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征。中国古代文化从先秦的“诸子时期”过渡到汉代的“经学时期”,各种思想的交汇与重构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尤以政治领域和学术领域为突出,体现出了政治与文化的相互交融。本文力图运用“政治文化”这一政治学上的概念,以广义的政治文化观从多角度来梳理和剖析战国末期至东汉末期四百余年间政治文化的演变发展过程,揭示出思想的融合与嬗变是这一时期政治文化发展的特征。广义的政治文化观根源于广义的文化概念,它认为政治文化的研究范围不仅应包括政治心理、情感、价值取向等主观的心理因素,还应包括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在内的综合体系。由于是研究历史上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必须考虑到文化的诸多外延因素,才能勾勒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面貌,因此笔者以广义的政治文化观为指导,从汉代的官吏文化类型的角度,通过对“循吏”在汉代的产生和发展的政治与文化背景的分析来透视汉代社会普遍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特征的嬗变以及政治思想的变迁。以“杂家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为新视角,揭示出战国末期至西汉中期政治文化由诸子文化过渡到经学文化这一演变时期政治文化的传承过程与特征,这一时期是诸子思想相互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由多元向一元发展的时期,并将此时期定义为“杂家时代”。以空间地域为条件,分述这一时期华夏几个主要区域的政治与文化的发展状况及诸子思想和经学思想在各地的传承演变情况,并论述各地域文化相互吸收借鉴,随着政治的统一和稳定逐步整合而走向一体,形成兼具各地特色的中华文化。分析所谓的“民间文化”,通过对汉代社会风俗典型事例(避讳之俗和社会风谣)的考察,揭示社会风俗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以及汉代政治对社会风俗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反观对汉代占据统治地位的神学经学的批判之学--汉代“异端”思潮,阐述汉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非主流的发展方向。分析“异端”思想的形成原因,梳理这一思潮发展的过程。
张华[2]2013年在《汉代文学中的神话研究》文中认为汉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文学的许多新变肇源于此。其中有大两类内容在汉代文学中体现尤为突出：一为经学；一为神话。汉代文学中的神话在与经学“尚质”文学观的交融与背离之中,凸显了文学作为文学本身的特点与魅力。汉代文学中的神话是中国古典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文学中神话的新变是对原始神话重新建构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汉代文化的重构。正是由于汉代文学中神话的润色、加工和定型,中国神话才成为中国文学中熠熠生辉的一部分。汉代文学中的神话进一步开拓了文学创作的空间,丰富了文学的题材内容及表现方式,甚至影响到后世文人的思维方式、情感寄托乃至价值取向。目前,学界对于汉代经学与文学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丰硕,而对于汉代文学中神话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本文旨在就这一问题进行相对系统的探究,以期对汉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有所补益。全文除绪论以外,共分七章,具体内容简要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对汉代文学中神话的文化渊源进行了分析。认为上古神话和谐观念影响了汉代宇宙观,并对汉代神学体系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代文学中的神话继承了经传中神话历史化、神话怪异记载及神话夸饰成分,并且受到了诸子的广泛影响。如墨子的鬼神信仰、诸子传闻记录、《庄子》《列子》的虚构手法与游仙主题、纵横夸饰文风等,诸子的进化神话观也影响了汉代文学对于神话的认识。此外,汉代以燕齐文化、巫楚文化为代表的各地神秘文化也为文学中神话场景的描写营造了文化氛围,但汉代神秘文化的渊源并没有南北文化的分野,可以追溯到殷商神秘文化。第二章主要对汉代文学中的神话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探讨。首先,汉代统治者采用神道设教的手段,将神话作为大一统政权的隐喻和象征以及文化建构的一部分。大量的帝王天命神话在汉代产生,并呈现出与先秦迥然不同的面貌。汉代谶纬经学的盛行,使得博士文人群体借助谶纬重新建构以“太一”为中心的神系,并促进了汉代符瑞文化的繁荣。汉代博士文人群体对经书的过度阐释,进一步推动了历史神话化进程,其对先秦及同代典籍的整理、注释具有收集、保存神话之功。此外,神仙信仰作为汉代社会颇为盛行的一种生存状态,对文学中的神话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求仙思想和祛灾求福两个方面。第叁章对汉代文学中神话产生的动因与旨归进行了说明。认为汉代兴废继绝的文化建构以及雅好博物的时代风尚推动了文学中神话记载的大量出现,而文学中神话描写的目的主要体现在追古颂今与聊寄吾心两个方面,分别以封禅和游仙为代表。第四章对汉代文学中神话的生成与摹拟进行了分析。认为汉代繁琐、频仍的庙堂祭祀与民间祭祀为文学中神话的产生提供了良好契机。在汉代文学摹拟创作风气的影响下,文学中神话的摹拟创作促进了类似文学作品中神话记载的不断出现,主要以骚体、汉赋及乐府中的神话摹拟为代表。第五章从虚构与真实、感性与理性、文学与文化等方面对汉代文学中的神话进行多维审视。认为汉代史传文学中的神话虚构与其“实录”精神相互促进,是史家“传神”手法的体现,进一步影响到了汉代的历史传说观念。在“爱奇”倾向的影响下,汉代文学中的神话开拓了文学的情感表现领域,而神话所体现的“致用”原则则是对理性精神的复归。此外,汉代文学中的神话还影响了文学创作的主题、表述方式以及文化依托。第六章对汉代文学中神话的发展特征及文化嬗变进行了梳理。认为汉代文学中的神话体现了神话与历史的双向互动及谶纬化、世俗化、仙话化的发展特征,并经历了从神巫文化到史官文化、从本儒用道到亦儒亦道的文化嬗变历程。第七章探讨了汉代文学中的神话对汉代文学的总体影响。认为汉代文学中的神话对汉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了中国文学从先秦到汉代质朴到华丽、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糙到完善的转变,主要体现在语言的通俗、情节的丰富及风格的浪漫等方面。
李东泽[3]2018年在《汉代的礼俗与社会控制》文中认为社会控制作为维系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一种机制,在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对于古老的历史学来说,社会控制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概念,但作为维持和控制社会秩序的手段,社会控制的思想理念从未在人类的历史中缺席,可以说,任何时期任何社会都存在其特定的社会控制模式。在中国古代,这一概念虽然并没有被明确提出,但却早早就形成了相关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并表现出不同于西方文明控制手段的显着特点,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利用礼俗进行社会控制的模式。利用礼俗进行社会控制的思想从先秦时期就开始萌生了,但最终得以实践和完善是在汉朝。汉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继秦之后的第二个大一统王朝,疆域更加广阔,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问题更加复杂,却延续统治四百余年,始终保持着比较稳固的社会秩序,避免了秦二世而亡的结局,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其有效的礼俗控制手段。因此,以礼俗为切入点,梳理汉代礼俗与社会控制的关系,力求实现对汉代利用礼俗进行社会控制模式的深入分析与考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和促进汉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并为我国国家与社会治理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分别是: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意义、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本课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由于本文是以礼俗作为切入点,相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因此用了较长的篇幅分别介绍了汉代的“礼”、“俗”以及“社会控制”相关学术动态。第一章为“礼、俗之渊源”。主要是对一些相关概念的分析,包括礼、俗的起源与内涵、礼俗之间关系以及礼俗与社会控制的关系。通过对礼、俗起源的梳理可以发现,礼和俗本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概念,但却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联动,前者代表了国家制度的约束性,后者则代表民间生活的自发性,但二者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大传统固然能够驾驭小传统,表现出“以礼驭俗”这样的理想中的社会控制模式,但俗本身对礼也存在着渗透抵触,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演变成一种能够双向调适的社会控制机制,呈现出国家政治与民间自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社会文化形态。这也是汉代礼俗控制的基本特征之一。第二章为“汉朝建立前的礼俗背景”。包括周礼体系的建立与崩溃以及在汉朝之前人们对重建礼俗秩序的种种尝试。其中儒家学者对先秦礼学思想的重新整合成为汉代礼制建设最重要的思想来源,而秦始皇企图用法令来匡饬异俗的失败则为汉代风俗的控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叁章为“汉代的礼俗控制思想”。“礼治”,即“以礼治国”,指的是根据礼的伦理精神和制度建构来实现国家治理的统治方式,“礼治”思想在汉代的确立,历经了从西汉初期的形成阶段、武帝到宣帝时期的确立阶段、再到东汉时期的成熟阶段,最终形成比较完备的礼治思想体系。而相较于礼治思想,汉代的风俗控制思想则基本一以贯之,除西汉早期的“从俗”、“因俗”思想之外,批判时俗的风俗意识和移风易俗的风俗主张是为当时的主流。第四章为“汉代利用礼进行社会控制的实践”。包括礼制建设、礼学复兴、礼法整合、礼义推广等诸多实践,通过这些实践举措,汉代统治者实现了对礼的制度化、文本化、法律化以及社会化,自此之后,“以礼治国”不再仅仅是一种思想主张或政治理想,而是融合制度、教育、法律以及社会道德规范为一体,最终形成一整套系统完整的礼乐文明体系。第五章为“汉代利用俗进行社会控制的实践”。相比于礼治实践,汉代的风俗控制实践内容更加繁杂,手段更加多样,相互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因此本文在介绍之时,依据是否形成了明确的制度规范将之分为制度实践和其他具体实践,但在实际上,二者存在着明显的重迭部分,如设立叁老以宣教化,既属于制度层面上的建构,又存在于于地方社会对于风俗控制的自发实践,这正是汉代礼俗控制国家约束性与民间自发性相互耦合的重要表现。而与基本上由国家主导的礼治实践不同,汉代的风俗控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地方社会的自发性,形成了典范和舆论负责引导、道德和礼义负责教化、法律和政令负责规整,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的格局。第六章为“汉代礼俗控制的特点和效果”。汉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的第二个大一统王朝,其存续时期长达四百余年,却始终保持着比较稳固的社会秩序,避免了秦二世而亡的结局,在这其中,其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代的礼俗控制模式,持续时间长、手段比较丰富,并展现出礼俗联动和民间力量的自发性等特点,不仅在当时有效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更为之后历代统治者所借鉴,对后世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然而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控制模式,在具体的实践摸索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有抵触和反复的情况发生,并在当时产生一些负面的反馈,这也是格外需要注意到的。
王长顺[4]2011年在《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研究》文中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在各自所处的一定的环境中产生、成长和发展。物质世界如此,精神世界同样如此。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对自然界生物的存在环境、人的生存环境开始给予更多关注,并进行理性研究,于是就有了“生态学”,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的认识逐渐趋于成熟,又先后有了“植物生态”、“动物生态”等。近年来,随着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学术界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精神世界,思考并总结精神生产与其所在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探究其发生规律,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目的是探究人类文化在生成、发展以至繁荣的进程中,其自身内部各要素之间,文化与其他要素之间的依存、生发、激励、消涨之关系,试图在人类文化发展中更好地把握规律,促进文化的繁荣和进步。那么,文学作为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精神之花,她不仅仅处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而且作为一个“存在物”,有着自身的文化环境及其文化之外的“文学的环境”。如果借用人类学研究术语的话,则可以用“文学生态环境”来概括。也就是说,文学处在它的环境之中,不仅与外界“环境”之间进行着符号性交换,同时,也与“环境”中的各种系统,诸如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环境之间发生着关系。有机体与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关系,可称之为“生态”,那么,文学与其“存在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称之为“文学生态”,或“文学生态环境”。汉代文学在继承先秦文学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汉赋兴盛,散文长足发展,史传文学勃兴,乐府、四言诗、五言诗占据诗坛、文人五言诗成熟,小说观念形成。这不但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而且与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也不是依附与存在的关系,它是文学与上述“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符号交换作用的有机关系,即“生态”关系。单就西汉文学来说,也毫不例外地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存在着“生态”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本质属性乃在于文学本身的各种规定性与“环境”要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我们着力探讨西汉文学所存在的环境与文学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规律,这不是简单的背景分析。文学存在的和谐状态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的和谐结构是相通的,因此,文学生态系统的和谐,必然会带来文学和谐性生存。然而,生态危机不仅发生在自然领域、社会领域,同时也发生在精神领域。在人类社会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文学艺术的命运与大自然的状况、人类精神的状况是血脉相连、息息相关的。如何在这一生态系统中让文学之树常青,就成了值得探究的问题。因此,文学生态研究是文学研究突破与创新的需要,是解救文学与文化危机的需要,是使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走出困境并改善“生存”状态的需要。我们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文学,发现并把握汉代盛世与汉代文学盛况之间的生态规律。处在汉代盛世开端及前期的西汉,其文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而这一局面与新的王朝及其存在环境之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关系,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因此,西汉文学研究也应当放在生态视野中给予观照。西汉文学生态研究,还可以补充西汉文学整体研究的不足。西汉文学研究,目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诸文体研究,有文学文化研究,有文学精神研究等等,但是,从文学生态这-具有开放性、超越性的视野,对西汉文学进行整体观照的还不多见,因此,该论题的研究能够弥补相应的不足,也可算作是西汉文学研究方面的突破与创新。论文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就政论散文(含奏议文)的嬗变与文学对政治的适应进行探讨。认为政治生态的变化影响了政论散文。西汉政论散文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生态环境下,“生长”的情况就不同。汉初,政论文内容以反思历史教训,阐说治国方略为主。武宣之时,论说文更多的则是儒学的治国功能论。到了中后期,国家政治局势走向衰落,政论文则更多的是对政治危机的担忧。西汉时期的奏议文与汉代政治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汉初治理需求使得言治国之策的奏议文丰富；然随着“黄老”、“休息无为”方略的实施,“奏议文”呈“晏息”之势；汉武帝的大有作为,又刺激了“奏议文”的“丰长”；西汉末政治的衰弊,文人们再次上书以陈政事,“奏议文”就又一次繁盛。第二章着重探讨历史散文对政治合法性论证。司马迁通过历史记述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阐释重德思想的重要功能,说明“德治”是政治合法性的保障,“以民为本”是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正统是政治合法性的表现。西汉的大统政治,乃是孕育并诞生《史记》这样伟大历史散文的政治生态环境。大一统的政治形势需要讴歌,大一统的经验需要总结,大一统的合法性需要论证。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史记》的出现就成为必然。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历史记述,分别从重德、以民为本、正统等方面阐释了历史成败得失的必然性,完成了政治合法性的论证。第叁章论述了政治对赋的介入和扶持。汉初政治统治集团有着楚地故里的地域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所表现出的对楚歌、楚舞、楚服的尚好,以及对楚辞的浓厚兴趣,就成了骚体赋发达的政治生态之一。帝王对文辞的好尚,对辞赋的兴趣,无形中使用了政治权力对文人赋家进行影响,完成了文学的建构,使汉赋辞采竞繁的特征得以彰显。此外,他们运用自己作为皇帝的政治权利,对汉赋作家讲行扶持,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赋家,推动了赋的创作和繁荣。第四章主要论述了西汉文学的意识形态环境。在道家思想意识形态环境下,文学作品中表达了老庄的哲学思想。文人用道家清静无为、万物同一的观念调节自己的苦闷和悲愤,从而形成了文学中的自遣主题。同时,他们以道家的“委于自然”来处世,就有了文士的隐逸,这也是道家思想意识形态下文学及文人的存在状况。在儒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生态环境下,无论是政论散文的现实主题,还是政论散文作家的事功精神,抑或是辞赋的“润色鸿业”,都突出地显现了儒家思想影响的痕迹。也就是说,儒学乃是政论散文和辞赋中现实精神得以强化的意识形态背景。第五章主要论述经学语境下的西汉文学。经学作为官方学术是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下得到确立的,然而经学最为基础的范本则是先秦的典籍,而这些经典都是产生在文史哲不分的文化状况下。存在于经学背景和语境下,散文与经学互相影响,就散文之于经学而言,政论散文作为经术的文本载体,承负着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政治学说,促成了儒学官方化的改造,并使得经学最终定型,确定了经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再就经学之于散文而言,西汉文章的风格受经学的影响而为之一变。散文风格由汉初的激情澎湃、气盛辞壮而变为中后期的醇厚典雅。作为“五经”之一的《诗经》,在成为官方学术的历程中,其讽谏功能得到了强化和放大。在经学语境下,作为古诗之“流裔”的赋,随着《诗经》学一道共同担负起讽谏的重任,发挥着各自的社会政治功能。另外,在经学生态下,文论话语得到催生,《诗》之教化说得到发展,“诗达情礼”说得到深化；经学还促成了“劝”、“讽”的政治功能论和“《诗》无达诂”的诗歌接受论。第六章论述了西汉文化制度对于文学的影响。西汉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私学均有所发展,为文人学士接受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也是文学的教育文化生态。汉代博士文人群体的经学修养,形成了汉代博大的文化气质,宏阔的人文精神。博士的设立和健全乃至于增加,经学的兴起、炽盛乃至于传播,对于西汉时期文学在走向自觉的特殊阶段,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第七章论述了文学与物质文化的关系。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为文学提供了其生产、存在和传播的材料。汉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对物质表现极为丰富。汉乐府中对于农业、手工业、交通业的发展情况也有所表现。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了承载、传播文学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改变,就使得文学创作在西汉成为重要的文化活动,而物质条件也使得文学作品的载体多样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让物质成为文学发展的动因之-第八章论述了礼制文化对于文体生成的生态影响。西汉时期的礼制乃是文体多样化的成长空间,礼仪文化是文体类别繁衍的土壤,礼仪制度也就成了文体的“寄生环境”。第九章主要探讨音乐文化背景下西汉前期歌诗生产及消费性质的嬗变。地域性强的各地民间歌诗、楚歌诗,连同民间仪式活动、宴乐活动的歌诗,其生产者都是民间个体艺人,具有自发的自觉性,其生产性质当是民间个体自觉生产。汉武帝大规模扩建乐府,生产新乐,此时的歌诗生产则主要是官方组织生产。因此,西汉前期歌诗有着由民间自觉生产到官方组织生产的嬗变。在歌舞娱乐艺术十分兴盛的情况下,当时的歌诗的消费主要是娱乐消费。自汉武帝设立乐府以后,歌诗的消费就有了由此前的娱乐消费到政治消费的嬗变。总之,论文在生态学视野下,对西汉文学予以观照,从政治生态环境、意识形态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作了阐说,并挖掘文学在不同的成长环境中嬗变的规律。
潘天波[5]2013年在《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场,以汉代漆艺为研究对象,旨在以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的发展进化为研究路线,通过历史与逻辑、图像与事理、文献与考古等多维方法,力图勾勒出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的奠基、建构、折变、重组与转向的进化轨迹及其嬗变规律,以期探明汉代漆工艺美学思想发展风貌,进而为复兴传统工艺文化以及提升中华文化实力提供一种实践典范与理论参照。本文研究认为,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的进化轨迹路线是：“西汉初年初步奠基——西汉中期独立发展与建构——西汉后期折变与鼎盛——东汉时期重组与转向”。西汉初年,即从高祖到景帝大约60年时间里,是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的奠基与初步发展阶段。此时,漆艺美学思想基本遵循“汉承秦制”的发展规律,以简约实用为要旨,以“守约以治广”为设计原则,以楚风浪漫为风格特色,显示出汉初工艺思想在社会政治与经济之“与民休息”的立场下进化与发展,尤其是汉初的青铜器退位与漆器兴起,充分体现了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的进化原则：“用进废退”。至西汉中期,即西汉武、昭、宣叁代,是汉代漆艺美学思想走向独立发展的繁荣阶段。此时,漆艺在社会各方面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中开始颇有建树,逐步从生活工艺走向实用艺术化之路,漆艺美学思想以“大美”思潮为基调,在“法天象地”的造像原则与“崇文尚实”、“深沉雄厚”的品格建构中走向成熟与繁荣,尤其是官府漆器经营及其工艺的政治权力化,成为这一时期工艺美学思想的典型特征。到西汉后期,即从元帝到王莽新朝前期大约60年的时间里,汉代漆艺在发展中发生进化意义上的突变,并达到鼎盛高峰,其发展特点是从装饰之风中走向贵族化之路,漆艺着力追求繁缛化装饰,就连当时中国西北与西南夷民族漆艺也在民族文化进化中实现了自己的突变,推崇“错彩镂金”、“银口黄耳”之美,演绎汉代漆艺装饰美学思想。在东汉约200年的历史中,漆艺发展逐渐走向衰微与转向,漆艺美学思想遭遇宗教式的归隐,也遭遇“致用为本”的艺术批评,并在夹纻佛像与绿沉漆等玄默之风的追求中“另辟蹊径”,尤其是漆器被青瓷器取而代之,反映出汉代漆艺的又一进化原则：“适者生存”。通过对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的递进与嬗变的进化论分析,本文认为,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的进化规律与发展历程的基本特色是：第一,汉代漆艺美学思想进化的一般规律是遵循汉代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等时代语境,尤其是汉代主流儒教神学美学思想浸透下的物质产物；第二,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的基本规定为汉代漆艺美学思想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并渗透口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显示汉代漆艺之艺是手工艺与设计之间的艺,漆艺之道是生活之道,漆艺之美是日常与民用之美；第叁,汉代漆艺美学思想进化的动力来源包括汉代工艺的身体意识、神话图像叙事、贵族权力以及儒释道思想协进发展等。身体意识是相对于漆器为身体享用的功能而言,神话叙事是针对漆器纹饰审美设计,贵族权力是从漆器的生产与管理体系以及服务对象而展开,儒释道思想发展是根据漆器形式背后的文化意义视点。换言之,汉代漆艺美学思想发展动力是依据漆器之功能、审美、生产与管理、服务对象与形式意义等视角展开,显示漆工艺的实用功能与美学意义的双重规定；第四,汉代漆艺美学思想进化形成自己独特的“保守基因”或汉代漆艺实践的基本美学命题。如汉代漆工艺设计之“守约以治广”、“大美”、“规天矩地”、“自然相生”、“致用为本”等基本实践命题,它们共同反映出汉代漆艺设计思想的最高美学追求。其中“守约以治广”是漆艺设计的根本方针,“大美”是漆艺设计的整体风貌,“规天矩地”是漆艺设计的造像原则,“自然相生”是漆艺设计的主体美学规律,“致用为本”是漆艺设计的功能原则；第五,汉代漆艺的艺术互动、境外流传、惠泽生活、影响后世等内容彰显出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独特的美学思想魅力与历史价值维度。总体言之,汉代漆艺是汉代人寻求固有的“汉风姿态”,是汉代工匠灵巧双手的智慧之物。官府与地方特有的乡土工艺之发展给予了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的特色,还保证了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的健康与美,充分显示了古代中国是一个创新的民族。同时,汉代漆艺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巨大的丰碑,它的美学思想是一代又一代能工巧匠的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更是汉代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的产物。在汉代漆艺美学研究基础上,本文最后提出正宗漆艺的工艺特色、产业优势、美学理想、社会担当以及漆艺的当代复兴等重大问题,对于如何继承传统文化与创新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相信：传统漆艺的生命与价值不会枯竭。在当代生态立场下,它至少在能源、环境、生活、美学等方面有所担当,为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杨喆[6]2014年在《文化传播视野下广东文化的传承与嬗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运用文化研究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从文化与传播互动关系的视角,探讨广东文化的传承与嬗变过程。本研究通过对已有史料和既往研究的考据,从两条脉络出发归纳出广东文化的发展历程,即历史上的两次飞跃和叁次转型。两次飞跃的时间节点分别为辛亥革命和改革开放,叁次转型是秦汉时期至晚清期间的从原生态本根文化向封建大一统中原文化的转型,清末民初的从封建文化向近代民主文化的转型,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本研究通过对广东文化进行历史溯源,对大众传播的功能作用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其中包括对广东文化传承与嬗变的影响因素分析、广东文化传承与嬗变中传播的功能作用的梳理和广东文化传承与嬗变中传播的作用机制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广东文化与大众传播二者互动关系等理论命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本研究分析了大众传媒和文化传统因素对广东文化的传承和嬗变的影响。大众传媒既是文化的载体,其自身也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它继承、发展、改变乃至重塑了广东文化的整体格局。其次,本研究梳理了国家话语在塑造和推动广东文化演变过程中的传播机制,分析了报刊、广播、电视与互联网为核心机制的广东大众传播发展历程和现状,并通过研究传媒在广东文化对内对外传播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来理解广东文化与大众传播二者的共生与互动关系。本研究从传播主体、内容、渠道、受众和效果等传播模式五要素出发,分析了当下广东文化传播存在的问题,包括文化传播缺乏整体性、内容表达失衡、传播渠道乏力等,并针对性地提出提升广东文化传播力的建议。同时,本研究通过广东文化传播的过程进行五个面向的分析,解释了广东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问题,提出了对提升文化传播力的对策,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侯立兵[7]2005年在《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一篇以汉魏六朝赋为基本文本的赋学论文。在材料梳理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论文分别从文学源流、文学生产学、哲学、接受学、民俗学、文体学、题材学和意象学等视野对这一时期的赋体文学进行了多维考察。除绪论和结语之外,全文共分9章,25万余字,随文插入各类统计表格14幅。 绪论部分除了陈述本文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相关学术背景之外,着重阐述了研究的主要思路和基本方法。文化阐释、人本立场、文学本位和多维透视是本文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也是所有论述的四条基本原则。 第一章从源流论的角度来探究汉魏六朝赋体文学,着眼于文化精神之变迁,历时态地考察赋在汉魏六朝期间嬗变的主要规律。首先分别从诗骚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等视角对赋的文化精神之源予以探析,认为《诗经》的讽谏传统、楚辞的骚怨精神、纵横家的雄伟气度以及地域、民间、史官、巫觋等文化因子共同融汇成了赋的文化精神之源。接着,从外在形式和内在精神两方面考察赋在汉魏六朝八百年期间演进的基本轨迹及其文化成因,认为抒情因素日趋强化、个体意识逐渐增强和批判精神日益显露是这一时期赋的文化精神嬗变的主要特征。 第二章从文化生产学的视野来考察汉魏六朝赋。本章在探究赋的生产机制时,着重将那些带有制度性意味的问题作为讨论重点,集中论述了献赋、试赋、酬赋、和赋的留存状况、表现形态和文化生成等相关问题。 第叁章从接受学视野来考察汉魏六朝赋。文学接受学涉及范围甚广,本章主要选取了在赋体文学发展进程中较为突出的模拟与批评问题作为讨论重点。在探讨模拟问题时,本章对赋作群、同题赋等现象予以了分析,并从社会环境和心理动因等方面分析了模拟之风盛行的原因。在论及批评时,本章着重阐述了赋学批评的诗学视阈、功利与审美的矛盾、事类与情义的关系叁个主要问题。 第四章从哲学和宗教视野来分析儒释道玄入赋的问题。为了突出重点,文章以时间段分别论述儒道与两汉赋、玄学与魏晋赋、佛教与南朝赋的关系。在探讨完儒道分别给汉代体物、言志两类赋带来的影响之后,本章还描述了玄学给魏晋赋所带来的老庄的哲理命题、逍遥的人生境界和浓郁的思辨色彩。随后,从题材引入、艺术浸染等方面讨论了佛教对南北朝赋的影响。 第五章则主要从民俗学和俗文化的视野来观照。在这一章中,汉魏六朝赋中所蕴藏的节日、婚育、信仰、礼仪和游艺等民俗文化内涵得以发掘;作为雅文化
张少伟[8]2013年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原地区新型农村村落空间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我国土地资源匮乏的问题更加严峻，国家实行城乡一体化战略解决“叁农”问题，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随即展开。农业是中原地区的主要特征，随着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农村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当前对于农村村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典型传统乡村聚落的空间布局与文化传承；二是农村被动城市化进程中空间格局及土地利用问题。而针对量大面广的普通农村在快速城镇化冲击下的建设发展问题关注较少，特别是真正可用于指导新型乡村社区空间建构模式的系统理论尚未确立。本文从中国农村的历史研究开始，梳理中国农村村落的发展轨迹，分析村落的发生机制，探讨其发展演变的动力及影响因素。剖析农村村落的复杂系统性特征，解析基于农耕文明的传统智慧，归纳其在功能组织和空间形态上的文化表达，提出传统农村空间的特征是生产与生活的融合。对城市化的概念内涵、阶段特征、动力机制和模式类型进行深入解读，探寻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农村和农业发生的巨大变化，指出生产和生活的剥离是中国农村现阶段的基本特征。总结和反思中原地区新农村建设实践，归纳总结出“合村并城”“和村并镇”“迁村并点”和“原地保留”等整体性的中原地区农村村落的演进模式。分析中原地区农村村落的空间结构特征，调研解读传统农村公共生活的发生机制，调研分析新型农村社区空间环境现状，对比研究农村社区生活的矛盾与需求，探讨在聚集的大背景下乡村型社区的空间模式。通过对传统乡村宅院生活实态的调研，基于对居住空间的使用现状解析和未来需求变化的推测，结合新型农村社区住宅居住生活的研究，尝试提出生产与生活剥离状态下的新型乡村住宅空间模式。
黄玲[9]2011年在《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文中指出越南在地理生态上与中国唇齿相依,两国边疆地区在民族主体和文化传统上呈现为同根异枝的发展样态。学界以往多从汉文化对越南文学的影响进行探讨,关注越南的汉文学和越南文学的经典,对中国汉文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有深入研究。但越南民族文学潜隐的骆越民族文化传统却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研究是宏观指导下的微观研究,在深入历史、观照全局的前提下,以中越跨境民族民间叙事文学为切入点,运用比较文学学术理念,采用文学人类学研究思路,将文本细读和田野调查相补充,对叁个各具特点又同具共性的文学个案进行比较分析,重返中越民族文学发展之真实的历史场景和文化语境,并观照中越跨境民族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由此得出了一些新材料、新论点。第一章首先梳理了越南民族与中国民族的族群关系与文化渊源,指出中越跨境民族在族源上的同根异枝和在文化上的多层共生。由此提出“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是居住在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之文学,具有多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指文学卞体是中国与越南两国的跨境民族。不仅仅包括中越两国少数民族,两个国家的主体民族也彼此跨境而居。第二层涵义是指其文学具有汉族、骆越和越南民族等多元文化的融合。第叁层涵义是指内容上包括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部分,尤其偏重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中的民间叙事文学。本研究以民间叙事文学为切入口,对中越跨境民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跨境民族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存在,而是在两个国家的地域范围内跨境迁徙,在不同性质的文化中游走出入。研究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涉及到中越两国众多民族间的源流、迁徙、演进和发展。而民间叙事的性质又使得这些文学叙事,成为祖先历史记忆、民族文化传统、民间社会现实和民众真实情志的多元集成。第二章中越侬智高传说,通过对历史文献和口头传说的搜集,并辅以笔者走访中越边境进行调查所获的田野材料,进行比较分析和文化解读。越南北部民族的侬智高传说与中国壮族侬智高传说不同,其结构模式为英雄神话与史实人物的结合,叙事内涵上偏向于神话叙事,演述祖先历史记忆和民族文化传统,如“断头再植”和“竹育兵马”神话母题的原型及其衍化,真切展示了跨境民族的生命历程,还原了骆越民族的深层传统。越南侬智高传说作为富有生命底蕴民间叙事文学,为国家话语借用并提升为国家英雄；在民间叙事里却是对生命崇拜的弘扬,成为越南北部民族所敬奉的祖先神,生殖神和农业神；这对于中国民族文学的多元重建也是一个有机的补充和丰富。第叁章比较中越《金云翘传》,民间性契合是阮攸将中国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移植到越南的原因。但青心才人的写作是边缘个体在主流话语中争取言说权力的策略,阮攸《翘传》是通过女性命运来关怀社会民生和反思民族文化。从阮攸《翘传》具有深度模式：越南传统的女性信仰与母道信仰。阮攸用六八体喃诗传来叙事抒情,是将[民族叙事与女性叙事结合起来,翠翘成为越南民族的文学原型,蕴藉着牺牲和救赎的精神,也成为对权力中心和男权话语进行反抗的叙事文学释放出鲜明的民间性质。《翘传》在京族地区传承,为跨境民族寻求主体认同和身份定位提供了文化资源。第四章：中国京族民间流传着一首用京语演唱用喃字记录的叙事长诗《宋珍歌》,其来源是越南喃字长篇叙事诗《宋珍菊花》。本文通过将京族《宋珍歌》和越南《宋珍菊花》与《宋珍新传》进行互文解读,来凸现中越双边民众被遮蔽或遗落的文化交往和精神建构。《宋珍歌》整个叙事中,贫家子与富家女的爱情婚姻是一条贯穿的主线,叙事核心是“家庭”,并以“家庭”为基点,展开了对“家庭”之上的“国家”与“家园”之外的“异域”之集体想象,是跨境民族面对前后两个国家主体,在现实生存、情感想象和文化认同层面的复杂境遇与应对策略。《宋珍歌》对中国民间故事的聚合拓展了民间叙事文学的叙事张力,生动表达和诠释了他们祖先所蕴育、发展并承袭下来的生存智慧与民族精神,释放出乐观的理想主义色彩。第五章是分析总结和规律探讨。本研究所选的跨境民族文学都具有口头传述、跨境传承和活态演绎的特点,这些文学叙事不仅指向历史也存在当下,并对未来富于启示。中越跨境[民族文学的精神核心是民间性：包括民间文化的滋养和民生关怀的触动。其叙事模式也带有民间特征：主人公是一位民间英雄,蕴藉着民族传统的文化原型与神话意象,采用“远行——归家”的情节结构,体现出跨境民族迁徙时对故园和家庭的深层情感,以及面对新的国家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认同诉求。中越跨境民族文学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一是民间历史的记录,这一文学是建构在民间立场上的想象和虚构,反映民众真实的生活和情感,呈现出与国家意识形态主宰下的主流话语相异趣的一面。其二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这些古老鲜活、质朴丰富的民间叙事,有一些在本国被遮蔽或者遗落的原始信息却在跨境民族的文化场域中得到较好保存。其叁是多元共生的文化场。在中越跨境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中,蕴藉着汉文化、骆越文化、越南文化的累积,充满了民间叙事、文人叙事和国家话语的互动,呈现为多种文化的“共在形式”。本论文具有如下特点：1、本论文将跨境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不再囿限传统的异同比较和渊源追溯,而是在此基础上,去把脉中越跨境民族文学互动共生的深层原因,得出民间性是中越跨境民族文学的精神契合点。而且通过对民间社会和民族历史的全面观照,发现了中越跨境民族在民间叙事、文人叙事和国家话语中生存发展的智慧的文化策略和独立的精神诉求。2、本论文可以说是将文学研究置放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作的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文学解读和文化阐释。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论文以民间叙事文学为切入点,以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为基点,运用古代典籍文献为参照,文本细读与田野考察相结合、文学分析与文化阐释相印证,所提出的问题和取获得的结论为学界今后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新依据。3、本论文既有对越南民族文学的经典文本进行全新阐释,也有在跨境民族的民间叙事文学解读中对中越文学交流图景的新发现。这些研究弥补了当今学界对越南文学和民族文学重视不足、研究不够的缺憾。本论文通过阐释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学现象和文化内涵,通过探讨中越跨境民族民间叙事文学的发展衍变,去触摸中越民族文学互动与创生的发展脉络。民间叙事中丰富质朴的文学表现,展现出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骆越文化深层的文化渊源,也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中越两国主体民族和中心地区被遮蔽或遗落的民间文学,充实了我国多民族文学的丰富内涵。本论文尝试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例,意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广泛深入的探讨。
王歌雅[10]2006年在《中国婚姻伦理嬗变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婚姻伦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作为社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规范婚姻关系、促进婚姻和谐、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探寻婚姻伦理的内涵、演进及相关范畴，对阐释中国婚姻伦理的特质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婚姻伦理的定位，捕捉婚姻伦理的特点，描述婚姻伦理的演变，界定婚姻伦理的价值。通过对婚姻伦理相关范畴的把握，透视婚姻伦理与法律、经济、政治、宗教、风俗、文艺等范畴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婚姻伦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体系完备、适用全面、价值明确，并形成了以基本原则为核心，以基本规范为内涵，以具体应用为目的的婚姻伦理规范体系，体现出独特的社会价值和家庭价值。 中国近代的婚姻伦理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既有对中国古代婚姻伦理的继承、反思与扬弃，又有对中国当代婚姻伦理的昭示、积淀与超越。透过婚姻伦理的嬗变情境，可以感受到太平天国时期、戊戌维新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婚姻伦理思想的价值趋向。 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背景下，中国婚姻伦理以思想为内涵，以法律为手段，以风俗为导向，最终实现了自身的超越——由近代型的婚姻伦理向现代型的婚姻伦理的嬗变，它推动了婚姻制度的改革，带动了婚姻伦理风尚的变革。
参考文献：
[1]. 融合中的嬗变—汉代政治文化传承研究[D]. 曲洪波. 辽宁师范大学. 2004
[2]. 汉代文学中的神话研究[D]. 张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3]. 汉代的礼俗与社会控制[D]. 李东泽. 山东师范大学. 2018
[4]. 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研究[D]. 王长顺.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5]. 汉代漆艺美学思想研究[D]. 潘天波.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6]. 文化传播视野下广东文化的传承与嬗变研究[D]. 杨喆. 武汉大学. 2014
[7]. 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D]. 侯立兵. 陕西师范大学. 2005
[8].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原地区新型农村村落空间模式研究[D]. 张少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3
[9]. 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D]. 黄玲.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10]. 中国婚姻伦理嬗变研究[D]. 王歌雅. 黑龙江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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